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贷人条例

放贷人条例（精选7篇）

放贷人条例 篇1

目前放贷人条例草案完成，已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民间借贷有望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获得规范。

根据草拟的《放贷人条例》，民间借贷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和农民，用动产和不动产做抵押。

对于如何保障放贷人的利益，以避免出现更多的债务纠纷，专家认为，应该充分相信放贷人的智慧。她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有效地杜绝非法集资，“针对这个问题会有详细的规定，比如在规模上进行控制，一旦发现有人利用放贷非法集资，就将取消他的放贷资格”。

相关知识

放贷人条例 篇2

关键词：放贷人条例,中小型企业,融资

融资难是我国中小型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 它已成为制约中小型企业发展的瓶颈。本文就中国人民银行拟定的《放贷人条例》 (简称《条例》) 在利率方面的规定对中小型企业税后利润以及财务杠杆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中小型企业民间融资现状和融资难的原因

1. 中小型企业融资渠道。

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有银行、科技投资公司、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信用担保机构、发行企业债券、民间融资等。目前, 中小型企业很难在商业银行、信用担保机构等一般常规的金融机构得到长期贷款。至于发行企业债券, 过高的负债率及过小的经营规模, 使中小型企业既难以满足监管要求, 又难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面对融资无门的困境, 许多中小型企业纷纷转向民间融资。温州经验表明, 民间借贷业务在温州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民间资本参与竞争, 有利于打破正规金融机构的垄断格局, 也有利于利率的市场化。

2. 中小型企业民间融资规模。

我国民间资本总额庞大, 据2006年9月公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称:近年民间借贷总量基本维持在GDP的6%到7%的水平, 相当于当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的4%到5%。另有调查称, 我国民间地下钱庄的信贷业务非常活跃, 其资金总额达7 000亿元到8 000亿元。我国民营企业近80%的资金来源于自我积累和民间融资。温州是我国民间融资发展得最快的地区, 温州银监分局最近的调查数据表明, 在中小型企业营运资金的构成中, 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三者之比为54∶18∶28, 其中民间融资比例较2006年的16%有明显上升。2008年, 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总额达到2 2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在民间借贷及民间内部集资活动中, 地下钱庄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一类组织的俗称, 是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一种表现形态。地下钱庄从事非法金融的主要业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借贷拆借、非法高利转贷、非法买卖外汇及非法典当、私募基金。面对“短、平、快”的融资特点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惜贷, 中小型企业被迫向地下钱庄融资, 忍受高达70%以上的年息盘剥, 无异于饮鸩止渴。

3. 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

从企业的自身因素来看: (1) 企业先天不足、企业规模较小、收入微薄、经营能力较低、难以形成稳定的现金流, 因而其到期偿债的能力受到限制; (2) 企业大多数管理的基础工作较差、财务管理不规范、财力有限, 无法承受过高的融资成本; (3) 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 大多数企业在产权制度方面形成“三缘” (血缘、学缘、地缘) 纽带关系, 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结合, 缺乏必要的管理层次, 缺乏科学的决策程序、信息不透明, 以致企业的信用度不高。

从外部金融环境来看,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银行担心中小型企业的还贷能力较弱, 为防范信用风险, 对中小型企业贷款提出了比较苛刻的条件, 造成中小型企业融资难。二是中小型企业融资体系发育不良、贷款担保机构发展缓慢, 其管理方式存在缺陷, 影响了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效果。

二、《放贷人条例》对中型企业融资的影响

1. 利率方面的规定对中小型企业税后利润的影响。

(1) 民间借贷利率。在2003年以前, 不同用途的民间借贷利率几乎没有多大区别, 基本上在8%~10%之间。但近几年民间借贷利率出现了分化, 目前普通个体民间利率有15%、18%、20%不等, 房地产开发到期利率基本上是20%, 矿产资源采购销售的民间借贷利率高达30%~40%, 个别高利贷甚至高达60%。如此高的借贷利率, 无疑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财务负担。

(2) 利率方面的规定对企业税后利润的影响。《条例》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不得超过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这一规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小型企业沉重的利息负担。以工商银行2008年12月31日的人民币贷款利率为基础分析, 中小型企业利用民间借贷对企业税后利润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注:假设企业年经营利润为500万元, 借入三年期贷款50万元, 银行借款利率为5.4%, 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 民间借款利率以银行借款利率的2倍和4倍为例。

从上表纵向看, 企业向银行借款比向民间两种利率借款中的任何一种借款获得的税后利润都高。从上表横向看, 若企业向民间借款, 则其税后利润在《条例》实施后比《条例》实施前高。而利息越高, 税前可抵扣的利息就越多, 从而在相同的利率下, 《条例》实施后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税后利润。但是, 企业向民间借款需要承担比较重的还息负担 (虽然比《条例》实施前减轻了, 但还是比向银行借款沉重) 。特别是当有些中小型企业资金链断裂、急需资金时, 其只有通过民间融资才能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然而却要承担远高于银行借款的利率, 付出的代价非常大。如表所示, 当民间借款利率为21.6%时, 在获得同样的经营利润下, 由于利率不同造成企业净利润与向银行借款相比减少了6.075万元 (372.975-366.9) 。对于资金短缺的中小型企业来说, 这一笔款项非常重要, 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为企业偿还近两个月的贷款利息。

不可忽视的是, 即使忽略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等问题, 单从中小型企业的现实情况来看, 就算《条例》正式出台并得到实施, 以《条例》规定的利率而言, 中小型企业融资问题仍然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民间融资的利率与银行放贷的利率相比较依然相当高, 而且许多民间借贷都是以月息计算, 虽然企业通过民间借款可以使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但贷款企业面临的还款偿息压力却是非常大的, 可能会因此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所以《条例》还应该对还息期限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在利息成本方面, 建议国家有关主管部门配合《条例》相应颁布一些引导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现从公平的角度假设国家让利于中小型企业, 企业的民间借贷利息可以加成抵税, 仍引用上表的数据, 以利率21.6%计算, 得到的利息费用加计X扣除所得税, 使企业税后利润与向银行借款相同。其计算公式如下:

则:X=3.25

这就是说, 企业向民间借贷的利息费用可以加计3.25倍扣除利息, 相当于企业向银行借款与向民间借款对其税后利润的影响是一样的。考虑到向民间融资比向银行融资有便捷、快速的优点, 如果再加上利息费用加计抵扣所得税部分的好处, 则会使银行很难与合法化后的民间借贷竞争。那么究竟这一加计倍数X如何确定才能使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不失公平呢?这个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2.《条例》对中小型企业融资的影响。

地下信贷“阳光化”后, 拓宽了中小型企业的民间融资渠道, 但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对中小型企业融资仍然是个沉重的负担。目前, 像矿产资源的采购民间融资利率达到30%~40%, 如此高的利率无疑加大了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成本。《条例》规定最高利息率, 大大减轻了高风险企业的融资成本, 但是相对于向银行借款所承担的财务风险依然较大。现以某一矿产资源采购企业借入五年期借款为例, 该企业向银行借款与向民间借贷的不同借款额的DFL对比如下图所示 (单位:万元) :

图中横轴表示企业借款额, 纵轴表示企业的财务杠杆, 较低的曲线表示企业向银行借款, 较高的曲线表示企业向民间借款。从图中可以看出, 随着企业借款越多两种借款方式下的DFL相差越大, 企业向民间借款后所面临的财务风险也越大, 这是由于两种方式的借款利率不同所致。企业向民间借款的利率高, 导致企业DFL提高。

由于分散性投资能够减少投资风险, 因而可以将这一原理运用到企业融资活动中去。例如, 中小型企业拟向银行借入大笔资金, 但金额大因而企业的财务风险大, 银行便不愿意发放这笔贷款, 这时企业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融资, 即可向银行贷款一部分资金, 还可利用民间信贷借入一部分资金。这样整笔贷款的利息就会明显低于单纯向民间借款的利息, 企业的DFL便会有所降低, 从而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

三、小结

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拟定的《条例》的相关规定, 对中小型企业税后利润及财务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鉴于我国中小型企业目前还存在较多的困难, 因此建议国家在所得税方面结合《条例》对企业做出让利;同时对企业向民间借款的利息费用可以以一个适当的加计倍数扣除所得税, 以减轻企业税负。至于利息加计扣除倍数如何确定才不失竞争公平, 仍有待研究。由于企业向民间融资所承担的利率比较高, 为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建议中小型企业对于一笔大金额的贷款业务, 可采用不同的渠道进行分散融资, 这样就能使企业的融资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参考文献

[1].董竹, 张冬云.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对策分析.工业技术经济, 2006;25

[2].丁涵.民间融资需要“阳光”.纺织商业周刊, 2008;25

[3].刘涛.民间借贷合规性问题初探.华北金融, 2007;8

放贷人条例 篇3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浙江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建议，为了给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应加快推进《放贷人条例》的制定，将民间借贷通过国家法规的形式进行规范。

高天乐称，在中国一些地区如温州等地，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达到80％以上。但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许多民营企业步履维艰。如何帮助民营企业度过本次危机，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能否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因素。

有数据显示，2008年1至11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中，民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已占23％；与此相悖，过去几年间，虽然全国信贷总量在高速增加，但民营企业得到的贷款占比却一直在缩小。2005年民营企业在全国短期贷款中的比例大约为11％，2006年下降到9％，2007年和2008年在继续下降。

高天乐说，民营企业融资难，表面上是融资渠道狭窄，深层次原因则是体制和制度问题：拥有全国70％以上信贷资金的四大国有银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在贷款发放要求、贷款审批程序和效率、不良贷款处理、信贷人员责任承担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要求极为苛刻，远远超过国有企业。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部分银行在民营企业申请贷款时，除要求正常的抵押担保外，还额外要求企业法人代表以个人所有财产进行担保。在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经营危机更需要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求反而更加严格，严重影响了当前形势下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同时，高天乐分析针对民营企业融资的担保制度和风险补偿机制还不完善，抵押担保落实难成为民营企业融资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银行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为民营企业的融资服务严重不足。同时，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狭窄，资本市场融资难度极大而民间融资又没有相关制度予以规范。”

就此，高天乐认为，各大金融机构应当坚决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要加快制定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制度，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支持，加快推进各级再担保机构的设立进度。

我国近十年放贷政策 篇4

我国房地产调控2003-2013十年期间，政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包括2003-2004年、2005-2008上半年、2008下半年-2009年、2009年-2013年。

2003-2004：调控起步期

2003-2004年以收紧土地供给和房地产信贷为主要手段，以抑制房地长市场投资过热为目的。

2003年4月 121号文件。规定购买高档商品房、别墅或第二套以上（含第二套）商品房的借款人，适当提高首付款比例。

2004年10月29日，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至5.58%(一年)，放款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0.9倍。对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仍有上限管制，为基准利率的2.3倍。

2005-2008上半年：调控加码期

2005-2008上半年调控加码期，主要调控手段为结构性手段，在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同时，提出“稳房价”的新目标。“国八条”“新国八条”“国六条”相继出台。改善供给结构的同时开始调节商品房投资性需求。

2005年3月：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20%提高到30%。

2006年4月27日：各档贷款利率上调0.27%，主要为了抑制投资需求。2006年5月24日：“国六条”

2006年5月29日：国务院出台限制套型90/70政策，在套型面积、小户型所占比率、新房首付款等方面作出了量化规定，提出90平方米和双70%的标准。2006年8月19日：上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0.27%至6.12%（一年期）。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由贷款基准利率0.9倍扩大为0.85倍。2007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

2008年上半年3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2008年8月25日央行银监会联合发文，土地质押必须有土地证，贷款额度不得超过质押物价的7成，贷款期限原则不超过2年。对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开发商业性房地产，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贷款，对购买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住房的城镇居民，不得发放住房贷款。

2008下半年-2009年：紧急救市期

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政策分水岭,2008年上半年房地产政策还是继续延续紧缩的政策，下半年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增速大幅度回落,危难时刻,房地产成为救市主力军。2009年房价增幅50%，政府不得不开始重新调整调控方向。开始楼市调控，但还没有信贷措施的政策性要求。

2008年9月16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第二天,央行下调贷款基准利率0.27%,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此后又连续下调4次存贷基准利率。

2008年11月1日首次购房和改善性普通住房提供贷款利率7折优惠，最低首付下调到2% “国四条”：2009年12月14日“国四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提出增加供给、抑制投资、加强监管、推进保障房建设等四大措施，目的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措施中没有设计信贷方面的政策要求。

2010-2013：调控全面加码期（重点介绍）

自2009年12月份开始楼市调控以来，我国房贷政策经历了五次升级，分别是2010年1月“国十一条”、4月的“国十条”、9月的“9.29新政”，2011年1月的“新国八条”，2013年2月20日出台的“国五条”。国家的主要调控思路是通过实施“限购”政策和严格执行差别化信贷政策，保证刚性需求的同时，抑制投资投机需求，区别对待的结构性调整。

2010年

2010年宏观调控方向:中国房地产政策已由此前的支持转向抑制投机, 加强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一定程度上控制第一套房需求，限制第二套房，打压第三套房，遏制投机。具体信贷政策：

“国十一条”：2010年1月10日，“国十一条”提出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金融机构在继续支持居民首次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同时，严格控制二套住房购房贷款管理，合理引导住房消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 未成年子女），贷款首付款比率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严格按照风险定价。加大对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业务的监督管理和窗口指导。

2010年1月18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暂不上调。

2010年2月25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暂不上调。

2010年4月11日,银监会要求所有银行6月底前提交贷款情况的评估报告.银行不应该对投机投资购房贷款,如无法判断,则应大幅提高贷款的首付款比率和利率水平。北京部分银行已将二套房首付比率提升至60%。2010年4月14日,国务院会议指出,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

“新国十条”：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为了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发布《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简称“新国十条”：实施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下同），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对贷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应大幅度提高，具体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

2010年4月20日：银监会：做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管控，强调加强土地储备贷款管理，严控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资性购房。

2010年5月10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暂不上调。

“9.29”新政：2010年9月29日：“9.29”新政：完善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各商业银行暂停发放第三套及以上放贷；对不能提供一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房贷款，首套放贷首付比率不低于30%以上；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严格执行首付款比率不低于5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1.1倍的规定。各商业银行要加强对消费性贷款的管理，禁止用于购买住房。此政策在打击投资客的同时也使部分经济实力不强的刚性需求者推迟入场。

2010年10月20日：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率上调0.25%，一年期贷款利率由5.31%提高到5.56%，其他格挡次存贷款基准利率据此相应调整。2010年11月16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2010年11月29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2010年12月20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2010年12月26日：一年期存贷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升至5.81%，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均相应调整。

2011年

2011年宏观调控方向：强化实施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控制住房需求，鼓励首套房购买趋势减缓，打压第二套房购买，抑制投资房。具体信贷政策：

2011年1月18日：银监会提出，继续实施差别化放贷政策。对政府平台贷款，要严格控制增量风险，并按照既定部署加快存量分类处置。要落实贷款“三查”，加大对贷款风险分类准确性及其责任的督查。继续认真清理规范银信合作业务，规范展开信贷资产转让。

2011年1月20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

2011年1月25日：北京首套放贷利率优惠幅度减小。浦发、民生、光大银行北京分行3家明确取消优惠，首套房贷执行基准利率。深发展、华夏、招商、中信、汇丰银行北京分行仍然最低可以做到8.5折的放贷利率，但对于贷款客户的要求严格。

“新国八条”2011年1月26日“新国八条”，要求强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率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可根据当地人民政府新建筑房价格控制目标和政策要求，在国家统一信贷政策的基础上，提高第二套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和利率。

2011年2月9日：上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0.25%，其他各档次存贷款的基准利率做相应调整。

2011年2月24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 2011年3月25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 2011年4月6日：五年期以上公积金贷款利率上调0.2%。

2011年4月21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准备金率0.5% 2011年5月18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 2011年6月20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 2011年7月7日：上调金融机构人面壁存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利率调整后为6.56%。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调整。

2011年10月24日：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回复南京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贷额度。最高贷款额度提高由原先的20万元/人、40万元/人，回复为30万元/人、60万元/人。家庭已申请过一次公积金贷款，在全部还清贷款并卖出唯一住房后，再次购房时可以使用公积金贷款，但首付不得低于六成，贷款利率是供给金基准利率的1.1倍。

2011年12月1日：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上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借款人及配偶均按规定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调整至45万元；借款人单方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调整至35万元。2011年12月1日：无锡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实施住房公积金新政，首次购房且面积在90平米以下的家庭，只要夫妻双方均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即使可贷额度不足50万元，也能按最高50万元的额度申请。同时，新职工住房补贴也一并纳入可贷额度计算之列。

2011年12月5日：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

2012年

2012年宏观调控方向：房地产调控政策稳中趋紧，在保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坚持调控不放松，通过差别化信贷等手段，支持合理自住需求，加大满足首套房贷款需求，抑制投资投机需求。由于保证经济增长压力，经济宏观调控有紧缩转为放松。

具体信贷政策：

2012年2月15日：12个城市下调首套放贷利率。4个直辖市和8个省会城市(广州、杭州、南昌、哈尔滨、成都、南京、济南、昆明)的部分银行已经将首套放贷利率从之前的上浮5%-10%回归到基准利率7.05%。

2012年2月24日：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 2012年3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股利各家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基准利率和首套普通商品住宅贷款优惠利率的下限之间，根据借款人的财务情况权衡定价。2012年5月18日：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 2012年6月8日：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

2012年7月6日：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31%。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作调整。

2013年

宏观政策调控方向：中央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思路正在逐渐转变，限购限价的行政手段终将被市场调节机制所取代。从严基调未改变，今后无论是政策手段多还是市场手段多，楼市调控仍重在差别化的结构性调整。具体信贷政策：

“国五条”：2013年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提出五条调控措施即“国五条”。“国五条”要求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除拉萨外的省会城市要按照保持房价基本稳定的原则制定并公布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建立健全稳定房价工作的考核问责制度。三月底各地纷纷出台“国五条”细则，目前共有36个省事公布细则或房价控制目标，其中有15个省市出台细则。以下为各省市细则中关于信贷政策方面的要求。

北京细则：将商业贷款购买第二套的首付比率提高至70%，利率按1.1倍计算。上海细则：严禁发放第三套及以上购房贷款。

重庆细则：严格执行第二套住房信贷政策，暂停发放居民家庭购买第三套房及以上住房贷款。

其他城市细则中未提到信贷政策方面的具体实施。

放贷人条例 篇5

【案情简介】

2012年，广西某市大规模生产发展设施农业建设，为了加快推动有机蔬菜生产的健康发展，切实解决农棚大户资金短缺问题，市、县两级政府均鼓励和提倡金融部门给予农棚大户最大限度的支持。2012年5月，刘某因建设农业大棚需要资金，以“三户联名担保”的方式向地方农村信用合作社申请保证担保贷款人民币300余万元。2013年9月，刘某明知其经营的“刘氏蔬菜专业合作社”处于亏损状态，无力偿还前期人民币300余万元贷款本金，根本不具备贷款条件，为延续“刘氏蔬菜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达到继续贷款的目的，遂与信用社副主任付某联系。

付某是刘某多年的好友，刘某给付某看了县农村经济局的证明材料，该材料明确载明刘某符合政策融资支持范围。付某见刘某有政策支持，最终答应帮忙操作。在付某的帮助下，刘某利用不具备贷款条件和无贷款需求的虚假借款人蒋某某等11人的身份信息，以保证担保借款的方式，骗取信用社贷款5笔，共计人民币50万元。而后，刘某又在付某的授意和帮助下，利用伪造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等贷款材料，骗取信用社贷款10笔，共计人民币589万元。所骗得上述钱款被刘某用于偿还其于2009年贷款本金人民币300余万元，余款被其用于建设农业大棚。后刘某仍经营不善，无法按时归还贷款而案发。

【办案经过】

付某已五十有几，在临近退休时遭受牢狱之灾，实是让人唏嘘不已。付某在深圳工作的儿子付某某惊闻噩耗之下，聘请了当地的律师介入，然而多次会见却未获得任何有效的反馈。当地律师甚至直言，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难有回旋余地，只有积极退赔才可能获得较轻量刑。付某某心有不甘，认为当地律师的水平有限，遂通过网络搜索深圳律师以求获得更好的法律服务，后终于找到了深圳知名刑辩律师马成。经过一番咨询，付某某对马成律师的专业水平十分肯定，遂决定委托其担任父亲的辩护人。

然而此时，检察院已将案件移送法院，时间已非常紧迫。在接受委托后，马律师急忙远赴广西的看守所会见了当事人。返回深圳后，组织团队通宵达旦研究案卷，纂写材料，最终开庭前完成了所有文书材料。其辩护思路大致如下：

1、公诉机关指控付某违法发放贷款的金额有误。虽然曹某某等11人信贷管理档案能够证明以上人员的贷款数额累计为人民币246万元，虽然二人对该246万元予以认可，但由于公诉机关未提供上述证人的证言予以佐证，属证据不确实充分，该246万元应在指控的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2、刘某是以“三户联名担保”的方式，正当地向农村信用合作社申请贷款人民币300万元，之后是以“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方式对该300万元予以偿还，用换据的方式完成了信用社“财务记账”的要求，起诉书指控付某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应扣除该300万元。

3、付某系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为扶持刘某经营蔬菜大棚，而刘某因经营不善、市场原因等导致大棚亏损，才无法按期偿还贷款，另外，案发时，刘某的蔬菜大棚完好无损，价值约420万元，付某的行为未给信用社造成重大损失。在刘某贷款到期不能按时偿还的情形下，农村信用社可依法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由于信用社怠于行使抵押权，从而导致立案时损失扩大，即信用社在给自身造成重大损失上存在一定过错。

4、付某在犯罪事实已被公安机关发觉，但尚未受到讯问和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到侦查机关接受讯问，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减轻处罚。

5、付某主观恶性不深，且其能够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且其所在地司法局已对其二人做出审前调查评估，认为在社区内一贯表现较好，对其宣告缓刑不会对社区造成不良影响，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建议法庭对付某判处缓刑。

【判决结果】

最终，法院采纳了马成律师大部分辩护意见，最终认定犯罪数额仅有343万，认可了付某的自首和悔罪情节，并认为信用社本身存在过失，故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付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付某某十分庆幸自己最终选择了专业的马成律师，让父亲不再受困囹圄。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八十六条【违法发放贷款罪】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放贷人条例 篇6

一、新型放贷机构基本情况

截至2009年6月末, 内蒙古共有新型放贷机构195家。其中小额贷款公司186家,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9家 (村镇银行6家、资金互助社2家、贷款公司1家) , 从业人员1686人。全区186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计135亿元, 覆盖了全区75%的旗县区和呼包鄂地区90%的旗县区。其中, 已有120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 其注册资本近70亿元, 贷款余额57.36亿元。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注册资本总计9450万元, 截至5月末存款余额28419.20万元, 贷款余额27948.38万元。

二、新型放贷机构经营特点

(一) 贷款支持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特色明显

贷款主要投向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等,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弱势群体贷款难的问题。据对67家小额贷款公司和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调查统计显示, 截至6月末, 成立以来累计发放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贷款占全部贷款发放额的比例分别为90.58%和96.55%。

(二) 贷款期限灵活, 以短期为主

截至2009年6月末, 小额贷款公司的短期贷款 (1年期及以下) 占全部贷款的比例均在90%以上。其中6个月期限的贷款占短期贷款比例达60%以上, 部分地区短期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达到100%。村镇银行的贷款也以短期为主, 除1家村镇银行没有发放贷款无法统计外, 其余5家短期贷款占比分别为45.36%、89.5%、90.07%、100%和100%。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也大都以短期为主, 短期贷款占比分别为80%、88.41%和100%。

(三) 风险防范意识较强

新型放贷机构对借款人的贷前调查、保证人资质及贷时审查均直接参与, 且平时注意对优质客户的培育, 注重搞好贷后服务, 通过多种手段营造与客户长期共赢的环境。

(四) 贷款营销模式灵活, 手续快捷

目前新型放贷机构贷款方式主要以担保贷款为主。其中, 小额贷款公司担保贷款占比60%左右, 信用贷款占比20%左右。村镇银行担保贷款占比达到90%以上, 贷款公司担保贷款占比70%以上, 2户农村资金互助社分别为担保贷款占比100%和信用贷款占比100%。

新型放贷机构的担保贷款, 设定由机关公务员或家庭生活条件好及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居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村支书担保、农 (牧) 户联保、商铺联保、用自有房屋产权或自有车辆及保险单、定期存单等提供抵押等可由客户自主选择的多种担保方式。一般一笔贷款从考察立项到发放时间为5—7天, 部分优质客户1天即可完成。在还款方式上, 推出了多种灵活的还款付息方式。

(五) 利率定价灵活

小额贷款公司利率定价主要实行自主定价机制, 最高不得超过国家基准利率的4倍, 并根据客户信用状况确定不同利率, 一般贷款年利率在18%—29%之间, 平均为24%。从不同贷款对象执行的利率来看, 一般农户贷款利率较低, 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率较高, 但也有小额贷款公司利率分布没有明显的档次差别, 各类贷款均执行同一贷款利率。村镇银行平均年利率为5%—15%。贷款公司采取不同档次的贷款利率定价模式, 按照期限和行业不同, 实行12%—18%的年利率。2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实行10%—14%的年利率。

(六) 业务发展迅速

截至2009年6月末, 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占资本金的比例平均在60%—85%, 部分地区超过100%。各家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存贷比均超过监管标准, 并有不断上升趋势。

三、新型放贷机构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一) 缺乏法律规范

目前, 规范新型放贷机构的依据主要有《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 (银监发[2007]5号) 、《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 (银监发[2007]6号) 、《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 (银监发[2007]7号)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8年第3号]) 、《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 (银发[2008]137号, 以下简称《通知》) 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银监发[2008]23号,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等。大多是一些指导性和临时性的规定, 缺乏系统性, 约束力不强。

(二) 资金来源不足

《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在业务运营中“只贷不存”, 公司只能以股东出资额进行贷款, 不能吸收存款, 信贷资源补给相对比较单一。虽然根据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向两家以下金融机构融入不超过自有资本50%的资金, 但现实情况是因小额贷款公司流动性紧张, 存在一定风险, 目前尚无一家金融机构向小额贷款公司融入资金。村镇银行, 一方面大多设立于农村贫困地区, 当地居民收入水平不高, 农民和乡镇中小企业闲置资金有限, 且不得跨县 (市) 吸收存款, 限制了其资金来源。另一方面由于成立时间短、网点少、规模小, 缺乏宣传, 金融产品单一, 加之业务系统建设滞后, 金融服务不全, 社会认知度较低、信赖感不强, 也制约了其各项业务的发展。

(三) 风险控制能力较弱

从内部看, 普遍缺乏较为完善的风险防控制度以及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从外部看, 特定的业务客户也增加了新型放贷机构的经营风险。调查显示, 目前我区没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信息纳入人民银行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 只有5家村镇银行接入征信系统, 实现联网的只有1家, 无法核查客户相关信息, 增加了经营风险。

(四) 经营效益较差, 政策扶持不够

目前, 新型放贷机构虽然业务量增长较快, 但盈利状况较差。2009年3月末, 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6家盈利, 实现利润总额84.22万元, 相对于年初的-40.57万元, 仅实现了扭亏。小额贷款公司大多处于保本微利状态, 部分小额贷款公司亏损。新型放贷机构经营效益不理想虽然有运营初期费用支出相对较高, 效益显现缓慢的原因, 但在一定程度上受目前营业负担高, 缺乏政策支持的因素影响。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税收不按金融机构利差来征收, 而是按照工商企业来缴纳, 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教育费地方附加分别为营业额的5%、7%、3%和1%缴纳, 所得税按25%缴纳, 而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按3%执行, 农村信用社的所得税在改革期间更可以得到全额减免。税负较重及优惠政策缺位, 使新型放贷机构经营成本较大。

(五) 小额贷款公司有效监管不足

目前, 小额贷款公司受地方政府领导, 监管权归属地方金融办, 负责对其进行日常监督和管理并承担风险处置责任, 明确了银监会派出机构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均不参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只负责政策宣传和相关业务的培训工作。在实际中,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业务属于金融业务, 专业性较强, 金融办作为地方政府协调金融部门的专业事务机构, 从专业上难以胜任监管任务, 同时也缺乏一套成熟、科学的监测、监管指标体系和刚性的制约性措施。

(六) 经营发展方向存在偏差

调查发现, 小额贷款公司和一些村镇银行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多数选择了一些风险可控, 流动性好的大客户和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放贷对象, 未体现服务农民、农业的设立宗旨。

据对67家小额贷款公司和6家村镇银行调查统计显示, 截至2009年6月末, 成立以来累计发放农户贷款占全部贷款发放额的比例分别为7.99%和32.72%。

(七) 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经营存在违规行为

《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利率上限不得超过国家基准利率的4倍, 并且不得收取任何其他费用。但个别小额贷款公司存在违规收取手续费, 变相提高贷款实际利率的现象。如当借款人实际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时, 除按月以基准利率4倍的利率归还贷款利息之外, 还要按月以基准利率3-4倍的比率缴纳被小额贷款公司称作“管理费与手续费”等费用, 使借款人的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基准利率4倍, 成为事实上的高利贷。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单一自然人持有股份超标、擅自扩大放贷业务范围问题也较为突出。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有3家客户集中度比例超标, 存在较高的风险集中度隐患。

(八) 小额贷款公司的后续发展难定

《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 (银监发[2009]48号, 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 为小额贷款公司改制村镇银行提供了渠道和途径。但从目前条件看, 小额贷款公司改制村镇银行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人对于要求银行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的条件不认同。《暂行规定》明确, 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之后, 村镇银行必须由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作为最大的股东, 而原来的股东只能成为小股东。而当初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时, 投资者多为自治区各行各业的领军企业或企业家, 小额贷款公司的放贷对象往往也是与投资者有关系的某一行业或领域, 客户优势十分明显。投资人更多的是看重可以涉足金融领域, 同时希望成立“私人银行”, 把上下游企业或商户组织起来, 并将吸收银行批发资金再转贷给中小企业, 而成为银行资金流向中小企业的桥梁。改制后, 可能失去话语权, 存在利益冲突。二是改制后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优势有可能丧失。受目前银行体制的限制, 其经营思路恐怕会回到原来的“模子”中去, 小额贷款公司经营上小而快的优势难以发挥。三是目前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发放支持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特色明显, 比较实际地解决了弱势群体贷款难的问题。转制后, 贷款客户将不可避免向上和向大集中, 与小额贷款公司服务“三农”、支持中小企业的初衷相悖。四是小额贷款公司目前经营状况除在不良贷款率、计提呆账准备、资产以贷款为主等指标上符合《暂行规定》要求外, 其余指标均未达标。

四、政策建议

(一) 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改进监管方式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 其贷款业务银监局有成熟的经验和监管手段, 而对于金融办来说基本属于空白, 提高监管效率需要人民银行、银监局和金融办密切合作, 共同探索合理有效的监管模式。建议由金融办作为牵头监管部门, 建立由人民银行、银监局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监管的联席会议制度, 明晰各自职责, 建立监管协作机制, 加强监管。同时, 随着小额贷款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 需要建立相应的行业自律组织, 搭建一个各地小额贷款公司之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强化自律、共同发展的平台。通过外强监管内强自律来促进整个行业的规范、有序发展。

(二)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完善政府扶持机制

一是人民银行应给予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一定的支农再贷款支持, 以扩大其资金实力。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再贴现业务管理支持扩大“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通知》 (银发[2008]385号) 的精神, 将小额贷款公司明确纳入再贴现的机构范围, 并对其办理贴现涉农票据和中小企业票据办理再贴现, 以引导小额贷款公司对涉农行业和中小企业加大融资力度。二是对初创阶段的新型放贷机构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 进行财政补贴。

(三) 努力拓展资金来源, 壮大新型放贷机构发展实力

一是放宽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的限制。制定切合实际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管理办法, 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渠道和手段进行规范, 进行增资扩股和引进委托资金。应尝试建立负责批发资金给小额信贷机构的小额信贷基金, 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单一的问题, 确保其可持续发展。二是适当放宽村镇银行同业拆借的额度限制, 使拆入资金真正成为村镇银行补充资金的有效渠道。鼓励和支持村镇银行创新业务品种, 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拓宽融资渠道。三是加快各种业务系统建设, 拓宽金融服务范围,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效率。

(四) 切实规避风险, 控制和防范风险

一是健全风险控制制度, 加强风险防范。对于符合加入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 分批逐步纳入人民银行信用信息数据库。对于当前达不到直接加入要求的小额贷款公司, 可通过与商业银行签订代理协议实现信用数据的报送和查询。二是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三是建立必要的风险补偿机制。建议政府建立相应的政策性保险体系, 从制度上消除村镇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四是建立新型放贷机构服务三农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正向激励机制。

(五) 引导村镇银行确立市场定位和服务对象

在业务经营和发展模式上始终要遵循村镇银行的设立宗旨。建议设计和制定具有一定的“涉农”信贷业务指标考核办法和评价体系, 保证一定比例的信贷资金流入农村, 真正体现村镇银行服务三农的特点。

(六) 完善法律规范, 纠正违规行为

各大银行为何竞相放贷 篇7

英国《金融时报》

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6月份在调查北京以外的商情时，对一位省长吐露的今年最了不起的政绩大吃一惊。与他的预期完全不一样，这位省长并未提更清洁的饮用水、犯罪率的下降，甚至中国地方官员的传统衡量标准——更快的经济增速。

这位经济学家最近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据他称，这位省长引以为傲的是：其省内银行放贷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鉴于该省地方银行今年第一季度的放贷已超过了2008年全年，在这位省长的领导下，融资无疑在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扩张。

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中国各银行向外撒钱的方式，不仅说明了政府作为银行正式拥有者的持久影响力，中国使其经济通货再膨胀的能力，让人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拥有的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等危机的权力储备。

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去年12月坐下来制定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时，他们决定出台一项规模庞大的刺激方案，通过银行体系交付到位。

中国央行和银行监管机构保持了缄默。他们已花了近10年时间和巨额资金重建金融体系，令其成为一个商业而非政治工具。对于政治局的计划，他们深怀疑虑。

不过，鉴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构成方式，国有银行别无选择，只得遵从。国有银行占放贷总额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二。大型国有银行行长由共产党的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在庞大的政府行政级别中列副部级。

5位大型银行行长中，有4人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是参照苏联体制而设的机构，约有370名委员及候补委员，其职能就像党的扩大理事会。简言之，如果政治局发布一道命令，中国各银行外国股东的想法就无关紧要了。中国最高法律——党章规定，银行行长必须遵从。

不仅如此，银行行长竞相服从其政治老板的命令，尽快、尽可能多地放贷。中国体制的一部分精妙之处就在于此。

与省长一样，银行家既是商人，也是政界人士。因此，对政治局命令的执行情况，将作为他们未来升迁评估的依据。

在这种时刻，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主管机构或许要羡慕地看着中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政府如今也拥有许多曾经私有的金融机构，或持有其大量股权。但与中国不同，他们并不控制这些银行。

中国的刺激方案具有明显的经济角度，在促进增长方面已效果显著。6月份，中国钢铁产量创下最高纪录，大约相当于中国之后7个钢铁大国的总产量。

相比之下，刺激方案的政治角度基本上被忽视了。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媒体一直在谴责西方：民主之混乱、原始资本主义的不稳定以及私营企业的贪婪。当西方繁荣时，党的宣传机构似乎是在捕风捉影。但西方金融的崩溃，以及导致这种崩溃的明显政策失误，为党提供了弹药，让他们宣扬一度缺失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中国将要在下个阶段为刺激方案付出代价。各银行可能需要第二次营救。地方政府——正如上文提到的省长领导下的政府——将需要纾困。本已背负着产能过剩负担的经济，将不得不应对更多的过剩。

刺激方案代表着旧经济模式的最后一口气。在这一模式下，经济增长是由庞大的国有重工业主导大规模投资所保障的。

眼下，中国共产党正准备盛大庆祝10月的执政60周年纪念日。再过10年左右，它将超越苏联共产党，成为执政时间最久的共产党。以今年的证据看，任何人都不应当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