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

隋炀帝（精选6篇）

隋炀帝 篇1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了加强对全国政治上的控制，并且使江南地区的物资能够更方便地运到北方来，加上他个人追求享乐，一开始就办了两件事：一是在洛阳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叫东都;二是开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公元6，隋炀帝派管理建筑工程的大臣宇文恺(音kǎi)负责造东都。宇文恺是个高明的工程专家，他迎合隋炀帝追求奢侈的心理，把工程规模搞得特别宏大。建造宫殿需要的高级木材石料，都是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地区运来的，光一根柱子就得用上千人拉。为了造东都，每月征发二百万民工，日夜不停地施工。他们还在洛阳西面专门造了供隋炀帝玩赏的大花园，叫做“西苑”，周围二百里，园里人造的海和假山，亭台楼阁，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尤其别出心裁的是到了冬天树叶凋落的时候，他们派人用彩绫剪成花叶，扎在树上，使这座花园四季长春。

在建造东都的同一年，隋炀帝就下令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万人，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开通一条运河，叫“通济渠”;又征发淮南百姓十多万人，从山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的一条“邗(音hán)沟”疏通。这样，从洛阳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就便利得多了。

隋炀帝

以后五年里，隋炀帝又两次征发民工，开通运河，一条是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到涿郡(今北京市)，叫“永济渠”;一条是从江都对江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叫”江南河”。最后，把四条运河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条贯通南北，全长四千里的大运河。这条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伟大工程之一。它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祖国的统一，起着积极的作用。不用说，这是我国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

隋炀帝特别喜欢外出巡游，一来是游玩享乐，二来也是向百姓摆威风。

从东都到江都的运河刚刚完工，隋炀帝就带着二十万人的庞大队伍到江都去巡游。

隋炀帝早就派官员造好上万条大船。出发那天，隋炀帝和他妻子萧后分乘两条四层高的大龙船，船上有宫殿和上百间宫室，装饰得金碧辉煌;接着就是宫妃、王公贵族、文武官员坐的几千条彩船;后面的几千条大船，装载着卫兵和他们随带的武器和帐幕。这上万条大船在运河上排开，船头船尾连接起来，竟有二百里长。

这样庞大的船队，怎么行驶呢?那些专为皇帝享乐打算的人早就安排好了。运河两岸，修筑好了柳树成荫的御道，八万多名民工，被征发来给他们拉纤，还有两队骑兵夹岸护送。河上行驶着光彩耀目的船只，陆地上飘扬着五色缤纷的彩旗。一到晚上，灯火通明，鼓乐喧天，真是说不尽的豪华景象。

为了满足船队大批人员的享受，隋炀帝命令两岸的百姓，给他们准备吃的喝的，叫做“献食”。那些州县官员，就逼着百姓办酒席送去，有的州县，送的酒席多到上百桌。别说隋炀帝吃不了那么多，就连他带的宫纪太监、王公大臣一起吃，也吃不完。留下的许多剩菜，就在岸边掘个坑埋掉。可是那些被迫献食的百姓，却弄得倾家荡产了。

江都在当时是个繁华的地方。隋炀帝到了江都，除了尽情游玩享乐，还大摆威风。为了装饰一个出巡时候用的仪仗，就花了十多万人工，耗费的钱财更是上亿论万。这样整整闹腾了半年，又耀武扬威地回到东都来。

打这以后，隋炀帝几乎每年出巡。有一次，他从陆路到北方去巡视，征发了河北十几个郡的民工，开凿太行山，铺一条巡行的道路;为了保护他巡行的安全，又征发了一百多万人修筑长城，限期二十天筑成。这样，他才在五十万将士的护卫下，在北方边境上巡行了一转。北方没有现成的宫殿，好在隋炀帝身边的宇文恺是个巧匠，专门为他造了一个活动宫殿，叫做“观风行殿”。这种行殿上面可以容纳侍卫几百人，使用的时候装起来，不用的时候可以拆卸装运;下面装着轮子，可以随意转动。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发明，可惜只是供隋炀帝一个人享乐罢了。

隋炀帝建东都，开运河，筑长城，加上连年的大规模的巡游，无休无止的劳役和越来越重的赋税，已经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隋炀帝的骄奢淫逸的心理却越来越重了。为了炫耀武功，公元6，他发动对高丽的战争。

这一年，他从江都乘龙船，沿着大运河直达涿郡，亲自指挥这场战争。他下令全国军队，不论远近，一律向涿郡集中;还派人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督造兵船三百艘，造船的民伕在官吏监视下，日日夜夜在海边造船，得不到休息。他们下半身泡在海水里，时间一久，从腰以下都腐烂得生了蛆，许多人受不了这样折磨，倒在海水里死了。

接着，隋炀帝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各地督造五万辆大车，送到高阳，给兵士运输衣甲、帐幕;又征发江、淮以南民伕和船只把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和洛口仓的粮食运到涿郡。于是，无数的车辆，无数的船只，不分白天黑夜，沿着陆路和运河源源不断由南向北，形成一支滚滚洪流。几十万运输物资的民伕，在半路上有不少累死饿死，沿路都是倒毙的尸体。由于民伕死亡太多，耕牛也被征发拉车，弄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人民没法忍受下去了。要想活下去，只有反抗。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领导农民在长白山起义，他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浪死就是白白送死的意思)，号召大家反抗官府，歌中写道：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

接着，在山东、河北广大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农民起义，隋王朝的统治开始不稳了。

隋炀帝 篇2

一、关于开凿大运河

隋炀帝开运河，首先有人认为是“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遂为亡国之虐政”。[1]此说一直沿袭到二十世纪中后期。但我认为这种评价不妥，说开凿大运河只是为了巡幸风光，未免目光短浅。隋是继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三百余年之后建立的一个统一封建王朝，巩固政治统一是摆在隋代君臣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特别是江南的形势从文帝就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从未间断。开皇十年，“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2]同时江南少数民族也不时举众反隋。如开皇十年番禹王仲宣反，“岭南首领多应之，引军围广州”。此年“诸俚，獠多亡叛”。[2]江南士族与少数民族的叛乱已给隋朝带来极大的恐慌，开皇二十年“熙州人李英林反”。[4]这就更增加了江南地区给隋朝造成的忧患，迫使其不得不重视和加紧防御。如开皇十年，调晋王广“为扬州总管，镇压江都”。但文帝对江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只好留待炀帝来解决。然而炀帝统治年间，江南形势进一步恶化。“炀帝嗣位，番夷、獠相聚为乱”，[5]“后数岁，黔安首领田罗阻清江作乱，夷陵诸郡民夷多应之”。[6]炀帝试图用收买人心的方法加强对江南的统治。大业六年，“宴淮已南父老，颁赐各有差”。[7]为了更好地控制江南，开运河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事。隋炀帝如此急迫地开运河，说明他早已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显而易见，隋炀帝开运河的目的之一是加强控制江南地区。

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需要有充足的经济来源做后盾，尽管隋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但政治中心却不能随之南移。因为隋面临的主要外敌不在南方，而在北方，因为南亚诸国皆远隔大海，不会给隋王朝造成危害，而北方面临的是彪悍的游牧民族。所以隋在加强对江南控制的同时，还必须把军事力量的重点放在北方。这样隋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就被割裂开来，巩固隋的统一，必然要开通南北运河。由此可知，炀帝开运河的目的之二是加强南北经济政治联系，充实财政，巩固中央集权。

当然，运河开通后，炀帝曾多次到江南巡幸，能否据此就把巡幸断定为隋炀帝开运河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呢?我认为不能。运河开通后，马上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炀帝南下是理所当然的。而且隋造船业相当发达，炀帝主要精力还在营建东都及附属工程上，兴趣还不在江南。并且炀帝多年任扬州总管，对江南风光并不是没有欣赏过。至于他为何至死不返回洛阳，也不是他留恋江南风光而死于江南，不能据此就说炀帝开运河的直接目的是巡幸。

以上几点证明，隋炀帝开运河是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全国统一的需要，是隋代经济中心南移的结果，是由当时社会条件发展变化而成的。这就是隋炀帝开运河内在的隐藏着的实质，这就是隋炀帝开运河的真正动力。所以，隋炀帝开运河直接的、首要的目的是在政治与经济上，而不是在巡幸上，即便有这种成分，也是次要的、附属的。

二、关于营建东都洛阳

史学界不少人认为炀帝主要为了游赏玩乐而大兴土木。我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酌。炀帝在《营建东都诏》中讲了营建东都的理由。洛阳地形险要，“控以三河，固以四塞”，且位置适中，便于向山东、淮海一带实施兵力机动。此外，营建洛阳一开始就是和开凿大运河联系起来考虑的。营建洛阳并非是炀帝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按照当时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与开凿运河这样国计民生的浩大工程一起，统一规划，配合进行的。因此营建洛阳作为东都，在政治上，便于控制江南和东北广大地区，解除了炀帝“南服遐远，东夏殷大”之虑，而无鞭长莫及之忧，有利于中央政令的贯彻实施。在经济上，便于贡赋和各种物资的运输，促进商品的流通，使全国的租调能及时运送到中央，加强了朝廷的财力。在军事上，能及时调遣军队，镇压原北齐和南方陈朝残余势力及士族的反抗，抵御外来的入侵。因此，以洛阳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加强了隋王朝的统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其意义和影响远远大于杨广的奢侈和享乐。因此营建洛阳很有必要，其作用和意义是巨大的。

由上可知，炀帝营建东都的主要目的是出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迫切需要，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欲。东都的建立有利于国计民生，对此不应全盘否定，指为暴政。

三、关于巡幸

炀帝巡幸，人们常把它看成纯享乐的事情，巡幸江都只是贪图江都风光而已。因此巡幸被指为害民亡国的一大暴政。我认为并非尽然，巡幸更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一是为了求治，从政治上加强对各地的控制。炀帝执政前期，是有求治图强精神的。他“夙夜战兢若临川谷。虽则聿遵先绪，弗敢有坠”，“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用求至治”。[8]因此，他经常出巡主要是为了求治。大业元年下诏巡幸淮海，此行乃查贪官，理民情，求得失。大业五年西巡幸诏曰：“导德齐礼，实惟共治，惩恶劝善，用明黜陟。朕新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炀帝巡幸还为了从政治上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严查州县谋反乱政的动向，所以巡幸之处，无不是他认为容易生变的地方。江南形势不安定，所以多次巡幸江南。接二连三巡幸旧齐境域，这不仅因为中央与此地士族及汉王凉的势力矛盾颇深，而且因山东河南靠近京畿，所受奴役剥削较重，容易发生农民起义。隋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首先在此地爆发，说明炀帝巡幸此地是有远见的。对于河北的巡幸也一样。大业五年巡幸河北诏书曰：“今安辑河北巡幸赵魏。”就是调和这里的矛盾，使其保持安定团结。至于巡幸河东，就更是为了控制这一长期被汉王凉经营的地方。要控制这些地区，又不能刀枪相胁，于是只有用巡幸的方式而安抚之。可见，巡幸不过是对各地加强控制罢了。二安定边境，防止外患是炀帝巡幸的另一目的。炀帝巡幸边塞，主要往返与东北至西北沿线，这是有一定原因的。隋与东突厥的关系虽好，但也有矛盾隔阂。长期任北平襄侯的段文振就看到了这点，大业八年，他上书炀帝，认为“戎狄之性，无亲而食，异日必为国患”，建议“以时谕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侯，缘边镇守”。当时炀帝没有采纳段议。后来他多次巡幸启民牙帐绝不是无目的的行动，而是他对可汗的警告。当启民可汗死，始毕可汗立，炀帝怕形势有变，故再至此。可见炀帝对启民的巡幸说穿了就是监视。同时西域方面的吐谷浑经常抄斥隋境，至大业四年才被隋击溃，受降之众竟不服隋命。这在炀帝看来仍存在着隐患。西突厥还相当强大，仍想与隋分庭抗礼。对于边防上存在的各种矛盾，炀帝没有视若罔闻，而是密切关注。那么达此目的用什么方式最好呢?巡幸就是再好不过了。可见，隋炀帝巡幸也是加强控制边防的一种形式。总之，炀帝巡幸也很难说是一件坏事，其间是有一定益处的，有利于加强吏治，有利于了解民情，以惩不法，从而维持安定统一的形势，保证隋代社会经济迅速繁荣，防止边患的加深与复起，从而减少了民族战争，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巡幸是炀帝巩固中央集权和全国统一的一种措施。对此，我们不应全盘否定。

四、关于隋亡原因

有关隋亡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隋炀帝的暴政所致，或是“隋代治国不公，关陇集团敌视关东集团，导致对关东的暴政而速亡”。我认为这些看法是不全面的。首先隋朝的统治危机在文帝统治后期已显露出来，文帝所作所为，使隋朝统治已不稳固，危机四伏。如文帝为人“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又士莫得尽心竭辞”。[9]这种猜忌心理到后来更为膨胀，并越来越刚愎自用，又专注小节，不信群臣，认为元勋及功臣对他“威胁”很大，而加以贬黜甚至诛杀，如将内史令李德林贬为湖州刺史，还杀了上柱国刘昶，于是上下离心，日益陷入孤立;而对那些善于奉迎、投机阿谀的奸佞，都十分信任和重用，如将杨素擢为尚书左仆射等，朝政为奸佞所把持，政局日益动荡。晚年“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10]而“过于杀戮”，对犯轻罪的也处死，如此滥杀使阶级矛盾激化了。而文帝生活也日益奢侈腐化，开皇十三年，始建仁寿宫，死者万人;迷恋女色，宠陈、蔡二贵人;又“雅好符瑞”，提倡佛道二教;加之官吏的勒索，人民的负担加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又“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错立杨广为太子，才种下了隋亡的祸根;加之重用杨素，在其策划下，杨广趁文帝病重，派张衡将文帝杀死。其次，至于说因敌视关东集团并导致对关东的暴政而速亡的评论，也是不全面和不完美的。炀帝不仅仅敌视关东集团，更加敌视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关东实行暴政，而且在关中及全国都实行残暴统治。继位当年下令营建洛阳，建西苑，修建显仁宫，不久又令开凿运河，筑长城，治离宫，凿山通道，为征高丽又造车船，运送粮食、物资，每项大工程都征伐大批农民服役，使人民陷入绝境。又“猜忌臣下，无所专政，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亡”。[11]他享乐荒淫，多次到塞北、河西江都巡游，又向官吏勒索礼物，于是官吏们拼命搜刮百姓，大量征税，加之水旱或疫病不断发生，百姓更无法生存，于是纷纷起义;炀帝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恢复车裂枭首、诛九族等酷刑，激起人民强烈的反抗，形成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隋朝已面临崩溃，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公元618年，炀帝被叛将宇文化及缢杀，落得个身死国亡的可耻下场。

因此可知，隋亡远因是文帝大杀功臣，信用奸佞，刑法严峻，随意杀戮而导致危机四伏;近因才是炀帝的暴政。因此，将隋亡的罪责全归于炀帝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公正的。

五、短评其人

炀帝虽属亡国之君，但也是有为之主。他虽有种种暴政，但也有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不应该全盘否定。炀帝被全面否定和丑化，根源于唐而盛于后世。人们议论炀帝总是把他指为反面教员，来证实自己对现实问题的看法的，主要是后代史官所谓的“直笔”所夸大。如《隋书》、《北史》的作者魏征、李延寿在这方面是煞费苦心的。唐王朝为了长保李唐江山，总是从不同方面、不同事例说明隋亡关键在于隋炀帝是一个残酷的暴君，自然要以史为鉴，注意隋亡的教训，同时为了突出唐朝的功绩，不免要强调炀帝暴政而抹煞他的功绩。至于后世，种种说法，将天下之恶，皆归于炀帝。今天，我们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思想与活动应进行具体分析的要求和对英雄史观的批判，对炀帝作出全面深刻而科学的分析。

摘要：在评价隋炀帝时, 史学界普遍认为他是千古暴君, 人们对开运河、建东都、巡幸、隋亡原因及对其人的看法, 各执己见, 分歧很大。本文在分析前人观点的基础上, 力求客观地评价隋炀帝本人。

关键词：隋炀帝,景政,功绩

参考文献

[1]禹贡 (第七卷) .张坤河言.转引自岑仲勉.隋唐史.

[2][3]资治通鉴 (卷一七七) .

[4]隋书 (卷四八) 杨素传.

[5]隋书 (卷二) .高祖 (下) .

[6]隋书 (卷五六) .郭荣传.

[7]隋书 (卷三) .炀帝.

[8]隋书 (卷三) .炀帝上.

[9]隋书 (卷二) .高祖上.

[10]隋书 (卷二五) .刑法志 (下) .

诗人隋炀帝 篇3

杨广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兴建的宫殿特别是迷楼虽然早已毁灭，却始终是一个谈不完的话题；他在扬州郊区雷塘的坟墓，则至今继续成为引起兴亡之感令人低回不已的去处。隋炀帝最后被造反的部下杀害，亡国之君自然无所谓陵墓，又曾经两次迁葬，内中大约没有什么宝藏可挖，结果反而平安无事，以迄于今。

作为皇帝、政治家的隋炀帝，人们已经讨论得很多；而作为诗人、文学家的杨广，至今仍然遭到冷遇。通行的文学史著作有些根本不提他，客气一点的也只用不多几句话就给打发了。这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实际上杨广是一位重要的有成就的诗人，承上启下，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水平比唐太宗李世民要高得多，正如作为政治家李世民要比杨广英明伟大得多一样。

隋炀帝一生的文学活动，同他的政治活动一样，以他登上皇帝宝座之时即仁寿四年（604）七月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作为一个藩王和太子，他非常注意按照父皇的思想文化政策办，大抵不越雷池一步，但这只是为了抢班和接班而作出的迎合性姿态，并非完全出于本意；到后期他就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了。

《隋书·文学传序》云：“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彫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文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高祖即文帝杨坚反对浮华文风，下诏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不准浮华，且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付所司治罪。但这样采用行政手段来强制施行，只能改变官场的文风，不能根本解决文学问题。《隋书·李谔传》载，御史台的一个中级官员李谔上书言事，他一方面更严厉地批评南朝文风，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加强行政纠察的力度：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为高，朝廷以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弥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外州远县，仍存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文帝将此书布告天下，要求进一步落实斥华返朴的政策，其重点在于政治，在于人才选拔，而非专对文学。但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学之间从来都没有明确的界限，在这样反“文”尚“质”的空气里，隋朝的宫廷文学里出现了若干正统儒家气息甚浓而几乎没有多少诗意的作品。杨广当然更必须拥护这样的方针，所以他此时的诗文决不去写风云月露，而全部出之以“雅体”。好在他的文学修养要比那些御用文人高明得多，作品仍然比较可读，甚至不乏优秀之作，其诗歌方面的代表作就是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里特别提到的《拟饮马长城窟》：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摐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骑劲，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岩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候，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二十二）云：“通首气体阔大，颇有魏武（曹操）之风。”全文刚健质朴，确实是一首优秀的边塞诗。但张氏认为此诗作于大业八年（612）炀帝征辽西时作则不确，这应当是他称帝以前的作品，诗中有“秉武节”的字样，就显然不是帝王的口气。此诗在某些版本里题下有“示从征群臣”五字，大约是误解的根源，而据《乐府诗集》卷三十八，并没有这五个字。

按文帝杨坚上台后曾多次组织壮丁修长城防突厥，每次时间不长，当是增补加固的意思，其时杨广任并州总管，正在北方边防线上，修补长城之役当有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者，因发此咏，借以歌颂父皇领导下的大好形势，同时表达抗击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豪情。

此外还有《白马篇》大约也是杨广在并州时的作品：

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

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

文犀六属铠，宝剑七星光。

山虚空响彻，地迥角声长。

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

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

射熊入飞观，校猎下长杨。

英名欺霍卫，智策蔑平良。

岛夷时失礼，卉服犯边疆。

征兵集冀北，轻骑出渔阳。

进军随日晕，挑战逐星芒。

阵移龙势动，营开虎翼张。

冲冠入死地，攘臂越金汤。

尘飞战鼓急，风交征旆扬。

转斗平华地，追奔扫鬼方。

本持身许国，况复武功彰。

会令千载后，流名满旗常。

这首诗很容易让人想起曹植那首著名的《白马篇》，二者都充满了青年战士的忠诚、勇敢和漂亮；在此诗主人公的眼里，历史上的名将（如霍去病、卫青）和谋士（如陈平、张良）全都不在话下，敌人在自己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全诗一气呵成，神采飞扬，自是杰作。

先前在南北朝时，因为南北对峙，大大小小的战争次数很多，南方的诗人们也颇有边塞题材的篇什，甚至连全无心肝最为腐朽的陈后主陈叔宝（553—604）也曾经在诗里涉及过边塞，但这些诗人全都没有到过真正的边塞，不少人甚至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而且缺少内在的豪情，他们在诗里安排若干边塞的地名，只是一些企图引起读者联想的符号而已，这些诗篇往往在略写几句边塞之后，迅即转向后方的思妇并作比较细致的描写，结果自然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与其说是边塞诗，不如归入闺怨一类更为合适。当然，这里也有个别比较优秀的作品，但未能形成什么气候。杨广真到过边塞，也真打过仗，他青年时代又确实是朝气蓬勃的，他的边塞诗是重要的创作成果，为后来唐人大写边塞，开启了先河，提供了样板。这些作品的意义，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估价。

在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那些年代里，中国文学的重心在南朝。“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庾信《哀江南赋》），萧梁中期以后，南方文坛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宫体诗运动，咏物、写景、歌唱女人以及同她们有关的种种成为诗歌的中心题材，刚健质朴的作品难得一见。侯景之乱打破了萧梁君臣的太平美梦，聚集在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大批衣冠世族几乎被斩尽杀绝；以元帝萧绎为首的另一批上层人物则在稍后的西魏南侵中或死难，或被俘，风流云散；此后的所谓“后梁”完全是一个在北方强权（先后为西魏、北周、隋）直接管控下的小朝廷，文学上毫无作为。在长江中下游新建的陈王朝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虽然总算站稳了脚跟，但大抵奄奄无生气。统治区域狭窄，甚少回旋的余地。君臣上下苟且偷安，忙于享乐；新一批宫体诗人们敏感、脆弱、颓废、萎靡，只会围着陈后主身边的几个美女大写其帮闲的新诗，以维持自家的门面。在他们手里，宫体诗在艺术上进一步走向烂熟，五言律诗基本成型。

后主陈叔宝率领着垮掉的一代寻欢作乐，他本人“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隋书·音乐志下》）。史称陈叔宝“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同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临春乐》等，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其时风头最盛的是张贵妃张丽华，“每瞻视盼睐，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陈书·后妃传》）。当时的所谓“狎客”包括江总、陈暄、孔范等一批文臣，其中的江总（519—594）乃是尚书令，连这样的最高行政长官也不理政事，只忙于追捧贵妃，大写其帮闲之诗，尤可见上下一心，完全沉醉于宫廷文学的浮华空气之中。试举两首他们的作品来看——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娇凝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陈叔宝《玉树后庭花》

腊月正月早惊春，众花未发梅花新。

可怜芬芳临玉台，朝攀夕折还复开。

长安少年多轻薄，两两共唱梅花落。

满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

金谷万株连绮甍，梅花密处藏娇莺。

桃李佳人欲相照，摘叶牵花来并笑。

杨柳青青楼上轻，梅花色白雪中明。

横笛短箫凄复切，谁知柏梁声不绝。

——江总《梅花落》

美酒、鲜花、妖姬、歌舞……一切都那样美丽而华艳，诗人们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内心深处又颇有些为欢几何的感伤。诗当然还是美的，普通文人唱唱这样的流行歌曲自无不可，但陈朝的宫廷里拿这样的东西视为主旋律，弥漫着腐败的空气，那么这样的政权除了走向衰败和灭亡之外，自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陈被隋灭掉之后，发生了一件看似不大而关系非小的事件，这就是《隋书·高颎传》里特别提到的“及陈平，晋王（按即杨广，时为伐陈的行军元帅）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颎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乃命斩之。王甚不悦。”此事一方面为高颎（此时任元帅长史）后来的被杀埋下祸根，而更重要的则是表明隋王朝特别是作为前线总指挥的杨广在军事上战胜了陈后主，而在生活方式上倒是被后者战胜了。南朝文化占了上风。张丽华固然是当时超一流的美人，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重要符号。所以后来的事情是当上了扬州总管以至皇帝的杨广在生活方式上大力向陈后主学习，致力于兴建宫室、罗致美女，而诗歌创作则走向宫体的轨道；由陈王朝过来的一批文人则改换门庭转而在这里继续他们帮闲文人的生涯，资深宫体诗人江总也到了扬州。

杨广这时用很多精力写宫体诗，写出初稿后让一位由南朝陈转过来的诗坛高手庾自直提出意见，反复加以修改，“俟其称善，然后方出”（《隋书·文学传》）。杨广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春江花月夜》二首：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夜露含花气，春潭瀁月晖。

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

《春江花月夜》原是后主陈叔宝时代创新的歌曲，原作已经失传；从杨广的这两首看去，这个题目要写的无非是美景和艳情，而这两者，正是陈后主陈叔宝以及隋炀帝杨广所追求的东西。好在杨广尚有英雄之气，艺术感觉很好，写景大有可观，而又并无萎靡的肉感气息。南北文化在这里有所交融，宫体诗由于杨广的介入而增添了活力。

对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当时的资深文人诸葛颖（535—611）有和诗一首：“花帆渡柳浦，结缆隐梅洲。月色含江树，花影覆船楼。”此诗当是和炀帝的前一首，专门写景；下面应当还有一首关于艳情的，则已失传。诸葛颖历经梁、北齐、隋三朝，入隋后著有《銮驾北巡记》、《幸江都道里记》等书，是一个跟得很紧的御用文人，同时也应当是促进杨广走上宫体诗道路的前辈诗人之一。据《隋书·文学传》之诸葛颖部分，炀帝曾赐给他一首诗，其中有“英华恣讨论”、“传芳导后昆”等嘉勉之句。隋王朝的宫廷里文学空气甚浓，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稍后兴起的大唐王朝，预示诗国高潮行将到来。

杨广用南朝风格写的诗现在还可以看到若干，如专写宫中美女的《喜春游歌》二首，又如《锦石捣流黄》二首云：

汉使出燕然，愁闺夜不眠。

易制残灯下，鸣砧秋月前。

今夜长城下，云昏月应暗。

谁见倡楼前，心悲不成惨。

将边塞因素纳入闺怨诗的轨道，走的也是南朝宫体的路子，这样的作品在梁、陈两朝颇为多见；注意吸收南朝文学营养的北朝作家也曾写过不少这一类的诗篇，薛道衡（540—609）的《昔昔盐》一诗尤其著名。青年时代的杨广对薛道衡颇为仰慕，但薛诗人却不甚领情；杨广登基后，其人几次有意无意地批了逆鳞，终于被处死，据说当时炀帝失口道：“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刘餗《隋唐嘉话》卷上）“空梁落燕泥”正是含有边塞元素之闺怨诗杰作《昔昔盐》中的警句。杨广对南朝文化的欣赏可以说已经到了入迷的程度。他后来经常住在扬州，最后甚至打算迁都建康，都不是偶然的事情。

隋灭陈，中国重新统一，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政治局面的大变动总是会引起文学面貌的大变动，但是这种社会／文学的变动往往要慢一拍乃至好几拍。历史的惯性在文学方面往往有特别顽固的表现，但在继承前代文学风气的同时，后起的作家也会慢慢有所新变，指向未来。文学素养很好的杨广如果不是那样迅速走向腐败，也许能在吸收南朝宫体之有益营养而又坚持其原有刚健风骨方面做出比较大的贡献，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做到。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分析南北朝时的文风说：“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减兹累句，各去其短，合其所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这样的任务要到唐朝特别是盛唐以后，才得以慢慢完成，但在杨广这里总算已经有了一个开头。

隋炀帝的诗歌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扬州有关。杨广在世五十年，而他在扬州的时间占了很大比例，他先是担任扬州总管十年（590—600）；做了皇帝以后又三下江都：第一次在大业元年（605）八月至次年三月，第二次在大业六年（610）三月至次年二月，第三次在大业十二年（616）七月直到他死在这里——前后累计起来约有十三四年之多。他实在热爱这一块宝地；最后死在这里，就他本人而言可以说正是死得其所。

试看杨广笔下的扬州。《江都宫乐歌》云：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

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皐麦垄送馀秋。

渌潭桂檝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

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

又《泛龙舟》诗云：

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

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

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百讴。

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鑑里游。

隋炀帝如此留恋扬州可能有种种因素，他先前曾经长期坐镇这里，于是把扬州看作第二故乡，有着很深的感情，此其一也；通过南游促进南北大运河的建设，此其二也；利用扬州这一基地就近监控新近纳入统一帝国版图的前南朝故地，则其三也。

经炀帝行宫古诗原文翻译赏析 篇4

古诗原文

此地曾经翠辇过，浮云流水竟如何？

香销南国美人尽，怨入东风芳草多。

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烟波。

行人遥起广陵思，古渡月明闻棹歌。

译文翻译

这里曾经是御驾亲临的地方，而今一片萧然。浮云流水之间，一代王朝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美人们香消玉殒，她们将自己的满腹怨恨化为芳草，随东风生长蔓延。

如今这行宫已是断垣残壁，满目疮痍，凄凄芳草在无言地诉说着炀帝当年的荒淫残忍。夕阳西下，水面上烟波浩渺，满眼凄迷，行宫前那几棵残存的柳树已失去了往日的风姿，枯枝败叶在风中萧索地摇曳。

我正陷于行宫兴废的沉思之中，微风吹来，明月当空，古渡上响起了悠扬的渔歌声。

注释解释

炀帝：即隋炀帝杨广，隋朝第二代皇帝。

翠辇：皇帝的车驾。辇：原是车名，秦汉后特指皇帝坐的车。

香销：指美女之死。

空：空有，无人欣赏。露叶：露珠泛光之叶。

浩：广远，宏大。据载，隋炀帝喜欢柳树，曾经在行宫外的大堤上种了成排的杨柳，春风吹拂，杨柳婀娜多姿，成了一道美丽的景观。

行人：远行之人，指诗人自己。广陵：指今扬州，隋炀帝曾三次来此游玩，此处代指行宫。

诗文赏析

诗借咏隋炀帝行宫，讽谕时政。首联“此地”，即指炀帝行宫。炀帝于此玩美女、杀无辜，极尽荒淫残暴之能事。但何时，一个广袤四海的美好江山，便付诸东流了。开篇以反诘句陡峭而起：“此地曾经翠辇过，浮云流水竟如何？”人言“浮云流水”转眼而逝，但不能赶上隋炀帝败亡的速度。这“竟如何”三字，尽情地嘲弄了这个昏君的迅速亡国。这种寓严肃于调侃的笔法，最为警策。

颔联转入对炀帝罪行的控诉：“香销南国美人尽，怨入东风芳草多。”此联之妙，在于实景寓意。以实景论，它是写行宫的破落、荒凉，宫内早已空无一人。从这情景中也清楚地看到了炀帝的荒淫残暴。“香销”，香销玉殒，蛾眉亡身；而且已是“南国美人尽”。为了满足一己的淫欲，搜罗尽了而且也毁灭尽了南国的美女，真是罪恶滔天。“怨入”承上句，主要写“美人”之怨。美人香销，其怨随东风入而化为芳草；芳草无涯，人怨无边。这就把抽象的感情写成了具体而真实可感的形象。如为一般郊野旅游，“东风芳草”自然不失为令人心旷神怡之景；但此处为炀帝行宫，这断瓦颓墙，芳草萋萋，却是典型的伤痍之景；这萋萋的芳草，犹含美人怨魂的幽泣。“多”字更令人毛骨悚然。

颈联写出宫所见。炀帝喜柳，当年行宫之前，隋堤之上，自是处处垂柳掩映。而此时是“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烟波。”“空”，空有，无人欣赏；“露叶”，露珠泛光之叶。上句以残柳“点缀”行宫，自见历史对其暴政的嘲弄；“露叶”冠以“空”字，自见诗人慨叹之情。下句，烟波浩浩，川水渺渺，空余堤柳，龙舟不在。且各冠以“残柳”和“夕阳”，给晚照之景笼上一层凄凉黯淡的色彩。这里虽无一讥讽语，却得思与景偕、物与神游之妙。

尾联回应诗题，却不是直吐胸中块垒。《乐府指迷》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语结情最好。”这“行人遥起广陵思，古渡月明闻棹歌”，就是“以景语结情”。它既切合咏“炀帝行宫”之意，又扣紧讽晚唐当世之旨。“行人”，作者自指，诗人游罢行宫，自然地想起这些广陵（即扬州）旧事──由于炀帝的荒淫残暴，激化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末次南游，酿成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不久隋朝即告灭亡。但诗之妙，却在于作者写得含而不露，只写诗人“遥起广陵思”的情怀；所思内容，却留待读者去想象，去咀嚼。只见诗人沉思之际，在这古渡明月之下，又传来了琅琅渔歌。作者亦不明言棹歌的内容是什么。但联系诗人“喜谈今古”、“深怨唐室”的身世，自然地使人想到《渔父》中的名句：“举世皆浊兮我独清，众人皆醉兮我独醒！”“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古贤和隐者的唱答，也正是诗人此刻的心声；从而将咏古和讽今融为一体，以景语完成了诗的题旨。

是是非非隋炀帝 篇5

二十三年后，杨坚驾崩。这一年，降隋的陈朝后主陈叔宝病死。新上位的隋帝杨广为陈叔宝赠送谥号：炀。谥法：好内怠政曰炀——好内即贪恋妻妾，怠政指荒废政事。

公元618年，杨广躲在江都（今扬州）以避各地乱兵。这一年，江都禁卫军拥戴杨广的近臣宇文化及（此人与北周皇族同姓而不同宗）为头领，发动兵变弑杀杨广。后来，在长安代隋立唐的李渊，给表弟杨广上了一个跟陈叔宝一样的谥号：炀。

杨坚尽杀宇文氏，最后其子被一个姓宇文的人杀死；杨广给陈叔宝上谥号“炀”，自己也被上了这么一个谥号。

自此隋炀帝名垂后世，中国人只要看到“炀”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杨广。

利用母亲夺嫡

杨广是杨坚次子，其大哥杨勇早早就被立为太子，本来没有杨广什么事。他能上位，其母独孤皇后功不可没。

独孤皇后是中国史上最强势最善妒的皇后，赫赫有名的吕后、武则天、慈禧都不能与之相比。独孤的强势来自她所在的关陇集团。陈寅恪指出，北周奠基者、周文帝宇文泰，在西魏时立下八位柱国大将军、十二位大将，这些功勋将领与关陇地区的豪族互通婚姻，利益一体，筑成坚固的“关陇集团”，成为北周、隋、唐三朝的统治力量。

杨坚的父亲杨忠，为西魏十二大将之一，早年追随上柱国独孤信起家。独孤信将女儿独孤伽罗嫁给杨坚，此女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独孤皇后。此外，独孤信还将另外一个女儿嫁给另一上柱国李虎的儿子，生下一子，名叫李渊。

杨坚凭着独孤氏的支持，最终代周立隋。独孤皇后对杨坚的威慑与恩爱，伴随杨坚终生。他们新婚燕尔，就发誓“无异生之子”。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杨坚的五个儿子全是独孤后所生。独孤皇后贤淑能干，但善妒也是千古无匹，坚决不让杨坚染指其他女人，长年选用一批年老貌丑的女人侍奉杨坚左右，甚至杀死杨坚爱幸的一个美人，气得杨坚离宫出走，颓丧地说：“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杨广13岁被封为晋王，坐镇并州抵御突厥，20岁任平陈大元帅，总领隋朝兵马渡江灭陈，威望与能力都属诸皇子之冠，他开始觊觎起皇位来。

与节俭的父母不同，杨勇喜欢结纳宾客，与宾客行君臣礼，有僭越的嫌疑，且生活奢侈，又喜欢纳妾，引发独孤皇后的不满。与杨勇相比，杨广更懂得迎合父母。他出任扬州总管时，每逢父母的使者到来，一定大加礼遇；知道母亲痛恨男人宠爱姬妾，他就只与正妻萧氏育子；每当父母来自己家做客，必清退所有年轻漂亮的侍女，改用老丑者服侍，更叮嘱家人不能拭去家里乐器上的尘埃，好让父母觉得自己不好声色。

独孤皇后的奇妒千古无两，她的妒火能烧到儿子和臣下身上。杨坚夫妇为杨勇娶的正妻病死，因为杨勇宠幸姬妾，独孤皇后对此耿耿于怀，认为杨勇将妻子毒死，好让姬妾上位，让这样的人继位，后果难料。而杨广又不失时机在母亲面前哭诉大哥有加害自己的企图。渐渐地，独孤皇后觉得，需要为这位英俊的次子做些事情了。

与此同时，杨广把中央重臣杨素拉下水，成为自己夺嫡之路的猛将，不停地在长安散布对杨勇不利的流言。这些力量与独孤皇后的意向产生的合力，使杨坚萌生废黜杨勇的想法。

杨广也不是没有绊脚石，宰相高颎就是其一。高颎認为，杨勇没有大的过错，废黜是大事，一定要慎重。高颎是独孤氏的家客、当朝第一重臣，杨坚听取了他的意见。

但事情在变动之中，局势再度为独孤皇后左右。高颎的元配妻子去世，杨坚夫妇劝他另娶。高颎拒绝说：“现在我年纪已大，退朝在家只想多读佛经，没有续弦的想法了。”不巧的是，高颎的一个侍妾不久后生下一个儿子。这件小事引起独孤皇后的不快，她对杨坚说：“你看，高颎一方面说自己无心续弦，一方面却跟妾生子。这是对君上存心欺诈。这种人怎么能够重用？！”

杨坚想想也有道理，开始疏远高颎，后来在一次政斗中将高颎黜为平民。高颎撤职，杨广夺嫡路上的最大障碍消除。公元600年，杨勇被贬为庶人并遭到软禁，一言一行都在杨广的监视之中。这一年的风雪冬日，杨广被册立为太子。

两年后，独孤皇后去世。杨坚终于获得自由，开始宠幸姬妾，大概放纵太过，两年后就病重不起。杨广见关键时刻来临，写密信与杨素讨论继位事宜，不料回信被使者误送到杨坚手中，杨坚阅后勃然大怒。这时，他宠爱的宣华夫人在上厕所的路上遭到杨广调戏，跑回来向杨坚哭诉。杨坚再也忍不住了，高呼：“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命令手下迅速召唤杨勇。

但杨素早已得到杨广授意，将杨坚的命令秘而不宣，并令心腹入侍，“血溅屏风”。杨坚驾崩，杨广顺利登基。

急吼吼的有为之主

杨广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处死哥哥杨勇。老五杨谅不满老二即位，起兵造反被击败，幽囚至死。三弟杨俊，因为娶了个跟母亲一样善妒的妻子崔氏，自己又多姬妾，导致崔氏妒火攻心，下毒将老公杀死。至于老四杨秀，则长期被杨广禁锢。再也没人能与杨广争权。

杨坚生前自豪地说：“以前帝王宠幸姬妾，导致异母的皇子争位不绝。我没有姬妾，五个儿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是真兄弟，可免此忧。”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五个儿子都不得善终——杨广和杨秀，最后都命丧宇文化及之手。

605年，杨广改元大业，大赦天下。远慕秦皇汉武之风的他，扫除多年压抑，希望有一番大作为：营建东都洛阳，实行长安、洛阳两京制，开凿大运河，巡游天下。

两京制是为了控制中原地区。这个制度常见于中国历史，东汉和唐代都是长安、洛阳两京制。玄奘西行取经回来，唐太宗就是在洛阳接见玄奘。明朝则有南北京，清代有北京、盛京（沈阳）。而开凿大运河的目的，则是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统治。杨广上位第一年的这些大动作，都出于加强一统局面的考虑，没有什么不妥。

本来，隋朝的国力是完全可以胜任这几个大工程的。王夫之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钱穆进一步指出，论富庶程度，即使是号称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年代，在户口这一重要指标上也远不如隋朝大业时期。大业初年的户口是890万户，而贞观初不足三百万户，一直到唐玄宗天宝十三年，户口近962万户，才超过隋代，然而这已是唐代极盛时期的数据。

nlc202309031505

可是杨广也太急了。他数年就集中推动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东征高丽等大事。学者胡如雷统计，杨广即位的前八年，22项力役共征用人力3012万余人，当时全国有4600万人，几乎是全民就役，引发四海骚动在所难免。

加上杨广即位后，一反太子时佯装出来的俭朴，全面转向奢华，国力虚耗更为巨大。他当皇帝十四年，在西京长安的时间不足一年，在洛阳的时间不足四年，大部分时间巡游去了。这是一个总是“在路上”的皇帝。

大业元年，隋朝用了短短五个月时间凿出通济渠和修复邗沟，洛阳至江都的水路全线贯通。这五个月是惨烈的，凿通济渠所用人力超过百万人，为赶工期，官吏督责严厉，役丁死亡人数近总数的五成，每日都有车辆不停地从工地上将尸体运走。

是年八月，杨广的船队浩浩荡荡从洛阳出发，开始他的第一次巡游江都。这支队伍有五千多艘船，光发船就用了五十天，水上舳舻相接两百多里，两岸骑兵护行，旌旗蔽空，威武雄壮无与伦比。

杨广所在的“龙舟”有4四层楼，高45尺（隋制每尺长约29.5厘米），宽50尺，长200尺，顶楼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60间房。如此大船，在40步宽的邗沟中只能由纤夫牵引前进，八万多名纤夫为五千多艘船提供动力。

这支南巡船队有二三十万人，所过州县，方圆五百里的官府都必须为这些人打理食宿，他们吃腻了山珍海味，就在出发时将没有吃完的东西埋掉，浪费巨大。

杨广每次巡游，都用各种羽毛饰物装饰道路，绵延二十里。主事者令全国贡献羽毛，各地飞禽走兽的苦日子来临。湖州有一棵高逾百尺的树，上面有个鹤巢，但此树太高，又没有附枝，取羽毛的人攀爬不上，便想把树斩下，捕鹤取毛。树上老鹤恐惧不安，惟恐巢中幼子受害，于是自己啄下身上羽毛，投掷在地。

关于杨广的开运河与巡游，吕思勉曾说：“开运河，用不着坐龙舟游玩。炀帝的开运河，和汉武帝的‘事四夷’一样，所做的事情，虽不能说他全然无益，然而以如此劳费，致如此效果，总是极不经济的……就他的行为而论，毕竟是功不抵罪的。”

被项羽附体

无论是大运河，还是征高丽，都使杨广建功立业的野心一目了然。欲成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然而杨广的诸多策略或做法，却很难获得能人之心。

吏部侍郎裴矩瞅準杨广追慕秦皇汉武的心事，竭力劝他派使者游说胡人，以厚利诱导胡人朝见。胡人唯利是图，乐得如此。这导致隋朝对胡人的迎来送往耗费巨大，地方郡县苦不堪言，只为满足杨广“万邦来朝”的快意，“卒令疲弊中国以至于亡”。

为解决高丽对中国的威胁及骚扰，大业八年（612）杨广下诏讨伐高丽。此次征伐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杨广御驾亲征，各路大军光发兵就用了四十天，总数113万人，号称200万人，比巡游雄壮多了。

不过，这次征讨的宗旨是降服高丽，而不是消灭。杨广令将士不能轻军独进，每个举动必须上报，高丽若投降，须马上抚纳。部下将士互相监督，大军缓慢推进，贻误战机。隋军粮饷难继，最终狼狈败退。

从大业八年至十年，杨广连续三次亲征高丽，最后一次惨胜，只换来对方的一句道歉及称臣就班师回朝。这一次，杨广回到了久违的西京长安，发诏命令刚刚臣服的高丽王入朝，遭到拒绝，他颜面扫地。

此时已经举国崩溃，中原民变蜂起，政府已失去对北方的控制。在西京长乐宫，杨广在寂寥之中独自饮酒大醉，醉后赋诗一首，此诗只留下这两句：“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诗成，杨广令宫中美人吟唱，自己泪湿衣襟，一旁的侍者也跟着掉眼泪。

兵败高丽，百夷思变。就连关系与隋不错的突厥，也开始不臣服隋。大业十一年（615），杨广带上后妃宫女、僧尼道士，北巡边疆，希望修复与突厥的关系，恢复朝贡，使突厥出兵帮助隋军出击高丽。

杨广北行至雁门（今山西代县），却遭到突厥数十万骑兵的突袭，雁门郡41座城失守39座，只剩雁门和崞县苟延残喘。杨广死守雁门，突厥兵的箭纷纷落在他的跟前。杨广第一次感到死亡的恐惧，不知所措的他抱着爱子杨杲大哭，眼睛都哭肿了。

绝望中，杨广打算乘快马突围出城，拼个鱼死网破。大臣苏威说：“守城我们还有余力，但如果突围，骑兵可是突厥的长处，不能轻举妄动啊！”民部尚书樊子盖也劝杨广：“如今将士的心思，是生怕陛下在解决突厥问题之后，还要重新征讨高丽。不如坐城坚守，下诏宣布免除辽东战事，重赏天下勇士，让他们来雁门勤王。”

杨广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于是亲自到前线劳军，在将士面前宣布：“努力击贼，勿忧富贵！”将士闻言，踊跃拒敌，死伤甚众。而在地方上，各地勇士得悉杨广受困于夷狄，也纷纷前来雁门赴难。

在各路勤王队伍中，有16岁的李世民，他投入屯将军云定兴的麾下并向云定兴献策：“突厥大兵围困天子，是认准了救兵不会很快赶到。我们应该多准备一些旌旗和鼓号，白天行军时大展旌旗，连绵数十里不绝，到夜里就不停地响鼓鸣号，让突厥以为我们大军将至。不然的话，敌众我寡，我们很难硬取。”云定兴采纳了李世民的意见。

突厥见隋朝救兵赶来，未知虚实，因本身也没有灭隋计划，遂见好即收，引兵而去。解围后，苏威和樊子盖再三敦促杨广兑现封赏将士的诺言。然而杨广再次被项羽附体，显得异常小气，不肯多发封赏。死守雁门的将士17000人，最后只有1500人得到勋爵。而此前平定杨玄感叛乱时，立下军功的将士就有很多没有得到封赏。雪上加霜的是，杨广又让群臣议论如何讨伐高丽。

于是，将士对杨广无不愤怒，“言其诈众，朝野离心。”隋朝大厦将倾。

杨李一家亲

全国已乱，再征高丽已不可能，汉武之业成了泡影。杨广雁门解围后，不听大臣回守长安的建议，执意前往洛阳。这是一步昏棋，在动乱时离开关中，意味着自绝于拥有天下最具战斗力的关陇集团。以致李世民后来感慨，如果杨广能安守关中，何至于失天下。

在东都的杨广，意志似乎完全崩溃，从一个果断有为之主，变成优柔寡断、多疑弱质之人。夜里，他常梦见各地乱兵杀到跟前，每每惊悸而醒，需要几个女人在身边像哄孩子般轻摇自己，才能入睡。

隋炀帝 篇6

根据《三国志·吴志》记载: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两位将军率领远征水师一万余人渡海到达夷州,由于当时语言不通,又有数千将士因为水土不服病亡,两位将军只得率部返回大陆,同时带走土著数千人。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大陆上汉族人最早的一次去台湾的大规模行动。后来,东吴庙阳太守沈莹写了一本名为《临海水土异物志》书,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夷州”和“山夷”的情况。“夷州”指的是台湾;“山夷”指的是台湾当地的老百姓。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陆出现了300多年的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战乱连年不断,各个统治集团还无力稳固政权,就更无心顾及一海相隔的台湾了。大陆和台湾的交往也只限于民间的贸易交流,一时间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因为有台湾海峡的阻隔而变得有些疏远了。

见于现存历史文献上的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第二次接触,发生在隋代。隋代称台湾为“流求”。关于台湾和大陆这时期的相互往来,可以从《隋书》的文献上得到证实。

隋炀帝(569~618年),即杨广,隋代第二位皇帝,604~618年在位。在位时期,他营建东都洛阳,开掘运河,修筑长城,开辟驰道,三征高丽。隋炀帝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同时他也是一位有志于“海上远略”的君王。《隋书·流求传》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海师何蛮等言,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隋炀帝虽然没有急于表态,但内心还是蠢蠢欲动。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根据海师何蛮奏报,“命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这一次到了流求国后,因为言语不通,只是掠一人而返。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隋炀帝深感不满。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王不从,朱宽取其布甲而归。”“布甲”,流求人用苎麻纺成布后编织的铠甲。两次和平招降不成,隋炀帝有些恼火,决定以武力征讨。

《隋书·陈棱传》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陈棱拜武贲郎将;后三岁(大业六年,610年),与朝清大夫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随后发生的事情,在《隋书·流求国》中有所记载:“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渝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送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带着隋炀帝对流求“先礼后兵”的方针和策略,肩负皇帝对自己的重托和厚望,陈棱再次漂洋过海来到流求。由于招抚行动受到了当时流求统治集团的强烈反对,流求王欢斯渴剌兜甚至派兵对抗,拒绝接受“招抚”。和平解决流求问题的计划破灭后,陈棱只得率军用武力迫使其臣服,结果大败欢斯渴剌兜兵。陈棱乘势攻破流求王的都城,杀死了流求王欢斯渴剌兜,并俘虏了一万七千人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