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贪官的腐败心理

落马贪官的腐败心理（共3篇）

落马贪官的腐败心理 篇1

落马贪官们的监狱生活

曾经身居要职、呼风唤雨的官员，落马后要经历怎样的高墙生活？去年底，广东监狱系统试点集中关押职务犯罪服刑人员（下称“职务犯”），具体情形如何？

监舍里不乏“一把手”

去年12月，阳江监狱与其他5所监狱成为6所集中关押职务犯的监狱。集中关押的职务罪犯，包括县处级以上干部和县处级以下的部门一把手。

阳江监狱监狱长林映坤介绍，该监狱共关押了100多名职务犯，多数为40岁以上，50岁占主体，最大为68岁，上至正厅级。由于六监区关押的多为粤西地区的职务犯，监狱特别规避了“老乡情”可能带来的隐患，现在的15名警察都不是来自于粤西区。

除专管警察外，监狱领导或业务部室人员因业务关系找职务犯个别谈话教育，需有专管警察在场且谈话人员和谈话内容要在《探视本》上进行登记备案，其他警察一律不得私自找职务犯谈话。

职务犯减刑要求严

职务犯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住是一视同仁，有的职务犯还和普通犯同仓；劳动改造也是按照统一标准进行，除了有些老弱病残，其他的都和普通犯的劳动级别相同。吃的也一样，“所有犯人的伙食都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职务罪犯也不例外，都吃得一模一样。”林映坤说。唯一不同的，或许就是在从严管理上――职务犯在申请减刑时，其档案中的表扬、积极分子等表彰项目均要重新进行进一步审查，而普通犯，则是按照正常程序的复查、抽查等。

为彻底去除特权，监狱取消了非隔离会见场所，所有罪犯一视同仁，在有警察现场监视的情况下电话会见。

职务罪犯偶尔也有闹情绪的时候。六监区分监区长温警官说，年初“中政委五号文”下发，对职务犯减刑假释提出明确限制，监区一下子炸开了锅，特别是刑期长的，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原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说，掐指算算，自己的刑期一下子多了几年，难免想不通。不过他特别强调，监区警察反复找他们谈话做思想工作，还集中组织传达学习文件精神。他们的负面情绪消退了，恢复了以前的改造生活。

狱内公示零花钱

阳江监狱六监区二楼监舍201房，大约15平方米的房间关押了14名服刑人员。天花板上有两台摇头风扇嗡嗡作响，阳台上有5个水龙头，这是他们洗漱、冲凉的地方。靠近铁门的下铺床位，“罗荫国”三个字工整地印在床卡上，他就是“茂名官场地震”中下马的前市委书记。

墙上的心灵园地上是一首手书王维的诗：独在异乡为异客……遍插茱萸少一人。床底下的个人收纳箱里，放着几套囚服和一条红双喜，里面还有好几本书，《唐诗三百首》、《货币战争》……旁边有三个本子，整齐地抄满了唐诗宋词。

在监狱参加劳动生产，罗荫国说他干过插铜刀、拉单边（接线头）、插灯管等工种，冬天刚来的时候，手上都脱皮了，手指还渗血，也要贴上胶布继续干……现在好了，没什么感觉了，手上都是老茧。

至于抽烟，根据监狱规定，可以在指定地点限时抽烟，罗荫国会有所节制地购买一些烟，“以前都每天抽一包以上，现在控制在8支以内”。在狱内公示的零花钱目录上，他上月获得劳动报酬50余元，收到汇款1万余元，花了500多元。管教干警介绍，按管理级别，他目前处于考察期（刚入监不到半年），其每月花费不能超过500元，但因他大部分用于购书，购买书籍等学习用品是可以超出额度的。

摘自《新快报》

落马贪官炙手可热与“腐败文化” 篇2

新华社2013年2月16日报道：2006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11年的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于近日提前出狱，当地官员、煤老板及名流富商争相迎接，鲜花簇拥，甚至准备鸣放礼炮；侯伍杰回家后门庭若市，其礼遇如英雄凯旋。

一高官儿子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四处碰壁，郁郁寡欢。他到狱中探视父亲并诉苦。父亲说：这事好办，我给你写个条子。儿子说，你已经不在位了，而且当前这种窘境，你写条子还好使吗？父亲说：“放心了，当然好使。如今我身陷囹圄，虽然没有提拔他们的权力，却有让他们下台的能力。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父亲说罢，狡黠而又意味深长地望着儿子。片刻工夫，儿子转忧为喜，恍然大悟地点头离去……果然，儿子顺利到组织部上班。

对上述案例作一管窥，不难发现：如今贪腐往往不再只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一个集体的、体制的、机制的问题！

窝案频发，腐败联盟

早在2007年，广西检察机关在广西民政系统挖出以厅长张廷登为首的贪污贿赂窝案、串案65件80人，其中厅级干部3人，处级干部14人，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这场“官场地震”数量之大、涉案人员之多全国罕见。

更为罕见的，是两位副厅长截然不同的态度：A副厅长在专案组到来后如释重负，不但将多年来厅长主持分配且分文未动的涉案钱物悉數上交，而且将所知的腐败问题和盘托出；B副厅长却死猪不怕开水烫，拒不交待问题，且为民政系统的贪腐问题百般狡辩。

案子最终告破。可是在民政系统，人们对A副厅长非常不屑，而且埋怨A副厅长供述腐败问题导致民政系统职工福利锐减，甚至称其为“软骨头”、“叛徒”；对B副厅长抗拒抵赖行径大加赞赏，称其为“硬骨头”、“硬汉子”。人们到监狱看望张廷登厅长和B副厅长者众，而看望A副厅长者寡！

无独有偶。被查300万元受贿问题、主动交代1亿元的呼市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被判死缓。侦查机关从马俊飞位于呼和浩特和北京的住宅中，查获的现金包括人民币8800万元、美元419万元、欧元30万元、英镑2万元、港币27万元和黄金43.3公斤。金条、美元、欧元、价值不菲的收藏品堆满了两所房子！

媒体报道说，自2009年8月被任命为副局长后，马俊飞最头痛的一件事便是藏钱！马俊飞曾向办案人员说：有人拎着里面放着百万元的皮箱，直接就放到办公室。不收，就会被人视为异己；收了，就“上了贼船下不来”。办案人员不解地问马俊飞：“这么多钱放在那里，不消费，也不退赃，为什么？”他说：刚开始还有侥幸心理，后来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了。这么多钱，不消费是为了将来轻判一些；不退赃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退，也无法退还。

于是，在办案机关只掌握了300万元受贿线索的情况下，他一股脑儿地交代了一亿元的赃款和赃物，自我感觉解脱了！

人们从中不难明白，腐败为何常以窝案、大案的形态出现：你不腐败，同类官员不放心啊；你腐败了，其他官员才会将你视为同类，才会同进退，你才能得到提拔。否则，就像马俊飞说的那样：不干，一辈子注定默默无闻。

官员腐败的圈子，有时候真是水泼不进、针扎不进。这个同盟体往往是随核心人物的倒台而瓦解的，也是靠突破像A副厅长和马俊飞这样的内部薄弱环节而破解的。如果腐败联盟固若金汤，普通干部职工甚至纪检机关也恐难破获。腐败联盟中偶有不慎落马者，只要不揭发不坦白，便会收到“丢卒保车”的作用，那些潜伏的贪官们怎不感恩戴德，千里迢迢赴监狱看望落马者？怎不处心积虑营救、为落马者搞缓刑减刑呢？怎不绞尽脑汁地照顾其子女呢？这种特殊的腐败利益共同体彼此间心照不宣、配合默契，明显成为反腐败斗争中的羁绊与掣肘。

“腐败文化”令人堪忧

无论是入狱贪官志得意满地安排儿子就业，还是出狱贪官享受凯旋式礼遇，无不折射当代“腐败文化”之重。

腐败在一些地方之所以泛滥，原因之一就在于腐败在社会中被视为“正常”，他们的行为甚至受到同辈、家族和朋友强有力的支持和称赞。恰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谬尔达尔所指出的：在那里形成了一种“腐败的民俗学”，它“容易使人们认为，掌握权力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或他觉得应当忠于的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这意味着，腐败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文化”。由于“腐败文化”的蔓延，它又成为腐败赖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催生着新的腐败分子，使得反腐败斗争面临着严峻挑战。当前“腐败文化”在社会意识中虽然不占主导，但它有着广泛的社会性，同时还具有极强的诱导性，易致上行下效，进而败坏社会风气。

据笔者长期观察分析，“腐败文化”主要表现为：

思想认识上的“腐败文化”。一是“容忍腐败”：有人认为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就要容忍腐败的存在，甚至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某些群众公开说，干部贪不贪没关系，只要给我们带来实惠或使当地经济发展起来就行；二是“羡慕腐败”：能够找关系、上门行贿、买官卖官、包揽项目，往往被人称为“有能力”、“有门路”、“有眼光”。那些贪官和不法商人一旦马失前蹄、落入法网，则被人说是“后台不硬”、“赶上他倒霉”，总之“笑廉不笑贪”。在这种氛围中，原本清正廉洁者不仅受到孤立、排挤和打击，而且可能被毒化；三是“期望腐败”：常听一些人说，“我们无职无权，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啊”，内心深处有一种“腐败”的期望；四是“攀比腐败”：现在见面打招呼有了新的“时代特征”，问“昨晚没有找到你，你到哪儿腐败去了”，答“到某某某腐败去了”；问：“你这东西真不错，从哪儿腐败得来的”，答“是某某腐败给的”。腐败竟然成了一种时尚，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体制层面上的“腐败文化”。制度设计不健全的地方，容易出现体制内腐败。如一些人利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法律制度不健全，钻体制的空子，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一些人利用干部考察任用制度上的漏洞，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拉帮结派。由于这些行为具有普遍性和公开性，往往不被视为腐败行为。一些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蜕变成了谋取小团体利益的工具。在群体性腐败中，你腐败，他腐败，我也腐败，大家都腐败，法不责众。其内部轻则形成心照不宣、互相照顾的松散“合作”，重则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分享腐败所得。这种“腐败文化”使得腐败现象在—个群体内上行下效，好比森林火灾成片成片地蔓延。

行为方式上的“腐败文化”。“腐败文化”渗透到日常行为方式中，比如“吃公不吃私”成為一些人的共识，有些商品销售公款的价格高，个人的价格低。一些地方接待住则高档酒店，喝则高档名酒，还陪客人游山玩水、逛街购物，开销则由公款负担。腐败的行为文化还形成不良的“官际关系”：一些下级很怕上级，对领导唯唯诺诺，实际是怕影响自己的升迁和既得利益，导致下级对上级人身依附；有的则以老乡、同学等名义聚合，形成小团体。官官相护、互相利用、相互包庇是小团体主义的表现，阻碍反腐败工作开展。部分领导干部讲究迎来送往，热衷于灯红酒绿，经不住金钱、美女等诱惑，与行贿者形成畸形人际关系。

在“腐败文化”影响下，一些地方和一部分领导干部反腐败羞羞达达、半遮半掩，甚至出现拥戴和保护贪官的怪现象。山西出现“当地官商列队欢迎贪官刑满出狱回家”的怪事情，其实岂只是山西？

“腐败文化”还使腐败成为某些人“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惯例”，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对腐败现象“习以为常”、不加问责的非正常现象。“腐败文化”的孳生和蔓延，造成人们的是非标准颠倒、价值取向扭曲，把不正常的视为正常，把正常的视为不正常，让腐败有立足之地和生长空间，增加了反腐败斗争的难度。

如何铲除“腐败文化”

在开展权力反腐的同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将反腐败延伸到反腐败文化的高度，大力开展文化反腐、制度反腐，用廉政文化占领人们的思想阵地，根除“腐败文化”产生的土壤。一是要把握廉政文化的导向性，努力唱响“主旋律”，使廉政文化建设从“文件”走向“文化”；二是要把握廉政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利用现代新型传媒，使廉政文化的辐射范围从“有限”走向“无限”；三是要把握廉政文化的传承性，发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活廉政文化由“历史”走进“现代”。

不就文化抓文化，致力于将“文化”这种社会权力的“软约束”与“制度”这种国家权力的“硬约束”有机结合，努力奠定、夯实廉政文化的制度性基础，形成对公共权力监督制约的有效机制，消除“腐败文化”产生的空间。

中国有句谚语：“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构建合理惩戒文化，提高惩处腐败力度，降低腐败容忍度并对腐败行为进行严惩和威慑，有利于建立廉政制度的强约束力，培育个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引导行为主体在廉洁和腐败的考量中做出正确的抉择，使人“想贪而不敢”。“腐败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是人们模仿“成功者”的一个不断加长的链条。要打断这个链条，关键是铲除“成功者”，使这些“成功者”变成警戒人们的反面典型。

腐败分子落马后 篇3

整理分析腐败分子的忏悔录发现，与理想信念滑坡和法纪意识淡薄等内容相关的关键词，出现比率超过95%。腐败分子落马后 大量忏悔录登上媒体端

通过整理媒体报道中引用的腐败分子忏悔录发现，谈及落马原因时，与理想信念滑坡和法纪意识淡薄等内容相关的关键词，出现比率超过95%。“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思想滑坡”等词汇是高频词，“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金钱（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力”，“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等语句最为常见。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在忏悔时称，“愧对了党和人民的培养，一切都源于放松了世界观的培养”；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在庭审时表示，“自己犯了这样的错，确实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和思想警惕”；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忏悔称，“我放弃了政治坚守,陷入了精神迷境”。面对相似的忏悔内容，不少网民认为，这些官员“忏悔”是假，开脱罪责是真；“痛心疾首”是虚，求得宽大处理才是实。但是，95%的腐败分子总结堕落轨迹，都提及思想道德滑坡，法纪意识淡薄，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面临惩处时，才想起理想信念和道德法纪？这也从反面说明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法纪教育的重要性。事实证明，“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有媒体进一步指出，“不能腐”和“不敢腐”是外力，“不想腐”才是内因和基础。在诸多诱惑面前，要做到思想不滑坡、拒腐防变，需提高自律自控能力，自觉过好“信念关”、“权力关”。坚定理想信念，思想才不易跑偏。正确认识权力，才能用好权力这把“双刃剑”。

在忏悔录中，说到导致思想道德滑坡的原因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提到，不是组织上的思想教育不够，而是自己没重视学习，或者学了，但入耳入眼没入心。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忏悔录中说，“整天忙于具体业务，很少抽时间认真读书学习”。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电信局原局长刘绍炎忏悔说：“自从走上领导岗位后，我总是忙于应酬，忙于跑关系，哪想到学习啊。即便是上级组织的各种学习，我也多是流于应付，从来就没有也不敢触及灵魂。”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说：“反腐倡廉方面的文件和规章制度，我基本上没认真学习过。普法知识考试也是抄答案。”

无论是不重视学习，还是没入心，都说明我们的思想教育虽然加强了，但作用有限，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对此，有基层干部反映，许多地方的宣传教育存在方式不够灵活、内容不够鲜活、过程不够系统的问题，“往往流于形式”。譬如，1999年上半年，阜阳正在进行“三讲”教育，可作为这项教育活动的最高领导者，时任市委书记王怀忠就在这期间，4次受贿110万元。

宣传教育如何打动人心、收到实效，夯实党员干部“不想腐”的思想基础，引发热议。

中央纪委研究室研究员邵景均认为，面对现阶段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如果对腐败分子不进行严厉的查处，就难以形成反腐败的威慑力，再多的廉政说教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只有惩处有力，对腐败案件查深、查细，让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才能震撼干部的心灵，收到预防腐败的良好效果。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党史党建部主任姚桓认为，廉政教育要防止单纯说教，应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作用，加大警示教育力度，使干部懂得，廉政要求是高压线，廉政意识不强，就是给自己埋下“定时炸弹”，无论做过多少工作，一旦廉政方面出现问题，是不存在“将功折过、以功免罪”的。

中央纪委研究室处长苏静在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时表示，今年要继续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警示他人。同时，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及时约谈诫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国纪检监察记者 石艳红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供）

附：刘铁男案样本分析

“穷怕了”背后是思想防线缺失1．事件概述

2014年9月24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案开庭审理。在最后的陈述时间，刘铁男当庭痛哭忏悔，一份《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的忏悔书继案件本身之后占据了次日的各大媒体头条。2．媒体关注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监测数据发现，截至2015年1月19日，刘铁男泣泪忏悔一事共有相关报道及评论7557条，其中，仅新浪网跟帖参与人数就接近25000人，论坛帖文1129篇，博客文章750篇，微博平台相关讨论近2000条。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刘铁男的忏悔所引发的有关“寒门巨贪论”的探讨、刘铁男的忏悔是真心还是假意、刘铁男案给党员干部带来的启示等方面。3．网民观点

新浪网就“如何看待刘铁男庭上忏悔表现”进行了网络调查，截至2014年9月25日18时，有超过半数的网友认为刘铁男的忏悔是“虚情假意，博取同情，不值得信任”；45%的网友对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认为“人之将判，其言也诚，姑且相信”；另有不到5%的网友觉得“不好说”。4．舆情点评

尽管舆论场中认为刘铁男痛哭忏悔是“虚情假意，不值得同情相信”的大有人在，但从万众瞩目的高级领导干部到尝到刑罚惩戒滋味的阶下囚，在命运发生剧变时，刘铁男能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思，进而对社会其他成员有所警示，也不失为一件有益之事。

在他的忏悔书中曾经写到，出身贫苦给他的思想投下了很深的阴影，他说，“我觉得穷就没人看得起，就会被人轻易伤害，就没有地位、没有尊严”。刘铁男对穷苦的恐惧，甚至传染给了他的儿子刘德成。刘德成对办案人员说，“从小我就觉得钱是万能的，有了钱就有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