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历史典故

武王伐纣历史典故（共3篇）

武王伐纣历史典故 篇1

一、武王伐纣简介

周部落源自华夏民族，其始祖姬弃就是被称为农神的“后稷”，为黄帝之后，因为遭到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扰，周部落的首领古公亶父率领周人迁移到岐山(今陕西岐山东北)下的平原定居下来。《诗经·鲁颂·閟宫》中有“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说明周在古公亶父时期就有取代商朝的计划。

在古公亶父与季历的治理下周部落逐渐强盛，商王文丁为拉拢周国，把女儿嫁给季历，并封他为“牧师”。但周始终是商朝的隐患，日渐强大的周与日渐衰落的商相互猜疑，进而相互征伐。商王文丁为扼制周势力发展，杀了季历，周商矛盾陡然加剧。

姬昌继位后，国力不足与殷商对抗，固继续臣服于殷，为殷西伯。但殷商对周并不放心。商纣一度囚禁姬昌于羑里，并杀其子作为肉汤、迫文王喝下。周人以宝马、美女贿赂商纣，求得释放姬昌。姬昌归国后，谋商之心并无松懈。他一方面倡导发展生产，制定“有亡荒阅”之法律，大肆搜捕逃亡奴隶，防止劳动人口流失，增强周族实力，使周国附近一些部落归附。另一方面进行武力扩张，根据《尚书》记载，周国首先讨伐西方犬戎及密须等小国，以固后方，接着东伐耆国(在今山西长治西南)、又伐邘(即孟，在今河南沁阳)，最后伐崇国，深入到商朝势力范围。此时周国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姬昌便迁都于丰都(今陕西省西安市户县沣河西岸)，准备进取殷商。[1]

姬昌在未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姬发以姜尚做他的师，周公做他的傅，召公、毕公一班人辅佐周武王，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

二、武王伐纣传说故事

孟津观兵

【主条目：孟津观兵】

周武王九年(前1047年，根据断代工程推断时间，下同)，姬发先在毕地祭祀姬昌，然后前往东方举行阅兵，到达盟津(今河南孟津)。设姬昌的木主，用车子运载置于军中。姬发自称太子发，表示是以周文王姬昌的名义征伐，自己不敢独断专行。然后向司马、司徒、司空、诸节告诫：“大家要小心谨慎，说到做到!我无知，全靠先祖们留下诸位有德之臣，我这晚辈才继承了祖先的功业，当致力于赏罚，以巩固他们的功业。”最终起兵。 姜尚下令说：“集合起你们的部下，带上你们的船只，迟到者斩首。”姬发渡黄河，船到河心，有白鱼跳进他的船中，姬发俯身拾起用来祭祀。渡过河之后，有一个火团从天而降，落在姬发的屋顶上，凝固成乌鸦状，它的颜色是红的，降落时声音轰隆隆的响。当时，不约而同前来盟津会盟的诸侯有八百之多。诸侯都说：“可以伐纣了。”姬发说：“你们还未知天命，现在还不行。”所以班师回来。

誓师伐纣

帝辛日益昏乱暴虐，周武王十一年(前1045年)，帝辛杀王叔比干，囚兄长箕子，大师疵、少师彊抱着他们的乐器去投奔周。这时武王姬发发觉攻打商的时机即将到来，向所有的诸侯宣告说：“殷犯下大罪，不可不合力讨伐。”

因而遵循文王的遗志，率领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穿戴甲胄的战士四万五千人，东进伐纣。十二月戊午日，军队全部渡过盟津，诸侯均到达，姬发说：“大家要勤勤恳恳，不可懈怠呀!”作《太誓》向众人宣告：“现在殷王纣竟然听信妻妾之言，自绝于上天，违背天理，疏远自己的同祖兄弟，废弃其先祖的音乐，敢采用淫乱的音乐去窜改典雅的音乐，以取悦于他的妻妾。所以现在我姬发要替天行道。这次要努力呀，男子汉们，机会难得，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更不会有第三次了!”

牧野大战

【参考条目：牧誓、牧野之战】

周武王十二年(前1044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姬发一早就赶到商别都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举行誓师。姬发左手拄着黄钺，右手握着以白色旄牛尾为饰的旗帜指挥将士们说：“来自西方的人们，你们一路辛苦了!”又说：“啊!我的友好邻邦的君主，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微、彭、濮各族的人民，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我要宣誓了。”姬发说：“古人有句话‘母鸡是不打鸣的，如果母鸡打鸣，必定倾家荡产’。现在殷王纣什么都听女人的，自弃其先祖的祭祀不予回报，抛下自己的家族和国家，放着自己的同祖兄弟不用，反而听信谗言，对四方各国的奸佞逃犯那么推崇，那么看重，信任他们，重用他们，让他们对百姓横施暴虐，对商国大肆破坏。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今天的作战，每次前进不超出六、七步，就要停顿整齐一下，要努力呀，男子汉们!(每次刺击)不超出四、五、六、七下，就要停顿整齐一下，要努力呀，男子汉们!希望大家勇武，有如虎、罴、豺、离，我们不可迎击前来投降的人，而要让他们为我西方之人所使用，要努力呀，男子汉们!你们谁不努力，我将拿他问斩。”誓师完毕，诸侯派兵参加会盟者共有战车四千辆，列阵于牧野。

帝辛听说姬发前来，发兵七十万抵御。姬发派姜尚和百夫长挑战，用大卒驰击帝辛的军队。帝辛的军队都是临时拉来的奴隶俘虏凑数，虽然人多，但都无心作战，只盼周武王赶快攻入。在周军强大威慑下，帝辛的军队丢盔弃甲转而攻击纣王，为姬发做内应。姬发顺势攻击帝辛的军队，帝辛的军队溃不成军。帝辛逃跑，退入城中，登上鹿台，把他的宝玉都穿戴在身上，自焚而死。姬发手持大白旗指挥诸侯，诸侯都向他拜手致敬，姬发也向诸侯拱手回礼，诸侯都听从他。姬发来到朝歌，城中的百姓都在城郊迎候。于是姬发派群臣告诉商的百姓说：“上天将赐福给大家!”商人一齐拜手稽首共两次，姬发也还礼拜谢。于是进城，到了帝辛死的地方。姬发象征性的用箭射他，射了三发才下车，用轻剑刺他，用黄钺砍下帝辛的头，挂在大白旗上。然后又到帝辛的两个宠妾那里，发现这两个宠妾都已上吊自杀。姬发又射了三发，用剑刺她们，用黑钺砍下她们的头，把她们的头挂在小白旗上。武王做完这一切才出城，回到军中

三、武王伐纣记载

根据《国语》记载：“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晨在斗柄，星在天”，可推定为公元前1046年。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鹑火是东周的洛阳。

《竹书纪年》记载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27年。

《尸子》记载：“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木星)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从”。《荀子·儒效篇》说：“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淮南子·兵略训》也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根据计算推算出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

《利簋》铭曰：“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早晨)，岁鼎克昏辰，夙(日出)有商”，“岁鼎克昏”是指岁星、昏星(水星)位于金星的两侧，三星鼎足，可推断牧野之战是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早晨6、7点钟。

《淮南子.兵略训》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根据公元19哈雷彗星的出现和回归地球的周期时间，逆推40次回归过近日点，发现在公元前1057年，哈雷彗星正好回归地球，其天象恰好与《淮南子兵略训》记载符合。

武王伐纣历史典故 篇2

武王伐纣与牧野之战

周人最早在山西晋南闻喜一带活动,其始祖后稷参加了以尧、舜、禹等为首组成的以晋南为中心的酋邦联盟,后稷在联盟中任重要职务,主管农业生产。至不窋时失其官职,离开其始居地,“自窜于戎狄之间”。公刘时周人迁至豳,在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至古公亶父时去豳迁岐,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文王时作邑于丰,把周族的统治中心迁到了今西安市长安区沣西的马王村一带。周文王一边修治内政,一边征伐附近的方国,先后征服犬戎、密须、黎、邘,灭掉崇国,完成了对商朝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的包围。当他把都城由岐迁至丰时,周族势力已经出现“三分天下有其二”[6]的局面。正值周族在渭水流域日趋强大之时,统治中原地区的商王朝却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走上了穷途末路。其最后一个国王帝辛即商纣王上台以后,大兴宫室园林,生活奢侈腐化。《史纪·殷本纪》对他有这样一段描写:

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遂其间,为长夜之饮。

商纣王的残酷统治,加深了社会危机,激化了阶级矛盾,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7]的混乱局面。

周武王姬发继位后,又在沣水东岸建立了镐京。并趁着商王朝内外交困,对东夷发动战争且十分疲惫之际,开始兴兵伐商。首先,周武王“观兵至于盟津(今河南孟津)”,而“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8]。此次“观兵”,实际上是一次军事检阅,为的是扬威示警,冀纣悛悟,并借卜诸侯之背向。但他体察形势,感到商的实力不可轻视,于是没有继续前进,即命班师返回镐京。这是克商的前奏和预演。

两年后,周武王感到时机成熟,再次挥师东征。他亲自率领戎车三百乘,虎贲(先锋部队)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又联合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西南方各族的武装,浩浩荡荡,长驱直入,于(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黎明,直达朝歌城外七十里的牧野。据说诸侯会师的戎车有四千乘。商纣王发兵七十万人抵抗。“这两个数字似乎都很可疑,当时殷商的总人口,未必能过一百万,如何能动员七十万众。诸侯四千乘的数字大于武王自己的武力十余倍,即使中原大半已在周人控制之下,合今日河南省大半及晋南一线,仍没有渭水流域十几倍的面积。周人可能已倾全国之师,但参加会师,诸侯未必出动自己全部军队。《诗经·大雅·大明》也只是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不提具体数字。”[9]由此可知,“四千乘”和“七十万众”,只是形容双方参战兵力之众。

对于来自西方周武王的进攻,商朝并没做任何准备。《墨子·七患》说:“纣无待武之备。”商纣王正致力于在东南方对东夷的战争。《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十一年》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对东夷的战争,使得商王朝实力消耗很大,现在仓促应战,军队人数虽多,但缺乏战斗力,兵无斗志,纷纷于前线倒戈。牧野一战,商朝全军溃灭。后人提及这次大战,形容杀死商人之多,说“血流”可以“漂杵”。纣王看到大势已去,急忙跑到鹿台上,放火自焚而死。

牧野本为坶野,唐代以后,“坶始称牧”。《水经·清水注》载:“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郡国志》曰:朝歌县南有牧野。《竹书纪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诗》所谓坶野洋洋,檀车煌煌者也。”武王伐纣之后,牧野作为中国古代第一次大统一运动的古战场,从此名标史册了。

改宁为修武

获嘉古为宁地。甲骨卜辞中经常提到宁:

贞:翌丁亥,我狞宁?(《合集》11006)

贞:翌丁亥,勿焚宁。(《合集》11069)

……卜,在宁次。(《合集》36949)

孟世凯先生认为:“宁氏族是商的一个诸侯。自武丁王朝时有宁人作贞人,说明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大族。记事刻辞中有‘宁人’,说明与商王朝有贡纳义务。武丁时期卜辞中有命宁致射,射是军队中的弓箭手,反映宁人在朝中为武官……地名宁是宁族的族居活动地域,武丁后期卜辞有:‘使豕宁’‘史入宁’。前辞中豕为人名,意为流豕到宁的族居地去。后辞的史为商王朝驻地方武官,意为商王派史到宁地去。”[10]由此可知,宁是商的一个诸侯,作为宁族的族居活动地域,它是邑名和方国之名。

在武王伐纣的进军途中,宁是其必经之地。关于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即“师渡孟津”与“至汜而汎”。前者如《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今人孙淼、萧君和等主其说。孙淼认为:“武王率戎车三百乘……渡过黄河,经过盟津,直抵商郊牧野。”[11]萧君和说:“两年后……武王的队伍从盟津东渡黄河后,长驱直入,一往无前,于周武王十一年二月甲子日黎明前到达牧野。”[12]师渡孟津的进军路线是:孟津—邢丘—造甲店—承恩镇—待王镇—宁—百泉—共山头—牧野[13]。后者如《荀子·儒效》云:“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汎,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今人王玉哲主其说:“也就是武王嗣位的第四年,他觉得时机到了,就率领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他们从汜水边上(成皋)渡过黄河,一气走到商都郊外的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今河南淇县南)。”[14]至汜而汎的进军路线则为:汜—邢丘—怀—宁(待王镇、承恩镇均在宁地)—共头山—百泉—牧野[15]。上述两条不同的进军路线,皆有文献依据,在目前材料不全的情况下,很难判定孰是孰非。但是不管哪条路线,宁都是武王伐纣进军的必经之地。《韩诗外传》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武王伐纣,到于邢丘,楯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惧。召太公而问。曰:“意者纣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楯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爱其人者,及屋上乌,恶其人者,憎其胥余。咸刘厥敌,靡使有余。”武王曰:“於戏!天下未定也。”周公趋而进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无获旧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戏!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行克纣于牧之野。

武王伐纣途宁地,在此勒兵修武,并改宁为修武。文献记载西周修武故城在今获嘉县北。《括地志》云:“怀州修武县本殷之宁邑。”又说:“怀州获嘉县,古修武也。”《元和郡县图志》载:“修武县,本殷之宁邑。《韩诗外传》曰: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改曰修武。”《方舆纪要图说》谓:“获嘉,周之修武也。”民国二十四年《获嘉县志》云:“修武故城在县治北。”《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说:“修武故城址(县城东北角)现存面积不详。残留部分夯土城墙,多在地面以下。采集有陶罐、盆、豆,绳纹瓦片等。”这是传统的看法。

最近,张新斌先生提出小修武聚即齐州故城说,并认为它是最早的宁地。《怀庆府志》卷四,获嘉县条载:“小修武城,在县东南十五里,汉高祖夺韩信军于此,俗名齐王城,与今宣阳驿相近。”民国二十四年《获嘉县志》按:“小修武聚必在同盟山左右。武王勒兵、高祖所宿,皆在此地,即古之宁也。”看来,小修武聚并不在同盟山附近,而是在徐营镇宣阳驿东北杨洼村北的齐王城。据此而论,他认为“修武这个名字最早出现于商周之际,且与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商周之际的修武遗存,但从文献推测,齐州故城即为东周时的修武,也应与商周之际的修武有较大关联,而实际上也是最早的宁地。”[16]这一新的观点,应当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年周武王至此改宁为修武。

盟誓同盟山

相传周武王伐纣过宁期间,曾与诸侯在同盟山盟誓,做战前准备。

同盟山位于获嘉县城东北2.5公里处,是一处龙山和商周文化遗址,高6~7米,面积约3.7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6米,发现有灰坑、墓葬、红烧土、陶片、石器等遗存。现为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周武王伐纣所经过之宁,与牧野近在咫尺。据说这一带本来是一望无际的平川,周与诸侯之兵捧土为之,遂成一座土山,武王与诸侯在此山前盟誓,故名同盟山。关于武王盟誓之事,历代文献多有记述。《元和郡县图志》载:“同盟山,在县东北五里,武王伐纣,与诸侯同盟于此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武王伐纣,盟于获嘉。”清康熙二十二年《重修武王庙记》碑载:“吾获出东门五里,岿然有阜,高而大者,曰同盟山。相传武王革殷,不期而会诸侯八百,为坛誓师,实莅兹所,王庙存焉。”民国二十四年《获嘉县志》云:同盟山,“在城东五里,高五六丈,广五六十亩,土阜元石,相传武王伐纣,与诸侯同盟于此,诸侯之兵,掬土为之,上有武王庙。”今同盟山上建有武王庙,山前左右有姜太公校阅台、诸侯演武场、诸侯井、饮马池等古迹与遗址。

武王庙是获嘉境内一处规模较大、历史悠久的古代建筑群,现存主要建筑四十余间,皆为明清风格。据明成化十七年(1418年)碑刻记载:“斯庙始创于周末,重建于洪武之初。”该庙坐北朝南,门前檐柱对联为:“积善累仁卜年七百,安民除暴同德三千。”其建筑三进五院,以山门、二门、配殿、大殿为中轴线。文臣殿、武臣殿分置拜殿两侧,文王殿、太公殿、玉皇殿、王母殿、十二孝母殿在后院次第排开;东侧财神殿、三霄殿、药王殿构成院落。整体建筑庄重典雅。附之以山门前数百级登山台阶,气势更加恢宏壮观。同盟山与武王庙分别被称为“王侯第一坛”“西周第一庙”。历代文人墨客,于此吟诗作赋者不可胜数。清人郑笺《同盟夕照赋》云:“昔者武王戡乱,《泰誓》甫成,乃次河朔,乃集云旌。巡六师而共举,望四海兮水清。庸、蜀、羌、髳,属臣藩服;微、卢、彭、濮,愿效干城。立矛称戈,爰整三千之旅,秉旄杖钺,不期八百之盟。是盖同盟山焉……予尝采辑传闻,披寻卷帙,而叹华盖临初,盟书誓毕。东瞻牧野,统万姓而归心,西望盟津,想六军之驻跸。”明人王嗣美《过修武访会盟台感赋》云:“誓师盟会几千年,修武遗名此尚传。漂杵不闻商纣迹,倒戈犹记武王贤。邙山古道生衰草,孟渚长堤锁暮烟。惆怅古今浑一梦,空留荒冢夕阳边。”由此可知,当年武王伐纣途中,确曾改宁为修武,并在此设坛盟会,与“八百诸侯”誓师。而今获嘉的会盟山与武王庙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

伐纣克商之历史印痕

武王伐纣过宁,改宁为修武,并在此设坛誓师,做牧野之战的战前准备工作。现获嘉境内除修武聚、同盟山、武王庙外,还有照镜、马厂、彰仪、东仓、西仓、大洛纣、小洛纣、周文王冢、吕尚冢、妲己冢、纣王嬖妾冢等遗存,这些商周文化古迹,实为周武王伐纣克商之历史印痕。

照镜,在获嘉县照镜镇照镜村。这里本是商纣的行宫,行宫南边筑有一个梳妆台,商纣王经常偕妲己到此照镜梳妆。“妆台春望”为获嘉八景之一。今人李智诗云:“登临闲眺纣妃台,淑气熙熙扑面来。艳质已随春梦去,野花犹向夕阳开。宫墙瓦落埋黄壤,寝殿基存半绿苔。四顾山河增浩叹,商臣何事不兴哀。”

马厂,在黄堤镇马厂村。清初,分出东马厂、中马厂、西马厂,后又有大马厂。1962年以卫河为界,河北为北马厂,河南为南马厂。厂字原为场,相传武王伐纣路经此地,在这里临时屯驻兵马,故而叫“马场”。

彰仪,在照镜镇彰仪村,又分东彰仪、西彰仪。相传武王伐纣过宁时,在同盟山举行战前誓师前,曾经组织一支仪仗队,这支仪仗队受到武王的表彰,遂称此队为彰仪营,彰仪营驻扎的地方,后来就称“彰仪村”。

东仓、西仓,在照镜镇东仓村、西仓村。武王伐纣时部队的粮仓称东仓,草仓称西仓。

大洛纣、小洛纣,在城关镇大洛纣村、小洛纣村,位于同盟山西侧。《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之大白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牧野之战后,武王旋师,立大小白旗于同盟山侧,悬纣首与嬖妾之首以慰牧野大战阵亡将士,此为洛纣村名的由来。

周文王冢,在获嘉县城东南3公里的大张朴村北,该冢南北长100米,东西宽72米,面积约7200平方米。《史记·周本记》载:“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民国二十四年《获嘉县志》载:“世传武王伐纣旋师,葬文王木主于此,冢上旧有庙,久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县长邹古愚立石冢下,题曰:周文王陵。”该冢或称文王陵,相传陵内埋葬文王木主,是为纪念伐纣胜利而修筑的王陵。

吕尚冢,亦称姜子牙冢。吕尚即姜太公,是周武王的军师,牧野之战的主要指挥者,其墓在县城西南徐营镇宣阳驿村。

妲己冢,在县城西南宣阳驿村。

纣王嬖妾冢,在宣阳驿村,与妲己冢相连。

除上面提到的历史遗存外,获嘉境内还有许多与伐纣克商相关的地名,如成州驿、刺狐寺、夷齐庙、彦当等,此不一一赘述。它们表明获嘉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这里留下了伐纣克商的印痕,在商周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结语

断代“武王伐纣” 篇3

北京中华世纪坛的甬道有一条常年流水的水槽,水槽下面是用青铜板镌刻的逐年记录的中国历史,然而这里最远的纪年止步于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说,在公元前841年以前,无论是战争还是改朝换代的历史都没有纪年,是模糊不清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仅有三千多年有史可查,正是因为这份缺憾,国际上有人竟然认为夏商周三代是一段虚构的历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于1996年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大型文化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就是要解决夏商周三代的年代问题,其中,发生在商、周之间的一场战争,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也称“武王克商”。

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仇士华认为:武王克商在历史上是个很不确定的问题,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就没说清这个年代。研究历史,年代是最重要的,没有年代,历史也就不好说了。而武王克商的年代是一个标志性的,因为它是周朝的开始。这个年代不确定,商的年代也不好定。

“夏商周断代工程”邀请了四位学者作为首席科学家,除考古、历史、天文方面的权威专家外,还邀请了这位核物理学家——仇士华。仇士华的主要任务是用碳-14测年技术给历史遗物测年,从而找到历史事件的年代范围。重大的文化工程为什么邀请核物理学家作为首席科学家呢?仇士华能够破解“武王伐纣”的年代之谜吗?碳-14测年在这项重大文化工程中究竟起什么作用?

1949年,美国化学家利比发明了一项重要技术:任何一块古代人类、动物的遗骨,或者古代人类留下来的木炭残屑,都可以通过测定其中的碳-14的含量来推定它的年代。在这之前,对于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是没有办法作出正确判断的。碳-14测年技术是放射性碳素断代技术的简称,自这项技术发明后,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学进入了新时代。

自然界中碳元素有三种同位素,即碳-12、碳-13和放射性同位素碳-14。碳-14与氧结合成二氧化碳后进入所有活组织,先为植物吸收,后为动物纳入。只要植物或动物生存着,它们就会持续不断地吸收碳-14,并在机体内保持一定水平的碳-14。而当有机体死亡后,即会停止吸收碳-14,其组织内的碳-14便以5730年的半衰期开始衰变并逐渐消失。对于任何含碳物质,只要测定其剩下的放射性碳-14的含量,就可推断出其年代。

在中国,碳-14测年的研究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1955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最早向国内介绍了碳-14测年技术,并筹备建立一所碳-14实验室。

仇士华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挑选到刚刚组建的原子能所,成为研究两弹的秘密工作者之一。1957年仇士华被划为右派,之后被夏鼐调到了考古研究所,和他一起调到考古所的还有一位同样被划为右派的女士,她是仇士华复旦大学的同学,也是他的妻子蔡莲珍。

现在位于北京东厂胡同的王府井大街27号,就是当年仇士华所在的考古研究所,在这里仇士华和妻子一起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碳-14实验室。(图1)

经过6年的潜心研究,1965年,碳-14实验室终于建成,然而,此时仇士华却面临着一个难题,碳-14测出的数据如何得到检验?研究的成果又如何才能被考古学家接受呢?

仇士华想出一个办法,让考古学家把他们已知年代的文物样品拿来做碳-14测定,看测出的结果和文物的年代是否相符。

盲测开始了,对考古一窍不通的仇士华经历着一次他人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考试。仇士华选了3个样品,仔细测试,精确计算,得出的3个年代数据,全部在文物专家已知的年代范围之内。(图2)

盲测的成功,使考古学家了解和相信了碳-14测年技术可以为考古断代。1972年,河南的考古人员把50年代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拿到北京,由于不知道这两件文物是什么年代的,当时的考古所所长夏鼐希望通过碳-14测年找到它们的年代。仇士华对同时出土的炭屑样品测年后,发现它们的年代竟然在七八千年前,由于当时已知中国最早的文化类型是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这是不是说明在仰韶文化以前,中华民族还有更早的文化起源呢?

为了确定这个数据,仇士华又陆续拿到了同时出土的骨笛、石镰等很多文物,经过对这些样品测年发现,它们的年代都已超过了7000年。也就是说,通过碳-14测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新文化类型。

通过碳-14测年确定了年代的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早期最先进的文化。由于最先出土地点在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村而得名。当时碳-14测年技术在国际上已普遍应用于考古领域,而用碳-14揭秘历史悬案最有名的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用碳-14测年技术鉴定耶稣裹尸布事件了。相传意大利西部城市都灵的镇市之宝“耶稣裹尸布”是耶稣遇难时留下的唯一遗物,但它到底是不是耶稣受难时的真正遗物呢?

1988年世界上三个权威实验室同时对这个裹尸布做了碳-14的测定,证明织就裹尸布的植物生长年代为公元1260年至1380年之间,是中世纪的产物,不可能是耶稣时代的东西。

破解了“耶稣裹尸布”悬案,使很多人惊讶于碳-14的神奇。同样是悬案,中国很多人并不认为碳-14可以破解“武王伐纣”的年代之谜,仇士华也清楚,用碳-14找到“武王伐纣”的年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仇士华说,我在考古所工作这么多年了,一直做年代课题,也知道武王克商的历史问题。武王克商的年代不是现在定不下来,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就定不下来,以致后来有各种说法,归纳起来,大概有40多种。

在这40几种说法中,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竟相差112年。然而,历史上真实的武王伐纣时间只有一个,这个真实的年代如何断定?

仇士华说,我们以前测的结果都会有误差,准确的年代在100年之内就不错了。而武王伐纣的年代本来就有44种说法,比较起来,100年左右的测试结果没有新突破。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缩短到几十年。

碳-14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所测定的年代并不能精确到年,年代的误差可达100年甚至几百年。另外,由于大气中碳-14放射性水平不是恒定的,所以利用统一的现代碳标准计算出来的碳-14年代并不是我们日历的年代。碳-14年代如何转换成日历年代呢?

仇士华说,这个问题是靠树的年轮来解决的,树一年长一轮,一棵长了五千年的树,就代表五千年来大气中碳-14的水平。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张雪莲说,碳-14测定之后,获得的是碳-14年代,必须转化为日历年代才有意义,我们通过树轮校正曲线得到日历年代。树轮校正曲线的纵坐标是碳-14年代,横坐标是日历年代,做碳-14测定后,通过树木年轮校正曲线就可以获得日历年代。(图3)

树轮校正曲线解决了碳-14年代和日历年代的转化问题,但是武王伐纣距今已经几千年了,它的真实时间如何寻找呢?此后的很长时间,武王伐纣的年代之谜一直盘桓在仇士华心中。他阅读了大量外文资料,发现国际上开始应用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如果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能够提供系列样品测年,再经过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校正,测出的年代范围便可以大大缩小。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又去哪里找到这样的样品来验证这个方法呢?

仇士华说,近代长白山曾经有一次火山喷发,那次喷发很厉害,火山灰覆盖着的大树已经碳化了。但仍有年轮,正好作为系列样品来做这个实验,我们得出的数据误差是13年。(图4)

这验证了碳-14为系列样品测年是可靠的,也就是说,要测武王伐纣的年代,只要找到一个遗址,其中有先周和西周两个时期的样品,就可以组成一个系列进行测年,从而确定“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

为配合碳-14测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寻找遗址并细心留意系列样品。当年负责这项工作的考古队长徐良高和考古工作人员们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同一个地方。

徐良高说,碳-14测年最重要的是必须由考古方面提供背景比较清楚的系列性样品。

位于陕西的丰镐遗址是周人的第二个都城遗址,是西周重要的都城遗址。周文王出于战略考虑将都城迁至沣河西岸史称丰京,周武王时又迁至沣河东岸史称镐京,丰镐涵盖了文王和武王两个时代,也就涵盖了武王伐纣的年代。但丰镐都城后来是怎么湮没的,历史上并没有详细记载。明清以来,许多学者曾试图找到丰镐的具体位置都未能如愿,丰镐都城遗址就像西方特洛伊古城一样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1997年,徐良高等考古人员在丰镐遗址的马王村开始大规模发掘。

徐良高说,我们同时对墓葬和遗址进行发掘,其中对遗址部分我们用开探方的办法,在一号探方中,就解决了从先周晚期到西周中期系列地层的取样。

在这个清晰的考古学地层中,发掘出了三类测试样品:第一类是动物的骨头;第二类是木炭;第三类是碳化的小米。

这些样品的出现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仇士华说,考古学家确认了样品出土地层的历史时期。这样,采样合适,成功率就高了。尤其是碳化小米,更有利于碳-14测年的准确性。

仇士华还选用树木外层的样品测年,测定的年代与小米的差不多。这就有把握了,最终将丰镐遗址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050年到1020年之间,30年的范围之内。

30年的范围,将之前44种说法中的112年一下子缩短了82年。

怎样证明测年结果是准确的呢,仇士华认为不应只在这一个地方做。他决定找其它的地方再进行碳-14测年,再论证。所以又在琉璃河、安阳两个地方进行测试。

殷墟在河南安阳,是商代最后一个都城遗址,这里是很理想的测年地点。安阳殷墟年代在考古上被分作四期,最晚的第四期出土文物的碳-14测年为公元前1080年～1040年,这段时间在武王伐纣之前。而位于北京琉璃河的燕国遗址是西周最早的分封地,这个遗址的年代一定在武王伐纣之后。

在对琉璃河出土的系列样品测年后,碳-14测出的数据是在公元前1040年到1006年,与安阳殷墟的测年结果年代吻合。

碳-14测定为“武王伐纣”的年代划定了范围,从100多年准确到了30年,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大突破。天文学家们根据天象记录,再结合西周时的金文历谱,进行了详细计算和推导,天文、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专家共同选定武王伐纣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之年确定了,很多断代工作立刻找到了支点。从这一年往后的西周和往前的夏、商的年代都可以顺次地推算出来,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文化遗址的发掘,以及对古文字和古天文学记录的鉴定,公元2000年《夏商周年表》面世。这个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夏商周三代没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空白被填补了。

仇士华说,这仍不能说是准确的确定,只能是选定,因为定不死。这个年代范围大家都认可了,可究竟是哪一年不好说。只能说根据测定,有把握的年代范围就是上下30年。目前碳-14测年法只能达到这个水平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汇聚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多学科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先后完成了9个课题、44个专题研究。工程弥补了中国历史5000年文明史仅有3000多年有史可查的缺憾,也打破了夏商周三代是虚构历史的说法。2001年,这桩千古学术悬案尘埃落定,而仇士华夫妇也已两鬓斑白,他们与中国碳-14的研究相伴一生,从花样年华到满头白发,两位老人为中国碳-14的研究和发展付出了毕生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