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淙,石淙武则天,石淙的意思,石淙赏析

石淙,石淙武则天,石淙的意思,石淙赏析

石淙,石淙武则天,石淙的意思,石淙赏析 篇1

三山十洞光玄篆,玉峤金峦镇紫微。

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

石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

且驻欢筵赏仁智,雕鞍薄晚杂尘飞。

蒙曼又说:“女皇都带头了,随从人员肯定纷纷响应。十六个人,一共写成了十六首诗,这些诗都刻在石淙河边的石壁上,现在还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原来就听过蒙曼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武则天,听到这一段时极感兴趣,极想知道还有哪八个人和了武则天的《石淙》诗。蒙曼讲座里只点出了七个人,加上武则天本人总共才八人,仅及半数。另外的八个人都是谁呢?极想了解个一清二楚,可一时又无从查起。后来想到自己藏有多种版本的《全唐诗》,何不从蒙曼讲到的人一个一个查起呢?我是按她讲到的李显、李旦、武三思、狄仁杰、姚元崇、张易之及张昌宗的顺序来查的,查到狄仁杰的《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后,得知《全唐诗》编者录下了狄仁杰写的诗序,诗序详列了参加这次宴饮者的姓名官职、薛曜奉敕刻石及宴饮日期,又有《全唐诗》编者所加的前后按语,极为清楚:“石淙山,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三十里,有天后及群臣侍宴诗并序刻北崖上。其序云:‘石淙者,即平乐涧。其诗天后自制七言一首,侍游应制皇太子显、右奉裕率兼检校安北大都护相王旦、太子宾客上柱国梁王三思、内史狄仁杰、奉宸令张易之、麟台监中山县开国男张昌宗、鸾台侍郎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给事中阎朝隐、凤阁舍人崔融、奉宸大夫汾阳县开国男薛曜、守给事中徐彦伯、右玉钤卫郎将左奉宸内供奉杨敬述、司封员外郎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各七言一首,薛曜奉敕正书刻石,时久视元年五月十九日也。’按此事新旧唐书俱未之载,世所传诗,亦缺而不全,今从碑刻补入各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全唐诗》卷四十六)据此按图索骥,查找起来就极为便当了。据此也就可以纠正蒙曼在《百家讲坛》中的疏误了:

一是将诗中首句的“光玄箓”错为“光玄篆”。“箓”是旧时帝王自称其天赐的符命之书为箓,“玄”有深奥神秘之义。全句大意为石淙周遭的山色洞景实在壮美,以致为帝王的承天之运都增添了光辉。错为“光玄篆”就根本无法讲通了。还有“久视元年七月”应为“久视元年五月”。

二是将出席这次宴饮的十七人错为十六人,总共十七首诗也就相应的错为十六首了。

三是武则天不仅写了一首七言诗,还写了诗序,蒙曼讲座中也未曾提到,这也是不妥当的。又说这些诗“现在还能看得清清楚楚”,与实际情况还是有距离的。因为在清代康熙年间编《全唐诗》时已有两个字认不清了:这就是李旦的《石淙》第七句缺首字;再就是武三思的《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第二句中缺第五字。那时就已看不清楚了,又过了三百多年,现在就更不会再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通过进一步查阅,又发现许多书对这件有山崖刻字记载的宴饮诗会其说不一,错误甚多。

一是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在辑校《〈全唐诗〉续补遗》卷一的《武则天后·游石淙诗并序》后加了跋语曰:“《古今图书集成·山典》六○《嵩山部》。今按:此诗在《全唐诗》有诗无序,而《全唐诗》一般有诗有序者,大都全录,此系遗漏。现特补序,诗不重录。又《图书集成》同卷,作嵩山石淙侍宴应制者,有宋之问、沈佺期、苏味道、李峤诸人。”下又注“据《金石萃编》卷六十三校改”。陈尚君在这个辑校中所加的跋语,看似有根有据,铁证如山,确凿无疑,谁能不信?事实却是大有差错的。按语中说石淙侍宴者首列宋之问,实际上这次石淙之行宋之问不知因何根本就没去,当然也就没有和诗留下来。这里凭空里添出宋之问,大是迷惑人。

我是先看到这个跋语后才又去查到狄仁杰诗并序的,因此就让这个跋语忽悠了好半天。我原来也觉得宋之问随武则天去石淙侍宴而应制和诗如同云舒云卷一样自然。因为据我了解所知,宋之问是武则天非常赏识的诗人,甚至还有过“夺锦袍”而赐之的佳话,从游赋诗应顺理成章;又因为宋之问、沈佺期二人并称,同时在朝为官,官职相若,二人同时从游也该不成问题。因之就毫不怀疑地去查《全唐诗》宋之问的诗四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竟然没有《石淙》和诗,怨自己太粗心,才没有查到宋之问的和诗。因此还是毫无怀疑地细细查看了至少两三遍吧,无论怎么上天下地的仔细搜寻,宋之问的《石淙》和诗就是毫无踪迹可寻,大惑不解。我还以为是《全唐诗》漏载了,根本没有想到问题是出在陈尚君那看似天衣无缝的跋语上。还进一步查阅了他辑校的《〈全唐诗〉补编》所补宋之问的所有遗诗,即上册第六页补一首、第一一四页补五首;中册第七六一页所补十八首加断句七则,凡宋之问的全查看了,就是没有他的和《石淙》诗。这到底是为何?纳闷得不得了,急切里就是解不开这个谜。也忘了待了多久了,直到看了狄仁杰和诗前的序后才终于明白真相:原来宋之问根本就没去石淙侍宴,当然也就不会有和诗留下来。这也就铁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原来陈尚君据《古今图书集成》所加的跋语,又注《古今图书集成》所据的《金石萃编》卷六十三云云,全是忽悠人的妄言。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确是至理名言,我查所谓宋之问《石淙》和诗的过程就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例证。

看来陈尚君虽然辑校出洋洋三大卷的《〈全唐诗〉补编》,却并没有通读过《全唐诗》,令人不胜唏嘘。我相信他只要通读过《全唐诗》的话,也就绝不会出现如此忽悠人的疏误。对《全唐诗》进行如此大工程的辑校补编,却还根本没有通读过《全唐诗》,也真可令人浩叹了。当然在此我也不得不告白读者,本人虽然购藏有四种《全唐诗》版本,却也遗憾的没有通读过,只作了摆设。否则也就不会让陈尚君的疏误给忽悠了。

回头来说,实际上在童养年辑录的《〈全唐诗〉编补遗》卷一武则天《游石淙诗并序》后说:“此为诗序,诗不重录。”这个跋语恰如其分并无错误。但陈尚君在做辑校时加引《古今图书集成》和《金石萃编》以证之,看似旁征博引,天衣无缝。实际上却是画蛇添足,弄巧成错。这更让人浩叹了,看来重辑重校之书也不一定比原书错误少啊,这真值得注意也。

顺便说一下,童养年所辑也非完美无瑕,差错有的也极明显,陈尚君重新辑校却也并没有校出来。如童养年辑录的《岁时广记·二七·七夕》引宋之问四句诗成《明河篇》以为是“遗诗”。其实不然,这四句诗实际上是《全唐诗》卷五十一宋之问同名诗《明河篇》的最后四句。童养年所补中的“安得”原作“愿得”、“乘查”原作“乘槎”。虽然他在“查”下注“与槎同”,也还都是《全唐诗》的原诗更合理更富诗意。童所补也是画蛇添足无效劳动。看来童似乎也没有通读过《全唐诗》,至少没有仔细认真地通读过《全唐诗》就去进行“续补遗”了。否则怎么出现如此明显的无意重复呢?就是陈尚君在重加辑校时也沿袭其谬,也更证明他根本未通读过《全唐诗》,实在出人意料。

二是1993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帝王诗词鉴赏词典》,选录了唐中宗李显和武则天的《石淙》诗,在介绍、鉴赏、评说时也出现了许多错误。所录李显的《石淙》诗后赏析说:“本诗原注‘太子时作’。武后(则天)于万岁登封元年(696)与群臣会饮石淙山,时李显为太子,睿宗李旦为相王,及宋之问等都有诗。”(一百零一页)此处说“本诗原注‘太子时作’”即不妥,因“太子时作”很显然为《全唐诗》编者所加,并非是“本诗原注”。再说“武则天于万岁登封元年(696年)赴石淙会饮”的年代错了,应为周久视元年(700)才对。该书一○三页即为正确的公元700年,101页却错为696年,审校也太粗疏了。三是说宋之问也游石淙侍宴和诗了,上已辨之,此纯属想当然地人云亦云的错误,根本不是事实。此次石淙会饮宋之问根本就没有去,又何能有和诗刻石淙山崖?

该书一○三页录武则天《石淙》诗后赏析说:“武则天于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巡幸中岳嵩山,大宴群臣于石淙,君臣饮酒赋诗十七首,其中之一首就是武氏的《石淙》,收载于《全唐诗》卷之五。”这里所说是对的。可下面在介绍了石淙周围的地理环境、名胜古迹之后说得就离谱了:“北崖上刻有久视元年武氏君臣饮宴时吟诵的诗篇,南崖上刻有奉宸令张易之撰写的《秋日宴石淙序》,诗与序均为文学名士薛曜手书。当时侍宴奉和‘圣制’者除张易之,尚有武三思、张昌宗、薛曜、杨敬述、于季子等人,他们的和诗均载于《全唐诗》卷八十。”此处所说完全失实。其一说张易之撰写了《秋日宴石淙序》刻于南山崖上,这纯为子虚乌有。因为序与诗应紧密联系在一起,怎能会“南北分治”呢?从形式上看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这样有女皇招饮赋诗的场合应由她来制序(前已说事实即是如此),统领全局,这才是名正言顺、合情合理之事。而张易之当时虽然被武则天宠爱着,但在这种场合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排不上他的号,由他写序算哪门子的事呀?只从题目《秋日宴石淙序》看,与石淙会饮的时令也完全不合。上引狄仁杰和诗序中有明确的日期为“时久视元年五月十九日也”,时间明明在夏季,和诗中有九人,也包括张易之本人,即有狄仁杰、武三思、姚元崇、张昌宗、阎朝隐、薛曜、杨敬述、于季子,他们这九人和诗的题目都是《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而崔融的和诗题作《嵩山石淙侍宴应制》中有句云:“树作帷屏阳景翳,芝如宫阙夏凉生。”更是直接描写的夏日景物。张易之的诗题还是《奉和夏日游石淙山》,去写序了,“夏日”就一下子成了“秋日”,岂非脑子进水神经出了毛病吗?总而言之,张易之撰《秋日宴石淙序》是绝无可能的。

可又无独有偶,198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第二版的《中国名胜词典》的“石淙会饮”条也竟早有同样说法:“北崖上刻有武则天于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大宴群臣时诗作十七首,南崖上刻有张易之撰写的《秋日宴石淙序》,诗与序均为薛曜手书。”这些话与上引黎生赏析武则天《石淙》文中的话完全相同,是否黎生在赏析时抄引了《中国名胜词典》上的介绍之文呢?否则,前后相差七年怎能文句完全相同呢?又是否认为《中国名胜词典》是由河南文物管理局参与组织撰写的就准确无误呢?可情况又正好相反。但在抄引时既不注明出处,更不考虑是否合乎事实,这种人云亦云、沿袭其错的学风是实在要不得的。

其二是说其他人的“和诗全编在《全唐诗》卷八十”也完全不符事实。上引《全唐诗》编者在狄仁杰和诗序后加的按语中就明确指出:“今从碑刻补入各集中”而不是集中载入一卷中。《全唐诗》体例是先帝王后嫔妃,再下才是将相文臣诗人等。《全唐诗》编者所列这次石淙会饮所吟成的十七首诗的编排顺序是:李显、李旦的在卷二;武则天的在卷五;狄仁杰的在卷四十六;李峤的在卷六十一;姚元崇的在卷六十四;苏味道的在卷七十六;沈佺期的在卷九十六;卷八十确是所载入和诗人数较多的一卷,也只有武三思、张易之、薛曜、张昌宗、杨敬述和于季子六人,绝非全部。据《全唐诗》所载,李旦、狄仁杰、杨敬述都是仅有这次奉和《石淙》诗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