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自证其罪

强迫自证其罪（精选6篇）

强迫自证其罪 篇1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出现和确立

任何一项法律规则的出现和确立, 都是经过长期的发展而来的, 最终都是为了更进一步的使人权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出现正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最低的保障。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最早起源于英国, 人们关于这一规则的斗争历经了数百年的时间, 最早可追溯到英国12世纪的早期。由于当时贵族王权和教会共同支撑着国家机器的运行, 教会作为当时的一种政治组织, 教会法院对教徒之间的纠纷有“专门”的管辖权, 教徒之间的争议不得诉诸于普通法院, 当时他们采用的是纠问式诉讼方式, 在这种纠问式程序下, 法官享有极大的职权,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任何诉讼权利, 他们仅是被审讯和被拷问的对象。当时的普通法院就是为来反对教会法院的, 普通法院的法官们签署反对宗教官员主持的诉讼程序的人身保护令, 来抵制教会法院的越权, 后来一系列反对“宣誓程序”的成文法相继出台,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萌芽。1641年英国会议废除王室特别法院和宗教法院, 并禁止“职权宣誓”程序, 这对于普通法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此后的普通法诉讼中, 开始有人明确主张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对于任何指控、在任何法院自陷于罪。后来, 这样的主张被法官们所接受, 到了查理二世王朝结束时, 这种主张在任何法院都不再有疑问, 并且援引了17个判例作为根据。[1]1688年, 国王詹姆斯二世起诉七个主教违抗他关于取消所有反对极端主义法律的命令, 在这个案件中,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英国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和正式确立下来。自此,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 在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其中第14条第3项 (庚) 款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即“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一规则的出台, 标志着在一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适用和确立。

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剖析

(一)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定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又被叫作是任何人不强强迫自证其罪、反对强迫自我归罪、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禁止自我归罪等等, 之所以有不同的叫法是因为其所对应的英文皆是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关于此定义, 有着不同的表述:1.要求政府在没有被告人作为反对自己证人的情况下证明其犯罪, 尽管该特权仅仅保护言词证据而不是诸如笔迹和指纹等物证[2];2.不得自证其罪包含两项权利: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另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是否陈述及是否提供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3.认为不得自证其罪不但仅仅包含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 还要保障证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 因为在刑事诉讼中, 证人可能是潜在的被告人, 如果不赋予证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则在证人作证后, 控方有可能依据证人的证言反过来指控证人, 这样证人不仅变成被告人, 而且成为控方的证人了, 其实质就是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3]

(二)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含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出现, 一方面就国家层面而言表明了国家对于实体公正和程序正当的追求, 另一方面相对于个人而言体现出了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在国家诉讼活动中的人权保障状况。

1. 国家

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国家在禁止私力救济后以强制力量垄断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 如果它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持续信任, 调整政府和个人之间关系的法治原则和社会的和平稳定就会受到威胁。[4]出于维护国家可信度的利益, 必须维护国家法治的利益和把与犯罪的斗争包容在合法的诉讼程序的框架中, 如果国家由于犯罪率的增长必须打破这种框架, 那么就是法治倒退的表现, 也就是相当于到了国家灭亡的地步。[5]刑事诉讼法的法理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国家的追诉机关是承担着举证责任的, 为了尽快的弄清楚案子和了结案子, 国家的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往往最有可能采用一些特别的方式去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举出能够证明其犯罪的证据, 那么随着文明的发展, 国家作为禁止诉诸武力的保障者和武力的垄断者, 同时它又是法律程序的当事者, 就事实来看, 国家似乎可以随便的使用武力, 但是在法律上, 为了维护正当的程序, 国家必须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因此, 国家才需要程序法的指定来防止国家成为强权的压服者, 而反对自证其罪在此时便成为了制约司法专横的武器。[6]

2. 个人

个人相对对国家来说, 无论在组织能力上、经济实力上还是只是储备力度上, 个人显得非常渺小的, 因此, 才在宪法上, 各个部门法中不断加强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和保障, 以确保个人权利不被国家所侵犯。

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产生来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为了维护人们的思想自由, 反对职权宣誓和纠问式的诉讼方式, 无论是被害人, 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证人, 这些名称只是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名称, 而在另外一方面他们是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 是拥有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的, 而且他们的权利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在职权宣誓, 纠问式的诉讼程序中, 都是对个人意志自由的摧残, 是对他们权利的践踏, 因为如果他们拒绝回答问题那么他们会因为藐视法庭而得到惩处, 如果回答了问题那么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被定罪的危险, 如若被迫撒谎, 那么会因为其做了伪证而得到惩罚, 因此不得自证其罪能够很好的使这些人摆脱这种困境, 在保障追溯人的人权的同时, 又能保障了司法机关的公正。

三、我国另类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2012年3越14日我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刑事诉讼法, 并于2013年1月一日起正式实施, 其中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 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 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这个规定的实施标着我国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开始在我国正式确立。这也说明了对于我国在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进一步履行。就对于我国新刑诉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来看, 存在着些许另类的表现, 第一, 从公约的鉴定到我国对公约中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履行时间跨度长达14年之多;第二, 内容上的另类, 在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但是没有沉默权的规定, 还在别的发条中有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的规定, 有说明了对于与调查案件无关的问题, 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最后是产生的另类, 由于国内几大冤案的暴漏引起了我国巨大的舆论, 促使了此规则的出现。

(一) 时间上的另类

从1998年我过鉴定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到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 期间的跨度整整有14年之久, 之所以这样究其根本原因:1.我国当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规定的不强迫资政原则有一定的差距, 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第93条的关于“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是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有冲突的;2.我国当时有些地方几层部门办案的物质条件的困乏, 基层一线担负刑侦人员的任务重、时间紧、责任大、经费少、设备差、没有先进的物证检验所, 没有现代化的仪器, 缺乏现代化的侦查手段;3.我国的刑事司法各部门在刑事司法的工作中有着各种的考核目标;4.最后就是我国司法机关办案人员观念上的因素, 中国刑事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观念。[7]故由以上原因使得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的实施成为了一个个异常跨越的障碍, 以至于形成了在鉴定国际公约长达14年之久之后才在刑事诉讼法中提出和确立起来。

(二) 内容上的另类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法律条例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 审判人员、检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 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 除特殊情况外, 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五十二条。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一百一十八条侦查人员在询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应当首先询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 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 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通过这几个发条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中间的问题, 首先既然有了关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那么跟“如实回答”是有着明显的冲突感的;其次, 回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概念上来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如实回答”跟沉默权是完全对立的两个层面;司法机关会觉着有了沉默权制度, 被追诉人会无限制地主张该项权利, 毫无疑问会导致口供难以取得, 这将给我国传统的询问取证方式带来严重的打击, 导致各种潜在的物证书证的丢失以及丧失收集证据和破案的时机, 最终不利于准确及时的打击犯罪。但就法理上是说不通的, 一个法律文本中, 竟然出现了互相矛盾的律条, 这不可谓不是另类的内容。

(三) 产生的另类

杜培武案中杜培武被蒙冤受屈被迫承认杀害了妻子和同学, 被关押26个月最后被无罪释放, 原因是因为刑讯逼供;佘祥林案, 被冤枉杀害妻子, 依然是刑讯逼供, 1998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到2005年真相大白, 被无罪释放;徐梗荣案, 因公安机关怀疑其奸杀女学生, 导致其被刑讯逼供而死;赵作海案, 因怀疑他杀死同村人, 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刑讯逼供, 迫使其承认犯罪。刑讯逼供到冤假错案到现在我国公民的舆论声越来越大, 公检法的公信力极具下降, 致使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实施, 一步一步的推进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步伐。

四、关于我国实施不得自证其罪的思考与展望

通过对我国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分析可以得出, 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规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如何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真正的落实到刑事诉讼程序当中, 如果真正的把人权刑事诉讼程序当中得到切实的保障, 仅仅靠我国当前的规定是不够的, 是需要进一步改善的。

首先, 我国一直在倡导依法治国, 走宪政道路, 通过对依法治国和宪政概念的了解, 它们的共同核心点就是确保公民权利能够得到尊重和维护,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作为一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证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人权保障, 是可以在宪法中作出关于沉默权的规定的, 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也应该着重提出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其次, 对于刑事诉讼法中第52条和第118条中的“如实回答”应该加以限制,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让被追诉人“如实回答”, 或者是规定有哪些特定的人使用“如实回答”例如贪污、贿赂犯, 有组织的团伙犯罪, 和公共安全事件能够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的, 带来巨大危害性的一类犯罪可以适当选择适用“如实回答”规定, 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 我认为可以取消关于“如实回答”的规定, 以免造成法律条文的模糊性和矛盾性。

最后, 就对我国公检法系统来说, 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对我国侦查人员的侦察能力和破案水平的提高;其次, 对于采取非法强迫手段取得证据的司法人员的调查和出发应该规范化, 具体化;最后, 注重我国基层一线办案人员的科技技术的培养, 完善各层次司法行政机关的配套设施, 使他们观念上进行改变, 侦查办案时候要摆脱我国传统中的对口供的依赖性。

故,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出现不得不说明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极大的进步和完善, 其核心价值就是为了承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由于现在此规则还是刚刚实施, 包括在立法上还有一定的缺陷性和矛盾性, 那么能够在整个诉讼程序中自始至终贯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摘要：2012年3月14日通过了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 其中有了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国对于人权的进一步保障, 但由于其中律条的规定有一定的缺陷性和矛盾性, 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着一定的差距, 依照公约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反映出了我国这个规则的另类性, 妄图通过思考分析, 以便更加使其更加完善, 加紧适应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利于我们通向宪政之路。

关键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人权,另类性

参考文献

[1]John H.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 2250, 289-290 (John T.Mc Naughton 1961 rev.ed) 。转印自孙长永.沉默权利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8:11.

[2]<布莱克法律大辞典>第5版, 第1078页.

[3]彭伶.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检查出版社, 2009:78.

[4]孙长永.沉默权利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8:192.

[5][斯洛文尼亚]卜思天·儒佩基奇.从刑事诉讼法透视反对自证其罪原则[J].比较法研究, 1999 (2) .

[6][斯洛文尼亚]卜思天·儒佩基奇.从刑事诉讼法透视反对自证其罪原则[J].比较法研究, 1999 (2) .

[7]李国勇, 徐春龙.刑事司法环境问题研究[EB/OL].中国法院网, 2010-3-31.

浅析我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篇2

关键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沉默权；如实供述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在我国的确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无论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并且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实自己有罪，即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明确的写入了法条，但同时对于1979年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陈述的义务却并未予以删除，规定在新刑事诉讼法第118条，二者并存的局面，容易让司法实践产生混乱，让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难以得到全面的贯彻。

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了基本人权的保障，但还是未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明确写入法典，当然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很接近沉默权的规定，但是其本身是否等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拥有了沉默权，理论界还是有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就等于西方的沉默权的规定，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没有明确规定在法典当中而已，其实质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证实自己有罪，在其不想回答侦查人员询问的时候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虽然未在法条中写明，但实质上已经保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不能等同于西方的沉默权，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刑事诉讼法并未保留前者而删除后者，在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影响下，刑侦人员还是有刑讯逼供的空间，所以只能说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一种有所保留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没有像英美国家那样被告知享有沉默的权利，可以操作的空间太大，人权并未得到充分保障，所以单纯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等同于沉默权是不合理的。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沉默权并不能完全等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既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又允许针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进行辩解，而沉默权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其后果可能是其本身拒绝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进行辩解，所以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但可能其并不是对自己有利的权利。而且前者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而后者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包括证人，所以对于沉默权来说，其适用的主体范围更广。

所以说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沉默权二者是相互交叉的，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重合的部分。所以并不能说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完全等同于西方的沉默权，所以对于沉默权我们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可以将其明确规定在法典中，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供述”义务

我国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但同时却保留了“如实供述”的义务，对于二者是否矛盾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因为犯罪嫌疑人有权利选择自己是否认罪，保持沉默并不能作为其从严处罚的根据，并且“如实陈述”义务并不是法律上的义务，其本身并未规定违反“如实陈述”义务的法律后果，所以“如实陈述”义务更多的是道德上的义务。综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如实陈述”两者是并不矛盾的。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如实供述”是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相辅相成的，而这种义务要求犯罪嫌疑人向刑侦人员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侦查人员则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侦破案件，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侦查人员过分依赖口供，导致刑讯逼供的出现。所以如实陈述义务很可能是刑讯逼供的来源，其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两者之间是存在冲突的。

四、我國对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完善

对于我国初步建立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其本身还有诸多不足，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完善，以达到其预期的立法目的，所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进行完善。

首先，对于“如实陈述”相关规定予以删除。我国如果想完全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需要对与其矛盾表述的“如实陈述”的规定予以摒弃，因为“如实陈述”缩小了强迫自证其罪的范围，使其局限于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强迫方法。

其次，在我国明确确立沉默权。对于西方沉默权，是贯穿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我国的刑讯逼供现象很严重，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所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是符合国际人权的规定的，有利于保护人权。同时沉默权的确立，能够促进侦查人员完善自己的侦查能力，而回归到单纯依赖口供的时代，能够促进刑侦水平的提升。而对于沉默权的规定，可以仿照西方的做法，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人员询问之前，应当被告知享有沉默的权利，在询问过程中保持沉默的，应当中止询问等。以此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我保护的权利也是赋予其人权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刘根菊.在我国确定沉默权原则几个问题之研讨（上）[J].中国法学，2000，（2）.

[2]陈卫东.模范刑事诉讼法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69.

[3]孔春燕.关于沉默权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比较[J].法制与经济，2012，（6）.

[4]孙长永.沉默权利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8：192

[5]周标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探讨[J].河北法学，2013，31（8）.

[6]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3.

[7]孙长永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34.

作者简介：

强迫自证其罪 篇3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义务的显性冲突

( 一)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概念

关于不得自证其罪的概念与内涵, 理论界认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是被告不负有向法院提供证明自己有罪或于己不利的证据; 二是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并保持沉默的权利; 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 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愿意, 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 法院不得把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根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司法机关收集口供的原则性要求, 是人权精神的原则化与制度化。

( 二)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的“冲突”

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内涵而言, 该原则的核心要素是沉默权, 沉默权是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利的有效方式和路径, 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精髓所在, 沉默权制度是落实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制度表现。自愿、理智、不受强迫, 是辩护权的核心内涵, 实质上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时, 既可以做认罪的回答, 也可以保持沉默以及为自己做无罪辩解。虽然目前我国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但是并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 又要求犯罪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讯问时应如实回答, 这不仅是对辩护权的践踏, 同时也会使“不得自证其罪原则”束之高阁。

( 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冲突”的原因

第一, 《刑事诉讼法》第50 条与第118 条的冲突是立法利益衡量的结果。在立法的利益衡量过程中,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博弈, 由于我国当前的刑事侦查技术和水平有限, 完全赋予当事人沉默权, 不利于惩罚犯罪, 为了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 加之侦查机关的努力, 在法律修改中保留了“如实回答”的规定。

第二,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影响。《刑事诉讼法》第118 条的“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的具体落实和贯彻。该条规定实际上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时, 要承担如实回答的义务, 否则就会被视为是认罪态度不好、无理狡辩, 从而影响其量刑。

第三, 注重口供的侦查模式的具体体现。这种侦查模式的危害已被公众所见闻, 是刑讯逼供的根源, 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都是这种侦查模式的结果。

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内在协调机制

( 一) 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规避对违反“如实回答”的恐惧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讯逼供现象, 其发生的原因涉及多方面的因素, 既有重口供的司法文化因素, 也有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影响, 当然这也不排除我与国当前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相对较低的现状有关。未来应该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寻求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现象的途径, 例如: 限制警察权、扩大司法权、有限审前羁押、讯问监督、律师广泛帮助等诉讼制度来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2)

( 二) 法律条文的分布为二者的司法适用提供了解释的依据

从法律条文的分布来看, 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分布在《刑事诉讼法》总则编证据章节中, 而“应当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分布在分则侦查一节。从法律的内部条文体系来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分布在总则中, “如实回答义务”分布在分则中, “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不得违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在法律适用上, 原则优先于“如实回答”的规则。

( 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程序保障

第一, 设置讯问前的告知程序。所谓告知程序, 是指在讯问前, 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不受强迫证实自己有罪的权利; 对侦查人员强行获取供述的行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控告、申诉的权利;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 则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如此, 有助于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生恐惧, 消除思想顾虑, 减少冤案的发生。

第二, 规定讯问过程中避免“强迫”行为的措施, 在讯问过程中, 应当增加规定抑制刑讯逼供的保障措施。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严格限制侦查机关控制被追诉人人身的时间;二是将讯问的地点限定在看守所等羁押场所; 三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会见律师和讯问时律师在场的权利等。

第三, 违反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所取得的供述的排除, 明确规定所有“强迫”得来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抑制侦查人员通过强迫手段获取有罪证据的欲望, 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行为, 保障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彻底实现。

注释

11宋英辉, 吴宏耀.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其程序保障[J].中国法学, 1999 (2) .

强迫自证其罪 篇4

关键字：诱惑侦查;冲突与平衡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一、相关概念及背景介绍

（一）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从其诞生就存在争议，而且在我国立法中尚未被确立，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被大量的采用。特别是在打击所谓“无被害人“犯罪，如贩卖毒品、伪造货币等案件中呈现出相比其他传统侦查方式更为高效与便捷的特点。但由于其自身具有主动型、诱惑性、欺骗性的特征，加之我国立法与司法实务方面长期处于脱节状态，使得诱惑侦查在司法实务中有可能被滥用，进而侵犯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

（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含义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刑事诉讼中，强调一种平等对抗的关系，对公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保障人权，反对非自愿供述，以彰显刑事法治精神;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举证责任由公安司法机关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证人有权拒绝回答自陷于罪的提问，不受强迫供述且无供述义务;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做出陈述且陈述应出于其自愿，而非自愿的陈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新刑诉50条规定的内容表明，不能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得以确立。虽然本次修改并未将其确立为我国刑诉法的基本原则，但较之以往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保障。

二、两者的冲突

如上所述，诱惑侦查发挥其在侦破重大疑难案件中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侵犯侦查对象合法权益的风险。那么诱惑侦查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否存在冲突？

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基本可以分为两种态度。一是，诱惑侦查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存在冲突。此种观点认为，诱惑侦查是一种通过消极、欺骗的行为让嫌疑人自我归罪的尝试。二是，诱惑侦查属于主动型侦查。在此类型查中，侦查行为提前到“前嫌疑”阶段，此时的侦查对象尚未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因而不在该原则的保护范围之内，也就不存在冲突的

问题。

笔者认为，诱惑侦查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存在两方面冲突。一方面是，诱惑侦查可能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由于侦查人员隐匿身份进行侦查行为，被侦查者并不清楚其真实身份。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往往使用一些诱导性策略，让被诱惑者对犯罪行为进行坦白，并设法加以录音或录像，以便作为法庭上指控侦查对象的证据。如果诱惑侦查被滥用，就会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另一方面，诱惑侦查可能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使用诱惑侦查侦破案件，侦查对象的行为、意识或多或少的都被诱惑者所操控，在诱惑侦查的整个阶段，被诱惑者犯罪过程的人身自由权有可能受到了侵犯。

三、如何平衡

虽然诱惑侦查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存在冲突，但在当今法治先进国家的刑事侦查中仍被大量的使用。无论是在学理界还是司法实务中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认可。那么如何在冲突中寻找平衡，诱惑侦查是否具有一定的法律许容性？

首先，诱惑侦查的实施主要针对那些具有高度隐蔽性、高度组织性的犯罪中。因此类犯罪的发现与取证比较困难，故采用诱惑侦查这一可能侵犯侦查对象合法权益的侦查方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整个侦查过程中，被诱惑者是在侦查机关的全程控制下实施犯罪行为，换言之被诱惑者是在通过自身的言行“自证其罪”。这也是我们在坚决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与尊重与保障人权中作出的平衡。

其次，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也存在例外情形。在美国就存在公共安全与抢救两种例外。如在抢劫、伤人等暴力案件中，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可能受到受到侵害，为保护或及时找到被害人，警察可以直接询问犯罪嫌疑人。在有关公共安全的案件中，考虑到公共安全大于一切，警方可不进行米兰达忠告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有的学者认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不适用于公众已经知晓的犯罪行为。另外，对于犯罪情形极端严重的案件中，警方可要求任何人回答任何问题。

最后，并非所有的诱惑侦查都可以作为例外而免于不能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约束。实践中表明，对此种存在潜在风险特殊侦查手段，必须对其加以限制。以法律为准绳，以道德为底线。笔者认为，出于对证据真实性的考虑，在诱惑侦查中侦查对象“自证“之罪必须是真实的犯罪，杜绝一切对其诱发犯罪意图的可能。出于对侦查对象权利的保护考虑，不得对侦查对象进行“精神性强制”，这样有可能扭曲被诱惑者原本的意愿，侵犯侦查对象的人身自由权。

参考文献：

[1]万毅.侦查谋略之运用及底限[J].政法论坛，2011，（4）.

[2]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M].法制出版社，2002.

[3]龙宗智.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限[J].法学研究，2002， （4）.

[4]龙宗智.诱惑侦查与侦查圈套[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强迫自证其罪 篇5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含义及理论基础

(一)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含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又称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反对自我归罪和拒绝强迫自证其罪等, 其一般含义是指任何人对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追究的事项, 有权不向当局陈述, 不得以强制程序或者强制方法迫使任何人供认自己的罪行或接受刑事审判时充当不利于自己的证人。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核心是“不得强迫”, 而非自证其罪, 该原则并不是禁止犯罪嫌疑人陈述自己有罪及犯罪事实, 而是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他人强迫证实自己有罪, 在他人强迫的情况下作出的陈述应属非法程序, 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提供事后救济。

(二)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理论基础

1.保障人权

人权是现代法当中最基本的价值之一, 那么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成为了人类文明的标志, 更是现代法的基本特征以及进步之处。以一般意义上来说, 人权是社会对人的价值的承认。在中世纪的英国, 法官的职权极大, 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仅仅是被审讯、拷问的对象, 是司法机关的一项工具, 他们并不享有任何诉讼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人权根本得不到保障。那么在这种纠问式诉讼缺点日益暴露的情况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应运而生, 其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不被强迫证实自己有罪的权利, 使其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 这无疑是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是一项重大进步。

2.程序正义

正义就是公平、公正、公道, 正义就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 各取所需, 以及一种对等的回报, 正义是文明社会的底线, 正因如此, 程序正义才被大众普遍接受, 更成为司法界普遍追求的目标。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作为一项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其正义价值就体现在程序正义方面。

在刑事诉讼中, 国家公诉机关享有强大的权力, 其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是天然不平衡的, 这是不符合正义要求的, 因此就必须通过诉讼程序予以平衡。在当代我国刑事诉讼中实行“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原则, 因此犯罪嫌疑人是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的, 只能消极地等待被侦查、起诉和审判, 这无疑也是不公平的。基于以上两点, 让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力量平衡的方法之一就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其可以有效的防止犯罪嫌疑人成为公检法机关证实其有罪的工具。

3.诉讼效率

从表面上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会因为犯罪嫌疑人不承认自己有罪而使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时产生困难而导致诉讼时间过长而使诉讼效率降低, 其实不然。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在诉讼中, 存在着三种成本:为进行诉讼而直接投入的成本, 伦理成本以及由程序的不公正或判决的错误而造成的诉讼成本。在刑事诉讼中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等情形, 而导致最终结果错误, 虽然这减少了前一种成本, 但会增加后两种成本。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出虽然会导致直接投入的成本增加, 但却会大大降低后两种成本, 从而使得诉讼效率从整体上得到提高。

再者, 证人如果受到该项原则的保护, 则会大大降低其被自证其罪的恐惧感, 从而提升供述和辩解的真实性, 使公检法机关更多地掌握真实的证据, 提高诉讼效率。

二、我国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规定的不足

(一) 立法的不足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在我国刑诉法中的体现。这可以说是我国关于该原则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其不仅加强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与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间的联系, 而且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的加强又是一项重大进步。

但是, 该原则在立法上仍然存在着不足。“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在了总则第五章关于证据的规定的第50条中, 而没有作为刑诉的基本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 这是立法中一项严重的不足。我们知道, 法律原则在立法、司法及执法上都起着统帅的作用, 且当某些规则不适用的具体情况时, 应当适用原则来解决问题, 所以某项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我国刑事诉讼法立法上没有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无疑是一项严重的不足。

(二) 沉默权的缺失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沉默权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有些学者将被追诉人享有沉默权视为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含义之一, 更有学者干脆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称作沉默权。由此可见二者的密切程度。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诉讼中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 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 这是被追诉者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因此, 沉默权的实质是不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司法机关控告自己的工具以及证据的来源。从这方面来说, 沉默权的存在的确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国外, 沉默权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例如,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项, 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198条第2款和291条第2款,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等都对沉默权做出了具体规定。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沉默权的缺失无疑是一项严重不足, 这会使“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难以得到切实的贯彻。

(三) 如实回答义务的存在

如前所述, 沉默权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含义之一。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显然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以及沉默权相冲突。这一项规定的存在, 会使“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得不到彻底的贯彻落实。“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规定在总则中, 总则规定的是该部法律的总的原则、基本制度, 是整部法律具有普遍性, 纲领性的规定, 因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属于宣誓性的规定。而“如实回答义务”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2编分论第118条中, 这属于操作性的规定。虽说在刑诉当中, 总论起统帅作用, 但在案件的具体操作中, 司法人员更多的还是根据操作性规定来解决具体问题的, 只是在某些规定无法起作用的情况下才适用原则, 所以如实回答义务在具体案件中适用频率更高, 而当通过刑讯逼供而成的案件判决已成, 想翻案时才想起“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 会显得正义来的稍迟了些。

三、结语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应当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确定下来, 但在具体的立法当中并没有这样做, 只是将其作为一项证据收集的原则规定下来, 笔者认为这一点需要改善, 应当将其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而且沉默权的缺失、如实回答义务的存在都导致“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不能得到具体的贯彻, 因此, 笔者认为应当在立法当中规定沉默权以及将如实回答义务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相协调, 应当具体规定哪些问你应当如实回答, 哪些问题可以保持沉默。随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中国式体系的建立, 以及观念的转变和相关配套制度、规则的不断完善, 该原则的移植一定会给中国司法体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驱动力。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478.

浅谈不自证其罪特免权 篇6

不自证其罪特免权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即“不强迫自证有罪”, 是指在刑事追诉中, 任何人不得被强迫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言或者证明自己有罪。该概念的核心为“强迫”, 实质上, “不强迫自证有罪”这句话的涵义并不在于对自我归罪证据的禁止。因为被告人可能随时会自愿作出自证有罪的供述, 而且在警察和检察官的交叉讯问中, 被告人所作的证明或狡辩也可能使得他自证有罪, 由此可见, 问题并不在于自证有罪, 而关键在于他不应受到“武力强迫”去证明自己有罪。即如果自证其罪的证言是自愿作出的, 该证词是可以被采用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惩罚, 特别是对任何人均不得未经同意而施以医药或科学实验。”该特免权反对的只是强迫的自证其罪, 而强迫的方式可能是肉体上的折磨, 也可能是精神上的摧残。美国对于精神上的限制比较严格, 在“沃茨诉印第安纳”案中,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不间断的询问和孤立导致被告人随后作出的口供是非自愿的, 这种精神压力与身体折磨一样, 因此口供不能采纳。

依阿华州大学的艾利斯教授曾认为, 我们并不了解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反对强迫自证有罪这一古老概念的由来。他说我们只是凭直觉认为它符合逻辑, 但却不能理解和解释它从何而来。即使在道格拉斯大法官的时代, 美国最高法院也没有真正理解制定特免权的根本原由和重要作用, 因此他们减少了它的适用, 如对证据方面的适用。但是提到刑事案件诉讼中的隐私权时, 法官们并不否认它指的是被告人不受国家警察干涉的权利。直到他们在米兰达等几起案件中意识到, 有必要商讨一下在警察和被告人之间某些起缓冲作用的权利时, 才算真正地涉及到对反对强迫自证有罪特免权的执行。但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特免权在更为广泛的法理学范畴内的核心内涵, 所以在法庭审判中, 或许是偶然地, 只把它看作是一条涉及宪法的微不足道的程序规则。

二、不自证其罪特免权的客体范围

不自证其罪特免权强调了被告人不能被强迫认罪或者被强迫作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那么,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 不自证其罪特免权中所涉及的证据范围除了一般公认的口供、证言外, 是否包括物证等一切证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6年的一个判决中指出, “不自证其罪条款的规定仅在于保护被告不被强制对自己作不利的供证, 或向国家提供其他供证性或交谈性的证据, 本案所争议的抽血并使用化验结论并不会导致上述强制性后果。”这个判决对第五修正案的客体范围作了限制解释, 统一了实践中对该特免权范围的混乱看法。从此以后, 不自证其罪特免权仅仅保护言词证据以及具有和言词性的行为, 而不保护实物证据。联邦最高法院在“宾夕法尼亚诉缪尼兹”一案中, 更进一步认定, 警察命令酒后驾驶人员回答问题 (例如, 你父母的名字是什么) 以测试该人的精神敏锐度, 并不违反不自证其罪的条款。但强制被告接受测谎, 或提供其他陈述性证据, 则认为有违反不自证其罪条款的规定。

上述关于不自证其罪特免权的客体范围是通过英美法系国家一贯的判例制度确定下来的。在我国的法制土壤上, 笔者认为, 该客体范围也应该只限于言词证据以及具有和言词性的行为, 而不保护实物证据。实物证据较之言词证据, 客观性更强, 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 确定性更大。虽然物证也可能被篡改、偷换与销毁, 但其本身的客观存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该证据证明的稳定性。如果不自证其罪特免权涉及实物证据, 对抗制所期许的抗辩模式可能完全不存在。因为人皆有趋利避害的本性, 当被告方隐藏一切可能对其不利的物证, 公诉方面临的最大问题将会是证据不足, 而我国刑事追究以证据充分为定罪的一项重要标准。这种情形导致的结果就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却无能为力。如果不自证其罪特免权的客体范围仅限于言词证据, 就可以在保障人权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的保证打击犯罪的目的。

以上不自证其罪特免权的客体范围是笔者的个人观点。我们还可以通过实践中的一个问题更直观地对该问题进行剖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 如实反映情况, 提供有关资料, 不得拒绝、隐瞒。如果税务机关通过纳税人上缴的财务报表发现纳税人欠税, 并且改欠税情况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 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 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 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欠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欠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那么, 此时纳税人依法配合税务机关的义务即提供财务报表的行为成为其受刑事追究的前提, 为其被刑事追究埋下了伏笔。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通过行政手段获取的物品可否成为追究刑事责任的物证?如果按照笔者前面所述, 不自证其罪特免权的范围只限于言词证据, 不包括物证, 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 通过行政手段获取的物品可以成为追究刑事责任的物证。但是, 我们退一步, 假设不自证其罪特免权既包括言词证据也包括物证, 那司法机关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获取的物作为追究纳税人刑事责任的证据吗?如果可以, 那司法机关就侵犯了被告享有“不自证其罪”的特免权即将纳税人自己提供的物作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依据。当这种假设存在时, 所有纳税人都可以主张该行为可能导致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配合税务机关提交有关纳税信息。由此, 该情况使纳税人通过行使不自证其罪特免权而不履行配合税收的义务, 也就是以法违法, 使法律内部之间产生矛盾。当法律制度“向对其价值评价最高的人群流动, 这种法律制度的设计才最合理”。综上情况, 当不自证其罪特免权的客体范围限定于言词证据则能避免以上的权利冲突, 并且可以有效地保证打击犯罪, 使社会公共利益达到最大化。

笔者认为, 相较于西方“人权至上”, 本着保障人权的理念, 我国5000多年历史积淀的“大家”观念是不能与其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比较的。法律的产生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因素, 这也是为什么众多学者一直思考“法律移植”的问题。国家、社会的前进需要法律作强有力的后盾, 而法律的进步也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不断推进、变化中产生。关于“不自证其罪特免权”讨论的目的不在于界定该权利是好还是坏, 而在于看清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其进步、发展的空间。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 在这段路程中发现其本质, 将其效用最大化并推进社会的进步将是所有人共同愿望。

参考文献

[1]Watts v.Indiana, 38 U.S 49, 54 (1949)

[2]艾利斯论第五修正案中的证明权, 55lowa law review, 1970:829, [3]吴丹红.特免权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参考资料[G].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