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

弗洛姆（精选8篇）

弗洛姆 篇1

1开篇： 爱是什么？这是千百年来人类苦苦探索的一个问题，是被无数文学作品所描述的，被无数电影所演绎，无数歌曲所传唱的永恒主题，少有人能给爱下准确的定义，却还是有一代代人前仆后继的追随爱的脚步，为爱辛苦为爱忙，为爱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爱很神秘么？父母的爱是需要我们通过努力才能获得的么？

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爱他，才是既可以给予对方温暖，又给予自己安全感的一种正确的成熟的爱人的方式呢？

2、请同学们任选上述问题之一回答。

3、本篇课文节选自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弗罗姆的一本著作《爱的艺术》，该书以基于大量的实践观察，从精神分析立场出发，对爱进行了一番与众不同的诠释。

弗罗姆认为爱并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的感情，而是可以通过训练自己的行为规范、专心的投入和养成耐性而学到的一门艺术。

那么，一个人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成长为一个成年人，他的爱的能力是怎样发展的呢？ 通过这段的阅读，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作者结尾：爱是你走到奈何桥边时，即将饮下孟婆汤时，含泪告别的东西，爱是丘比特射到你身上的箭，是你再辛苦也不想放弃的痛，爱是月下老人系在你脚上的红线，是甜蜜的牵绊。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在接受爱，给予爱中学习着怎样去爱，愿每个人都被温暖的爱着，都有着强大而宽广的怀抱去拥抱你爱的人，愿你们爱自己，像爱别人一样慈悲，回馈爱，感激爱，创造爱，散播爱。

父母是生我们的人养我们的人不光给了我们生命，甚至给了我们宿命。我们的基因遗传自 父母，我们生长的环境取决于父母，我们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来自父母，我们人生的许多关键性的转变可能就是在父母无意识中的一句话一个举动中产生，然而对子女富有如此大责任的父母，他们却并不是完美的，驾驶员需要考核后才能上岗，可是做父母缺不需要。于是，我们发现，生养我们的父母可能自己也不是一个具有成熟的爱的能力的人，他们可能是一个焦虑的人，不会妥善的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眉头紧缩地将压力转移到家庭中，他们可能没有广博的知识，也给不了我们优渥的生活，他们可能会打碎我们笃信的美好梦想，会因为一次人生路上的差池而给我们带来永难磨灭的负面影响，会秉持着爱的名义剪断我们的翅膀，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父母也是普通人，而他们给与我们的爱，确实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付出了。所以，尽我们所能的爱他们，陪伴他们，带欢笑给他们，为他们解忧，让他们随着你的成长，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广博的无尽的世界，共同学习这门爱的艺术。

弗洛姆 篇2

埃里希·弗洛姆 (Erich Fromm, 1900-1980) , 犹太籍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 纳粹统治时期迁居美国, 先后在各个著名大学任教。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 对于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异化作出各种解释, 被人们称之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个体, 他提倡精神分析, 进行“灵魂的治疗”, 使人从奴役达到自由, 实现人性的完善;对于政治经济制度, 他从人道主义出发, 提倡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健全社会。由于他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故有“人类的梦想家”之称。

2 《逃避自由》的写作背景

《逃避自由》一书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 弗洛姆本身是一名德国犹太人又遭到纳粹的迫害, 流亡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肆虐全球, 同时法西斯主义对个人价值尊严、社会秩序以及人类文化都造成了严重威胁, 促使弗洛姆关注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以及德国纳粹兴起的根源问题。

3逃避自由与纳粹主义

弗洛姆将心理因素视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积极力量, 如果忽视了它的作用就不能正确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同时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 社会在塑造人的过程中的同时, 人也在持续不断的创造社会。《逃避自由》一书是围绕人的心理因素而展开的。他认为要考察社会变迁过程, 必须先剖析个人的心理动态过程。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心理基础, 这一心理基础就是现代人的性格结构, 而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又是现代人所处的特殊困境所造成的。

弗洛姆认为逃避孤独是与生理需求同等重要的精神需求, 人总是想与自身之外的世界发生关系。现代人的特有困境就在于资本主义带来的自由, 这种自由有其两面性:一方面, 它解除了传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种种束缚, 个人获得了独立;另一方面, 这种自由又使人感到孤独和不安全。个人被这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所包围, 使自由的个体产生了逃避自由的倾向, 这也是法西斯崛起的心理基础。

弗洛姆从生物进化、个体的发展过程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三个方面对人是如何获得自由, 而后又逃避自由来加以论述的。在生物进化过程中, 使人摆脱了生理上的束缚, 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 人获得了自由, 然而人类的文明使人与自然越来越疏远, 自然成为了人类征服的对象, 人远离自然也会感到不安全。这一方面使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发展, 另一方面也使人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增加。

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 婴儿从与母亲脱离开来, 他就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 但他仍然离不开母亲的照顾。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 脱离了“原始联系”的束缚, 他也越来越多的受到挫折和打击。个体发展的过程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就是自我力量的增强 ;另一方面他日益感到自己与他人的分离, 感到世界的强大与自己的渺小, 感到日益增加的孤独。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弗洛姆同样贯穿了这样一种思想, 即传统社会安全而不自由, 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一个人在社会中, 没有机会可以从某一阶级转到另外一个阶级中, 他也几乎不能从某一城市或国家, 迁往另外一个城市或国家。个人虽然没有自由, 却并不感到孤独与不安全。人从生下来开始, 在社会中便有一个明确的、不可改变的和无可怀疑的位置, 他根生在一个有机整体中, 从而他的生活也确实有了保障。然而社会结构和人的处境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改变, 随着文艺复兴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个人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 同时人们极力追求名誉, 组建行会, 以逃避突如其来的孤独和不安全感。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加尔文教和路德教之所以能够引起城市中产阶级、城市贫民和农民的共鸣, 是因为他们表述了这些人心中的自由和独立感以及孤独和无力感, 并且以理论的形式加强了这些感受。新教为个人指出了一种克服焦虑的办法:要完全承认自己的无权力和邪恶本性, 要知道整个生命是为了赎罪而存在, 因而要不停的努力工作——借此克服怀疑与焦虑;还要完全服从于上帝,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宠、获救。新教教义迎合了孤独的、没有安全感的个人的需要。

新教教义在精神上为人类自由开辟了道路, 资本主义则继续在智力、社会关系、政治上为人类的自由创造条件。宗教教义强调人不是作为团体的一分子, 而是纯粹作为单一的个人同上帝发生关系, 这就为人的世俗活动的个人主义特性奠定了心理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一切都是为了赚钱, 为了获得物质利益, 即以自身为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人的天职就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就是积聚资本。当然,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实现人的幸福和拯救, 而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本身。资本主义使人为了某种超越自己的目的而劳动, 成为他所制造的机器的奴仆, 产生了自己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感。在政治和生活中, 情况也并无二致, 都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和自我的微不足道。经济危机和战争也威胁着人的生存, 当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不能满足人与世界、与他人建立关系以克服孤独感时, 人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随着垄断资本和政权的兴起, 这种孤独、渺小和不安全感更加强烈。自由与安全这两种基本需求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同时满足。

弗洛姆在这种精辟论述的基础之上还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在逃避孤独或不安全感的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不健康的性格倾向, 即受虐待狂倾向、虐待狂倾向、破坏性和机械的自动适应, 而健康的性格则应该富于自发性。受虐待狂倾向企图通过消灭个人的自我以克服个人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感, 同时力图使自己成为自身以外的某个强有力整体的一部分, 跻身、参与这个整体之中。这种外在势力也许是一个个人、一种机构、上帝、国家、良心及某种心理强迫力。虐待狂有这样一种根本的冲动, 那就是:完全绝对的控制他人, 使他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意志, 使自己成为他的绝对的统治者。虐待狂冲动的本质在于在对他人的绝对统治中取乐。施虐狂倾向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强使别人依赖他, 对他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第二种是不只要统治别人, 而且剥削、利用、蚕食别人, 不仅榨取别人的物质, 还要掠夺别人的精神;第三种是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施虐和受虐性格倾向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不安全感, 通过控制他人、使他人遭受痛苦来显示自我的力量, 通过别人对他的依赖来得到安全感, 或采取完全相反的形式来克服孤独, 但这并不能真正消除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当施虐和受虐两种性格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极权主义性格, 其特征是对权力的依赖。破坏倾向旨在消灭对象, 摧毁对象。虐待狂趋向于通过统治他人来加强孤苦伶仃的自我, 而破坏性则趋向于通过消灭任何来自外部的威胁来达到这一目的。破坏并不能解除人的困境, 外部世界都被摧毁了, 个人会感到更加孤独和不安全。机械的自动适应简言之即个人不再是他自己, 他完全承袭了现存文化模式给予他的那种人格;他和其他人已没有任何区别, 完全按照他人塑造自己。这种心理机制也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安全感, 因为一个人失去真正的自我, 他会感到更加惶恐和无所归依。以上四种性格都不能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 都是消极的自由状态, 只有通过自发性的活动——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才能真正的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 通过这种活动, 个人保持了自我的独立和完整性, 又能与他人和世界融为一体。

弗洛姆认为纳粹主义崛起的根源除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外还必须从心理学上解释, 他通过社会性格 (即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基本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和性格特征) 来解释资本主义崛起的原因。由于德国战败, 1918年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处置使德国大众感到不公平, 这种怨恨逐步转变成民族主义情绪, 加上垄断力量的强大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使各阶级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孤立无援和不安全感, 从而形成了施虐狂、受虐狂、破坏倾向等社会性格特征。希特勒正是集中了这些性格特征的一个典型, 他创建纳粹党, 同时那些具有相同社会性格的大众狂热的拥护纳粹意识形态, 从而纳粹意识形态是加强了大众的这些性格倾向, 使这些性格倾向成为支持德国帝国主义扩张的社会心理力量。在弗洛姆看来, 纳粹德国的社会性格就是极权主义和破坏倾向。同时弗洛姆认为个人的无力量和无足轻重感是法西斯产生的温床。人类对自己具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一点丧失信心是法西斯主义能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肥沃土壤。

弗洛姆认为积极的自由在于全面、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性活动。自发性活动是使人克服孤独的恐惧而同时又不使其自我的完整性受损害的唯一途径, 因为在自我的自发性实现过程中, 人可以再度把世界、他人、自然和自身结合起来。为了个人的自我实现以及不再重蹈法西斯主义的覆辙, 弗洛姆为我们构建了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他提倡用计划经济替代社会的不合理性和无计划性, 同时提倡充分发展个人的民主政体, 在整个社会合理和步调一致的行动的基础上, 大量推行分权制, 以确保最小的单位真正主动的发挥其合理作用和调节作用。只有当人能控制社会, 并使经济机构为人的幸福这一目标服务之时, 只有当人能积极的参与社会过程之时, 才能克服正使他陷入绝望之中的孤独感和软弱无力感。

4 《逃避自由》的贡献

首先, 弗洛姆综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对现代人的自由困境以及纳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心理基础作了详尽的论述, 他运用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以及“死本能”的学说, 并借鉴了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中人的异化的观点, 发展了自己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 并运用它来阐释现代社会问题。其次, 弗洛姆摒弃了弗洛伊德认为的历史是心理力量的结果, 同时弥补了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以及行为主义心理学中忽视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动力要素所起的作用的不足。他还在马克斯韦伯过分强调宗教这种文化形态来解释历史的基础上, 综合的通过社会、经济和人的心理的相互作用来审视社会过程。最后, 弗洛姆也为人的自我实现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健全发展指明了一条道路。

参考文献

[1]弗洛姆著, 陈学明译.逃避自由[M].北京:工人出版社, 1987.

[2]杨鑫辉.西方心理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3]郭齐家, 毕诚, 崔相录.中外教育名著评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 (2) .

弗洛姆铁路 篇3

从挪威的山中小站米达尔，前往峡湾小镇弗洛姆，仅有短短的20公里路程，但一条铁路却耗费了几乎20年时间才最终建成。这条叫做弗洛姆的铁路，是北欧最陡峭的铁路，平均每前进18米，海拔就下降1米——这样的路线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弗洛姆是挪威第一条完成电气化的铁路。铁路沿线有着典型的北欧沿海景观：瀑布、峡湾、覆盖着白雪的山峰以及高山农场，一切都透着摄人心神的静谧。而民居是五颜六色的，精致安详，如同北欧童话中的仙境。

世界罕见的陡峭铁路

几乎所有到过挪威的人，都会被提醒去弗洛姆小镇看一看，去坐一坐当地独特的火车。从峡湾边的小镇弗洛姆到山中小站米达尔，尽管只有短短的20公里路程，但却是北欧最陡峭的标轨铁路。

关于铁路的修建，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松恩市市长克里斯滕森。1909年，挪威首都奥斯陆到卑尔根的铁路开通，但缺少一条通往松恩峡湾的支线，于是，弗洛姆铁路的修建被提上了议程。这个议程出来之后，立即引起各方争议，从海拔867米的米达尔到海拔2米的弗洛姆小镇，短短20公里的路程，海拔却下降了865米——不仅北欧没有这样的铁路，放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市长克里斯滕森力排众议，决定修建铁路，他表示：“能够为松恩地区到挪威东部提供最短、最经济的铁路就是合适的。”1923年，弗洛姆铁路正式开工修建，让人惊叹的是：铁路80%的路段坡度达到了5.5度，最大坡度达到了18度;弯度也非常大，最小的转弯半径只有130米。曾经有人计算过：从海拔867米的米达尔，抵达海拔2米的弗洛姆，沿着铁路平均每前进18米，海拔就下降1米。所以，弗洛姆铁路被称作“北欧最陡峭的标轨铁路”。

修建铁路还有一个要命的难题，那就是山峰众多，需要开凿很多条隧道。在20条隧道中，除了总长度为6公里的两条隧道是机械开凿之外，其余的隧道全部需要人工开凿，几乎每挖掘1米隧道，就要耗费1个月的时间。为了避免雪崩、滚石的威胁，以及解决悬崖峭壁间巨大的标高差异，铁路采用了修建“U”字形环山隧道的方法。那些盘旋在崇山峻岭中的隧道，显示了工人们巧妙的工程技术，可以说，这条铁路是环山铁路史上的杰作。

铁路的修建耗费了几乎20年的时间。1940年，铁路开始通车客运。为了纪念铁路的修建，人们还在弗洛姆车站前立了一座克里斯滕森像，以此来纪念那位具有先见之明的市长。

大瀑布下的女巫表演

弗洛姆铁路的起点，是山中小镇米达尔。这个原本不为人知的小镇，从此广为人知，成为挪威重要的旅游中转站。每天，无数的游客从这里换乘，去体验那20公里的壮美景色。

弗洛姆铁路上的火车车厢，设计也很独到，车厢外壁为墨绿色，内部沿用最初的木质结构。整节车厢内部，都以红色为基调，再加上全木质的古朴内饰、金色吊顶、柔和的灯光，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列童话中的“极地特快”。

列车出站没多久，就会沿着米达尔山急速下降，不停地在短隧道里进进出出……透过防雪棚，可以看到远处积雪的山峰和冰川融化后形成的湖泊，天光云影里，所有的景色都美得无与伦比。如果透过车窗向下望，则是数百米高的陡峭悬崖，惊险而刺激。铁路从米达尔山蜿蜒而下之后，一个特殊的景象出现在眼前——米达尔山的峭壁上，铁路的轨道在峭壁分成上下四层，一直延伸到山巅的米达尔站。

在设计上，弗洛姆铁路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地方，那就是不采用桥梁过河，而是让河流从铁路下面的隧道穿过山脉。由于悬崖峭壁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旅行者在火车行驶的路上，会经常看到各种各样奔腾的瀑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肖斯瀑布——落差达93米的肖斯瀑布，从山崖奔腾而下，撞击在青色的山岩上，发出巨大的咆哮声，飞溅起无数的水花和泡沫，气势非常壮观。

为了方便观景，肖斯瀑布旁设有车站，列车会特意在这里停靠几分钟。在车站外的山上，还有当地特殊的女巫表演：每当有列车停下来，穿着红色服饰的女巫就会抱着水晶球出现在山间，如同精灵突如其来……

列车逐渐下行，周围的山峰开始显得越来越高，峡谷也越来越深。四周的山上开始出现星罗棋布的果园或者农场，点缀其间的，是当地特有的红顶白房，一切都呈现出宁静祥和的童话般的田园风光。

世界上最深最长的峡湾

从弗洛姆火车站出站之后，蔚蓝色的大海立刻出现在眼前，那就是挪威著名的峡湾：松恩峡湾。

松恩峡湾全长达到240公里，最深处可达1308米，是挪威最大的峡湾，也是世界上最深、最长的峡湾，它有纳柔依峡湾和艾于兰峡湾两个分支，而弗洛姆就位于艾于兰峡湾的中间地区。出火车站不远，就是小镇的码头，码头上常年有巨型邮轮停靠，专供旅客游览松恩峡湾。

一直以来，松恩峡湾就有着“峡湾之后”的称号，周边的山峰常年被积雪覆盖，即使盛夏时山脚绿树成荫，山顶上的积雪也不会融化，并且常年泛出一种晶莹的蓝色。峡湾两岸，坚硬的岩层被冰河切割得千姿百态，让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峡湾的海水清澈透明，水面平滑如镜。在阳光的照射下，粼粼的波光倒影着蓝天白云、雪山森林，岸边是一幢幢美丽的红白色小木屋，看上去就像一幅写意的山水画。

从弗洛姆乘船出发，沿着峡湾前往卢斯特拉弗约登，还可以看到著名的奥尔内斯木板教堂。这是一座黑色的小教堂，修建于12世纪，整个建筑完全依靠木板和柱子互相嵌入支撑而形成，没有用过一根铁钉，是挪威现存的30座古木板教堂中保存得最为完好的一个，在欧洲，没有任何国家的木造教堂可以与之媲美。在教堂里，旅行者可以看到许多12世纪的精美木雕画，内容包括人像、叶饰和龙饰，是维京文化和基督文化的巧妙融合，也是北欧最独特的建筑风格。

弗洛姆爱的艺术读后感 篇4

人的孤独感是无法回避的事情，克服的办法一是创造，主动去改造自然，实现自我和外部世界直接的联通;另一个就是爱，分享自己的生命力，实现自我和人群之间的联通。无论是创造还是爱，都是主动性的行为;所以弗洛姆提倡“创造性的人格”。

通俗地说，爱是给予而不是接受。爱确实是内心强大的表现。当然，大多数时候，我们会说，爱情是弱者的感情，但是，过于脆弱的相互依赖的爱情可能也无法真正健康而长久。我赞成说，一个懂得并且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独处，而不求助于各种他者(包括人和物)的支持--才有着真正的去爱人的力量。真正的爱里，应该能够同时成就自己和他人。无论是一味索取的爱，还是按照自己的臆想一味给予并且认为对方需要的爱，都是不健康的。

在本书的开始，弗洛姆即指出，爱是一门艺术，就像生活中的其他艺术一样，要学习如何爱就像学习其他艺术一样，先需了解爱的理论，再探讨爱的实践。弗洛姆所讲的爱的实践，绝非一般畅销书中的夫妻情侣“相处之道”，而是就个人自身行为进行的探讨。

可是长久以来，为什么多数人认为爱是不需要学习呢?弗洛姆在书中阐述道，大部分人认为爱不需要学习的前提主要为以下三点:第一，多数人宁愿把爱当成被爱的问题，人们不断付出努力获得大众的认可，使自己变的“可爱”，这样迫使男性取得成就，获得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条件最大限度的地位和财富，女性通过修饰仪表健美等来吸引男性;第二，把爱的问题设想为一个对象的问题，而不是能力的问题;第三，把最初坠入情网的经历与爱的“久恒”之间的区别混淆了。

弗洛伊德简介 弗洛伊德生平简介 篇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出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的弗莱堡市，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其理论的框架和研究方式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心理学发展。

18出版《梦的解析》，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正式形成。19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最终形成。1930年被授予歌德奖。1939年9月23日因口腔癌逝于伦敦。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开创精神分析学说，建立精神分析法。著有《性学三论》、《梦的释义》、《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等。

人物简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地利医生兼心理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4岁时举家迁居维也纳。他在中学时代就显示出非凡的智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7岁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876年到1881年在著名生理学家艾内斯特·布吕克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并在1881年开始私人开业，担任临床神经专科医生。

1881年开始私人开业，担任临床神经专科医生。1886年与马莎·伯莱斯结婚，育有三男三女，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1938年因遭纳粹迫害迁居伦敦，于1939年9月23日因口腔癌在伦敦逝世。

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威廉姆 篇6

——西方学者卷（下）》

P598-601

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

（选自《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威廉姆 肖

至此我阐明了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两个基本概念。既然人们一直不太注意去阐明这两个重要概念，因此第一章的研究，只要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各种问题能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可能就会由于其本身的正当权利而具有某种价值。然而鉴于目前研究的特殊目的，我们需要认真揭示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概念。澄清这两个概念对于准确地介绍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必要的，同时还可以表明，马克思的见解至少在概念上是连贯的。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马克思所展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既考察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同时也考察与我们的题目尤为密切的、处于不同生产方式过渡之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本章坚持认为马克思把生产力看作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并力图揭示哪些是马克思考虑到了的内容。对马克思的这一主张作错误的理解(常常是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曲解所引起的)．曾导致一些人否认马克思有赋予生产力以其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这一意图。然而，如果调查研究表明，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远非通常所理解的那些明显谬论，那么．人们或许就不会感到有必要把马克思从其自身困境中解救出来了吧。

详细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历史上的辩证法并非易事。马克思本人很少致力于说明生产力决定论的特征，他的解释者们也与他一样。马克思把精力花在具体地研究这一动力的作用上。所以，以后的一些章节将联系马克思论述过的特定历史过渡，来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将会为我对马克思所作的“工艺的”解释提供证明，同时还有助于阐明其中所包含的决定论的模式。对比之下．这一章的考察将是比较一般的、初步的。在这里必须提出的一些问题．是为我以后考察马克思的一系列思想一牛产力决定什么，怎样决定，为什么决定等等作准备的。但是，由于缺乏了马克思本人关于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的任何详尽评论，所以这一章不允许我求助于我早先所求助过的那种逐字逐句按原文解释的方法。

尽管如此，我在这里还是打算把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性质尽可能全面地、连贯地、明白地展示出来。不幸的是，人们对这种理论提出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经常有一些人暗示我们，马克思有理由持一种特殊的见解，而这些暗示，在他们能够帮助说明马克思的更为清楚的观点的地方，就成为问题了。在某些论点上，马克思的不足之处，必须成为我探究的终点。我的目的不是重新刷新马克思的历史模式，以便使它能够经得起当代的批评，即使能够做到的一点。相反，我的日的在于。揭示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我没有把显然站不住脚的观点---马克思不可能认可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

我认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马克思把生产力看作是历史中具有动力性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决定因素的性质和后果，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不乏反对“技术决定沦”者——反对马克思强调的“技术决定论”。因此，作为开始，我将公布一些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第一性地位的、附加的引语．在阐述这种第一性地位以后，我将提出作为这种第一性地位的根据，分析马克思提供的历史解释的一般质．并考察这种第一性地位对生产决定论所产生的影响。

一、生产力的第一性地位

以上的讨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本身的内容都很清楚地说明，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关键在于人们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标志着社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家们因各种原因想阻止把这一论点归之于马克思，冲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值得注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表述了一种为马克思毕生赞同的观点。甚至在《哲学的贫困》这本马克思在其晚年仍十分重视的早期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观点也是很清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的唯物主义观点的进一步提炼。可以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较高关系的出现有赖于生产力的观点。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

马克思恩格斯这时用“交往形式”以及一些有关词语来表示他们后来称为的“生产关系”，但是已经有了贯穿于马克思成熟著作中的这一观点：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是他们的物质生产、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下举三例：

“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国家的经济关系，以及社会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状况随着物质生产力量的变化而变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474、488～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在这些段落中所阐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主旨，是关于历史的发展。虽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它在非原著文献中被令人作呕地强调着)，但是，马克思还是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变革的长远的决定因素，区别以下两种类似的论断，对于澄清马克思的观点，也许是有益的(因为马克思本人没有作这种区分)：(1)生产关系的变革始终是生产力变革的结果；(2)生产力的变革总是要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是论断(1)而不是论断(2)声称生产力的变革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必需；是论断(2)而不是论断(1)声称生产力的变革可以满足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

生产力的变革既包括现存生产力的改进——即一个社会内部既有生产力内部的变革，也包括那个社会据以作为生产力的要素的创新。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人们对生产力和与其他人的关系在性质上的变化，是“劳动”关系或“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这些变革不包括作为这些变革条件的特定的人或生产力的变化，是由有关变革的关系的性质或类型决定的。同样，马克思通常并不关心特殊的、个别的关系的变化。试想一家停业的制造商，这家特定企业的劳动关系不再存在这一事实，意味着这种特定社会经济结构起了变化(尽管这显然是无足轻重的)，意味着它的生产关系起了变化。然而，马克思事实上只对这些关系的类型(不管是“劳动”类型还是“所有权”类型)上的变化感兴趣。

上面的论断(2)是说明生产力的变革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但这一论断是有问题的。首先，生产力的变革可以由现存的生产关系加以调节。试想一个木匠使用一种新的稍加改进的铁锤代替他的旧铁锤，或者试想在同样的工作中，一个较有技能的木匠代替了一个才能较差的木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论及的关系可能有更高的生产关系，但是这些关系都是同样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很显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协调时生产力也可能进步。

其次，更好地调节现有的生产力，或利用以前未开发出来的劳动力，不一定马上可以见效。无疑马克思主张，生产力的变革引起生产关系的变更，但那是在一种彻底的历史形式中的变更：当人们的生产力发展时，他们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不得不去适应它们。马克思所想象的是一种先于任何重大(上层)建筑质变以前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增加的压力。

这种压力在根本性的变化实现以前，实质上已经逐渐集结起来，而且，社会生产关系根本转变的确切性质和时间选择(尽管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这种根本转变的基本的必要条件)，往往还要取决于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虽然这些斗争领域不纯粹是经济关系的附带现象，但它们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是由于生产力的更为基本的压力，才在历史变革中发挥它们的作用。由于生产力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可能不会马上产生，并且可能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所影响，这一思想揭示了马克思历史进化观念中的某些重要内容。但是确切地说，它并不降低这种生产力变革引起的生产关系变化的效能。关于第一点(即生产关系不必为适应生产力的进步而总是变化)，它明显地损害了关于生产力的效能的观念，但是，人们可以认为(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比较接近)，对于任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来说，存在着生产力的某种进一步的发展，足以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至于这种进一步的发展是什么，需要经验的研究才能确定。

这一点与前面提到的两个论断的第一个论断有联系。因此，马克思确实坚决主张生产力的变革对任何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必要的；不能认为上层建筑因素对这些变更有重大的作用。所以论断(2)教导人们用生产力的变革来解释生产关系的变更。没有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就不可能改进——也就没有变革的动力。这一论断具有以下保留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容许上层建筑现象对经济基础有(某种)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生产关系，使它们发生变化。虽然这种公式不太明确，但是很清楚，他们认为这些改变只限于规定的限度内。所谓规定的限度，就是为生产力所规定的限度。所以，尽管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总是生产力变革的直接结果，但在一般情况下，或在其他任何实质性的关系变化的情况下，情形仍然是这样。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担负着解释生产力的重任。

二、为什么生产力占支配地位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其他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些经过他们深入思考并作为奠定他们唯物史观基础的观点。所不幸的是，他们为支持这些观点而提出来的论据，往往是轻浮的、草率的。说什么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现实的前提”；说什么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活动等等。这些论据很难表现这个领域在理论解释上的首要地位，它们仅会使人深信物质生产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解释物质生产占有支配地位。正是这一点，可能使他们失去判断力，从而导致这样一种不完全的推理。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证上有某些偶然的失误，但他们是在试图说明和捍卫他们关于历史的一般观点。对比之下，他们没有去陈述他们为什么深信生产力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基本领域中起决定作用的情况和理由——虽然他们常常主张生产关系确实随着生产力增大的结果而变化，但他们对于为什么一定会是这样，只不过暗示了一些线索。人们可能设想，他们不过是把这个论点看作为一种经验常规，因此无须寻求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实际上似乎不是这样。由于马克思是以唯理主义的眼光看待科学，他当然不会认为物质生产在社会领域中的支配地位是不可知的，而是认为物质生产处于支配地位是一种经验观察的规律。其次，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但人们感到，他们给予了物质生产以某种本体论意义的第一性地位，并由此决定了它对于社会科学在解释上的重要地位。同样，他们似乎在实际上已经认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一直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真实。如果他们只是陈述一种观察到的经验规则，他们就不会(人们这样设想过)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前，如此随便地假定生产力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是生产关系的决定力量。

我认为，马克思或许把生产力在物质生产中的第一性地位看作是一望而知的、显而易见的真理。如果我们考察到他们选择的——在他的一般观念范围内——是生产力决定论，这一点就可能更易于理解。第一种选择是，生产关系既可以被上层建筑的因素决定，也可以被折中的因素决定；第二种选择是，生产关系可以自我发展；或者作最后一种选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可以相互决定。第一种选择，显然在无形中破坏了物质生产在理论解释上的地位。社会的经济关系被认为构成了一般社会领域，如果生产关系本身为非基本因素所支配，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关系是更为基本的因素呢?说某种非基本因素或关系系统地决定了经济结构，是与马克思的理论背道而驰的，甚至承认生产关系为各种不同的因素(也许随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而异)所影响。显然，从方法论出发，也可以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任何历史研究或社会研究的出发点，但它还是同样地损害了马克思基本观点的精神实质。与物质生产第一性地位相适应的，不是什么别的，正是生产力才可以是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像是把生产力决定论看作是真理的缘故。

当然，生产关系是可以自我决定的。马克思谈到生产关系内部矛盾的展开时，就暗示着第二种选择，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例如，成熟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难题，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主义关系本身所固有的。然而，生产关系并不是作为某种内在的、独立的经济演进的结果而发展的。生产关系到底为什么会发展?为什么它们“固有的矛盾”只是在时间的某一点上才成为不可解决的难题，只是生产力的变革、人们生产能力的发展，才使生产关系得到进步(生产能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的矛盾得以显现出来)。如果人们的生产能力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没有扩大，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这十分清楚——人们的生产关系将不会进到高一级的程度。

第三种可能的选择——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决定——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中颇为流行(人们认为，那是因为他们不能使自己承认生产力决定论，所以他们就勉强地把这种观点转嫁给马克思而造成的)。然而这样一种观点不能自圆其说。它明显地与本章开头的引语相冲突；并且，由于在任何一种经济结构发生时，它得不到历史唯物主义为这种发生提供一般的理论解释。因而实质上与马克思思想的整个精神相违背。马克思深信，新的生产关系的引进，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方式中，这些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马克思为什么持有这种观点的理由虽然不太明显，但是，这种观点却是他关于生产的总概念的源泉——我一会儿就来讨论这个总概念。

不过，首先什么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的更为真实的理由?说到底，为什么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要同他们不断扩大的生产力相适应?对此，马克思给了两点相互交织的回答。第一，他写道：“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人们为了适应现存的或将来的生产力，会改变或正在改变他们的生产关系——人们不会放弃生产的进步——这一信念像是关于人类本性的一个假定。马克思对这一假定深信无疑，并可能把它同那些关于人类状况的更为“思辨的”主张区别开来。在他的著作中，这一信念是为一种像历史过程的原因那样广泛的、社会历史的、颇带目的论的社会规律，而不是作为一种应用于个人行为的规范而出现。

第二，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与其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时，以前刻画这个社会特点的基本经济平衡就被破坏了。这可以是由于一定的人或一定的阶级，企图趁机利用可以由社会自由支配的、潜在的或现存的生产力所引起(如中世纪胚胎中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也可以是由于统治阶级本身(如成熟的资本家阶级)已经解放了为它所不能够控制的生产力而引起。经济的不平衡动摇了其余社会关系，大大增强了符合要求地利用生产力的刺激力。既然马克思相信社会不会牺牲它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所以他自然认为，只有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才会使社会重新稳定。

马克思在这里的推论意在说明，为什么生产关系要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它并不表明，这些关系不同时也为其他的(如意识形态的)因素所决定。马克思是这样主张的，但他并没有去直接论证它。他确实相信，新的生产关系只有在这些关系的前提——适当的生产力——存在时才会形成。这一点对于劳动关系来说是容易理解的。但是，马克思同时也认为，对于所有权生产关系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即使资本主义的其他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也还是只有在必要的生产发展已经出现时才会产生：古罗马就是马克思常常引证说明这一点的例子。同样，他和恩格斯认为，阶级差别的废除，只有在生产发展到某一较高水平时，才有可能。没有足够水平的生产能力，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只会造成生产方式的停滞和衰落——阶级差别将因此重新出现。批评家即使接受这一点，可能还会争辩说，假定已经有了足够高的生产力，但是，一定的上层建筑因素仍然是为生产关系变革所必需的。这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是会同意的，但是他断言，这些其他因素的出现，来源于新的生产力的存在。这些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并且可以设想，人们关于这点的意识)，既刺激了新生产关系的引进，同时又使这种引进成为可能。

于是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生产力的变革，而且暗示了为什么这种变革可以激起关系进行调整的原因。但是生产难道不也是依赖于生产关系吗?——(生产)关系难道不也决定生产力吗?这样一些问题，也许就是上述相互决定论的动机。当然，生产力“依赖”于利用它们的生产关系，因为生产不能在生产关系之外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

虽然生产力是通过人们的活动自然地改进的(即使这种进展可能是逐渐的)，但是它们的进步可能在较高或较低程度上为现存的生产关系所激发。以具有不同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不同社会形态，在不同程度上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推翻生产力决定论原理。现代工业是已经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现代生产力要求并确保实现社会化的生产关系。此外，具有这种刺激生产力迅速前进特点的生产关系，其本身就是对过去存在的生产发展水平的一种适应。生产关系刺激生产力非但绝对不会使马克思感到为难，而且在事实上可以把他称为这种理论的创始人，即逐步发展的特定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逐步发展，正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最适于容纳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处于支配地位，这源于他关于物质生产本身的思想。作为人类生存前提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社会组织的基本功能。由于这种不断进行的生产过程，人们的生产能力扩大了。显然生产力要受外来(非生产力的)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们却提供了关于人们的生产进步、关于人们控制自然程度的最清楚标尺，并且正是这种发展，对于马克思来说，具有第一位的意义。

马克思好像是把这种生产的进步、生产力的扩大不依赖于生产的社会形式，看作一种既定的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发展是一种自然发生，它包含在人类生产活动的真正本性之中。“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他既不询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也不寻求更为原始的因素来解释生产力为何可以得到发展。但是，由于不断的生产进步，迫使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向前发展。虽然马克思并不把历史归结为技术变革的历史，但是，他却通过人们与其周围世界的物质冲突这种发展的辩证法，使人类史与自然史成为一体。

然而，却有人寻求过比生产力更为基本的因素，这种因素既可以系统地决定生产力，又可以更一般地解释生产的进步。普列汉诺夫似乎曾经认为，地理就是这样一种因素。然而这种观点不能看作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准确解释；马克思著作中论述地理的有关段落，并不包含有这种看法。地理条件虽然在人类早期发展中很重要，但是它们的变化太缓慢了，因而不能够把它们看作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此外，大多数地理性的东西(煤的储藏、河流、土地、气候)本身就包括在生产力之内。另一方面，像卡尔·费顿这样的批评家，却曾经指责过马克思忽视了“智力”或某种其他人类能力，声称它们比生产力更为基本，并且事实上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既然人类的知识以及生产的智力已经包括在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之内，所以费顿的批评就落空了。对马克思来说，人们不能忽视生产力的理由，也就是为了给人类社会的研究以更坚实的基础，因而不能忽视物质生产的理由。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往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他不归结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宁可说，人类生产本身包括了它的生产能力的发展。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一种为生产关系的发展所不具有的方式上和生产的真正本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生产关系的发展却不尽然，关系的改变只是为着适应于由人类能力的改进而开辟出来的可能性而变革。

三、唯物主义与历史解释

探讨生产力决定论是本章的目的，为了便于探讨，必须考察马克思对生产关系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更大结构中的地位所作的研究的性质。

目前很少有人认为：“唯物主义的”动机(所谓“唯物主义的”是指与心灵或精神上的追求相反这种通俗意义)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有什么地位。确实，经济上考虑的支配地位(在狭窄的控制个人行为的意义上)，在他的理解中似乎限于商品社会，或至少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尽管这种粗略的“物质的”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已经消失了，但是，马克思的观点却还是常常与一种狭隘的经济决定论}昆同起来。这种经济决定论在本质上断言，历史完全是由经济变量决定的，其他社会因素和社会关系同经济变量并不相互作用，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的傀儡。整个现实被等同于经济领域，国家、法律、意识形态等等反而具有各自不同的较低程度的实体性，这种理论无疑是错误的，马克思并不赞同，很难认为，它与马克思著作的精神相符合。虽然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解释不断发生，但是它还是不断地得到纠正。所以对这种观点无须在这里作过多的说明。我将只是考察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的著名通信，不管这些信件在正确、清楚的理论表达方面是如何令人不满意，但是毫无疑问，他和马克思是不能对上述的那种经济决定论负责的。

从上述事实中，很难得出如某些人曾假定过的结论：马克思只是坚持一种一般的相互作用论的观点，从这种观点看来，对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比对另一因素更加看重。确实，我们承认，马克思首先研究经济关系，但是他只是赋予它们在一切都是相互作用着的社会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强调社会现实一切方面的相互关联性，虽然有德国唯心主义和历史主义为之先驱，但它却非常符合20世纪含糊的功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许多情趣。对马克思的这种解释有利于使他的理论为任何人所接受。但是这种解释彻底冲淡了马克思的理论。针对以下的指责，即：“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都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马克思写道：“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尽管马克思在解释为什么生产方式决定整个社会组织时挥舞那精彩的“不根据前提推理”，但是很清楚，马克思不仅相信社会形成统一的整体，而且相信，这些在功能上联系起来的社会整体是由它们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上的考虑不是历史事变中的唯一力量，但是，经济领域由以构成社会生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的动机会是它们所表现的那样。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附带现象，对马克思来说，正是这些关系，掌握着理解宗教战争在其中成为可能的世界的钥匙。

如果马克思那时——由于提出一种在其各种不同的因素中社会经济因素占第一性地位的社会世界的图景——企图在简单的相互作用论和粗俗的经济唯物主义之间采取中间立场，那么这就提出了自从恩格斯以来，使马克思主义者为难的、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确切联系的整个问题。对这个迷宫地带进行令人满意的勘察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一方面，问题不在于描述决定论的特殊类型——例如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这种决定论允许上层建筑“相对独立”的只是在最后被表现出它的决定性。另一方面，答案不单纯是基础——上层建筑关系是某种只能根据特殊事例理解的，并且每一事例都可在其全部经验的丰富性上被研究的东西。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无疑相信，根据他们的理论，一切历史“必须重新研究”，但是他们的理论却还是指望去做只是比推进历史研究更多的事情。如果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在每一个别社会都不相同，以至于只有通过专门研究才能揭示，那么马克思的隐喻性暗示所应加以探索的道路，就不会导致使历史科学显示有规律的类型。（本尼德托·克罗斯似乎认为像在这里主张批评某事一样，在他的信念中，没有一种原 因或多种原因，会导致从某一个社会经济形态转变到另一个社会形态，通常因为这些原因和环境在每个具体情况下是不同的。克罗斯迎来的不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对于他来说，他的观点对理解历史只是一种帮助。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历史哲学，仅仅是强调某些先前(即经济的)被忽略的历史方面。即使克罗斯在这点上是正确的，然而他几乎不能想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者们的意图是如此的朴素）

马克思的模式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列为一种等级体制，这使得他在研究更为基本的关系时，在方法论上可以撇开一定的社会存在领域；但是，我认为也可以假定第二级和第三级社会领域的派生特征是具有系统性的。这样，派生物的性质就会易于进行科学分析和加以公式化。艾迪斯曾抓住以下结论：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关于整个社会相互作用论的理论范围内)主张经济因素第一性就是主张：如果人们要是考察社会的一切相互作用规律和一切社会横断面规律，那么就会发现或能够推出„„(2)，某种从经济到非经济(例如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的‘如果——那么’型的统计学上的类似规律；以及可能推论出(3)，一些或者按‘如果——那么’或者按‘如果——并且——只是——如果’方式联结经济和非经济变量的非统计学上的类似规律。”（艾迪斯：《自由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哲学》）

我认为这是一个在澄清以下两个问题条件下会为马克思所接受的结论：第一，虽然马克思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现了一个一般的等级体制，但是他所论述的规律的形成，不仅总是适用于一般社会，而且总是适用于每一个特殊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正如对马克思来说，虽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见马克思致 巴·瓦·安年科夫信中关于经济范畴的问题），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对马克思来说，上层建筑派生于经济基础是一个规律，但这是一个规律中的规律：在每一个社会形态中，更为特殊的规律支配着这个一般的派生出来的规律的确切性质。对这一点，恩格斯似乎很欣赏：“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l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他说：“到现在为止，还仅仅做一点研究，因为只有少数人是严肃地认真对待它。”）在这里，恩格斯几乎不主张放弃历史研究的理论，宁可说，每一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派生的规律必须出自严肃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理论指导人们的研究，但是它决不等于作出了确切的、历史上特有而又符合规律的、相互联系的结论。

第二，虽然(或者不如说“因为”)合乎规律的规则不能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现，但是(所以)，社会复合体的不同方面不是独立的变量。拉布利奥拉和普列汉诺夫很久以前猛烈抨击“因素论”，即一种认为历史或社会是各种不同的、独立自主的社会领域(比如文化或经济)作用结果的理论，赞成关于社会生活更为综合的观点，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谴责为暗中破坏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关系第一性地位的坚持。确实，普列汉诺夫无论如何是那个传统的主要支柱。反过来说，对社会世界中一般的相互联系的确认，并不排除对那个世界内因果联系的确认。虽然恩格斯晚期哲学著作强调既在自然领域又在社会领域发生的“普遍的相互作用”，反对“形而上学”的静止的思维方式，但是，他并不放弃对经验规则和规律的科学关注：“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74～5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古代希腊辩证思想的不完全性，正是它不可能去解剖和分析自然——它不可能去掌握分离现象）恩格斯这一段话是论述自然界的，但是对于社会领域，他也会同样坚持这一观点。虽然他的“辩证法”的锋芒在于提倡越出原因和结果的狭隘偏见而采用一种包含更为广泛的世界观，但是这种世界观必须包含关于现象之间富有规律的规则性的理解。

那种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因果关系要求现存的有关方面在现实中完全彼此分开的想法，当然是荒谬的。但是此类天真想法，似乎助长了流利的、认为用“传统的”因果关系模式来讨论马克思理论是不适宜的看法。例如，奥尔曼遵循的方针是：马克思并不是赋予任何单个领域以因果上的第一性地位，而是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它的一切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因果关系的缺乏，似乎正是由马克思观点的有机论口授在奥尔曼的头脑中的。奥尔曼和同一派别的其他人，不仅像是在同一种台球式的因果模型工作着，而且他们还错误地认为，事件或社会关系在概念上的相互联系，禁止它们之间有因果联系。马克思确实有一个真正“有机的”社会概念，然而因果观念对于他的社会历史观，以及对于他自信是正在举行的科学工作来说，都是在构成整体时所必不可少的。

既然构成一定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只会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范围内，决定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不同上层建筑关系，所以，如果一个特定社会的确切性质和历史要是得到阐明，那么其他的规则和规律就会自然得到利用。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关系构成一般的社会世界，但是它们单独不能显示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的独特特征。虽然可以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样，“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对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但它并不直接允许推断出生产方式在一个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独特表现。至于在《资本论》的分析中，独特的历史事件是偶然的——虽然在这里，“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桥梁沟通的。

早先人们论证，对马克思来说，阶级是按照它们各自对某一类型生产关系内生产力的关系规定的。马克思的经验主张是：一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它特有的观念和意向。如果一般地说生产关系构成社会形态，那么对马克思来说，正是阶级分析，揭示了人们的集团如何倾向于从他们各自利益的观点来解释社会世界和他们在这个世界内的各种可能性；现实把它自己不同地“呈现”给不同的阶级。于是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们，就根据他们的(主要是由阶级决定的)世界观，作出有人性的、难免有错误的决定：工人可能号召或不号召总罢工，他们的对手可能坚决或不坚决地进行斗争，如此等等。历史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在其中预先注定的东西，只是必然地显现出来。

虽然有这样一种意见，根据这种意见，生产关系的“必然性”特征和历史的“偶然性”事件之间的鸿沟，正像“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鸿沟一样，由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而缩小了(因为被马克思归属到阶级范畴中的人们，都内含于这两种关系之中)，但是，鸿沟还是依然存在着。戴着阶级斗争的眼镜观察社会，可能是也不可能不是一种有益的、启发式的研究。但是，在没有发达的行为科学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有成熟的科学解释或科学预言。当然，往往正是某一个别人或个别事的独特性与历史的理解有关。当马克思的论述转向像帕默斯顿勋爵的外交政策这样的题目时，就显然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他的评述断然变成了新闻记者式的、普通平凡的。这样一种特殊历史现象，几乎不可能同关于生产方式长远趋势的“更深刻的”分析直接地、立即地联系起来。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么，马克思实际上并不企图以他解释更为基本的社会经济现实的方式，来解释“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和上层建筑现象。他的理论在本质上不过是为他从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因素中抽象地研究这些现实提供许可证。马克思的毕生工作，在于研究一种与日常事件相去甚远的、现实的必然特征。从这个基本的然而又是抽象的社会经济现实的着眼点出发，许多历史和许多关于特殊社会世界的细节是不可能预见的。他的理论引导人们注意到的经济结构决定论，是以十年为单位，而不是以一天为单位计算的。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是以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乐观主义，相信对于它的一切“细微差别”和“细枝末节”的“历史的偶然外貌”来说，科学上全面的解释，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但重要的是要懂得：这样一种全面的历史解释所必须凭借的某些法则(例如个体心理学)，不是那些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的法则。它(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解释水平要高得多，它提供了历史领域的鸟瞰图，而不是虫眼图。

例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就是在一种很高的抽象水平上进行的。他以英国作为例子，阐述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但是《资本论》不是对英国的研究(更甚于万有引力定律不只是关于牛顿身边所落苹果的研究)。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草稿中，论述了抽象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马克思自己认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在一大堆混乱的经济偶然性、复杂的经济形式和现象上的表现中间开辟了道路，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内在的联系；在理解了这些联系之后，能逐步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最后到达于对日常生活的经济事件作出说明。按照这一程序，《资本论》开始于最基本的然而是抽象的关系，逐步前进到在这些更深刻的关系中把自己显露给表面观察者的那些更“具体的”经济现象和表面范畴。即使这样，对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并不是论价值的那一章是抽象的，像“生产价格”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些更．“具体的”规定性同样也是抽象的。马克思的模型描述了社会经济现实的若干层次。但是，与任何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于其中的社会形态——例如l860年的英国或1900年的德国——相比较，一切都是高度理论化的。

重要的是要记住：马克思是在其整体上，即在其构成一种生产体制或生产方式的范围内，考察了一定的(所有权)生产方式，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对马克思来说，一种生产方式的系统的规律性既是共时的(例如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中)，又是历时的(例如在递增的资本积累中)。任何特定的个别生产关系的历史，大都是生产方式的综合倾向的结果。例如，如果个别关系停止产生，那么这很可能是其他生产关系压力的结果，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的社会特征的结果。个别生产关系不可能成为生产力决定论的试金石，它们——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功能方面，一般地做到这一点。

虽然生产关系被说成是适应于生产力，但是，正是这些关系，成为马克思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所从事的是解剖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解剖它的社会经济骨骼，而这种骨骼，是由社会关系——不是由生产力——组成的。马克思研究了社会世界和社会关系，但是生产力不是关系。甚至于人的劳动力，人们在把它作为一种生产力来考察时，也是撇开其社会特征而考虑其技术方面，而不是因为生产力构成社会世界，因而从他们本身把它们看作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抽象方面。

第二，虽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并不归结为它们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可以由人和生产力规定，但是，即使它们在这种意义上不是整体论的，也还是没有任何个别行为的规律——更没有任何技术规律——可以产生生产方式的规律。经济关系具有能使对它们的研究易于达到严格的科学分析的规律性；从个别的偶然性中进行抽象，生产关系的重复性特征就可以得到确定。例如，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种独特性的事件：劳动力每H被雇佣千百万次，因此这种社会关系固定不变的特征就可以由分析显示出来。这样，生产关系在某种方式上就能成为科学理论的对象，而在这种方式上，生产力本身则不能成为科学理论的对象——而这就是第三点。曾有人提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上的自主性，但这在实际上是从人的较大的意向方面说的，而不是着眼于技术进化特定过程的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对马克思来说，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的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是社会世界的建筑材料，并且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的真正对象。

生产关系必须在它们本身的层次上来理解，而不能作为它们所适应的生产力的“结果”来理解。然而似乎可以说，生产力在它们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并把社会推向新的生产关系的限度内，在继续不断地向历史的舞台迈进。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说明了为什么正好是此种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而不是彼种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发生的原因。要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发展概念，需要我们抓住生产力的这种决定作用，而这就是我下面将要论述的问题。

四、生产力的巨大动力作用

生产力的历史水平决定了无论是业已存在的或即将产生的特定生产方式。以上讨论的结论就是必须从理论模型方面理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理论模型揭示了一定社会形态中榨取剩余价值的一般方式。虽然特定生产方式的特点对于了解历史变革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种变革的契机并不单纯在于生产关系本身潜在的矛盾的展开，可以说，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作用，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替的冲突和适应。当然，这种辩证法的特点在每一个历史变革中随生产方式本身特点的不同而不同，但这里的要点是，生产关系仅仅是由于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张才发展到较高的阶段。马克思所提出的这种支配历史的辩证法，其各种不同情景，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加以考察，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确实提供了一些洞悉其一般特征的见解。第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是不必赘述就可以适当理解的，这是把决定生产力的潜力，生产发展的最高水平赋予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一本未发表的原稿，通过科恩对我们的帮助搞清了这部分和以下的章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上下文中，这种主张意味着生产力只有在达到这种水平时，才会同生产关系发生严重的冲突。

第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以及在let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里马克思又是从整个社会形态方面说的)。人们认为，马克思所谓的“物质条件”，可能是指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或为形成以上二者所必不可少的要素。驱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同一发展，促进了将要解决这种冲突的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第三，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是以可辨认的生产方式、可区别的社会形态为标志的，这些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演进大体按以下方式重演：(1)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日益转变成不协调；(2)二者矛盾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得到解决，生产力获得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在更高的水平上建立起平衡。然而认为历史的进步是以生产方式的升降为标志的观念，不只是包含生产力决定论的命题在内。不过，如果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由于它们在容纳生产力时具有适应性，而被为了自身利益维护这种秩序的阶级保护起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马克思有理由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时，生产关系也可以维持，这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这种对抗、推翻或稳定的模型，似乎就被赋予了某种合理性。

最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举了人类进步的几个重要阶段，其中所包含的若干历史过渡，本书将在以后部分加以考察。然而，马克思似乎曾经修订了他的特殊的历史时代表(至少是前封建时代)，因为他没有把那么多的精力花费在对它们的详尽阐述上，而且他对它们的经济演进所作的说明，确实是不太令人满意的。马克思不大可能预先就有这种想法，即认为历史演进是通过确定的社会经济类型、确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的，这些类型和方式的发展在生产力扩张的控制下，导向着它们各自的后继者的产生。

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归属到少数几个范畴之中，其中每一个都是以确定的生产体制、特定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为其特征的。在这种社会体系内，生产的劳动关系经常得到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有效地利用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这些关系一定要定期调整。一定的所有权关系可能促进这种调整，或者它们可能被迫发展——或容许必要的劳动关系，或适应于已经变革了的劳动关系。因此，要想获得适合于生产力的劳动关系，经济结构的社会形式本身可能就需要变更。当生产力和劳动关系在一定生产关系体系中发生脱节(矛盾)时，或当新的劳动关系同它们欲发挥功能于其内的所有权关系形式 之间的冲突变大时，要求变革一般生产方式本身的压力也就增大了。这种情况可能通过阶级斗争发生，因为人们在他们的生产关系中分 裂成具有不同物质利害关系的阶级。其次，对马克思来说，代表与 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阶级，享有历史上的优越地位：只有它的利益才是为刚刚开始的、适应于刚出现的生产力的迫切要求的生产关系所服务的，而且只有它的统治才会导致稳定的经济结构。“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 统治的条件。”

历史人物并不常有的历史意向性，在即将逼近的生产方式面前的阶级斗争中显示出来了。人们常常在不完全理解他们实际上在做 什么的情况下，调整着他们的生产关系。确实，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是第一个在充分意识到它的历史地位(这应部分地归功于 这个理论本身的作用)的情况下变换生产方式的阶级。作为对比，资产阶级也想过他们正在为自由和平等而进行革命，然而按照马克 思的理论，他们事实上是在巩固资本主义。

人们的生产关系在适应生产力地持续不断地增长和发展，虽然只是在特定时期，但这些生产力确实与特殊的、刻画经济结构特征的所有权关系的形式发生公开冲突(在经济危机或阶级斗争中)。这就导致同生产力的目前发展及其持续发展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体系给社会构架以新的形式，而且对马克思来说，作为一种结果，它在不同程度上铸造了或重新铸造了其余的社会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定动力把历史推向较高的、并伴有人类生产能力持续改进的社会经济形式，而对这种基本的历史推进作出全面阐明，需要一种论述有关特定生产方式的理论。

这样一种理论对于任何特定社会都是非常抽象的，这一点可以用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加以说明，我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种过渡理论。马克思从任一特殊的民族——国家的特定面貌，描绘了被抽象化地考虑的资本主义演进。《资本论》给以下的声明作了保证签名：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不授权人们去预言社会主义在什么特定时间或地点来到——但只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如此这般以致带来社会主义。很清楚，预言或解释一个特定的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有比懂得资本主义体系合乎规律运转以及工人阶级倾向于社会主义(当然，这种知识是必要的，但还很不够)更多的知识。然而，革命在某一特定地点由于特殊的(地方的)原因而爆发，这并不破坏比这更广泛的生产力决定论。

要使马克思的理论进一步巩固，只要表明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是由人们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也就足够了。每一社会形态的特定发展，不纯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般理论上的相互作用的重复。世界上的每一个社会集团，不是注定要走同样的四个或五个经济发展阶段，任何特定社会形态的演进不只是一个内部生产活动的事情。《(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出了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演进的一般阶段——它们不是由历史所责成的，每一个国家都要毫无例外地攀登的阶梯。社会很少孤立地存在，生产的进步促使它们彼此发生反响。马克思几乎不相信任何国家的历史发展只是它内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民族——国家能够跳过经济阶段，然而它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必须用历史发展的综合模型以及这种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来加以说明和解释。

国家也可能落后甚至倒退。但是当人们举出16世纪(东欧一些地区)封建关系的复活，或19世纪初德国落后的经济状况这种复杂的例证时，上述理论并不强迫人们去一个劲地抓住生产力水平不放。毋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必须讨论这些社会中生产力的进步与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结，并须讨论它们的各种不同的经济关系的作用——以及伴随而来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如何为周围国家的经济运动所影响。在响应别处资本主义建立时的封建关系的重新加强，并不一定反映这些国家生产力的下降；相反，它反映了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一些变量的变化：比如，比起一个软弱的、面临着外部竞争的资本主义体制，封建关系暂时也许可能更好地利用生产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继续把一种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理想模型研究下去，但是在任何特殊的历史情况下，这种生产方式将和其他生产方式一道一既在这个特定社会之内，也在这个特定社会之外发生作用。把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也许是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之问的相互作用，以及把这些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扩张的联系考虑进去，会使图景复杂起来。但是，只有这样一种分析才能把理想生产方式和抽象研究同某个特定国家特殊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应当指出，马克思对任何个别国家演进的特殊社会经济进程，从来不更多地提供一种说明性的蓝图)。

既然生产力是历史进程的基础，可见马克思是在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决定论”的解释，但是这个标签颇有些不大愉快的含义。这是因为那些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技术决定论理论的人们，对它作出了不适当的解释。一般说来，这种解释由于从生产力中勾销了劳动力(技巧、知识、经验)或企图把它直接用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特殊的、个别的变更上去，因而使马克思的理论显得难以置信。因为这些解释显得如此站不住脚，所以马克思的朋友们常常采取这种立场：马克思并没有真正打算把生产力当作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既然我已经对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提出了有条理的(虽然是抽象的)说明，所以就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去详细论述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概括。马克思的“决定论”解释家们，不管是如何地不充分，至少强调了这一事实：马克思确实把生产力的增长看作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者。这一点同特定的社会形式以及阶级斗争的联系，形成了他的独特看法。

弗洛姆 篇7

弗洛姆以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和性格结构的深入关注为研究的切入点, 以独特的视角丰富和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 与马克思哲学指向政治和经济领域不同的是,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更多的是转向了文化领域, 正如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看到的那样, 法兰克福学派出现了批判主题的创新, 他们关注和批判的焦点是文化。他们从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方面, 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面对的矛盾与困境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与批判。弗洛姆以其独特的观察和分析的视角将他的理论触角探入人的心理这一微观领域, 对现代社会人的心灵异化进行分析, 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了人的社会性格的异化上, 他的研究深入到人的需求和性格结构, 触及到了西方文化危机的深层。

弗洛姆从分析人的生存需要入手, 提出人本质上需要一种与世界的结合, 这种需要的满足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人实现了与外界的联系, 却丧失了自我身份感, 由此产生了异化的人格;另一种是:人实现与外界联系的同时也保持了人自身的完整性, 实现了作为人的意义的存在。前者必然导致病态的人格, 后者才能展现出健全的人格。

弗洛姆指出, “依照人性的特征和规律发展成熟, 他的精神就会健康。” (1) 那么, 人性的特征和规律是什么呢?他认为:“与他人联合在一起, 与他人相关连的需要, 是人的迫切需要, 这种需要是否满足决定着人的精神健全问题。” (2) 在这里, 弗洛姆将人性理解为一种与他人相结合的需要, 这种需要既不是钱财和权力等功利的需要, 也不是因依附于他人或控制他人而获得暂时的心理满足感的心理需要。

通过对人的特质的挖掘, 弗洛姆向我们展现了人的真正需要, 他认为, 人不仅具有作为动物的意义而存在的与其他动物相同的物质、生理等方面的需要, 而且还具有作为人的意义而存在的需要和感情, 即与他人相联合的需要、超越的需要、寻求生命之根基的需要、身份感的需要、倾向性及献身目标的需要。在他看来, 这些需要的满足才能使人成为一个精神健康的人, 成为一个健全的人。

但同时, 他提醒我们, 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但社会性格的发展却是不健全的, 人性依然是扭曲的, 人已经陷入了一种深度的心灵异化。弗洛姆认为, 现代人摆脱了自然的束缚, 自由了, 但同时也变得孤立无援了, 使人无法获得一种归属感, 这使人惶惶不安、孤独和恐惧, 于是自由成了沉重的负担, 想尽办法逃避它。为了摆脱孤独, 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宁静和安全感, 一个人就必须建立一种与世界的联系, 找到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 弗洛姆把人的这一要求称为归属要求, 并将其看作人的根本需求。

然而,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那种通过爱与创造性的活动, 在人与世界之间建立起的, 充分肯定个人的独立性的联系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了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 而不是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要, 这使人越发地恐惧和害怕孤独。于是, 个人转而希望通过完全放弃自己的个性、完整性以致自由, 使自己与别人合为一体, 来克服与外界相隔离所造成的孤独感和恐惧感, 这样个人与某种整体和权威相趋同, 并由此获得了社会归属感。这种社会归属感妨碍了健全人格的生成, 也必然导致人格的异化。

弗洛姆立足于现代人的社会归属需要, 从对现代人的心理分析入手, 为人们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心灵的深度异化打开了一个窗口。他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的分析, 使人们更加认清了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 人的心灵虽受到了极度的压抑但全然不知, 这是人的悲哀。

弗洛姆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生存困境和生存模式, 更重要的是激发一种行动的力量, 唤起人的心理、感觉、意识形态等文化领域的革命。不仅如此, 弗洛姆还力图通过健全人的心理, 使人由重占有转变为重生存, 以建构一个健全的社会, 他为我们构想了未来健全人格即生产性社会性格的生成之路, 并指出这“关键在于生成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取代现存的异化的存在模式。” (3)

弗洛姆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解决问题的方式, 强调了文化要素的重要地位, 强调了文化变革对人的生存方式变革的重要性, 并从社会心理和社会性格的微观层面拓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视阈, 是对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丰富、发展和深化。

2 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断发展着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 每个时代总有它自己要面对的问题, 准确地把握这些问题和恰当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的理论和思想就会将社会向前推进一大步。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洛姆肯定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有效性, 并以一种时代的目光审视着变化了的世界, 他把眼光放到现代人的现实生活上, 将马克思哲学置于历史境遇变化了的社会态势, 从实践出发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时代意义上的理解和阐释, 他的性格结构批判理论从心理和文化的角度, 为马克思的理论注入了新鲜的内容, 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弗洛姆具有与马克思相同的理论旨趣, 他们都把理论研究的目标放在人的全面解放上, 而弗洛姆是通过对人的内心深处的关怀, 从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独特视角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深入的阐释与丰富, 这并没有冲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而使马克思的形象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使马克思主义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弗洛姆的理论向我们昭示了, 马克思哲学对于人类的意义是历史地呈现和揭示出来的, 对现代人生活困境的关注以及理论诉求, 使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更广阔、更深远的领域得以展开。

弗洛姆的性格结构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 并将批判的视角转向了社会性格结构和心理层面。这不仅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 而且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意义。弗洛姆所倡导的通过微观心理革命解决问题的思路, 使马克思主义呈现了丰富的现代性价值。

弗洛姆的性格结构批判理论, 是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置于现代工业的现实社会之中, 使二者进行对话和融合的产物。这种研究方法和理论走向也为今天深入挖掘和阐发马克思哲学当代性, 实现现时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和对话,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具有方法论意义。同时这也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和实践性的本质。

当我们站在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角度来理解弗洛姆的理论时, 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社会的变迁, 人类面临着新的困境, 弗洛姆的性格批判理论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焕发出新的活力, 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借助现实生活的当代意义的充分的自我肯定而得以彰显。

摘要：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毕生致力于对马克思哲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综合, 从人的心理机制、性格结构等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展开了批判。他的性格结构批判理论丰富和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也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弗洛姆,性格结构批判理论,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详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11.

[2]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详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24.

[3]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214.

[1]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弗洛姆 篇8

关键词：弗洛姆；逃避自由；大学生；手机依赖；积极自由

中图分类号： B089.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3-0040-05

Abstract：While college students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smart phones，the problem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is then generated.The thought of “Escape from Freedom” of Fromm can helps to reveal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college students dependence on mobile phone. Meanwhile，Fromm proposed to establish the state of “positive freedom” as well as provide a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solving the phenomenon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Fromm； Escape freedom； College student；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Positive liberty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代表著作《逃避自由》影响深远。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探讨了现代人追求自由又逃避自由的尴尬困境，并由此提出“逃避自由”。手机使用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手机依赖现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2015年7月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达5.94亿人，其中，20岁-29岁年龄段的网民比例为31.4%，在整体网民中的所占比例最大，而学生是最大网民群体，占比24.6%[1]。正如现代人追求自由又逃避自由现象一样，我国大学生也普遍存在依赖手机又想远离手机的心理困惑。因此，采用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解析我国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促进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自由悖论：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心理冲突

人类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是无数人心中的崇高理想。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认为，自由于人的生存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逐渐走出与自然和社会的原始联系，从而拥有更大的自由权去支配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人类也开始感到孤独与不安，因为这种自由的获得是在失去给人类带来安全感的原始社会联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弗洛姆认为，“个体化进程”是人类逐渐摆脱自然界的束缚走向自由的过程，个体化是人类进化与发展所必然包含的内容。自由的悖论就是个体化的双重后果所导致现代人对自由的“困惑”，即自由的获得是以原始安全感的丧失为代价，孤独感的增强与归属感的缺失使人开始自觉地逃避自由，这两方面构成了人生存的内在冲突。正如手机媒体功能如微博、微信、电子书、游戏等日新月异、丰富多样，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层次需求，他们可自由享受手机带来的工具性便利和自我满足感。然而，大学阶段对于大学生个体化发展至关重要，伴随着内心的冲突以及成长过程中的焦虑，特别是发现自己制定的目标很难实现时，痛苦的心情、迷茫的状态迫切需要情绪迁移，而手机的虚拟、多功能等特性恰好迎合了大学生的心态，自然成为他们寻求救助、驱散郁闷的“良药”。尤其是那些渴望社会交往的大学生，他们在参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落差和孤独感，于是便借助手机来逃避孤独以寻求情感支持，故而逐渐形成手机依赖。弗洛姆也曾指出：“在日益个人化的过程中，每进一步，人们便遭到新的不安全的威胁。原始的束缚一旦被割断了，便不会修复；一旦丧失了天堂，人就不能重返天堂” [2]13。孤独、不安与自由相伴而生，焦虑、压力使人对自由望而却步，心生恐惧，于是内心便想趋于平静，远离自由带来的重负，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超然世外，以消除孤独感和无权力感。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对自由进行了分类：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他指出，积极自由意味着个人可以主动地运用自由获得全面发展，让人生彰显价值，目标明确，理性生活，并通过爱与创造性的工作，建立与世界的广泛联系，充分实现自我的完整人格。所以对于当代有理想有追求的大学生群体来说，他们制定长远的发展计划和学习目标，随时随地地利用手机这个多功能工具查找资料、浏览网页等以获取大量信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不断提升自己，充实自己。对此，弗洛姆这样描述：“个人挣脱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束缚。由于他必须在新的制度中，扮演积极和独立的角色，他也获得了积極地自由”[2]35。弗洛姆认为，消极自由是指个人不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约束，理应有较大自由权来体验自我价值实现的乐趣，但事实并非如此，它反而使人陷于孤独之中，导致个人无能为力感，并可能产生消极心态。大学生人格特征虽已基本形成，但由于社会阅历不够丰富，心理尚不成熟，性格比较脆弱，情绪波动性较大，面对错综的社会环境、激烈的社会竞争、繁重的学习压力，而变得愈加迷茫，厌学情绪或困惑感随之产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完全放弃自己的个性和完整性，来减轻学习和生活带来的焦虑和恐惧，缓解自己的孤独感及心理压力。因此，他们更易在虚拟的手机空间中迷失自我，以逃避孤独，这也加大了他们对手机的依赖性。这正如弗洛姆所说：“他脱离了以前给予他安全感及相与感的那些关系。由于人失去了他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的固定地位，他也失去他生活的意义，其结果是，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他遭到威力庞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由于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人与他人的关系变成为敌对的和疏远的；他自由了，但这也就表示，他是孤独的、隔离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2]35-36。这种自由并非人的真正心理需求，所以又开始选择逃避自由。

自由而不孤单，积极而不消极——大学生所向往的理想生存状态。随着大学生群体“自我”的发展，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能够独立地行动和思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手机进行人际交往和感情交流，因此会投入大量时间频繁地使用手机。弗洛姆认为，人人都渴望自由，但人性中不仅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也有逃避自由的需求。大学生在享受手机带来自我满足感的同时，却因较多使用手机使得人与人之间见面的机会大大减少，彼此之间的隔离可能会出现冷漠及孤立状态，使得大学生再次陷入孤独与不安中。手机依赖有可能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自我发展及内心和谐程度，但也可能会使其脱离现实社会环境的影响，沉溺于手机虚拟环境不可自拔，这种以手机为媒介的网上网下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关系如何协调，才能端正大学生使用手机的态度？自由与孤独——大学生面对这种难以取舍的心里矛盾，如何才能不借助手机逃避自由，用批判的眼光走向心灵的自由呢？

二、自由与孤独：大学生手机依赖心理机制解析

弗洛姆认为，心理因素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同等重要，對于分析和理解社会现象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揭示大学生的心理因素在手机依赖中所起的作用对我们研究手机依赖现象至关重要。

（一）从众心理

这其实也是弗洛姆所说的“机械趋同”，就是指个人主动地放弃自我特性，机械地和大多数人的行为保持一致。也就是说，“个人变成了其他人所期望的那样，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的那种人格，这样对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消失了，‘我与世界之间的矛盾也就消失了”[2]111。反映到生活在校园中的大学生群体，接受着共同的校园文化的熏陶，群体成员之间也在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而且由于脱离家庭的庇护，使得他们对同伴有强烈的依附感，更易产生“他有我有”的攀比求同心理，从而导致部分大学生对手机的购买欲和使用欲不断膨胀，这样他们就认为‘我与他人的矛盾消失了。有学者针对青少年购买手机目的进行调查发现，85%的青少年选择购买手机以方便与同伴之间能够更好地交流[3]。另外，手机的QQ、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可以使大学生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与人进行交往，交往内容错综复杂难以抉择，加之大学生明辨是非能力不足，更容易随波逐流，丧失个性。然而，这种顺势和随俗的心理不仅未使大学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感，还易迷失自我，倍感彷徨。

（二）孤独感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明确指出，人的本性离不开生物化的需求，这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需要，但还有另外一种需求不可或缺，它存在于人类肉体之外，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与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如果缺乏这种与外在事物之间的联系，人就会感到孤独，如果感到完全孤独与孤立则会导致精神崩溃，恰如肉体饥饿会导致死亡。同样，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更希望获得融洽的人际关系和亲密的情感体验，但是此阶段他们又极易在人际交往和情感需求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时产生痛苦的感受，从而引发孤独感[4]。孤独感是一种负向的、主观的心理体验。大学阶段是大学生自我人格整合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他们不仅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更要完善自身能力，加之内心伴随着成长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尤其是当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时，孤独与不安使他们需要寻找一种途径释放压力，而手机恰好满足了大学生的心理需求，成为他们排遣孤独、消除苦闷的最好方式。

（三）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是在社会交往时所产生的自卑、忧虑和自我否定的内在心理反应以及紧张、恐惧的外在行为表现。研究表明，那些拥有较强自尊心和患有严重社交焦虑的人更易网络成瘾[5]。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各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充斥于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中，这种复杂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大学生的社会交往造成不利影响。另外，这一时期的大学生自我意识较强，渴望被别人了解和接受，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但由于没有掌握娴熟的交往技巧，使得他们的社交需求未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在遭遇挫折之后，他们逐渐与外界隔离以逃避交往，并深陷于交往的困惑和苦恼中。而功能强大的手机为他们寻求精神安慰和重建自信以避免苦恼和焦虑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此外，虚拟的手机网络空间给他们带来无须面对面互动就可得到的社交满足感，于是他们便长时间使用手机来达到逃避烦恼和焦虑的目的。有学者发现，惧怕社会交往的大学生缺乏自我发展意识，那些沉溺于网络交友的大学生普遍具有社交焦虑倾向[6]。手机虽为大学生缓解社交焦虑提供了“避难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现实社会支持，使他们内心更加迷茫，孤立无助感愈发强烈。

（四）人格特征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认为，人类整体的个体化其实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显示和表达，自由程度也逐渐加深，同时这也与儿童的个体化过程十分接近，“一方面，儿童变得日益自由，可以发展和表现自我，而不受原来约束他的那些关系的妨碍。可是在另一方面，儿童也日益地脱离了给他安全与保障的那个世界。个人化的过程虽然是其个人人格日增力量及日渐完整的一个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失去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失去了当初与他人无分彼我的同一性，儿童日渐与他们分离。这种日渐分离的情形可能产生一种孤立状态，从而产生凄凉之感，和造成强烈的焦虑与不安”[2]7-8。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学生处于身心发育的不断成熟时期，其个体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在自我认知发展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尊心强、独立欲望高、自我要求高等成为大学生在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而一旦当他们在自我认知和个人发展方面出现困惑时，他们可能会利用手机这个强大的工具来减缓自己的痛苦感，不断增加上网时间，造成手机使用过度。另有研究结果表明，人格特质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7]。神经质特质较高者可能会更沉溺于手机使用，对手机有较强的依赖性。一般来说，拥有神经质人格的大学生比较多愁善感、敏感多疑、情绪不稳定，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能客观正确地去应对和克服，精神上出现强烈的不安情绪和消极情感体验，于是他们便转移注意力采取回避问题的方式来减轻这种不良情绪体验，而此时手机正好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要，成为他们释放压抑情绪的最佳选择。同时，严谨性人格也是影响大学生手机依赖的重要因素。低严谨性个体表现为意志力弱，自控力差，做事无条理[8]。而具有低严谨性人格的大学生不能适度控制自己使用手机的冲动，更易享受手机带来的快乐体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他们对手机的依赖。

三、积极自由：解决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对策建议

个体化进程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解放，增强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它也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的产生：即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失去原始社会关系的约束和庇护，开始走向孤独。逃避自由能使人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但并不能摆脱“消极自由”所带来的孤独境遇，故而要想真正实现心灵的自由，获得长久的发展，唯有确立“积极自由”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个性可以得到全面发展，人们积极而不消极，独立而不隔离，自由而不孤独。因此，解决大学生手机依赖以真正确立他们“积极自由”的状态，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以帮助他们明确人生目标，不断激发潜能，挑战自我。

（一）营造融洽的同辈群体生活氛围，培养大学生独立个性

弗洛姆说过，“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思想、感觉、希望以及甚至于感官的感觉，而这些思想、感觉等是我们主观地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其实是外面加诸于我们的”[2]113。同辈群体成员之间的影響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且这种影响对大学生的个人发展意义重大。同辈群体成员之间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选择上往往会趋于一致，这就对群体成员在无形中产生压力，使得他们选择并认同共有群体规范。因而，学校应加大力度展开对大学生手机文化的宣传、教育活动，在校园中营造一种正确、健康使用手机的氛围，使大学生意识到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逐渐远离手机。同时，院系、班级也要不断构建宽松活跃、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发挥同辈群体的影响渗透作用，鼓励大家放下手机，走进教室，走进操场，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真诚交流，让大学生手机依赖的不健康心理无处生存。此外，学校和家庭都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独立的个性，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减少他们的孤独感和焦虑感，克服盲目依赖手机的消极心理，从而达到内心和谐。

（二）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丰富大学生日常生活

自由与孤独之间力量对比不协调的结果——逃避自由，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重了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因此，学校应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例如运动会、校园模拟招聘竞赛等，这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大学生的参与热情，还能减少个人独处的时间。通过参与各种活动来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增强其自信心，全面发展自我。再者，学校或院系应鼓励大学生走出校园，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尽早地接受挫折教育以缓解孤独感和社交焦虑，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困难和压力。此外，学校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文社科讲座，满足大学生对知识和信息渴求的同时，使其不断接受人文素质教育和道德意识教育。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不仅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还能进一步影响大学生的实践活动和思维方式，重新树立人生目标，战胜自卑和失落，走出手机依赖。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主体意识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掌握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发展规律，注重心理疏导方法和培养策略研究。例如，手机短信作为一种简便快捷的沟通方式，可以使教育者和学生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沟通，了解大学生学习、生活和思想动态，并达到良好的育人效果；当学生遇到困难不能克服时，可通过手机短信、QQ聊天等形式向教育者寻求帮助，这使得教育者能够有效开展心理疏导，减少学生心理困扰，化解学生不良情绪。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加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地认识自我，恰当地评价自我，科学地设计自我，合理地调节自我，自觉地规范自我，使其更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促进其和谐发展。最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有目的地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性意识。那么何为主体性呢？它是指“人充分激发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不断赋予个人以新的意义，行为、意识得到升华，使自己获得一个更 新的个人特征”[9]。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社会，大学生愈是具有积极健康的主体意识，就愈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大学生要不断加强自我管理和调控能力，独立自主地认识和处理事情，开发自我能力，完善自我行为，提高思想觉悟，正确地看待手机使用的利弊，从而改变手机依赖心理，创造新的生活。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尊重大学生的兴趣、爱好，明确他们有使用手机的自由权，注重感情上的传递与感应，满足他们归属感和爱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并为其通过手机参与课堂教学创设条件。

（四）确立积极心态，完善自我人格

手机是把双刃剑，大学生必须摆正心态，正确合理地使用手机。大学生不能因为个体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孤独、自卑、困惑、焦虑等心理而逃避自由选择依赖手机。对于逃避自由的后果，弗洛姆曾清楚表示：“为了求生，人试图逃避自由。他不由自主地又套进新的枷锁。这种枷锁与原始的约束不同，原始的约束还能给他一种安全感，而逃避自由并不能使人们复得已失去的安全感，而仅能帮助他忘记他是独立的个体。他牺牲了个人的自我完整性，所得到的不过是不堪一击的安全感。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的滋味，他宁愿失去自我。因此，自由又使人再度套入新的枷锁中”[2]133。对于大学生来说，要想不陷入“消极自由”牢笼的束缚，唯有确立“积极自由”存在状态。首先，大学生要培养良好的认知结构，客观地进行自我定义，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要实事求是地认可和接受，制定目标、实施行动都要着眼于现实，不可脱离实际。其次，合理整合人格，克服人格弱点。大学生可以通过运用自我教育、树立榜样、自我暗示等方法，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寻找不断进取的动力，以减少心理冲突，克服人格弱点。再次，增强自信心，提高面对挫折的抵抗能力。抵抗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个人对外在事物的认知水平。如果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外在事物的变化、发展，那么相对来说就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大学生要把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逆境，作为磨砺自己和自我进步的一个机会；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意识地创设一定的挫折情境，以锻炼坚强的性格、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对付压力的能力。最后，积极调控情绪，保持愉悦心境。大学生要学会通过向知心朋友倾诉、写日记、体育运动等方式，及时地、合理地宣泄内心的不良情绪，以乐观向上的心态面对生活，避免消极情绪的累积而过度依赖手机。

四、結语

弗洛姆对未来积极自由的获得充满希望，“我们深信，一定是有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存在，自由发展的过程不会构成恶性的循环，人可以是自由而不孤独的，可以具有批评能力，而不会充满怀疑，可以独立，而仍然是全人类的完整的一部分。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是自我的实现，是发挥自己的个性。”[2]133。大学生在个体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孤独、彷徨、焦虑、不安等心态，以及伴随而来借助手机的通讯和媒体功能而产生的手机依赖，究其根源，各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使然。然而，还需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解决大学生手机依赖问题，促进自我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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