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看新闻联播信息

收看新闻联播信息（共6篇）

收看新闻联播信息 篇1

关于组织收看电视新闻纪录片

《张丽莉》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

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的通知要求，请及时组织广大干部师生收看电视新闻纪录片《张丽莉》（其播出安排详见附件），并通过座谈会、研讨会、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深入交流收看学习的心得体会。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要将组织收看学习情况，特别是该片在师生中引起的反响形成总结材料，于11月20日前报送至党委宣传部。

附件：

1、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组织收看电视新闻纪录片《张丽莉》的通知（粤教师办函[2012]35号）

2、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收看电视新闻纪录片《张丽莉》的通知（教办厅函[2012]85号）

中共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宣传部二O 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电视新闻纪录片《张丽莉》播出安排

1.中国教育电视台1套：

11月5日至8日18：00（首播，每天1集）；11月6日至9日7：30（重播，每天1集）；11月9日至12日18：00（重播，每天1集）；11月10日至13日7：30（重播，每天1集）；11月10日21：25（重播1-2集）；11月11日21：40（重播3-4集）。

2.中国教育电视台3套：

11月5日至8日22：00（首播，每天1集）；11月6日至9日18：30（重播，每天1集）。

3.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频道：

11月6日至9日19：55（首播，每天1集）；11月7日至10日12：30（重播，每天1集）。

4.教育部门户网站、中国教育电视台果实网同步实时播出。

收看新闻联播信息 篇2

2000年以来，国际上的IPTC组织推出了一系列多媒体新闻信息技术标准(NewsML等)，路透社等许多国际新闻媒体都把它作为战略性措施加以采用，如不抓住多媒体新闻在我国刚刚起步的契机，及时跟上，那么，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多媒体新闻信息的快速增长，我们又将丧失机遇，重蹈覆辙。

因此，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文新闻信息置标语言》和《中文新闻信息分类与代码》两项标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

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研制项目由两个分项目组成，即《中文新闻信息置标语言》和《中文新闻信息分类与代码》两个国家标准的研制。

《中文新闻信息置标语言》(简称CNML)标准是一套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特色的多媒体新闻信息元数据规范，满足了全球中文传媒多样化需求，具有前瞻性的、专业的、跨媒体的统一的新闻信息处理的技术标准。

《中文新闻信息分类与代码》是在深入研究和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制定的，既借鉴了国际主要传媒机构分类标准的长处，又凝聚了我国主要传媒机构数十年来新闻资料分类的实践经验及近年来信息分类的探索成果，它是既与国际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全国统一的中文新闻信息分类标准与代码。

“中文新闻信息技术”两项标准草案于2005年5月形成，并于2005年11月，由科技部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联合组织了项目验收。专家一致认为：“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它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乃至全球华语地区新闻信息技术领域标准的空白，是自主创新的成果，是我国新闻技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的推广应用，将对“十一五”期间新闻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对新闻信息资源的交换、整合和挖掘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极大地推动多媒体新闻在全球华语地区新闻行业的应用，有利于我国信息产业和信息咨询服务业的发展。”

这两项新闻标准实施以来，在新华社的大力推动和各方面的协助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成果，新华社、中国评论新闻社、香港文汇报等新闻媒体以及方正电子公司、阿帕比公司、华光公司、新华紫光公司、高术传媒等公司、上海阿尔法、方正奥德，中科软，中软，中科大洋，中联兴达、青苹果数据中心、清华大学、TRS等高科技公司均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两项新闻技术标准，海内外的新闻媒体和公司均已经不同程度的采用了标准，充分体会到了标准的优势。

收看新闻联播信息 篇3

同时, 根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于北京时间2013年2月1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2年第四季度, 全球智能手机销量达到创纪录的2.077亿部。继游戏娱乐类应用之后, 新闻阅读类应用也成为最流行的移动应用类型之一。而且随着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以及云报纸等的不断流行, 以及各大互联网公司不断开发各类信息类APP,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 移动互联网都将成为最便捷最主流的新闻信息平台。

一、移动互联网的定义及移动互联网信息平台主要应用分析

1、移动互联网的定义

移动互联网是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技术相互融合下催生的产物, 主要指由蜂窝移动通信系统通过移动便携终端接入访问互联网络。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功能是能使用户实现随时随地访问互联网, 从而获取互联网上无限丰富的信息资源, 享受到互联网上各种各样的应用和服务。

2、移动互联网信息平台的主要应用分析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讯息”在移动互联网媒体身上体现的十分明显。在中国, 支撑移动互联网产业链的主要有移动终端、运营平台以及应用。移动终端类型只要包括手机、Pad、便携笔记本、具有上网功能电子书、广电CMMB等便携式移动智能终端。

应用主要包括传统媒体以及门户网站的新闻客户端、即时通信类应用 (QQ、微信等) 、微博客、社交网站、UGC生产内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即用户生成内容) 、OTT应用 (如IT V) 、LBS应用等。

在这里, 我们专门拿出两个在移动互联网媒体应用中占据前三名中的微信和新闻客户端。

微信是2012年移动应用领域的最大亮点, 截至2013年1月, 用户已突破3亿。微信是一种社会化媒体, 它的活跃用户正在成为信息的源头。

今年4月1日, “央视新闻”官方微信正式上线, 据悉, “央视新闻”官方微信账号将主要呈现央视新闻频道、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的资讯, 每天会发布五条左右, 内容均为当天的热点新闻, 微信用户点击标题, 既可看到简要的图文内容, 也可转到网络电视台直接观看视频新闻。

各类媒体 (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 开发推出的新闻客户端是各种媒体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拓展和延伸, 它们借助其母品牌的强大影响力将新闻力量更进一步向移动终端方面扩展。在新闻客户端领域做得最好当属搜狐了, 今年6月19日, 继《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后, 央广《中国之声》也正式入驻搜狐新闻客户端。至此, 电视台、平面、广播三种媒介形态全部融合于此, 而搜狐将改写移动媒体传播模式。

二、从新闻传播过程的五要素分析移动互联网信息平台的传播优势

新闻传播过程的五要素即5W模式或“拉斯维尔程式”的过程模式。这五个W分别是:Who (谁) 、Says What (说了什么) 、In Which Channel (通过什么渠道) 、To Whom (向谁说) 、With What Effect (有什么效果) 。而目前, 移动互联网媒体作为新的传播载体, 虽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不大, 但移动互联网由于其天生具有的传播特性以及随着其传播模式的不断改进以及用户习惯的不断变化, 因此, 在新闻传播领域, 相比传统媒体和桌面互联网, 其具有更大的传播优势。

1、从传播者来看, 移动互联网媒体扩展了传播者的主体范围

在传统媒体和桌面互联网媒体中, 传播者一般都是专业媒体机构的新闻工作者, 由他们单方面的设置议题, 而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 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受众的主动性增强, 传播者中不仅包括专业的新闻记者还有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受众,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传或受的中心, 既是信息的发送者, 也是新的接受者, 并处在不断地转化之中。而且, 传受双方也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因而具有一种开放的互动传播特征。

2、从传播内容来看, 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内容更加丰富、创新和个性化

首先, 移动互联网上的传播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包括网站固有信息, 也包括传统媒体信息, 不仅将传统媒体以及桌面互联网的信息搬上移动屏幕, 也包括以“用户+网站”、“用户+网站+平媒”、用户自身等多种组合形式为内容生产者所生产的信息, 自媒体及融合媒体成了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

其次, 移动互联网上的内容形式更加创新和个性化。可以融合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 借助网状式和原子分裂式的传播模式, 以多样性和立体性的产品组合, 精准地向受众传播, 实现了受众碎片化时间的整合利用。可以从技术上根据个人的需求和爱好实现个人定制, 从而更加本地化、个性化。

3、从传播渠道来看, 移动互联网传播平台拓展了传播渠道, 使传播与互动的方式更加即时化和碎片化, 带来了全新的传播体验

与传统媒体单一且单向的传播途径相比, 移动互联网的传播渠道更加多元, 同样的信息经过适合媒体特点形态的再加工就可以放置于不同的传播渠道上。受众可以随时随地接受信息, 同时还增添了互动性, 受众可以自行定制, 并发表自己的观点, 使得传播和互动的方式变得更加即时化和碎片化, 更有利于用户体验。

4、从受众来看, 移动互联网信息平台增强了受众的主动性, 而且也在慢慢改变着受众信息接受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 受众的民主意识逐渐觉醒, 渴望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这时移动互联网恰好能给予受众的发声机会, 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 受众的主动性会不断增强。

同时, 这样的传播环境也会慢慢改变传统的受众单一接受信息的习惯和注意力分配, 手机看新闻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每天必做的事情之一。调查显示, 截止到12年底, 61.1%的用户通过手机新闻客户端获取每天最新鲜的时事要闻, 顺应用户的需求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推送”和个性化成为关键词的新闻客户端, 近一两年开始迅速崛起, 使用户能更即时、更本地化、更个性化地获取新闻。

5、从传播效果来看, 移动互联网不仅对受众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且对整个传播格局、信息传播模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 移动互联网对整个传播格局有巨大影响,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APP的普及, 将进一步促进网络中的分权。

(2) 人不再仅是受众, 还将成为网络节点, 人与网络、人与人的关系也将产生变革。

(3) 用户接触和使用网络时间的碎片化, 将打破媒体惯性和用户共性的约束, 对人自身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带来影响。

(4) 信息从只关注“大空间”, 到关注随时变化的“微空间”转变。同时, 新闻信息的生产方式也将产生变革, 随时生产新闻的全媒体生产方式将占据主流。

三、移动互联网信息平台的未来发展趋势

1、移动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将催生出更多的应用模式

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推动下, 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融合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 平台和模式都发生了改变。诸如“云报纸”以及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新型媒体应用将会诞生, 移动终端将不仅仅局限在手机、Pad上, 应用也不仅仅只是新闻客户端、UGC、OTT应用等。

2、不同移动终端的用户体验将更受重视

由于适应小屏幕的智能手机的网页应该轻便、轻质化, 目前, 大量互联网业务迁移到手机上, 虽然为适应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及不同操作系统, 开发了不同的APP, HTML5的自适应较好地解决了阅读体验问题, 但是, 还远未实现轻便、轻质、人性化, 缺乏良好的用户体验。

3、大数据挖掘成为蓝海, 精准营销潜力凸显

随着移动带宽技术的迅速提升, 加之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带动, 中国移动互联网也逐渐步入“大数据”时代。目前在移动互联网领域, 仍以位置的精准营销为主, 但未来随着人们对数据挖掘的不断深入, 针对用户个性化定制的应用服务和营销方式将成为发展趋势, 它将是移动互联网的另一片蓝海。

4、移动化传播成为常态

未来, 传播是人人随时随地地传播, 移动化传播将成为常态, 而且移动互联信息平台将会成为未来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通过重点对移动互联传播平台传播优势的分析以及对其发展趋势的大胆预测, 可以得出:随着3G网络的不断普及, 以及4G网的试水, 移动互联网的建设和发展已进入活跃时期, 虽然从目前来看, 移动互联网对传统新闻媒体平台并未产生致命冲击, 但长远来看, 随着其技术的不断完善、移动互联信息平台的不断构建以及受众阅读习惯的不断改变, 这一新兴传播技术未来必将和云计算、移动智能终端等一起共同构建新兴的新媒体传播力量, 那时, 移动传播将成为常态, 移动互联网信息平台也会成为未来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 成为未来的新闻传播之王。

摘要：随着3G网络的普及以及手机网民规模的不断扩大, 移动互联网信息平台正作为新的新闻传播平台影响着信息传播方式, 甚至对整个传播格局产生了巨大变革。本文通过对移动互联网定义以及移动互联网信息平台主要应用的分析、对移动互联网传播平台传播优势的分析、对当前移动互联网信息平台存在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以及对移动互联网信息平台发展趋势的预测, 认为移动互联信息平台将会成为新闻信息传播的最主要平台。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信息平台,新闻传播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R].2013年1月.

[2]魏江.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移动新闻媒体生态研究[D].渤海大学文学院, 2012.

[3]艾瑞咨询集团.2012年中国网络经济总结报告[R].2013年1月.

收看新闻联播信息 篇4

一、“耳目喉舌”说:报刊的政治功用性

第一份华文报刊出现于1815 年,而中国人自办的首份报刊则迟至1873 年,第一次办报高潮则出现在清末维新时期。 作为现代传播媒介的报刊,在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的主持下, 以同人报刊的形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报刊,包括《强学报》《中外纪闻》《时务报》等,传播康门弟子的变法维新主张,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百年来新闻理论的第一个源头。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办报,目的落在报刊的“政治功用性”,因此,其报刊理论也直接体现于此。 首先,办报是开风气之先。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开设报馆的建议。 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到“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 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能政务”,而在《上清帝第四书 》中,他建议清廷在每个省份设立报馆并广译外报以期“设报达聪”。[1]其次,办报“有益于国事”。 1896 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可以说是他新闻思想的系统阐释。 他指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 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 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2]这就是著名的“耳目喉舌”说,梁启超以“耳目”“喉舌”来定义报刊的功能与作用,在康梁等人看来,“报刊和当政者就可能是这样一种关系:上者借此明时局解民情,下者凭此畅所欲言,上下之间往来无阻! 国家的血脉由此得以贯通,国家机体运转有序灵活自如。 简而言之,办报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国家和政府”[3]。 由此,中国百年新闻理论的始发声者,以“政治功用性”为皈依,依托报刊的“喉舌”功能,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时务报》为例,一共出了69 期,发表了133 篇政论文章,其中梁启超写了60 篇。

晚清的第一次办报主力是万木草堂弟子, 办报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康梁党人的“托古制以变法”的思想,这种强烈的同门整体意识,使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同人报刊初具了政党报刊的色彩。 当时即有人将康门弟子称为“康党”,因此,这种基于明确政治派别和团体意识的同门学人所办的报刊, 可视作同人报刊中萌发出的朦胧的党派性质, 且可视为后来革命派所办的机关报的最初萌芽。[4]而立足于“耳目喉舌”说的维新派报刊理论,同样也并未随着维新派报刊的消亡而匿迹,而是在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报刊中得到继承。 孙中山就认为“将图革命之事业,不可不造革命之舆论”,因此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委托陈少白创立了同盟会的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

以“耳目喉舌”说而生发出来的中国第一个新闻理论核心观点,立足于报刊的政治功用性,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的第一个新闻思潮,即以‘政治宣传’为主导的新闻思想。 ”[5]之所以“耳目喉舌”型的政治功用成为中国报刊理论的源起,恰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出的原因:“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 ”报纸由谁来办,为谁而办,直接决定了报刊的功能与角色。

二、“第四等级”说:报刊的职业化角色

与清末的维新派报刊、 清末民初的革命派报刊的“前现代”属性相比,“五四”前后,在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兴起的报刊与报人,一般以学会为依托,而媒介又是这些志同道合者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 因此围绕这些学会及报刊而形成的报刊理论显现出更多的现代属性, 报刊理论也更接近于西文现代报刊的源起之义。

此一阶段的新闻理论核心观点, 是从中国第一本新闻译著转道而来的舶来概念———“第四等级”说。 这个核心观点的最初流变,首推依托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讲稿而成书的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 1918 年,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倡议下, 我国成立了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徐宝璜当时刚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成归国, 受邀成为学会的主讲老师, 中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就是根据他在学会的讲稿整理出版的。

该书共有十四章外加一个附录, 内容包含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等部分。 可能是深受密苏里新闻学院业务型导向的影响,《新闻学》一书,除前五章围绕着“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新闻纸之职务、新闻之定义、新闻之精采、新闻之价值”的理论展开之外, 剩余部分皆是与新闻业务相关的采访、写作、编辑乃至发行与设备等实用信息。 正如当时著名报人邵飘萍在《京报》上的评价:“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新闻要学。 ”

但引起当时及后人关注的并不是徐宝璜对于新闻业务的详尽阐释, 而是他在自序中所引的松本君平关于新闻纸功能的一段话:“彼如预言者,驱国家之命运;彼如裁判官,判国民之疑狱;彼如大法律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 ”[6]将报刊的作用提升到“预言者”“裁判官”“法律家”“哲学家”“大圣贤”“救世主”这样的高度,且作用不仅是对于国家有用,对于国民、社会意义同样巨大。 这一段话现在读来,也觉夸张成分居多,但恰恰是这一段话,成为“五四”前后学界、业界定义新闻纸与新闻记者的角色、功能的最主要依据。

相较于主要立足在“官报”色彩的“耳目喉舌”说,“第四等级”这个核心观点显然更着重于报刊的社会功能,而之所以有这样的转换,也在于新闻纸或新闻记者角色的改变。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报人对自身的定位还在于“士人”的角色,且都在科举制度内获得过功名。 而到了“五四”时期,读书人传统的科举进阶之路已经废除, 如何获取新的社会地位与认同,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新的身份焦虑。 除“留洋”之外,松本君平在《新闻学》中所推出的“第四等级”一说, 立马俘获了众多游离于主流上层之外的读书人的心。

1903 年创立的 《国民日日报 》,就在发刊词中明确将“第四种族”定位于“新闻记者”,并认为:“如林肯为记者,而后有释黑奴之战争,格兰斯顿为记者,而后有爱尔兰自治案之通过。 言论为一切事实之母,是岂不然……记者既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为其代表者。 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 ”[7]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馆之经历》中也对松本的这段话做了引发:“欧美各国之大报馆, 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观所耸听,何以故? 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 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 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 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 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 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 ”[8]

立足于三权分立基础之上的“第四等级”说,在中国的新闻理论中, 却更多地被阐释为报刊独立于政党、不畏权势、不屈武力的一种“监督力量”,新闻记者乃是“专有一门之学问”,且秉持着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布衣之宰相,无冕之帝王。[9]

与戊戌变法时期形成的“耳目喉舌”说不同,“五四”前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让这一时期的新闻理论研究开始跳开“政治功能”的窠臼,试图从专业性、 职业化的角度把新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行考察,这也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的初衷。 而此一时期形成的一批新闻学著作,包括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既是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破天荒”之作,第一次形成了中国成系统的新闻理论研究,也是“第一次触及和研究中国报刊的职业化问题,并形成了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个关于新闻职业化的思潮”[10]。

三、民国时期:多元化的新闻思想

民国既是一个政治、社会动荡不断的时期,也是思想活跃、新旧碰撞不断的时期。 这期间既出现了以“独立评论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也发展出了以《大公报》《东方杂志》为代表,以商业性追求独立性的报刊理论,而1931 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则秉持着左翼进步的思想。 这些立场不同、理念各异的新闻机构及研究团体,成为民国时期新闻思想多样性的来源。

为谋求“思想报国”“言论报国”,民国时期的报刊业发展迅速。 据李金铨的说法,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时期报纸有3000 多种,刊物10000 多种。[11]另据《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记事录》的记载,1921 年时,全国有报纸1134 种,其中日报550 种。[12]与晚清民初那些由维新派、 革命派等政治团体所办的报纸不同,民国时期的报刊主力转移至思想学术团体,而报刊呈现的内容与形式也与前者有了很大的不同,依托于新闻事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思想学术团体所办的报刊往往以思想启蒙与学术争鸣为目标,更注重在思想与学术上有所担当。 这些思想学术团体的理念逐渐扩散并形成了社会影响, 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的知识环境。

民国时期,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给数量众多的同人报刊提供了思想来源, 各类思想团体的知识精英给同人报刊提供了办报主力。 其中,以胡适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团体,因受欧美影响最深,对于现代报刊的作用也最为看重,因此,这个团体所办的同人报刊在当时的影响也较大。

同人报刊与思想团体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 譬如《独立评论》与“胡适派学人群”:一方面,借助于胡适本人及投稿者在思想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独立评论》受到当时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有学者统计,《独立评论》32 位社员和主要撰稿人中, 有31 人曾留学欧美, 占总人数的96.87%,19 人有博士学位,6 人是理工科教授,26 人是人文社会学科教授。 如此高质量的知识精英团体,本身的社会影响足以促使《独立评论》成为上层知识精英的关注焦点。 另一方面,如果同人报刊质量较高、发行量较大且存在时间较长,又提升了学人群的社会影响力。

与胡适为核心聚集起来的知识精英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不同,天津《大公报》虽也提倡同人办报,但走的更是一条现代大报独立经营基础上的独立办报路径。 创刊于1902 年的《大公报》,在1926 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创办的新记公司接手后,倡导同人办报,以经济独立谋求言论独立,形成了民国时期独立办报的新闻理念,概括而言即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而1925 年大上海创立的《生活》杂志,则以《本刊与民众》为题,阐述了自己的办刊理念:“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 今后仍本此旨,努力进行。 而且本刊向来的态度是尽量容纳读者的意见,不但读者通信栏专为此而设,即其他文字,凡来稿之有价值有趣味而与此旨相合者,无论意见或有异同,无不公布以作公开的讨论,今后仍本此态度, 容纳民众之意见, 使本刊对于民众有相当贡献。 ”[13]也正是得益于将读者的需求置于办刊的首要位置,《生活》杂志后来取得了不俗的办刊成绩,而从“ 官报” 的政治功用性进化到 “ 民刊” 的读者需求性上, 不能不说中国的新闻理论从晚清到民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与《大公报》秉持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相对应,1931 年在上海成立的进步团体“中国新闻学研究会” 则在宣言中就明确抨击了当时的新闻事业:“几种所谓大报的经营,在次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经济情况下,在买办阶级及统治者的手里,做着被御用的代言者, 并向广大的社会群众尽其卑劣的欺骗作用……于是就产生了这不是属于大众的而大众在无报可看的时候不得不看的今日的报。 最近,又因步随了社会经济的进展, 使中国的新闻事业更渐进于资本主义化, 于是又有了所谓托拉斯的组织……这就是我们目前阶段的新闻事业的外形与内质。 ”[14]宣言同时给当时中国新闻事业开具的“药方”是要“以最大多数读者之喜爱与否而确定”新闻的价值,新闻从业者要以“最大多数人之利弊为依归”,研究会要“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

四、全党办报:党报理论的延安范式

作为民国时期多元化的新闻理论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却是需要以独立的体系加以梳理的一个部分。 从中共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周刊创立,到影响深远的1942 年《解放日报》改版,中共的党报理论与实践,最为大家熟悉的是“全党办报”的核心观点。 正如学者黄旦在系统考察“全党办报”的历史沿革后认为,“全党办报”不仅仅是“党的新闻工作的方针和路线”,同时也是党报办报体制的方针和路线。[15]前者强调党报要掌握在党委的手里,传达党的声音,即形成“舆论一律”,后者强调办报的主体,即各级党委机关及团体都应该办报。 而这样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至毛泽东为《政治周报》撰写的“发刊理由”:“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 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16]办报的责任是“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报刊的革命性决定了它不应该是无聊文人的 “混饭把戏”,而应是战斗的“动员者”“组织者”。

“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 各地可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临时通讯。 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 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 ”[17]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提出了党的出版物必须与党的声音保持高度一致, 党出版任何刊物的目的就是传播党的声音,也就是说作为新闻方针与路线的“全党办报”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与党一起诞生的,但将“全党办报”作为口号提出则是在1930 年,“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全党办报’的口号可能首先出自李立三之口, 他在1930 年就提出‘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 ’”[18]。而“全党办报”核心观点最权威的阐述,则是等到延安整风时期,为配合《解放日报》的改版,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作出的指示,由此“全党办报”的理论有了权威的表述并系统地贯彻至办报的每一个环节。

在中共于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报《解放日报》创刊的前一天,即1941 年5 月15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份通知, 通知中强调:“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 《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 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19]此则通知可从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办报为何? 建立起完善的党的信息传播体系: 党中央的声音经由党报、 通讯社向全国传达;何人办报? 党员干部要成为直接的办报主力;办报何为? 办报的目的是指导工作,引导群众,主要目的是宣传教育而不是纯粹的新闻事实的传播。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的逐渐深入,中宣部在《解放日报》上刊文指导党报的改造,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党报要办得通俗易懂,[20]强调党报的党性、指导性、战斗性与群众性并统一到党性原则之下的党报理论体系第一次得到明确阐述。

到1948 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中指出:“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 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在这个著名谈话中,明确指出办报的力量并非仅限于报社编辑部, 而是全党、 全体群众,也即是后来常说的新闻事业也要贯彻群众路线,强调办报的力量来自全党。 “全党办报”定位于办报的主体来自全党而非仅限于报社同人,这与1942 年《解放日报》改版重点强调的作为集体一部分的报纸编辑部有别于报社同人的概念, 其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即党报及党报成员只是党组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具有独立性。

从这层意义来理解“全党办报”,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报纸宣传报道的最高原则, 无论是在推进合作化运动还是鼓励大办人民公社,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全党办报”理论在新闻实践中的运用。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对报纸的要求大大提高了。 报纸无疑应该成为党和国家经济文化政策的熟练的宣传者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加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工作的热情的鼓动者。 ”[21]

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改造, 早在解放区就已进行。 这种改造除经济基础的变更之外,更是新闻理论上的“换血”,这既有对国统区旧有新闻事业的改造,也体现在解放区自办的新闻事业的不断改造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中共新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 此次改版,创立了中国新闻史和党报史上一种独特的报刊类型和操作模式———以组织喉舌为性质,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为理论框架的延安范式。[22]延安范式将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放到信息传播功能之上, 将党的机关报的宣传功能凌驾于传播功能之上, 基本确立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党委机关报的传播模式。

五、从“宣传”到“新闻”:新时期新闻理论的转身

有学者认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可以分为前后30年,两者存在巨大差异,而最根本性的差异则是“从前30 年的宣传本位转向后30 年的新闻本位”的艰难转身。[23]在以“宣传为本位”的核心观点指导下,新中国的新闻事业经历了土改宣传、反“克里空”运动、反客观主义运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的鼓吹,虽然其间经历了1956 年《人民日报》改版的难得一次回归新闻本源的尝试,强调“报纸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 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试图以人民性替代至高无上的党性,从改造文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入手,凸显媒体的公共性,以满足读者需求。 但此次改版只是新中国前30 年新闻事业的昙花一现。 同一时期,新闻学术界在新闻理论的研究上出现了“新声”,影响最为广泛的当数复旦大学新闻系原主任王中教授提出的“两论”“两性”,即报纸有“社会需要论”“读者需要论”,报纸既有阶级性也有商品性,为当年报纸从宣传本位转向新闻本位提供了理论支撑。[24]

但真正实现从“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转身,则是在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 1981 年1 月29 日,中共中央做出了 《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强调要“破除阶级斗争为纲”的办报理念,倡导报刊的批评作用,“各级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 党风的好坏,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但也有学者认为, 后30 年的新闻改革的突破口是“信息”概念的引入。 迫于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全社会对于信息形成巨大需求, 推动了新闻媒体将提供信息作为办报的重心,由此,原来以宣传为本位的延安范式, 在改革开放年代让位于以新闻信息为本位。 经过10 年的探讨与争论,1988 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全国新闻界进行新闻改革的抽样调查显示,68.1%的新闻从业者认为“新闻工作的首要职能就是沟通信息”,64.4%的人坚决否认“任何新闻报道都应起宣传鼓动作用”的“宣传本位律令”。[25]而伴随着新闻理论的突破,新闻事业也迎来长足的发展,一批满足市场需求、 百姓需求的都市类报刊开始异军突起,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特稿等报道形式开始引起业界与学界的共同关注。

但当年的“两性”之争在新时期并未完全隐匿,在上世纪90 年代,如何平衡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 因北京的政治风波而再次形成争论的焦点。 但正如童兵所言:“关于新闻商品性问题,是中国新闻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的必然提出,必须正视,必须得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26]而随着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与大众传媒密切相关的“四权”的理论研究与理念传播逐渐扩大,破除党报理论的传统迷思一旦启动,就难以关闭。

摘要：依托《时务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传统士人作为中国百年来新闻理论的始发声者,从政治功用性的角度提出了“耳目喉舌”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戈公振、任白涛、邵飘萍等以“第四等级”这个舶来概念为核心,从职业化、专业化角度阐述新闻理论;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新闻理论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而此一时期的延安,则以《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全党办报”的党报核心理论观点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在报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年《人民日报》的短暂改版则是此一阶段新闻理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直至1978年之后,随着“信息”概念的引入,新闻媒体“双重属性”的确立,建立在改革开放基础上的媒体改革,则以“新闻信息”为核心为党报新闻理论贡献了新内容。

浅谈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功能 篇5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我国的新闻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在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 尽管如此, 我国的负面新闻信息传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部分媒体仍然没有对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功能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以至于在实际操作中失之偏颇。可见, 我们必须首先理清负面新闻信息的各种功能, 做到对负面新闻信息这一新闻类型的全面了解, 才能在实际的操作中游刃有余, 驾轻就熟。

一、负面新闻信息的概念界定

对于什么是新闻,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而从新闻史的发展角度来看, 流传最广、最经典、最易被大家所援引的定义则是陆定一在1943年《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做出的界定, 即:新闻的定义, 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从这个定义可见, 新闻的主体是事实, 但又不仅仅是局限于对事实的“有闻必录”, 而是强调时间上的“新近”, 同时, 也更强调“报道”二字, 如果单纯是“新近的发生的事实”, 但是没有“报道”的话, 也无法构成新闻。那么, 什么是信息呢?“信息, 是事物的运动状态和过程以及关于这种状态和过程的知识。它的作用在于消除观察者在相应认识上的不定性, 它的数值则以消除不定性的大小, 或等效的以新增知识的多少来度量。” (1) 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概念区隔, 我们发现, 负面新闻信息是不能等同于负面新闻的。负面新闻, 通常指的是消极的、负面的新闻报道, 一般是经由报道者的人为加工和有目的性的编码之后所呈现给受众的容易产生消极影响的新闻形式, 当然, 也不排除存在新闻本身并非是消极负面的, 反而是由于报道者的操作不当、认识不清, 导致一则并没有消极负面影响的新闻产生了消极负面影响的情况。而负面新闻信息, 其关键点在于“信息”, 指的是, 处于未开发状态的、原始状态的关于事物运动的知识, “即那些不合于实践的规律性、目的性、违背社会发展的行为活动。” (2) 可见, 负面新闻和负面新闻信息是不能划等号的, 新闻从业人员应理清二者的异同之处, 并在实践过程中, 力争让负面新闻也产生积极影响和正面效果。

二、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必要性

由于长期以来, 我国的新闻媒体都是作为党的耳目喉舌而存在的, 党性原则是新闻业的一大属性, 全面、准确的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媒体的功能主要是服务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致力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1989年李瑞环同志发表的题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被部分新闻媒体所误读, 以至于媒介噤若寒蝉, 视负面新闻信息为洪水猛兽, 新闻报道多以正面积极的、鼓舞人心的信息为主, 对各类负面新闻视而不见, 掩而不报, 逐渐形成了“新闻旧闻不闻”的局面。对负面新闻视若无睹造成的结果就是, 舆论监督不力、人民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媒体失去了新闻本位原则, 也丧失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如果说, 在过去, “新闻旧闻不闻”还有其生存的空间, 那么在信息传播迅速、传播渠道广泛、传播手段多样化的今天, 刻意回避负面新闻信息, 往往不仅不能达到传播者想要取得的“掩人耳目”的效果, 反而会造成小道消息猖獗、谣言谎言漫天横飞的情况。前几年的SARS事件和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事件就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验证。2003年, 我国南方开始出现非典型肺炎, 然而出于种种顾虑, 当时的新闻媒体没有给予及时、准确、透明的报道, 由于缺少正规渠道的信息来源, 坊间便开始以讹传讹, 小道消息铺天盖地, 造成一部分地区处于极度恐慌之中,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抗击疫情的行动陷入了被动。到后期, 党中央作出了相关信息发布的要求时, 媒体才开始及时进行疫情播报, 缓解了先前因为瞒报负面新闻信息而造成的社会恐慌。无独有偶, 2008年发生在天府之国四川的汶川大地震, 也是一场横亘在我国人民面前的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然而, 汶川大地震中媒体对于负面新闻信息的态度却迥异于SARS事件, 因为这种态度上的转变, 也直接决定了事件发展进程的顺利与否。2008年5月12日,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国内主流新闻媒体便第一时间内派遣记者奔赴灾区, 以求获得第一手资料, 同时, 辟专栏、设专刊, 全天候、多角度、大篇幅对地震进行实时播报, 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 临时更换节目单, 开设专题报道汶川大地震, 及时、全面、透明、迅速的信息播报, 让全国人民了解了灾情, 本是负面消极的灾难新闻却没有瓦解人民的斗志, 产生消极影响, 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斗志。

可见, 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是相当重要的, 不能因为负面新闻信息本身的消极意义就隐而不报, 长期消解负面新闻信息, 大肆宣扬正面新闻信息的结果反而会导致社会总体信息传播不平衡, 最终迫使人们通过其他非正规渠道去获取自己想知道的新闻信息, 使得正规新闻媒体在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上陷入被动。诚然, 负面新闻信息在本质上不那么可爱, 它或是天灾、或为人祸, 不像正面新闻信息那样鼓舞人心、令人心情舒畅, 但是, 负面新闻信息却也有警醒世人、激励国人、扩大认知、促进监督等功能。对负面新闻信息予以及时、透明的报道是必要的, 掌握好正确报道负面新闻信息的方法更是必要的。对于负面新闻信息这把“双刃剑”, 要靠新闻从业人员用敬业的精神、专业的技能来驾驭。

三、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功能

负面新闻信息通常有以下几类:一是天灾:洪涝干旱、山体滑坡、雪灾霜冻、海啸赤潮、地震蝗灾等等。二是人祸, 在人祸里, 又可以区分为无意和有意, 无意的人祸, 如飞机失事、汽车相撞、食物中毒、瓦斯爆炸、楼顶坍塌等等。有意的人祸, 如杀人越货、贪污受贿、卖淫嫖娼、坑蒙拐骗等等。从大的方面来说, 人祸还包括经济危机、就业危机、人口危机、生态环境被破坏、自然环境被污染等等。这些信息从本质上来说, 都是消极的、负面的, 如果在报道过程中, 处理不好, 就会让人读之心惊肉跳、惶惑不安, 如果处理得好, 这些负面新闻信息或可产生正面新闻信息所无法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 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正面功能

1、帮助树立媒体权威性。通过对灾难新闻的报道, 消除受众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 缓解恐慌心理, 与此同时, 确立自己的社会瞭望者身份;负面新闻信息的及时、准确、透明报道是树立媒体权威性, 实现媒体作为社会公器职责的重要途径。很难想象, 一个只会大肆鼓吹、宣扬正面新闻的媒体能够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真正的权威和公信, 即使行政级别颇高, 也难以真正征服公众, 赢得实实在在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只有一个敢于报道社会不良现象、勇于揭露社会丑陋之处的新闻媒体才能在公众的心中树立权威。南方报业旗下的《南方周末》之所以被誉为“当今中国报业之良心”, 正是因为《南方周末》敢报他人之不敢报, 敢批他人之不敢批, 在《南方周末》上, 可以看到屡次发生的矿难造成的家破人亡, 可以看到九州大地上贫富差距之大、教育资源悬殊之巨、阶层沟壑之深。《南方周末》设专题报道的“孙志刚事件”、“瘦肉精事件”等等, 从本质上来说, 都是负面新闻信息, 然而《南方周末》对负面新闻信息并没有敬而远之, 而是以负责的态度、正确的认识、大局的意识对负面新闻信息进行了正确的报道, 非但没有造成公众的恐慌情绪, 反而树立了自身的媒体公信力和权威性。

2、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负面新闻信息也是新闻信息的一种, 作为新闻信息的一种, 负面新闻信息自然具有新闻信息的共性, 例如:新鲜性、生动性、真实性、重要性等等。那么既然是有着新闻信息共性的负面新闻信息自然也是人们有理由、有权利获知、了解的信息之一。十七大报告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就提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将知情权放在第一位, 可见其重要性, 在西方的新闻理论中, 也将公民的知情权视为最重要的一项民主权利之一。鉴于此, 任何媒体都没有权利剥夺公民的知情权, 同时, 受众作为媒体的衣食父母, 其对于各种信息的欲求也应该引起媒体的重视,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当今的受众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受众对媒体的要求都要高, 因为在信息越来越密集、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的今天, 人们不但要满足‘新闻欲’, 还要满足‘求知欲’。” (3) 可见, 媒体对于各种负面新闻信息的报道也是满足受众涉猎多种信息欲求的途径之一, 更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手段。

3、激励斗志, 凝聚民心, 整合社会。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曾经提出传播的三大功能说, 即:监视环境、整合社会、传承文化。传播的社会整合功能是传播的显著功能, 就是指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协调各种社会关系, 以整合社会力量, 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现代社会逐渐呈现出阶层分化加大、公民需求多元化的趋势, 如何将社会各阶层的力量集中起来, 将分散的民心凝聚起来, 是传媒的职责之一。例如, 在汶川大地震期间, 传媒对地震灾情不间断的迅速、全面报道, 成功整合了社会各方力量, 极大的唤起了社会各阶层支援灾区的爱心和决心, 正是由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万众一心, 才顺利将大地震所造成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同时, 对自然灾害的报道, 也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斗志, “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是社会实践中的消极、背向、倒错的变动, 这给人带来一种挑战, 使人感到危机感、紧迫感, 从而激励人奋起应战, 去攻克、解决新闻报道中反映出的一个个问题, 推动社会实践向前发展。” (4) 负面新闻信息的报道, 在唤起民众众志成城、克服困难, 激励人们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功能。这在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也得到了明显的验证。即使在大地震一年后的今天, 四川媒体对于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工作的报道, 也激励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互帮互助。

4、引起重视, 发挥警戒功能。负面新闻信息的报道还能够使得人们从歌舞升平的幻象中警醒过来, 认识到社会机体中存在的毒瘤、暗疮, 并有所警惕、努力避免、改善、解决社会问题。例如, 《南方周末》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 就直接促进了收容遣送制度的改革, 避免了惨剧的再度发生。从这个方面来看, 媒体对于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 完全契合了普利策对新闻传媒业的界定——船头的瞭望者, 也使得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传播三功能说之一——监视社会得到了验证。新闻业作为船头瞭望者, 作为环境监测者, 其主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做全社会的守夜人,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灵敏的耳目、以专业主义精神随时保持警惕, 捕获一系列可能危害到社会之船顺利航行的负面因素, 并及时告知社会成员, 敲响警钟, 引起重视。

5、负面新闻信息更易获得较高的关注度, 从而促进事件的解决。19世纪《纽约太阳报》编辑约翰·伯卡特曾经说过, “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 这句话虽然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媒介生态背景的, 但也未尝不道出了人类社会对奇闻异事的偏好。通常, 人们对外界环境的变动, 尤其是背向性变动更加敏锐, 求知欲也更强, 因而负面新闻信息更易获得较高的关注度。所以, 媒体对于负面新闻信息的报道就更能突显新闻的价值, 并做到价值最大化。而涉及到的一些社会问题, 也往往由于关注者众多而更容易得到解决, 例如前段时间的“邓玉娇事件”等。当然, 就一个媒体而言, 在传播实践过程中, 还要努力做好正面新闻信息和负面新闻信息的平衡报道, 以免失之偏颇, 过犹不及。

(二) 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负面功能

1、负面新闻信息容易瓦解人的意志, 使人意志涣散。负面新闻信息毕竟是消极的、负面的, 甚至在某种时候还是让人心惊胆战的, 如史无前例的洪涝灾害、地震海啸等等, 这些自然灾害的信息传播会让人深感生命的脆弱易逝, 从而导致意志涣散, 情绪低落。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 特定的负面新闻信息传播还会产生格外重大的影响, 例如二战期间, 日本的“东京玫瑰”利用电台向美国士兵传达各种负面新闻信息, 如, 用暗示性的语言告诉他们留在家里的妻子正在跟情人鬼混, 而这些“太平洋的孤儿们”却还在为她们拼命等等。这些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 极大的瓦解了盟军的意志。

2、负面新闻信息容易使人对社会失去希望, 使人心态悲观, 一蹶不振。这对于文化程度较低、信息分辨能力较差的人尤为明显, 特别是在报道一些社会的黑暗面和不公正之处时, 尤其能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强烈感慨, 甚至会激起对社会和政府的仇恨意识。例如, 今年的杭州飙车案和邓玉娇事件, 在网络新闻的跟帖中, 就有部分网民在泄愤之余, 表达了对社会的悲观和无望。

3、负面新闻信息容易诱使文化程度较低、信息分辨能力较差的人走上迷途。在负面新闻信息中有一些是黄、赌、毒的信息, 这些负面新闻信息在被未成年人获取后, 可能会使这些信息分辨能力较弱的人产生好奇、模仿的心理, 从而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威胁, 进而危害社会。

4、负面新闻信息容易被部分不良媒体为博得眼球而大肆渲染、煽情和利用, 从而对社会造成隐性的、长期的负面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 美国宾州大学安那堡传播学院的传播学者G·格伯纳等人就通过研究发现了“涵化理论”, 即媒介长年累月的信息传播, 会给受众营造一个“虚拟环境”, 通过长期的信息提供, 媒介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了人们的现实观和社会观。G·格伯纳是在电视暴力内容过于泛滥的社会背景下从事这项研究的, 得出的“涵化理论”在另一方面也验证了媒介长期的负面新闻信息传播将会给社会成员和社会造成隐蔽的负面影响。目前, 有部分逐利欲过强的媒体存在着利用、夸大负面新闻信息来吸引受众眼球的情况, 例如, 对一则普通的暴力犯罪新闻做过于详细的暴力细节描述;再如, 在报道一些性侵犯的负面新闻信息时, 着眼点不是放在向受众提供新闻信息, 或者站在法律角度予以客观公正的报道上, 而是将着眼点停留在色情细节的渲染和刻画上, 表现在纸媒上就是大幅的裸照或半裸照, 淫秽不堪的文字, 表现在电子媒体上就是淫秽镜头, 具有明显错误导向的文字解说等。凡此种种, 都会刺激部分信息分辨能力较差, 心理不够成熟的受众产生一定的不良动机, 并在媒介的长期熏陶下, 做出严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

四、结论

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是一把双刃剑, 运用的好, 就可以充分发挥负面新闻信息的正面功能, 起到激励民众、敲响警钟、整合社会的作用, 然而, 如果运用不当, 则会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 破坏公序良俗、瓦解群众斗志、离异民心、危害社会。认识到负面新闻信息的正负面功能表现, 就需要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在进行负面新闻信息报道的时候, 尽量规避负面效应, 发挥正面功能, 成功做到负面新闻信息正面传播, 对社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新闻工作者信息素质的培育 篇6

一、新闻工作者信息素质的内涵及特征

与其他工作性质人员相比, 新闻工作者信息素质的内涵不同, 其时代特征也不一样。[2]新闻工作者的信息素质, 是新闻工作者在信息活动中对以信息为载体的新闻的捕捉、收集、筛选、检索、甄别、挖掘、运用、传递等能力。

新闻工作者的信息素质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其一, 它既是一种先天遗传的产物, 需要通过新闻工作者的感知器官、思维器官、效应器官去识别, 又是一种后天习得的产物, 能够通过学习、模仿以及完善等过程激发出来。其二, 它既是一种稳定的客观存在, 由信息器官的内部结构和心理素质结构所决定, 又是一种常态的可变矢量, 具有可塑性、可变性、可加工性。其三, 它既是具有一定层次的静态修养, 又是一个可以循序渐进的动态修为, 且二者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3]其四, 它既是衡量信息敏感性的重要指标, 又是评价信息价值性的重要尺度。

二、新闻工作者信息素质的构成要素及其逻辑关系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 其信息素质就由捕捉新闻的信息意识、加工新闻的信息知识、报道新闻的信息能力和编辑新闻的信息道德四个部分构成。

捕捉新闻的信息意识, 是对信息的适应力、感受力、注意力以及正确辨析、鉴定信息价值、合理利用信息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重点表现在对信息的感受力上, 也就是当信息摆在面前时, 如何抓住一瞬即逝的有用素材, 成功地完成一篇出色的报道的能力。[4]加工新闻的信息知识, 就是能够运用信息理论本身的知识构成及运行规律, 如信息与企业、个人关系, 信息的两面性、信息的维度等, 形成新闻价值和新闻文化。报道新闻的信息能力, 是指新闻工作者利用各种信息技术获得、处理、生成与传递信息的能力, 它既是新闻工作者的核心本领, 也是新闻行业的必备素养。编辑新闻的信息道德, 是指新闻工作者遵守新闻底线, 在各种规章制度约束下, 按照道德法律的规范去运用信息的内在素质, 譬如信息事实的真假, 信息效用的大小, 信息安全的轻重, 信息隐私的封开等。[5]

毫无疑问, 上述四个方面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依存。信息意识是先导, 没有了信息意识, 对事物的发展麻木模糊, 就算信息知识再牢固, 也是无所适从。有了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就可以大显身手, 从这个意义上说, 信息知识是基础, 是将信息意识化作信息价值的理论积淀。信息知识将信息意识化作为信息价值的过程中, 信息能力起着关键性作用, 信息能力是核心, 是信息知识的转化器。[6]信息道德是保障, 它保证了信息素质发展的力度、方向与持续性。

三、新闻工作者信息素质的培育

首先, 要培养捕捉新闻的敏锐的信息意识。新闻工作者甚至新闻单位, 其信息意识的最主要表现是对信息的重视度。实践表明, 凡是重视信息的, 其好文章、好报道、好新闻层出不穷, 凡是不重视信息的, 其个人或者单位也名不见经传。新闻单位及新闻工作者应不断培养敏感的信息神经、客观准确的信息态度, 既不能漏掉有用信息, 也不能任由垃圾信息充斥头脑、影响新闻的客观公正。

其次, 要积累加工新闻的深厚的信息知识。信息知识是新闻工作者在利用信息技术工具、拓展信息传播途径、提高信息交流效率等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总和, 它是集体信息素质的基础。新闻工作者在拓展信息获取和传播途径时, 应不断学习信息梳理、信息编辑、信息合成、信息重构理论, 存进信息交流效率进一步提高、开放性思想和思路不断涌现、创新性设想和目标不断确立、新的措施和方法不断运用, 使新闻更贴近时代感, 更具有说服力。

再次, 要锻炼报道新闻的精湛的信息能力。一是锻炼信息获取能力。新闻工作者面临的信息环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信息环境, 在稍纵即逝的信息环境下, 信息获取能力的强弱决定了新闻工作者信息效率, 甚至是信息价值。二是锻炼信息筛选能力。不是所有信息都符合新闻要素的要求, 必要的筛选、鉴别和过滤既是快速厘清有用、有效、有力信息的捷径, 也是衡量信息价值的关键。三是锻炼信息处理能力。筛选后留下来的信息对新闻的形成及其效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处理这些信息将采用各种信息技能, 只有正确使用信息处理方法, 把完整、真实、客观的信息展示与人, 才能体现出新闻工作者的强大生命力。

最后, 要坚守编辑新闻的高尚的信息道德。新闻工作者信息道德是其信息素质发展与提升的最高层次, 同时也是应达到的最终目标。这既是新闻纪律的要求, 也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守则。新闻工作者的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等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 不去提高信息道德修养, 那么其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 只有进一步提高信息道德, 新闻工作者才能在新一轮改革大潮中勇立潮头, 提供出适应新常态的绚丽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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