网络受欺负

网络受欺负（通用3篇）

网络受欺负 篇1

网络受欺负指的是个体在电子信息交流过程中反复受到其他个体或群体欺负的现象[1],由于具有欺负者的匿名性、存在大量潜在观众和无时空限制等特点,对个体造成的伤害往往比现实欺负更严重[2]。以往研究表明,抑郁是与网络受欺负相关最密切的心理问题。网络受欺负的频率越高,则青少年会表现出越多的抑郁症状[3]。抑郁症状作为困扰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之一,对于其学业和社会功能均产生负面影响[4]。探讨网络受欺负与抑郁的关系,对于提高学校及社会对于网络受欺负现象的关注,从而对网络受欺负引起的抑郁症状采取及时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于2014年5 - 6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赣州市3所重点中学的560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旨在探讨初中生网络受欺负与抑郁的关系,以及反刍思维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赣州市3所中学初一 ~ 初三的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583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实得有效问卷560份,有效率为96. 05% 。其中,男生237人(42. 32% ),女生323人(57. 68% )。年龄范围在11 ~ 1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3. 63±0. 87岁。

1. 2 研究工具

1. 2. 1 网络受欺负量表( E - Victimization Scale)

由Lam和Li(2013)编制,共6道题目,采用7点计分,表示0 ~ 6次及以上的受欺负的频率,得分越高表明受欺负的频率越高。该量表在中国被试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 87。

1. 2. 2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S - D)

由Radloff(1977)编制[6],用于评价当前个体抑郁症状的频度,着重测量抑郁情感或心境。共20道题目,采用4点计分,从“0 = 偶尔或无”到“3 = 多数时间或持续”,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 81。

1. 2. 3 反刍思维量表( 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

由Nolen - Hoeksema(1991) 编制,共22道题目,采用4点计分,从“1 = 从不这样”到“4 = 一直这样”,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反刍思维水平越高。问卷共包括3个维度,分别是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该量表在中国被试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7]。本研究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 81 ~0. 87,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 91。

1. 3 程序和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由两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使用统一问卷进行团体测试。问卷结果采用SPSS18. 0统计软件录入并分析数据。

2 结 果

2.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考察初中生抑郁、网络受欺负和反刍思维的总体状况,本研究对各变量的总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从表1可知,初中生抑郁的总平均分(M = 0. 92) 低于中等临界值2. 5分(t = - 36. 35,P < 0. 001)、网络受欺负的总平均分(M = 0. 83)低于中等临界值3分(t = - 47. 81,P < 0. 001)、反刍思维的总平均分(M = 1. 95) 低于中等临界值2. 5分(t = - 10. 32,P <0. 05) 。

(M ± SD)

2. 2 初中生反刍思维、网络受欺负和抑郁的相关

为考察反刍思维、网络受欺负和抑郁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三者进行相关分析。由表2可知,反刍思维、网络受欺负和抑郁之间的相关均显著(P < 0. 01),说明反刍思维、网络受欺负和抑郁三者具有相关关系。

注:*P < 0. 05,**P < 0. 01,***P < 0. 001,下同。

2. 3 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2显示反刍思维、网络受欺负和抑郁三者之间均相关显著,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为检验反刍思维在初中生网络受欺负和抑郁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先将反刍思维、网络受欺负和抑郁各变量中心化,然后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第一步以抑郁(y)为因变量,网络受欺负(x)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以反刍思维(m)为因变量,网络受欺负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第三步以抑郁为因变量,将网络受欺负和反刍思维同时放入回归方程。结果见表3。由于依次检验(指前面3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所以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显著。又由于第4个t检验也是显著,所以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 469×0. 117 =0. 05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 054 /0. 467 = 11. 56% 。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初中生抑郁水平、网络受欺负频率与反刍思维水平均显著低于中等临界值,这说明初中生在这三方面的状况总体上呈现良好态势,但并不意味着学校和社会可以忽略相关方面的预防和干预工作。青少年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自我的同一性[8]。个体处于抑郁状态,对待事物持消极态度,往往否定自己,这对于人格的积极发展具有严重的破坏性。

本研究发现网络受欺负与初中生抑郁水平呈正相关,说明网络受欺负的频率越高,抑郁水平就越严重。这与国外研究一致[9]。以往研究指出,现实受欺负能够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与个体的抑郁及自杀意念存在显著的正相关[10]。其实,网络受欺负与现实受欺负都是基于双方力量的不平衡,其中一方受到另一方反复地攻击,对于受欺负者来说均属于一种负性生活事件。网络受欺负的背景发生在网络环境中,使得欺负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并且网络信息的持久性对于受欺负者能够产生更持久的伤害[11]。同时网络欺负的匿名性使得受欺负者不能进行有效的回应,常常对于网络欺负束手无策[12]。这些特点使得网络欺负比现实欺负带给受欺负者的负面影响更加深刻,因此网络受欺负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反刍思维是指当个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之后,个体的思维停留在生活事件的影响之下,不断地想“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是“如果总是这样,我将不能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即反复思考事件的原因、后果及其给自己带来的感受等内容[13]。以往研究表明,反刍思维能够引发个体的负面情绪,例如抑郁、焦虑等,对个体的 心理健康 有严重的 消极影响。Mc Bride等人研究指出,反刍思维是抑郁症状的认知易感因子,往往会引发、延长或者加重个体的抑郁水平[14]。本研究结果显示,反刍思维水平越高,初中生抑郁水平也越高,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反刍思维在初中生网络受欺负和抑郁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见,网络受欺负对抑郁水平既存在直接影响,同时网络受欺负又通过影响反刍思维间接影响抑郁水平。网络受欺负作为负性生活事件,使得初中生经常会反复思考“为什么别人会欺负我”、“这样受欺负,我可能不能安心学习了”,通过这种反刍思维,个体的抑郁症状随之加强。因此,针对初中生由于网络受欺负导致的负面情绪预防与干预工作,应重点关注两者之间的中介机制,通过教师与家长的引导,降低学生的反刍思维,从而更有效的降低其抑郁水平。本研究中,反刍思维在网络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比较小(中介效应只占总效应的11. 56% ),大部分的效应还是通过直接路径或其他中介过程实现的,今后的研究中,应继续探讨网络受欺负与初中生抑郁之间的其他中介机制。

摘要：目的:探讨初中生反刍思维在网络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为青少年网络受欺负引起消极情绪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依据。方法:选取赣州市560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网络受欺负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和反刍思维量表调查。结果:1初中生网络受欺负、抑郁和反刍思维的总平均分均低于中等临界值;2网络受欺负、抑郁与反刍思维三者存在显著正相关;3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网络受欺负和反刍思维均能显著预测初中生抑郁水平,反刍思维在网络受欺负与初中生抑郁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初中生网络受欺负可以直接影响其抑郁水平,同时又通过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对初中生抑郁产生间接影响。

关键词：初中生,网络受欺负,抑郁,反刍思维

欺负及受欺负小学生同伴关系分析 篇2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分层整群抽取海口市琼山区、秀英区与美兰区的6所小学共742名学生。其中私立、公立一般与公立示范小学各2所,每所小学采用完全随机的方法在三~六年级各抽取1个班进行调查。有4所小学的校长拒绝六年级学生参与调查,4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因参加活动没参加调查,共调查三年级学生85名,六年级学生89名,四年级学生195名,五年级学生350名,23名未填写年级。男生423名,女生297名,22人未填写性别。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1.14±1.66)岁。

1.2 调查工具

1.2.1 欺负行为角色分类

采用国际上通用的 “二分法” 分类标准[1],将在“这个学期你在学校里被别的同学欺负过吗”一题中选择“有时发生” 、 “每周1次” 和 “每周几次” 的学生确定为“受欺负者”,然后再将其中选择“每周1次” 和 “每周几次” 的学生确定为“严重受欺负者”。将在“这个学期你在学校欺负过别的同学吗”一题中选择“有时发生”、“每周1次”与“每周几次”的学生确定为“欺负者”,将在2个问题上均选择“有时发生”、“每周1次”与“每周几次”的学生定义为“欺负/受欺负者” 。其余的学生为“未参与者”[1,3,4]。

1.2.2 同伴提名法

采用“在班上你最好的朋友是谁(最多写3个)”测量正向提名,采用“你最讨厌的同学是谁(最多写3个)”来测量反向提名。将个体的正向提名、反向提名的次数与所在班级相应平均数的差值除以班级标准差,得到个体正向提名与反向提名的标准分数[5]。将正向提名的标准分数称之为同伴接纳(ML),标准分数越高,表明同伴接纳越高,喜欢他的人越多;将反向提名的分数称为同伴拒绝(LL),标准分数越高,表明同伴拒绝越高,讨厌他的人越多;两者标准分数之差称为社会喜好分数(SP),表明喜欢他的人多于讨厌他的人;两者标准分数之和称为社会影响分数(SI),表明不管喜欢还是讨厌,被人注意的比例高。在此基础上将学生的同伴地位分为5组:受欢迎组(SP>1,ML>0,LL<0)、被拒绝组(SP<-1,ML<0,LL>0)、被忽视组(SI<-1,ML<0,LL>0)、有争议组(SI>1,ML>0,LL>0)和一般组(所有其他儿童)[6]。

1.3 施测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纸笔测试,采用匿名答卷方式进行。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做主试,负责全部施测工作。班主任做助手,负责维持秩序,但不能接触学生问卷。学生在课堂内填完后由主试当场回收。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5.0进行频率统计、相关分析、方差分析、t检验、F检验与χ2检验等。

2 结果

2.1 欺负行为角色与同伴接纳的关系

以性别与欺负行为角色为自变量,以同伴接纳为因变量做单因变量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在同伴接纳上的主效应无统计学意义(F=0.767,P>0.05),欺负行为角色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4.111,P<0.05),差异主要发生在未参与者与受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欺负者之间,未参与者的同伴接纳均高于后三者,但后三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欺负/受欺负情况与性别的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2.901,P<0.05),男生受欺负者的同伴接纳低于女生,女生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的同伴接纳低于男生,而未参与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2.2 欺负行为角色和同伴拒绝的关系

以性别与欺负行为角色为自变量,以同伴拒绝为因变量做单因变量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的主效应(F=3.39,P>0.05)、性别与欺负行为角色的交互效应(F=0.107,P>0.05)均无统计学意义,欺负行为角色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3.345,P<0.05)。差异主要发生在未参与者与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之间,未参与者的同伴拒绝显著低于欺负者与欺负/受欺负者,但未参与者与受欺负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2.3 受欺负者是否求助与同伴接纳及同伴拒绝的关系

是否求助在同伴接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3,P<0.01),求助者的同伴接纳标准分(0.02±0.99)高于不求助者(-0.24±0.86),但是否求助在同伴拒绝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59,P>0.05)。

2.4 欺负行为角色与同伴地位的关系

欺负行为角色的同伴地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9.125,P<0.01)。欺负者与欺负/受欺负者被拒绝的比例高于其他组,欺负/受欺负者与受欺负者被忽视的比例较高,未参与者的同伴地位总体上比其他组要好。同时引进性别变量,发现差异主要发生在男生(χ2=25.59,P<0.01),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8.67,P>0.05)。男生欺负者与欺负/受欺负者的被拒绝比例高于其他组,欺负者受欢迎比例高于受欺负者与欺负/受欺负者,而受欺负者与欺负/受欺负者的被忽视比例最高。见表2。

将受欺负者分为轻度受欺负与重度受欺负,用χ2检验受欺负程度与同伴地位的关系。结果表明,欺负的严重程度在同伴地位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85,P<0.05),重度受欺负者被拒绝、被忽视的比例高于轻度受欺负者,而受欢迎的比例低于轻度受欺负者。见表2。

3 讨论

研究发现,欺负者的同伴拒绝水平最高,但同伴接纳处于中等水平,与王美芳等[1]的研究结果一致。男生欺负者被拒绝与受欢迎的比例均高于受欺负者,受欺负者被忽视的比例高于欺负者。与有关研究结果[1,7]部分一致。表明男生欺负他人对其在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并没有影响,只会影响其受拒绝程度。原因可能在于受欺负的人固然会拒绝讨厌男生欺负者,但是其他人却会认为他很有支配力而喜欢他,从而进一步助长了男生的欺负行为。这可能是欺负行为学校整体干预方案中通过制订反欺负行为制度、主题班会等方式,倡导与建设反欺负的校园与班级文化,能够有效干预欺负行为的原因之一[8],因为通过上述措施可以削弱男生欺负者的同伴支持网络,降低其同伴接纳。

其次,本研究也发现受欺负者的同伴接纳低于未参与者,而同伴拒绝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国外研究结果[9,10,11]部分不一致。其研究结果显示是否成为受欺负者与其同伴接纳及同伴拒绝关系明显,这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受欺负的男生其同伴接纳低于女生,女生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的同伴接纳低于男生,而且男生受欺负者中被忽视的比例也高于女生。原因可

能与社会文化对男、女生的性别期待有关。社会通常认为,男生应该勇敢、坚强、有控制力,而受欺负却表现得软弱、无能,因而受欺负会使男生的社会支持更糟糕,给男生带来的影响更大。社会对女生的期待是温柔、贤惠、安静,因此受欺负并不是无能的表现,女生也不会感觉到羞耻,人际关系也会较男生好,但女生中的欺负者因为与社会的期待不一致,因此其同伴接纳低于男生,与武萌等[12]的研究部分一致,即欺负者与非卷入者将被欺负者与女孩相联系[12]。

受欺负程度与同伴地位有显著关系。受欺负程度愈重,被忽视的比例越高,而受欢迎的比例越低,这与国内外相关研究[13]一致。同时也得到了是否求助同学与同伴接纳关系结果的验证。本研究发现,求助同学或朋友的受欺负者其同伴接纳高于不求助者,但与同伴拒绝无关。表明较低的同伴接纳与同伴地位,使受欺负者没有朋友可以求助,这让受欺负者感到无助、羞耻,并且无法有效摆脱受欺负的境况,而不仅是受欺负者害怕报复不敢求助[14]。因此,如何帮助受欺负者获得友谊,提供可以求助的对象与社会支持系统,将是帮助求助者摆脱受欺负状况的一条重要途径,如训练受欺负者的人际交往能力、成立反欺负同盟和帮助受欺负者团体等[15]。

摘要：目的 探讨欺负、受欺负小学生的同伴关系,为校园欺负行为的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海口市6所小学的742名三～六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的同伴拒绝显著高于受欺负者(P<0.05)。男生受欺负者的同伴接纳显著低于女生,女生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的同伴接纳显著低于男生(P<0.05)。求助者的同伴接纳高于不求助者(P<0.01)。男生欺负者与欺负/受欺负者的被拒绝比例高于其他组,欺负者受欢迎比例高于受欺负者与欺负/受欺负者,而受欺负者与欺负/受欺负者的被忽视比例最高(P<0.01)。结论 小学生同伴关系存在欺负行为角色与性别差异。

论网络欺负的治理对策 篇3

关于网络欺负概念的界定,早期的美国学者认为,网络欺负是指以伤害他人为主观目的使用现代通讯技术故意地、反复地针对个人或者集体的行为。国内学者李醒东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大量普及,网络欺负作为一种新的校园欺负方式应运而生,这种方式因其更为隐蔽和更具伤害力而备受关注。在网络环境下,个人或者团体利用信息或者交流技术,如即时信息、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个人网站和网上论坛等对他人进行蓄意、反复、恶意的欺负。

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都是从网络欺负的发生环境、行为的发出者和受害对象以及行为造成的危害等方面,对网络欺负的概念进行界定的。笔者认为,网络欺负作为欺负的一种最新的形式,它是随着青少年利用计算机和手机进行社会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欺负因其隐蔽性和匿名性,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将会产生更大的危害。

二、网络欺负的成因分析

网络欺负现象是不是仅仅意味着传统校园欺负在手段或方式以及空间上的一种延伸?倘若从欺负的本质上讲,命题成立。然而,网络冲突不仅仅意味着欺负的一种新手段,更关键的是它是一项综合效应。因此,我们在讨论网络欺负的成因时,可以从多维度进行剖析:

1、法律真空

传统校园欺负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容易找到欺负者,外界也易干预。而网络欺负通常发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匿名性、隐蔽性更强,监控难度大。此外,我国在治理网络暴力犯罪行为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如何界定“网络欺负”此等校园暴力,网络欺负能否入罪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虽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刑法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民法也规定,侵犯他人隐私权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这些法律规定,并不是针对网络的,在实际运用中还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和不足,使得网上违法无法可依。

2、青少年认知能力

网络欺负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而出现的社会问题,在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身上都有发生,但据资料显示,目前网络欺负主要集中在未成年人身上。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处于青春期,情绪不稳定,对外界刺激极为敏感,但又缺乏基本的应对能力,不能承受正常的环境压力。当冲突产生时,个体以为情绪和冲动控制,力图凭借力量对比的优势而非理智地控制环境。凭借网络暴力的匿名性、便捷性,施暴者完全可以摆脱现实生活中力量不均衡现象。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QQ、博客、face book、人人网、百度贴吧等诸多方式,进行网络诋毁、网络盯梢、网络骚扰、披露他人隐私等一系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三、网络欺负的对策

网络欺负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因此要规范青少年的网上不良行为,对不良信息加以控制,相关法律加以强化。大都数学者都主张建立一个集未成年人自身、学校、国家立法等多维度的保护网络,才能从根本上制止甚至铲除校园欺负。

1、立法规范

立法先行。各国经验已经表明,立法是打击网络欺负相对有力的一种措施。近年来,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特别针对青少年网络欺负的相关法规,借此对欺负行为的后果以及相关机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从而指导类似网络欺凌案件的起诉和裁决。我国关于网络欺负的现行立法尚不完善,应该借鉴外国经验,立足本国国情,促进相关法律政策的出台。

2、青少年责任

在网络欺负防治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受欺负者本身。我们要通过教育与帮助,提升他们的认知能力与法律意识。欺负行为中,受欺负者的“沉默文化”根深蒂固。受欺负的青少年害怕学校与家庭的干预会使欺负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害怕告发之后会面临更大的报复。因此,青少年要积极主动地报案,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对于网络欺负的实施者而言,我们要提高他们对网络欺负危害结果的认识,意识到此行为的法律后果,摒弃这种消极报复的思想。

3、学校责任

学校作为青少年接受教育、结交新朋友的场所,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学校应采取相应干预措施,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例如为被欺负的学生开通热线电话使其遭遇欺负时能及时向学校反映;由学校相关人员共同讨论干预方案的制订,并成立教师干预小组,指导监督方案的执行情况;经常开校会和家长会,及时与家长沟通,交流学生的异常行为;制订一整套反欺负措施,修订学生守则,明确规定:通过电子方式或手机进行的欺负行为,也会像传统的校园欺负行为一样受到严肃对待和处理;强调学校的学生生活管理,规定学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并有效地处理已经发生的欺负事件。

摘要：网络欺负是指个人或者群体使用信息传播技术有意、重复地实施旨在伤害他人的恶意行为。网络欺负具有匿名性、隐蔽性,难于监控的特点。它是校园欺负的一种新兴形式,也是存在于各国青少年之间的普遍现象。本文介绍了国内外关于网络欺负的概念界定,分析了网络欺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立法、青少年本身、家庭、学校等多维度对网络欺负的治理提供了对策。

关键词：青少年,网络欺负,干预

参考文献

[1]盖晓松,方富熹.我国校园欺负的现状与对策[J].东北师大学报,2003,4:136-1411.

[2]Kraft E1Cyberbullying.A worldwide trend of misusing technology to harass others[C].Commerce&Governance,2006,36:155-1661.

[3]CNNIC.2008-2009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EB/OL].[2009-01-16/2009-10-03].http://research.cnnic.cn/html/1245132193d646.

[4]Smith PK,Mahdavi J,Carvalho M.etal1Cyberbullying: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J].Child Psychol Psychiatry,2008,49(4):376-3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