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

《黄钟》（共5篇）

《黄钟》 篇1

[黄钟]人月圆

(元) 倪瓒

伤心莫问前朝事, 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 东风草绿, 残照花开。怅然孤啸, 青山故国, 乔木苍苔。当时明月, 依依素影, 何处飞来?

倪瓒 (1301—1374) , 字元镇, 自号云林子、风月主人等。本为西夏人, 因其先人出使于宋, 便留居中国, 定居江南。不乐仕进, 耽于诗文书画, 善操琴, 工乐府, 精音律。元至正初年散资产与亲故, 弃家泛舟五湖间, 自称懒瓒、倪迁。《录鬼簿续编》称其“爱作诗, 不事雕琢。善写山水小景, 自成一家, 名重海内。”

这首曲子亦体现倪瓒淡雅朴实而又情深意切的写作风格。

开篇两句, 先为全曲奠定怀古伤今、悲哀深沉的感情基调。“伤心莫问前朝事”, 以一个突兀的否定句劈空而出, 但非此突兀不能曲尽其妙。“莫问”两字, 既写出诗人不堪问询的愁怀之深, 又引出摧人心肝之原因“前朝事”, 可谓一笔两得。“越王台”, 据传是越王勾践为阅兵而修建的, 后人为了纪念他卧薪尝胆、灭吴雪耻的事迹又重修此台。诗人登上此台, 思接千载, 想起越王当年破败亡国之耻、兴兵复国之志, 不由心生共鸣。“重上”两字如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一样, 着意安排历史记忆与现实情景的重叠, 使天地悠悠、古今一叹的意味油然而生。

再接下来, 诗人便居高临下俯瞰山河, 追古思今。

“ 鹧鸪啼处, 东风草绿, 残照花开”是写景的第一节, 从小处落笔。“鹧鸪啼处”, 从听觉上渲染凄清的气氛。古人认为“鹧鸪”其声状似“行不得也哥哥”, 赋予其流连不舍、悲伤哀切的象征意味。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云:“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 山深闻鹧鸪。”本诗亦用此意。“东风草绿, 残照花开”, 写“东风”吹拂下“草绿”、“花开”、欣欣向荣之春景, 更反衬出物是而人非、物盛而人衰的悲痛。这与韦庄《台城柳》的名句“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有异曲同工之妙, 皆属乐景写哀情的技法。而“残照”则属哀景, 使一切乐景皆笼罩在悲凉气氛中。“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李商隐《乐游原》) ——万物的繁华, 王朝的兴盛, 便也似这落日黄昏, 虽无比华丽, 却又转瞬即逝。

“ 怅然孤啸, 青山故国, 乔木苍苔”, 是写景的第二节, 转而从大处着眼。“怅然孤啸”是一种宣泄, 是诗人的愁情不断加深、终于情难自已的结果, 这也为感情高潮的出现作好铺垫。“青山故国, 乔木苍苔”, 是诗人情感蓄积之后的爆发, 其意境也从幽深痛楚转向苍茫悲凉, 成为全曲感情的最高点。“青山故国”, 借用杜甫“国破山河在”或刘禹锡“山围故国周遭在”之义。青山依旧, 可是故国已被历史的潮流卷走, 唯有多情伤感的诗人在这里遥致哀悼。“乔木”一词, 暗用“木犹如此, 人何以堪”的典故。据《世说新语》记载:“桓温北征经金城, 见前为琅邪时种柳, 皆已十围, 慨然叹曰:‘木犹如此, 人何以堪!’攀枝执条, 泫然流泪。”后来便用此句暗指人事的变迁比树木更剧烈, 用以感叹时光的流逝。“苍苔”由事物朽坏、人迹疏落而生, 可喻国运的颓败, 也可喻人生的惨淡。此刻, 诗人心中的家国破败之悲与身世飘零之感交杂在一起, 悲悼于大势已定, 国运不可逆转, 又哀叹于光阴流转, 人生难得再少。复杂而深沉的感情, 不露痕迹地蕴藉于景物中, 体现了诗人运斤成风、举重若轻的功力。

最后, 曲子以反问作结, 意味无穷。“当时明月”, 化用了刘禹锡“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当时”两字最为关键, 既指月亮的万古不变, 反衬历史的兴衰更替;也暗指月亮是历史事实的见证, 将眼前之景与历史事迹再次巧妙地关联起来, 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何处飞来”, 问得颇为无理, 却得无理之妙——诗人或许在幽怨, 伤心之际, 明月更惹烦忧;或许在深思, 失落之后, 明月成为警示 (欧阳炯的《江城子》中有“六代繁华, 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 如西子镜, 照江城”之句, 便有以月为鉴之义) 。

总的来说, 这首曲子借对越王台古迹的怀念与怅惘, 表达身世之感、家国之思, 辞工而意切, 语浅而情深, 在同类题材中属上乘之作。

《黄钟》 篇2

人月圆

[元]倪瓒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①，鹧鸪啼处②，东风草绿，残照花开。怅然孤啸，青山故国，齐木苍苔③。当时月明，依依素影④，何处飞来？

惊回一枕当年梦，渔唱起南津。画屏云嶂，池塘春草，无限消魂。旧家应在，梧桐覆井，杨柳藏门。闲身空老，孤篷听雨，灯火江村。

①越王台：当是越王勾践所筑的台榭。

②鹧鸪啼处：李白《越中览古》：“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这里用其意，而以“东风草绿，残照花开”，烘托其荒凉的景象。

③青山故国“二句：故国已成青山，乔木已长苍苔，极力形容其荒凉寂寞的景象。

④素影：指明月。

一：

（1）“孤篷听雨，灯火江村”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请简要赏析。（3分）

（2）这首小令是如何通过故园景物的对比来抒发情感的？请简要分析。（3分）

参考答案：

（1）（3分）以孤舟、渔火和雨为主体，勾勒出诗人船中夜听江雨的画面，营造了一种孤寂、苍凉的意境，写出了诗人漂泊江中的凄苦情状。（画面说明1分，画面赏析2分；意思对即可。）

（2）（3分）（2）以画屏精美秀丽、池塘生机盎然的安乐之景，与草木覆盖、了无人迹的荒凉之景作对比，抒发了对故园的思念与伤感之情。（“对比”2分，“情感”1分；意思对即可。）

二：

（1）“闲身空老，孤篷听雨，灯火江村”蕴含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

（2）虚实结合是本文的一大特点，请结合诗歌的内容简要赏析。

（3）“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三句营造了怎样的意境？

参考答案

（1）表达了诗人对自己一生漂泊江湖，一事无成的感慨。

（2）诗歌的前两句写渔歌惊醒了自己的美梦，这是实写；梦境中间六句忆梦境中美好的生活，是虚写；最后三句又是写梦醒之后自己的`孤身漂泊的凄凉处境，是实写。梦境与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身世之悲。

（3）通过描写悲鸣的鹧鸪、残阳中初绿的衰草、暮色中的山花等，营造了一种惆怅、凄凉的意境。

三

1.简析“明月”这一意象在全曲中的作用。（5分）

2.这首曲在写景上很有特色，请简要分析。（6分）

参考答案

1.“明月”是当时的，寄寓作者对故国往事的追怀；作者用明月的亘古不变反衬世事的变迁、朝代的更迭，表达昔盛今衰的感慨。（5 分）

2.①一句一景。“鹧鸪啼”“东风草绿”“残照花开”等，每一句都是一个画面，产生多个画面会重叠展现的效果。②虚实结合。实写重上越王台所见到的景物，如“东风草绿”“残照花开”“乔木苍苔” 等，虚写在越王台上所想到的过去景物，如“当时明月”等。虚实结合，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愁情。（6 分）

［作者简介］倪瓒（1301－1374），字元稹，自号云林子、风月主人等，无锡（今属江苏）人。元至正初，弃家浪游五湖。著有《清閟阁全集》。散曲现存小令十二首。

黄钟大吕 于斯万年 篇3

关中平原周边有高原和山脉的屏障，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水利条件也好，特别适宜农业的发展，这里是中国北方发展最早的农业区之一。发展到了西周以后，这里已是农业发达、物产富饶、人口稠密的富饶之地，《史记》中就有了“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美誉，这样优越的自然人文条件也孕育出一座千年帝都——长安。如果说罗马城是西方统治地中海世界五个世纪之久的帝国的首都，那么长安城就是东方世界辉煌了千年的首都。自周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京（今西安西南），武王即位后在沣水东岸建镐京，合称丰镐开始，历周、秦、汉、隋、唐等在内的13个朝代建都于此，作为中国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一千多年之久，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强盛的周秦汉唐王朝都建都于此，显示其无可比拟的独特地位。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造就了长期的物质和文化的繁荣，也给陕西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陕西历史博物馆立足在陕西这块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的黄土地上，依托这千年古都、汉唐陵阙，收藏大量各个时期具代表性的历史文物，为观众展现历史的波澜壮阔和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陕西作为中国内陆地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得到发展，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全面铺开，陕西的文物考古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以1953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为标志，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在陕西得到了宏观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引人注目，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在国际上也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大量考古发掘文物进入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并在之后不断补充和完善，形成了基本可以涵盖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重要阶段，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藏品体系，总体可以概括为三大特点：

一是藏品反映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楚，体系完整。这是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陕西在历史上一直就处于文明萌芽、发展、繁荣、交汇的中心位置，从史前文化体系到夏商周文明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辉煌，环环相扣，延绵不绝。自唐以后，虽然中国的政治中心东移，但是陕西所处的历史地位仍很重要。一直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各个时期都有代表性的文物。比如说1964年发现的蓝田公王岭化石是亚洲北部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1954年至1957年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是我国史前考古中首次发掘的较完整的聚落遗址，由此确立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图一）；西周的礼乐制度（图二）、秦代的统一（图三）及兵马俑的发现、汉唐的长安城（图四）等等，这些在中学历史课本里必须要讲到的内容都可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找到他们的实物资料。

二是藏品中考古发掘品占的比重大，研究价值比较突出。20世纪50-60年代，仅在西安周围就清理和发掘了几千座历代墓葬，其中汉唐贵族和官僚的墓葬较多，出土的文物等级高、价值高、考古资料完整。隋唐墓葬中多有墓志，文献史料价值比较高。通过科学考古发掘获取的大量关联信息，为后期研究工作的宏观体系构架提供了依据，其研究价值是远非传世品可以相提并论的。科学发掘的资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领域，尤其是大遗址中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就更有意义。

三是藏品中各时期代表性的文物多，重器多，价值高。作为周秦汉唐的京畿之地，长期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其出土文物的代表性、典型性就比较突出。

陕西是中国青铜文明繁荣时期的中心区域之一，也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西周礼乐文明的发源地。包括“周原”在内的宝鸡地区，历史上就不断有青铜器出土，被赞誉为“青铜之乡”，晚清出土的“四大国宝”（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均出土于宝鸡。虽然许多国宝后来因为历史原因离开了陕西，但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配合基本建设有计划地发掘了岐邑、丰镐等西周都城遗址，以及宝鸡、陇县、泾阳、淳化、凤翔、岐山、扶风、长安等县的周墓。出土的大量商周青铜器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总数有2000余件，数量居全国博物馆前茅，尤其是带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有研究者作过这方面的统计：全国出土的具铭商周青铜器中，陕西出土的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其中具有长篇铭文的更是大多数出自陕西。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周重器中，百字以上铭文的有14件，著名的如多友鼎278字、五祀卫鼎207字（图五）等。

古代长安的光辉曾经照亮整个东方世界，但是同西方的罗马城相比，地面以上保留下来的早期古代建筑已不是太多，这是一个永远的遗憾，是客观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只有走进博物馆，走进大遗址，通过展出的文物才能感受文明的辉煌和那些逝去的伟大时代。陕西历史博物馆中收藏有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的唐代墓葬壁画，出自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吏的墓葬中，内容有城阙楼阁、仪卫出行；有山野翠峦，弓马射猎；有官室回廊，胥吏职守；有内廷花园，美人侍女；有关唐代贵族官员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反映。尤其是以“乾陵三大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壁画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是唐代宫廷生活的真实摹绘。其中著名的如章怀太子墓中的“客使图”（图六）、“马球图”、“狩猎出行图”；永泰公主墓中的“宫女图”；懿德太子墓中的“阙楼图”（图七），无论其历史价值还是在中国美术史上，都堪称“稀世瑰宝”。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华夏文明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诚愿每一位走进博物馆的观众放慢脚步，在时间的河流中驻足徜徉，用心去体会每一片逝去的光辉。

（责任编辑：耿坤）

《黄钟》 篇4

一、开皇乐议的过程简介

隋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初步的恢复, 文化也逐渐地达到统一和繁荣。在音乐文化的选择上, 隋朝继承了北齐、北周、北魏的音乐风格, 同时也吸纳了陈朝、梁朝、南朝的音乐文化, 所以导致了隋朝初期宫廷内部音乐风格的混乱, 而且由于外来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也被吸收到了宫廷中, 使某些人产生了“戎音乱华”的印象。在当时的官员心中认为雅乐应当为政治服务, 应当歌颂统治者的丰功伟绩, 在庄严肃穆的宫廷音乐表演中不应该演奏胡声。在这种背景下, 隋文帝开始下诏要求一系列臣子重新修订雅乐, 这就是开皇乐议的由来。雅乐是产生于我国西周时期的一种维护国家统治的礼乐制度, 从国家和民族来看, 它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从宫廷生活来看, 它代表了一种礼仪规范;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来说, 它是维护神权统治的手段, 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和教化意义。在南北朝时期的雅乐音调方式有历代流行的雅乐、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中原民族的民间音乐, 其形式非常地复杂, 已经远离了雅乐典雅纯正的特点。隋文帝从北周的政治中建立了隋朝, 所以在开始阶段仍然使用了北周的雅乐, 到了开皇七年的时候, 宫廷在仍然在演奏北周时期的雅乐, 这违反了雅乐的政治意义, 这种雅乐方式不能跟随时代发展的需要, 所以需要进行改革。再加上中原地区的音乐和外来的音乐在融合的过程中, 发生了音调和音阶的混乱, 导致了对雅乐观念的不统一[1]105。

开皇乐议是隋文帝在开皇年间在皇宫中召开的一次关于声律学的辩论, 当时参加的音乐人非常多, 有何妥、颜之推、万宝常、牛弘、苏夔、辛彦之等人, 其中何妥、万宝常、牛弘等人为主要人物。为了解决声律问题他们发生了长期的争吵, 最后相互排斥, 演变为朋党之争。开皇二年, 颜之推向隋文帝提出了修正雅乐的建议, 随后隋文帝下诏命何妥、辛彦之、牛弘共同研究, 但是长久没有结论, 隋文帝又在全国寻找懂得音律的人士参与, 郑译提出了有名的八十四调理论, 这种理论和苏夔与何妥的意见都有矛盾。

何妥, 字栖凤, 西域人, 其父亲曾经在梁朝做官, 后来经商, 成为了西州地区的大商人。何妥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 在少年的时候曾经学习过声律, 热爱读书, 隋朝初期为国子士, 经常向隋文帝发表奏议, 喜欢讨论前代的故事, 但是没有个人独特的见解。何妥非常精通音乐, 也是传统的古典雅乐的拥护者。根据文献记载, 在隋文帝时期, 宗庙的雅乐数十年选择的都是大吕, 而废弃了黄钟, 何妥深深地懂得古典雅乐的深意, 向隋文帝奏请使用黄钟来作为雅乐的演奏方式。在关于何妥传记的记载中有关于何妥对于音乐的看法:他认为三调、四舞都可以演奏, 虽然不够熟练, 但是也仍然有雅乐之声。如果让教练教习宫廷的乐工, 那么古老的雅乐就将得到了流传。然后选择其演奏的主要内涵, 选择其优点进行更新, 用来歌颂当今皇帝的盛德, 让雅乐能够流芳百世,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2]48。何妥希望保留清商三调, 然后用来歌颂皇帝的伟业。何妥也向隋文帝表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 希望得到隋文帝的重视。他曾经说道, 他小的时候就非常地喜欢音律, 会管弦的演奏,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仍然对音律具有很深的印象, 在多年后仍然能够辨认出当时宫廷中演奏的音乐是梁朝的旧乐。何妥除了精通音乐之外, 在政治上也非常精明。认为黄钟是国君本人的象征, 而且雅乐应当为政治服务, 这种提议也正合隋文帝的心意。

后来, 隋文帝命何妥参与制定雅乐, 他反对郑译提出的十二律旋相为宫的主张, 反对使用七调, 主张用“黄钟一宫”。何妥本人性格急躁, 喜欢评论别人的是非, 而隋文帝是一个非常迷信的皇帝, 何妥抓住了隋文帝的弱点, 向隋文帝建议认为黄钟象征了君子的德行, 这恰好符合了隋文帝的迷信思想。何妥也竭力反对郑译的理论, 认为应当坚持使用民间的清商三调。而且何妥担心隋文帝采用了别人的音乐理论, 就在宫廷中先进行了一次试奏, 只用黄钟一调, 并且公开地宣扬黄钟的声音象征了皇帝的德行, 以此来讨好和巴结隋文帝, 并且希望隋文帝能够采用“黄钟一宫”, 其它的宫调放弃不用, 这种主张最后得到了隋文帝的赞赏。隋文帝为了加强对隋朝江山的统治, 当然需要使用一切手段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 音乐也是其中的一种手段。隋文帝希望用“黄钟一宫”来统领其他的音乐演奏方式, 使其臣民能够在他的统治下恪守本分, 不僭越。

在开皇乐议的过程中, 郑译提出了有名的七声十二律旋相为宫八十四调理论, 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采纳。但是苏夔却坚决反对这种理论, 认为在传统的乐调中每一宫只能使用五种音调, 即宫、商、角、徵、羽, 由于苏夔在朝廷中有非常高的威望, 所以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苏夔的意见。由于不同官员关于音乐理论的看法不协调, 再加上官员的生活背景不同, 其音乐思想和看法都不相同, 造成的思想分歧比较大。开皇乐议延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使其议题也越来越大, 其内容也越来越复杂, 再加上不同官员之间的长期争议和相互排斥, 逐渐成为了朋党之争, 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波。最后, 隋朝的雅乐只采用了何妥的“黄钟一宫”, 在以后的乐工替代的过程中, 演奏雅乐的乐工业就只会黄钟的宫调, 转调则已经没有人会使用了。

二、“黄钟一宫”调在隋唐时期的应用和影响

开皇乐议是为了制定雅乐, 并且在礼乐上恢复华夏文化的正统地位。在这次乐议中出现了各种音乐主张。不仅反映出了他们对于雅乐不同的态度, 而且也同时反映出了隋朝内部的政治较量。

自从丝绸之路开通之后, 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这种背景下, 大量的西域音乐、舞蹈等艺术开始进入中原大地, 和我国古老的音乐形式进行了融合, 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但是在隋朝这种落后的观念的影响下, 不同音乐方式之间的融合受到了阻碍, 经历了曲曲折折的道路, 西域音乐和中原音乐在相互的碰撞的过程中不断的融合演变。隋朝初期的开皇乐议就是这样的一次碰撞过程, 其争论的过程表面上是关于音乐风格、观念和方式的选择, 和对待雅乐的不同认识, 其实质是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认识和接纳的过程。隋朝的统治者为了其统治的需要, 提出了要使用一种和梁朝不一样的雅乐方式, 但是人们在对待新的雅乐的方式上, 莫衷一是, 意见并不是非常统一[3]5。负责创建新的雅乐的官员非常不喜欢当时汉族民间的音乐方式以及外来音乐和少数民族的音乐。他们为了满足统治者个人的需要, 违反了音乐演变的规律, 脱离了民间音乐的传统, 凭着自己主观的想象, 创造了一种新的音乐演奏方式。虽然这种新的音乐演奏方式——“黄钟一宫”在政治上给予了确认, 并且给予了很高的政治地位, 但是由于这是一种违反音乐演变规律的一种方式, 所以雅乐的日渐式微也是一种早已预料到的结果, 这也是它最终的命运。

开皇乐议以讨论和制定隋朝雅乐为开端, 最后却演化成了一场政治风波。其实质上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隋朝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简单的“夷狄”之辩, 希望恢复华夏正统文化, 排弃外来的文化, 沿用陈朝的音律形式, 对于外来的塞外比周的雅乐则极端地排斥, 甚至否定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的旋宫转调, 这种陈旧的文化观念和愚昧无知的个人看法使隋朝的雅乐开始逐渐地没落[4]100。开皇乐议作为隋朝一次比较宏大的音乐辩论, 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对于隋朝的雅乐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其结果并没有促进雅乐的发展, 相反隋朝的雅乐却再也不会演奏旋宫转调了, 仅仅使用“黄钟一宫”的演奏方式, 这加深了雅乐的没落。

开皇乐议是隋朝时期关于中西音乐演奏方式的一次大辩论, 其结果对于我国的雅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争论的过程中, 出现了不同的音乐理论, 虽然在对待音乐的观点上大不相同, 但是实际上是隋朝内部不同的政治势力的较量。在这次争辩过程中, 郑译提出的八十四调理论虽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 但是它对于我国以后的音乐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音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开皇乐议中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不仅仅是其演奏风格的选择, 也具有政治功能。通过开皇乐议可以保证我们认识到其音乐的演奏理论和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隋朝初期的政治形态, 帮助我国更好地认识外来文化和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

摘要：在我国的音乐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的大规模的音乐交流活动, 每一次音乐交流活动都促进了我国音乐的发展, 带动了中原音乐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 拓展了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形式, 对于我国的音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何妥,黄钟一宫,开皇乐议

参考文献

[1]郑祖襄.“开皇乐议”中的是是非非及其他[J].中国音乐学, 2001 (4) .

[2]徐荣坤.解读“开皇乐议”中的几个谜团[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天籁) , 2012 (3) .

[3]李石根.隋代的一次声律学大辩论——开皇乐议[J].交响, 2001, 20 (1) .

让黄钟大吕之音重返文学殿堂 篇5

当代文学创作远离现实、乱象丛生2014年03月10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记者 孙妙凝 胡言午

【核心提示】在民族危难之时，鲁迅曾极力推崇“最雄桀伟美”的“摩罗诗派”，希望文学可以激励人们“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可以“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高度张扬力量之美。这种美学精神是今日文学所匮乏的，而在这个迈向民族振兴的时代，文学恰恰需要这样的风骨气象。

近年来，我国当代文学创作既呈现出活跃繁荣的景象，也存在着“繁而不荣，多而不精”的隐忧。为剖析中国文坛存在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种种乱象，匡正文学研究的方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人民日报》合作开设的“文学观象”栏目，经本报2月28日报道之后，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强烈共鸣，学者纷纷呼吁：让清风正气扫除文学的“雾霾”，让黄钟大吕之音重新回到文学殿堂。

当代文学创作乱象重重

近年来，随着以消费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勃兴，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当代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创作发表更加便捷，阅读自主性得以提升，文学创作与批评总体上富有生机；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金永兵向记者介绍了文学创作的几大乱象：第一，文学创作日益突出私人性，呢喃于个人情感、杯水**，忽略乃至消弭了对文学公共价值的关注。第二，文学创作越发关注个体的内在性，远离社会日常生活，丰富而有厚度的社会化个体鲜见于文学作品，文学的文化功能逐渐淡去。第三，文学创作更加倾向个体随意性的自由，一些充满匪气、痞气、不受社会伦理法度人情约束的人物得到推崇。第四，文学创作越来越突出欲望和本能，呈现反智化、鄙俗化的倾向，文学沉沦在欲望生产中不能自拔，读者的消费也被绑架在欲望的战车上。

“此外，文学作品越来越琐细化，拒绝严肃思考和宏大叙事；作品高度形式化，充斥着无聊的调笑和谐谑，这也是当代文学创作存在的重要问题。”金永兵说。

文学创作应关注世道人心

主旋律文学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原因何在？学者认为，并非大众疏远了文学，而是文学遗忘了自身责任，远离了人民。文学的责任与生俱来，应关注国之昌运，关注世道人心。

北京工友之家成员、长期在“新工人”群体中调研的社会学学者吕途表示：一位工友说，他看过很多网络小说，不过就是为了消磨时间。全国有三亿多工友，却很少看到表现他们生活、为他们创作的小说或歌曲。近年来，吕途所在的新工人艺术团出版了七张由工友创作、以打工为主题的专辑，她告诉记者，新工人艺术团到清华大学演出时，一位建筑工地的保安听到歌曲后深受触动，彻夜难眠。

近年来，也涌现出一批以农民工、城中村等为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深受读者喜爱的《出梁庄记》。金永兵提出，总体来看，文学创作对于工人、农民群体有所关注，但与商业文学的阵势尚不可同日而语；况且，有些关注不过是一个装饰或噱头罢了。我们固然要把高档公寓发生的故事拿来观赏，但也要认识到，大量的生活是由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构成的。文学创作者和批评家要关注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这决定着一个时代的价值和倾向。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胡亚敏表示，为普通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未必没有市场。当前一些关注普通人的作品，如方方的《万箭穿心》，就表现了普通人向善的力量、对他人的关怀、对命运的抗争。遗憾的是，这些作品的市场还没有完全打开。

文学要体现民族的风骨气象

作家既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时代的思考者、探索者和建构者。学者呼吁，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应肩负使命，共同开辟这个时代的文化气象和精神风骨。

金永兵告诉记者，中国文学的气韵风骨古已有之。我们常常怀想“汉魏风骨”、“盛唐气象”。“盛唐气象”呈现出的即博大雄浑、超拔深远的艺术境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这种铺天盖地的雄浑之气，无不洋溢着生命活力、高远胸襟与逐梦魄力，虽逾千载，仍令懦者勇、弱者强。在民族危难之时，鲁迅曾极力推崇“最雄桀伟美”的“摩罗诗派”，希望文学可以激励人们“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可以“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高度张扬力量之美。这种美学精神是今日文学所匮乏的，而在这个迈向民族振兴的时代，文学恰恰需要这样的风骨气象。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文学一定要有向上的力量，能对人格有所提升，而这种提升并不是简单的励志。对于通俗文学来说，应有更正面的鼓励和引导，通俗文学不能诲淫诲盗、黄色低级；对于纯文学而言，其反映的人性更复杂微妙，对生命的探索更具广度与弹性，因而对其要有更宽阔的观察视野。总之，文学应使我们对人性的探索、对人类文明的理解更深入，在人性的提升、人类社会的发展方面产生积极意义。

善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武器

面对重重文学乱象，学者认为，应当进一步建立合乎时代发展的文学批评方法，加强相关文学理论研究，为文学扫除“雾霾”、祛除“毒气”，从而为这个时代构建起价值坐标。

文学乱象成因何在？胡亚敏表示，随着价值观念日趋多元，价值判断标准亦多种多样。过去那种机械的、“板着面孔”的理论批评，显然已难适应时代发展，而既有说服力、感染力，又合乎人性和社会发展的文学批评方法尚未建立。

然而，随着文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运用和研究正在减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永清强调，“马克思主义批评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批评，而是群众的批评。作为看待整个社会历史的方法，它极具生命力。因此，要培养一批能够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武器，既懂理论又关注文化现象的批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