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公函样本（精选8篇）
公司公函样本 篇1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下,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几成定局, 11月9日, 政府公布了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措施。而就在此前一天, 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声称, 持续的金融危机将可能导致全球贸易27年来首次出现下滑。
这一切都使得10月13日温州市苍南县联信小额贷款公司的诞生显得格外引人注意:一边是急需资金周转的中小企业, 另一边是日益增长的信贷风险, 几乎可以肯定, 摆在联信以及其它5家同时挂牌的温州小额贷款公司面前的, 是一条相当狭窄的道路。
并非没有成功的先例——穆罕默德.尤努斯曾在孟加拉国推广小额信贷帮助数百万人得以脱贫, 并因此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而在国内, 从2005年起, 中国人民银行在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内蒙古等5个省区开展了小额贷款组织的试点, 共成立了7家小额贷款公司。如今最早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已经运作3年有余, 未出现任何纰漏。此番央行在温州的开闸则是迄今为止小额贷款公司获准经营面积最大的一次, 如若试点成功, 不但当地多年来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金融可被引入正渠, 而且可以为蕴藏于民间的资本力量找到一条最合适的路径, 使其成为活跃经济的有力支柱。在如今的经济形势下, 此举无疑相当具有深意。
发牌
“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们搞企业制造业的, 能够有机会尝试进入金融领域, 去办这么一个企业。”半年前一直在考虑企业是否上市的陈开云没料到, 办企业快20年了, 梦想照进现实的路径是如此突然和迅速, 如今, 陈开云的身份既是苍南灵溪天信集团董事长, 又是联信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和董事长。
今年5月和7月, 银监会、央行和浙江省相继发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和《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之后, 温州市在7月14日迅速跟进出台了《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操作规程 (暂行) 》 (下称《操作规程》) 。得知这一消息后, 陈开云立刻开始着手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备工作。
根据《操作规程》, 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应当是工商信用管理A A A级、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根据这个政策, 温州各个区县的民营骨干企业几乎都投入到了牌照争夺战中。
与陈开云一样, 7月13日, 当温州洞头县恒博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西平接到洞头县委书记的电话时, 对小额贷款公司还一无所知, 但三天后, 他就决定要全力以赴尽快争取这个牌照。他所在的洞头县位于温州瓯江口外33海里的洋面上, 在温州几个县区中属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 企业规模小, 经济总量也小。岛上符合开办小额贷贷款公司发起人资格的企业不多, 恒博电气年产值在1亿元人民币左右, 属于其中的佼佼者。所以恒博电气定为洞头县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可谓毫无悬念。
门外的竞技者
相比于温州当地民营企业的热情, 另一个极度渴望转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群体却对此次试点相当失落。
方培林, 一个偏执的民间草根金融代表, 以其1986年在苍南开办中国第一个民间钱庄“方兴钱庄”而广为人知。他的钱庄开业第一天, 工商执照就被吊销, 被迫转为地下。1989年停止了所有业务后, 方在其后的10年都蛰居在温州以打新股解闷。亚洲金融危机后, 国家发改委先后出台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指导意见, 希望以无需大量资金投入的信用担保体系为突破口, 解当时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燃眉之急。2001年方培林重出江湖, 成立温州方兴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今年5月, 当方培林拿到银监会和央行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时, 高兴得就像小孩子拿到了魔法杖。然而到了7月, 浙江省和温州市相继出台的政策却给方培林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让方培林感到最不公平的就是地方政府在小额贷款公司进入门槛的设定上极大的缩窄了中央的指导范围。他在《指导意见》第一条下面划上重重的横线, “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它社会组织投资设立, 不吸收公众存款, 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温州市政府的《操作规程》则把企业法人放在了自然人前面, “别看只是顺序颠倒一下, 可含义马上就不一样了。”方培林说。
事实上, 在温州市金融办主导的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股东的选秀过程中, 能挤上这条阳关道的企业非常有限。根据当地要求, 股东首先必须是当地骨干民营企业, 无犯罪记录, 同时要出具无非法集资证明。要知道, 这个无非法集资证明得到可不容易——多年来几乎所有的温州民营企业都或多或少同水面下的民间融资有过联系, 但由于没有监管, 要想从政府机构得到这种证明相当繁琐。
温州政府的态度相当明确:一不要自然人做主发起人, 二不欢迎有民间金融历史伤痕的企业入围。因而最终纳入此框架的都是名头响亮的正泰、奥康、华峰、森马等一批实业企业, 而一直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所谓民间金融无一入围。
“中央的精神就是让你放开去搞, 地方政府单纯考虑稳定。”方培林说。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 小额贷款公司吸收的资金很有限。温州银监分局的数据表明, 民间融资占温州企业营运资金构成的比例, 2007年比2006年提高了12%, 达到28%, 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总额约为2200亿元。而16家小额贷款公司, 按注册资本总额不超过30亿元。
政府将自认为最有资格承办小额贷款公司的担保公司拒之门外并非没有道理。近几年, 温州信用担保业飞速发展, 一个地级市经注册的担保机构就有上百家, 而这些机构良莠不齐, 不少担保机构得不到银行的认可, 无法开展主业, 有的将资金投入股市、基金和短期债券, 有的以民间借贷的方式为贷款难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周转, 有的甚至成了一种变相的高利贷。“实际上就是怕将来运作不好成为名义上好听, 但实质是地下钱庄, 这样中央推出这个政策就失去了意义。”一位当地金融业人士指出。
狭窄的生存空间
即便准入如此严格, 小额贷款公司的未来仍然算不上乐观。
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联信一共12家股东, 注册资本金1亿元人民币, 作为主发起人的天信集团出资1800万元, 占股18%。按照上限不高于央行基准利率的4倍, 下限不低于0.9倍的规定, 根据申请贷款额度和时间长短评估, 联信制定出最低1.2%, 最高不超过2.04%的七个放贷利率梯度。“资金投入到这一块的回报率远远低于投资于其它的地方, 而且‘只贷不存’的严格规定又限制了规模。”陈开云说。
陈开云和更多民营企业发起人看重的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未来, 换句话说, 拥有了这个“壳”, 就有了取得银行牌照转制为银行的可能性。
浙江省《实施意见》也明确指出, 对于运作良好、信誉佳的小额贷款公司, 通过申请审批可以转为村镇银行, 而在陈开云的计划中, 小额贷款公司便是其“练兵”阶段, 他希望从一开始就建立起规范的金融机构运作模式, 为几年后步入村镇银行做好准备。
不过令人尴尬的是, 在温州, 被小额贷款公司视作未来的村镇银行几乎与之同时落地。与小额贷款公司相比, 村镇银行有着得天独厚的身份——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可以吸收公众存款, 这将成倍放大股东的风险收益水平, 而且相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拆借资金, 吸收存款成本要低得多。同样的资本金, 只要是确保资本充足率在任何时候不低于8%和75%的存贷比上限, 村镇银行未来可用于放贷的金额将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十几倍。
上有利率更优惠的村镇银行, 下有放贷更灵活的地下钱庄, 小额贷款公司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
中国最早一批小额贷款公司的生存现状也让人对此平添几分担忧。2005年在山西平遥开始运营的日升隆和晋源泰已经平稳运作三年有余。但是, 资本金不足始终是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最大瓶颈, 据晋源泰董事长韩士恭透露, 每当资本金放完的时候, 公司就只能停业。 (摘自:《环球企业家》2008年11月20日编辑:何乐)
骆驼公司新生存样本 篇2
它们置身于“被VC绑架的商业世界”之外,奉行强大而自成一统的生存逻辑;它们是反周期生存的样板,犹如沙漠中行走的骆驼,持久、缓慢、稳健。
一向被风险投资(VC)奉为圭臬的商业理念是,通过大资金投入,快速做大规模占领市场;再把单位成本降到最低,抬高进入门槛,掌握定价权,最终胜出。这套资本逻辑往往会产生两个结果:对规模的崇拜直接导致低价甚至免费成为游戏规则;资本支撑下的高速扩张,根基不牢。
与此相对,有这样一些企业,它们被称之为“骆驼公司”,信守“利润比规模更重要,靠品质和口碑生存,极强的成本和管理控制,不对外妥协”的生存路径,如霸王、志高、网盛、维也纳酒店、爱国者等企业,成就了一个“被VC绑架”之外的成功世界。
“有多少钱,做多大事”
“量入为出”是骆驼公司首要的生存逻辑,“用仅有的钱做出尽可能多的事”,构成了它们的核心竞争力。
连锁酒店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据统计,一间两星级客房的造价大约2万元,一家酒店300间房就需要600万元;而一间四星级客房的造价会达到7万元,同样规模的酒店成本在2100万元以上。2003年,以中国连锁酒店品牌——如家融资为标志,中国连锁酒店业进入了大举圈钱、快速增长的轨道。随后,汉庭、七天等品牌也都圈了至少几千万美元。
而骆驼公司之一的维也纳酒店集团则完全靠自我积累,以每年2家酒店的速度稳步增长。按照成本核算,2家新店至少也需要4200万元,维也纳走的是一条“三七开”的投资道路——自身先期投入一家酒店总投资额的30%,剩下的70%都由供应商来垫资。而一家新酒店开工半年后,再用半年内其他酒店产生的利润把钱还清。
广东的志高空调,99%的零部件全部自产。公司所在的佛山里水镇,街道上随处可见“志高某某零配件厂”的招牌,这样一来,不仅能控制质量,而且还可压缩成本。志高还有自己的招待所、医院、餐厅,这也直接成就了志高空调的口碑。“做企业不是盯住一个核心环节,而是一个系统。”尽管有些笨重,但也很有实效。
看重品质口碑
骆驼公司创立后,首先把全部精力专注到产品品质的打造上。尽管完善产品、创立口碑是一个接受用户反馈、不断改进的长期过程,但它们始终坚守不动摇,待企业的独特定位赢得口碑后,才会考虑用广告的方式强势而快速地覆盖大范围的消费群。
多年来,志高空调打造了“在所有空调品牌中,节电效率处于最高”的领先地位。2009年7月,在广东大学城的现场招标中,志高空调就是依靠这一口碑击败了包括格力和美的在内的对手,而志高的广告预算连格力和美的的零头都不到。
一般都以为霸王洗发水的崛起是因为成龙2005年的代言,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此之前的长达10年时间里,霸王一直在产品质量和渠道建设上下功夫。在完成了:一、具有优秀的产品口碑——中药洗发市场第一;二、具备应付自如的店面展示和渠道铺货能力——形成完善的渠道体系;三、足够资金支付巨额广告和推广费——积累了雄厚的利润这三点基础上才请成龙代言的。
维也纳酒店集团也是如此。从1997年到2006年10年间,维也纳完全依靠自有利润作为投入,并以16家连锁店成为深圳酒店业老大,这个地位至今也没有被“VC创造的奇迹”如家所取代。而维也纳圈定主流的商务人群,靠的正是“五星级享受,两星级收费”的口碑。“什么是最有效的广告?”“品质,品质自己会说话。”
在依靠品质奠定自身细分市场领袖地位之后,再不失时机地做大营销、扩张规模,从而牢固树立起行业的领袖地位。快速消费品业的霸王,2005年成长为中药洗发市场老大,2009年7月香港上市;家电业的志高,2008年成为空调市场第四名,2009年7月香港上市;互联网的网盛科技,2003年起一直保持为化工B2B行业老大,2006年12月A股上市;酒店连锁业的维也纳,2005年起一直是深圳连锁酒店业龙头,2007年获得赛富投资;IT数码业的爱国者,2005年起一直是国产存储和MP3的第一品牌,正筹备分拆子公司于国内创业板上市。
“一股独大,家天下”
在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而成就细分行业领导者地位,随后才上市或者引入PE之前,骆驼公司的创始人无一例外地都对企业实行“家天下”政策——100%控股,不与任何人分享自己的股份,不稀释自己的话语权和控制力。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质,正是保证对企业绝对的控制力。
在霸王集团,董事长陈启源和CEO万玉华是两个创始人,也是夫妻俩。上市前,两个人的股份分别是51%和49%。而且,霸王还专门推行“家族企业”。据说在很多公开活动的场合,他们的儿子会被请出来亮相;在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中,陈启源的弟弟、弟媳以及万玉华的姐姐、侄女都曾担任职务。此外,霸王还一度不设副总裁,总裁之下就是总监,而精力充沛的万玉华则对细节事必躬亲,保证企业管理的一步到位。通过“家天下”,骆驼公司的创始人以绝对的控制力,保证了公司的强大执行力,从而使员工有敬畏心、归属感。
维也纳连锁酒店集团也有相似的情况。董事长黄德满说,“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股份在50%以上,即使上市以后也必须这样。”据说维也纳和投资方软银赛富基金签订了“对赌协议”,但黄要求,即使维也纳输了,赛富投资最多也只能多拿3个百分点。“不能像蒙牛那样,公司最后变成别人的了,这个不行。”而VC一般都要将公司总股份的10%-20%划出给后来的经理人。
理想大于数字
一个满怀理想的人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将眼光长远,不会为一个季度或者一个财年的暂时业绩而弄虚作假。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容忍追逐短期利益,只关心投资回报率、只看数字来经营企业。
如果让投资者来评估志高和格力两家空调企业的价值,收入和利润都数倍于志高的格力当然胜出。但志高的创始人李兴浩一定会说,“志高比格力更有价值”。“一、志高一直实行低价,从而把格力和美的的价格都拉了下来。这些降低的价格还利于民,老百姓因此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去看病、供孩子上学、养老;二、志高空调的耗电量要比对手节省20%。一个家庭用志高空调一个夏天可以平均节省上百度电。一年为国家省下的资源,据说可以造一个三峡水电站。”志高的理想就是“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同样,维也纳的梦想也不是上市和进富豪榜,而是要“让中国出一个全世界最好的酒店连锁品牌”。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维也纳一度想在深圳机场路上树一块巨幅广告,要200万元。但如果树了这个广告牌,当季度的费用就多出200万,利润指标就完不成,投资方就会启动一些不利于公司股东的措施,比如降薪等等。结果:降薪,广告牌也要树。企业创始人黄德满说:“一个人如果有5000万元的财富就足够了,更多的都是数字。把钱留给孩子,反而是害了他们。”
爱国者创始人冯军同样是要“让中国出一个最好的全球品牌”。在数码电器这个行当,一度有人认为,“谁起中国名,谁就是二流货”。但冯军觉得用个外国名做成全球品牌不是本事,而全球品牌首先是民族的,才可能是全球的。因此,他给企业起的是中国名:“爱国者”和“华旗”——中华的旗帜。
草根出身的创始人
骆驼公司创始人大多草根出身,企业起步时,资本看不上它们;做了几年“骆驼”,倒也成就了一种骆驼心态,为公司积累下了宝贵的骆驼企业文化。
维也纳连锁酒店的黄德满,1961年出生,1993年之前一直在老家农村,头顶烈日脚踩黄土,成就了他吃苦耐劳、精打细算、诚恳正直的性格。1993年,黄离乡背井闯深圳,五年如一日,开着拖斗车在特区码头的工地上运输泥砖,开一趟挣一趟的钱。1997年,拿着攒下的500万元血汗钱,开创了维也纳。
志高创始人李兴浩靠卖编织袋起家;霸王董事长万玉华则从国营研究所里一名研究草药药效的小青年起家。与他们不同,网盛创始人孙德良则是个大学生,并且眼光敏锐。早在1997年就做了互联网,而且当年盈利。2000年就有数家VC找上门来,只是他没要。究其原因,本质一样,都是草根精神。
孙德良做网盛,刚开始就知道糊口保命,因此,他有笔账很清楚:网盛从事的是企业对企业的B2B行业。做这一业务的好处是一开始就可以有收入,“只要你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企业掏钱不难”。而只要有一家企业签单子,一个十几人的小公司大半年的生存就不成问题。而且,网盛的业务只瞄准化工行业,并只瞄准这个行业的销售以及高管人群;加上化工行业大多数企业都在浙江周边,不需要大量的营销费用去打广告。
相对同样是做B2B的阿里巴巴的马云,几乎就是一个在天上,“飞在云中的悍马”,一个在地下,“在沙漠苦寻绿洲的骆驼”。事实证明,孙德良当初如果拿了VC可能网盛就不存在了:2000年网络泡沫,不少B2B的网站拿了钱,走高调营销的路线,最终不但没挣钱,也失去了造血功能。随着泡沫破裂,只能束手就范。孙德良是只真骆驼,他反复强调一句话:激情澎湃走楼梯,却不愿意乘电梯。
骆驼变身千里马
骆驼公司的前期发展都偏慢,但目的是做强体质,为的是“后发制人”。一旦骆驼公司成长到一定的阶段——拥有了足够的人才积累和管理沉淀,就会无一例外地“快”起来。网盛孙德良就指出:“早年不拿钱是没有花好钱的能力。”而“快”起来的标志,就是引入PE或者上市,为下一阶段冲刺准备粮草。
而一旦到了冲刺阶段,“拿钱的骆驼公司”要比那些“起跑阶段拿钱的企业”,更有后发优势:
第一,它们股权仍然非常集中,基本全部握在一到两个核心创始人手里。这样,他们稀释股份融资的空间就会大很多。相比一开始就融资的企业,因为企业小没有话语权,所以让渡的股份比例大。经过两三轮融资后,创始人已经沦为“董事会里的少数派”,甚至“打工者”。
维也纳连锁酒店的黄德满就声称,“软银进来后我还有77%的股份,2012年上市后再稀释一点,但我的股份一定在51%以上”。网盛的李兴浩说,“上市了我还有68%的股权,就算过几年再融一回大钱,稀释15%,我还有53%。就算过几年再融一回更大的钱,再稀释15%,我还有38%。我还是能够掌控”。爱国者的冯军,“我现在是100%的股份,从今年开始,我要每年分10%,5年后我把50%的股份分给同事们。要是这个事情5年前10年前就干了,现在还拿什么分?”
第二,越到后来融资,相同比例的股份就越能激活更大的资源。因为这个时候企业底气足,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并且有了大规模的收入和利润,融资规模肯定大很多。冯军说:“以前集团的股份我都拿着,不分;2009年才开始分股份,因为这个时候分出去,正好赶上企业全面崛起。”
第三,等到人才和管理积淀都成熟的时候再融资扩张,风险就降低许多很多。网盛上市前只做化工一个行业,一上市了就开始做服装、医药等等行业。孙德良说,“这时要复制100个网盛出来”。维也纳圈钱之前有16家酒店,平均每年开2家新店;融资后,每年开30-60家新店,而且,每家店的开房率维持在93%以上,而行业平均水平是60%,如家是80%。
公司公函 篇3
您好!
感谢您多年来对我司的支持与关爱!因贵我双方共同合作供应的(项目)存在严重的业务风险和票据风险，对贵司和我司埋下了很大的财务隐患，为保障贵我双方的合法利益，确保双方长久持续健康的合作，特拟此函，将相关情况予以告知。本司双方合作供货产品包括 ，其中 为我司产品， 为贵司产品，但所有产品均以我司开票销售。理论上：关于贵司的产品应由贵司将发票开给我方，然后再由我方开具给项目部，从形式上形成贵司将产品卖给我司，而后我司再转卖给项目方的贸易业务模式，同样资金流为以上流程的逆走向。实际情况：但是贵司却无法开票给我司，从而导致我司大量的开具非我司供应的产品的发票，导致了我司：1、上缴了大量原非应我司承担的税金;2、致使我司财务处理紊乱，账面出现倒挂现象(非我司产品，无库存，但却大量销售);3、出现了违规支付(即在返还贵司货款时候，既无业务往来，有无形式上的票据往来);4、税务风险的产生 A.因贵司未将发票开具给我司，手续的不健全导致账面存在代开发票现象 B. 因在贵司所供产品上，我司不赚取任何费用，导致我司收入大幅拉升，因为利润没有同步上升，致使公司报表质量大幅下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资质和信誉;同时，如贵司自一些原料供应商处开具同等金额的发票给我司，因为是平进平出，导致我司的税负率急剧的下降，我司正常税负率3-5%，现已下滑到1%，从而造成了税务稽查可能性大大增加，很容易引爆本已埋下的风险对于以上情况，望引起重视。近年，国家对税票的管理异常的严格，以贵我双方现业务状况，一旦出现问题，不仅仅是影响业务问题，对公司也有毁灭性的冲击。整改措施：鉴于以上所述，为规避此类风险，我司提出以下整改措施，万请贵司给予配合和支持：1、对为我司开票的约定：A.范围：必须是贵司本身(最佳)或贵司所供产品的原料供应商(以保证业务的真实存在)，我司坚决不受理社会上违规代开的发票;2、贵司必须协调我司与开票单位之间签订贸易合同，以从形式上形成真实的业务往来;(税务尤其关注业务的真实存在)3、开票单位数量越少越好，唯一单位最佳，一旦确定，切忌随意更改!4、开票方案选择 a.开具普票，我司开具增票税收部分由贵司承担(无风险) b.开具增税专用发票，无须承担税金(高风险)，但一旦出现问题，贵司需承担税务处罚全部责任(如贵司选择此方案，我司将于贵司签订责任协议)5、我司将严格执行先收票和开票的原则，以满足财务规范要求;6、我司将严格执行付款去向与发票来源一致的原则，以避免结算风险; 最后，真诚的希望通过我们的配合，能将我们共同的业务规范化，梳理健康的业务条线对日后双方的持续合作以及贵我公司良性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故请贵司予以重视!
(公司名称)
公司合作商务公函参 篇4
X小姐经纪人
事由：双方合作愉快谨表谢意，并诚挚表达继续合作之意愿
您好！
Y企业作为品牌代言需求方，能与着名演员X小姐合作，一直深感荣幸。双方在两个合同期间均合作愉快，在此谨深表赞赏，并诚挚表达谢意！
X小姐演艺精湛，形象健康，一直备受社会各界赞誉。作为品牌形象代言人，X小姐的加盟一定程度提升了Y品牌的美誉度，也促进了产品的整体销售。因此，无论是从X小姐的社会影响力，还是从Y品牌的持续性和深入性发展来考虑，本公司都诚挚希望双方能够继续合作。
合作求共赢，双方互促进。
Y企业作为中国Z行业的高端品牌，是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双方合作以来，在家装建材的铝门窗领域，Y已发展成为消费者首选品牌之一。随着家装市场的蓬勃发展，Y门窗产品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作为品牌形象代言人，X小姐的形象也更为广泛的得到展示，其魅力也更为长期而深远的得到传播。
适逢今年是Y企业进驻中国五周年之际，公司将进行面向全国的大型宣传及促销活动，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将大量品牌宣传与投入持续进行下去，Y品牌将进入跨越式高速发展阶段。
Y企业再次诚挚邀请X小姐加盟，但鉴于公司营销规划的预算，希望双方仍旧能以上一个合同期的价格继续合作关系，双方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公司公函样本 篇5
1 研究假设
H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H2:国有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H3:法人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H4:流通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2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浙江省2011年底11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之所以选择浙江地区是因为浙江省经济发达, 股票发行种类较多, 股权结构更趋多元化;股权结构趋于合理, 非流通股与流通股比例趋于均衡而且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形有所改善, 但仍然占据多数;股权集中的程度趋缓。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2011年浙江省上市公司年报, 以及中国证监会网站 (http://www.csrc.gov.cn) 对浙江板块上市公司2011年年报的披露信息。
3 变量设计
因变量选用会计利润指标中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反映公司盈利能力。选用这一指标主要是因为: (1) 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了一个企业资本运营的综合效益。该指标通用性强, 适用范围广, 不受行业局限。 (2) 净资产收益率比其他指标受重视程度高, 一般公布的公司财务状况中都会列出这个指标, 因而数据比较容易获得。 (3) 净资产收益率是衡量资本收益的国际通用指标, 选择该项指标是国内外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的普遍做法, 因此便于交流和相互借鉴。
自变量选择了4个, 分别是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其中, 股权集中度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之和来测量, 平方和越大, 表示前五大股东控股比例越大, 股权越集中。各变量的定义和符号见表1。
4 统计分析
4.1 变量统计性描述
对所有的变量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 (见表2) , 结果显示, 在有效样本的117家上市公司中, 净资产收益率最低值为-28.40%, 最高值为29.68%, 平均值为10.786 1%, 标准差为7.314 33%, 相差58.08%, 差距较大;国有股比例最低值为0, 最高值为69.23%, 平均值为3.324 2%, 标准差为11.126 73%, 相差69.23%, 变化幅度更大;法人股比例最低值为0, 最高值为85.55%, 平均值为11.902 4%, 标准差为20.336 7%, 相差85.55%, 变化幅度较为剧烈;流通股比例最低值为14.44%, 最高值为100%, 平均值为79.372 7%, 标准差为23.189 26%, 相差85.56%, 变化幅度也较剧烈;股权集中度指数最低值为0.6, 最高值为61.24, 平均值为14.747 6, 标准差为11.337 84, 相差60.64, 相差较大。
4.2 相关性分析
利用SPSS软件对各变量间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见表3) , 结果显示净资产收益率与国有股比例相关关系不显著;净资产收益率与法人股比例相关关系不显著;净资产收益率与流通股比例相关关系不显著;净资产收益率与股权集中度在0.05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自变量之间, 国有股比例与法人股比例比值在0.0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在0.01水平下与流通股比例显著负相关;法人股比例与流通股比例在0.0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在0.01水平下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在0.01水平下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
实证结果表明, H4得到了证实;而假说H1、H2、H3没有得到支持。
4.3 统计分析结论
结论1: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表示的股权集中度在0.05水平下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说明适度的股权集中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 保持一定的股权集中度, 有利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
结论2:国有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绩效没有相关关系。国有股一股独大, 看似对经营绩效有正面影响, 但是国有股虚设的问题仍然存在, 还有, 委托代理问题和低效率问题已成为影响上市公司业绩的重要因素。
结论3:法人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绩效没有相关关系。国有股东和法人股东是利益不同的投资主体, 他们互相牵制, 互相影响, 因为国有股的强大控制力, 导致法人股对绩效影响并不显著。
结论4:流通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绩效没有相关关系。由于目前我国外部市场发展不完善, 上市公司流通股的持有者大多是中小股东。虽然目前股份制改革已经基本结束, 但是国有股和法人股上市流通依然有所限制。中小股东持股比例小, 而且以赚取差价为目的的买卖行为更使得小股东们无法实现对公司治理的监督。
5 基于样本分析结论的建议
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 其设置状况是否合理对公司绩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基于以上统计分析的结论, 站在国家的角度提出3条建议。
5.1 保持适当的股权集中程度
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建设还要经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处于这一阶段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应保持相对的集中, 不能完全分散股权。因为只有这样, 相对大股东才有积极性将上市公司搞好, 也才有能力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及时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 有效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促使上市公司业绩的提高。
5.2 正确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我国广大社会公众投资者数量虽然很多, 但规模尚小, “搭便车”现象非常严重, 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相关关系不显著甚至在某些行业出现负相关关系, 非流通股股东严重侵害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一种无序、混乱的状态, 再加上已经持续多年的漫长熊市, 广大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心理底线几乎到了冰点, 使得股票价格指数波动异常激烈, 理性投资正在离他们越来越远。所以, 正确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已经变得尤为迫切。
5.3 加强证券市场的外部监管和法制建设
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要采用高质量的会计标准, 以强化信息披露制度, 提高国有之间信息的可比性, 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完善信息披露需要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 如规定信息披露的范围、形式、内容和频率增强公司透明度, 防止内部操作建立健全会计工作监督体系, 强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新闻媒体等外界机构对公司监督建立健全企业财务管理制度, 规范会计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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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函求情关键在于纳入法治规范 篇6
对于“公函求情”，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指责为滥用公权力以干涉司法、破坏法治，既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也伤害了司法尊严，更是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冲击。不过我觉得，公函求情是不是就是干涉司法，还要看具体情况。
公函求情，目的在于求情，而求情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公函只是其中不常用的一种。采用公函求情，要么觉得求情的目的是“为公”，理由还算摆得上台面；要么跟承办的法官或者法院领导还不熟悉，借着公函的形式以期增加点求情的分量。不过这样的结果就是，法院一般也是“公事公办”，将求情的公函收錄进案卷，作为案件材料之一，最多在判决书中加上一句“酌情从轻处罚”之类的语句，至于有没有考虑求情的公函，有没有真的从轻，只有法官知道。
什么是干涉司法？法律没有对此进行解释，我的理解是：个人或单位利用其在干部人事、资金保障等方面的影响力，对司法机关作出足以影响其公正审判的意思表示或者行为。从几个“公函求情”的案件来看，一则求情者行政级别大都低于所求法院，二则公函的功能是“联系和商办事宜”，影响力有限，虽有干扰司法的嫌疑，但干涉程度远不如某领导不着痕迹的招呼或者暗示。所以，尽管“公函求情”是一种公权的异化，但我们更应该关注和反对的是那些不用公函的求情方式，它们对于司法的破坏要大得多。对于后者，去年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预个案，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现象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之所以会出现“公函求情”，社会之所以对“公函求情”的反应如此强烈，我觉得大致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行政和司法之间缺乏正常的沟通程序。我们的法律并没有规定政府向法院表达意见的程序和方式，但政府和法院之间就个案交换意见也是合理且需要的——比如政府本身就是被告。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政府和法院之间的意见交换是以一种非程序化的方式在进行——这其中，有些也确实是行政对司法的干涉，这样的方式因为缺乏能够被人查阅的正式资料而通常为人们所忽略。而在公函求情事件中，公函这一相对正式文书的存在，使它看上去更像政府干涉司法的一个典型例子。
公函求情引发巨大争议的第二个原因是行政和司法之间现实地位的落差。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法院相对行政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现实中，法院的地位弱于政府也是不争的事实。政府和法院的协商往往被认为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而司法权不受行政权干涉在公众看来自然是一个不容破坏的准则，因此，出于对司法制度和权利的保护，大家会对政府与法院任何形式的沟通保持警惕，更何况是用于求情的公函？
但是着眼于现实，我们既无法界定哪些行为是干涉司法，也无法根除权力暗地里对司法的干涉，那么该如何维护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呢？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树立法律权威，提升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在公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这个条文的表述来看，排除对审判权的干涉，法院应该是主体，法院处于主动的地位。对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案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与不接受，法律是唯一的标准，主动权掌握在法院手里。关键在于用法律手段建立政府与法院之间正常的对话机制，界定政府的行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否则某份公函是否属于滥用权力、干扰司法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公司公函样本 篇7
家族企业是指资本或股份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手中, 家族成员出任企业主要领导职务的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 家族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 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家族企业》杂志保守估计, 家族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占全世界企业的65%~82%, 世界五百强中有50%是由家族企业所有或者经营。在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中, 采取家族式管理的家族企业也很多。一项对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250个市、县、区的1 947家私营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 中国私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从资产上看, 51.8%的企业为业主独资企业。在全部被调查企业中, 业主本人投资占投资总额的82.7%, 而所有其他投资者中, 有16.8%是业主的亲戚。从中国家族企业目前的发展来看, 一方面, 家族企业不断兴起, 迅猛发展, 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 在家族企业中又容易出现创业者陷阱、家族成员内耗、“空降兵”的怅然离去、传承陷阱、中小股东被掠夺等现象。本文以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 从行业竞争程度入手, 考察了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不同资本结构下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绩效差别, 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二、假设、数据准备与模型构建
(一) 提出假设
基于文献研究,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竞争性行业中, 家族企业绩效优于非家族企业。
假设2:在非竞争性行业中,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绩效没有明显差别。
假设3:在竞争性行业中, 家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
假设4:在非竞争性行业中, 家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
假设5:在竞争性行业中, 家族企业负债内部比例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负债内部比例, 即企业内部流动负债与负债总额之比。采用负债内部比例, 意欲验证同一行业中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的借款选择行为是否影响企业绩效。
(二) 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证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A股并且只发行A股的家族上市公司。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中国现实情况, 将家族上市公司的选择标准定为: (1) 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归属自然人或者同一家族; (2) 最终控制者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 必须是第一大股东; (3) 必须有家族中两人担任公司部门经理职务。
控股比例的选取标准为: (1) 同一家族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20%及以上; (2) 同一家族中担任上市公司高层领导者的 (董事长或者总经理) , 股份比例为10%以上。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和锐思、wind数据库, 对上市公司进行筛选。通过查阅上市公司2009年年度财务报告, 最终确定样本数为318家 (剔除发行B股或者H股的公司以及ST、PT上市公司) 。318家家族上市公司中, 185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143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样本的行业分布情况 (见下页表1) :
由下页表1可以看出, 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 占样本上市公司总量的69%。在行业的选取上, 分别选取制造业、地域性较强的批发零售业和社会服务业。借鉴产业经济学领域研究方法, 将“企业数目”、“赫芬达尔指数 (HHI) ”两指标作为市场竞争程度的替代指标。HHI=∑ (Xi/X) 2。其中, Xi为企业i的销售额, X=∑Xi。赫芬达尔指数越小, 市场竞争强度就越大;反之亦然。经计算, 制造业企业数为1186, 赫芬达尔指数为0.007。批发零售业的企业总数为109, 赫芬达尔指数为0.104。社会服务业的企业数为49, 赫芬达尔指数为0.1337。由此判断, 制造业属于竞争程度最为激烈的行业, 批发零售业其次, 社会服务业最低。
(三)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选取如表2所示变量。研究不同行业中绩效变量与企业性质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考虑虚拟变量和实变量共同影响结果, 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用EVIEWS统计软件对中国家族上市公司在不同行业竞争水平下的绩效及资本结构的相关性进行研究。
(一) 描述统计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 计算各行业变量的均值, 在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间进行比较。结果 (如表3、表4、表5所示) :
由表3可以看出, 在制造业中: (1) 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在绩效指标OPE、ROE的均值有比较明显的差异。非家族企业在上述两项指标上都为负数。初步验证假设1, 即, 在竞争激烈的行业, 家族企业要比非家族企业绩效表现的更好。 (2) 绩效指标TAT的均值差别不大, 说明家庭与非家庭企业用资产创造收入的效率没有太大差异。 (3) 自变量DAR均值的差异明显, 家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低于非家族企业近20%。说明, 在资本结构方面, 家族企业更加趋向于保守, 也表明家族企业管理者的风险意识更强。另一自变量DF, 即流动负债同资产的比, 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的均值相差不多。说明企业在用资产保障流动负债的偿还上都比较谨慎。
由表4可以看出, 在批发零售业: (1) 绩效指标OPE、ROE和TAT的均值相差并不大。比较符合中国批发零售业现状。 (2) 自变量资产负债率DAR的均值差别较大, 家族企业小于非家族企业。
由表5可以看出, (1) 社会服务业的竞争程度远低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OPE均值也显著高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 (2) 社会服务业的绩效指标ROE, 家族企业显著低于非家族企业。在中国, 非家族企业的上市主体为国有企业, 特别是在社会服务这样的垄断性行业, 家族企业的ROE显著低于非家族企业, 某种程度上说明非家族企业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3) 自变量DAR、DF的均值, 不同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 家庭与非家族企业差异不大。
(二) 回归及检验结果分析
分别对各个行业进行回归。
1. 制造业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 (如表6、表7、下页表8所示) :
注:*.表示在0.05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由表6、表7、表8可以看出, 在竞争程度激烈的制造业中, OPE同虚拟变量是否是家族企业QYXZ及QYXZ同资产负债率DAR的乘积在5%的水平下显著。OPE同控制变量总资产TA和总收入TI在1%的水平下显著, 且模型通过了F检验, R2适中。
净资产收益率同虚拟变量QYXZ、及虚拟变量同资产负债率DAR、流动负债比率DF的乘积都不显著, 且模型没有通过F检验。净资产收益率同是否是家族企业没有关系。
总资产周转率同虚拟变量QYXZ在5%的水平下显著, 同QYXZ与另外两个自变量资产负债率DAR和流动负债比例的乘积不显著。模型F值较高, 通过F检验。R2为0.6173, 在三个方程中最高, 拟合优度最好。
2. 批发零售业和社会服务业回归结果
鉴于批发零售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样本数远低于制造业的样本数, 且根据前文这两个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相差不大的分析结果, 为便于计算, 将两个行业合并一起回归。回归结果 (如表9、表10、表11所示) :
表9、表10、表11列示了三个因变量主营业务利润率OPE、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周转率TAT与各自变量的关系。
OPE模型中, 仅有常数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QYXZ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其他自变量系数都不显著。R2值也较小, 仅为0.456。模型整体没有通过F检验。
净资产收益率ROE同主营业务利润率OPE的情况类似。模型系数都不显著, R2值仅为0.403, 模型F值为0.403, 没有通过F检验。
总资产周转率TAT模型中的几个自变量的系数也不显著。控制变量总资产TA模型R2值为0.516, 较小, 但模型整体的F值为27.659, 通过F检验。
四、主要研究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1) 在竞争程度激烈的行业, 家族企业的绩效优于非家族企业。假设1得到验证, 即在竞争性行业中, 家族企业绩效要优于非家族企业。 (2) 在非竞争性行业, 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的绩效差别不大。在选取的非竞争性行业批发零售业和社会服务业中, 三个绩效指标都不显著。假设2得到了验证, 即在非竞争性行业中,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绩效没有明显差别。 (3) 在竞争性行业中, 家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同企业的绩效负相关。三个绩效指标中, 主营业务利润率OPE同家族企业资产负债率在5%的水平下成负相关关系。而另外两个绩效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周转率TAT的模型中, 家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系数不显著。可能与数据粉饰有关。另外, 企业主营业务利润转化到净利润的过程中, 因涉及到财务费用这个与资产负债率相关的指标, 从而可能抵消部分负相关, 造成主营业务利润率同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而净资产收益率却没有相关关系。假设3部分得到验证。 (4) 在非竞争行业中, 所选取的绩效指标都不显著, 说明家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假设4得到验证。 (5) 在竞争性行业中, 家族企业选择负债方式与企业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家族企业选择的负债方式, 对企业绩效没有影响。否定假设5。
摘要：基于上市公司样本, 研究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不同资本结构情况下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绩效的差别。在竞争性行业中, 家族企业绩效优于非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的负债率与家族企业绩效负相关。
关键词：家族与非家族企业,资本结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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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函样本 篇8
一、项目背景
美国G Q公司目前为客户M T公司在某手持项目进行合作, 提供几款具有电源管理功能的单片机。分别在中国境内的TJ、H Z、SZ三个城市采用第三方物流的方式进行供应和管理, 采用M T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委托仓库DSF仓储来完成全部物料管理和产品配送。
二、委托供应部分条款
美国G Q公司将制成品存放于M T公司指定的第三方仓库DSF仓储, 由其按M T日生产情况进行配送。
G Q公司生产工厂会按先进先出原则安排出货。
G Q和M T公司双方必须都具备E DI和网络登陆能力 (E DI电子数据交换包括订单输入、更改、反馈, 发票, 预测, 出货通知) 。
第三方物流DSF仓储必须能提供以日为单位的库存量拉动数字报表。
G Q公司与第三方物流DSF仓储在双方的委托合作协议中不涉及M T采购的具体产品明细。
第三方物流DSF仓储必须与G Q公司签署就M T项目的委托合作协议。
三、承担的部分费用
G Q公司相关地区的销售和计划, 全球销售支持和包括货物跟踪、计划等等在内所产生的人工费用。
G Q公司负责支付其印尼工厂出厂至送达第三方委托仓库DSF仓储的所有运费。
G Q公司负责支付第三方仓库DSF仓储的仓管费。
四、供应链模式
由协议涉及的美国G Q公司相关地域销售助理每周按M T公司网上采购预测数生成和调整内部订单并发出出货建议。美国G Q公司印尼工厂按内部系统导出的计划生产制造, 参照出货建议日将货物送达协议所指定的相关第三方委托仓库DSF仓储, 并付随货发票, G Q公司财务部按系统提示生成有关的正本发票递送至M T公司指定区的清算中心。
第三方委托仓库DSF仓储按M T公司即时的拉动要求配送相关货物至有关的M T工厂, 当日在在线系统上更新库存数字和出货记录, 并于月底给出送货报表及清单交M T公司采购人员。
M T公司的相关项目采购人员根据计划安排核对出货量、发票数字和价格, 通知内部清算部门按期付款。
M T的清算中心按付款期限及时清款后, 会以邮件方式通知采购和G Q公司所有付款的明细。
五、案例与解决方案:
案例一:如何提高C产品出货预测准确度。本案的最终产品手机属于大众消费品类, 有销售淡旺季, 原料采购计划变化较大, 使得供应商生产和备料很难配合, 在供应链中的库存和延期交货水平的波动程度较大, 进而导致更高的成本。
M T公司采用网上在线系统生成采购计划, 由新加坡分部的采购人员监控数据, G Q公司上网下载供求数据, 决定出货备料数量。M TH Z分部的收货部门与第三方库存管理方协调配送, G Q公司上海分部配合出货事宜。
C产品的一般交货期为8个工作周。按低于12周交货周期的产品需备12周库存的原则, G Q公司为该产品准备了12周的库存, 自项目开始合作1年多供应稳定。
由于M T H Z公司新进采购没有经验, 对市场估计不足, 也未按交货周期在一季度给出适当的下季度供应预测, 自今年4月30日, 该产品需求量2周内迅速急增。G Q公司没能预测到如此剧增的需求数, 难以调整现有生产计划来满足M T剧增的采购需求, 致使5月最初2周终于产生断货现象, 影响了M T整个手持项目的进度。双方急需解决这一问题和今后的突发量预测课题。
经多方协调, 5月16日M T和G Q公司相关人员组织全球电话会议, 制定如下解决方案:
G Q公司同意内部协调生产计划, 保证在2周内补足短缺供应的数量。
由IS部门尽快设计好内部新版预测系统, 保证即周起G Q公司对委托供应方式的客户M T H Z公司采购的C产品可采用该新系统备料, 提高准确度, 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估计失误。
G Q公司会按M T的每周的生产节拍, 算出安全的出货量, 以固定时间和固定数量发货直至能达到M T公司要求的供货量和备货量为止, 随后再按M T系统实际需求维持原合作方式。
自紧急方案启动后, 6月底逐渐能赶上M T生产计划。经M T确认, 于7月7日该周恢复原有SU PPL Y系统操作流程。
G Q公司的新预测计划流程:
销售助理每周按M T SU PPL Y网上数据更新内部第三方预算管理系统相应的预测数字, 提示工厂出下周货
客服人员据系统提示下新需求的内部订单给工厂
工厂安排出货, 开随货发票
含12-18计划周/日历周, 品名, 数量以及计划状态显示 (计划中/预测中/执行中…)
案例二:B产品消耗期限。
由于环保要求, M T公司4月份提出会弃用G Q公司生产的含铅版B产品, 启用无铅版替代产品。目前正值过渡期, 需要考虑按生产节拍消耗完现有含铅料的库存, 试用新版产品, 并备货。如何执行好这个过程呢?
初步解决方案。
G Q公司提供免费无铅版B产品样品给M T公司试用, 以期尽早同意过渡。
按今年度以往月份出货量估计, G Q公司在7月份一次性出大约3-5个月的供应量给第三方物流DSF仓储, 供M T公司慢慢消耗。
按周勤点库存和消耗, 汇报各有关方, 并提醒及早更换无铅版产品。
从本系列案例, 我们体会到平衡供需是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挑战。为了降低成本和提供优质服务, 考虑库存持有和准备成本、提前期和需求预测很重要也很难。需求预测总是难以准确, 而主管人员必须在正确的库存管理中更好的利用预测来进行判断, 满足客户需求。
供应链管理体系会随着时间不断发展, 是用于有效集成供应商、制造商和仓库间的一系列方法, 方便客户的第三方仓储会使成本转移到供应商, 但是和重点大客户建立联盟, 采用特别的货款协议又是非常重要的。总的来说, G Q公司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措施, 同时兼顾了自己的成本与客户的供货要求, 显示了自己的服务实力, 使公司在历次金融危机时立于不败。
摘要：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GQ半导体公司的概况, 分析了该公司与大客户的物流协议。进而探讨了GQ公司应对第三方物流产生的具体运营问题的解决对策, 对相关企业的运营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半导体,战略联盟,第三方物流,管理
参考文献
[1]、《供应链设计与管理》概念、战略与案例研究[美]大卫。辛奇。利维菲利普。卡明斯伊迪丝。辛奇。利维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