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作文100字

汉字的作文100字（精选5篇）

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 篇1

关键词：词汇自测定方法 汉字 起源 字测定方法

当代国内学者主要运用考古文物资料来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由此得出的结论因“对资料的不同定性及汉字起源在阶段上的不同认识而有所不同”[1]（P239），有“三千多年说”[2]（P16）、“四千—五千年说”[3]（P55～58）、“六千多年说”[4]、“七千—八千年说”[5]、“八千多年说”[6]、“九千多年说”[7]、“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说”[8]（P74）。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更多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说法，因此，笔者认为，仅仅依靠考古学的方法只能把年代一步一步向前推移，无法科学地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不可避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意大利著名语言学家阿里内（Alinei，Mario）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lexical self—dating）来测定印欧语言分化的具体年代。这种方法用于建构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新方法，弥补了我国汉字起源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因此，笔者试图提出基于汉字自身来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方法，称作“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本文讨论该方法的理论背景与基本观点，论证其理论可能性。

一、理论背景

20世纪90年代，阿里内等人根据“乌拉尔连续理论”[14]（P3～14）（The Uralic Continuity Theory）提出了“印欧语言研究的旧石器连续范式”[11]、[13]（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 for the origi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以下简称PCP）。他们认为，语言的历史要比传统理论界定的几千年久远得多，按照托拜厄斯（Tobias，P.V.）的观点，语言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距今250万～100万年的“能人时代”之前[15]（P87～94）。与语言一样，词汇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发展进行历史分期（lexical periodization）[13]、[16]（P132）。

为测定印欧语言起源及分化的时间，阿里内在指出其它语言年代测定方法——如最早文字记录测定法、语音嬗变测定法、词源测定法、斯瓦迪士[17～18]（Swadesh，M.）的语言年代学方法（glottochronology or lexicostatistics）的各自特点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作为文化与语言系统之间的接口（interface），词汇记录着言语社团无数次文化历史变革的轨迹，是言语社团历史的全景体现，词汇的历史对研究言语社团的历史与文化发展有相当大的价值，透过词汇这面镜子可以看清语言发展的整个历史。具体说来，一个词就如同一个考古现场，它揭示的不是某个单一时期的历史，而是像考古层位一样揭示了多个时期的历史，测定一个词产生的年代与考古一样，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层位与之对应。只要词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事件本身发生的年代可以确定，词产生的年代就可以测定。根据词的不同性质，词汇自测定方法区分了“历史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traceable referents）和“历史不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untraceable referents）。人类劳动的所有产物和绝大多数社会产物都产生于特定的时间，指称这些对象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是可测定的，而那些用于指称自然产物、先于人类存在的事物、情感和抽象概念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很难测定，甚至不可测定。

二、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的基本观点

（一）汉字的历史相当久远

阿里内等人提出的PCP推翻了吉布塔（Gimbutas，M.）的“黑海——里海起源说”[19]（P155～198）和伦夫鲁（Renfrew，C.）的“小亚细亚起源说”[20]，认为印欧语言的分化时间不是红铜时代也不是新石器时代。印欧语言从原始印欧共同语分化成各种非标准变体或方言的过程极为漫长，到冰河时代结束时（距今约1.2万年），原始印欧语已经分化为原始凯尔特语、原始意大利语、原始日耳曼语、原始斯拉夫语、原始波罗的语。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就一直生活在欧洲[13] 、[16]（P135）。

笔者认为，与印欧语系诸语言一样，汉语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可能在我国人类“还是动物的时候，就有了语言”[21]（P2）。许多国内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如孙常叙认为：“现代汉语，这一民族的共同语言，是在形成民族之前的部族和部落中就已胚胎，孕育，逐渐滋长壮大了的”[22]（P170）。刘民钢认为：“原始中国语的诞生已经具有漫长的历史，根据人类诞生发展的时代推算，它不可能早于450～500万年，依据现代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可比较性和古人类及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迟于180万年。”[23]（P111）

“文字的起源问题与语言的起源问题难以分开”[24]（P39），作为汉语的一种重要模态（modal）（“语言的多模态性”，汉字的历史也相当久远，不仅仅因为目前所见最早用汉字记下的文字资料距今已有3000多年，更重要的是，“早在商代以前，中国汉字已经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过程”[29]（P3）。裘锡奎认为：“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30]（P55）；“凡是象形字，虽则都是原始字，可是它们的发生时代不会一样，兕和象的图画，也许两万年以前就有了。”[30]（P77）可以看出，他对文字产生年代的推定远远超出了赵诚[7]界定的九千多年。诚然，相对于个人而言，九千年相当久远，但相较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九千年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而已，把汉字起源时间或者“汉字系统成型”[8]（P68～83）时间限定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都是不科学的，这些观点不仅低估了史前人类的语言能力，还小视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

（二）应该按照我国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来考察汉字的历史

阿里内认为，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过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发展进行历史分期。[16]（P132）黄亚平认为：“对汉字起源、形成问题的讨论一定要有人类学眼光，仅用纯文字学的理论是不够的。”[31]（P23）根据吴新智提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我国人类进化发展模式的主流是连续进化，附带有少量与境外人群的杂交。”[32]（P276～282）笔者认为，汉字在我国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是连续发展的，要弄清汉字起源年代问题，就必须按照我国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来考察汉字的历史，而不应该把汉字看成是某个时间突然产生的事物，也不应该把汉字看成是由汉民族独立创造的，更不能把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的年代直接认定为汉字的起源年代。

（三）汉字与汉语不是附庸关系，二者同时起源，同步发展

亚里士多德的文字观——“文字是口语的符号”[33]（P55）对西方学术界影响至深，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也没能逃脱，以致于在讨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时仍然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34]（P47）但索绪尔可能意识到汉字与印欧语言的文字之间的差异而对亚氏文字观的普适性产生了怀疑，他对人类的文字体系进行了二重区分：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对中国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34]（P55）鉴于两种文字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索绪尔明确指出，他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而“许多汉字研究者忽略了索绪尔的二重区分，将索绪尔对欧洲文字性质的判断，视为人类文字的共同属性，并用以指导汉字改革的理论实践”。[35]（P414）因此，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后才产生的，文字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是辅助语言的交际工具。”[29]（P25）

让·雅克·卢梭也说过，文字的最初形式并不描绘语音，而是要么像墨西哥人那样直接描绘对象自身，要么像古埃及人那样以象形的方法来描绘对象[36]（P25～26）。陈望道认为：“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绝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37]（P74）哈里斯（Harris，R.）指出，文字并不只是为了记录口语，文字与口语是两种平行的符号系统，文字远比语音更有权势[38]（P35）。笔者认为，就个体发生（ontogeny）而言，汉语与汉字可能有先后之说，而就系统发生（phylogeny）而言，二者应该同时出现于群体的社会活动之中；汉字与汉语并非同出一源，认为汉字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记录汉语是不科学的，有盲目跟风之嫌，持此观点者没有真正弄懂索绪尔的理论，也没有真正认识汉字的个性特点，有削足适履之嫌；更不能认为汉字产生的基础是汉语，汉字的产生基础是汉字使用者所处生存环境的特征及他们在与所处生存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和所处生存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申小龙认为：“汉字的象形象声象意之构造是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结果，它真实而又客观地反映当时代全社会的认知水平和认知成果。”[35]（P430）

汉字与汉语之间不是附庸关系，它存在的理由不是为了表现汉语，它也绝非用于记录汉语的符号，二者作为一个硬币的不同侧面，应该同时起源，同步发展。

（四）汉字形成的历史是渐进的，不是突变的

阿里内认为，受神创论和进化论的影响，19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突变论（Catastrophism）者”和“均变论（Uniformitariamism）者”，就语言而言，语言的发展变化是渐进的，而非突变的[16]（P122～126）。孙常叙认为：“语言的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爆发的。汉语从氏族语言、部落语言、部族语言转变成民族语言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消灭旧的语言另创新的语言，而是经过长期的逐渐发展，通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使语言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22]（P170～175）笔者认为，与汉语一样，汉字形成的历史也是渐进的，不是突变的，它是我国人民在社会活动中随着社会及自身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而不是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由某个人突发奇想单独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圣王”或“巫师”[31]（P24）的专利。正如唐兰所言：“所谓仓颉作书及文字起源于结绳或八卦的传说都是不可靠的，最初的文字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众人的创造。”[3]（P12）

汉字形成的过程与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一致。人类不可能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一次性认知所有的事物或某个事物的所有特征。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人类仍然处在认知世界的漫漫征途中，而作为我国人类表征其认知的世界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汉字的形成过程也自然是渐进而漫长的。

（五）汉字形态具有稳定性

阿里内认为，保持稳定是语言发展的规律，变化是例外。[13]、[16]（126～128）汉字形态也是这样。“稳定是汉字发展传承的基础”，“在汉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字形的稳定和统一是一条主线”，“汉字是一个在多因素制约下形成的相对平衡稳定而又不断发展的系统。”[39]（P74）有人比较现代《新华字典》和汉代的《说文解字》两部字书，发现其中有50%左右的字汇的形体和字义完全相同，这些均是汉语基本词汇。[40]（P35）另据研究[41]（P143），从《玉篇》《干禄字书》《五经文字》《新加九经字样》《龙龛手鉴》到《复古编》，再到现代汉字，楷体汉字字形结构表现出高度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六部字书中出现的字，形体与3500个现代汉语常用字的规范字形全同者共2185字，占3500字的62.43%。笔者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之前，古今汉字形态与意义吻合度应该更高。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汉字的形态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但汉字形态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汉字形态自古至今始终保持固定不变，而是在保持字形稳定和统一的基础上的“动态平衡”[39]（P74）。实际上，汉字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次改革，如秦始皇的“书同文”、唐代的“辩证文字”、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字改革”等等，但这些文字改革并不是以一种文字替代另一种文字，并没有导致汉字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万变不离其宗”，或者说“形变而神不变”，在保持汉字基本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整，这些调整使得汉字形态更加规范，更有利于人们交际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

（六）汉字起源年代可以自测定

以往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研究要么运用考古资料，要么“运用传统文献流传的汉字起源的说法”[1]（P238），这些方法无法客观而科学地确定汉字起源的具体年代。作为“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写符号系统”[35]（P424），它包罗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映射社会文化的每一个细节，展示社会文化的多维层面，是一座恢弘的历史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工具，而且它本身为我们提供了早于历史文献的远古历史文化信息。[35]（P430）虽然无法找到最早的汉字记录，但作为历史的“活化石”[40]（P11）、“文化之根”[8]（P125～152）、“文明之母”[8]（P153～176），这些最早的汉字记载着我国人类进化的历史、传承着中华文化、孳乳着华夏文明，就像“基因”一样仍然存在于当今的文字之中，所谓“前人所以垂后”[42]（P316）。透过这些信息，找出这些汉字的“基因”，并以地质学之父赫登（Hutton，James）[16]（P128）、[43]（P31）提出的“现在是通往过去的钥匙”（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为指导原则，基于汉字自身来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所谓“后人所以识古。”[42]（P316）

当然，基于汉字自身的汉字起源年代测定方法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汉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汉字起源于何时”这一类问题，而是着重解决裘锡奎先生提出的问题：汉字这一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汉字是怎样从最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30]（P22）

三、结语

受文物（献）资料自身的局限性的制约，加之“一般通过训练而成为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文字学家很少将他们的研究与现代语言科学联系起来”[24]（P39），因而难以摆脱“神创论”“突变论”“个人英雄主义”“文字附庸论”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以往学界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的局面。本文提出的“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试图摆脱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制约，消除其中的错误思想，结合文字学与现代语言科学，提倡汉语和文字并行，同时起源，都是在其使用者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产生并同步渐进发展的。鉴于汉字久远的历史，以及汉字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征，笔者认为，以“现在是通往过去的钥匙”为指导原则，回溯我国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汉字起源年代的测定在理论上来说是可能的。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的理论背景和基本观点，旨在介绍本测定方法的理论来源，论证其理论可能性，其实践操作部分尚未涉及，笔者拟另撰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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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作文100字 篇2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它融入人们的生活，伴随在人们的左右。新时代，汉字必须走出国门，向外国人展示汉字的魅力，焕发生机！

汉字经历了由繁到简的.演变过程，具有工具性，人文性，艺术性。即使时代变迁，汉字仍会保持原来的温度。作为记录和交流的载体，有重要意义。

中国“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所以人们选择用方便的汉字进行交流。这能增强各族人民石榴籽般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海外同胞赴大陆探亲，寻找祖源，汉字承载了他们的寻根之旅。他们用汉字与大陆亲人交流，亲切的母语，让他们找到了一份归属感。

汉字是国人性格的集中体现。篆书体正势圆，草书行云流水，楷书协调平正，体现出国人含蓄谦虚，随性大方，心怀大志，刚强正直；曹操《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言壮志依然激励着国人为理想不懈奋斗；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将厚重的东方文化底蕴与国际化的现代风格融为一体，呈现出中国新形象、新梦想，传递出为圆体育强国之梦、促冰雪运动发展的新贡献。

汉字影响周边国家近千年。韩文（料理）发音与汉语相似；越南虽已废除汉字，但也有20xx多年的学习史；古人东渡日本，造字约5万，现存2136个汉字。

毛泽东曾言：“汉字必须改革，要走向世界文字共同的拼写方向。”为了解决汉语难学、汉字难写的问题，中国要紧跟时代步伐，重视简体字，日常生活中少用繁体字，注准拼音，为外国人提供拼音、书法网络教程。

同时想让他们愿意学，必须重视宣传。在儿童阶段，国外类似小猪佩奇的早教片受国人喜爱。同样，中国也可以把汉字拼音知识做成国际版的启蒙动画片和启蒙早教App，孩子越早接触汉字，效果越好；在高年级和成人阶段，选择做类似汉语桥的综艺或是类似跨国选秀的节目，更具趣味性和吸引力；当然，以国家名义做推广汉字的宣传片和纪录片影响力度更大。

汉字的作文500字 篇3

眼前一亮，第一个字“闷”蹦蹦跳跳地跑了出来，在原地翻了几个跟头。教室里原本活跃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寂静起来。有的同学撅着小嘴在思考着;有的同学皱着眉头，眼睛死死地盯住那个字不放，好像要把它看透一般;但还有一些同学一看到这个字就想到了什么似的，进取地举起手来。一个同学说：“这个就是把心关在门里，不让它出来透气。”我一只到这个解释，突然脑洞大开，把手举得高高的，教师叫到了我，我根据前一个同学的回答解释道：“就是把自我的心关了起来，就会感到心里很闷，当自我有什么事时，要学会倾诉。”听了我的解释，大家都长长地舒了口头，同时也会我的回答点赞。

第二个字跳了出来，是“聪”，这个字十分简单，大部分人都进取地举了手。一看到这个字，我心想：聪，它由耳朵、眼睛、嘴巴和心组成，那么应当对这个字的理解是：“做某件事是要心到、眼到、耳到、口到，才能做得好。”

有趣的汉字作文400字 篇4

可是我们班的学霸王x说：“不不不，这个字就念‘长’，不过是繁体字而已啊。”

我们都惊讶地张大嘴吃惊地望着她。有一位同学叫了一声，就抬起桌上的钢笔，在语文书上留下了“長”字。

站在讲台上的王老师回过头来对我们说：“对，这个字是从远古传下来的，想不想听我给大家讲讲它的来历？”

“好啊，太棒了！”我们大家开心地大声喝彩，竟然还有人“嘘”了一声。

可是，不巧的很，打起了下课铃“叮铃铃！叮铃铃……”

“嗯——看起来今天没法讲了”王老师失望地对我们说。

“啊——好可惜啊。”我们难过地感叹。

提笔莫忘字汉字需逆袭 篇5

有多长时间，已经没有真正拿笔写过什么？拼音与五笔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数字化时代，文字记录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键盘上手机上的“敲字如飞”常常代替了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汉字书写在20世纪急速滑向低谷，最直接的原因是两波“换笔潮”，悄悄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传统。第一波是传统的毛笔换为自来水笔、圆珠笔、铅笔之类的“硬笔”。这波换笔，虽然笔已变种，但汉字还要一笔一笔写出来，“书写”传统犹在。第二波换笔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以往日常笔写之事被计算机取代，连“书写”动作也换掉了。汉字书写的灵巧动作简化为两种简单垂直的操作：键盘上的“敲”，鼠标上的“点”。

但新技术的冲击绝非导致当下汉字境遇的唯一原因。将汉字手写艺术的尴尬，完全归因于新技术的罪过乃是推脱我们自身传承文化的使命与责任。造成手写水平下降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汉字缺少一份应有的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缺少一份应有的敬重。我们或许早已忘记了汉字中还蕴藏着丰富的中华文化与艺术，早已忽视了手书汉字也是传承汉字文化极具生命力的方式。

其实提笔忘字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而是一个延续千年的现象，早在电脑发明以前就存在了。早在先秦时代，当时的学者有时忘记字怎么写，只好用同音字代替，这些字保留在古籍里，成为通假字。中国的字典普遍都收录大量的讹字，即错别字，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就存在提笔忘字、写字不标准的事实。

一些学者指出，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自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提笔忘字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人类语言文字本来就不断的演变，变得更便于使用，汉文化中，汉语才是“身”，汉字只是“衣”。另外一些人认为，汉字书写繁难是不争的事实，迟早要消失。正如发明了煤气灶以后，谁也不会去学烧柴火一样。这样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客观，却是忘记了汉字的意义并非只限于自身。汉字承载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气质，它是五千年中华文明最直接的传承者。手写汉字，就个体而言，更是直接体现着个人的才情性格、传递着个人的思想情感，使他人读后如见其人，心生温暖。“见字如面”，是多么美好的一声问候，即使阻隔千山万水，也能从文中看到对方的笑颜。

堪忧的是现实，欣慰的是情感。不要让汉字书法变成文化乡愁，不要用今日湍流冲走几千年来的历史积淀。重视汉字书法训练，是中国几千年的教育传统，向来是从蒙学开始。孔子提倡的西周学童教育，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六科，称为“六艺”，这些科目，与今天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正相吻合。其中“書”这一科，就包括了书法的练习。练字是一种手、眼、脑三者协调配合的学习活动，记忆力、观察力、意志力，都可得到提升。在练字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学会使用毛笔，学会书写技巧，学会处理笔画结构之间各种组合关系，把字写得端正美观，笔画有力感，达到指挥如意的程度，同时还能养成专心致志的习惯，以及培养出个人独特的美感。因此，汉字书法的普及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审美艺术乃至中华文化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