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精选8篇）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 篇1

浅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

1921年7月23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是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的日子。从此中国革命面貌开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饱受灾难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人民没有得到革命党派正确的领导。比如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从他们失败的原因来看，一个是农民阶级的局限，另一个是中国名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些失败的教训提醒着中国的革命者，要想挽救中国。必须要有新的思想，创建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正是由于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新生了一股重要的阶级力量，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暴发之际，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开始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认识。也让他们意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宣传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创立了属于自己的革命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为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开始带领工人们进行工人运动。但是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打击。之后在与国民党合作进行了大革命，在大革命中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由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缺乏斗争经验，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叛变，共产党人遭到了血腥的屠杀。最终大革命失败。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黑暗时期，一宗宗血淋淋的惨案，让共产党人深切的意识到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名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后来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狠狠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础。

在共产党转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策略后，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蒋介石为了想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先后对中共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前四次都被失败了。但第五次围剿中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些著名的战役，四渡赤水河、飞夺泸定桥、巧渡金沙江等，让我深刻感受到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才能。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领导能力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通过十几年的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互相扶持，同甘苦，共患难。时间能检验一切，同时也证明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实现了人民民主和自由，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国开始进入全力发展经济的时期。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了改革开放稳步推进，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巨大的改善和提升。中国能有现今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外交等方面的巨大成果，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最后，我想以一句歌词来表达此刻的想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 篇2

中共树立劳模的做法, 最早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1932年3月, 中共中央第一次就关于开展劳动竞赛发出《关于革命竞赛与模范队的问题的通知》, 要求全党以最大努力“发动群众积极性, 用组织模范队和革命竞赛的新方式”, “转变全部工作”。同时, 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生产竞赛, 并制定了竞赛的评比标准和奖励章程。

1932年9月至11月, 中央兵工厂和中央印刷局之间开展了以“增加生产、节省材料和参战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为期三个月的劳动竞赛。这是迄今为止苏区最早见诸文字记录的国营企业间的劳动竞赛。

1933年底, 福建省上杭、新泉、武平、代英四县区土地部部长在福建才溪召开会议, 决定开展以冬耕积肥、植树种棉和兴修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四县区竞赛, 并签订了公约, 对竞赛项目、时间和竞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作了规定。

但土地革命时期的劳模竞赛, 只是在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中进行的, 未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虽然对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

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劳模运动的全面展开

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在各抗日根据地将之前已开展的劳动竞赛逐步加以发展, 比较自觉地在群众中发现典型、宣传典型, 以典型引路, 认识到有了这批积极分子, 就有了团结群众的核心, 在他们的影响下, 使全体群众更积极地行动起来。

抗战时期劳模运动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提倡时期。1938年,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休养民力和恢复生产, 边区政府建设厅开始奖励得力的生产人员, 这一举措激励了群众的生产热情。此后, 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机关学校生产运动奖励条例》、《陕甘宁边区督导生产运动奖励条例》等条例, 但此时还未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学习劳模还停留在一般的提倡阶段。

第二个阶段, 即大生产运动开展初期。在这一时期, 典型劳模开始涌现, 劳模评选经常化。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以工厂中的赵占魁、农村中的吴满有、军队中的李位、机关中的黄立德、合作社中的刘建章等先进工作者为代表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不断涌现。

第三个阶段, 即1943年后, 劳模运动制度化、规范化时期。1943年11月, 陕甘宁边区隆重召开了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从农村、工厂、合作社、部队、机关学校等各单位选出代表200多名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等党政军负责同志到会并接见了代表。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意义深远, 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召开大规模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 当时的文件和报道声称:“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后, 在劳动英雄的积极宣传和带动之下, 劳模运动得到了更深广的发展。”

1944年9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又颁布了《关于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选举和奖励办法》。《办法》指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举和集会, 是目前边区工作中一项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 应普遍推广与健全之。为此目的, 必须郑重准备, 并经过认真的无记名投票的选举。”这就对劳模选举的程序做了明确规定。

此后, 边区选举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由过去的政府选拔转变为由政府选拔和群众选举相结合的方式,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劳模的评选开始具有了民主气息, “自此, 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进入更加完备的阶段”。

总之, 经过几年切实的摸索实践, 劳模运动也如当时李富春所总结的:“从自发到自觉, 从局部到全面, 从个体到集体, 从上级指定到群众选举, 从领导表扬奖励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表扬奖励”, 逐渐使其经常化、规范化。

三解放战争时期劳模运动的继续发展与完善

解放战争时期的劳模运动,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因为战争的需要, 大量树立支前劳动模范。全面内战的爆发, 加之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的消耗,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储备严重不足。此时, 中共号召解放区人民, 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支持前线作战, 并大力树立支前劳动英雄。 (2) 在新解放城市中注重树立工业劳模。由于中共及时把新解放区中原先国统区的城市工厂转变为公有制性质, 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3) 注重树立那些积极掌握科学知识、踊跃学习新技术, 做出发明创造的劳模。 (4) 更加注重生产劳动的计划性、科学性和组织性, 并将此贯彻到劳模评选中。

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9月, 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可看作是对民主革命时期劳模运动的一次大检阅。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 篇3

【关键词】多党合作 历史经验 发展趋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通力合作，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仍然通力合作，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目前而言，怎样继续坚持并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

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是促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的重要因素

就民主革命胜利而言，民主革命能够最终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各民主党派为重要成员的革命统一战线，并且在统一战线落实的过程中，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逐渐发展成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并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领导

在我国，要真正实现多党合作，首先就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多党合作的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

此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实现党政分开。党政分开，顾名思义，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个层级的党组织不再参与管理行政事务，而是由地方政府进行管理，尊重并保障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仅对民主党派实行政治领导，确保民主党派在组织上的独立。

（三）确保民主党派能够有效地进行民主监督

民主党派进行民主监督的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1949-1956年，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效地民主监督。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就这样说道：“民主党派完善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应当确保民主党派能够真正参政议政，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党要充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因此当时民主党派都积极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向党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推动了党更好地执政。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结交了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例如梁漱溟、黄炎培等。特别是黄炎培就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这段时期党充分尊重并保障了民主党派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和民主党派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首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步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在此背景下，毛泽东认真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并借鉴苏联政党制度的经验教训，得出了多党制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最为稳妥的办法就是实行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二者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合作方针，这极大地提高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热情，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现提供了可靠地保证。

二、我国多党合作发展趋势

（一）将《意见》真正落到实处，推动“三化”的实现

2005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首先就应当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媒体渠道来宣扬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让民众真正知晓此制度，从而为多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意见》还针对多党合作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的问题，提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三化”目标。它认为应当以“三化”目标为引导，大力推进“三化”建设，特别是程序化的建设。程序化建设是实现多党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应当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法规，明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权责和地位，健全民主协商的程序，以巩固多党合作的成果。

（二）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将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始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多党合作制度，所以，多党合作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服务于民主政治建设，否则多党合作就会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执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党的建设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多党合作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然而，仅仅有党的建设还是不够的，还应当继续全力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司法体系，尤其是民主党派不能置身事外，应当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来。客观上来说，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当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这样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和发展。

（三）多党合作应当借鉴西方民主政治的优秀成果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且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不是独自进行的，还应当借鉴西方民主政治的优秀成果。当然，各个国家国情不同，因此西方民主政治的优秀成果也不是完全适用于我国的。我们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例如，西方的政党制度中民主监督和权利制衡的理念就对我国的多党合作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尽管目前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很多不足，然而我们应当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再加上民主党派的通力合作，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度必将能够不断进步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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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韦玉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是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奋斗的重要成果[J].黑龙江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6）：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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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金河.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探索[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4）：12—17.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 篇4

通过这次爱国主义教育，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是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旧民主主义革命必将灭亡，新民主主义革命必将胜利。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断侵入中国。中国人民为了反帝反封建进行了许多不屈不饶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叫中国共产党。

从此，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并起了主力军的作用，彻底地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真正地实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 篇5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晶芳

欢迎来到北京干部在线课堂。我今天课的内容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要从头开始，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要和大家一起回顾我们党创立的历史。

学习这段历史就要弄清楚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建立的？党建立的特点是什么？下面我们来讲第一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讲这个问题我想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一个是中国为什么能建立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学习我们党的历史第一个要弄清的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要产生共产党。关于中共的产生在研究界有这样一些看法：大陆的官方和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建党问题上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几种错误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工具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产生不是中国这个社会历史的必然产物。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蒋介石，他写的一本书叫《苏俄在中国》，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螟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就把“螟蛉”当做干儿子的代称。蒋介石是引用了一个典故，中国古时候的一个典故，在《诗经·小雅·小宛》这篇里面说道，“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是一种绿色的幼虫，蜾蠃也是一种昆虫，蜾蠃把螟蛉捕来，放到它的窝里面，然后在螟蛉的体内产下自己的卵，用毒针往螟蛉身体里面注上毒液，让它不死，所以它的卵利用活体的营养逐渐长大。所以古人不了解这种实际情况，就认为螟蛉的孩子是蜾蠃把它养大的，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是蜾蠃利用螟蛉，把它作为繁殖自己后代的工具，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后人就把螟蛉作为养子、干儿子的代称。蒋介石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来实行世界革命战略的一种工具，这是“工具论”。

第二种观点是“移植论”。认为中共是舶来品，用船从外面运过来的，是苏共的移植。

第三种观点是“误会论”。台湾学者李云汉他在《从容共到清党》这本书里说，中国建立共产党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是部分知识分子一时感情冲动的选择，这是一种观点。

第四种观点是“早产论”。这种观点不否认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是认为建早了。德国一个学者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这本书里面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一个人为的早产。还有当年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居然在1923年的信里写道：中国是为时过早的组织了共产党。

上面这些说法第一到第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就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没有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是人为的产物，是苏俄制造出来的，这些说法应该说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大家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种生物要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必然有它生长和发展的条件。打一个比方，把一个天山的雪莲从新疆移到北京，它能不能成活呢？就看它有没有成活的土壤、气候、水分等各种条件。一个政党也是一样，它的产生、发展壮大必然有它生存的土壤和历史条件。

那么中国共产党产生确实是有它植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的，是一种内在因素来使它能够产生。

（一）苦难深重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为什么在中国要产生共产党？我想第一个回答就是中国共产党产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需要。要说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产生，必须要了解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呢？当时中国是苦难深重。

这种苦难首先是帝国主义侵略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就开始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面的、凶恶的。

首先是在军事上进行侵略。帝国主义不断的发动侵华战争，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英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等，每打一仗打胜了就要迫使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建租界等等，这是军事侵略。

第二是政治控制。帝国主义要统治中国，不依靠中国当地的本土统治者帮助是不行的，所以他要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要拉拢、利用中国当时的晚清王朝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做他奴役中国的帮手，勾结起来一起控制中国。

第三是经济掠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办银行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中国的税收、关税，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用种种手段来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的矿山开采权、铁路所有权都在帝国主义手中。

第四是文化渗透。传教、办学校，通过这些形式在精神上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役。

帝国主义这些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非常大的灾难——国将不国。这张图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产生后果的认识。这是一张根据兴中会会员谢缵泰1898年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漫画绘制的“时局图”。图中用牛鬼蛇神来代表帝国主义国家，这些牛鬼蛇神纷纷的侵入中国，把中国当成一块肥肉来抢食。图中的熊代表的是沙皇俄国，虎代表的是英国，青蛙代表的是法国，鹰代表的是美国，太阳代表的是日本，蛇代表的是德国。当时的革命志士陈天华是这样说的：“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灾难就是国将不国，中华民族就要被灭亡了。

帝国主义侵略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的统治者对这些侵略不但不抵抗，反而是迎合他们，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是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以后，要和八个帝国主义签订《辛丑条约》，在这个过程中清朝当局有一个在北京和各个外国使团谈判的指示，里面说：“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反正我们打败仗了，这些国家要什么给什么，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求得和帝国主义的和解。

这种卖国政策就使我们国家领土主权受到了大的损失。据统计材料1841年到1911年，这几十年间清政府签订了1145个不平等条约，平均每年16个。清朝时期的赔款有多少呢？十三亿两白银，这还不算利息。1901年《辛丑条约》就赔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一次赔偿就相当于清朝国家几年全国的财政收入，而且他要规定几十年还完，到还完的时候加上利息要有十亿两白银。

满清时期我们国家是这种状况，到了民国是不是好一点？也不是。这张图就是民国初年当事人画的一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的形势图。白色的圈代表的是日本，红色的圈代表的是俄国，蓝色的圈代表的是英国，绿色圈代表法国。这种侵略几乎是把中国瓜分完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是非常的深重。

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它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明末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道路，它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由封建社会逐渐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且由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非常黑暗的、非常落后的、非常腐朽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民非常痛苦，就像毛泽东1920年在民族大联合上说的：“我们国家是坏到了极处，人类是苦到了极处，社会是黑暗到了极处，总之照这样是统治不下去了”。

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要救亡图存就要反帝反封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当时整个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为只有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推翻才能够使中国的生产力得到发展，使中国的社会得到进步，谁能够完成这项任务，谁就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和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共戴天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又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共产党可以说就是当时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救中国于危亡的主要力量。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苦难深重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二）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失败推出了共产党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第二个回答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失败推出了共产党。在近代，中国革命其实并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先开始的。毛泽东就曾说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当然也就不清楚为什么在中国非要产生一个共产党不可。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80年间，中国人民是不断的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其中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革命主要有三次，即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不论是农民的太平天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最终都失败了。

首先来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由农民领袖洪秀全发动的，从1851年金田起义开始，领导农民起义军打击封建的清王朝，从广西一直打到了长江流域，占领了当时清朝在中国中部的重镇——南京，在南京建立了农民政权——太平天国。但是太平天国只存在了14年就失败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主要不是被当时的清军和帝国主义的洋枪队打败了，而是败在了自己手里。他反了多年的封建，最终自己建立的政权还是一个封建政权——洪秀全当了太平天国的皇帝，搞了封建。这就说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农民不是一个先进的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阶级局限性就决定了太平天国虽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是不可能彻底的摧毁封建制度，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制度，所以它担负不起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

再看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在1898年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他们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试图在不根本废除封建统治的情况下，做一些改良，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戊戌维新只持续了100天，就在清王朝统治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镇压下失败了。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日本，戊戌变法中的骨干，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被清王朝抓起来，“血溅菜市口”，壮烈牺牲。戊戌变法的失败暴露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靠这种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来改变中国这种灭亡的命运是根本行不通的。

再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在1911年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2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特别的肯定孙中山。我们的天安门广场上两个领袖——孙中山、毛泽东的画像，他是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但是辛亥革命也很快就失败了，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权力并没有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而是被袁世凯窃夺了。

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以后，并没有按照他的承诺实行中华民国的约法，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袁世凯窃取了民国的权力以后，他所建立的政权仍然是一个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卖国政权。这张图片是袁世凯和列强共事的合影。袁世凯执掌了民国的政权以后，千方百计的和帝国主义拉关系，要得到他们的支持来实现其统治，为了得到当时日本国的支持，接受了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

从1912年到1919年北洋政府的各派军阀都以国家权益做抵押，公开或秘密的借外债180多次，总额高达八亿银元以上，这些钱不是用来建设国家，而且用来争权夺利打内战的。

袁世凯对外卖国，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压榨和掠夺人民，所以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是非常黑暗的。本来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曾经有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所以资产阶级也曾尝试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比如议会政治、政党组阁，学习西方民主政治搞这些东西，搞的应该说也是有成效的。比如1912年到1914年几年间，各派政治势力为了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席位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种党派林立的局面。党派有多少呢？当时据统计有682个之多，那种情况当时有人描绘的说是集会结社尤为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当时想搞民主政治，党派非常的多。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统一共和党、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其中国民党是势力最大，在参众两院870个席位中有392席，已经接近半数，非常有希望通过国会选举由国民党组阁。但是袁世凯绝对不想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不想由资产阶级来掌握国家的政权，所以他在1913年3月在国会召开前夕就在南京车站派人暗杀主张建国会实行民主政治的国民党人宋教仁，一枪彻底击碎了资产阶级的共和梦，这种民主政治也就根本不可能实行了。

更为令人发指的就是袁世凯居然复辟了帝制，在清王朝消灭以后，他自己要出来当皇帝。这张图片就是袁世凯称帝以后到天坛祭天，履行封建皇帝必须履行的祭天仪式。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举国反对，他在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的皇帝，最后在这种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抑郁而亡。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形成了几个大的军阀军团，比如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这些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政治上是更加的黑暗，用孙中山的话说“北洋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是日甚一日”。

孙中山不愧是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不甘心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和国、换来的革命成果就此丧失，所以奋起和北洋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组织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可以说资产阶级革命派搞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了绝境，没有办法来改变中国，解决中国这些社会的主要矛盾。

孙中山他所以失败不是因为革命不坚决，一方面有敌人强大的外因，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软弱。资产阶级不仅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也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他是不信任人民群众的，他搞的几次革命都是靠军阀打军阀，收买、拉拢一些军阀去打北洋军阀，而且他也组织不起来能够带领群众战斗的坚强政党，这个是最要命的。有没有党？有，有国民党，但是国民党是一盘散沙，革命功成革命党消，是这种情况。

三次革命的失败证明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身上。这是说明中国为什么要产生共产党，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三）中国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基本条件

有这种需求是不是就能够建立共产党？下面我们讲一下中国为什么能建立共产党？讲一讲中国有没有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共产党要建党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个条件是阶级基础，就是工人阶级要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还有一个条件是思想条件，就是要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需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当时是不是就具备了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阶级条件呢？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有一种否定怀疑的看法，认为当时中国的工人人数少、力量弱，没有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很难说具备了共产党产生的阶级条件。

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认为衡量工人阶级能否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要看工人阶级的数量，更要看工人运动的水平。在中共产生以前中国工人阶级是个什么状况？这个示意图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首先看工人队伍成长的状况。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不一样，西方的工人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而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城市开办的一些工厂，在这些工厂里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这个时候还没有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洋务运动中官僚买办资本产业中开始产生，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资本发展起来以后才大量出现的。

从1840年到1894年这50多年工人数量发展的不大，只发展到了11万。从1894到1913年这20年工人数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到了90万人。大发展是在1914年到1919年，1914年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大战中帝国主义忙着打仗，对中国的侵略就稍微的放松了一下，这个时候中国的民族资本就趁机发展起来，建了大量的工厂，使工人的数量有很大的发展，到了1919年中国大概有280多万产业工人。这是工人阶级数量的发展情况。

200多万工人在中国的总人口中只占到0.5%，4亿多人占0.5%，人数不是太多，比例很小，但是这200多万绝对数也不是太少。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大概也是这几百万工人，比如俄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工人占全国人口2%，日本当时也是占2%，产业工人有150万左右，俄国建党的时候工人是270万左右，所以这个绝对数也不是很少。

除了数量以外，中国工人阶级确实还有它自己特殊的优点：

第一个特点是受压迫最重、革命性最强。因为西方国家工人只受资产阶级压迫，受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的压迫。但是中国工人受三重压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本，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革命性强，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特点是集中程度高，多数都集中在沿海沿疆的几个大城市，集中的好处就是便于组织。

第三个特点是和广大的农民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第一代产业工人基本上是刚从农村出来变成工人的，所以他们家很多人都还在农村，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点。从这些特点看，仅从中国工人在全国人口占的比例小就说明没有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我认为是说不通的。第一，是我刚才说了它和西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建立时候的工人数量比绝对数并不少；第二，拿中国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比，应该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人数更少，一个工厂里面有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才几个人，工人是多少？资本家人数少，那么他还在共产党建立以前，先于共产党建立了国民党，不能说人数少就不能建党。

另外，更重要的是看工人运动的情况。从工人运动情况看，从1840年到1894年这50多年，工人运动开展的不多，一共只有71次斗争，年均1.3次。1895年到1913年，这20年工人斗争多了起来，一共有273次，年均14.3次。到了1914年到1919年，工人斗争次数更多，一共有185次，年均30.8次。这时候工人斗争的内容也和以前不一样，不仅仅是经济要求，要求涨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待遇，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比如1915年上海、唐山等地的工人罢工主要就是反对北洋政府和日本签订的条约，反对接受“21条”，这是一个反帝运动。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罢工，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举行了“六三大罢工”，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五四运动是学生先搞起来的，北京的学生先进行了反对巴黎和会、反对中国签订卖国条约的运动，学生斗争并没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还不能撼动北洋军阀的统治，但是工人参加进来不一样了，威力很大。最终五四爱国运动是取得了胜利，这里面工人的作用不可低估。

从上面这种情况看，中国的工人运动发展到1919年，这个时候不仅有经济要求，而且有了政治要求，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作为这种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就有了要建立自己政党的要求。所以从这点看，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已经具备了阶级基础。

要建党只有阶级基础还不够，还必须要有思想条件，也就是说要有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是不是具备了这种思想基础呢？近年来也有人否认中共有了这样建党的思想基础，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是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认为中国没有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条件，理由是“中国在文明的大道上还没有走到资本主义的门前”。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一种革命理论，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所以没有接受这种理论的条件。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先进分子只是片面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还不够满足建党的理论要求。

那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上面这些看法是不对的。首先我们说中国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虽然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的内部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需要有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先进的理论来作为斗争的指导。但是工人运动不能自发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只能从外面灌输，由掌握这种理论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灌输、去传播。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实际上有一个不是太短的历史，从1898年开始就传入了中国。在1898年到1917年的20年中，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从不同的渠道经过不同的人介绍到中国来，最先是外国传教士，1898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的一个译注里面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在此之后，1899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中登了一篇文章叫《大同学》，里面称马克思是工人领袖。在中国人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他比较早的说到了马克思，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社会主义之鼻祖”，当时他说马克思名字不是现代我们写的马克思三个字，叫“麦喀士”。讲到这个问题，说的比较多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革命派朱之鑫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文章里认为共产党宣言的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议论，而是有自己的一些认识的，认为它是比较科学的，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在他的一些演讲文章中也谈到过马克思，孙中山在1914年5月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呼吁他们给中国国民党人以帮助，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国民党革命派以外，还有一些人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比如说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也不只一次的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马克思，提到他的学说；还有社会党人，像江亢虎，他甚至不仅提到马克思，还提出了中国要搞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这个词还是他先提出来的。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思想界，社会主义是相当时髦的一个思潮，相当多的人在讲社会主义。但是当时的介绍应该说是零碎的、片面的、肤浅的，带着很多误解的，甚至是歪曲的，规模也比较小，影响也不是很大，受阶级局限，他们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这是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中国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发生大的变化是十月革命的影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来接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这种状况就像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的话把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很清楚了，从这儿开始马克思主义才被中国的先进分子作为改造中国的一个工具，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来接受的。

正在苦苦寻找救国道路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由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主张社会主义，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艰难转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几乎是每个人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促使他们转变的原因我想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原因是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们感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刚刚过去的历史事件摆在大家面前，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没有可能的，帝国主义不允许，封建势力也不允许。看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方案救不了中国，不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转变了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一套未必都是好东西。在这以前看资本主义都是看好处看得很多，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引起的，这个危机很惨，大战打的也非常残酷，把资本主义负面的东西暴露的非常多。

第三个原因是社会主义的苏俄体现出来的勃勃生机和他对中国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确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感到向往。苏俄建国以后，是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被压迫者翻身当了主人，出现了新的气象，特别是苏俄建国以后发表的几个《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旧沙俄在中国所攫取的种种特权，这个对中国人的触动非常大，对俄国也非常的向往和信任。

第四个原因是“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表现，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对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任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道理很重要，因为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力量。

当然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确实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的，各种社会主义很多，不只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这一派的，还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所以在当事人看来，社会主义就像隔着纱窗看小屋，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碰撞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做了正确的选择，他们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最先完成这种转变的是李大钊。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章，比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来，他的思想转变确实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在1919年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群体中，李大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地位。后来他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很多中国的先进分子，比如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领导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这个研究会起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大概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在“亢慕义斋”里组织了很多人，比如说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等，在这里一起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这些人思想的转变。

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也是深受李大钊的影响。1918年毛泽东一上北京的时候，曾经在李大钊任馆长的北大图书馆当过助理馆员，帮助干活临时工的性质。在这期间就曾经亲耳聆听过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仔细阅读过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文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底毛泽东二上北京和李大钊的接触更频繁，当时就认真的读了一些能够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自己的这段经历，毛泽东记忆深刻，对把他领上革命道路的李大钊是充满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毛泽东1949年3月23日到了北京城下就发出这样一些感慨，他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也谈到他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历程，他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三本书，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一个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还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的这些话讲他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是有代表性的，代表了当时那一代人的思想转变。

除了李大钊，在我们党内陈独秀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在建党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主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都在当时的一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自己也在1920年在《谈政治》这篇文章中完成了他个人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世界观转变。在他的影响下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等这些人也很快的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除此之外，湖南的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湖北的陈潭秋、恽代英，天津的周恩来，山东的王进美、邓恩名、南京的张闻天，浙江的俞秀松，广东的杨匏安，四川的杨闇公以及老同谋会会员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等，也先后的完成了思想的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十几个人能够活到建国以后看到革命胜利成果的不是太多，大概1/3左右，绝大部分人是在革命年代为革命牺牲了，为他们的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讲了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情况，当时传播的范围应该说是比较广的。

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了一些当时登载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信息评论》、《觉悟》等等，同时也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比如说《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以及《社会主义史》等等。

那么研究中共建党的思想条件，不能只看传播的范围，还要看传播的深度，传播了一些什么内容。从当时传播的内容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最主要的观点已经传进来了：

第一，哲学方面是唯物史观，这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是观察社会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非常的重要，只有掌握了它才能够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第二，传播了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非常的重要。第三，传达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如说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学说。

总之，到建党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本世纪20年代初，不是偶然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需要。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产生坚定了阶级基础，准备了思想条件。通过这些条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移植论”、“舶来品”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建党准备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过程和特点。首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建党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除了有必要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以外，还必须要使这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因为工人阶级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只能建立工联主义的组织，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样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不把工人阶级作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只能是一个研究的小团体，而不能组成先进的政党。

在欧洲和俄国，这种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比如在俄国，从1883年普利哈诺夫创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开始，到1903年俄共成立是20年时间，这个结合过程是比较长的。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几乎是同一过程，它的广泛传播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这之前有一些，就是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个期间有一些，大量的传播是在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到1921年建党只有两年时间，那么一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边到工人运动中去向工人去宣传和工人运动结合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

在中国最早酝酿建立共产党的是谁？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是最近有些人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特别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把共产国际苏俄怎么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说的非常充分，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怎么从日本这个渠道接受马克思主义说的非常充分。他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提出了疑问，认为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他们两个是怎么研究建党的。从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材料看，应该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一起研究过问题的。1920年初因为陈独秀在北京受到北洋政府的迫害，要转移到上海，从北京到上海途中在北京站不好走，李大钊把他从北京送到天津，从天津坐火车变津浦线到上海。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就商量了这个问题，现在虽然没有档案材料说明他们商量了什么，但是有一些回忆录回忆到这个问题。我认为从他们分手以后，各自所进行的活动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商量过建党问题的。因为分手以后李大钊回到了北京，陈独秀在上海，都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思想准备；一个是进行工人运动，到工人中去启发工人觉悟，办夜校、出刊物，发动工人斗争，建立工会，这些都是建党的准备工作，分别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在建党过程中，除了南陈北李以外，中国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湖南毛泽东、新民主协会都在酝酿着建党，在湖北、山东、广东都有这样的活动，包括旅居法国的先进分子也在和国内的通信中不断地谈建党的问题。

正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酝酿建党问题的时候，确实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这个以前在讲党史的时候讲的不多。但是随着近年来共产国际苏共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史料的公布，我们看这个问题看的更清楚了，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是得到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的。一开始是陆陆续续从不同的组织中派了一些人到中国了解情况，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建党活动。实质性的建党活动就是1920年3月份，共产国际远东局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人到中国来，了解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情况，也想做建党方面的工作。他首先到了北京，经过俄国教授的介绍与李大钊见面，了解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情况、建党的准备情况。然后李大钊介绍他去上海与陈独秀接触，特别是后来又与其他的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李达和李汉俊接触，商定要在中国组织共产党。在1920年的6月，上海陈独秀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开会，决定要建立共产党，在8月就正式的建立了上海共产党。

上海共产党开始叫社会共产党，后来就名称问题，陈独秀跟李大钊写信征求意见，李大钊认为就应该叫共产党。所以南陈北李自1920年3月分开以后，没有见过面，但是是有联系的，通过通信来商量一些建党的问题。上海共产党建立以后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发行者和组织者，由它去联络全国各地其他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一起在各地发展党的组织，先后有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出现。

除了上海陈独秀等人建立的上海共产党以外，李大钊在1920年的10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1920年秋天，董必武等在武昌建立了共产党的武汉支部；1920年秋，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建立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同年秋陈公博等在广州也建立类似的组织；1921年春，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了共产党的小组。在国外也建立了两个党的早期组织，一个是1921年3月张申府、周恩来在巴黎建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个也是1921年的3月，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的共产党组织。

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备建党过程中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进行了建党的准备工作。哪些工作呢？

第一个工作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比较中进一步的坚定信念，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建党做好理论准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当作一种纯学术的东西做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把它作为改造世界的一个武器，强调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正因为这样，它就会密切联系现实问题去谈一些东西，就和当时社会上一些不同的观点发生了论争，在对各种不同观点的论争中深化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大的论争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是李大钊和胡适之间进行的。这个斗争我们过去把它说成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非常对立的斗争，实际上这个斗争带有很大的理论探讨性质，就是胡适提出他对大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太感兴趣，他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是要这种大规模的理论宣传就能够做到的，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解决具体的问题，高谈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所以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习他不是很感兴趣，他主张一点一滴的解决中国的问题。李大钊写文章对他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强调宣传理论和研究实际问题不应该是对立的，两者应该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研究问题必须有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另外，实现主义必须同实际相结合，这场论证应该说进行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对怎么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实际的指导作用是有它的作用的。

第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这是在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和张东荪、梁启超之间进行的。这个争论涉及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重大问题。张东荪、梁启超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当时没有资格讲社会主义，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劳动阶级，也不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贫穷，中国的贫乏、贫穷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萌芽，资本主义利大于弊，不应该去消灭而是应该发展。这个观点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中国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且是太少了，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作为中国生产阶级中的先进因素的。但是怎么才能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他们开出的药方是让资本家发展事业，通过这种改良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要发展，它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个势力使它不能发展，或者不能很好的发展。因此，不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结论是梁启超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有其合理性，但结论是错的，通过改良和建设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不可能。

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着一些片面性，就是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个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在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发展，不用具备必要的物质前提就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也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这是不对的。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认识上，他们是看到了点子上，即在中国不搞革命、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统治是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这种状况，不能够救亡图存，不能够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所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第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论争的一方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另一方是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强权、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这种观点对小资产阶级急于改变现状这种急切的心理是很有影响的，能说到这些人心里去，所以在当时的知识界很有市场。但是这种主义对建党是非常有害的，不主张纪律、组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非常有害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驳斥，在论争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实行必要的金融制，坚持维护一定的纪律，我认为这个是对的。

在多次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革命的理论，坚定了信念，锻炼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今天我们学习这段历史，不仅应该了解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是怎么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应该学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个理论和实际结合、学以致用的这种学风。这是在从各种观点的论争中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念。

第二个工作是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这是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早期组织都做的工作。

第一，办刊物。当时办了一些工人刊物，比如上海共产主义组织办的《劳动者》、北京共产党组织办《劳动音》、广东的共产党组织办的《劳动界》，通过这些刊物通俗的向工人传达马克思主义。

第二，办工人夜校。工人没文化，办夜校让他们学习文化，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觉悟。

第三，成立工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工会，这是最早的现代工会；北京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到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中去组织工会，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第三个工作就是为建党做一些具体的筹备工作，包括探讨建党的思想，通过办刊物、通信等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介绍其他国家共产党建设的经验，讨论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组织原则等一系列的问题。当时上海共产党办了一个党内刊物叫《共产党杂志》，在这个杂志上登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外就是确定日程、推选或指定代表，这个工作是在共产国际马林1921年6月来到中国以后，到上海和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李达共同商定的，就是要在近期内尽快的召开代表大会，最后确定在7月份召开，然后给各地发通知，让他们推代表到上海开会，这是准备工作。

（二）中共“一大”的召开

当这些工作都进行完毕，1921年的7月就在上海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中共“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党的诞生。这两张图片就是当年开会的地址，一个是上海的敬业路76号、原法租界106号、李汉俊哥哥李舒城的住宅，“一大”主要的会都在这里召开；还有最后一次会是在嘉兴南湖的一个游船里开了一次会；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应该在历史上记载一笔，就是上海的博文女校，是到上海开会代表住的地方，在这里也开过会。

关于“一大”召开的真实情况，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不是太清楚的。对“一大”代表是多少人、都是哪些人，“一大”召开的时间、地方及会议的内容等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为什么这样一个会会存在这样一些不同的看法呢？我认为有几个因素：

第一，“一大”作为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历史意义是随着党和革命的发展，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历史沉淀才逐渐显露出来的，作为当时参加“一大”的这些代表们、当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对“一大”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刻意的宣传。

第二，中央负责人保管的“一大”文件，“一大”通过的纲领、决议都丢了，直到建国以后才在中央档案馆接收苏联的档案中发现俄文版的纲领。后来一个意外的情况下，又有一个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翻到了“一大”代表陈公博（陈公博在“一大”结束以后很快就脱党到美国去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写的毕业论文，《中国共产党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附了一个英文版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

第三，“一大”是秘密召开的，当时北洋政府不允许共产党人公开活动，把他们看成过激党，马克思主义都是过激分子，抓住是要关起来的，所以秘密召开了“一大”，环境是非常严峻的。这个中间还发生了法国巡捕闯进会场搜查这样的事件，所以大会当时没有做记录，事后人们回忆起来难免其说不一，出入比较大。

共产党成立这么多年，总要有一个时间作为党的生日纪念。在1938年5月毛泽东首先提出以7月1日为建党的纪念日，并且在1941年6月30日，用中央文件正式的规定下来，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为7月1日，并不是中共“一大”就是在7月1日召开的，以前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往往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7月1日召开，这是不对的。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具体弄清楚。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邵尉正通过根据当时的文字记载、综合了间接事件等进行考证，考订了“一大”开幕日期是7月23日，闭幕日期是7月31日。关于开会时间的考证目前没有疑问，但是闭幕时间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各种说法都有。有7月31日结束说，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结束说几种。

现在7月31日闭幕这个说法不太可能，因为“一大”的最后一次会，7月30日在李汉俊哥哥家开会的时候发生了法国巡捕房搜查事件，会议被迫中断，代表就分散出去了。这其中应该说马林起了很大的作用，先是一个秘探闯进来说是找人，又说是找错了，匆匆忙忙走了。马林在来中国之前，在印度尼西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很有经验，他说这不是找错人了，他是巡捕房的密探，赶快散会，于是代表们很快离开了。果然过了十多分钟就来了十几个搜查的巡捕。所以马林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还有一功，正是因为他的警觉，使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的过程中，避免遭受了被反动派一锅端、胎死腹中的悲剧，能够顺利的成立。

会议中断代表分开以后，因为住的很分散，当天晚上很难再聚集商量开会的事，而且由于会场被闯，这些人都已经被巡捕房盯住了，再在上海开会不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可到她的家乡嘉兴租一个游船去开会。但是要租船、策划到嘉兴去是要有时间的，当时定下来已经是半夜了，根本来不及通知。后来张国焘回忆这个意外事件说：“警察的骚扰发生以后，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在找到妥当的开会地点以后再行赴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7月31日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陈公博是带着他的新婚夫人，没跟代表住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说明，31日代表们还在上海没有到嘉兴，所以31日是不可能在南湖开完会的。

8月1日，是不是这天结束的呢？我认为也可以肯定不是。因为据当时的报纸记载，8月1日南湖刮大风，风浪很大，把游船都刮翻了。但是参加“一大”的代表，没有一个人在回忆中说到南湖刮大风、刮坏游船的事情，所以这天是不可能开会的。

8月5日结束这种说法，是1921年10月13日，国际驻赤塔的代表斯莫尔吉斯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明确说的，但是这个人并不是“一大”的亲历者，所以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可靠。

还剩下一种说法就是8月2日闭幕，我认为这种可能是比较符合，或者接近实际的。因为负责会议安排的王会悟坚持说，30日出事以后的后两天才继续在南湖开会。陈公博在“一大”会议以后不久就写了一篇东西，叫《十日旅行中的春申铺》就是讲他到上海、杭州旅游的事。这里提到他和新婚妻子在7月31日乘车去杭州，8月1日游山，2日玩水，3日回沪，4日就乘轮船回广州了。现在能查到4日确实有一班从上海到广州的轮船，他是8月4日离开上海的。在他从杭州回到上海以后，他就看到参加了南湖会议的周佛海，才知道最后的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的船上结束了。所以我认为8月2日结束的说法是比较有道理的。

关于“一大”代表的人数有12人、13人两种。这张图片就给大家列上的是当年出席“一大”的代表，但是这13人是不是全是代表有不同的说法。12个人说，当时代表共产国际指导我们建党的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篇报告里说到12个代表来自7个地方，两个地方各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两名代表。但是参加会的确实是13个人，这13个人里谁不是代表呢？这个说法也不一样。有的人说包惠僧不是代表，因为广州就选了一个陈公博参加，他是陈独秀指定参加会议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何叔衡不是代表，他虽然到了上海，但是大海前几位主要代表商讨代表资格的时候，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没有工作表现，不应该出席大会。所以张国焘通知毛泽东说不让何叔衡参加，毛泽东就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由，让何叔衡先行返乡处理，所以出席大会的只有12个人，这是张国焘回忆的说法。还有一种看法第13个人说，不是代表的人既不是包惠僧也不是何叔衡而是陈公博，理由就是他没参加完会，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到杭州玩去了，说他不是代表，日本学者就是这种观点。

总之我们中共党史第一卷，当时研究写的还认为是13个代表。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都参加会了，都参与了建党的过程。那么“一大”代表的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45岁何叔衡，平均28岁，非常的年轻。正是这一群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承担起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贡献的。

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党纲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党的组织是采取苏维埃形式，逐级建立严密的组织。大会还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就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在策略上实行独立的革命，不和其他的党派团体发生关系。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这些内容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讲建党时必须要明确的。判断一个党的性质，首先要看它的纲领，看它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说它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但所有参加“一大”的代表里却没有一个工人，全是知识分子，那怎么能说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呢？我觉得出身是什么并不重要，你信仰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个党是什么样的党，要看它的纲领。纲领的确说明了我们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一个党。既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要分析一下怎么看“一大”时的共产党的队伍。

大家看到的问题确实是这样，这些人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一个阶级，它是依附于各个阶级的。从13个代表的实际情况看，也是走着不同的革命道路的，不同的人生道路的。可以将他们大致分为5种类型：一类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到底的，比如像李汉俊、陈丹秋、何叔衡、毛泽东、董必武这些人，其中4个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能够活到建国以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就是两个人，“一大”代表里面只有毛泽东、董必武。这是一个类型——坚定的革命者，这些人是占到整个代表的半数以上的；第二种是因为党内意见分歧，脱离了共产党，但是仍然信仰马列主义，并且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比如说李达、李汉俊；还有第三种是被开除党籍的。因为种种原因被开除党籍后来又回到革命队伍的，像刘仁静。除了他以外被开除党籍的还有张国焘、陈公博这些后来成了汉奸、特务、卖国贼的。张国焘他长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一大”到“六大”，都是我们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后来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但是在1938年的4月，祭祀黄帝陵之后，他叛逃脱离了共产党，跑到了武汉，跟国民党搞到了一起，当了国民党的特务，这是一个。而周佛海、陈公博都是在建党以后很快脱党，后来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叛国，在南京建立了伪政府，他们都是伪政府的重要成员，当过伪政府的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等。

抗战胜利以后，他们都以汉奸罪被判处了死刑，其中周福海是病死在狱中，陈公博是被枪毙的。这些人脱离共产党，背叛共产党，当特务、汉奸，为国人所不齿，但这毕竟是当时中的少数，不足以影响党的性质；同时也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变化，就否认当时他们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更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过错，甚至堕落为叛徒、汉奸，就否认他们对建党所做出的贡献，否认他们是党的创始人。尽管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后来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就当时来说他们确实是先进分子。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上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先进队伍。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建立过程中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俄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很费周折。1898年俄国的共产党人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建成统一的党，1903年开第二次大会，列宁战胜了经济派，又经历了马尔托夫的斗争后才建立了统一的共产党。但是建党以后党内很快发生了分裂，分成了多数派、少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派。

但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就是一个统一的政党。尽管中共在成立大会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最终都统一到党的纲领上来了。1921年夏天，湖北的恽代英等同志在黄冈开会，一致成立了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党组织，名字叫波社，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简称，但当他们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以后，很快就停止了活动，恽代英这些人作为先进分子就加入了共产党。1921年6月，以周恩来、赵世炎为首的少年共产党，在得到国内已经建立共产党的消息后，主动派李维汉回国找中国共产党，请求将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游支部，并接受国内党的领导。1924年四川的吴玉章建立了青年共产党，1925年2月吴玉章到北京，在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以后，立即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写信给杨安，要他解散青年共产党。

中共建党的时候，可以说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都是非常分散的：北到北京，南到广州，东到济南，西到长沙、武汉，甚至还有远在日本和法国的。能够将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统一起来的原因，我认为是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现在有90年了，虽然党内也出现过派别斗争，也有几次出现过分裂党的活动，但是我们党都以团结战胜了分裂，始终保持了团结和统一，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个很大的特点。

第三，党面临的国情复杂、任务艰巨、党的理论准备不足。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非常特殊，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各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的国家，并且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搞民主革命，这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革命都没有遇到的事，到底怎么搞，没有现成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没有，各国革命的经验中也没有，全靠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当时党建立时候的理论准备还是不足的，只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一些基本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对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都还没有接触。这些不利条件就决定了我们党走过的道路必定是曲折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

党成立的意义重大，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毛泽东曾经引用《庄子》中的一句话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性和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小很不起眼，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就会成就一个大的事业，就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取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迎来了人民的解放，后来又带领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的贡献，“一大”成立这样的党，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第三章 民主革命纲领、策略的制定和工人运动的开展

（一）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策略，通过党章

第三个大问题，讲一下民主革命纲领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一大”建了党，但是对在中国进行一个什么样的革命，怎么进行革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通过了一个最高纲领，就是在中国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然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纲领有这些东西并不能够对当时中国的革命起直接的指导作用，因为当时中国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解决民族矛盾，反帝反封建。而解决民族矛盾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要求，所以“一大”在纲领上并没有完成建党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中共“二大”来完成的。“一大”开过以后，第二年中共在上海开“二大”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原因是在自己的实践中初步地感到中国革命在当前面临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封建军阀。比如香港海运大罢工，面对的就是英帝国主义，包括凯伦煤矿罢工面对的也主要是英帝国主义。另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

“一大”开过后不久，在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个共产党和人民团体代表大会。列宁自己也抱病参加了大会，还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共产党的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会议认为中国所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所以应该制定这样的一个纲领来指导当前的斗争。而且列宁提出要国共合作，既然大家都是要搞民主革命的，所以就联合起来一起搞。大会开完以后，我们党的代表回国就向中央传达了远东会议的精神，中共很快召开“二大”就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内容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要进行民主革命，解决急迫的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这个纲领是非常重要的，它把中国革命分成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民主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这个纲领的形成，就使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从悬在半空的楼阁，落到了实地上，能够切实的进行了，找准了对象，找到了动力，找准了目标。

“二大”除了制定民主革命纲领，还决定要搞联合战线，因为要进行民主革命，和“一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不一样了，因为对象不一样了，资产阶级可以参加到革命中来，所以要搞联合战线，和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搞联合战线。同时，“二大”还通过了一个党章，这个党章是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一个章程，因为“一大”的时候没有制订党章。这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都做了具体规定，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的原则。“二大”还根据党章选举了中共中央的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国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另有三名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国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到了“二大”开完以后，我们才说我们党实际的建党工作完成了。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二大”以后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酝酿国共合作。我们对国民党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由反对同国民党合作到必须同国民党合作。要合作，怎么合作，这就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合作方式的选择上，应该说是非常的困难，开始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和国民党平等的合作，即进行两党合作。马林到桂林后，同正在组织北伐的孙中山谈了谈，但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平等合作，因为国民党很大，共产党很小，共产党只有百八十人，因此孙中山不同意平等合作。他说既然我们大家目标一致，共产党人就参加到我们国民党里面来，在我的领导下大家一起搞革命，你共产党人参加进来可以保留你的共产党人党籍，也就是跨党党员。合作是双方的，有一方如果坚决不同意，这合作就不成，所以大家只能是找一个都能够接受的形式来实行这种合作。马林的态度是提出要实行党内合作，以共产党人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来实现这种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这个方式，在马林提出以后，我们党内很多人都是不同意的。

1922年4月，陈独秀专门给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写了一封信，就是说党内合作的这种办法不可行，并说了几条理由，主要是说共产党、国民党是代表不同阶级的，政治主张也是不同的，这样不同阶级、不同主张的人在一个组织里，那是很难合作的，很难把革命做好的。马林看他说服不了陈独秀就回到共产国际去了，回到共产国际去搬最高指示，想征得共产国际同意以后，用国际的指示来压服中国共产党。因为在这个时候，中共“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地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了，而共产国际这个国际组织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下级服从上级，各个共产党支部都必须服从国际共产党这个中央，共产国际如果赞同马林的这个党内合作，那你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采取这种办法到国民党去。马林真的征得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回来以后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因此，1922年在杭州西湖中共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上多数人同意党内合作，但是思想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想通，所以合作进展得也不快。

后来经过1923年的“三大”，中共正式决定要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和国民党合作，这样国共合作这个工作才正式地开展起来。对于党内合作这种形式评价的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这种合作方式对共产党及其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是充分肯定的。但三中全会以后，在研究者看了一些新的材料之后，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不同意传统的看法。认为党内合作形式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方面，但其消极方面则更为显著：它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支持者的地位，妨碍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它限制了共产党独立活动的开展，它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所以对党内合作这种方式不能评价过高，甚至有人做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他们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和这形式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形式下，共产党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更不可能争夺领导权。

综上所述，我认为党内合作不是最好的形式，合作后的很多问题不好解决，幼年的共产党没有经验，很难处理好在统一战线中和同盟者的关系。但是在当时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平等合作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这种合作形式，否则就合作不了。从实践的结果看，这种合作有利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这个已被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由一个秘密的小组织，发展成了一个5万多人的大党（1927年）；同时。国民党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而且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的组织得到了健全。原来它只有一个国民党中央，没有省市级的组织，没有基层组织，是共产党帮它在各地建立组织，所以它也得到了大的发展。没有这种合作，可以说不可能有1926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不可能有北伐战争的胜利，因为在这之前国民党搞了几次北伐都不能成功，只有和共产党合作，在共产党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下，北伐才能够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当然也应该看到党内合作的关系特别复杂，幼年的中共要处理好和同盟者的关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非常难，不犯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不讲原则的、千方百计的、不怕牺牲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怕牺牲共产党利益的去维护这种合作，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二大”以后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建党以后的第三个工作就是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不但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党成立以后，主要精力用于从事工人运动。为了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这个词大家听起来像日文，也确实是从日本那边借鉴过来的，用这个组织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而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就是张国焘。这个组织成立以后在各地都成立了分部，组织各地的工人运动。在全党的努力下，很快的在各地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从1922年1月到1923年的2月，全国爆发工人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有3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直接发动的。重要的有四个大的罢工，其中一个是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是在香港发生的。中国香港海员长期受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和白人海员做同样的工作，但工资只有白人海员1/5，生活非常的艰难。1921年9月，海员工会向资方提出追加工资要求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没办法就只好罢工，罢工以后就立刻使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瘫痪，把香港变成了“臭港”，香港经济停板。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迫使港军档案局答应了工人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在这个罢工中，中共广东支部和国民党的广东政府都对工人罢工进行了支持，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罢工后，在1922年5月，劳动组和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奠定了我们党在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

第二个大罢工是安源路矿大罢工。“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局的合称，属于由德国、日本控股的汉冶萍公司的。这个公司的一万七千多名工人员工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生活也是非常艰苦。1921年的冬天，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进行调查，后来由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和刘少奇到安源去发动工人罢工，主持工人斗争的党政工作。于是，在1922年的9月14号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提出了“十七项要求”。经过斗争迫使路况班局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是中共第一次独立领导，并且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它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一个壮举。

中国共产党入党条件的历史演进 篇6

教学对象: 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及从事发展党员工作的党务工作者;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员对中国共产党入党条件的历史演进有初步的了解，从而端正入党动机，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教学提示: 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引用教学参考之内容;教学时间: 1.5小时。

本节党课内容概要:

入党条件是申请加入党组织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是被吸收入党基础标准的综合体现。中国共产党入党条件的历史演进，集中体现在.从一大到十七大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中。本节党课将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入党条件发展演进的轨迹，从而明确不同时期党员先进性的不同标准，用以指导今天的发展党员工作。

目前，我们党的党员总数8026万、全国每17个人中就有1名党员，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在我们党从53名党员发展到8026万名党员的历程中，一直坚持了严格入党条件、个别吸收、按程序发展、保证质的原则要求，尤其是突出强调与时俱进创新入党条件。入党条件是申加入党组织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是被吸收入党基础标准的综合体现。我们党关于入党条件的规定，其主体一直体现在党章的条文规定中。

入党申请书应包括哪些内容?

1..为什么要入党，即对党的认识和入党动机:对党的认识包括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最终目的的认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入党动机主要谈自己为什么要入党以及在要求入党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思想演变。

2.个人的自然情况及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情况。个人简历一般从接受学校教育时写起，象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一般指直系亲属、直接抚养人及与自己有联系和一定影响的亲友。

3.明确表达自己的愿望，即对待入党的态度和决心。

4.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的表现，主要优缺点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入党条件的探索(板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召开了从一大到七大的七次党代会.共制定、修订、出台了七个党章。在这些党章中，初步进行了党员入党年 件的探索。

(一)一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相当于第一 个党章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对于入党条件作出如下规定:“凡承认本党

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 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人我们的队伍以 前，一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这是我们党对入党条件的第一次明文规定。同时，《中国共产党纲领》中 特别强调了在吸收党员时不分性别和国籍。

(二)二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我们党第一 个完整的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于入党条件，明确指出:“本党党员 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 为本党党员。”这是在正式党章中对入党条件的第一次明确规定。其强调的入党条件主要是两条:第一承认党的宣言和章程;第二，愿意忠实 为党服务。对于任何正式党吸收党员而言，“承认党的宣言和章程”都是无 可厚非的。而要求入党人“愿意忠实为党服务”，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同样 无句厚非，但实质却隐藏了“党员工具论”的内容，意味着成为党员就应 该不折不扣地为党服务、充当党实现任务使命的工具。这在党的早期组 织发展中，不管是不是在入党条件中作出规定，都是一个始终隐含其中 的基调。同时，与一大党章规定符合条件的人“可以接收为党员”的带有 选择性的意思表示不同，二大党章明确指出符合条件的人“均得为本党 党员”，这在口吻和语气上有了更多的强制性要求。这表明，我们党在成 立初期为迅速发展壮大自己，在吸收党员上的心情是极为迫切的。

（三）三大、四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23年7月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章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在关于入党条件的问题上强调:“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它与二大党章的区别之处只是在于:二大党章强调“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而三大党章则是规定“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这是因为党的二大制定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将这些内容加入二大党章中，只好在制定三大党章时将“承认党的纲领”的内容加入到入党条件中。1925年2月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完个沿袭了三大党章关于入党条件的规定。

（四）五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27年4月27日，在蒋介石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中国革命面临重大抉择的紧要关头，党的五大召开。由于严峻的革命形势，五大结束时并没有制定和修订新的党章。五大结束后一段时间，中央政治局才有时间研究党章问题，并于1 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决案》关于入党条件，作出以下的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与修正前相比，五大党章增加了“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缴纳党费”等条件，但删去了”愿忠实为本党服务”的内容。五大党章在第八条还第一次对党员入党的年龄做出了规定，指出：“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凡年龄在二十岁以内而愿意入党者，必须经过青年团；但青年军人不在此例。”

(五)六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我们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标志着我们党的“共产国际化”达

到高潮。六大闭幕时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六大党章特别突出了共产国际的角色与地位，强调“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在此前提下，关于党员的入党条件和资格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这一关于入党条件的规定有几个特点:一是共产国际色彩过于明显、突出，使我们党发展党员上的独立性大打折扣。二是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服从共产国际决议案的所谓“国际主义”要求，同时“服从一切决议案”与此前的“服从党的决议”相比，显然在要求的程度上更深更绝对了。三是与五大党章中单纯地提党员必须“缴纳党费”相比，六大党章中“经常缴纳党费”的规定对党员在缴纳党费方面的要求更迫切。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这一时期在国民境的疯狂打压之下，革命形势变得日益严峻与困顿，党生存发展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全面恶化。此外，与五大党章相比，六大党章中又删除了对党员入党年龄的规定。

（六)七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入党条件作了“去共产国际色彩”的简约表述，但仍然没有明确限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为中国国籍。七大党章在第四条恢复并发展了五大党章关于入党年龄的规定，指出:“年满十八岁者，方得被接收为党员。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入党条件的探索(板书)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整个社会建设时期(包括“文革”时期)，我们党共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三个党章。这三党章，对执政条件下发展党员的新要求和党员的入党条件进行了新的探索。

(一)八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56年9月通过的八大党章关于党员的入党条件，作出了党执政后第一次全面理性的表述，其中有几个“第一次”。

1.第一次明确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的国籍限制问题，即必须是“中国公民“。

2.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只有劳动者才有资格入党，剥削者没有资格入党的问题，即“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才有资格人党。这就与八大党章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的党的性质完全对应起来。

3.第一次强调党员必须“按照规定交纳党费”，即党费的收缴要走制度之路。

4，第一次在吸收党员的语气表述上明确突出了入党人的选择性，摒弃了二大之后的“霸王条款”，第一次明确指出，凡是符合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重新回归到一大党章关于“可以接收为党员”的自然人性轨道上来。

(二)九大、十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69年4月通过的九大党章，与之 前的党章相比，关于党员入党条件的规定有几个突出的创新之处。

第一，五大、七大、八大党章都是对入党年龄与入党条件分开表述的，九大党章第一次将年龄条件规定正式，并载入入党条件的整体表述中。

第二，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有资格入党的人群的范围，规定只有“工人、贫农、下中农_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才有资格被吸收入党。，第三，第一次提出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这与对“文革”时期党的纪律遭到严重破坏的反思有关。第四，将一直以来关于入党积极分子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的规定，代之以仅“承认党的章程”的规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文革”中所谓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提供了间接支持。1973年8月党的十大通过的党章，由于同样是在“文革”进行期间，对党的建设的关注度严重不足，所以完全延续了九大党章关于入党条件的规定。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入党条件的探索(板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从此，我国经济社会 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共召开了

七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大到十七大)，通过了七个党章。这七个党章对入党条件进行了与时俱进的重大探索与创新。

（一）十一大党章与入党条件。因为是在“文革”后不久，所以1977年9月通过的十一大党章关于人党条件的规定，只是在标点符号、语句的表述上作了小的修改，强调了入党的自愿性以及“符合条件”和“被吸收入党”的因果逻辑。

(二)十二大、十三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82年9月通过的十二大党章是执政以后最健全完备的一部党章。它立足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入党条件作了开创性的设计，奠定了之后历次党代会党章关于入党条件的主体架构。

1.申请入党的基本条件。与之前党章在这方面的规定不同的是，十二大党章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在有资格入党人群的表述上，规定“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有资格入党，修正了之前“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才有资格入党的规定。淡化了阶级色彩，更加契合改革开放以来“重阶层、轻阶级”的基调。第二，在缴纳党费的问题上，提出“按期缴纳党费”的要求，这就促使对党的收缴工作日益走上规范化的轨道。第三，修正了以往符合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均得”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的表述。首次提出“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突出了“申请入党”的意思表示，预示党员发展必须走按程序发展之路。

2党员应有的政治定位。十二大党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应有的政治定位，实际上是阐明了申请入党人要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具备的政治条件，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

觉悟的先锋战士。”

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党章，完全延续了十二大党章对党员条件的规定。

(三)十四大、十五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92年10月通过的四大党章，在入党条件的规定上只在党员应有的政治定位上做了细小的修改，区别点只在于，在党员利益和职权的限定上，十三大党章强调“制度”规定，十四大党章则强调“法律”规定。这是因为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确定了以法治为基本约束力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法律的权威性得到了强化。1997年9月通过的十五大党章，对入党条件的规定完全延续了十四大党章的规定。

(四)十六大、十七大党章与入党条件。2002年11月通过的十六大党章，对入党条件作了一处修改，即在关于有资格入党人群的规定上，十六大党章将“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的提法修改为“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这就体现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创新。

1党完成了角色的转变和历史方位的变化，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要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同时，当开始高度重视先进性建设，因此第一次将有资格申请入党的人明确清晰地界定为“先进分子“。

2.“其他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的提法意味着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分子也被允许入党。此前，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o周年讲话中，提出了允许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其他新兴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的问题，十六大报告中他再次明确了这一问题，党章的修改正是对这一思想的体现。这样一来，就使得长期困扰我们的私营企业主以及其他新兴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人党的问题，在理论上、政策上有了权威的界定与解决。

3.对党的性质作出了新阐释。在庆祝建党80周年讲话中，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就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把全体党员锻炼成坚定的共产党人。”在这里，党的性质由“一个先锋队”发展为“两个先锋队”，由“一个代表”发展为“三个代表”。十六大党章的总纲部分，对党的这一全新的性质表述进行确认，在入党条件上也理所当然地修正为“其他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

2007年1O月通过的十一七大党章，完全延续了十六大党章关于党员入党条件的基本规定。我们现在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人党条件，就是体现在十七大党章条文中的人党条件。

四、入党条件的历史演进带给我们的启示(板书)(一)入党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发展的。从我们党关于入党条件的历史探索来看，入党条件始终处于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而不是一经确立就一劳永逸、一成不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形势下不同任务要求下，对党员素

质提出的要求也不同，客观上要求入党条件的变革创新必须及时跟进。

(二)申请入党人必须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我们党90年来关于入党条件的发展演进清晰地表明，能够被吸收加入党组织的入党人不应全是积极分子，同时必须是革命分子、先进分子、优秀分子，而且是从若干先进分子中通过“好中选优、优中拔尖”的过程筛选出来的最优秀分子；列宁指出，在吸收党员的问题上，我们“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二他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运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数量，而注意提高觉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当然，对于申请人党的人是不是先进分子、优秀分子的判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环境下，在党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条件下，其标准通常是有一定差异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先进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够做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讲奉献不求索取”，就是先进的;在改革开放时期、，能够做到服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进取的面貌建功立业”，就是先进的;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存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员先进性的六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要坚持理想信念;二是要坚持勤奋学习;三是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四是要坚持勤奋工作;五是要坚持遵守党的纪律;六是要坚持“两个务必”;2010年，二《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人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中，对优秀共产党员提出的带头学习提高、带头争创佳绩、带头服务群众、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弘扬正气的“五带头”基本要求，对于新时期判定入党积极分子是不是同时是优秀分子、先进分子一也同样适用。

(三)申请入党人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入党。申请入党的人，在组织上尚没有完成入党手续，尚不是党员身份。但根据毛泽东关于“思想入党是组织入党的前提，要实现组织入党首先解决思想入党问题”的基本精神，申请入党的人首先要问一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在思想深处准备好要加入党组织了，其次要对加入党组织后所具备的党员身份有清晰的角色认知和思想准备，问一问自己今后是否愿意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入党的思想准备不充分、不成熟，就是对党尚存在模糊的认识或动机不纯的表现。这样的人加入党组织，对党的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推进，将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危害。

(四)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必须提高入党条件。早在1951年4月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他在以此为题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全面的论述，指出:“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但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如果我们又不在主观上加强限制，就是说，不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不更加严格入党的手续，那就会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混入到党内来。这对于我们党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党员的要求，是随着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而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格的。执政党的地位和成就，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吸引力，使抱着各种不同动机的人，都想加入到党里来。如果是为了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 群众的利益，那么党的事业就会不进反退。因此，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奋

关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思考 篇7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 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 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这是一种客观的趋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 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21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二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 , “采用无产阶级专政, 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 , 以及联合第三国际。

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 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 ,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居安思危 , 及时总结历史经验 , 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和国家的发展。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逐步建立并且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使得我国经济开始了迅猛的发展, 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文化和政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国际情形下不断推陈出新,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 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带领国家和人民走上了新的道路。

1978年以来, 改革开放的领域不仅局限在经济方面, 政治方面也有着突出的变化。这三十多年来, “民主”这一词早已深入人心, 这不是空中楼阁的神秘理论, 而是与人民日常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最基础的保障。尤其是近些年来, 我国民主程度不断加深, 基层民主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连最基础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被实践着。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主要成就

建国以来, 中国共产党成了唯一执政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积极投入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不论是艰苦攻关的“航天精神”, 还是“大庆精神”, 层出不穷的先辈们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各行各业人民奔赴在建设的第一线。无论是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还是文化建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文化强国的现代化中国正在世界的注视中屹立不倒。

(一) 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政治方面的成就

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至今, 一共经历了五代领导人, 每一代领导集体都有着其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其一, 毛泽东时期, 形成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其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 贯穿了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 作为共产党领导集体第一次的理论成果, 在建国初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理论指导作用, 使得中国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中有了指南针, 少走了不少弯路;其二, 邓小平至胡锦涛时期,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即第二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发展, 分别在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政治建设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理论着重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解决了我国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于“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使得党的建设被提上日程, 为现在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则在另一方面体现了对民主改革中人民群众的权利的重视, 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基础, 推动党内民主以带动人民民主;其三, 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以来, 积极推动依法治国, 惩治贪官污吏, 反腐倡廉建设的大力发展使得“大老虎”纷纷落马, 清除了官僚体制的毒瘤, 使得政治发展前景愈加光明。

(二) 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经济方面的成就

建国初期, 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共产党领导集体不可避免的陷入了急于求成的局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民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 但是更多的是弊大于利。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市场发挥主导地位的前提下, 积极对外开放, 大力引进外资, 并且建立经济特区, 实行先富带动后富, 最后达到共同发展。其中农村的土地改革也使得农民一改往日贫穷落后的局面, 在新社会的光辉下紧紧追随时代的脚步。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全民奋斗。

(三) 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文化方面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 为了推动文化建设, 实行“百花齐放”的方针, 意图再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很多流传至今的文化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比现在的快餐文化和网络文化有内涵多了。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 使得文化建设同经济和政治一样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规定了基本原则下, 使得众多符合主流思想的文化作品争相涌出。习近平倡导“中国梦”以来, 党中央相关部门不断号召文化工作者学习党的政策、方针和策略, 在符合主流思想的前提下尽力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对民众形成耳濡目染的影响, 积极推动现代化建设, 同时又不断清理网络和媒体环境, 查处淫秽色请、暴力反动的文字、图片, 禁播传播不良思想的动漫等影视文化作品, 营造一个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

结语:总之,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不仅有着其历史基础, 还有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 我们必将在党的领导下昂扬前行, 共创美好未来。

摘要：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国家统一,民主政治,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历史演变 篇8

党旗党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标志与象征的同时其制度也成为党制度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党旗党徽却没有统一的制作，但在党旗党徽不断的发展变化与完善中却也伴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与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各个不同时期，党旗党徽的内容从另一方面体现着当时的革命形势，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

1920年8月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成立，当时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等人曾对党的名称问题进行过讨论，最后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于党组织刚刚建立，因此这时还没有确定的党旗党徽标志。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由于一大建党得到了俄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并有俄共代表参加会议，加上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等原因，所以这时以俄共旗帜为范本，多用俄共（布）的苏维埃旗帜或马克思、列宁画像。其旗帜上的红色是革命的颜色，黄色则是革命光芒的颜色。锤子象征工人阶级，镰刀象征农民阶级，两者组合，是工农联盟的标志，也是共产党的标志。五角星既象征工、农每一只手的五指（劳动力），又代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此后由于国内的革命形式的需要原因，强调国共合作，因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红色旗帜在公开场合还并未正式举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革命形势发生转变。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1日于南昌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随后的“八七会议上”，革命领导人对要不要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曾多次在会议上主张采用共产党的旗帜。在9月份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共产党真正亮出了自己的第一面旗帜。这次起义所用的旗帜为红底，中央为红色五角星，五星中心为镰刀斧头。同年秋，国民党右翼反动派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出来，中共遂明确宣布放弃国民党旗帜，正式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提出，并在10月的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明确提出“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这是中共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作出的关于党旗上有“斧头镰刀”标志的正式决定，党旗党徽的图案也因此框定下来。

在随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以“各级军旗一律用五角星红旗，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旗用大红色旗，中央为五角星，五角星为白色，中为镰刀斧头交叉排列，镰刀斧头用黑色，旗之右边镶白布长条书写番号。”这一中共中央军委于1930年4月发出的《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令》中规定的内容制成的军旗成为使用范围最广的样式，旗帜式样也因此进一步正规化。这对党旗党徽的式样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镰刀斧头”成为这一时期党徽的代名词。

中央苏区相继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革命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展开，在1943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组织。在同年召开的延安杨家岭窑洞里召开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正式确定了党旗的样式。“中共党旗样式，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上角为黄色锤头镰刀，无五角星，旗底色为红色”的这一决定催生了第一批规范的党旗诞生在陕西延安。

中国共产党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礼堂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悬挂的正式的党旗，结束了我党从“一大”至“六大”没有正式党旗的历史。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对党旗制作的规范，“暂规定宽八十厘米，横一百二十厘米之红旗，左上角的中间为黄色镰刀、锤头，其直径为三十厘米。党旗旗杆左套为白色，宽为六点五厘米，亦即旗面横长十八分之一强。旗杆样式与矛头与军旗制法相同。”中央1951年对华东局关于党旗式样的请示的批复中表示“在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以前，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红旗加镰刀锤头，不必在旗上加中国共产党等字”。这样直到1996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正式定下党旗规范，并更加完善地规范了党旗党徽的样式和使用。

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党旗党徽也经历了一个正规化、规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我党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党旗党徽的图案内容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与性质。铁锤代表着工人，镰刀代表着农民，以二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因而“铁锤镰刀”的标识也更加准确地代表了工农联盟的本义。

党旗党徽的这一演变过程在相应的一些收藏品上也能够得到比较直观的反映。建党九十周年的到来，在收藏界刮起了阵阵红色收藏浪潮，大至书画、瓷器等，小至纪念币与建党纪念的邮票，如今都成为藏家眼中的香饽饽。而与收藏行为同步的则是让更多的人对党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建设历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激发了人民的共鸣，更好普及爱国主义教育。在一系列建党纪念主题的邮票上，党旗党徽图案内容的演变推进也是有据可考的，例如1951年建党三十周年纪念邮票上的党徽图案与1991年建党七十周年纪念邮票上的党徽图案中体现出来的一些变化，其内在包含了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些列制度建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