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

邓拓（精选5篇）

邓拓 篇1

邓拓经典名言集锦

1、态度如何是受思想水平决定的。

2、任何科学的结论都不该看成是永恒不变的。

3、真正的虚心，是自己毫无成见，思想完全解放，不受任何束缚，对一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分析情况对于任何方面反映的意见，都要加以考虑，不要听不进去。

4、越是没有本领的就越加自命不凡。

5、滹沱河畔定心盟，卷地风沙四野鸣，如此年时如此地，人间长此记深情。

6、一阵狂风，落花满地无人理;世情如纸，几个真知己!手把银锄，泪滴相思地。休提起，这般心事，只有凄凉死。

7、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这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吗?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很困难;但是，大体上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

8、无论做什么样的领导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既要有专门的学问，又要有广博的知识。前者应以后者为基础。

9、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

10、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

11、读书要用批判的眼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2、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只有天都不怕了，才能不怕鬼神，不怕一切反动势力;才敢于革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帮凶们的命。

13、人的劳动力能够创造社会的一切财富;人的劳动力本身也就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因此，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

14、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好处，决无坏处。如果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大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正确的方法应该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

15、为了彻底防止和克服思想上不同程度的主观主义成分，我们惟有要求自己，遇事都一定要保持真正的虚心。

16、阶前老老苍苍竹，却喜长年衍万竿，最是虚心留劲节，久经风雨不知寒。

17、专门的学问虽然不容易掌握，但是只要有相当的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如果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就可能有些成就。而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

18、积累知识，也应该有农民积肥的劲头，捡的范围要宽，不要限制太多，……牛粪、人粪、羊粪都一概捡回来，让它们统统变成有用的肥料，滋养作物的生长。

19、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

20、喧天锣鼓，卷地红旗舞。革命长征万里路，极尽人间艰苦。今朝四海同声，欢呼抗战功成。喜见漫山遍野，火光星月齐明。

21、许多作者写文章，即便有一二可取的见解或新鲜的知识要传达给读者，但是往往不肯直截了当地写出来，却要写上一大套人云亦云的.废话，然后才夹杂着写出一点点新东西。这样的作者未免不智，他好比把珍珠丢进沧海，让泥水冲掉了金沙，多么可惜!

22、一个月本来只有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做半月，就多了解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

23、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

24、读书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25、一个月本来只有三十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做半日，就多了十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

26、雍容闲雅泛涟漪，红啄黑绒衣。几声密叫，两丛新苇，未解双飞。连天冰雪离乡土，何幸到京师?春风吹梦，湖波送暖，唯我先知。

27、一个月本来只有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做半月，就多了解天，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

28、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

29、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30、琅琊风骨，开宗立派传衣钵。六朝江左风流歇，万岁通天，摹得诸王帖。书法宋元犹挺拔，明清两代几中辍。古人遗墨千秋诀，何幸如今此处看陈列。

31、所谓智，便是指人们的聪明智慧，所谓谋，便是指人们对问题的计议和对事情策划。智是谋之本，有智才有谋，所以智比谋更重要。

32、古今中外有学问的人，有成就的人，总是十分注意积累的。知识就是机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是积累起来的。我们对什么事情都不应该像“过眼云烟”。

33、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一枝画笔春秋笔，十首道情天地情。脱却乌纱真面目，泼干水墨是生平。板桥不见虹桥在，无数青山分外明。

34、生来奔走万山中，踏尽崎岖路自通。

邓拓 篇2

邓拓的父亲是中国典型的旧知识分子, 他促使邓拓形成了“士”观念———“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 而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1) , 使得邓拓对矛盾遍布的现实社会苦苦思索的同时, 自觉承担起那份旧中国“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对社会与民众的责任与关怀。1929年, 邓拓在上海光华大学就读期间, 经过对诸学说的反复观察思考, 选择共产主义作为其政治信仰。与单纯满怀一腔热血的书生相比, 政治家更多了一份现实改造社会、追求政治理想的政治素养;与其他背景政治家相比, 书生式的政治家更多了一份对人文的关怀、对真理的执著、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敏锐、对灵魂深处的不断叩问, 他们更紧密地将自己与社会兴衰、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书生式的政治家, 邓拓的独特性最初体现在他编写《中国救荒史》的过程中。为了确保结论得出的充分性, 他“将调查材料提高到与历史文献并列的位置” (2) , 其对真理的执著与脚踏实地的求实可见一斑。在《中国救荒史》中, 他大量参考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史的资料, 并运用统计学方法, 将分散的资料归纳统计, 提出许多重要的结论, 获取开阔的视野、理性独立地思考已逐渐内化为他的下意识思维方式。从他后期的新闻实践中,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学术研究思想的许多影子。拥有坚定政治信仰并加入一个党派的邓拓注定要被卷入时代的潮流, 历史却选择了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站在历史的最前沿。

抗战时期邓拓的办报思想内涵

1938年, 邓拓被任命为晋察冀省委机关报《抗敌报》的报社主任, 开始了将要伴随他一生的党报新闻宣传事业。1942年11月, 上级又进一步将《抗敌报》升级为北方分局机关报兼北岳区党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自创刊至1948年6月14日终止, 该报前后共发行2840期, 发表社论、评论和专文900余篇。

在《晋察冀日报》时期, 邓拓的办报思想逐渐形成。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及社论, 阐述其办报思想。如《论党报与党的工作》、《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如何提高一步》、《再论如何提高一步》、《三论如何提高一步》、《改进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方法》等, 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关于党报的作用与性质。邓拓认为“它要成为边区群众的抗日救亡的宣传者与组织者, 它要代表广大群众的要求, 反映和传递广大群众实际斗争的情形与经验, 推广各方面的工作, 教育群众”;针对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国政治格局形成的新形势, 他敏锐地指出“从‘秘密工作环境’下办报到‘公开的全国性的或在广大区域中的合法性’的办报” (3) , 新的环境形势的变化促使他重新认识党报的任务作用以及方法。

关于“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统一。邓拓认为:“报纸应该经常就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和实际生活的各项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应该强调理论宣传的文章要从实际出发,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 (4) “报纸的好坏, 其最基本的标志就看它与群众有无联系和联系标准如何。” (5) “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 就要从群众内容、群众形式、群众写作这个‘新路线、新观点’入手, 实行全党办报的方针。” (6)

关于新闻采访与调查的办报思想。他要求新闻从业者“要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进行采访, 不能依靠浮光掠影与道听途说, 要依靠老老实实地亲自动手去搜集材料, 发现问题” (7) 。新闻实践更能体现他文人式政治家的特点。作为政治家, 他并没有为了达到政治利益最大化而肆意践踏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这与他早年严格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对追求真理、维护真理的执著, 对现实问题不断的深刻理性思考, 对自身道德标准的苛求与良知的拷问, 以及解决问题时的严谨与认真。

书生的济世责任、广阔视野与渊博学识导致他最终政治途径的选择, 使他由一个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迅速成长为一个理智成熟的政治家。政治家的身份则使得他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坚定的政治信仰以及严格的政治纪律、明确的政治方向, 他在新闻宣传活动中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发表了大量政治鲜明、文字激扬、文风朴实的指导性社论, 充分发挥了党报“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促进了党在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活动的开展。而早年书生的经历又为他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切实有效开展宣传的知识基础、不断探索党报办报规律的理性思维能力、恶劣环境中“游击办报”的坚定意志、避免办报走向“书生办报”与“客里空”办报两个极端的严谨作风、重视宣传效果而非空洞理论宣传的求实态度。政治家是他的本质, 作为一个“昂首天柱低”的热血青年, 他必然要选择通过一定的政治途径实践他的政治理想, 而书生的经历则为他提供了从事政治活动时的独特思维与做事方式。

主持《人民日报》时期邓拓的办报思想的内涵

1949年, 邓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1957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按邓拓办报环境划分, 可以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1949年领导《人民日报》到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 《人民日报》基本上受到上级肯定;第二阶段,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到1957年邓拓被任命为报社社长, 《人民日报》不断受到上级批评, 最终邓拓被调离新闻战线。

第一阶段, 从1949年到1957年邓拓发表的一系列理论文章以及主持《人民日报》的实践活动, 我们可以总结出《人民日报》时期邓拓的新闻思想。

关于办报方针, 他认为:“要办好报纸就必须联系实际, 联系群众,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应该是人民日报的方针。对党报来说, 更是唯一的方针。” (8) 如何处理报纸“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统一, 是邓拓办报思想形成的基点。通过群众办报体现全党办报的方针, 一方面, “迅速反映实际生活和各种工作的成就”, 运用生活的事实, 以利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群众中的宣传和指导;另一方面, “反映党和人民政府政策在各方面实施的情况”, 以便检验和改进党的政策。从这个基点出发, 可以引申出邓拓的其他新闻思想, 如:严格遵守党报的党性, 严格确保新闻的真实性, 加强报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 重视社论工作,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职业化等。这段时期《人民日报》的工作基本是受肯定的, 特别是1956年以《人民日报》改版为标志, 《人民日报》受到上级领导与社会群众的普遍赞扬。

第二阶段, 1957年, 毛泽东对邓拓和《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 最高国务会议以后, 《人民日报》无声音, 没有跟随其他的报纸进行‘大鸣大放’。过去说是书生办报, 现在应该说是死人办报。”次年1月, 在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又一次批评道:“邓拓就是无能, 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 又说过是死人办报。”

那么, 毛泽东又是怎样解释与“书生办报”相对的“政治家办报”呢?1958年6月, 毛泽东对即将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一职的吴冷西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 一定要从政治上总览全局, 紧密结合政治形势, 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9) “新闻工作, 要看是政治家办, 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 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 (10) 9月, 他又说道:“搞新闻工作, 光务实, 不务虚, 不好,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 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过来。”

很显然, 毛泽东所批评的邓拓“书生办报”的弊端有两点:一是宣传没有抓住主题, 突出中心, 是指邓拓没有重点宣传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的变化;二是缺乏运用报纸从事政治斗争的灵活性, 即《人民日报》在实施“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中没有迅速高调地“大鸣大放”。

1958年6月, “书生办报”的直接被指者邓拓被调离新闻宣传第一线, 其职务由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吴冷西接任, 《人民日报》开始按照“政治家办报”的方针进行宣传。然而, 1961年, 刘少奇这样批评《人民日报》:“三年来, 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方面的浮夸风, 在推广先进经验的瞎指挥风, 在宣传政策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 对实际工作造成很大的恶果。” (11)

“书生办报”也挨批, “政治家办报”也挨批。也许, 如果我们了解毛泽东此时的新闻思想变化和对政治形势的估计, 会比较客观地评价邓拓此时的办报内涵。1957年6月19日, 邓拓被边缘后,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文中增加了强调阶级斗争还很激烈,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这与“八大”所作出的“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判断直接冲突。同年, 毛泽东提出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开始成为中国新闻学的立论之本, 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指导原则。

事实上, “毛邓”根本的分歧在于对现实认识及其判断的巨大偏差。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便已由中央确定:“我们的报纸是人民大众的喉舌, 要向人民大众负责。因此, 与群众联系的程度如何, 为人民服务得好不好, 是报纸办得好与办得不好的一个重要关键。” (12) 如果是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 那么政策必然要回到现实接受实践检验。历史却不是这样。

邓拓最终选择了在中央领导人的不同判断以及自己对现实的认识中, 竭力寻找一条可以妥协的道路而不是盲从。究其根源, 文人式政治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使邓拓必须而且能够深切地洞悉现实, 并根据事实作出自己的独立理性判断。也许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理解邓拓为什么会一而再地被批评, 被批评后却是希望可以辞职。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 内化于心的政治素养要求他不能公开地与中央唱反调, 而是必须服从中央的安排进行宣传与报道, 他必须对自己的政治组织承担责任;但是, 他又不是一个盲从的政治家, 早年学者生涯培训出的理性思维使他拥有反思权威的能力, 政治家承担的社会责任迫使他不能违背良心说话。然而, 当中央政治决策与社会现实差距越来越大时, 他只能选择辞职, 因为违反任何一个原则都会超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底线。

面对一些人对他的“资产阶级”办报的污蔑, 他既无法扭曲自己的人格去迎合现实, 甚至保持沉默, 更不能忍受对自己政治品格与政治忠诚的一丝怀疑和污蔑。当社会利益严重受损与自我政治身份被否认的双重打击沉重砸向他的时候, 他只能选择以死维护自己的尊严。

反思

邓拓常说“不当新闻官”, 他的一生也是在努力实践着这一思想, 其目的还是在防止主观和客观的脱离。可以说, “通过群众办报体现全党办报”与党报“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两个思想奠定了邓拓整个办报思想的根基, 也清晰地反映出他所认定的政治责任与自我价值。然而, 这恰恰注定了他的悲剧。因为当他选择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后, 他便无法跳出党派政治家的视野局限去思考社会现实。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只能是一个党报宣传家。从主持小块根据地的机关报《抗敌报》到后来主持影响全国的第一大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他越来越坚定的是站在政党角度考虑如何为人民服务。即使后来他主持的、为毛泽东所不赞成的《人民日报》改版使得报纸更接近其正常功能———新闻信息大量增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舆论监督增多、报纸文风更为受众所接受, 但这也只是一个政治家在认真观察现实和理性思考基础上向着“如何更好地服务人民”的政治理念的前进, 他只能是依靠政治决策层作出正确决策, 继而通过执行决策来服务社会公众。他更愿意做的是当好政治组织与民众之间的衔接, 而不可能超越政党直接为民众利益去奋笔疾书。

因此, 他对办报规律的探索只能是从统一党派利益和社会利益出发, 而不可能站在学者角度上思考新闻实质与报纸的功能作用。无疑, 从早年书生生涯中内化的对真理的渴求与对现实的独立思考, 如同天鹅孤鸣着滑过天际的双翼, 在他一生经历过的不同政治环境下, 同时成就了他的辉煌和悲剧。

参考文献

[1]吴廷俊、阳海洪:《“健笔终存天地间”:论邓拓与书生办报》, 《新闻大学》, 2006 (4) 。

[2]李乔:《略论邓拓的史料观》, 《北京社会科学》, 1994 (2) 。

[3][5]左禄:《邓拓在抗战时期对新闻学的贡献》, 《人民新闻家邓拓》, 人民出版社, 第259页, 第259页。

[4][6]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347页, 第347页, 第296页。

[7]李悦:《从〈晋察冀日报〉的创办与发展看邓拓的新闻思想》, 《采·写·编》, 2005 (5) 。

[8]胡绩伟:《“平生赢得豪情在”——纪念邓拓逝世二十周年》, 《人民新闻家邓拓》, 人民出版社, 第43页。

[9]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 新华出版社, 第141页。

[10]童兵:《要政治家办报——毛泽东新闻思想要点之六》, 《新闻与写作》, 1993 (12) 。

《邓拓书法选》序 篇3

说方块字，从汉字的发展历史上看，亦不准确，块则有之，方则未也。因为它是若干横、竖、点、勒、转折的笔划构成的，字为一形，少者一划，多者二三十划。因为它是独立成字的，不管是多少划，所以成块。汉字一开始就是块，因为是单音字，它不能不块。至于块的形状，甲骨文是多边形；金文亦是多边形，转折处则是浑圆的；汉隶真是方形了，转折处亦成了方角。而这种字体未必是等边的正方形，有的拉长，有的压扁。真正的方块字，如现在楷书这样，应该说是从章草来的。晋代，楷书，又叫真书，已基本形成了。草书亦跟着发展了。行书，则是在楷书和草书两者之间，斟酌应运而生的。这下，汉字的书写形式，就算定形了。一直到今天，日常只用楷、行、草三种，但印刷体都是楷。甲骨文、金文是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是另一问题，又当别论。至其字形，加上秦篆、隶书，只作为书法艺术的规范保留下来。

汉字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字的演变，大体上三种为主：象形，会意，形声，而形声字最大量的存在。因为汉字不是拼音字，全凭耳朵听，并不能辨别字形，听时就必须附加上什么“禾口程”，“耳东陈”之类的说法。汉字是拿来看的。这可讲究多了。凡是“木”类都从“木”；凡是“水”类都从“氵”，等等。这样就给念字的人从纸面上给了一定程度的暗示，凡从“木”的字，多多少少都和“木”有关系。不要说“桃”、“李”、“杏”、“柳”了，就是“构”、“杆”、“模”、“标”，也都会在看上去之后，想到和“木”的关系，并不要先读出准确的字音。因此中国字组成的文章，一看下去就有一种艺术感觉，或者是粗犷，或者是轻婉。如李清照词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样的句子；如左思《三都赋》中“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稻莫莫”这样的句子。特别是《离骚》，汉赋，六朝人的赋中，这种例子最多，最明显。这些例子或者太古旧了。在现代，主席的诗词，从第一首《沁园春》到末一首《满江红》，也都有这样的例子。这种文字形式上的艺术感受，看来的比听来的多。汉字的字形的发展规律，提供了这样一个好条件。违反这个规律，就会使汉字失掉艺术价值。

承认这两点，承认汉字是方块字，有那么多的书写样式，承认这些汉字是拿来看的，听是次要的，这才决定了汉字的书写具有艺术意义。绘画是艺术，是从绘画本身赋予的；中国书法是艺术，则是从这两个民族文化因素所附加在汉字身上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书法，有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这是文字史自己形成的形式。在书法艺术上，目前，一般的大概可分为三类，一、普遍的多写楷、行、草；二、少数专家写篆、隶；三、写甲骨文、金文的就更少了。但这些字还不完全能够构成艺术的概念，感觉，欣赏，必须还要给以一定程度的加工，作为书法艺术才完成了。

汉碑的隶书虽然好，作为后代书家模拟的范本，但写那个汉碑的原来的书写人并不一定是汉隶书法的艺术的书家。把李斯作为秦篆的书家，把蔡邕作为汉隶的书家，未必是正确的。那些写汉简的人，写佛经卷的唐经生，有的，字也不错，但未必是书家。书家是从这些可以看得见的资料中吸取养分，加以运用和变化，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流派，使看这些书写出来的字的人得到感受，承认和欣赏它是艺术。我们读印本毛主席诗词时，只能欣赏某首某首诗或词的内容、意向和它们的文字上的艺术处理，同时也受到那些字的排列所制造的诗的气氛的感染。至于我们看主席所手写的某首诗、某首词时，则我们首先欣赏赞叹的乃是他的龙飞凤舞的字，笔划，和这些字构成的通幅的气派。书法的艺术价值和主席诗词作为文学的艺术价值是分开的。

用毛笔，醮墨写在纸上，作为书写的汉字的风格和流派可多了。铸在铜器上的，刻在石上、崖边的，刻在各种材料的图章上的，所谓鼎、彝、碑、摩崖、印等，其字亦成艺术，姑不论。写甲骨文的少，当不成派。写钟鼎文的，清代特别发达，不少派。写篆书的，如唐朝李阳冰就成派，清代亦有好些有独特风格的派。写隶书的，名家之多之好，更不要说了。写楷书的，从晋人起，唐、宋、元、明、清都大有人在，都各有各的成就，真是各有千秋。写行书的，这可特殊一点，凡能写好的楷书或草书的，都能写行书，不形成单独的派。写草书的，除最早的章草外，唐代就要属怀素了。这是一位写草书的大书家，后来还有贺知章。时隔千年，主席的草书和怀素的草书有很大的历史渊源，但有他自己的极磅礴的气派，足以压倒古人。同时，根据汉字自有的结构规律，从主席的手写书迹中，完全看出主席深刻懂得和纯熟运用汉字的书写的艺术性。宋、元、明、清以草书著名的书家，都各有风格。由于草书的独特形式，自由飞舞，书家把它应用到篆、隶上，近代就形成若干写草篆、草隶的作家，别具一格。同时，草书一字有许多圆的笔划，一笔联绵下来又把好几个字接在一起，以足成其气势，这就连方块字的框框也打破了。

不管怎样，方块字，方块字的有规律的笔划构成，又不管字形为甲骨文、金文、小篆、汉隶，抑楷、行、草，用在书写上，都能表现为艺术。

邓拓同志的手迹，为一九六六年以前所写，均属行书，力求潇洒，不肆险怪，难能可贵，就在这里。至于说历史继承，则恐以宋人为多，如何比较论证，则就很难说了。现在编选一卷印行，不当仅是作为纪念，他的书法自有艺术价值在。邓拓同志的律诗成就亦甚湛深，如文学出版部门，能精选一编，亦将会是本好的诗集。

最后，我想提起一件事来追念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和邓拓同志同属北京选区的代表团；初选中央委员时，候选名单中有他的名字。他向代表团诚恳表示，他还年青，资历差，愿退出初选，把名额让给老同志。中央接受他的意见，八大正式选中央委员时，就剔去他的名字了。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虚怀美德，同样难能可贵。十几年来，不知怎么样，造成一种与这个相反的风气，真不好说了。

邓拓和他的杂文 篇4

一

邓拓，原名邓子健、邓云特，191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酷爱文学艺术。1930年，18岁的他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秋到达晋察冀边区后，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并兼任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从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以马南邨为笔名，共写了153篇杂文。三个月之后，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写了十多篇杂文。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并且妙趣横生、旁征博引、寓意丰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许多报刊、杂志效仿这一做法，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一时蔚然成风，为当时沉寂的文坛增添了许多生气。然而，这两个专栏却被江青、姚文元之流诬蔑为反党毒窝，邓拓在两个专栏所写的杂文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这种不被信任甚至受到诬陷而又无处申辩的处境使得他最后走上了绝路，于1966年含冤自尽。

二

邓拓杂文的最大特点是以读史为主线，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让深奥的典籍拂去尘埃，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读物。邓拓的杂文也针对现实的弊端，高屋建瓴，匡正时弊，激浊扬清，具有一定的批判功能。但是，这种批判是温和的，少有鲁迅先生那种嫉恶如仇的特色。邓拓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使得他把自己的批判和讽刺置于人民内部矛盾之中，因而他的批评总是善意的，他的锋芒和尖刻是有限度的，他不可能像鲁迅那样“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1]，更不可能把鲁迅的“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2]当做座右铭来对待。

1961年，邓拓对于开设的《燕山夜话》专栏，曾有“两点说明”：“办此专栏，将努力做到，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3]所以，我宁愿相信，邓拓杂文创作的宗旨是提倡科学精神，提倡实事求是，鼓励人们充实文化知识，提高思想境界。《燕山夜话》中有少数文章也涉及到了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问题，但是，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经验的号召，邓拓不过以一个政策执行者的身份，根据丰富的历史知识，探讨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罢了，其中当然对主观主义、弄虚作假、强迫命令、说大话空话等等左倾思想，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这类文章不仅数量少，内容也同一般的时评政论不同，而是引用大量历史材料，摆事实，讲道理，谆谆善诱，启发人们纠正错误，弃恶向善，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很难看出有什么政治上的影射。

尽管在邓拓的文章中，也有讽刺与幽默，却都是肺腑之言，良药并不苦口，尽量娓娓动听，没有一句挖苦、讽刺、漫骂的话。周扬同志在《邓拓文集》的序言中所说：“《燕山夜话》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等，多是一般人常碰到的问题。’而作者旁征博引，议论风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写得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富有知识性、文艺性，无疑是当时《夜话》一见报刊就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4]

然而，即使这样，邓拓还是没有逃脱被批判和诬陷的风暴。1960年，邓拓在病中曾以山茶花为题，口占一绝：“红粉凝脂碧玉丛，淡妆浅笑对东风。此生愿伴春长在，断骨留魂证苦衷。”[5]诗中最后一句，不幸地预示了他自己最后悲惨的结局。

今天，重读邓拓的杂文，更加让我们觉得，在那个只有一种声音的特定的时代，这些多少有些“异调”的文章是多么可贵，正如杜导正先生所说：“读《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读着读着，不由得浮想联翩。我总在想，如果中国六十年代初没有邓拓的声音，没有邓拓的身影，历史将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

注释：

[1]林非.鲁迅著作全编（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鲁迅箴言录[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

[3]邓拓.燕山夜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邓拓全集第五卷.序言[M].北京：花城出版社,2002.

[5] 张帆.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邓拓不惜血本换苏东坡名画 篇5

邓拓先生酷爱收集古字画。有一年夏天，他听许麟庐说，几天前有位老先生拿着一幅苏东坡的手卷——《潇湘竹石图》去故宫询价，准备转让，故宫的鉴定专家都说那画是赝品，老先生显得十分生气。

邓拓听了，急忙托许麟庐帮他打听那个老先生的下落。不久，许麟庐即带着那个老先生和《潇湘竹石图》来到邓拓家中。邓拓接过画卷，走到案前，展开全图。只见画面上画着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渺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潇水相会，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隽逸之气扑面而来。

审视良久，邓拓对那个老先生说：“你这幅画我也一时不能辨别真伪，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幅画的珍贵是毋庸置疑的。”闻听此言，老先生很受鼓舞，遂要价5000元。邓拓当时手头只有几天前从《北京晚报》预支的《燕山夜话》2000元稿费。他想都没想，就把这2000元给了老先生作为定金。第二天，他又请来荣宝斋的师傅，让他从他的个人收藏中挑选了14幅画，凑够剩下的3000元，终于从老先生手中买下了这幅《潇湘竹石图》。半年以后，经过多方考证，邓拓终于得出结论，这幅画确是苏轼的真迹。他还把研究结果写成了《苏东坡潇湘竹石图题跋》一文，连同画卷一起，以“左海”的笔名发表在1962年第6期的《人民画报》上。此外，他还刻了一枚“苏画庐”的闲章，以示自己对收藏到这件珍品的欣喜之情。 据《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