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精选11篇)
不确定性 篇1
教育随笔:教育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原创: 林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基因编辑、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发展,教育所受的冲击震撼越来越强烈。教育人如何面对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何面对这些不断改变我们学习、交往、工作、生活方式的新科技?
我们每天重复在学校、课堂所做的教育,哪些是不变的,要坚守坚持的?哪些是要调整变化,以适应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说实话,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教育人虽然时时在努力应对寻找答案,但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仍然是被现有己固化多年的习惯、规范、架构、心态、甚至话语模式“罩着”走。我们安于校园围墙内、象牙塔中的稳定现状及“惯性”,我们也偏好教书过程中特有的“确定”与“安逸”。
确实,教育与其他行业不同,传统与传承,是知识积累、文化沉淀的首要前提。人类有始以来所创建的知识、文化、文明,首先是通过“教育”这一主要途径代代相传的。
教育的第一确定性便是“传承”,而这一“传承”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学校这一特殊社会组织实现的,由师生共建学习共同体,在课程课堂形式中进行的。
第二确定性是知识文化的传承要通过日积月累、润物细无声、长时段的师生、生生之间的认知、情感的交流、互动、分享中才能见效的。
第三能确定的.是无论学习的形式、工具有何变化,学生成才、成人所需的基本价值观,即他们在未来生活中所必备的人格力素养,如道德意识、责任感、同理心,还是一以贯之的。
基于这三个基本点,教育常会严重滞后于社会的变化发展,更关键的是,学校教育是为社会培养未来的人。学校教育太多的确定性会使教育与社会未来的需求脱节更甚。
近年来,教育中的不确定因素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可控,这也预示着教育变革要迈出更大步伐。
原来分门别类的课程科目式教学,已与现代科学发展相背离,知识的传统分类限制了学生的认知发展;以知识传授为主的课堂模式,对学生应对未来生活所必需的能力素养发展造成了很大局限;现有课程与课堂模式,从内容、教学流程、工具使用、结构方法、时空设置、评价标准都充满着可改变的“不确定性”。
可以说,校园中的不确定性无处不在。
原来标准化、整体性、高结构、高控制的管理架构,很难适应个性化、小众群化、师生家校多元化需求的学习模式及人际交往沟通方式。
校长、老师常用的传统“教化”话语,与新一代学生所能感知接受的语言文化也常会“错位”,交流不在一个”频道”。
教学语言、工具、方式老套陈旧,教学效能一定低效,而只能靠“加班加点”,超时“恶补”。
所有校园中的不确定性,都是这个世界与社会带来的真实变化。在坚守“确定性”的前提下,应该张开双臂去迎接这些一开始令人不安,但最后会带来欣喜的“不确定性”。恰恰是这些给我们带来不适感的“不确定性”,才能使我们走出习以为常的“舒适区”,更新传统固化观念思维,改变教学手段与方式,换一种与学生沟通交流的话语系统,同频才能共音。
教育既要有“传承”,更要有“变革”。
教育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我们不能精准预测未来世界与社会会发生哪些变化,许许多多的“偶然”与“生成”,小概率事件会变成大趋势。同时,每一个学生个体适应未来世界的生存方式也是千差万别。学校教育不做“算命先生”,而是应将“不确定性”看作是人类面对所有事物及过程的“常态”。知识的不确定性,个体发展、人类活动过程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也要融入到教学实践的元认知中去。
“不确定性”才是我们教育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也是让师生面对未来不确定的人生和世界时,应该提前做出的充实准备。
(本文作者系西外外国语学校总校长)
不确定性 篇2
我佩服那些能早期就明确把子女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父母, 但我学不了他们, 也不想学他们。因此, 有人问我准备把儿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时, 我的回答是不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纷乱复杂、动荡不安的社会, 他能安全、健康地成长, 且能心存敬畏、以德立身、辨别是非, 我就谢天谢地了。
在一次外媒看中国的活动中,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韩咏红说, 我看到中国的最大变化是不确定感的增加。当年, 北京城乃至全国都有明确的目标:办好奥运, 把经济搞上去, 感觉做好这两点中国即可晋升国际社会主流。最近这一两年, 某种笃定的感觉被不确定性所取代, 包括国家发展道路的不确定性, 在经济放缓的过程中对前景看不清, 甚至对维持政体的信心都在下滑, 据说官员这方面的信心更低于寻常百姓。我想, 正是大环境的不确定性, 让一些人少了动力, 却有了更多压力, 有了避世的想法。
焦虑、忐忑, 也许它们了无新意, 可却成了今天社会的标准注解。中国是世界工厂、消费大国, 说到底是个巨大的试验场, 野蛮生长的同时又生机勃勃,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享受到了高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又不可避免地觉得脚下的土地有点松动, 担心一脚踏空。农民为土地焦虑, 大学生为工作忐忑, 白领因为生存压力而抑郁, 官员们还有道德焦虑, 没有人是轻松的。《身份的焦虑》的作者阿兰·德波顿在描述中国人所处的时代困境时说:“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 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 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令我们寝食难安?原因甚为简单, 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 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 就只落得个人走茶凉。结果是, 我们每个人都唯恐失去身份地位……”
其实, 再完美的制度、再周全的计划都解决不了不确定性, 世界尚缺这颗定心丸, 更多的还是要你自己担待, 陷入悲观情绪与过分自我感觉良好同样有害。在喧嚣的时代里, 最好最淡定的生活态度是什么?也许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的说法可以借鉴:“他把一只眼睛睁着, 一只眼睛闭着, 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 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该走的道路。因此, 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 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 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
不确定性 篇3
具体表现为:宏观不确定性正在消退,简而言之,即是宏观形势“没有不确定性了”。一方面是因为国际上的不确定性在消退。
首先,美国经济重回增长轨道,但没有重大经济模式性的突破。2013年全球经济版图“北升南降”,美国经济爬坡式增长,2013年增长1.9%,第三季度4.1%更创下两年来最快增速。随着财政拖累效应减退(预算协议与债务上限法案获国会通过,将使财政拖累从2013年约占GDP的1.1%降至2014年的0.1%),经济内在增长动力增强(1月份失业率降至6.6%,为2008年10月来最低值,全年预计降至6.5%以下),政策外力效应降低,据美联储预测,美经济2014年增长将在2.8%至3.2%之间,为2005年来最快增速。尽管QE逐步退出考验美经济增长的真实“成色”,但诸多数据已实证了其扩张趋势,经济重回增长轨道根基稳固。不过,美国未从根本上找到攻克金融危机“癌症”的终极解药,复苏倚仗量化宽松、房市股市回暖及家庭去杠杆支撑,虽不能说是昙花一现,但也很难开启焕然一新的局面。
其次,欧洲经济趋稳,但邦联制到联邦制尚无实质性转变。整整六个季度的负增长后,得益于德国外贸逆势强劲增长及欧债重灾国经济改革初见成效,欧元区去年二季度“拨云见日”终现连续正增长,采购经理人指数与消费指数均证明欧洲经济开始复苏。去年11月欧盟秋季预测报告显示,欧盟28国2014年经济增长率将升至1.4%,2015年达到1.9%。2015年,欧盟所有国家将全部实现经济增长,而德、法、英等经济大国将领衔增长。欧洲经济复苏虽稍显脆弱,但拐点性转折初现端倪。然而,当下欧盟更像“各自为政”的邦联制有条件地向共同体让渡部分权力以抱团取暖共度时艰,尚未企及“政经一体”的联邦制高度,但鉴于欧洲精英们已意识到后者才是拯救欧债危机的根本路径,一旦在共识推动下加速,一体化释放的能量足以让欧洲经济傲视全球。
再次,新兴国家底部调整。本轮危机中新兴市场国家“西方不亮东方亮”,却终难逃脱危机的多米诺骨牌,自去年来,寒流持续,危机第二季在这些国家全面上演。危机前靠外需,危机中靠发达国家注水以及自身财政刺激的高杠杆化“打鸡血”,如今QE撤退、杠杆萎缩,留给新兴国家的必然是货币贬值与股市大跌,资本外逃、债台高筑、通胀畸高与增长滑坡带来的调整压力,虽高峰已过,但完全消化仍需时日。综上,欧美经济复苏的影响权重将覆盖新兴市场筑底的权重,整体外部环境趋于稳定已成定局。
另一方面,国内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也在消退,经济波动.政策波动都将处于收敛态势。金砖五国中唯有中国幸免于危机第二季,GDP态势趋稳,支撑与打压GDP的诸多因素并存、彼此抵消,故而类似去年“一季度涨、二季度跌、三季度绝望、四季度疲软”影响政策的概率趋小。宏观政策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均趋于明朗且稳定。三中全会之后,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新政府执政风格与改革大方向水落石出,政治清正廉明化、经济负面清单化或将统领未来很长时期的运行架构。此外,再平衡国策率先以全面清剿最败坏社会公平正义的贪腐为突破口,并佐以社保并轨、高考改革等多项关爱民生举措,加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火如荼,极大缓和了一度剑拔弩张的社会情绪,缓冲了社会矛盾。相对以往,社会暴戾之气渐平,正能量开始抬头,社会态势趋于可控。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微观不确定性却与日俱增。
产业发展的不确定。传统产业去产能程度不确定: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过剩,且表现在方方面面,去产能势头前所未有地坚挺(过剩产能不去,新的经济繁荣不来);另一方面,无论是大市场(要素资源完全市场化配置的内在需求)的基础还是诸侯经济(过剩的始作俑者)都不足以真正地去产能。两者角力、博弈态势取决于问题倒逼程度与调整力度的相对位势,不确定性较强。新经济产业前景不确定:新经济登上历史舞台的势能强大,但扶持上台的梯子极少。光伏业惨淡情势证伪了政府扶持这一主要梯子,市场之梯及各种组合梯(如产业引导基金牵头与民间资本参与等)仍未成气候。
企业模式的不确定。宏观确定性是硬币的两面,它首先建基于中国创富模式的转型,经济由实转虚、内外贸权重变化(外需转内需)、成本由低转高、制度红利消退、官商结伴趋软,这标志着中国正步入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高阶版本。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原有的敢干、肯干、单干、投机等都难以像以往那样“玩得转”,原来大获成功的企业模式基本被颠覆,做企业,尤其是做实业越来越难。经济转型引致的企业模式自然升级过程,还不幸地遭遇了市场经济与技术革命的双重“清洗”。金融危机洗牌把单纯靠投入扩张的产能过剩企业清洗掉一大批,互联网商机洗牌又把缺乏创新思维能力的企业清洗掉一大批。面对金融危机洗牌到互联网商机洗牌,30余年摸爬滚打沉淀下来的企业模式何去何从,难以确定。
商业模式的不确定。某种意义上商业模式的极限便是企业的极限,不同商业模式决定着企业能长多大。看看小餐馆模式与麦当劳模式便知道,商业模式的重要性之于企业可见一斑。然而,就在这个问题上,当下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当金融文明与信息文明拍打人类历史的海岸,工业经济时期极尽荣光的丰田模式、索尼模式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即便新贵如苹果、Facebook亦小心谨慎,唯恐稍有不慎,前功尽弃。成功甚至无法复制,通吃一切、普适的商业模式难觅踪影。因此,碎片化、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将是过渡期的不二选择。这至少带来两大不确定性:既有模式与过渡模式对接;过渡模式最终的转型方向。
而微观不确定性之所以扩大,有其基本逻辑脉络,如宏观环境变了,微观基础未变;背景变了,人的脑子未变……说到底,是历史惯性、现实感受与未来趋势之间存在时空错位,彼此未能匹配。就此而言,宏观与微观不确定性此消彼长,亦不过是阶段性错配,最终还得靠微观调整来坐实宏观确定性。因此,自我调整将是企业的主攻方向。至于怎么调,如同兵法讲究“法无定法,式无定式。因势利导,兆于变化”,关键在于融会贯通,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既难又不难。
目前传统企业普遍存在强烈的危机感,源于失去了路标,确切地说是坐标,从而迷失了方向。实际上,以上三大不确定性,恰好形成企业调整的三维坐标。一维是选择产业方向,要么在原有产业中深耕细作、纵向运动甚至斜向运动,向高大上升级;要么调转船头、改换门庭,转而追寻代表未来、产能空间远未发掘的创新性产业。一维是调整企业模式,在虚与实、官与商之间找到新的磨合界面。一维是寻找商业模式,重在传统工业经济思维、金融文明思维与互联网思维之间的嫁接、融合。企业根据自身行业地位、资产负债率、经营维度、管理能级,甚至企业家自身心智发展程度等,在这个坐标系中自我定位,便可比较清晰地找到调整方向。
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篇4
任何企业均要受到诸多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技术等,而这些外部环境在简单或复杂程度、稳定或不稳定程度上都具有不确定性.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决策,增加了企业战略失败风险,我们应认真分析环境的不确定性,力求将环境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保持企业经营的高效率.
作 者:李定清 崔万青 作者单位:郑州广播电视大学,河南省,郑州,450007 刊 名: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英文刊名:INNER MONGOLIA SCIENTECH AND ECONOMY 年,卷(期):2002 “”(4) 分类号:F270.3 关键词:企业 环境 分析
道路工程不确定性评析的论文 篇5
1不确定性产生原因分析
公路工程的建设周期较长,建设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很多。在考察投资项目的经济效果时,需要使用各种参数,如工程投资、建设期限、交通流量、成本、营运费用等,这些参数是进行公路工程项目经济分析和评价的基础数据,这些参数有的来自估计,有的来自预测,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产生不确定性的原因如下[1-2]:(1)统计偏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原始数据统计上的误差,统计样本点的不足,公式或模型套用的不合理等。(2)原始数据太少,不具有代表性,原始数据的处理方法不当,所选择的预测模型和预测方法有问题。(3)存在不可计量的因素和未知因素。比如说,通货膨胀产生的物价浮动,会影响工程项目经济评价中所采用的价格,导致年经营收益、年经营成本等数据与实际发生偏差。(4)工程技术进步。工程技术进步引起新老设备和施工工艺的更新,这样根据原有技术和生产所估计出的年经营成本、收益等指标就会与实际值发生偏差。(5)市场供需发生变化。市场供需的变化会影响到产品的价格波动,进而对某些经济评价指标值产生影响。(6)其他因素。如政府政策、法规的变化,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战争因素等,均会对项目的经济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2不确定性经济分析方法研究
不确定性分析实质上分析建设项目的不利因素,对投资项目可能经受的风险程度进行预测和评估。目前,主要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有:盈亏平衡分析、敏感性分析、概率分析等。盈亏平衡分析通常用于公路工程项目的财务评价,敏感性分析和概率分析一般用于公路工程项目的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
2.1盈亏平衡分析
2.1.1概念
盈亏平衡分析(收支平衡分析)是通过对项目投产后的盈亏平衡点(BEP)的测算来分析项目对市场需求变化适应能力的一种方法[3]。盈亏平衡点BEP)又称临界点,其计算公式如下[5]:盈亏平衡点越低,表明项目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越大,抗风险能力越强。某个因素的未来值变化的决策临界点,这个未来值可以是产量、成本、寿命、收益率等。当它们达到某个值时,如收益率达到基准值时,便可决定一个方案的取舍。BEP(生产能力利用率)=年产品销售收入-年可变总成本-年销售税金及附加(1)BEP(产量)=设计生产能力×BEP(生产能力利用率)(2)盈亏平衡分析又分为线性盈亏平衡分析和非线性盈亏平衡分析。
2.1.2线性盈亏平衡分析
线性盈亏平衡分析的线性平衡点出现在销售收入、产品成本与销售量(产量)成线性关系时,如图1所示。生产成本与销售收入的交点P0为盈亏平衡点,其对应的产量Q0为盈亏平衡产量,在盈亏平衡点时,销售收入等于生产成本,利润等于零。只有在产量大于Q0时,企业才能赢利,否则,就要亏损。道路投资经济效果评价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道路的最低收费标准,这可以用简单线性盈亏分析方法来解决。道路投资方案的支出有两项,一是方案的初始投资额,二是每年的日常养护管理费。我们可以利用资金回收公式将初始投资换算为各年的等额投资,这便是道路年固定成本的主要部分。养护费中的人工工资及管理费与道路交通量无关,应归于年固定成本,养护费中的材料费及机械费随交通量增加而增加,属可变成本。对于两个以上多方案的盈亏平衡分析,可依照多方案线性盈亏平衡分析方法进行。实例分析:拟建某汽车专用二级公路总投资5000万元,寿命期为20年,折现率为10%。养护费与年等额换算投资相比很小,故全部纳入可变成本,均摊到每辆车上的可变成本约为0.10元。试进行盈亏平衡分析。最低年过路费用收入为:P0=AQ0=3×2025166=6075498(元)若该道路设计通行能力为6000辆/昼夜,且交通量达到这数值,则最低收费标准为:Amin=V+FQ=0.1+58729816000×365=2.78(元/辆)
2.1.3非线性盈亏平衡分析
实际生产中销售收入种生产总成本与销售量之间往往呈现非线性的变化(图2)。从图2中可看出,总成本线与销售收入线有两个交点,即盈亏平衡点BEP1和BEP2。当产量小于Q01时,总成本线位于销售收入线之上,项目出现亏损;当产量位于Q01与Q02之间时,项目盈利;当产量大于Q02时,项目再次出现亏损。所以,位于Q01与Q02之间是项目的合理经济规模,而M点对应着最优经济规模Q0,此时盈利最大。
2.2敏感性分析
2.2.1概念
敏感性分析就是通过测定各个不确定因素发生变化时所导致的经济评价指标的变化幅度,判断各个因素的变化对实现预期目标的影响程度,并据此做出相应决策。根据因素变动的数量,又把敏感性分析分成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多因素敏感性分析。公路工程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一般选择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2.2.2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每次只研究一个不确定因素的变化对经济效果指标影响的敏感程度的方法。敏感性分析的目的在于寻求敏感因素。一般通过计算敏感度系数来确定敏感性因素。
2.2.3多因素敏感性分析
实际中各种因素的变动可能存在着相互关联性,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同时发生变化,改进的方法就是进行多因素敏感性分析。它对经济评价指标的影响是综合的,分析时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因素不同变动幅度的多种组合,并计算各种因素组合下对方案经济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有助于评价方案的风险程度。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的快速发展,影响公路工程项目收益的因素日益增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日益密切,因此,多因素敏感分析是公路工程经济分析特别是高速公路工程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2.3风险分析
风险分析师通过研究随机因素的变化对方案经济评价指标的影响,对经济评价指标作出某种概率描述,从而判断方案的风险情况的一种分析方法。风险分析有两种方法,即解析法和蒙特卡洛方法。解析法多用于解决比较简单的问题,比如只有净现金流量或寿命期是随机变量,效益指标是净现值(或净年值)等。但是若遇到比较复杂的问题,如现金流量、寿命期及贴现率都是随机变量且可能是非独立的,效益指标要求确定收益率的概率分布,这时采用解析法将变得十分复杂,而蒙特卡洛方法却能很方便地解决这类问题。蒙特卡洛方法是一种模拟法,它是通过多次模拟试验,随机选取自变量的数值来求效益指标特征值。它的优点是无需复杂的数学运算,只要经过多次反复试验,便能获得足够准确的近似结果(均值、方差及概率分布等)。由于这种方法的试验次数很多,因此需借助计算机模拟才能有效地进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这一方法的运用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它是公路工程,特别是风险性较高的隧道、公路工程地质灾害等方面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3结束语
不确定性 篇6
【关键词】声乐教学;声乐教学的不确定性;声乐教学的确定性
【摘要】高职高专音乐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是面向中小学基础音乐教育的复合性、创新性人才。声乐教学在高职高专音乐人才培养中如何结合本课程教学特点自觉遵循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发展需求的动态过程,在面对面的小课授课形式中,应正确处理课堂教学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如确定的教学目标、确定的时间等和学生差异的不确定性等。使高职高专声乐教学课堂得到良性发展。
声乐教学课堂是师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教学目标,一定的教学方式,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有计划进行的多边互动生成的活动和过程。因此,课堂教学活动必然具有确定性的特点,如确定的目标、确定的时间等。但作为学习主体,每个学生是有差异的,不论从声乐教学方法和演唱风格的多样性、新知识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所提取的结构性知识及非结构性知识,还是从当今开放的教学中教学资源的多元性的角度和学生全面发展的多角度来讲,课堂教学又都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教师如何处理好课堂教学活动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即预设目标和生成目标的关系,也就构成了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高职高专声乐课堂教学确定性思考
课堂教学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师生之间的双边互动,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环节。在声乐教学特殊的小课授课方式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更随意,更直接。教师如何在这种特殊的课堂教学氛围中把握住教学确定性的目标呢?确定的教学目标应该是教师教学的灵魂,是判断教师教学是否有效的直接依据。教师应该合理地确定教学目标,这是关系到一堂课成功与失败的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声乐教学目标的合理性应考虑那些因素呢?笔者认为,首先,教师在教学理念上要明白教学目标范围的层次关系。一般来说,教学目标分为三个层次,一级目标是由政府制定的教学目的,二级教学目标是由学科专家制定的课程标准,三级目标是由教师制定的教学目标。教师三级目标的制定,既要以一级、二级目标为指南,更要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和水平,这样才能使课时的教学具有适切性,即合理性。作为一级教学目标,必须强化办学理念与国际接轨,在办学质量上必须与社会接轨,立足面向本省的发展,面向基础教育的实际,面向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建立起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其次,二级教学目标具体到高职高专院校就是所培养的人才是面向基础教育的人才,其教学目标应是培养具有宽广而丰富的知识面(包括人文科学知识、专业基础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等),有扎实音乐教育的专业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创造精神,综合素质高的应用性人才。最后,三级教学目标作为课程教学目标,应是实际性、应用性、可操作性。它既要考虑“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关系,更要确定目标的重点。
依据上述教学目标的确定性,在教学中作到教学目标明确、教学方式多样、教学方法灵活、教学重点突出,教学难点突破。在实践教学中所采取的.教学方法能够真正为学生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不可一统化、随意化、盲目化。为学生布置的作业也应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有的放矢,量力而行。特别是高等师范职业音乐教育的性质是面向基础音乐教育的职业教育,在声乐教学中必须营造更宽松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实践工作能力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代代相传的“功名为本”的学习观和“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利用声乐课堂教学形式为学生创造一种艺术、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里,让学生感到声乐艺术给他们带来的美,然后让他们去追求美、去创造美,在美的创造的过程中,自然就有学生知识的增长、能力的提高、技巧的改进、端正的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
二、关于声乐课堂不确定性思考
声乐学习时学生的先天条件、后天成长环境、学习环境,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和技能掌握的情况,学生学习态度、以及学生通过多渠道获得的知识信息和资源,从知识到动机再到经验的差异性,在实施确定的教学目标的过程中,在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活动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生成性教学资源,这是课堂中的不确定性,也构成了个性的差异。高职高专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从小就被地方民族音乐文化所熏陶,能够演唱地道的当地山歌和民歌,学生在演唱自己本土民歌同时,他们的演唱可能会更加的流畅,感情会更加的真实。因为这种民歌从音乐层面上本质地反映出他们的生存状态、生存方式和情感寄托。这是生成性教学资源,教师要在确定的教学目标指引下,应善于保护这种地方民歌的演唱风格,在演唱技能、技巧和表演上尽量多下功夫,唱法上尽量不去改变他们。如果我们总是像“邯郸学步”“鹦鹉学舌”似的去学唱一些学生很难学会的外国作品,很难唱出大师的风范,相反多演唱一些本土本族本国的作品,对培养学生的民族亲和力、民族向心力和民族自豪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同时也是把素质教育落在了实处。
三、关于声乐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建议
根据课堂教学目标的确定性和不同生成性教学资源的不确定性,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牢牢抓住课程标准,在课程标准目标指引下,合理制定教学计划。在平时备课时首先应根据课程标准的三维目标、教材的具体内容及学生个性差异,制定单元和课时的具体目标。教学目标既作为行为的起点,更作为判断教学是否有效的直接依据。
教学目标的表述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目标指向是学生的预期效果。行为的主体应该是学生,而且是全体学生,不应该是好学生“唱戏”,差学生“看戏”。二是使用的行为动词要清晰、可把握,不能含糊其词。给学生的发声练习应有针对性、实用性,而且应向学生讲明具体的发声练习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三是学生行为的表现程度也应具体化,如一首歌曲的演唱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如节奏、音准、音乐内涵、正确的声音理念。四是课堂教学中的不确定性产生课堂资源的生成性。教师要给学生生成的时间和空间,更应善于把握教学效益的底线(预设目标),善于从每个学生的基础生成的资源中选择课堂中互动生成的资源,促使课堂中生成性资源更好地为预设目标服务,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五是课堂教学在时间上的确定性,教师有较强的课堂控制能力及教学魅力,使课堂教学牢牢的吸引住学生,以促使每个学生增多教学中的实用时间。六是课堂教学中学生主动构建中的不确定性则要求教师既要尊重差异,更要善于引导学生带来的艺术精彩。教师面对有差异的学生,应实施有差异的教学,使学生得到有差异的发展。因为音乐教育的个性化是人对自身尊严的日益重视和对个体存在价值不断追求的结果,也是对唯科学的音乐共性化思维的突破。
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篇7
教学内容的确定性得到诸多的理论支持, 如课程论, 现代课程理论之父泰勒认为目标是课程的灵魂。泰勒的创立课程模式就是以目标作为课程开发的基础和核心, 围绕课程目标的确定及其实现、评价而进行的课程开发模式。泰勒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确定教学目标”“、选 择教学经验”“、组织教育经验”“、评价教育计划”四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根据教学目标, 确定教学内容是课程的灵魂。认知理论认为认知心理是随着年龄逐渐发展, 儿童的认知发展经历从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到形式运算四个主要阶段, 不同阶段各有其认知发展方面的主要特点。认知心理模式经历顺应、平衡、同化的发展阶段。这一理论对教 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同的年龄段应有不同的教学目的, 并以此确定教学内容。从语文课程的特点来看语文能力元素、结构也有一定的序列。语文课程的内涵主要是语言、 文学、文化等, 语文课程的性质主要是文与道的问题。为此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是能力、知识、情意。香港教育学院的何文胜教授认为可 以根据学科论、认识论及课程论等理论建构一个科学合理的教学序列, 强调教材内容的安排序列、各部分组织搭配及内在联系。除了理论的支持, 实践层面香港和台湾的国文教材也有很多成功经验。香港高中教材以语文能力为组织重心, 有具体明确的单元教学要求, 各要求尽量组成科学的序列, 每一个单元还有具体明确的要求。
香港的教材甚至对每篇课文的学习都有重点的设定。
香港语文教材F版对《背影》教学重点设定为:
1.分析散文的篇章结构;文章的开头和结尾。
2.赏析散文形式美
(1) 形散神不散
(2) 以小见大
3.赏析散文的内容之美
(1) 领会父子间的深情
(2) 通过生活琐事抒发感情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香港教材对教学目标的表述更为明确具体, 大陆教材只有单元要求, 没有具体篇目教学要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语文教学内容有确定性, 建立一个基本的课程框架, 追求稳定性、科学性对语文教学有一定的意义。
然而在追求科学化的同时勿忘语文是人文学科, 一味追求内容的确定性容易落入机械化的陷阱。我认为教学内容整体框架应该确定“, 教学内容有较高的趋同性” (王荣生语) , 然而确定中应该还有不确定性。
如何组织课程有不确定性。是以生活内容、文化或情意还是以能力训练来组织课程?香港何文胜教授认为, 以生活内容、文化或情意组织课程, 不符合课程组织的原则和方法, 主张以能力训练为模式, 其余的模式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 这样就能做到以听说读写为主导, 带动其他范畴的学习。然而这样的组织形式会弱化语文课程多元性, 且语文的能力训练也不像科学有严谨的系统和序列, 即便按能力训练组织课程, 还是有不确定性。课程论认为目标来源于对学习者的研究、对当代生活的研究及学科专家的建议。学科专家主要是指课程专 家, 他们在编制教材、编写单元教学目标及具体篇目教学目标时能从学科体系和学生实际出发科学安排, 明确设定教学内容, 建构合理教学框架。而学习者和当代生活是发展变化的, 相应的教学内容也会有部分不确定性。从认知理论看, 认知心理是随着年龄逐渐发展, 特别是在低龄阶段, 心理差异和年龄相关性强, 但发展到成熟的高中阶段, 相关性相对较弱。同时语文毕竟是人文学科, 没有那么严密的科学体系。特别是鉴赏等情意层面, 带有很强的个性、多元性、创造性, 阅读是“重构”的过程。这一切决定语文教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有时还是教学中可遇不可求的美妙境界。
以人教版必修2第二单元《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教学为例, 根据单元要求及教材编制序列, 教学内容定向为:第一, 通过学习初步了解《古诗十九首》在诗歌发展中的地位。第二, 反复吟咏, 体会诗的思想感情。
根据对《涉江采芙蓉》诗歌研读, 我认为本诗的意象和曲折传情方式是诗的精华可以确定为第三个教学内容, 这只能依靠教师的判断, 已带有不确定性。要不要上, 上到什么程度, 由于不同的学生及教学情境, 确定了主要教学内容, 但在实际两个班的授课中还是有很多内容不确定。如意象“芙蓉”探究的这一层面, 教学内容有较高的趋同性。诗中最重要的意象是什么?这个意象有什么作用?引导学生结合周敦颐《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王昌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开”体会芙蓉的高洁美丽, 营造高洁清雅的环境。由于另一班级鉴赏能力较高, 我提出问题:诗人采摘芙蓉的目的是什么? 怎样理解古人折芳馈赠的行为?让学生查找诗歌中折花诗, 进一步探究。学生收集了《邶风·静女》“匪女之为美, 美人之贻”, 陆凯《赠范晔》“江南无所有, 聊赠一枝春”, 杜秋娘的《金缕衣》“花开堪折直须折, 莫待无花空折枝”。席慕蓉《莲的心事》: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莲/多希望/ 你能看见现在的我”。得出折花有这些意味:1.以自然之物寄思念2.良辰美景共赏3.提醒青春逝去4.繁花似锦倍显落寞。由于学生兴致很高, 我又提出另一个问题“:涉江”的主语和“环顾”的主语是谁, 本诗中的主人公是游子还是思妇?学生通过讨论有如下回答:
1.抒情主人公是男性“, 涉江”者和“还顾”者都是男子。
2“.涉江”者是思妇“, 还顾”者则是游子。
3“.涉江”者是思妇“, 还顾”是思妇从对面曲揣彼意, 想象游子亦必望乡而叹长途。
4. 游子在穷困潦倒的客愁中, 虚拟家里“思妇”的离思, 而且在虚拟中又借思妇口吻“, 悬想”出游子“还顾望旧乡”的情景。
通过这两个层面的鉴赏, 学生对这篇诗歌的意味体会就更深了。同一篇文章都把了解《古诗十九首》在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吟咏体会诗 的思想感情、意象分析确定为教学内容, 但折花的意味鉴赏和曲揣彼意只在一个班级的特殊教学情景下另加上的, 有着不确定性。对语文而言, 知识和能力的序列容易确定, 鉴赏等情意的确定不易做到。
战略的不确定性 篇8
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从小的方面看,可能会影响一次营销活动的成败,从大的方面,则可能导致企业的原气大伤,甚至倒闭。
不确定性的四类源头
要战胜不确定性,首先就要认识不确定性。我根据不确定性的性质,将其分为四类:
第一,客观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无法测度的,或者说在时间上是无法推测的,一如抛硬币游戏,无论怎么精确,都无法百分之百地控制硬币落地的朝向。
第二,主观不确定性。主观不确定性是由于企业自身在能力、方式等方面的主观因素而带给企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即使客观环境是确定变化的,但是因为企业本身的局限性,所以对企业来说就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外部世界的客观情况要通过一个信息转化的过程才能形成企业对环境的正确认识。一个完整的信息利用过程,包括对信息的获取,识别、处理、还原、推测等过程,而在这个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的因素。
第三,自我不确定性。在一个企业里,人是组织中最具有能动性的要素,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准确评估和最容易带来不确定性的要素。假设环境本身是确定的,企业的信息系统对外部世界的还原也是正确的,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的战略或者计划也是可行的,但在不同的企业,仍然有可能因为执行上的偏差而使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我把这类不确定性归结为自我不确定性。自我不确定性的本质反映出一个企业执行力的问题。
第四,博弈不确定性。博弈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因为竞争中各方的决策要受到其他决策者的影响,即一方决策的前提是另一方的决策,而另一方的决策前提又反过来受这一方的影响,这种互相影响就使得决策没有一个确定性的起点。其二,就是博弈结果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当竞争的各方在实力上势均力敌或者各有所长的时候,博弈的结果就会受到博弈过程中博弈各方的具体战术甚至偶然因素的影响,最终无法完全根据现实的实力对比来确定结果,从而使得博弈结果呈现出不确定性。
为什么能够降低不确定性
实际上,我们应该尽量降低自身的主观因素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个想法,我找到下面一些通用的规律。
越趋向于基础,不确定性程度越低。比如,技术发展的前景并不明朗。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不管向什么方向发展的技术,都有一些共性东西是必须具备的。至于技术开发体制,不管哪一种前景成为现实,也都会有一些共同的規则。也就是说,在事物表现为纷繁复杂的、不确定性的表象背后,支配这种表象的是简单而有序的基础性因素。
越靠近事件本身,不确定性程度越低。比如,我们对100年、1个月、1天、1小时之后的事态预测,可以肯定的是,越靠近的事件,我们预测的准确性就越高,而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程度也就越低。
采用的样本越大,不确定性程度越低。就像我们在硬币游戏中看到的,当样本数据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硬币正面和反面的出现次数几乎是没有偏差的各占50%。
任务完成的时间越快,不确定性程度越低。这一条和“越靠近事件本身,不确定性程度越低”是相辅相成的。完成事情的速度越快,在完成期内可能引起变数的不确定性因素就越少。
适应性越强,不确定性程度越低。事实上,适应性代表你可以满足的样本空间在全部样本空间中所占的比例。适应性越强,所占的比例就越高,能够满足的概率就越高,不确定性的程度也就越低。但是,为了提高适应性而全面防备的成本会比较高,《孙子兵法》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这就是说,这种结构化的适应性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只有机动中带来的适应性才可以做到效果和成本的兼顾。
具备的信息越充分,不确定性程度越低。实际上,在很多时候,许多的不确定性不是因为它没有确定的发展轨迹,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不了解。
对事物本质了解的越透彻,不确定性就越低。仅仅掌握充分的信息还不够,因为信息本身可能就是芜杂的、真假混合的。所以要具备对信息加工、分析的能力,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看到本质,才能对事物未来的发展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这正像佛家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就是说要做到:看到一个事物的表象时,就能看到其内在的实质,这是一个概括的过程。再进一步看,还要做到“空即是色”,即从内在能够看到表象的程度,这样才真正做到了对事物本质的了解。
环境有利于自身的不对称程度越强,不确定性越低。对于竞争中的企业而言,要降低博弈中的不确定性,而且使竞争的结果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就要善于把竞争引向对自身有利的环境中去。实际上,战略中的“内线作战”、“农村包围城市”都是为了增加环境中有利于自身的不对称程度。
自身的执行力越强,不确定性程度越低。在枪战的影片中,经常有这样的镜头,枪法高的英雄往往可以后出手而直接把对手击毙。实际上,企业的执行能力就外在地表现为这种“命中率”,以及出手的速度和对出手方位的适应性。如果企业能够在远距离瞄准的同时,又具有后发先至的速度,那么这两种能力所拉开的空当将大大增强企业的战略腾挪空间,并降低其不确定性。
如何战胜不确定性
认识了不确定性,也了解了降低不确定性的一些基本规律,我们就可以据此在做企业的规划和计划时找到战胜不确定性的方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方法:
一、以不变应万变,忽略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有一定的客观性,即使是主观上可以消除的不确定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无法实施,比如信息成本太高,投入收益不成比例等等。
巴菲特以其在股票市场投资很少失手而被称为“股神”。其实,巴菲特的投资理念非常简单,巴菲特认为:股票的价格最终是由股票所代表的资产收益价值决定的,所以他在股票选择上就是购进那些按照投资价值被低估的股票且长期持有,而不管股票市场如何波动。曾有人质疑巴菲特当年没有购买微软的股票,从而错失了一个赚大钱的机会。那么,这算不算一次失误呢?虽然从现在来看,如果巴菲特当时买了微软的股票肯定会大赚。但在当时,决定巴菲特是否购买是其基本的投资理念,如果微软这样的风险型企业进入他的投资组合,那就肯定会有其他风险型的企业进入,巴菲特只是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了一种自己最能够把握的组合方式而已。巴菲特的事例说明,即使企业只是在一个很小的方面具有完全把握的能力,并由此扎根下去,就可以产生抵挡外部风云变幻的能力,从而建立其牢固的基业。
二、以实力换时间,降低不确定性
在互联网出现之初,比尔·盖茨没有意识和洞察到互联网将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的颠覆性力量,直到互联网已经成为硅谷的热点,网景公司受到热捧,比尔-盖茨才真正确认了互联网的革命意义。不过,微软最终还是以自己在终端软件上的强大实力而开发出浏览器,并通过捆绑销售把网景公司挤到一边。
作为一项投入,应该说启动越晚,环境发生意外变故的不确定性就越低。但是启动越晚,由于其他企业的先发优势,企业必须打破竞争对手的进入壁垒才能够胜出或争得一席之地。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从而以实力换时间,降低不确定性。这种依靠实力换时间,对确定性追求的战略被戏称为“独孤九剑模式”,其关键是企业要有实力做后盾。以支撑这种战术的“后发先至”。
三、培养洞察力,感知不确定性
作为一种组织,为了降低不确定性而进行的洞察力的培养,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是“诚”,二是“通”。
任何一个公司在针对未来进行决策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情感、心智模式、企业历史负累的影响。因此,需要企业以一种诚实、谦谨的心态去看待事物的真实发展,这就是“诚”。
从组织建设的角度,则需要“通”。企业要有良好的运作,就必须各部分分工协作,良好沟通。但是,大部分企业往往强调“政令畅通”,强调信息由上到下贯彻的顺畅(甚至一些企业连从上到下的畅通也做不到),而忽略了信息由下到上也应该无障碍地流动。实际上,只有做好全面的“通”,才有助于企业正确地感知外部世界的细微变化,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四、增加灵活性,适应不确定性
强化信息管理系统、富于洞察力的领导,以及强大的实力都可以有效地降低不确定性,但这些却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够做到的。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更需要在市场的变迁中发现机会,以自身的灵活性应付环境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增加灵活性的策略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化固定成本为可变成本,增加业务的灵活性;第二,变无机组织为有机组织,增加组织的灵活性。
无机组织是一种机械化的、结构化的组织。组织的支柱是由一个个岗位为单元、合作分工的结构大厦,它的刚性比较强。而有机组织则是一种细胞型的、关系化的组织,它对个体的管理通过对其灌输企业的价值观而不是定义其明确的岗位职责。這些个体根据公司的愿景确定自己的工作内容,并且根据业务的变动主动调整,而不是由听从上级的重新安排和调遣之后才被动地调整。与无机组织相比,有机组织更能够增加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
五、寻找不对称性,消除不确定性
竞争中的不对称性就是竞争中的环境、规则、形势等客观因素,这对竞争双方来说并不是平等的。企业通过消除大部分影响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增加战略执行的可预测性,这主要有两种模式可以借鉴:第一是“内线作战”模式,第二是“农村包围城市”模式。
“内线作战”是把竞争引向对自己有利的环境中去,利用自己对环境的熟悉,形成对竞争对手的局部竞争优势。比如,在2004年的手机市场竞争上,日韩企业利用自身在时尚和精密光学设计上的优势,就成功地上演了一出“大逆转”的战役。
“农村包围城市”则是寻找对手的薄弱环节进行竞争。所谓的“农村”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农村市场,而是竞争者在战略体系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比如,沃尔玛起家时只是山姆·沃尔顿在美国乡下的一个乡村折扣店。当时,西尔斯这样大型的百货公司已经取得了美国城市市场的垄断地位。西尔斯当时并不希望用另外一种适合在乡村经营的模式去占领农村市场,因为在内部管理上的冲突会使得这种经营不但不会带来效益的提升,反而引起对组织的伤害。大型百货公司战略结构上的“空缺”,给沃尔玛提供了发展空间。
不确定性 篇9
降雨对河流水质的不确定性影响研究
基于降雨对河流有机污染物稀释和降解的确定性数学模型,运用未确知数学中盲数等工具,对降雨期间的河流水质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降雨的影响,河流在丰水年丰水期的水质较枯水年枯水期得到明显的.改善,自净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利用盲数运算方法得到了洋河3个断面对应不同可信度的COD浓度区间,其中对应最大可信度的COD浓度区间,可以为制定雨水对河道的清污作用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灌溉排水学报 ISTIC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年,卷(期): 24(5) 分类号:X52 关键词:降雨 河流水质 不确定性 盲数不确定性 篇10
演讲时间:2009年10月26日
——金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系列讲座演讲稿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这适用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我一生中的经验成型于1944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14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 High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 14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当我 17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理解时代的不确定性 篇11
2004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台的《绘制全球未来》报告中这样描述世界图景:“我们认为未来15年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代……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的变动。自从1949年西方联盟形成以来,国际力量分布还从未经历过目前这种变动状态。”2005年3月美国国防部《国家防务战略》报告道出了美国军方眼中的不确定性:“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规挑战的时代,一个战略不确定的时代。”2006年2月3日美国刚刚公布的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则说,我们“已经从一个可以合理预期的时代,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令人惊讶的时代”。美国总统布什本人则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讲话中这样说:“有时候,历史可能看起来是在绕圈子,驶向未知的彼岸。”
美国决策层面对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感如此之强,可能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在2002年9月,也就是9.11事件一周年之后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头还是这样记述的:“20世纪自由与极权主义之间的伟大斗争,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只有一种可持续的国家成功模式:自由、民主、自由企业制度。”曾几何时,这种“历史终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的乐观情绪和明快图景,似乎被蒙上了阴影。正像今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所说的那样,“美国是一个卷入了一场长期战争的国家”,由于这场战争的长期性以及战争对象的复杂性,美国将无法在“长期战争”中像过去那样“迅速取胜”,也不会出现“决定性胜利”这种场面。
这种强烈的不确定性感,根源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只要想一想有互联网的世界与没有互联网的世界的区别,想一想1991年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与今天的区别,我们就能明白,我们的确在经历某种重要关头,只不过这种变化如同地壳运动、河流改道、冰川融化和海岸侵蚀,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逐渐被人感知。全球化对各国的负面影响(包括发达国家),反恐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民族国家间权力转移的态势都是最近几年才逐渐被多数人明确地感知。
在“反恐战争”方面,国际社会能否遏止恐怖主义的蔓延?美国在伊拉克能否战胜“非常规挑战”?是否会有新的核国家产生?恐怖分子是否会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将赢得还是失去青年穆斯林?
在全球化的影响方面,全球化是否会让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消亡?在国家发展水平差距以外,世界是否会日益走向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我们是否会目击更多的法国式的骚乱?非国家行为者未来在世界政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民族国家的权力转移方面,中国和印度是否如预言家所言顺利崛起?老龄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日本与欧洲的竞争力?20年后,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对其他大国的实力优势?
上述这些问题,相信没有一个能在短期内看出答案。
每个时代对未来都会有诸多疑问,但是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似乎我们从来还没有在“我是谁”、“敌人在哪里”、“国家的角色”等根本问题上产生疑问。面对这些疑问,作为未来20年内塑造国际环境能力最强的国家,作为力图保持“领导地位”的国家,美国自然最明确、最强烈地感受到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对过去一个世纪的“美国世纪”,15~20年的“塑造”未来的时间并不算长;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则由此产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热津斯基在《大选择》中提出了美国应发挥“主宰作用还是领导作用”的疑问;布什在2006年国情咨文中称今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大家和我所做出的选择将决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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