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共8篇）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 篇1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政目标。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谐，法律和谐的关键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和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作为我国刑事法律的有力补充，促进了我国刑事司法活动更加趋于和谐的进程，在维护我国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仅限于原则性的笼统规定，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兼顾实体与程序的统一
现阶段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适用，主要贯彻落实在对犯罪人及犯罪行为的处遇与解决上，对于其程序性亦应加以明确。
一是区分“宽”和“严”的办案氛围。要根据性质、后果等具体情况，区分不同的犯罪案件，有针对性地营造“宽”和“严”的侦查、逮捕、公诉、审理、执行氛围，充分发挥法律打击和震慑犯罪的作用，适时宣传和兑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实现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如，利用公开宣判大会体现法律“严”的一面；在对某些过失犯罪案件的庭审方式上营造适度宽松的庭审氛围，体现“宽”的一面，既震慑、惩处了被告人，又教育、感化了旁听者。
二是进一步健全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司法机关要加强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因地制宜地确定打击犯罪的重点，增强打击的针对性；特别是检察机关要规范对重大刑事案件适时介入侦查及公诉、侦查监督引导侦查的机制，增强打击的时效性。对于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如果主要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次罪中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在法定的期限以内无法查清的，以主要罪名起诉，无法查证的次罪不予认定；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果同案犯在逃，但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在案犯犯罪事实的，就应对在案犯起诉，决不能久拖不决。
三是依法扩大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理程序的适用。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或直接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对于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适用简化程序审理。
四是改革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案方式。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检、法各部门应指定专门人员或者设立专门机构办理，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工作机制，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原则上实行分案处理。分案处理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对于受理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在不妨碍案件处理的情况下，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进行分案起诉，法院分案受理、审判的制度。实行分案起诉制度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司法保护的具体体现，对于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意义重大，有利于贯彻区别对待原则，落实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规定，有利于创造适于未成年犯罪人悔过自新的庭审氛围，有利于解决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分案办理，不是简单地就案而分，而是更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更好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而为。
五是建立轻微刑事案件的快速办理机制。所谓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是指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犯罪嫌疑人认罪，社会危害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提高办案速度，加快办案流程，尽快结案，最大限度的缩短犯罪人在押期的一种快速办理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快侦、快捕、快诉、快判，使司法机关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从注重严打长效机制向注重协调处理社会矛盾机制上转变，从机械被动执法向主动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上转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点对于审判工作来说，也切实体现了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
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民事责任的承担
（一）民事责任的承担影响刑事责任宽严的合理性。
在犯罪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侵权行为）竞合的情况下，刑事犯罪行为侵害社会关系的同时，又侵犯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对行为人应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追究民事责任，甚至应视情况向民事责任倾斜。因为刑事责任救济的是社会关系、公共秩序，而民事责任救济的是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在考虑适用法律责任时，把保护民事被害人置于优先地位考虑，体现了司法保护人权、关注民生的价值观念；而另一方面，对于行为人来讲，首先应是把民事责任最大化。行为人承担了民事责任的，对其刑事责任适用相对从宽的政策，是必要和合理的。
同时，此类案件通过司法活动可恢复受侵害的社会秩序和被害人的民事权利两个方面。由于社会秩序具有抽象性，民事权利具有具体性，显然司法在恢复受损的民事权利方面更能够实现看得见的公平，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司法的正义。
（二）影响刑事责任宽严的民事责任承担情形。
能够发生以民事责任的承担影响刑事责任宽严的，应当是刑事犯罪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竞合的案件。对于单纯的刑事犯罪行为，不产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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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对于犯罪行为同时应当被判处罚金或者追缴犯罪所得的案件，也不属于这个范围。
可以使刑事责任得到宽缓处理的民事责任承担情形，应当包括：其一，在民事责任的产生上，被害人也有一定过错。其二，民事责任的赔偿上，被害人得到满足。其三，对于侵财型犯罪行为，行为人返还被害人赃款赃物。其四，行为人对于造成的民事损害采取其他有效可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行的补救措施。
当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和严是相辅相成的。民事责任的承担状况对刑事责任的影响上，也应当有从严的一面。如果行为人对造成的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能够赔偿而不赔偿，如转移财产、阻挠执行，或者对于犯罪所得肆意挥霍，恶意造成客观上不能赔偿、无法返还等，就可以在刑事处理上适度从严。
（三）解决程序。
以民事责任的承担状况来酌定刑事责任的宽严，可以在以下程序中进行：其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要求解决民事赔偿的，如果赔偿部分已通过该程序予以解决的，对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可以酌定从轻。不能赔偿或者拒不赔偿的，刑事责任部分则一般不能从宽。其二，民事部分已经庭外调解、协议解决。在侦查、审查起诉、或者开庭审理判决以前，被害人和加害人对民事赔偿部分已经调解解决或者协议解决的，在刑事判决时可以从轻考虑。其三，民事部分已另行起诉。一般而言，对于刑民交叉的案件，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习惯的做法是先刑后民。但从理论上讲，在特殊情况下，被害人就民事部分先行起诉也不是不可以。如果民事部分已经先行起诉得到解决，则在处理刑事部分时，可以考虑予以从轻。
三、将调解引入刑事案件中，构建刑事和解制度
所谓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轻微刑事案件通过控、辩双方工作和法院的认可，经刑事和解方式迅速结案，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应该说,刑事和解是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一种有效措施，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能够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怀和温暖，比较直观、深刻地认识、理解自己行为的危害性，有利于接受教育改造，消除对社会的仇恨，减少其再犯罪的可能。加害人的真诚忏悔和积极的悔罪表现，是对被害人的精神慰藉。在理论上，刑事和解体现的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恢复性司法的前提是犯罪人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允诺承担责任，核心目标是最大程度地满足被害人的需求并有助于使当事人和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得以恢复。使用处刑轻缓化的恢复性司法程序的范围是犯罪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未成年人犯罪、在校生犯罪与伤害案犯罪。
我国在民事诉讼中历来强调调解，如何在刑事诉讼中更好地发挥调解的作用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刑事自诉案件中,法院可以对被告人与被害人进行调解,只有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方可判决。这种对刑事自诉案件的调解,是我国目前刑事调解的重要形式。除此以外,在公安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中,也应当引入调解方式。
四、改进行刑方式，尽快实行社区矫正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对于那些犯罪较轻的犯罪人尽可能地采用非监禁化措施。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出《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社区矫正具有以下特征：
1、矫正的对象是以下五种罪犯：①被判处管制的；②被宣告缓刑的；③被暂予监外执行的；④被裁定假释的；⑤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这五种人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有利于对他们进行矫正。
2、社区矫正的主体是国家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以及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
3、社区矫正的性质是非监禁刑的执行以及非监禁处遇的考察。
就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而言，主要是在社区实施的非监禁刑的执行活动。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的一切活动由社区负责协调和管理，相关部门要分工负责，密切配合，采用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适度分离的模式，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通过社区矫正,可以较好地修复矫正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
总之，我国要顺应刑事社会化、一体化、法治化、人性化的发展趋势，将现代刑法理念、目的、手段、策略、措施等有机地融为一体，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各项社会政策，从犯罪矫正和犯罪预防的角度出发，制订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具体措施，从而形成结构更合理、内容更完善、更易于操作的刑事政策体系，真正为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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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 篇2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未成年人犯罪
从历史纵向来看, 世界各国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一直在“宽”与“严”之间不断的做着选择, 但实践证明, 过宽或过严的方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都不是正确之举。2005年12月, 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首次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该刑事政策的视野下,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应侧重于对犯罪的预防。对犯罪未成年人应首先考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其从宽处理, 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对其进行严厉的刑罚处罚。具体而言,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包括刑事预防政策和刑事处置政策。
一、刑事预防政策
犯罪预防是治理犯罪的最根本途径, 分为针对社会一般人的一般预防与以犯罪人为对象, 防治其再犯的特殊预防。而就未成年人犯罪来说, 其原因是由未成年人自身、家庭、学校以及社会这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首先优化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其次改善学校的教育理念;最后积极健全社会管理制度。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就如同流水线下一个产品的加工过程,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偏差, 都将导致产品的瑕疵---即造成未成年人犯罪。因此, 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应该是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会预防三道防线的结合, 构成一个完整的预防体系, 该体系主要是为了在事前主动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在事后积极跟进, 防止再犯。
二、刑事处置政策
对于犯罪, 任何国家和社会都还没有宽容到不进行任何处置的地步, 即便对处于弱势的未成年人也是如此。然而, 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处置, 应本着“挽救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根据不同程度的行为而进行区别对待:
第一, 我国应丰富非刑罚处罚措施来应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 如完善我国传统的工读学校、收容教养等制度, 借鉴国外的社区服务、保护观察等制度, 尽可能将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在对待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时, 更应该讲求方法的得当, 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达到防微杜渐的效果。
第二, 对于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 鉴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一般应从宽处理。目前, 我国在如何对未成年犯从宽处理方面还缺少确定的法律依据, 仅笼统的规定了较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原则, 并由此制定了一些司法解释。然而, 早在18世纪时, 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就做出了“仁慈是立法者的美德, 而不是执法者的美德;它应该闪耀在法典中, 而不是表现在单个的审判中”的著名论断。根据这一论断, 目前我们应该做的首先是将现有司法部门所做出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解释、规定等文件进行整合, 将其上升到法律层面, 因为这些文件的法律效力和确定性毕竟不能和国家立法相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假释、减刑制度予以完善, 丰富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非监禁刑的种类, 将暂缓起诉、暂缓判决、人格调查、“恢复性”司法等国外先进经验明确规定到法律中。其次, 构建专门的少年司法组织机构, 使得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的各个环节都有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专业人士负责。同时, 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YOT”制度, 建立一个贯穿于未成年人司法全过程的、由不同领域专业人员组成的民间保护组织, 这种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融合在一起的做法, 在有效地处置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 也加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
以上讨论的未成年人刑事处置政策体现了“宽”的一面, 但对未成年人犯罪淡化刑罚、强化矫治的做法并不完全排除对少数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仍依法予以严惩。因为, 过于轻缓的刑罚易使犯罪人感受不到国家和社会对其行为严厉的否定性评价, 这对于那些“不知犯罪为何物”的未成年人来说可能会起到诱发犯罪的作用, 甚至导致其“二进宫”、“三进宫”, 这无疑是一种司法纵容。因此, 对于那些犯重罪的、多次犯罪的、主观恶性大的未成年犯应当罚当其罪, 否则过于姑息的做法反而会给未成年人自身和整个社会带来祸害。不过, 我们应当认识到, 这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严惩”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而且应该始终坚持对未成年犯“保护、教育”的理念, 这也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姚建龙.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姚建龙.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谢望原, 卢建平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谢望原, 卢建平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康树华, 张小虎.犯罪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康树华, 张小虎.犯罪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思考 篇3
关键词：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 适用 完善
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宽”体现了刑法对犯罪的感化，鼓励犯罪分子该归过自新。“严”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循法而治、不徇私情。“济”，是指宽严有度，宽严适当、宽严协调，其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即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治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从犯罪的类型角度分析
依照自然犯和法定犯的标准可以将“严”的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犯罪；另一类就是行政犯。对于自然犯，这类犯罪危害性极强，往往会引起社会民众的不安，为社会民众所痛恨。因此这类犯罪因此这类犯罪应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进行严厉惩处。如：黑社会性质犯罪，杀人，抢劫，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行政犯，虽然这一类犯罪对普通民众直接利益影响不大，但是国家为了保障社会秩序也应将这类犯罪纳入刑事政策从严处罚的范围。“宽”一般是指轻微的刑事犯罪行为，因为这类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行相对较小，所以对其依宽缓的刑事政策进行处罚。如从自然犯的角度看，主要有告诉才处理案件，轻微财产犯罪和轻微的人身犯罪等；从行政犯的角度看主要包括危害不大的破坏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的犯罪等等。
二、依刑罚幅度的角度分析
从我国当前的刑罚制度来看，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如刑法依规定的社区矫正，缓刑等都是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界限的，而且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缓刑和社区矫正等刑罚制度都是属于“宽”的体现。所以由此看来可以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宽缓刑事政策的适用标准。那么“一般认为，依法定最低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划分较为适当，即凡是法定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都属于重罪，反之，则属于轻罪。”司法实践中是否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严厉的刑事政策呢？如果将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严厉的政策对象，很显然对于三年以上的刑罚就不能呢如到宽缓的刑事政策的范围，这样是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重相悖的，而且我国现行刑法的绝大部条款都是含有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幅度。所以，为了真正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可以将我国刑法条款中将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刑罚幅度，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时机情况进行进行自由裁量，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这样更能真正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从犯罪的主体上对宽缓、严厉的标准进行细化
一般认为未成年犯、过失犯、从犯、胁从犯、初犯、偶犯等都是属于适用宽缓的刑事处罚的范畴，而对累犯则处以严厉的刑事新政策。其实在看过我国刑法条文后，就会发现其实以上刑事主体在刑法条文中已经规定了应当从轻，减刑处罚，或者从重处罚等。但是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不能犯、部分激情犯与行为犯，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等犯罪，我们应该关注这些需要准确判断其行为或结果需要处以宽或严的犯罪或非犯罪的行为，给这些行为给予刑事政策上的细化。行为犯是由于行为人在客观上或者主观上的原因致使犯罪不可能得以完成，所以此类犯罪所造成的危害性也往往是有限的。激情犯一般是行为人基于某种因素的刺激而做出的不冷静举动，从而导致客观危害结果的发生，但是不能因为行为人的情绪失控就对其进行宽缓的刑事政策。应该要充分的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主观恶心，其实激犯往往主观恶心极小，而且犯罪后悔改和补偿都很积极。但是对于惯犯、动机恶劣、人身危险大的犯罪应施以严厉的刑事政策。
四、依犯罪结构方面对宽严相济刑法的完善
纵观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宽严相济刑法结构方面的完善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首先，因为我国传统刑法是从在重刑主义的，宽严相济形势政策要求刑事司法在认定和裁量时要倾向于相对宽缓，所以这样就要求严厉的刑罚只用于严重的刑事犯罪，相对轻微的犯罪，鼓励适用相对轻缓的刑罚，如依非监禁行，非刑事化措施对一般刑事犯罪和轻微刑事犯罪进行惩处。这也符合了刑法中歉抑性的原则。其次就是刑罚幅度设置应该合理化。刑罚幅度如果过于窄，那么就肯定相当于绝对确定的刑罚，是很难实现个案的区别对待；但是刑罰如果过宽，就会有很容易出现轻纵和囯枉。尽管刑法法定原则要求明确化的法定刑，但一定的法定性的幅度是任何国家的刑罚都不可避免的，并且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也是强调法定刑配置的有一定的刑罚幅度。再次就是在刑法分则中对各种犯罪的轻重情节预留宽和严的法定刑罚幅度。将一些可以为犯罪行为考量量刑的酌定量刑情节予以一定的法定化，这样就可以使法官在判决时有法可依，也可是一些酌定量刑情节被采纳。
综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当今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在我们司法实践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毕竟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司法实践中显得过于灵活，实践中只能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去或经验来裁量适用。但是由于法官整体队伍的参差不齐，并且存在着诸多差异，这样就导致了许多案件的不同判断和裁量，也致使刑罚裁量的更加无序，偏离了刑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只有将其更加细化，更加完善，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
参考文献：
[1]刘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定位与司法适用[J].法学，2007.2.
[2]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J].中国法学，2007.4.
[3]赵云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适用研究[M].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2011.
[4]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 篇4
2006年，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也规定，在检察工作中要进一步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正确执行国家法律的重要指针，它的提出，对于检察机关转变执法观念、更新执法措施，更好地服务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笔者就试着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入手，并结合反贪工作实际，浅析如何在反贪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含义
刑事政策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策略和措施，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宽严相济就是要求我们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坚持区别对待的策略思想，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宽严适度，宽严有据。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和过失犯，对失足青少年，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对严重刑事犯罪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简而言之，就是适度宽容、轻处小恶，以感化轻案犯；依法从严、惩罚大恶，以震慑重案犯。
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反贪局作为反腐败的职能部门，在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各种职 1 务犯罪中，对罪行严重、拒不认罪、拒不退赃或者负案潜逃以及进行串供、毁证等妨害诉讼活动的，要果断采取必要的侦查、控制手段或者拘留、逮捕等措施。对于罪行较轻、真诚悔罪、证据稳定的，特别是其中的过失犯罪，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检察机关应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检验检察工作的重要标准，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效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二、当前反腐败的严峻形势要求严厉的刑事处罚
早在上世纪末，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同志多次在会议上指出，腐败现象猖狂到了足以亡党亡国的程度。这样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腐败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上最关心的话题。从媒体曝光的案件看，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特别是商业贿赂犯罪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而且涉罪金额不断攀升，不断有新的纪录诞生，严重地损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阻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笔者认为，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来遏制、震慑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据某基层人民检察院的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1月至2006年11月，该院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件57件77人，提起公诉75人，共中涉嫌贪污罪18人，受贿罪45人，挪用公款罪7人，其他罪3人。具体的判决结果是，有期徒刑72人（10年以上的 2人、3至10年的11人、3年以下的59人）大部分判决集中在较轻的刑种之内。该院进一步调查显示，在该院所有被宣告有罪的72人中，有54人适用了缓刑，3人免予刑事处罚，而仅13人被判处了实刑，适用缓刑、免刑人数占有罪判决总人数的79%。由此可见，对职务犯罪的过分宽容也是导致腐败现象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重罪轻判现象不仅仅是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错误理解，而且还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相适应原则，更重要的是它误导了社会上其他的贪污腐败分子，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贪污受贿被查处是一种不幸，但之后仍有回旋余地，大多数是能够“全身而退”的。让贪官污吏们感觉到一种侥幸，被惩处的概率很小，腐败的成本很低，以至于前“腐”后继现象司空见惯。可以说，当前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一种警醒，可以更有效的震慑各种职务犯罪的发生。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反腐斗争的双刃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宽严有据，依法办案。这就需要解决如何正确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来获得刑罚效果最大化的问题。
犯罪不仅是一种法律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社会都存在犯罪现象。刑罚，则是控制犯罪的一种方式，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以获得刑罚威慑犯罪的效果，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但是刑罚威慑力并不会随着刑罚的加重而无限地增加，在罪刑均衡的范围内，刑罚威慑力与刑罚轻重是成正比的，一旦刑罚超出公正的限度，不但被告人难以接受，而且社会也难以认同，其威慑力就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就会产生刑罚效力的贬值问题。而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会使轻罪与重罪分别得到妥当的处理，这样才有利于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
1、进一步加大对贪污贿赂案件的查处力度。众所周知，1997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重新调整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部分案件的侦查权，其最大变化就是缩减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范围，目的就在于让检察机关集中精力查处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也就是要加大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这是人心所向。目前，反贪工作要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要在法律范围内，做到宽严合法，于法有据。依法严肃查办党政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进行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尤其是要重点查处发生在企业改制、征地拆迁、资源审批和社会保障等工作中侵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职务犯罪，发生在城镇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职务犯罪，发生在基层或者社会关注的行业以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从而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2、依法采取及时而有效的强制措施。案侦实践证明，刑诉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对他们的身心都会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如何审时度势，正确应用这五种强制措施，特别是“拘传，拘留和逮捕”三种羁押性的强制措施，是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环节。案侦过程中，对职务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显得较为疲软的现象时有发生，除了共同犯罪或重特大案件，一般都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这就给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活动的余地，有的说情打招呼，有的串供翻供，有的甚至逃跑、自杀。取保候审后，由于有些案件事实得不到相关证据的支 撑而不了了知，这就直接影响到全案的侦破效果；审判机关对于取保候审的案件也乐得做好人，常常是运用简易审判程序，根本下不了判实刑收监的决心。取保候审成了判决缓刑的导向标，犯罪嫌疑人一旦被宣布取保候审就等于受到了缓刑判决书。由此可见，强制措施不力也是导致重罪轻判的重要原因。
3、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审判的法律监督。当前实践中，抗辩式庭审对公诉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对各地检察机关公诉案件无罪判决率是个巨大的挑战。这样的考核，往往让公诉机关仰看法院的判决来决定公诉的考评，从而“有求”于法院，这种考评机制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不作为。在司法活动中，对职务犯罪量刑偏轻，而审判监督流于形式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因此，我们要摒弃有罪判决达到100％的不切实际的做法，完善工作考核机制，继续深化“两个延伸”，充分认识到刑事抗诉职能既是检察机关的权力，更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不可懈怠的义务，对于量刑畸轻或适用缓刑不当的都要积极地履行审判监督职能，该抗诉的一定要抗诉，并要一抗到底，直至改判适当的刑罚。
解析关于完善刑事自诉制度的思考 篇5
王官扬
刑事案件包括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其中绝大部分为公诉案件，因此自诉案件并不为大多数人所关注，有关法律规范也较少，从而导致实践中制度供给不够，有关制度衔接不畅，给刑事自诉活动的正常进行造成了很大障碍。下面通过一个侵占案例，谈谈笔者关于完善刑事自诉制度的一些思考。
一、案件基本情况
某驾驶员丙常在一钢材市场用自有货车从事钢材运输业务。甲、乙两公司均为该钢材市场里从事钢材经销业务的公司。某日，甲、乙两公司均委托丙分别将其钢材运输到各自的工地上，然而丙接受委托后，却私自将两公司的钢材运输到其他地方倒卖并逃匿。丙私自倒卖的钢材价值40余万元。甲、乙两公司得知后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询问了甲、乙两公司的业务人员以及丙所倒卖钢材的购买人等人员，认为丙涉嫌侵占，系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遂不予立案侦查，要求甲、乙两公司向法院起诉。甲、乙两公司于是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但法院以侵占不是刑事自诉案件为由搪塞，后又以侵占金额40余万元，系金额巨大，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应为公诉案件为由搪塞，在当事人告知侵占系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依据后，终以被告人下落不明为由不予立案。数月后，甲、乙两公司自行将丙抓获，并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以该案系自诉案件为由不肯接收，只同意暂时扣留。甲、乙两公司立即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但法院以犯罪地非其管辖地为由不予立案，且不愿对丙采取强制措施。法院不愿采取强制措施，甲、乙两公司又不能自行关押丙，否则有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然而又不能放走丙，否则法院会以被告人下落不明不予立案，无奈之下，只有请求公安机关采取措施。经当事人再三请求，公安机关最终同意先行羁押，但要求当事人尽快向法院起诉。甲、乙两公司在取得犯罪地系该法院管辖的证
据后，再次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但法院又以案件已由公安机关受理，法院不能再受理为由，不予立案，称应先由公安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并表示法院无义务到公安机关调取丙犯罪的证据。这样一来，甲、乙两公司陷入了两难境地：法院不愿对丙采取强制措施，如果公安机关不对丙采取强制措施，则丙势必逃匿，从而下落不明，法院则可以此为由不予立案;如果公安机关对丙采取强制措施，则法院要求公安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后才能立案，而公安机关一旦作出处理决定，因为是自诉案件，公安机关必然释放丙，丙被释放后必然逃匿，则法院仍可以丙下落不明为由不予立案。
二、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妨碍了刑事自诉活动的正常进行，加之法院怠于担责，以种种理由对自诉案件不予立案，自诉人求助无门，被告人则逍遥法外，社会经济秩序被破坏，法律被践踏。笔者认为，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告诉才处理的范围过宽。根据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包括侮辱、诽谤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和侵占案。立法者之所以将某种犯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该犯罪的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比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二是该犯罪性质、危害程度比较轻微，比如侮辱罪、诽谤罪以及侵占罪。而立法者规定告诉才处理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团结和社会关系的稳定。因此，如何确定告诉才处理的范围，应当以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团结和社会关系的稳定为判断标准。而要达到有利于维护社会团结和社会关系稳定的目的，则应当将可以行使告诉权的被害人的范围限于与行为人有一定亲近关系的人员的范围内。从实践来看，犯以上告诉才处理的罪名的行为人，并不都是与被害人具有某种亲近关系，例如以上侵占案，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仅是业务联系，没有任何亲近关系。因此，一旦被害人因某种原因无法提起自诉的，则司法机关无法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放纵了犯罪，显然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不能彰显社会正义。
其次，对被告人下落不明的自诉案件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自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及时惩治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8条规定，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除了对是否犯罪有不同认识，或者被告人与自诉人关系极为亲近的外，绝大部分被告人在明知自己犯罪的情况下不可能自觉接受审判。例如上述侵占案的被告人，在收到倒卖钢材的赃款后立即逃匿，怎么可能要求他自觉到法庭接受审判呢?很显然立法者过高估计了被告人的觉悟水平了。然而对于被告人下落不明的自诉案件，不区分情况一律不予立案，显然不利于维护自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利于及时惩治犯罪。有的自诉案件，虽然被告人逃匿而下落不明，但有证据证明其犯罪，如果法院不立案受理，则不能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被告人就不可能归案，这必将放纵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致其逍遥法外。
再次，将自诉案件限于被害人向法院起诉，不利于调查取证和确保被告人接受审判。《刑事诉讼法》
第18条第3款规定，“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自诉案件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对于后两类自诉案件，还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处理，但是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只能向法院起诉，而被害人甚至其委托的律师，并没有侦查权，很多情况下不能获取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更不能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能保证被告人到庭接受审判，被告人可能下落不明，从而导致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而从设立自诉制度，特别是告诉才处理制度的目的看，是为了赋予被告人诉权，将是否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决定权交由被害人行使，而在不能取得被告人犯罪的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并不能达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目的，甚至可能因被告人下落不明而被法院驳回起诉，因此我们不应当把被害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意愿狭隘地理解为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实际上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是要求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是对其诉权的处分，从实际情况来看，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因为公安机关享有侦查权，可以对案件进行侦查，可以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从而能保证调查取证工作顺利进行，保证被告人能到庭接受审判。但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是否起诉应由被害人决定。如果
存在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受强制、威吓等特殊情况不能起诉的，可由检察机关代为起诉，但被害人仍为自诉人，检察机关仅为代为起诉人。
又次，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不够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4条规定，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中止审理。被告人归案后，应当恢复审理，必要时，应当对被告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那么什么情况是必要时?并没有明确规定，而实践中法院为了避免承担责任，都不愿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致使被告人“下落不明”而无法审理。
最后，立案监督机制缺失，法院对自诉案件不立案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法院对自诉案件不立案时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在法院不作出书面裁定的情况下也没有规定上级法院的监督程序，导致法院不予立案时被害人无任何救济途径。
三、完善刑事制度的建议
鉴于现行刑事自诉制度存在以上问题，妨害刑事自诉活动的正常进行，笔者建议以下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
首先，合理确定告诉才处理的范围，将告诉才处理的范围限定在亲属之间。对于现行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如果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系亲属关系的，为纯粹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由被害人决定是否提起自诉;而对于被害人与行为人不是亲属关系的，既可由被害人提起自诉，也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更有力的打击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其次，取消被告人下落不明不予立案的规定，凡是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的基本事实的，都应立案审理。对于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并视情况采取强制措施，特别是犯罪后逃匿的，可以依法通缉，以保障自诉人的诉权得到真正保护，案情得以调查清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得到惩处。第三、自诉既包括被害人向法院起诉，也包括被害人要求公安机关立案对行为人的涉嫌犯罪行为进行侦查。有的自诉案件，如果没有公安机关侦查，被害人是不能自行搜集到证实行为人犯罪的证据的，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也是自诉的表现形式之一，但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是否起诉应由被害人决定。第四、细化、完善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对于什么情况下有必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应予细化和明确，以确保刑事自诉活动的正常进行，特别是对犯罪后逃匿被抓获的被告人，应一律采取强制措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 篇6
[关键词]检察机关;宽严相济;工作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了更好地贯彻六中全会精神,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措施,包括制定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意见、完善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程序、推行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措施等,要求检察机关正确运用检察职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其中核心的主导思想就是要求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归纳而言具有以下特点:
一、明确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指导思想及应当坚持的原则
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对严重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严情节也要依法分别予以宽严体现,对犯罪的实体处理和适用诉讼程序都要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
二、明确了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意见
主要内容有:一是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以及依法严肃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二是在检察工作各个环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意见,包括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慎重适用逮捕措施;正确把握起诉和不起诉条件,依法适用不起诉;突出立案监督的重点;在抗诉工作中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等。三是几类特殊类型的案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意见,包括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的人员等应当依法从宽处理,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惩治少数,争取、团结、教育大多数的原则等。
三、提出了建立健全相关的工作机制和办案方式
主要有八项措施:一是进一步健全检察环节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二是加强侦查机制建设、提高发现和查办职务犯罪的能力。三是推进办案专业化,建立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四是依法正确适用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理程序。五是改革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案方式。六是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强化化解矛盾的工作。七是完善对监外执行、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机制。八是完善办案的考核评价体系,改进考评办法,保证依法正确适用不批捕、不起诉,改变不适当地控制不捕率、不起诉率的做法,实现办案数量、质量和效果的有机统一。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长期以来在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实践证明,社会急剧变革过程中所带来的刑事犯罪高发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不坚持严打方针,就难以有效地控制住社会治安局势,就难以有效地遏制住刑事犯罪高发的势头。但是,从刑事犯罪发展的规律来看,严打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单靠严打不可能完全抑制犯罪、减少犯罪,而且随着严打斗争的持续进行,严打本身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因此,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调整并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
第二,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当前,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政法机关已经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主要靠行政手段管理社会、维护稳定,转变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开放环境中主要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维护稳定,政法机关所处的执法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法机关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执法环境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清醒地看到这些变化对执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不失时机地调整刑事司法政策,既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又要对具有依法从宽条件的依法从宽处理。
第三,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最终体现立法宗旨、实现司法价值的客观要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们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刑事政策。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该判死刑的决不手软。但同时,对于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罪犯,无论其罪轻罪重,是否属于严打对象,都要一视同仁,该兑现政策的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基本信任。只有审时度势,坚持宽严相济,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也只有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第四,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题中应有之义。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在强调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比如,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的,应区分不同情况,在法定处罚幅度内从轻、减轻处罚或判处缓刑;对于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的罪犯,可以探索实行社区矫正;对于法律、政策不明确,可捕可不捕、可起诉可不起诉、可判可不判、可劳教可不劳教的,应根据具体情况,着眼于从宽处理。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有利于挽救失足者,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五,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优秀法治思想的历史继承和延续。当某一特定时期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或者某一类型犯罪行为较为突出,抑或执政当局为满足一定的政治需求时,就会选择在法律所赋予的空间内有针对性地调整对犯罪的打击重点和打击力度,更好地维护社会良好秩序。这种法治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尚书》的《吕刑》中就有记载:“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就是说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根据不同时期犯罪的不同情况,应当依照形势的需要,制定出不同的刑罚。同样,只有正确执行轻重不同的刑罚,才能有区别有针对性地适当用刑,起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国唐朝“贞观之治”时期提出的“慎刑”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肃反”运动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2001年以来发动的“严打”运动,都是随时代发展灵活运用刑罚政策的典型范例,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是沿袭这一悠久法治思想,且根据我国当前形势所需而提出的一项崭新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以往刑事政策相比,更注重刑罚适用的均衡和统一,更注重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将刑罚的犯罪矫正和救治功能放在了更高的地位,以科学和明确的内涵指引司法实践活动向更高、更广的领域迈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 篇7
[关键词]社区矫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特征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是一个外来词汇，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简单地说，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社区矫正制度行使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从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向大量适用非监禁刑刑罚方式转变。
2003年7月两高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作为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社区矫正有以下几种特性：社区矫正是对罪犯的一种制裁措施，具有刑事制裁性；而相对于监禁刑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宽”的具体体现，对犯罪人的惩罚程度较轻，具有刑事惩罚缓和性；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矫正对象的正常生活、工作未受到影响，只是人身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它具有非监禁性的特点；最后，社区矫正对象要在社区中接受各种社区资源对其监督和帮助，具有充分的社区参与性。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
2003年我国开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覆盖全国91%的地（市、州）、72%的县（市、区）和65%的乡镇（街道）。北京等13个省（区、市）已经在全辖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①近年来，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迅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与支持，社区矫正人员的脱管漏管及再犯罪现象得到有效控制，改造效果明显。我国在社区矫正已实施了八年试点工作后，2011年2月25日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五条明确对管制、缓刑、假释罪犯实行社区矫正。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社区矫正进入刑法的视野，明确了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的法律地位，是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的一次重要改革，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根本上的法律依据，对于我国社区矫正的完善和走向成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是以刑罚执行监督者的身份参与到社区矫正活动中。检察机关对于诉讼活动的监督，包括侦查活动、审判活动、刑罚执行的监督等。因而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当然的被纳入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内。
（一）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有利于促进执法过程的公正廉洁
社区矫正采用非监禁方式来执行刑罚，对那些本应该受到监禁的罪犯来说有极大的诱惑力，司法机关易通过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被告人判以缓刑或管制，对不具备假释、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予以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各种违法渠道使罪犯获得社区矫正的机会。因此，在矫正对象的确定以及交付的环节，检察机關的法律监督对于阻止这些不法现象的发生，促进执法的公正廉洁，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不可或缺。
（二）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能够有效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司法所追求的社会效果是社会和谐，刑事司法用来修补和恢复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使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达到新的平衡与和谐。社区矫正制度相比于监禁管理来说更加的人道、有效、经济，它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一种途径。社区矫正以惩罚为基础，以矫正为主要目的。检察机关作为矫正工作监督者，正确实施监督权能够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对保证社区矫正活动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能够促使矫正工作取得实际的效用
如今我国的社区矫正已是一种建立在刑事法律基础之上的、有制度保障的行刑方式。检察机关对矫正执法工作的监督，可以促使矫正执法机关依法积极、主动、正确履行职责，通过检察促进日常管理活动合法有序，能够促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实施，有效保障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同时能够减少社会公众因害怕对矫正对象缺乏监管而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所引起的担心，从而能够促使矫正工作取得实际的效用。
四、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一）检察监督的事后性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执法工作，其执法行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环节性。社区矫正工作各个环节中的监督任务不同。最高检《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第三条明确了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法律监督的三个环节，即对交付执行环节、监管环节、变更执行包括终止执行环节的检察监督，以及在社区矫正各个环节中出现的职务犯罪的查处和预防。事实上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不应局限于法律规定的事后监督，在这三大环节之前还存在对社区矫正决定环节的检察监督。
（二）执法人员刑罚理念滞后，影响社区矫正效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蕴含着人权保障的基本意蕴，作为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我们在社区矫正领域中树立科学、文明、保障人权的现代行刑理念。在矫正工作中出现“重关心轻管理、重教育轻改造、重帮助轻引导”的现象，促使矫正对象认罪伏法、改造帮助新生的刑罚执行目的难以充分实现。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形式单一，监外执行罪犯脱漏管现象时有发生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目前检察监督的内容和方式主要关注于对法律文书的审查，及每年进行的专项检察活动，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因法律文书不全、交付执行脱节造成脱管、漏管。相关职能部门相互配合、协作的意识不强，矫正工作衔接出现问题，从而影响了检察监督效果。
五、对社区矫正加强监督的措施
（一）检察机关要完善对社区矫正各个环节的法律监督
在社区矫正决定环节，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履行矫前监督职能。重点开展对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监督，开展对管制、缓刑判决是否合法的审判监督，审查监督判决、裁定、决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保证非监禁刑的正确适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第二百六十二条分别明确了检察机关对于裁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同步监督。对于检察机关对矫正决定环节的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相对应的刑事诉讼检察规则应尽快对检察监督程序做出详细规定，加强法律监督的实际操作性。
（二）更新刑事法律观念，在宽严相济刑事理念指导下加强检察监督工作
在尊重与保障人权被正式纳入新刑事诉讼法的今日，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当更新刑罚理念，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正确把握角色定位。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将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作为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重点工作。在具体检察监督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社区矫正中刑罚的惩罚性，通过对矫正人员一定人身的自由及一定政治权利的剥夺，实现司法的威慑力，实现特殊的预防；另一方面要将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性的观点引入社区矫正监督执法领域，要随时把握住社区矫正的非监禁性，通过及时有效的监督措施，确保矫正对象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防止执法机构对矫正对象的过度干预。
（三）积极探索、拓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途径
检察机关要实现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监督，确保矫正目的的实现，需要切实渗透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对刑罚确定过程的监督、对矫正执法整个过程针对性的参与。保证判决、交付、帮教、奖惩、终止等各个执法环节无缝衔接，全程监督无漏洞。检察机关应当主动拓展监督途径与方式，在职责范围内协助矫正执行机关的帮教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其一，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公安、法院、社区矫正相关机构的联系，各职能单位相互协作与配合，以定期联席会议或座谈形式交流社区矫正工作情况，保证社区矫正信息资源共享。真实、全面、大量的信息以及对这些信息深入的分析研究，检察机关监督活动的前提条件。其二，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下，延伸检察监督触角。司法矫正工作体系随着“刑修八”的出台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及发展，检察机关在矫正工作中的地位及作用也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除了更好地履行法律所赋予的监督职能外，检察机关应能动积极地参与到社区矫正对象的帮教工作中去。监所部门的矫正监督负责人到基层司法所深入调研，掌握辖区社区矫正实情的基础上，拓展对特殊群体的帮教。如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并有针对性的加强监督。检察人员具有形象威慑力，合理参与帮教有助于矫正对象的改造，尽快回归社会。其三，积极拓宽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方式，要把预防和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与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有机结合，防止社区矫正这一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被滥用为权利寻租的工具，坚决避免社区矫正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产生。检察机关通过定期、不定期对矫正工作者和社区矫正组织的走访、调查，主动约见监外执行罪犯进行谈话等方式，督促矫正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使权力，维护监外执行罪犯的权益。對于执行机关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行为要及时给予纠正意见，提出批评和指正，一旦构成犯罪要坚决追究其责任。
[注释]
①参见：《司法部基层司工作报告》。
[参考文献]
[1]李明深.司法部基层司工作报告[J].2009
[2]温义祥，卢建国.浅谈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J].2010—7—8.
[3]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4]郭彦.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角度与身份[J].检察日报 2011—12—18.
[5] 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 篇8
关键词 盗窃罪 追诉标准 宽严相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修八》）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百六十四条中增加：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三种行为类型（以下统称新三类盗窃），改变了盗窃罪的基本罪状。使得盗窃罪的行为类型从两种扩展到五种，严密了刑事法网。过去，入户盗窃和扒窃只在两种情况下构成犯罪：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二是单次盗窃数额达到法定标准的。不具备以上两项条件之一的，或者以其他犯罪论处，如入户盗窃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论处，或者给予治安处罚。然而修改后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从条文上看，刑法降低了这三种盗窃类型的入罪标准，新三类盗窃成为与数额较大、多次盗窃并列的盗窃类型，犯罪数额和犯罪次数不再是犯罪成立的条件，这就将大量过去按照行政处罚程序的案件纳入到刑事程序中。无疑加大了盗窃罪打击的适用范围，此为“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相较于已经废止的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此次《解释》大大提高了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此为“宽”。
两年时间内，盗窃罪的变化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刑修八》增加盗窃罪的构罪范围。到《解释》提高盗窃罪的立案标准。难道立法机关对盗窃犯罪行为的打击由严变宽了吗？笔者认为不然。从《刑修八》的“严”，到《解释》的“宽”，正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从实体正义方面看，近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果还按照以前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立案标准，既不能真正惩罚犯罪，保障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和公民的人身安全，也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故不能用盗窃数额和盗窃次数来限定上述三种类型的盗窃犯罪，而应以其行为作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切实保障实体正义。
从程序正义方面看，特别是在量刑环节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要求量刑活动以量刑个别化、罪刑相适应等原则为指导，在个案中提取量刑情节，对不同犯罪处以宽严有别的刑罚，具体表现在：
1、严格把握羁押条件。一是合理把握逮捕的三要件，尤其是必要性条件，积极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切实贯彻刑诉法关于逮捕的规定。二是消除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建立工作制度，创新工作机制，加强工作配合，保障外来犯罪人员的到案率，解除承办人的后顾之忧。三是完善非羁押措施。根据新刑诉法的修改，探索完善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执行制度，尤其对于没有固定住所的外来人员，可以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方式，切实减少羁押的比例。
2、明确新三类盗窃的量刑起点。《量刑指导意见》关于盗窃罪第一档量刑起点适用的情形为“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的”，从社会危害性上看，新三类盗窃要低于上述情形，基于罪刑相适应原则，新三类盗窃的量刑起点原则上应当低于《量刑指导意见》中第一档量刑起点的规定。根据罪状之间的对比，笔者认为，新三类盗窃的量刑起点以一至六个月拘役为宜，因为拘役处于盗窃第一档刑罚的居间位置，如果行为人存在从轻情节，就可以在拘役刑以下判处刑罚，也即判处非监禁刑，同时也可在存在从重情节时，判处有期徒刑，以体现宽严有别。
3、扩大单处罚金的适用范围。对于盗窃这种典型的侵财型犯罪，罚金刑就可以起到较好的特殊预防作用，而没有必要动用监禁刑。但目前来看，单处罚金的适用率非常低，远没有发挥其在刑罚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可以综合犯罪情节、主观恶性及犯罪人的性格、经济状况等因素，对情节较轻且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犯罪分子，可以考虑适用单处罚金。
4、扩大管制刑、缓刑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在新三类盗窃中，对于那些情节轻微，主观恶性小，但没有罚金刑执行条件的，应当扩大适用缓刑和管制刑。最后，为体现区别对待、该严则严的原则，对于那些犯罪情节严重、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犯罪分子，确需要以监禁方式进行改造的，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但应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中得到充分体现和贯彻，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罚执行中也应得到充分体现和贯彻，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基本刑事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体现了人权、公正、秩序的价值。作为我国现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从方方面面指导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