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被发现的检讨书

2024-09-08

喝酒被发现的检讨书(通用13篇)

喝酒被发现的检讨书 篇1

尊敬的老婆大人:

您好!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爱好,我的爱好不多,但是却也不少,比如我喝酒。但是我喝酒的爱好却冒犯了老婆心中的禁忌,让老婆发飙了,在家中地位低下的我可不敢有丝毫反抗。

因此在私下里,我偷偷的喝酒,一个是因为害怕被老婆阻止自己的唯一爱好,同时也是希望可以好好喝一杯,但是我却忘记了自己的是一个真阳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控制力弱的人所以一沾酒就始终放不下就被,所以不小心我就因此喝醉了。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做法非常不对,因为我经常这样犯错,一旦喝醉酒就昏迷不醒。我就是喝醉酒,被人送到了老婆身边。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一旦喝醉酒,一定逃不过老婆的惩罚,醒来时看到老婆如常的脸色,我忐忑,也惊慌啊,但是迎来的不是老婆狂风暴雨的打击,而是如春风班的平静。

我在想老婆你没有发飙是为什么,是原谅了我,还是已经心灰意冷了,一直在心中想来想去,始终我做不好,我认为自己做的不够,我想等待老婆你发飙,但是自己却始终忘记了自己的承诺,想来想去,我还不如自己主动来认错,我一定会好好的认错,只要我好好的做到一点那就是得到老婆的原谅,只要老婆原谅我了,我就可以放下心来。

因为我决定向您当面道歉,但是因为胆怯,也害怕看到老婆失望的表情,还有担心老婆认为我是敷衍,所以想来想去,我决定做个正式的认错。这样做也是期待能够得到更好的获得老婆的原谅,只要老婆原谅,我就可以放下心来。

虽然知道,老婆你就算看到了这份检讨书,一定还是挺尴尬。我始终没有达到会喝醉酒,其实我是知道的老婆大人一直都对我很纵容,只要我不喝醉酒,不在老婆面前喝酒一般都不会被老婆斥责,每次我喝酒回来其实都有酒气,老婆的大度是期待我能够自己认错吧,毕竟没有人喜欢一直犯错,我理解老婆大人您。

我不想在看到老婆担任你忧伤和担心的眼神,我总是家里的一员,我总是忘记不了自己当初的许诺,我现在决定好好的认错,这也想当是保证以后不在喝酒。因为担心老婆失望啊。而且也想要做一个合格的老公让老婆可以安安心心的在家里面,一定做到老婆主内。我主外,家中的事情一定会好好的遵守老婆。

此致

敬礼!

检讨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喝酒被发现的检讨书 篇2

一、学生只是在“被发现”

案例1:苏教版二年级上册第十单元第一课时“认识时分”

这一堂课, 要求学生初步形成1分的观念, 1分是最基本的时间单位, 形成1分的观念必须体验它的长短.在教材中也编排了许多体验1分的活动, 如:有1分脉搏跳动的次数, 1分跳绳的次数, 1分能完成口算的题数等.但有的教师在设计这一教学环节时, 安排的体验活动似乎不太妥当.比如:听一首1分的歌曲.在选择歌曲时, 有的教师选的是比较欢快的, 如:《喜羊羊和灰太狼》的主题曲;有的教师选择的是旋律比较抒情的, 如:《献给爱丽丝》钢琴曲.放完歌曲后, 教师会问:你觉得一分时间怎么样?学生的回答往往是教师预料的, 如果音乐节奏比较快, 学生会回答“快”;如果音乐节奏比较慢, 学生回答就是“慢”.其实在这样的体验活动中每名学生对时间长短的体验是主观的, 这样设计的1分时间体验活动是相对的.试问:学生会不会觉得1分就只能听一首歌?

案例2:苏教版四年级上册第八单元第一课时“加法交换律”

这一节课有的教师教学过程是这样的:出示例题, 通过求跳绳的人数, 学生列出算式28+17=45和17+28=45.由于得数相等, 这两道算式可以写成等式28+17=17+28, 这是教学加法交换律的第一个实例.接着教师要求学生仿照这个例子, 写出同类型的等式.再要求学生观察写出的所有等式, 说说“有什么发现?”学生都能发现:两个数相加, 交换两个加数的位置得数不变.诚然, 这样的教学过程可以引导学生对众多案例进行概括, 把同类型案例的共同特征提取出来.但是学生知道为什么吗?如果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只是通过举出同类型的算式让学生发现规律, 用有限次的计算就得到“本质规律”是不是太武断了呢!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总是不自觉地从自己的主观意志出发, 让学生“被发现什么”, 貌似在引导学生思维.而事实是他在把知识强灌输给学生, 学生还不能有任何的质疑, 这是学生自己根据事实“发现”的呀!

二、学生只是“假发现”

案例1:苏教版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四课时“三角形内角和”

教材的处理是先测量同一块三角尺上的3个角的度数和, 学生在四年级上册教材里已经知道了两块三角尺上的每一个角的度数, 所以能够很快求得每块三角尺的3个角的和都是180°.接着提出疑问:其他三角形的内角和也是180°吗?安排学生通过实验解疑, 把一个三角形的3个角拼在一起, 从拼成的角是平角得出3个角的度数和是180°, 从而学生发现“三角形内角和是180°”这个定理.但是当老师提出问题:

这样的两个三角形拼成的一个大三角形, 内角和是多少?学生答案有了不同的声音:180°, 360°……这些答案让我们知道学生并没有真正发现这个定理的内涵: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 与三角形的大小、形状无关.教师根据发现的过程:从特殊到一般, 通过操作发现了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 但是“发现”不是简简单单地接受和知道, 而是要“应用”.作为教师给了学生判断的真理, 学生是否能用“真理”去验证, 这也是教师在“发现”后需要去引导学生的.

案例2:苏教版二年级上册第八单元第九课时“9的乘法口诀和用口诀求商”

这节课教材中安排了发现9的倍数与整十数的关系, 引导学生发现1个9比10少1, 2个9比20少2……探寻出几个9得数的特殊性.但教师让学生填完表格后, 追问:你发现了什么?学生的回答往往不是如教师预期的那样:发现9的倍数和整十数的关系, 而是想到积的规律———积的个位加1, 十位减1……仔细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你发现了什么?”这样的问话太空泛.在平时教学中我们找寻的规律大部分以数字之间的规律为主, 学生很自然的去找数与数之间的规律.如果我们改变一下问法:你找到求几个9的乘积的方法了吗?学生自然就会想到:求几个9就比几十少几.

实际教学中, 教师很注重学生给出的答案, 而缺失对“发现内容”的必要引领和转化.这样师生之间的问答就变成了“发现了什么”这样知识结论的简单传递, 而对学生的思维毫无改变.

那怎样才能让学生的“发现”更有效呢?

一、重新设计课堂提问

法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 而在于激励, 唤醒和鼓舞.”的确, 在课堂上教师适当提问:“你发现了什么?”可以在学生思维深处牵一牵, 引一引.但是教师也要先想一想你到底想让学生发现什么:是数与数之间的规律还是计算方法的总结;是一个归纳性的知识点还是某一问题的需要注意点……教师要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选择合适的语言进行提问, 这样学生才会真正抓住问题的本质.

二、将“发现”进行推广应用

吴大羽:被遗忘、被发现的星 篇3

性格决定命运。

他终于死去了,而他曾坚信自己是永远不会死去的。他曾涉猎古今中外的哲学,探索儒、释、道的真谛,但他不是基督教徒,不是佛教徒,也非老庄门下,他只是生命的教徒。用他女儿的话说,他并不遁世于老庄儒释之中,他最终还保留着他的童真,尽管生活应该使他成为一个“老人”。然而,在他逝世前的几十年,他早已被挤出熙攘人间,躲进小楼自成一统,倔强地在贫病中读、画、思索。佼佼者易折,宁折,毋屈,身心只由自主,但他曾在给我的书信中说:“长耘于空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绘画被引进中国,对中国绘画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中国人见到了未曾见过的画像、颜色逼真的西洋画、外国来的洋画片。留洋回来的画家们介绍的,也基本属于这类人们易于接受的作品范畴。毕竟我们当时同西方太隔绝了,去留学的经常会迷失于花花世界,往往深入宝山空手回。19世纪的欧洲艺术在吸取东方和非洲的艺术特色后,发生了审美观的巨变和发展。中国人开始也同当年法国市民一样看不懂印象派的作品,所见只是画面上的“鬼打架”,所以刘海粟在国内开油画展时,说明书上要请观众离画面13步半去欣赏,才能感受这“远看西洋画之美”。但中国人不乏聪明才智,林风眠、吴大羽、庞薰琹、常玉等留法学艺青年很快领会到了欧洲近代艺术的精华,他们不再停滞于蒸汽机时代的西洋画。

中国开始创办西方模式的美术学校了,教什么样的西方美术呢?见仁见智,于是展开了大讨论。我的中学时代,就经常在报纸上见到刘海粟和徐悲鸿的笔战,这几乎成为一桩艺术公案。我学艺于林风眠创办的国立杭州艺专,林风眠对欧洲现代艺术采取开放、吸取的方针,但他重视造型基础训练,学生必须经过3年预科的严格素描锻炼。这种教育与现实社会有着较大的距离,校内师生一味陶醉于现代艺术的研讨,校图书馆里莫奈、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画册永远被学生抢阅,这些为一般中国人所不知晓的洋画家却落户在西湖之滨的象牙塔里,得到一群怀有赤子之心的学生的崇拜。林风眠是校长,须掌舵,忙于校务,直接授课不多,西画教授主要有蔡威廉、方干民、李超士、法国画家克罗多等,而威望最高的则是吴大羽,他是杭州艺专的旗帜。杭州艺专则是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旗帜,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大羽威望的建立基于两方面:一是他作品中强烈的个性及色彩之绚丽,二是他讲课的魅力。他的巨幅创作《岳飞班师》《井》等都已毁于抗日战争中,未曾出版,连照片都没有留下,只留存在我们这些垂垂老矣的学生的回忆中。《岳飞班师》是表现岳飞被召撤兵,但老百姓阻拦于道路的场景,我记得题目标签上写的是:“相公去,吾侪无……(后几个字已忘却)。”马上的岳飞垂头沉思,百姓们展臂挡住了他的坐骑。红、黄、白等鲜明的暖色调予人壮烈、刺激的悲剧气氛。我无法查证此作是否系对日侵略不抵抗时期的义愤宣泄,当我后来在罗浮宫看到特拉克洛亚的《十字军东征君士坦丁堡》时仍时时联想起这幅消失了的《岳飞班师》。《井》表现井边汲水、担水的人们,蓝绿色调,画面中水桶、扁担纵横,好像赤膊者居多,体现的是生活的拼搏,是人间艰辛。每当我看到塞尚的大幅拼图时,总不自觉回忆起冷暖对比强烈的《井》。无疑,吴大羽曾涉足过特拉克洛亚、塞尚、毕加索等人的道路,尤其是塞尚,他谈得最多,他早期作品如《女孩像》等也与塞尚有异曲同工之意味。吴大羽着力于形与色,着意于构思。当全校师生掀起抗日宣传画高潮时,吴大羽在大幅画布上只画一只巨大的鲜红血手,一只透着阳光看到血在奔流的通红的手。恐怕是唯一的一次,他在手指间书写了题词,大意是:我们的国防,不在东南的海疆,不在西北的高岗……而在我们的血手上。亲身听过大羽老师教课、谈话的同学们永远不会忘记他那激动的情绪、火热的童心,我们矢志追随他进入艺术的伊甸园。

卢沟桥的炮声将我们统统逐出了伊甸园,杭州艺专于1937年冬迁往内地,开始了流亡教学的艰辛历程。经过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合并后的人事变动及学潮,在沅陵时期林风眠辞去了,蔡威廉病逝了,林文铮走了,刘开渠走了……吴大羽尚未到达。到昆明复课时改由滕固任校长,其时吴大羽也抵达了昆明,但滕固没有续聘吴大羽。学生们多次到大羽老师寓所,希望他回校任教。滕固病逝,合并后的国立艺专改由吕凤子继任校长,校址迁至四川青木关。我们高年级学生又竭力向吕校长建议聘请吴大羽。吕凤子决定聘请已远在上海的吴大羽,连路费也通过曲折的渠道托人转汇去上海。

我和朱德群、闵希文等对此最为积极,由我执笔和大羽老师不断联络通信。大羽老师感于青年学子的嗷嗷待哺之情,决定去四川任教,但交通阻隔,实际情况困难重重,最后仍不能成行,路费也未领取。就在这时期,我们读到他不少论艺的信札。我永远随身带着这些墨迹,一直带到巴黎,又带回北京,最后毁于“文革”。不意今日在大羽老师家里还留有部分信札的初稿,这些信稿被抄家后又发回,残缺不全,涂改甚多,但令我惊讶的是他对复信的认真推敲。他其实是在写授课讲义,同时吐露了他对艺术、对人生的心声—他似乎只对赤子之心的青年学子吐露心声。

世事沧桑,我1950年从巴黎回到了北京。每次去上海,我必去看他,但总是因来去匆匆,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有一次我看过他后返京没几天,便接到他的信,说:“你留沪之日太短,没给我言笑从容,积想未倾……”读罢,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每次到他家总想看他的作品,他总说没满意的,只偶或见到一两幅半具象半抽象的小幅。到他工作的油画雕塑室去找,也只见到极少几幅小幅—事实上,他只有两间小房作画室,他能作大幅吗?我感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凉。

直至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评选中,我见到了大羽老师的近作《色草》。画面是案头的花,是草是花?色在流转,形在跳跃,冲出了窗前,飞向寰宇,又回归知音者的怀里!是一种印象,是感受的捕获,是西方的抽象,是中国的意象,毋须寻找依据,也难于归类,或说归于“静物”,英文名静物为“静静的生命”(Still Life),法文则名“死去的自然”(Nature Morte),这都与《色草》格格不入。倒是画题“色草”引我思索良久,是色是草,是色彩世界的野草,非人工培养的受宠的艳花。当然,画题只是画外音,可有可无,倒是应排斥废话、多余的话,因感受只凭画面透露。当画面凝聚成完美之整体结构时,那是形与色的拥抱与交融,其间没有语言的余地。美术杂志发表了吴大羽一幅题名“涝沱”的作品,将画印颠倒了,编辑部向吴老师道歉,他却说无关紧要,从月球上看过来,就无所谓正与倒。康定斯基就从自己一幅倒置的作品中受启迪而探索造型艺术的抽象因素,视觉语言和口头语言开始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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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草》和《涝沱》真是凤毛麟角,人们盼望能见到吴大羽更多的作品,但后来听到的是他的病,咯血,目疾,他的遗句:“白内自内障,不许染丹青”,最后是他的死讯。一代才华消逝了,就这样默默消逝了,有远见卓识引进西方现代美术的猛士将被遗忘了。

在吴大羽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四五十件油画。当我看到这批作品的照片及幻灯片时,毋须寻找签名,立即感到确乎是那颗火热的心脏在跳动。画面设色浓郁,对比鲜明,动感强烈。表現了花、鸟、物、人……欲辨已忘形,或隐或现,形象统统卷入了音响的节律之中,用他自己的话,“飞光嚼采韵”。再读他40年代给我们的信的部分底稿:“……示露到人眼目的,只能限于隐晦的势象,这势象之美,冰清玉洁,含着不具形质的重感,比诸建筑的体势而抽象之,又像乐曲传影到眼前,荡漾着无音响的韵致。类乎舞蹈美的留其姿动于静止,似佳句而不予其文字,他具有各种艺术门面的仿佛……”当年他提出了“势象”,这“势象”一词应是他自己创造的,原稿旁有加重线。象,形象,融进了势的运动,也就是说,人间形象在心魂的翻腾中被吞吐、被变形了。

鱼目混珠,应该是易于识别的,今日东施效颦的抽象状貌绘画汗牛充栋。乍看吴大羽的画似乎也近西方风格,然一经品味,才体会到是东方韵致的发扬。他又几次谈到书法,认为书法在艺术上的追求虽甚隐晦,似无关于眼前的物象,但确是发挥形象美的基地,属于精炼的高贵艺术。引他原话:“……更因为那寄生于符记的势象美,比水性还难于捕捉,常使身跟其后的造象艺术绘画疲惫于追逐的。”他同时谈到书法缺少绘画另一面的要素,即画眼观,也就是绘画上必需的画境。至此,我们基本领悟了吴大羽在具象与抽象、西方和东方、客观与自我之间,探索、搏斗的艰苦和孤独的历程。他说他长耘于空漠,而李政道等杰出科学家也说正是在空漠中由猜臆而探寻到永恒的真实。我们再度面临油画民族化或中西结合的老问题、大问题。郎世宁用笔墨工具结合西洋的明暗写实技法描摹中国画中常见的题材,他全不体会中国高层次的审美品位;李曼峰用油画材料摹仿水墨效果,我远远看到他的油画时,误认为是常见的中国画;林风眠从融汇东西方的审美观出发创造了独特的风格,终于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赞扬了。创造中国特色的油画,走油画的东方之路已是中国艺术家的感情职责、良心职责。而东方之路真是画道万千,如宇宙万象之杂,如各人心目之异。

吴大羽以中国的“韵”吞食、消化西方的形与色,蛇吞象,这“韵”之蛇终将吞进形与色之“象”,虽艰苦,几代人的接力,必将创造出奇观来。“长耘于空漠”的吴大羽终将见到空漠中的辉煌,他终将见到,因他坚信他永远不会死去。

20世纪60年代,他作了500余件粉蜡笔画,被抄家后并未返还,不知今日是否尚存人间。朋友们,你们能相信吗,吴大羽在所有的作品上全无签名,也无日期。他缘何在逆境中悄悄作画,在陋室中吐血作画,甚至当我们这些毕生追随他的老学生去看他时也不出示他血淋淋的“胎儿”了,他咀嚼着黄连离去了,虽然他在作品中表现的是飞光嚼采韵。

喝酒被抓检讨书 篇4

您好!

我为我这次喝酒的事情,表示深刻的忏悔和愧疚。同时,也写下这篇检讨书作为保证,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为了热热闹闹的庆祝一下,我就约了几个同学一起,晚上吃了顿饭。临近中考,最近学习压力又很大,所以我们想着放松一下。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喝饮料不过瘾,有些小孩子气,就想像大人那样,所以我跟他们提议说喝酒。他们本来是想拒绝的,但是后来觉得,因为是我的生日,所以还是我过的开心就好,然后就没拒绝。我们一行六个人,总共喝了一箱多的啤酒,快上晚自习了离去,每个人都喝的有点醉醺醺的。

晚自习的时候,因为我喝的最多,喝了四瓶啤酒,头晕晕的,想吐又吐不出来,就慢慢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再之后,就是被您看到我晚自习睡觉,然后发现我喝酒了。

对不起啊,老师。作为初中生,喝酒、抽烟、打架这三点都是明令禁止的,可是我却犯了其中一条,而且还是在校期间,还在晚自习的时候睡觉。酒不是什么好玩意,这个我知道,虽然少量饮酒有助于健康。但是凡事有个量,我明显就是过量了。我也不想拿什么过生日助兴之类的作为借口,因为我知道,不管原因是什么,错了就是错了。所以我认错,认罚。

我这样的行为,扰乱了学校的秩序,也是违反了学校的校纪校规,所以无论您是给我警告处分也好,记过处分也好,我都不会有什么怨言。而且xx他不怎么会喝酒,是我们闹着让他喝的,结果导致他喝多了,还吐在了教室的地板上,味道难闻不说,也恶心人。对课堂的秩序也是极大的扰乱。我深感抱歉。

老师,希望您能原谅我一次,我很后悔,为了一时的开心而不顾后果,这样幼稚的行为属实不该。我向您保证,我之后一定会严格遵守学校的校纪校规,不再犯错。

此致

敬礼!

检讨人:xx

被发现抽烟检讨书 篇5

你们好!

我跟你们坦白了吧,一直瞒在我心里,我也不好受,我今天的确抽烟了,我很抱歉,我知道你们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一定特别的失望、难过吧?我在此跟你们二位道歉了,对不起!我不该抽烟的,不然染上这玩意的,我错了,我向你们保证,我从此不会再碰一根烟!说到做到!

这样吧,爸爸妈妈,你们二位要是再发现我抽烟,或者说在别人口中听到这个消息,你们下学期就别给我生活费了,让我自生自灭,这个惩罚够不够?但是这次你们就原谅我吧,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你们得给儿子一个悔过的机会,接下来你们都看我的表现,行吗?我是打心里知道自己的错了,比起戒烟,我更害怕你们的失望啊,要是你们真的不管我了,我该怎么办,所以我毅然选择戒烟,我现在就把我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了,抽烟几年了,每次都是抽什么烟,都是怎么瞒着你们抽烟的都告诉你们,绝不藏着掖着。

我大概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开始抽烟的,是被隔壁邻居家的那个大哥哥带的,当然要是我严厉拒绝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我当时也是出于好奇的心理学着他抽了起来,最主要是看着爸爸每天都要抽烟,我也想尝尝什么味道,后来慢慢的爱上这个感觉了,一开始还是想抽烟了,我就去找他,后来觉得太麻烦,就开始用自己的生活费买烟,因为我是通宿生要经常回家,烟在身上肯定会吧被你们发现,还记得我们楼道那个消防箱吗?就是放着灭火器的那个箱子,我每次回家吃饭都是直接把烟放在那里,然后走的时候再从哪里拿的。我一般都是都抽二十五块钱一包的那个烟,别骂我,但是我每天抽的很少,一天顶多三根,放假我出去玩的时候就抽的多一点,主要是抽贵一点的烟,在同学们面前有面子一点。

至于为什么一直没被你们发现,是因为我一般都是在我们家隔壁的隔壁的那条巷子尽头抽的烟,并且我抽烟的时候都是把外套脱了的,就是怕衣服上沾染上烟味,然后抽完之后,我还会去菜市场的那个公共厕所那里洗手,最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最近特别喜欢嚼口香糖糖?其实那是为了祛除我嘴巴里的烟味的。昨天晚上实在是想抽烟了,我就半夜起床去那个消防箱子拿了一根烟在阳台抽,没想到就这一次就被你们抓个正着,发现了我弹在阳台的烟灰。没想到万分谨慎,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你们别生我气了,我说戒烟就一定会做到的,我可不想我下学期没有生活费,孰轻孰重我还是分得清的,我一定趁此机会,彻底的摆脱烟瘾!

此致

敬礼!

检讨人:xx

学生抽烟被发现检讨书 篇6

你们好!

我知道抽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最近抽烟还被你们发现了,每天我回家都是满身的烟味,当你们询问我时我总撒谎说是身边的朋友经常抽烟,直到你们发现了我床头的烟头。我非常的愧疚,对不起你们对我悉心的照料,也对不起你们对我的教导。我非常后悔的写下了这份检讨书。

小时候,爸爸在我旁边抽烟时,我很反感那股刺鼻的烟味,所以对于香烟,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抵触,但不知在何时开始我染上了吸烟的坏毛病。第一次吸烟的时候,我很犹豫,但是在朋友的再三劝说之下,我不得不进行了自己的第一次吸烟,第一次吸烟的感觉是烟味很呛人,也很刺鼻,抽了一口之后我我不停的咳嗽,飘出来的烟熏红了我的眼睛,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在烟卷吐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全身放松了,心情舒畅了。后来每当我压力大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习惯上了香烟,我喜欢上了这种让我心情舒畅的感觉,抽完一根又一根。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慢慢的染上了烟瘾,在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烟瘾了,在无聊的时候也想着抽上一两根,渐渐的我自己都能闻到身上的烟味了。

在你们发现了我抽烟的时候,你们很生气,我知道你们不希望我抽烟,抽烟危害身体健康,以前爸爸抽烟的时候妈妈也很反感,后来爸爸在自己的坚持下也成功的把烟戒掉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学会为自己负责,不应该再让你们为我操心,吸烟的确不是一个好习惯,它危害我的身体健康,我知道我吸烟的危害性,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你们为我担心了,我会慢慢的把烟戒掉。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们为我担心的,从小你们就叮嘱我不要去吸烟,而我还是没有把你们的叮嘱记在心里,才导致了吸烟这种恶习的养成,作为父母,你们一直辛辛苦苦的照顾我,陪伴我成长,我非常的愧疚,针对我抽烟,我深刻的认识到了到了它的危害,我也意识到了它的严重性,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想让你们还为我操心,我一定会控制好自己,抵制住香烟的诱惑,不把它当做精神上的寄托,我一定早日戒掉吸烟这个坏习惯。请爸爸妈妈放心。

检讨人:xxx

沈从文佚文《男女谈》被发现 篇7

中国文学网消息, 研究者从1930年6月1日出版的《旭日》月刊创刊号上发现了沈从文的佚文《男女谈》。《旭日》是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旭日社出版发行的, 该刊设有论著、文艺、杂俎三个专栏, 在“杂俎”栏刊登了沈从文写于1930年5月23日的《男女谈》。这对沈从文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期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执教只有一年, 但产生的影响却很长久。胡适在1934年2月14日日记中写道:“偶检北归路上所记纸片, 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 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 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 久而不衰。”从这篇《男女谈》可以看到, 沈从文不仅引导学生“试作文艺”, 还支持学生创办《旭日》月刊, 把研究和创作的成果“都随时公开出来”, 这对于青年学子的写作热情说来无疑是一大鼓舞。

妻子的“性爱日记”被发现之后 篇8

日记里种种描写,如针锥般刺痛着他的心

2003年7月,刚从外地考察归来的陆国强匆匆赶回家冲了个凉水澡。想着平时妻子太辛苦,便帮忙干起了家务,扫地、收拾东西,忙得不亦乐乎。 在帮妻子收拾整理资料时,妻子书桌的一个抽屉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抽屉,平时妻子总锁得严严实实,还告诉他这是她的隐私,不许他过问。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妻子竟然忘了上锁。

出于好奇,陆国强打开了这个抽屉,里面除了一些首饰之类的小玩意儿,还有许多妻子的私人书信以及一个深蓝色封皮的日记本。陆国强随手打开了那本厚厚的日记本。

陆国强完全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妻子从大学期间到和他认识之前的所有情感轨迹的真实笔录,在这里面,有着妻子从未向自己提及的隐秘情感。在妻子哀婉多愁的笔下,细腻而详尽地记述了她经历过的每一段或温存缠绵或浪漫凄婉的恋情。让他尤为嫉恨的是,里面甚至记录了妻子和几个男朋友在“床上”的感受,那些有关性爱心理的种种描写,如针锥般刺痛着他的心。

不仅如此,在和妻子有过关系的几个男人中,陆国强还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那是一位和他关系甚好的同事。那一瞬间,陆国强被彻底击垮了……

丈夫突变,家庭布满“冷暴力”

晚上8点多,陈静抱着发烧的女儿回来了。见丈夫表情阴暗地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对她的招呼也是不理不睬,陈静感到万分惊讶。

安顿下生病的女儿后,陈静来到生闷气的丈夫身边。“怎么了?”她关切地问道。“哼!”丈夫轻蔑地用余光扫过她的面孔,挪了挪身子再未开口。陈静忽然有了不祥的预感。

陈静走进房间,一眼就看见了那个打开的抽屉。她这才想起,下午由于急着抱女儿上医院急诊,竟然忘了锁抽屉。她知道自己最隐密的日记已经被丈夫看到了,那一刻,她感觉自己就像赤身裸体地站在大街上一样,无地自容……

凌晨,陈静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时,陆国强突然翻身过来,用一种他从未有过的疯狂强行夫妻之事。让陈静甚为惊讶的是,从不说脏话的丈夫在满足之后不仅没有以往的温存抚慰,反而冰冷地甩出一句“骚货”,就沉沉睡去了。

丈夫恶毒的羞辱,让陈静不知所措。陈静痛苦地用被单蒙起了自己,任凭无声的泪水肆意流淌……

从此,陆国强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只要他在家里,就会冷嘲热讽地说一些侮辱性极强的话,每次总让陈静难受得像针扎一样。

女儿牙牙学语了,她用稚嫩的声音叫着“爸爸”,谁知陆国强无动于衷,还嘀咕了一句:“哼,谁知道你的爸爸在哪儿!”这次,陈静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委屈,眼泪夺眶而出,质问道:“陆国强,你可以侮辱我,但你怎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

“我对不起女儿,难道你又对得起我吗?”陆国强也发火了,“你还有脸说我,想想你的所作所为吧,荡妇!”

“你……你……”陈静哽咽着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昔日温文尔雅的丈夫,已经成了恶魔

2003年9月,陈静的单位派她到北京出差,同去的还有一个男领导。得知消息后,陆国强不禁浮想联翩。临行前,看着妻子忙里忙外地收拾行李,他忽然冷笑道:“什么狗屁领导,为什么一定要派你去,无非是孤男寡女想寻欢作乐!”一席话气得陈静欲哭无泪,反驳道:“这事是我们单位决定的,你不要瞎猜。”

本想借这机会散散心的陈静,此时早已是心乱如麻。她意识到,如果这次自己去了,那么,丈夫的账本上就又多了一次自己“出轨”的“证据”。但是,出发在即,陈静已来不及推脱,只好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刚到北京不久,陈静就接到了丈夫的电话:“你现在在哪儿?玩得好吗?”陈静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那边已经传来陆国强阴狠的声音:“玩得开心点,可别忘了给我捎顶颜色纯正的绿帽子!”陈静赶忙掐断了手机,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

北京之行结束了,身心憔悴的陈静一到家就发现,客厅里一大堆黄色影碟成摞地放置着,一向作风严谨的丈夫正饶有“性”趣地观看着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见到妻子,陆国强嘿嘿一笑,说:“回来了,让我看看你有没有给我捎绿帽子!”说罢,不顾妻子的苦苦哀求,一把将其拽进卧室,逼着她一起演示那些不堪入目的床上姿势。

陈静绝望地意识到:这个昔日温文尔雅的丈夫,已经成了恶魔!

一次次如同虐待的同房,折射出陆国强已经被嫉妒扭曲得变了形的心灵,但是,陈静还是一次次地忍耐了下来。

2003年10月1日,是两人的结婚纪念日,一大早便忙活不停的陈静早早就准备好丰盛的饭菜。不料,在给丈夫洗衣时,陈静意外地从丈夫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化验单。原来,在她出差期间,丈夫竟然瞒着自己和女儿做了DNA亲子鉴定。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令人心寒的事情,陈静感到自己的精神要彻底崩溃了。

“陆国强,你不是人,我……我要跟你离婚!”陈静怒不可遏地将化验单摔到陆国强的脸上!陆国强不动声色地将化验单捡起来,说:“女儿是我的,我会对她好。至于你?你想离就离吧。”

“你……你太过分了!”陈静痛哭着,转身抱起了女儿,头也不回地回了娘家。

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禁不住不知实情的家人的委婉规劝,在陆国强对她毫不理会的情况下,郁郁寡欢的陈静又回到了家里。

妻子不请自回,陆国强万分得意。为防止妻子再给自己戴“绿帽子”,他想方设法掌握妻子的动向。

陆国强经常以交电话费为名,私自取出妻子的身份证前往电信局打印话费单,仔细查看妻子手机上打出和接入的每一个号码及时间,以此了解妻子的关系圈。

回到家后,他就要陈静一个一个地解释电话打给谁,说了什么内容……有时一直折腾到深夜。

冷战与猜忌,竟将妻子逼得神经错乱

2003年11月,身体虚弱的陈静发起了高烧,一连几天,陈静都是在半昏迷中度过,在这段日子,陆国强不但没有及时地照料她,反而变本加厉地用言语刺激陈静那脆弱的神经。不久,陈静因深度感染住院了。

陈静住院的消息传到了娘家,父母和两个姐姐相继到医院探视。看到在家里自小没受过罪的陈静面色苍白、形容枯槁,两个姐姐心疼不已,忍不住伤心落泪,说:“你都这样了,怎么也不见陆国强陪你。”“没什么,他工作太忙了。”陈静连忙敷衍着。但怜爱小妹的两个姐姐从她闪烁的话语里捕捉到了什么,“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丈夫!”姐姐追问道,“你们不会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吧?”

陈静只顾掩面哭泣,这时,家人明白陈静和陆国强的婚姻出现问题了。 在姐姐们的精心照看下,陈静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姐姐们亲自送陈静回家。

“陆国强,你是怎么对我妹妹的!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一眨眼就变成了这样?”不顾妹妹的苦苦哀求,姐姐们义愤填膺地指责陆国强。

姐姐们声色俱厉地喝问,彻底地惹怒了陆国强。这时,令陈静最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陆国强转身进屋,将陈静那本“婚前性爱日记”拿出撇在了桌上,大声地说:“看看,这就是你们的好妹妹做的好事!”

陈静吓得大哭起来,见两个姐姐没有上前翻阅日记,陆国强便亲自翻出了陈静日记中关于性爱描写的片段,大声朗读起来……

顿时,姐姐们的表情凝固了。无地自容的陈静歇斯底里地冲上前,疯狂地撕扯着自己的日记和书信,一边撕一边不住地喃喃自语:“骚货,我是骚货!”丈夫常年的羞辱与自我压抑使得陈静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你怎么了,怎么了?”见妻子遽然变成这样,陆国强愣住了。他没想到,自己的精神冷战与猜忌,竟将妻子逼得精神错乱了。望着妻子那空洞而悲凉的眼神,想起妻子曾经对他的温情,他一下子清醒了,连忙和陈静的姐姐们一起,把陈静送进了医院。

2004年1月,天空中雪花飞舞,在陈静住院的病房里,陆国强紧紧搂着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一行悔恨的热泪滚滚落下。

“我悔啊,是我将你逼上了绝路”悔恨万分的陆国强表示,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治好妻子的病,偿还这笔良心债。

玩手机被领导发现检讨书 篇9

我在上班时间玩手机,早上领导刚说过,天天讲但我没听进去。我希望所有人以我为界,不能当耳边风,一定要认识错误性。

我给整个车间脸上摸黑,下面人要和我一样按劳动条件来办事,没有下回,也是最后一次。我知道错了,望领导给我一次机会,从今往后在工作中加倍工作,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日后看行动。请领导放心,保证以后没有玩手机的习惯,请你们放心,日后好好工作,恨我自己坏毛病。没有后悔时间,但是真的认识错误,日后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我这次真认识错误,给我任和取分我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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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肺癌转移的遗传变异被发现 篇10

研究人员泰勒•杰克斯和同事在研究一种小鼠的肺癌模型时发现了这种变异。他们把小鼠的数据与人类肺癌的基因档案比较后发现,基因NKX2-1的活性降低会导致肺癌病人的死亡率升高。这项研究使我们对NKX2-1失去作用如何会导致肿瘤更具侵略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研究者蒙特•温斯洛说。了解NKX2-1的作用有助于科学家寻求药物来弥补其作用的丧失。目前,“一个不幸的现实是,如果你告诉患者他们这个基因是否失去作用将会使他们有一个更糟的结果,但是治疗还不能改变。”温斯洛说。

研究人员诱导小鼠的致癌基因Kras使其活性增高并去除肿瘤抑制基因P53,产生遗传编程的小鼠肺肿瘤。尽管这些小鼠患上了肺部肿瘤,但只有部分肿瘤能发生转移,说明肿瘤的扩散需要其它一种基因改变。通过分析肿瘤转移小鼠和没有转移小鼠的肿瘤基因组发现,NKX2-1基因活性低的肿瘤更容易发生转移。NKX2-1编码是一种控制其它基因表达的转录因子。它的正常功能是控制肺、甲状腺以及部分脑组织的发育。当癌细胞使该基因的表达减弱后,肿瘤细胞就会回到一种成熟前的状态,并获得从肺组织中分离向身体其它部位扩散的能力而成为新的肿瘤。发现NKX2-1对肿瘤转移起重要作用后,研究人员开始对这种基因的调节作用作了研究。他们瞄准了一种与其它肿瘤有关的基因HMGA2。结果发现NKX2-1能抑制成熟组织中的HMGA2。当NKX2-1在癌细胞中被关闭后,HMGA2会重新开启并帮助肿瘤更具侵略性。

另外还发现,NKX2-1丢失而HMGA开启的人类肿瘤具有侵略性,不过不是所有的转移性肿瘤都具有这种特性。

用药物针对NKX2-1比较困难,因为开发一种重新开启基因的药物要比开发一种关闭基因的药物困难大。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开发针对HMGA2或NKX2-1其它抑制基因的药物。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NKX2-1 或HMGA2是否在其它癌症中也有类似作用进行研究。“找到肺癌转移相关基因很重要,但如果发现它能控制其它肿瘤的转移或许更好。”温斯洛说。

喝酒被发现的检讨书 篇11

由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张志能、蔡章、李科男、王、吴达平组成的“中低浓度石油污染土壤原位植物修复的基础研究”项目组, 在周启星教授的悉心指导下, 以胜利油田为研究基地, 重点筛选、研究适合其原位修复的土生植物、花

他们把这项研究称为“绿色的力量”, 该项目最初的设想是筛选出适合胜利油田土壤修复的植物。但研究发现, 当地植物以草类、蕨类为主, 生物量较小, 且根系不发达, 修复效果有限;而筛选出来的紫茉莉、凤仙花、矮牵牛却让人“眼前一亮”, 它们的修复效果及耐受性都比较好。

“采用花卉植物作为修复材料进行石油污染土壤修复, 具有处理成本低、无二次污染、自然美观等优点, 特别适用于大面积、污染不十分严重的区域。”

野草只是没被发现用处的植物 篇12

1855年7月4日,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初版印了1000册。薄薄的小书只有95页,包括12首诗和一篇序。绿色的封面,封底上画了几株嫩草、几朵小花。他兴奋地拿了几本样书回家。弟弟乔治只是翻了一下,认为不值得一读,就弃之一旁。他的母亲也是一样,根本没有读过它。一个星期之后,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也没有看过儿子的作品。

拿去卖,很可惜,一本都没卖掉。他只好把这些诗集全都送了人,但也没有得到好报。著名诗人朗费罗、林姆士、罗威尔等人都不予理睬;大诗人惠蒂埃把他收到的一本干脆投进火里;林肯看后,诗集也险些被家里的女人们烧掉。

社会上的批评更是铺天盖地。伦敦《评论报》认为:“作者的诗作违背了传统诗歌的艺术。他不懂艺术,正像畜生不懂数学一样。”波士顿《通讯员》则把这本诗集叫做“浮夸自大、庸俗和无聊的杂凑”,甚至骂他是个疯子,“除了给他一顿鞭子,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连他的服装、相貌都成为嘲笑的对象,“看他那副模样,就能断定他写不出好诗来。”

众人的嘲笑和谩骂,像冰冷的河水,浇灭了他所有的激情。他失望了,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根本就不是寫诗的料?就在他几近绝望时,远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一位大诗人被他那创新的写法、不押韵的格式、新颖的思想内容打动了。他随即写了一封信,给这些诗以极高的评价:

“亲爱的先生,对于才华横溢的诗集,我认为它是美国至今所能贡献的最了不起的聪明才智的菁华。我在读它的时候,感到十分愉快。它是奇妙的,有着无法形容的魔力、有可怕的眼晴和水牛的精神,我为您的自由和勇敢的思想而高兴……我揉揉眼睛,想看看这道阳光是不是幻觉,直到昨天晚上,我在一家报纸上看见本书的广告时,我才相信真有此书。我很想会见使我受到教益的人,并想定下一个任务,去向您致敬……”

这真诚的夸奖和赞誉,一下子点燃了作者心中那将要熄灭的火焰。他从此坚定了自己写诗的信念,一发而不可收。1856年9月,增订的诗集第二版问世,共有384页。直到1892年,他去世时,诗集已经出到第九版,里面所收的诗歌也由最初的12首发展成近400首。

他成为具有世界声誉和世界意义的伟大诗人,他唯一的诗集也成了美国乃至人类诗歌史上的经典。他就是现代美国诗歌之父——瓦尔特·惠特曼。那部诗集的名字叫《草叶集》。而当年那位写信对他予以赞美和鼓励的诗人,叫爱默生。

瓦尔特·惠特曼(1819-1892),生于纽约州长岛,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代表作是诗集《草叶集》。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17岁毕业于哈佛学院。他的诗歌、散文独具特色,行文犹如格言,哲理深入浅出。有人这样评价他的文字“爱默生似乎只写警句”。代表作有《诗集》、《代表人物》、《英国人的性格》等。

跃子摘自《人生与伴侣》

中共“一大”会址被发现始末 篇13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刚成立的上海市军管会主任职务。5月28日下午3时,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就任上海市市长。随着上海局势的日趋稳定,在1950年夏末的一次会议上,由陈毅市长提议,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后,决定开始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51年7月1日又是建党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直接负责这项任务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同志。姚溱(1921—1966)笔名丁静、秦上校、萨利根、马里宁等,江苏南通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刊《大众周刊》编辑。1942年进入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历任新华通讯社华中二分社记者、华中总分社编辑部副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沪,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地下党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工作,主编《消息》三日刊,参加《文萃》的编辑工作。曾用“秦上校”等笔名在苏商《时代日报》上连续刊出几十篇《半周时事述评》,剖析解放战争形势,传播人民解放军战绩,著称一时。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科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调北京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6年7月23日在北京逝世,1978年4月获平反。

姚溱在接到任务后,他先给沈之瑜打了个电话,沈之瑜当时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沈之瑜(1916—1990),原名茹志成,曾用名茹茄、鲁楷,浙江杭州人,他的胞妹茹志鹃是著名作家。因为“茹”是中国的稀有之姓,参加革命时,他不改名换姓很容易使弟弟、妹妹们受到牵连,于是改姓“沈”,后来他的子女也都姓了沈。他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1935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毕业,留校当助教。1940年5月在浙江遂昌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建国前曾任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滨海报》编辑、苏浙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参谋、华中雪枫军政大学文工团和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团长。建国后历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文处副处长、处长,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党组副书记,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馆长和名誉馆长、研究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同时,还被选为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协会副理事长。

沈之瑜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这里是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这里办公。见到姚溱,知道来意后,沈之瑜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十分熟悉。他连忙问姚溱:“有什么线索吗?”姚溱赶忙答道:“听说‘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会。”沈之瑜听后双眉紧锁,说:“法租界范围也太大了,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悠长的淮海路就横贯法租界。”

从周佛海家人身上寻找线索

“一大”召开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看到沈之瑜焦急的样子,姚溱忙笑着安慰说:“你别着急,我给你提供一把‘钥匙’,我让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带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沈之瑜颇为惊奇地问:“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姚溱赶紧说道:“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

扬帆又是怎样知道周佛海老婆下落的呢?话还得从头讲起。扬帆本名石蕴华,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要举行婚礼时,扬帆以项英的名义向中央发去电报,申明“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在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真实身份。

他就是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曾改名祖逵、之友,祖籍湖南沅陵。当年,25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于1922年10月20日在日本鹿儿岛生下了周幼海。周幼海6岁就读于上海比德小学(今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抗战爆发后,他随母迁至香港,就读于岭南中学。后其父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周幼海在校被同学们骂为“小汉奸”,并将这3个字用刀刻在他的书桌上,使他深感耻辱,他曾在校刊上著文表明自己的爱国赤诚。在他心灵深受煎熬之际,一位名叫陈国祯的中国同学给他指点迷津,秘密地将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借给他阅读,使他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其父原来也是共产党员,认识到走什么道路决定于自己。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伪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周幼海随同其父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软禁于重庆白公馆。1946年5月被释放,7月到上海,由田云樵介绍到淮阴中共华东分局联络部。8月2日,经扬帆、何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旋被扬帆派回上海,在田云樵领导下从事策反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商人。由于他结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不时会把重要情报报告给田云樵,并曾参与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和浙东税警大队长。他还竭尽全力,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活动经费,据不完全统计:有大条(旧秤10两)黄金12根、港币3.75万元、美金5000元,翡翠6块、红蓝宝石2枚。

上海解放后,周幼海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又将分家产所得1万美元全部上交组织。1955年,他因潘(汉年)扬(帆)冤案被捕,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以“反革命罪”判处管制3年,在上海徐汇区京华化工厂“监督劳动”,住厂里集体宿舍。“文革”中,再次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8年。1975年,再度到京华化工厂“管制劳动”。1983年获平反昭雪,1985年7月24日病逝。由他口述,经人记录整理的著作有《周佛海末日记》。

周幼海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的父亲周佛海生前写过不少纪实性的文章,在他的《往矣集》一书中,提及过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真实情形。

听姚溱如此这么一说,沈之瑜和负责这项工作的另外一位同志杨重光都十分高兴。

沈之瑜兴奋地直奔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周佛海以汉奸罪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因此被查禁。沈之瑜拿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费了好长时间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往矣集》这本书。

在书中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周佛海详细写及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的地点:“接到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即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包惠僧是否曾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会议,说法不一),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即王尽美和邓恩铭)。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现通译为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应为尼柯尔斯基)也出席。”周佛海在这段文字中讲到了“一大”外地代表住宿的地方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的地方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贝勒路位于法租界,是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1943年,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

第二天,查阅了一夜资料的沈之瑜刚到军管会办公室,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要找他。

来人见到沈之瑜后,赶忙自我介绍说:“我叫杨淑慧,是市公安局的扬局长要我来找您的。”

杨淑慧出身于名门世家,原籍湖南湘潭,父亲是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1920年夏,周佛海由日本回国探望他在湖南老家的妻儿,途经上海,因湖南战事频仍,周佛海只能留在上海李达的家里,通过李达新婚的妻子王会悟结识了王会悟的同学杨淑慧,后来发展到向杨淑慧求婚的地步。当时李达的家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吐字清晰的杨淑慧慢慢地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的陈独秀先生的家,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杨淑慧说:“陈独秀的家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熟悉上海马路变迁的沈之瑜忙说:“环龙路就是现在的南昌路。”

第二天,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3人向南昌路走去。因为南昌路基本保持当年的模样,杨淑慧很快就找到了渔阳里2号的位置。

几天后,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沈之瑜与杨重光作了具体的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住宿的地方。杨重光派人前往上海市教育局,查阅1949年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找到了关于博文女校记录在案的文字:“博文女校创办于一九一七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该校曾经3次迁址:最初在贝勒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上海市长乐路),1920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来曾经改名蒲柏路,是今上海太仓路)。1932年这所学校便从上海教育局的文件中消失了。

如愿找到中共“一大”会址

根据查到的线索,杨重光亲自前往太仓路寻访住在此处时间最长的老居民,在这些老居民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后经各方验证,证实这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代表当年下榻的“博文女校”。

当年,负责“一大”具体事宜的是上海小组的代表李达,李达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新婚的妻子王会悟来办。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上海认识不少人。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对上海熟悉,请帮忙找一下吧。”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1917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还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王会悟又曾经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黄绍兰的家就住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校长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考虑到人员不是很多,就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

最紧要也是最难找的是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步行在上海黄陂南路上,仔仔细细地打量着经过的一栋栋建筑物。在杨淑慧的记忆里,当时李汉俊家的房子是新造石库门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租来居住的。印象中的环境是前门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可眼下的路两旁全是房子。一连数日,杨淑慧焦急地不断向附近的居民打听,可虽经努力寻找,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石库门的房子。

接着,杨淑慧又向人打听当年的望志路。望志路当年与贝勒路相交叉,是1914年以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在1943年改名兴业路(以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看着一家挂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觉得这就是当年李汉俊家。可是,让杨淑慧不解的是,当年李汉俊家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可现在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4块床板大的“酱”字。杨淑慧反复观察后还是认为应该是这里,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沈之瑜就亲自前往进行调查。

最后,还是那家挂着“万象源”招牌的酱园老板告诉了沈之瑜,老板叫董正昌,以卖酱油、酒、醋、盐等谋生。他说:“在1920年夏,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5幢房子,专门用于出租,房子是上海当时最流行的新潮石库门。每幢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

后来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租下106号、108号两幢房子,为了居住方便,李书城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李书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这5幢房子全部租了下来。他把100号、102号、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6、108号改成二楼二底,把106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了他的亲戚居住。后来,他的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又改开“恒昌福面坊”,专门生产挂面,106号的外墙也刷成了白色。

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拍了照片。1951年5月,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请示。

当年的“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看了照片后证实: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外地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当时在京的李书城,也就是“一大”会址的房主,正担任新中国的农业部长,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

随后,中央派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前往上海实地证实。在上海兴业路,李达看过房子后,频频点头并不停的说“就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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