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

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通用5篇）

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 篇1

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

2010-05-18 08:45:14 作者： 来源：互联网 浏览次数：470 文字大小：【大】【中】【小】

○王树人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邓小平、张闻天、陈毅、罗荣桓、彭德怀、贺龙、谢觉哉、陶铸、许光达、王树声、徐特立、徐立清、李立

三、萧克、萧华、万里、邓颖超、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艰苦创业的建设时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画卷。在反腐倡廉的今天，仅回忆一下他们严于律己、为官清廉的高风亮节，就会使我们肃然起敬。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堪称是我们端正党风的典型与旗帜。现实录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小故事，与读者共勉。

毛泽东不许在人民币上印自己的肖像：１９４７年，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设计人民币票版时，出于对领袖的尊敬而拟将毛泽东像绘制在票版上，并呈请中央审阅。毛泽东的答复是：“人民币是属于国家的，是政府发行的，因此不能把我的像印在票面上。”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准备将毛泽东像印在人民币上。当南汉宸行长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为了制止传统的歌功颂德现象，不得在人民币上印制我的像。”１９５３年，中国人民银行欲将挂有毛泽东像的天安门图案印在一元人民币的票面上，又被毛泽东制止。

刘少奇没花一个戈比：１９６０年，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去苏联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按规定，国家发给他５０００卢布的零用费。但到了莫斯科后，他没花一个戈比（１卢布合１００戈比），而是把钱全部交给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刘少奇还从不接受馈赠。外宾送了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到外地视察时，他总是吃住在停靠在偏僻岔道上的专列上，以免妨碍交通和避免当地干部的接待。遇到有地方负责人送东西，他总是严肃地告诉工作人员：“给他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就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朱德的澡盆：朱德住的是旧房，使用的卫生间窄小，但洗澡盆却很高。晚年，朱德腿脚不灵便，又有病，洗澡进出不方便。工作人员反复商量，想把澡盆改装得低一点，上面再加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他们多次向朱德提出，并且说明：改装一下澡盆，只花两三个工，用不了多少钱。但朱德就是不同意，总是说：“很好嘛！再修，又要浪费钱财。”后来，大家又跟他提起了几次，他还是不同意。直到１９７６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后，大家才悄悄地把洗澡盆改装了一下。谁知，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一次就逝世了。

周恩来参加劳动不特殊：１９５８年的一天，当周恩来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时，有人建议他带一位医生去，周恩来却说：“到了工地一点也不能特殊，我即使有点毛病，应该和大家一样，请工地的医生看看就是了！”一到工地，周恩来就嘱咐随身的警卫说：“到了这里，一切都要按这里的规矩办事，一点也不能特殊。”工地指挥部的同志在分配劳动任务时，说了句“我们欢迎首长们……”话还没说完，周恩来就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在工地劳动的一个多星期中，周恩来同大家一样，每天按时上下工，从不迟到、早退，并和工人们同在一个食堂吃大锅饭，在同一个澡堂洗澡，什么事也不特殊。

任弼时拒不搬家：解放初期，任弼时所住的房子很挤，又靠近大街，不适宜养病。组织上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后，任弼时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我一个人怎能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又给他找了一所房子，准备花钱修理。任弼时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发展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就这样，一直到任弼时逝世，他始终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董必武教子务农：１９６９年春天，董必武响应中央号召，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省晋县农村去务农。董良翮临下乡时，董必武嘱咐他说：“到晋县去，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努力参加生产劳动，做一个好农民，要为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努力奋斗。”董良翮下乡后，董必武不仅经常写信教育他，还不时请董良翮所在生产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向他们了解儿子在农村各方面的表现，请他们多讲他的缺点，以便及时对董良翮进行帮助。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董良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担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董必武写信告诉他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意思是要他不要自满，继续努力。

邓小平不坐黄包车：１９４９年初夏，邓小平从北平赶往南京。乘轮渡江后，警卫员给邓小平找来一辆黄包车。邓小平见车夫身体很弱，就把皮箱放在车上，自己在后面跟着走。上坡时，见车夫拉得吃力，邓小平和警卫员索性就在后面推。虽说是初夏，南京这个大“火炉”还是把两人热得大汗淋漓。车夫流泪了，他还记得国民党士兵坐车不给钱，还记得美国大兵的皮靴踢过他的脊梁。如今，这位共产党首长却给钱不坐车，竟和黄包车夫一齐走进了原国民政府的总统府！

张闻天不许儿子坐公车：解放初期，张闻天当时家住沈阳。他８岁的儿子虹生见爸爸出门经常坐着小汽车，自己也想坐，可是总得不到允许。有一天，小汽车开到家门口后，虹生灵机一动，趁爸爸还没有上车，来了个捷足先登。他偷偷地钻进小汽车里一动也不动。张闻天上车后，突然发现儿子坐在车里，就让儿子赶快下去。但儿子说什么也不下车，并对张闻天说：“爸爸，我一次小汽车都没坐过，让我坐坐吧！”张闻天对儿子说：“这车是党和国家给我工作用的，小孩子可不能用它享受，你要坐车，坐公共汽车去！”儿子不干，张闻天就步行去开会，儿子自然没坐成小汽车。

陈毅不许亲属搞特殊：解放初期，陈毅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时，他的岳父来上海住了几天后，陈毅就对夫人张茜说：“我们现在还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都有规定。你的父亲住久了，要影响国家收入，还是让他回去吧！”张茜的父亲知道后有点想不通，心想：陈毅是上海市市长，住几天吃几顿饭都不行吗？陈毅和张茜就做他的思想工作，告诉他说，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老爷不同，越是地位高越要带头。经耐心说服，老人想通了，就回去了。

罗荣桓不住别墅：１９４７年７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国后，组织上考虑到他重病未愈，需要有一个较好的休养环境，便安排他家四口人住在哈尔滨市区原沙俄占领时期一个官僚的别墅里。这使艰苦朴素惯了的罗荣桓感到不安，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所别墅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一次，他看到谭政住着一幢二层小楼，于是就对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当时还以为罗荣桓是在开玩笑，可没过两天，罗荣桓真成了他的邻居。

彭德怀拒住高级招待所：有一年，彭德怀到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去参观。他听说这里有几座小楼是专门给中央首长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座楼都有规定，有的楼一年到头都空着后，自己不但拒住，而且还对当地的一位负责人说：“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真心实意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是在群众面前孤立我们嘛。人们看到这些长期闲着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起码也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太特殊了吧？看看人民住的什么，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压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吗？”

贺龙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有一次，贺龙到青岛海军学校视察。一进校门，只见仪仗队正等候检阅，但贺龙却不管这些，亲切地走向仪仗队，笑眯眯地同大家握手，拉家常，使本来威武严肃的仪仗队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事后，贺龙微笑着说：“你们要那样做，我就用这套办法对付。”中午时分，贺龙见师生们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吃饭，便走过去，说：“给我一个碗，我就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吃。”这时，一位苏联高级顾问看见了，提意见说：“你是国家元帅、副总理，怎么能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呢？这在我们苏联是不允许的。”贺龙听罢，笑笑说：“这是我军的传统。”

谢觉哉不为子女和亲属安排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他的二儿子从湖南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自己安排工作。那时，新中国建立伊始，政府工作人员还很缺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安排个把人的工作是极容易的事。但谢觉哉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他对儿子说：全国刚解放，上头下头都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遵照老人的嘱咐，二儿子回到老家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来，谢觉哉在家务农的大儿子也提出参加工作的要求。谢觉哉也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种田人还是要的。”谢觉哉的一个妹夫曾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谢觉哉始终没有应允。过后，妹夫又当面提出，谢觉哉幽默地说：“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陶铸“说不多吃就不多吃”：１９６１年前后，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陶铸对自己的生活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他一再向炊事员交代，家里吃的米和油等，都必须和人民群众一个样，绝不准有任何特殊。有一天，炊事员找到一点瘦肉，他心想陶铸爱吃辣椒炒瘦肉，便自作主张，高高兴兴地炒了一碟端了去。陶铸一看就火了，当场批评炊事员说：“我这个月的猪肉已经吃完了，怎么又弄来炒菜？说不多吃就不多吃！端回去！”炊事员感到很为难，劝了又劝。陶铸更火了，就是不吃，厉声命令端走。最后，炊事员只得把这碟菜送给了工作人员。事

后，炊事员对人说：“真厉害！想不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干了。”

许光达请求降薪：１９５５年，解放军实行薪金制时，许光达的级别被定为四级。但他位尊不计酬，曾三番五次地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写信，请求降低级别。中央军委接受他的意见，将他的级别由四级改为五级。对此，有人不理解，他解释说：“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工作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在物质享受方面孜孜以求，不配干革命事业。”

王树声甘居陋室：１９５５年，王树声调到北京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后，组织上决定为他修建住房。按规定，建房标准和用具可以好一些。但王树声拒绝了，只要求盖成一般的平房，不要单门独院和警卫，室内的陈设，也只要一般的家具。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有关部门决定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并列入了计划。正要动工时，被王树声拦阻了。他说：“我们的国家这么困难，我的防空洞就免修了吧。能给人民省一个钱也是好的嘛。”王树声就在这所简陋、狭窄的寓所里住了１８年，直到去世。

徐特立让贤：建国后，徐特立自感记忆力衰退，便向党中央打报告，要求辞去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让年轻同志担任。他在报告中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的。几天后，中共中央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登门看望徐特立。一进门，杨尚昆就说：“徐老，我们有哪些地方对您照顾不周，请您指出来呀！”徐特立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什么照顾周不周的。”随后，他认真地向两人讲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年龄大了，力不从心了，再占着这个位置，于心不安啊！革命总是后浪推前浪的。帮助年轻人成长起来，是我们老一代的责任。”他还说：“不让贤怎么能安心呢？就是要让贤嘛！”

徐立清主动让军衔：１９５５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徐立清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分管全军干部工作。论职务、资历和能力，他理应授上将军衔，可授衔后他佩戴的却是中将军衔。原来，徐立清律己极严，他经常对总干部部的同志说，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决不能利用掌管干部工作的权力为自己的升调谋私利。就在总干部部向党中央及中央军委上报授衔名单的同时，徐立清上书毛泽东、中央军委，建议给自己授中将军衔。毛泽东十分赞赏，说徐立清是一个好同志、好领导，并亲自批准授予他中将军衔。

李立三请求当助手：１９５５年，党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准备任命李立三为主管农业的第四办公室主任。当邓小平征求李立三对这件事的意见时，李立三对邓小平说，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是否分配他去管理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作。邓小平说，三办主任已经安排了李雪峰。李立三说，我比较熟悉工业，我去给李雪峰当助手。邓小平说，李雪峰还不是中央委员，你去当副主任好吗？李立三说，职位高低不必考虑，请中央放心，我保证服从李雪峰的领导，配合他搞好工作。中央三办后来改为中共中央工业部，李立三仍担任副部长。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１９６０年。他尊重李雪峰的领导，也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只要交给的工作就努力去完成。

萧克不乱花人民的一个钱：１９７８年以来，萧克曾三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每次出访，他都反复向代表团成员交代，要按规定办事，国家发的零用费标准不能超标。回国后，他都要检查零用钱的使用和礼品处理情况，要工作人员给他一笔一笔汇报清楚。１９８０年，他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加拿大，有人建议他返回时取道香港。他说，我们在香港没有任务，不能去；绕道而行，势必多花钱，探亲访友，赠物收礼，影响不好。他坚持原路去，原路回。他说：人民的钱一个也不能乱花，我们国家还很穷，要建设四化大业，不艰苦朴素是不成的。

萧华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党员：１９７７年８月，萧华担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后，就对党小组长、司令部办报科参谋周木森说：“今后过组织生活，一定要通知我。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党小组由你领导！”有一次，周木森得知萧华晚上没安排别的事，就通知他晚上７点半过组织生活。可快到开会的时候，突然听说省委来了两位领导找萧华商量工作，就急忙打电话通知萧华说：“党小组会改期再开。”萧华急忙制止：“这怎么行！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党小组的活动不能围着我的时间打转转。建议今晚小组会照开。我头一个发言。”党小组会准时召开后，萧华首先发言，然后向周木森请了假，回去和省委同志商谈工作。

万里请人提意见：万里担任铁道部部长时，曾主持过一次事故分析会。会上，他动员大家给铁道部及他本人提意见。可是，一直到中午１２点半，只有少数人含含糊糊地给铁道部提了几条，给万里本人提意见的只有一位。意见很尖锐，与会者面面相觑。中午休息时，万里把提了意见的同志留了下来，并请这些同志吃午餐。席间，万里斟满一杯啤酒走到给他提意见的那位同志面前说：“感谢你的批评，我代表铁道部和我本人敬你一杯。”然后又叹息道：“可惜这样的同志太少了。”

邓颖超不搞特殊化：１９８０年６月，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去法国访问，途经乌鲁木齐。新疆接待部门特意给她准备了一辆“红旗”轿车。邓颖超知道后，通知有关部门说，她不坐“红旗”轿车，要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坐面包车。邓颖超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没有坐专机，乘坐的是民航班机。下飞机后，她和大家一起坐上面包车进城。在宾馆里，邓颖超睡的是硬板床。为了省电，房间不让多开灯。那几天，乌鲁木齐天气较凉，宾馆工作人员拿来电炉子，邓颖超却不让开；每日三餐都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出发时，邓颖超仍然同大家一起坐面包车，从宾馆到机场，然后乘民航班机去巴黎。

张鼎丞向老师赔礼道歉：有一次，张鼎丞正在中学读书的女儿张延忠在课堂上同语文老师顶撞起来。张延忠放学后回到家里，在讲起课堂“**”时，言谈中还流露出对老师的不满情绪。没想到这些话被张鼎丞听到了。他把女儿叫到跟前，用严肃的口吻说：“你太狂妄了，我不准你用这种态度同教师讲话！你不要以为自己是检察长的女儿，就可以目中无人，就可以顶撞教师！老师为你们的成长付出了多少心血啊！延忠，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师吗？你应该向老师赔礼道歉！”事后，张鼎丞还亲自把校长、教导主任和班主任请到家里，诚恳地说：“我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我很痛心，希望你们原谅。我不能允许我的孩子做出不尊重老师的事情……”■

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 篇2

关键词：老一辈革命家,家风,清廉,党员领导干部

家风是家族之链上一人或几人的懿言嘉行经过代代相传形成的鲜明的道德风貌和审美风范, 它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是支撑一个家庭乃至家族世代前行的精神内核, 也影响着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和道德内涵”。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风建设, 注重发挥家风“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家风不仅内涵丰富, 如古人推崇的“五常”家风涉及仁义礼智信等多个方面, 而且影响深远, 如朱子家训和颜氏家训等著名家训至今仍被传颂。尤其值得称颂的是, 老一辈革命家一路“赶考”, 将党的宗旨融进传统家风中, 形成了红色基因哺育的清廉家风。这种良好家风不仅是个人、家庭的“家产”, 而且是社会的财富。老一辈革命家清廉家风是“活水源头”, 对于当前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意义重大。

一、老一辈革命家“廉洁齐家”蔚然成风

老一辈革命家倡导并践行清廉家风, 成就了一段段有口皆碑的佳话。

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 毛泽东收到一封信, 一位叫做杨开智的亲戚希望毛泽东能为自己在北京安排工作。杨开智是杨开慧同志的哥哥。杨开智一家曾帮助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杨开慧牺牲后, 是杨开智的夫人李崇德将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 交给了党组织。杨开智的女儿杨展也为革命英勇牺牲。

对于这样一个至亲, 毛泽东心存感激。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他会用手中的权利来为亲友谋取私利。毛泽东深知, 中国共产党刚刚执掌全国政权, 一旦起了念旧谋私的头, 势必会破坏党的形象, 动摇党的执政根基。所以, 毛泽东给杨开智回了一封信, 希望他在湖南听候省委分配合乎其能力的工作, 不要有来京的奢望。接到毛泽东的信后, 杨开智打消了到北京工作的想法, 安心地从事省委分配的工作。

不搞特殊, 不谋私利, 这就是毛泽东以身作则诠释的清廉家风。

习仲勋:“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

习近平回忆习仲勋时深情地说, “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 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 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在习仲勋的影响下, 习家形成了勤俭节约的好家风。习家两兄弟从小就穿姐姐的旧衣服。习近平曾经穿他姐姐的花鞋子被同学们嘲笑, 父亲就想了个办法, 让他把花鞋染黑了穿。

勤俭持家, 质朴真诚, 这就是习仲勋以身作则诠释的清廉家风。

二、当今党员领导干部加强良好家风建设的现实意义

2015年10月18日,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为全体党员树立了一条道德高线, 首次将“廉洁齐家”列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 将树立良好家风列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必修课。新形势下, 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家风建设意义重大。

(一) 家风建设是弘扬中华民族“家国”文化、成风化人的现实需要

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观念深入人心, “家”“国”二者密不可分, 国由家组成, 有国才有家。因此, 中国的家风有其独特之处, 那就是始于个人, 形成于家庭, 但不止于家庭, 而是延伸至国和天下, 又回到家庭, 如此循环。当前, 要继续弘扬中华民族“家国”文化, 培育新时期好家风。良好的家风在提高家庭成员道德修养的基础上, 能实现家庭乃至家族关系的美满和睦,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 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是反映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个普通家庭的家风反映的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家族的风貌, 而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就不只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私事, 它往往连着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因为党员领导干部往往和权力联系在一起, 代表的是政府和国家的形象,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受群众监督, 同时会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家风正, 则民风淳;家风正, 则党风端”。

(三) 家风建设是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环节

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执政的政党, 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共产党员理应通过提高道德水平和党性水平成为全社会的表率, 这就要求党员通过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来加强党性修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说, 对当今党员加强党性修养有启发意义。“修身”“齐家”是谋事做官的“必修课”。

(四) 家风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晴雨表”

梳理近年来的腐败案件, 不难发现一个现象, 那就是带有“全家腐”特征, 涉及家风问题。防止这种家族式腐败, 一方面要完善相关制度, 堵住权力寻租漏洞, 另一方面要发挥家风的特殊教化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 家风正, 才有政风清。“一人不廉, 全家不圆。”培育清廉家风, 既是回馈组织信任和培养, 也是保护家庭圆满和幸福。

三、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同志指出, 家风建设“关系到家庭和睦, 关系到社会和谐, 关系到下一代健康成长”。他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 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 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习近平同志强调, 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 要汲取老一辈革命家清廉家风这一源头活水的营养。良好家风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党员领导干部培育良好家风要过好“三关”。

(一) 权力关

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权力, 是将权力私有化、商品化还是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但是事实上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扭曲, 认为手里的权力是靠自己的“苦心经营”得来的, 与人民没有关系。

既然权力来自人民, 领导干部就要用手中的权力切切实实为人民服务。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将权力私有化、商品化, 首先服务的就是自己及其家人, 直接破坏了家庭、家风, 损害了政治生态。

领导干部过好权力关, 要明确权为民所赋, 要践行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在工作上兢兢业业, 以人民幸福为己任的形象必然会辐射到家庭中, 为家庭成员树立清正廉洁的好榜样。

(二) 亲情关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是以情害理、以情害法还是公私分明、不徇私情?

领导干部和常人一样, 从家庭中获得情感的慰藉, 并且要承担起家中顶梁柱的责任。然而, 一些领导干部在家人遇到困难, 或是家庭的利益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往往情令智昏, 循私情, 不顾党员干部的形象, 践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种对家人的爱其实也是一种伤害。

正如朱德所说, “对家庭的忠诚, 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领导干部过好亲情关, 应该像老一辈革命家一样, 不徇私情, 严格要求, 以严管体现真爱, 以无私体现大爱。

(三) 名利关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 是沉醉于追名逐利、沽名钓誉还是清清白白为官、踏踏实实做事?

党员干部也是人, 也有个人利益。但是日常生活中, 一些干部沽名钓誉, 沉醉于追逐名利的游戏中。这样的行为直接影响的就是配偶和子女的生活和思想, 从而让整个家庭陷入争名逐利的氛围中, 走上“全家腐”的不归之路。

“当官发财两条道, 当官就不要发财, 发财就不要当官。”习近平总书记说, “选择从政就不要在从政中发财, 选择发财就去合法发财。”党员干部过好名利关, 应该以习总书记的谆谆告诫为座右铭, 清清白白为官, 踏踏实实做事, 以身作则, 营造风清气正的好家风。

老一辈革命家的清廉家风是“党长盛不衰的红色基因”, 当今党员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抓好家风建设, 廉洁齐家, 以清廉家风推进党风政风民风的持续好转。

参考文献

[1]郑乃红.传承清廉家风的正能量[J].党的建设, 2014 (12) .

[2]张艳斌.论家风的社会教化功能及当代价值[J].哲学, 2015 (01) .

[3]王稼杰.革命家风小集[J].中华魂, 1999 (02) .

[4]张志初.好家风是一剂良方[J].湘潮, 2016 (09) .

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民群众观” 篇3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当时，他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初，他又规定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随着军队的转战和群众工作的实践，其内容不断得到补充、修改和完善。把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群众一个鸡蛋，后来又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并把三项纪律改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成了八项。后来，又增加了不搜俘虏腰包和进出要做宣传，成了十条。后来，又不断合并，恢复到八项，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年发布了这个纪律后，在纪律检查中，毛泽东发现个别战士吃了群众地里的玉米。除了对违纪的战士批评教育外，他让人找来一块竹牌写了一段话插在地里。牌子上写道：因为我军的战士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玉米吃了，违反了纪律，现把二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群众看到后，万分感动，纷纷称赞人民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

正确对待群众的意见和骂声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上下雨打雷，将延川县政府代县长李彩云劈死了。结果传言四起，议论纷纷。有个农民借机发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开眼，雷劈死了县上的干部。”事情发生后，边区政府有人主张清查抓捕那个农民。这话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他对边区政府的做法进行了制止，但让边区政府查明原因。后来搞清楚是因为这一年征粮过重，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于是，决定减少征粮任务，在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1944年，有个老乡针对部队个别人违反纪律的问题，给军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毛泽东听到后很高兴。他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这个老乡敢向我们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毛泽东不仅正确地对待提意见，重视所提的意见，还鼓励提意见。

刘少奇的故事

开到深夜的座谈会

1958年7月，刘少奇到天津拖拉机厂去调研，召开有基层干部群众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他让与会的人喝茶水，抽中华牌香烟，而自己抽带来的前门牌香烟。由于会议气氛热烈，从晚上7点一直开到晚上11点。主持会议的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给刘少奇提醒，时间不早了，可否结束。刘少奇却说：“不忙，大家凑在一起不容易，就让大家多聊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了出来。结果座谈会一直开到了午夜1点，散会时，大家还恋恋不舍。这一次会议，给该厂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危急时刻先救群众

1960年4月，刘少奇南下视察。一天，他坐客轮从重庆到武汉，晚上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江上波浪滔天。轮船在前进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忽然发现前面有几只小木船在风雨中漂荡。“情况危险，怎么办？”“我们的船也很危险，怎么救？”“我们的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偏离航道，会出事的，万万使不得！”风浪声和人们的呼喊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刘少奇。他毫不迟疑地要求：“马上靠过去抢救！”有人说，这样做会很危险的。刘少奇说：“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安全就不救群众。我是国家主席，也正因为是国家主席，才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群众！马上让船靠过去！”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一场抢救落水群众的战斗打响了。船长和船员们沉着应对，很快把小木船上的落水者一一救上了客轮，当被救的人们知道他们乘坐的船是国家主席的座船时，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周恩来的故事

挤公共汽车了解民情

1954年冬，周恩来听说群众乘公共汽车比较困难，就决定作一次考察和调研。在一天下午下班坐车的高峰期，周恩来带着秘书、警卫员去乘公共汽车。在车上他被乘客发现，大家纷纷给周恩来让座，但为了体察民情，他始终不肯就座。下了公共汽车以后，周恩来又去换乘无轨电车，在寒冷的夜里转了大半个北京。调查后，他很快召集会议，就安全岛设置问题、人行道设置问题、快车道慢车道画线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要求。

在延安流下难过的泪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陪同外宾来到延安，这是他自解放战争中离开26年后重返延安。当他看到延安人民的生活还十分困难，非常难过。当天晚上，在召开的省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周恩来在讲话中伤心地哭了。他动情地说：“延安人民用小米养育了中国革命，我们进了城，把你们忘了。我是总理，当家的，这个家没当好，我对不起你们啊！”周恩来向大家提出了要求：“第一要把团结搞好，第二要赶快把生产搞上去。等你们粮食翻了番，我如果第一不死，第二不犯错误，一定再来延安！”周恩来的讲话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朱德的故事

粗茶淡饭最相宜

1957年，朱德到云南昆明视察工作。云南省委考虑当时朱德已经70多岁了，要求接待办搞好朱德的伙食。但是，朱德一再要求不能超过伙食标准，希望饭做得清淡点。后来，省委检查接待工作，发现伙食大大低于规定标准，对接待人员进行了批评。接待人员就做了两次“燕窝煮鸽蛋”。第一次，朱德批评了工作人员，付费吃了。第二次，他生气了，严肃地批评了负责接待的同志，坚决不吃。在朱德的坚持下，他每天的伙食恢复到家常便饭，甚至是上一些野菜。

共产党员不能坐滑竿

1963年4月，朱德到四川视察工作，按照行程安排要登峨眉山，去看看有名的万年寺。当时上万年寺的路，坡陡路滑，十分难走。陪同的地方领导考虑到朱德已是77岁的高龄，又是第一次登峨眉山，建议让他坐滑竿上去。朱德坚决反对，说：“共产党员是不应该坐滑竿的，更不能坐上滑竿去爬山，如果那样，就失去爬山的意义了。”陪同的同志说，您年纪这么大了，又不常来，偶尔坐一次，不算什么。朱德听后十分严肃地说：“偶尔坐一次也是错误的。”后来，他硬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步步地上山，一步步地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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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故事

首长不能搞特殊

1942年2月的一天，邓小平到下面去了解有关生产自救和减租减息的情况。下属部队独立营的同志们听到消息后忙开了，他们想筹集点好吃的东西，来招待首长。由于日军的“扫荡”，再加上旱灾，当时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度困难，好不容易找了一点面，营里给邓小平做了面条。当司务长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给邓小平时，邓小平立即皱起了眉头，拍了拍司务长的肩膀说：“小鬼，你让我搞特殊哟，要不得，要不得！”结果硬是让把这碗面送给了一位重伤员。

批评“五里腿”现象

1950年初春的一天，邓小平在西南局小礼堂召开的西南局和重庆市机关县团级以上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严肃批评了干部队伍中的“五里腿”现象。他说：“我们有的人进了重庆城，不是忙工作，而是忙着铺摊子，争房子，要车子。房子要大的，车子要小的，说什么走上五里腿就痛了，进了重庆腿也变得娇贵，变成‘五里腿’了。进城才几天，变得这么快！过去在山沟里转，南征北战腿都不痛，一进了城腿就痛了，非坐车不行。我看这是享乐腐化思想在作怪。‘五里腿’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对各种不良倾向，必须作无情的批判和斗争，以保持党的纯洁性。”邓小平宣布，西南局已决定成立一个机关用房用车清理委员会，由他来担任主任，统一负责此项工作。对多占房屋和汽车，限期不退的要进行党纪政纪处理。由于此项工作抓得紧，抓得实，这股歪风很快就被刹住了。

陈云的故事

“吃饭要照镜子”

在延安时期，陈云对铺张浪费，随意倒掉饭菜的行为十分反感。在许多场合，他都对这种现象进行很严肃的批评。有一次在群众大会上，陈云作报告时提出了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他说：“延安人民的生活艰苦，大家都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天三钱油、五钱盐，粮食也不足，吃菜靠自己种，吃肉由各伙食单位养猪去解决，所以要爱护一粒米一滴油，丝毫不能浪费。我们是无产阶级，决不能糟蹋农民的血汗，否则就会脱离群众，逐渐变质。”陈云所说的“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而且要用馒头把盘子擦干净，拿起来可以照人。他的这个话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听了他讲话的许多人，都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在大会上的发言中，针对我们党执政后存在的一些问题强调指出，党的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不要只想做官，忘记了革命。他说：“大家是为了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回答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把革命忘光了。”陈云进一步强调说：如果我们党团结统一，“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陈云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改革开放后，他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

（节选自《党史博览》2013年第8期，题目为编者所拟）

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 篇4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情书撷英

毛泽东第一次给妻子杨开慧写情诗：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填写婉约派爱情诗词，而且是写给他最爱的人杨开慧的。

周恩来写给妻子邓颖超的信：山居中秋，对月怀人

1947年3月周恩来在陕北1947年3月底，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邓颖超随中央工委赴华北，参加河北省平山县三交镇双塔村附近农村的土地改革复查工作。9月29日，正值中秋佳节。明月当空，对月怀人。这是当天深夜，周恩来写给远方妻子的信。

陈毅与张茜的最初相识：一见倾心 寄写情诗

又过了不久陈毅又寄来了一首诗，一首真正的情诗。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只有对所爱之人的深深的爱恋。“春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统锐师。豪情廿载今何在？输与红芳不自知。”这一切使张茜心动不已，除了崇敬、仰慕，又增了倾心、知心，炽热的感情如奔涌的长江潮水，再也止不住了。

瞿秋白给杨之华的信：梦中的你是如此之亲热

写这封信时的瞿秋白，正身处苏联库尔斯克州利哥夫县玛丽诺休养

所。除了革命任务，对妻儿的牵挂与柔情也溢于言表。妻子的信使他获得莫大的慰藉，“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还有对女儿的挂念，“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读来无不让人为之动容。

左权殉国前3天写给爱妻的最后一封信

这封家书是1942年5月22日晚即左权将军壮烈殉国前三天写给爱妻刘志兰的最后一封信。“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冼星海写给妻子钱韵玲的信: 两地遥隔，能不依依

这是他在苏联期间以“黄训”署名写给妻子钱韵玲的信。“匆匆别后不觉已届两度寒暑，两地遥隔，能不依依？时为秋凉，尤望加衣珍重。别后想必学业进步，身体健康。我在这里身体比前健壮硕大，精神健全，食欲增加，工作更比以前进步，见识亦较以前广泛，身心非常愉快。”

夏明翰写给妻子郑家钧的信: 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

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 篇5

习仲勋同志(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林伯渠主席(时任陕甘宁边区主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的建制撤消，政府解散。)，从冯塬开完会，带了一些同志到韩城了解情况，习仲勋书记找段洁(时任韩城县县长)和白耀明等同志谈话，他们汇报了当前一段时期的工作。听完汇报后，习仲勋同志说：“你们好好总结一下，这段时间以来，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有什么新的方法，群众有什么反映和要求”。 听完习仲勋同志的讲话，段洁向他提了个意见，说地方上有人议论，说韩城县政府好像成了北寿寺县政府，因为我是县长，孙昶同志是副县长，贾德升同志是秘书。所以，县长、副县长、秘书都是北寿寺人，但北寿寺人从未得到任何优于其它地方人的待遇。在韩城地下党活动中，北寿寺人确实是做了一定的工作，孙昶同志在地方搞了十年地下党的领导工作。1946年，他进入边区工作，1948年中季组织上又派他回来担任副县长。习仲勋同志说：“这不是你们决定的，也不是我决定的，这是西北局决定的。这个问题你不要管，你只管认真负责的做好你们的工作，做好团结工作，这个问题我也解决不了”。习仲勋同志的一席谈话给我们今后的工作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反映出老一辈革命家在选人用人方面的公道正派，也为新区(韩城)的发展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