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票否决制论文

一票否决制论文（共12篇）

一票否决制论文 篇1

3月26日, 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做客中国政府网时, 谈及晋济高速“3·1”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 认为这起事故暴露出隧道安全管理存在漏洞。除要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监管, 他还表示, 隧道安全管理可能涉及到很多相关部门, 需要采取互相联动的措施。

隧道安全管理的综合性, 让人想起去年涉氨制冷企业事故多发时, 被提及的“多龙治水”现象, 即相关部门协调不够, 安全监管形成合力有待加强。安全问题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部门多, 领域广, “多龙治水”可以说十分常见, 小到一辆校车, 大到一个城市, 皆存在类似问题。像本期聚焦的地下管线安全, 仅其职能管理来看, 就涉及投资计划、财政、城市规划、建设工程、城市管理、安全监察、信息档案、保密、国土、测绘、国家安全、国防等部门。

“多龙治水”有时会导致“无龙治水”, 于地下管线来说, 一条管线有人管, 但多条管线汇集在一起, 就难以找到“主管”部门了, 这无疑埋下了安全隐患。2013年“11·22”中国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 除了直接原因, 在管理上就存在管道保护、规划、市政、安监等部门履行职责不力, 事故风险研判失误等问题。“多龙治水”还易出现问责不力。据地下管线委员会统计, 2009—2013年, 依媒体公开报道且影响较大的原则, 地下管线典型事故总计75例, 而展开问责并将结果公布的仅一成左右。

其实, “多龙治水”利弊共存, 比如多龙齐治才能集合监管资源, 切实解决处于交叉管理地带的安全问题。所以, 关键不在“龙多”, 而是如何用好各方力量, 避免各管一摊, 这就涉及到统一行动的标准问题。在此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 要实行安全生产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风险“一票否决”。

“一票否决”实际给“多龙治水”划出标准和红线, 有了标准, 就有了多方互相联动, 形成合力的基础, 就有了破题方向。当然, 这也需要相关法律进行具体规范。值得关注的是, 在安全生产法修正案中, 在强化问责方面增加了规定, 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生产经营单位, 可以向社会公示, 并可以通报行业主管部门、投资主管部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以及有关金融机构。这些, 无疑会对“多龙治水”, 齐抓共管, 发挥有力作用。

众所周知, 安全生产有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领域的安全问题可能面临“多龙治水”。为让多龙治好水, 各方必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如此才能形成合力, 而不是互相推诿、扯皮。从这个角度看, 高屋建瓴的“一票否决”来得正是时候。

一票否决制论文 篇2

近年来，基层对“一票否决制”泛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反映越来越强烈，一些省市的领导机关也纷纷出台对“一票否决制”进行清理和规范的规定。但从基层面临的实际情况看，形形色色的“一票否决”，并没有真正减少，它所带来的危害越来越严重。笔者认为，只有果断废止“一票否决制”，并配套跟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逐步实现基层治理的转型和优化。

一、日益泛滥的“一票否决”弊端丛生

“一票否决制”原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决时所采用的决策表决制度。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实行“一票否决制”，后来又被运用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并象滚雪球一样，向招商引资、信访控制、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安全生产、森林防火、反腐倡廉等各项领域扩展。从基层看，不但在名目繁多的“责任状”中直接或间接地包含“一票否决”内容，而且在实际威力往往大于法规、文件的领导讲话中也不时“蹦”出“一票否决”的字眼儿。据《半月谈》、《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披露，一些乡镇党委政府领导与上级党委政府或有关部门签订的责任状多达20多份，有的地方甚至达到60多份。

“一票否决制”尽管具体形式千差万别，但其基本内容是：

凸显某项重点工作，由上级领导机关对下级进行考核，只要这项工作未达标，被考核单位的全部工作就被否定，单位和主要负责人不得晋级受奖。

不可否认，“一票否决制”开始实行的时候，我国控制人口的任务十分紧迫、十分艰巨，而当时的法制尚不健全，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农民群体生育观念又极其落后。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一票否决”对于彰显计划生育工作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从而促进计划生育措施的全面落实，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如果到基层深入考察，则不难发现，“一票否决”这种过度倚重行政权力扩张的管理手段具有先天性弊端，随着形势的变化，其负面作用逐渐凸显出来。日益泛滥的“一票否决”，已经成为导致基层治理恶质化、内卷化的一大公害。

——迫使基层政权把主要精力放到应付上级检查考核上，在本末倒置、制度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笔者最近到几个县考察，发现这几个县对乡镇的政绩考核都在不断加码。F县实行千分考核制。共性指标分27类，设计了49项工作任务；个性指标分5大类，设计了18项任务，合计32类，67项任务。分值最少的只有2分（按百分制折算，只有0.2分）。Y县列入考核的工作任务共有31项；实行“一票否决”的，除了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外，还包括安全、信访、党风廉政建设、班子和谐建设等4项内容。T县列入

考核的工作共有38项，执考单位多达 37个。

按照文本要求，乡镇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为满足基层社会需求而提供管理和服务。但是，从基层的实际看，名目繁多的检查考核、达标竞赛借助“一票否决”的力量，形成了超强的控制力和威慑力，迫使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围绕上级领导机关的指挥棒疲于奔命，使本已十分残缺的服务功能更加脆弱。赵树凯先生把这种状态称为基层政府的“内卷化”和“制度异化”，并指出，“直观地看，这是制度设计的目标与制度运作的结果发生背离；内在地看，则是制度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被倒置。”笔者认为，他的分析是符合基层实际的。

——催生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官c恶习，损毁基层政权公信力。本来，公共管理领域的多数工作，具有成果滞后性和不可测度性的特征，但是，因为所有实行“一票否决”的工作和列入考核评比的事项，都要以分数论高低，所以，难免出现两大硬伤：一是指标过于细碎繁琐，要求过于理想化。海南省某镇长给《南方周末》写信说，“计生的最重要指标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多胎控制率、性别比等，但考核时却多达几百个，许多指标脱离实际。”二是把是否成立领导机构，是否召开会议，图板是否上墙等内容列入考核事项，带有浓郁的形式主义色彩。面对众多的经过努力仍然难以达标的工作任务，基层干部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为了“升迁”，都会不择

手段地夸大成绩，掩盖问题，做足表面文章。2009年，《半月谈》的一篇调查报告披露了基层政府应付上级机关各类检查、督办的一些奇招、怪招：尸体火化数量不达标，就花钱买火化条子糊弄检查组；督办的社会稳定事件没处理好，就花钱买通督办人员瞒报；计划生育的“引产、流产”指标没完成，就找来意外怀孕的学生甚至“三陪”小姐来充数；有的地方把“为民服务件数”列入考核范围，乡镇干部就坐在办公室，凭借农民户口簿编造“为民服务的事项”。一些基层干部把应对检查的招数总结为“编”、“凑”、“夸”、“盖”：编造无中生有的成绩；凑出眼花缭乱的政绩；夸大似是而非的业绩；掩盖真实存在的问题。

——加剧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膨胀，助长行业不正之风。本来，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主要职责一般应该包括两大项，一是为社会、为基层、为民众服务，二是依法对相关领域进行管理监督。但握有“一票否决”权力的部门，应该履行的职责被淡化，对基层指手画脚甚至兴师问罪的权力得到强化，并自然而然地演化为谋取部门和个人私利的工具。一个乡镇干部说，“接待一个省级检查组，计生工作做得好的乡镇前后需花费5万元左右，差的要七八万元甚至更多。对一般的县级计生检查组，也得花钱摆平，一个成员得给一两千元，检查组组长给得更多。”

——违反功过分明的常规，消磨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

性。从常理说，一个地方的工作，不可能事事如意，桩桩先进。就某项后进工作来说，有的差距是基层领导工作不到位所致，有的问题则是具体工作人员失误造成的，还有些意外事故或案件是不可控的。但在“一票否决”的制度下，列入其中的重点工作（有时仅仅是其中的某一子项目）如果达不到要求，其它所有工作成绩都被否定。在“一票否决”日益泛滥的情况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潜滋暗长，赏罚分明、公正公平的干部评价和选用原则难以充分体现。

——引发极端行为，恶化干群关系。在“一票否决”的高压下，基层不得不采取某些特殊手段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如，前些年，为了完成绝育手术指标，乡村两级干部经常象抓猪一样，把适龄妇女抓到车上，强行拉到医院；近年来，为了“维稳”，绝大多数地方都采取“死看死守”的策略，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进行“截访”；为了“三年大变样”，一些地方动用各种手段突击拆迁，等等。类似的举措，有的明显违反国家法律政策，有的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有的伤害群众感情，有的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出一个个恶性事件。

——强化“人治”“官权”，阻碍民主法治进程。在法律法规日益健全、“依法治国”口号越来越响亮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并肆意扩大“一票否决”，是对行政权力的崇拜和“人治”体制的强化，是对依法施政、依法治理等法治精神的规避和背离，也大大压缩了基层民众对公共事务有序参与的空间。

二、清理或规范的举措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对“一票否决”事项进行了清理和规范，但效果并不明显。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压力型的领导体制和运动式的基层治理模式形成了顽强的工作惯性和路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也相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党执政以来形成的领导体制和社会管理方式却变化不大。其主要特征是：以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体系和贯通上下的组织网络为依托，以超强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动员为主要手段，实现各项工作目标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上级领导机关只要提出一项工作任务或要求，无论是否符合基层实际，都要论证出诸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下级尽管经常采用形式主义办法应付上级，但却很少对上级决策或部署提出异议；凡属“重要工作”，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召开会议、下发文件、成立组织机构（有的还要增加编制）、进行检查评比（包括“一票否决”）；党委政府文件或领导讲话的威力往往超过法律法规。在这样的体制性大环境下，要减少“一票否决”或具有“一票否决”性质的检查考核，不是发个文件或做个规定就能奏效的。

第二，部门权利刚性化，严重阻碍着基层治理模式的调整。各种名目的检查评比和“一票否决”，背后都涉及到政府某个职能部门的权力和利益。用财政部一位司长的话说，每个

部门都是个衙门，衙门后边还有个“王爷”。管理各项“重点工作”的职能部门，往往千方百计地推卸服务和监管责任，极尽所能地争取对相关工作的话语权、管理权和裁判权。他们不但不肯放弃已经“制造”出的检查考核、达标竞赛和“一票否决”项目，而且还要寻找各种机会，制造新的检查考核项目。可以肯定地说，部门权利不弱化，政治压力型和全面控制型治理模式难以转变，基层民主自治难以迈出实质性步伐。

第三，文山会海、达标竞赛等“全控式”治理手段与“一票否决”共生相助，已形成难以医治的综合征。搬文山、填会海的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但文山仍在增高，会海仍在扩大；达标竞赛由中纪委和国务院纠风办牵头，已经进行过多次清理，但是，前清后设、改头换面的现象仍很普遍。2010年，某省纪检委在主持召开全省清理达标竞赛活动会议的前两天，出台了在全省纪检系统开展“创优进位”活动的方案，各市地纪检部门纷纷到省纪委有关处室“走门路”，争取“加分”获奖。“一票否决”事项，就是诸多达标竞赛、考核评比项目中的一部分。有些项目，如招商引资、控制信访、城乡面貌整治，在很多地方并没有正式实行“一票否决”，但上级领导通过定期督查或召开现场推进会（有的地方使用“过堂”这样的极端用语）向基层施加压力，威力和危害更大。花样翻新的思想教育、作用不大的“调查研究”、名目繁多的巡视检查、久禁不绝的报刊摊派，都在官僚主义大合唱中与“一票否决”“争奇斗艳”、推波助澜。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10年底至2011年初，新疆、江西、广东等三个省（区）相继做出清理“一票否决”部署，但同期，却有三个省（市）分别将党风廉政建设、节能减排、校园安全列入“一票否决”事项。这似乎可以说明，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采取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一票否决”及达标竞赛的乱象是不可能扭转的。

三、废止“一票否决制”或许成为基层治理转型的突破口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民众对公平、公正的要求以及对尊严和权利的追求日益强烈，对行政权力的畏惧心理逐渐减弱。这种状况，给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工作带来诸多新矛盾、新挑战，同时也为政府转型、治理转型带来新动力和新机遇。从宏观政治环境看，党内外依法治国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国家法律体系日益健全。这样的新形势，既对废止过分倚重行政权力的“一票否决制”提出迫切要求，也为依法推进基层治理提供了客观条件。

废止包括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内的“一票否决制”，意味着基层干部头上的“紧箍咒”有所减少，自上而下的工作推进和行政监督力度有所减弱。如果按传统的领导理念和治理思路来推测，已经严重存在的工作不落实问题可能更为突出。但是，如果换一个思维方式来考量，既然年年喊落实、事事抓督查，并没有带来工作落实的春天，反而加剧了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为什么不能另辟蹊径，探索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治理新路呢？

废止“一票否决制”后，不能放松对基层干部的监督和制约，只是监督制约的主体、重点和方式将发生变化。原来，主要靠上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少数领导者按自己的意图确定督查监督的重点，并由其工作人员直接行使督查评估的权力。以后，将在上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发挥人大机关的主导作用，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围绕法定内容进行督查或问责。凡执法权、行政权或财权已经上收给上级相关部门的事务，基层政府只有配合的义务，不能成为主要的督查和问责对象。凡已有法律规定的工作，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访案件处理等等，均应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进行管理、问责和奖惩。对失职或渎职行为，不但要取消法定责任人的受奖资格，还应追究相应责任。按照这样的思路建立督查问责机制，肯定会使一些上级领导机关格外重视的工作，比如招商引资或城乡建设的规模，难以纳入基层政府的考核问责范围，那么我们应该说，这恰恰有利于政府从微观经济活动解脱出来，向有限政府转变。短期内，可能使此类工作放慢脚步，但恰恰可以减少各种“大跃进”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官民冲突等消极后果。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在此类工作中存在执法不公、拖拉推诿等问题，则应该按照相关法规，对负有失职或渎职责任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进行

问责，这将为招商引资上项目或城乡建设提供更好的法制环境，从而为这些工作的可持续开展提供间接动力。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废止“一票否决制”，可以有效遏制基层治理中的乱象；可以减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基层政权公信力的损毁；可以释放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可以弱化部门权力，推进政府职能转换；可以促进基层政府依法行政，保证公民合法权利充分实现，加速依法治国进程。

一票否决制论文 篇3

在对当前我国学校教育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的生态价值分析的基础上，从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的制度本体、制度实施过程及制度环境等生态层面，探讨我国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的生态困境，并从完善师德一票否决制的生态标准体系建设，严格师德一票否决制的制度实施、生态机制及健全师德一票否决制的生态支持体系建设等三方面提出了破解生态困境的路径，以提高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成效，促进生态化师德共同体建设。

师德 一票否决制 师德共同体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这个知识与信息时代，人民教师依旧是带给我们感动的主要群体。不管是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还是生活中的默默耕耘，教师都体现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高尚师德。但在我国教师队伍建设中也出现师德底线下移的现象。为此，《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特别强调师德建设的重要性，要构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基于当前师德生态现状，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有利于提高我国教师队伍德育专业化水平，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现代学校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的生态价值

1.促进现代学校构建生命课堂的内在要求

在生命课堂中，教师不仅是为知识而教学，而且在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的课程理念下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教学。在构建生命课堂的过程中，教师的综合素养至关重要，而我国对师德实施一票否决制，从制度层面对教师教育教学的行为作出了相关规定，有利于教师更加明确什么样的教育教学行为是违背师德的，什么样的教育教学行为又是师德建设所提倡的。因此，加强师德建设，对教师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有利于构建现代教育理念下的生命课堂，赋予课堂教学以生命的意义。

2.建设稳定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制度保障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而确保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稳定发展则是学校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受功利教育价值观的影响，部分教师师德出现滑坡现象，甚至有些教师师德出现严重缺失现象。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在教师心中形成强大威慑力，有利于增强教师师德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高水平的师德又会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使教师潜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对于提高教师德育水平，建立稳定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促使学校教育实现依法治教目标的现实需要

完善的教育法制和学校管理制度有利于提高教育发展质量和效率，而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有利于现代学校教育实现依法治教的目标。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我国颁布了诸如《教师法》等有关教师的专门法律，并且得到不断完善，基本实现了教师队伍管理有法可依的目标。但当前我国部分教师知法犯法，如有些教师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进行有偿补课等。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对教师不符合教育法律要求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一票否决，使得教师不敢轻易做有失师德的事情。这样有利于教师严格遵守教育法律规定，加强自身法律素养和现代学校依法治教环境建设。

4.加快学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生成路径

良好的教育质量文化环境不仅可以使得学校管理制度落到实处且取得很好的管理效果，同时也是学校教育发展的一种文化软实力。加强师德建设，对教师师德实施一票否决制，可以规范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避免学校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增强教师教育教学合作能力。这样能够增强教师潜心服务于学校教育发展目标的意识，形成良好的学校教育文化环境。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加强教学反思力度以及教学研究力度，促进教师有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因此，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质量建设，也是当前我国学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

二、共同体视阈下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的生态困境

1.制度本体层面的生态困境

（1）师德一票否决制的实施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师德的考核需要具体而详细的标准，而师德属于道德范畴，要把这种宽泛的道德从无形变到有形，而且要让教师和社会认可，操作难度很大。虽然各地区都制定了不同的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标准，但大部分标准的制定没能有效结合地方教育的实际，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使得对教师师德的考核流于形式。如教师在教学中批评学生的方式，什么样的批评方式违背师德，同一种批评学生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学生，是不是都违背师德等；再比如说辱骂学生，是不是只要辱骂学生就算师德有问题，如果不是，辱骂到何种程度才算教师师德有问题等。为此，科学制定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标准对于加强和改进教师师德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2）师德的考核与评价方式单一且量化难度太大

我国对师德的考核与评价方式比较单一。很多学校对师德的考核依据为学校管理层制定的文件，这些文件中对师德表现的要求大多缺乏科学论证，甚至有些学校只凭教学成绩来评价师德，而教学成绩与师德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同时，考核与评价主体单一，大部分学校对师德的考核权利由学校领导行使，而与师德评价关系更为密切的同行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学生均没有师德评价的权利。此外，师德考核与评价的内容也欠合理，很多学校并不能根据师德的要求来制定量化的师德评价标准。对于有些无法量化的师德评价标准，要实行定性方式考核，这样才能有效避免量化考核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考评的公平与公正。

（3）师德一票否决制的结果反馈机制难以落实到位

目前我国对师德评价结果的反馈机制还很不完善，更多的是在奖励先进师德典型时，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体把师德表现好的教师向社会公布，但对于师德表现不好，甚至师德败坏的教师，则很少进行公布，只在单位内部通报批评。究其原因主要是师德评价结果反馈机制不完善，工作落实不到位。有些单位为了不让师德败坏事件公布之后影响本单位的声誉，采取包庇纵容的做法。这些行为对于我国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加快构建生态化师德共同体都是不利的。如果不能通过完善的制度来对这些行为加以规范，最终会影响到师德一票否决制的顺利推进。

2.制度实施层面的生态困境

（1）缺乏独立的教师师德考核与评价机构

当前我国教师师德的考核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相关管理部门来执行，很难做到师德考评的公平与公正。如有些教师可能为了评到优秀师德奖，通过金钱等交易方式来实现。在对教师师德实行一票否决制的过程中，有些教师可能知道自己师德有问题，通过走关系的方式来避免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有个别教师师德败坏，被一票否决而受到相关处罚，通过贿赂师德评价主体而得以取消处罚等。这些都是因为缺乏独立专业的师德考核与评价机构而造成的不良影响。因此，要确保师德一票否决制的执行力，就必须建立健全独立的师德考核与评价机构。

（2）缺乏严肃有效的教师师德考评监督制度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乱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利，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任何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就存在被滥用的危险。目前师德考评缺乏完善的监督制度，致使师德建设出现很多困境。在部分学校的师德评价中，校长拥有绝对的权利，一切事情校长说了算。那些和校长关系不错的教师，就很容易在师德评价中赢得主动，而在平时教学生活中兢兢业业的教师反而不被看好，这对于建立稳定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不利的。同样，在师德一票否决制的实施过程中，如果没有对权利行使的监督制度，很难对于师德建设起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影响学校教育可持续发展。

（3）缺乏完善的教师师德考评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缺乏专门具体的师德考评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只是在相关的制度里面提到要实施过错责任追究，而具体怎么追究则没有详细的规定。在师德一票否决的过程中，部分自律意识比较弱的考评人员就很难做到对工作认真负责，甚至有些考评人员会经不住各种钱色的诱惑，弄虚作假。缺乏教师师德考评的过错责任追究制度，难以对考评人员的过失行为实施规范与惩罚，最终势必影响当下我国师德一票否决制的实施效果。

3.制度环境层面的生态困境

（1）教师对师德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

加强自身师德建设是现代学校制度理念下教师专业成长的前提条件。高水平的师德，只有在教师真正发自内心的认识并理解道德的价值时才会产生[1]。我国教师对师德建设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够，往往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专业知识的学习。很多教师认为师德建设是学校领导的事情，自己只要上好每一堂课就可以。同时，大部分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的升学率。如果教师的教学成绩表现不好，在考核以及评奖等方面，教师就没有机会。因此，在主观和客观环境双重因素的影响下，教师会更加注重教育教学，这不利于教师的全面成长，也直接影响到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顺利推进。

（2）学校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有待加强

没有良好的学校校园文化环境，教师就有可能只关注教学工作，而不注重诸如师德等其他方面素质的提高，从而在他们心里就会形成对师德一票否决制的抵抗情绪。目前由于我国各地区教育发展呈现很大的差异，致使学校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力度不一样。总体而言，当前学校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还比较落后，很多学校只注重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忽视学校文化环境建设。这样很多教师为了提高自己所教学生的学习成绩，会采取各种不符合教育规律的教学方式，甚至是辱骂学生来达到促进学生学习成绩提高的目的。这些教师对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就有可能不认同，因为相比师德，他们更注重教学业绩。

（3）社会对教师师德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大

由于受我国历史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社会对学校发展质量高低的评价，往往只以学生升学率为衡量指标，忽视了对教师师德的宣传工作。然而，升学率低的学校并不代表就没有师德高尚的教师，而升学率高的学校也并不一定就全部是师德高尚的教师。社会需要通过媒体以及舆论等方式，加大教师师德建设的宣传力度。只有形成师德建设的良好风气，才能推动师德一票否决制的实施。反之，如果全社会都不重视师德建设，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就缺乏社会认可度，不能得到全社会的支持。缺乏社会认可度的制度，就很难体现出制度实施的价值。

三、共同体视阈下破解师德一票否决制生态困境的路径

1.完善师德一票否决制的生态标准体系建设

（1）制定具体而可操作的师德一票否决实施程序

师德一票否决制的实施，需要客观的实施标准，更重要的是需要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程序。因此，需要邀请在师德方面有高深研究的专家学者来制定师德一票否决实施程序，保证其专业性。在制定实施程序时，要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充分听取教师、学生家长等方面的意见，以保证实施程序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全国各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地域文化也不同，在制定师德一票否决程序时，理应考虑地区的实际，才能保证实施程序的可操作性。

（2）建立师德考评多元化体系，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

正如罗尔斯所说：“离开制度的正当性来谈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完善，甚至对个人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那只是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即使个人真诚地相信和努力遵奉这些要求，也可能只是一个好牧师而已”[2]。因此，要加强师德考评制度建设。科学民主的师德考评体系需要实行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并且要实现考评办法多元化，才能做到师德考评的公正合理。目前我国湖南省在试行师德考核与评价的量化制度，开发出CreditSPMS学校智能绩效考核管理系统，明确教师师德的量化标准和办法。这样就可以对师德实施量化的考核方式，但也可能使得教师过于注重这些量化指标。事实上，师德所包括的内容很宽泛，这样的量化考核方式有可能将师德格式化。为此，要实行定性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来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这样可以避免定量考核标准不够全面而给考评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又能充分发挥定性考核的优势。

（3）加强教师师德一票否决结果反馈机制建设

不断完善师德一票否决结果反馈机制建设，是提高师德一票否决公信力的重要保证。师德考评机构要对师德一票否决的结果进行如实公开。只有实现结果的公开透明，才能赢得教师对师德一票否决制度的信任与支持。随着教育信息化速度的加快，结果反馈方式可以实行网络公开。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对师德一票否决结果有知情权，更大程度提高师德一票否决的威慑力和实施成效，让教师打消师德败坏的观念，纯洁教师心灵。同时，师德一票否决也可以采取教育系统内通报的制度，以此督促同行教师更好地加强自身师德建设。

2.严格师德一票否决制的制度实施生态机制

（1）建立独立的第三方教师师德考核与评价机构

纵观世界师德建设，各个教育发达国家都专门成立了独立的师德考核与评价机构，来力求做到师德考评结果的客观真实。我国的教师师德考核工作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层来完成。这种考评带有很大的弊端，容易使得教师通过走关系的形式来为自己谋取师德考评的利益。建议我国建立独立于教育系统外的第三方教师师德考核与评价机构，其考评人员可以由教育专家、同行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学生等组成，以此来确保实施一票否决过程与结果的客观、真实、有效。

（2）构建学生、家长和社会参与的教师师德监督机制

“建立有效师德监督机制”[3]，有利于发现更多的师德问题，从而为师德一票否决的实施提供前提条件。目前我国的师德监督力量还比较薄弱，甚至部分人员知道教师有师德问题，也不敢去揭露。本文建议建立学生、家长和社会参与的教师师德监督机制，来更好地推动师德长效机制建设和师德一票否决制的实施。学生和学生家长对教师师德问题最清楚，尤其是学生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很了解。因此，要充分发挥学生群体对教师师德监督这一优势，提升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成效。

（3）建立和完善教师师德申诉制度，体现制度公平与民主

不断建立和完善教师师德申诉制度，是体现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公平与民主的制度保障，有利于维护教师自身合法的权益。教师对师德一票否决的结果有异议时，应该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好教师师德申诉申请书，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申诉，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这不仅有利于教师自己，也是对师德考评过程与结果负责任的体现，对于推进当前师德一票否决制度的生态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3.健全师德一票否决制的生态支持体系建设

（1）加强教师职前与职后师德培训一体化建设

坚持岗前与岗位培训相结合，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教师职前、职中一体化的师德教育与培训机制[4]。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对教师师德的职前培养力度。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师范院校，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对在校学生加强德育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教师师德的职后师德培训力度。在师德培训中，不应该只进行师德理论知识的传授，应该与现实生活中关于师德的实例结合起来。培训形式可以多样化，小组讨论、师德情景剧表演等都可以被采用。只有加强教师师德职前与职后的培训力度，提高教师对师德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才会得到广大教师的认可。

（2）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努力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一方面学校要充分发扬民主，让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实现重大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同时学校领导要经常倾听教师的心声，努力解决教师面临的困惑，增强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学校也可举办教师座谈会、教职工体育比赛等活动，来加强全校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学校发展的强大凝聚力。另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举办类似校园文化节的活动，让师生共同参加，构建良好的新型师生关系。此外，学校要制定激励措施，鼓励教师提高自身专业水平，从而达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和师德素质，为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营造良好的环境。

（3）加大对师德的宣传力度，让教师成为最受人尊敬的职业

加强师德重要性宣传，是构建生态化师德共同体的外在条件。一方面要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体，加强对师德重要性的宣传，不仅要让教师感到师德的重要性，而且要让全社会都认识到师德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努力让教师成为最受人尊敬的职业。社会要加大对优秀教师的表扬力度，形成全民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同时，要加强与学校教师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让教师有个安心的工作环境，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只有教师热爱自己的事业，才会主动增强包括师德在内的教师素质，也才会积极接纳师德一票否决制的实施。

参考文献

[1] 徐颖.把握师德内涵构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J].教学与管理，2010（2）.

[2] 姜凌.论高校师德资源建设体系的建构[J].中国成人教育，2009（3）.

[3] 王凤仙.对高职院校体育教师开展师德建设的思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7）.

[4] 李晓晴.关于构建新时期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思考[J].教育探索，2008（9）.

一票否决制论文 篇4

根据这一考核办法，福建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师德考核的内容包括“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六方面。其中，以下20种为教师严禁的行为，一旦发现，师德考核将被“一票否决”：

以非法方式表达诉求，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干扰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损害学生利益的;对教学工作不认真负责，上课该讲授的内容不讲授，留到课后进行有偿家教谋取私利的;以获取利益为目的，推荐、暗示学生接受有偿家教或到社会培训机构学习培训的;工作日未经批准在校外社会培训机构兼职、兼课的;无正当理由，拒不承担班主任工作的;在招生、考试、评估考核、职称评聘中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组织、怂恿学生考试舞弊的;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影响恶劣的;歧视、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在学校散布反动言论，或向学生传播有害身心健康的思想和信息的;组织、诱导学生参加非法组织、“黄、赌、毒”和迷信活动的;擅自组织学生参加校外集会或商业性活动的;以盈利为目的，向学生推销或代购教辅资料和其它商品的;向学生和家长索要或变相索要财物、收受学生和家长贵重财物的;擅自停课、调课或请人代课的;在课堂上吸烟或酒后上课的;工作时间打牌、炒股、玩游戏的;因违法违纪行为受到纪律处分的;其他严重违反师德规范，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一票否决制论文 篇5

（1991年12月25日）

一、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二、实行一票否决权制，旨在建立一种奖励结合、赏罚分明的激励和制约机制，以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性，督促后进单位和个人改进工作，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三、一票否决权制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推行目标管理，完善治安责任制、经常进行考核的基础上行使一票否决制。

四、实行一票否决制要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全面衡量、公开进行的原则。五、一票否决制是由县级（含县及相当于县级的单位，下同）以上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行使。乡镇、街道及各部门所属的县级以下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有一票否决的建议权。

六、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对驻在辖区内的各部门、各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经常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意见，严重的要给予批评警告，限期改进，并在做好调查、考核的基础上提出是否否决的建议，为县级以上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要在充分考虑乡镇、街道意见的基础上，行使一票否决制。

七、否决内容包括：县（市、区）乡镇、街道以及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评选综合性的荣誉称号；上述单位的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治安责任人评先受奖、晋职晋级的资格。

否决单位的主要领导、主管领导或治安责任人的晋职晋级资格，要按照管理权限，与有关党委组织部门或政府人事部门协商决定。八、一票否决制应与评先晋级等工作同步进行。

九、对没达到当地或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或有下列情形之的予以否决：

（一）因领导不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不健全，造成本地区或本单位治安秩序严重混乱的；

（二）对不安定因素或内部矛盾不及时化解，处置不力，以致发生集体上访、非法游行、聚众闹事、停工、停产、停课等问题或造成严重后果，危害社会稳定的；

（三）因主管领导、治安责任人工作不负责任，发生特大案件或恶性事故，造成严重损失或恶劣影响的；

（四）因管理不善、防范措施不落实，发生刑事案件或治安灾害事故，使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又不认真查处、改进工作的；

（五）存在发生治安问题的重大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有关部门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提出警告、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整改建议，限期改进，而无有效改进措施和明显效果的；

（六）因教育管理工作不力，本单位职工违法犯罪情况比较严重的；

（七）发生刑事案件或重大治安问题有意隐瞒不报或作虚假报告的；

（八）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认为其他需要予以否决的。

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否决：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向做得较好，但也发生一些刑事案件，未造成严重损失或恶劣影响，并能及时上报，积极配合查处的；

（二）发生难以预防的突发性案件、治安灾害事故或其他治安问题后，及时挽回损失、主动认真改进工作的。十一、一票否决权的适用条件应纳入各部门、各单位评选荣誉称号和本规定第七条所列人员的评先受奖、晋职晋级的考核标准。各部门、各单位的初评意见要经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审核。

十二、自本规定实施之日起，凡未经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审核，已评先晋级的，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有权对其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情况进行重新评定；如评定不合格，应取消原评定的荣誉称号或晋升的资格。

十三、行使否决权的机构应将否决的决定书及时送交被否决单位或个人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必要时还可在内部通报，或登报、广播，以扩大教育面。

十四、被否决者对否决决定不服，或被否者的上级主管部门有不同意见，可向作出否决决定的机构的上一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提请复议。受理复议的机构，应在接到提请复议的要求一个月内复查完毕，作出是否变更个、否决的决定，并答复要求复议的单位和个人。复查期间否决决定暂不执行。对复查决定仍然不服的，由受理复议的机构根据否决的内容不同分别提交同级党委或政府作出最后决定。

学校体育的“一票否决” 篇6

如果说这与近十年来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一系列有关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文件相比有何不同的话，我认为该《意见》中有新提法、新要求、新突破。《意见》中更加突出了体育在健全人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面的综合作用，更加注重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运动技能和体育健康水平的提升，更加重视学生的规则意识，合作精神和意志品质的增强。最让人感到欣慰和振奋的是，将学校体育工作列入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和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负责人业绩考核评价指标，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

“一票否决”话虽直白，但意蕴深远。它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秉承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一种突破，是深化教育改革摒弃应试教育的一种举措，是我国教育迈向现代化过程的一大进步，更是国家意志的一种体现。能把学校体育、把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到这样一个地位和高度，并持续性地发布相关文件，足以证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学生体质健康看似是学校体育本身的问题，实际上是着眼于整个教育的全方位改革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

“一票否决”说起简单，做起不易。本是应该各级政府、学校机构、社会家长的自觉行为，却不得已而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强制手段层面。虽然为“意见”的出台和实施而感到欣慰和振奋，也要看到其真正落实到实处的艰巨性，国家意志能否转变成各级政府和学校领导的自觉行动，不折不扣落实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恐怕还不能太乐观。要想彻底根除教育的陈旧观念，树立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还要走很长的路，甚至还会遇到各种阻力。但改革之势汹涌澎湃，浩浩荡荡，学校体育“一票否决”是时代之所趋，历史之必然。

毕竟，没有什么比青少年身心健康更为重要的了。只要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怎么强调、怎么做都不过分，因为他们关乎亿万家庭的幸福，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于是，当下我们需要“一票否决”！

一票否决制论文 篇7

2014年7月20日,上海电视台报道暗访新闻,麦当劳肯德基的肉类食品供应商上海福喜公司有“使用过期原料”、“次品回收再利用”等行为。然后是惯例,相关执法部门出动、表态、彻查。相关下游企业撇清关系,确实撇不清的,就声明封存,向消费者致歉。媒体则是倾巢出动,关注事件本身,或者和本地牵连一下,看有事没事。消费者,则淡定地该吃还吃,一如央视3.15报道麦当劳后,当事门店麦当劳人气不降反升一样。因为,“麻木了”。因为,别无选择。因为,出事以后会矫枉过正,反而更安全。我国的食品安全,正走在一种畸形的生态中,摇摇摆摆,不知终将如何。

结论预置

无论如何,食品企业一定要明白,既然踏进了食品行业,既然从事了这个“高危”行业,既然明知不该让消费者病从口入,就必须时时自警:食品安全,是企业能否生存、能否发展的一票否决的大事,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素。谁敢忽视食品安全问题,必然自食其果;谁敢因利忘法,故意制造不安全食品,早晚刀斧加身。

下面,就食品安全相关利益各方,一一剖析。

消费者

据腾讯转引澎湃新闻报道了一位清醒的消费者的典型代表:上海市民陈小姐。每天上班前都会在麦当劳购买一份火腿扒和一杯饮料。看了7月20日晚间新闻后,她还是前去麦当劳吃早饭,只是火腿扒改为吉士蛋堡。

寥寥几句,就勾画出了陈小姐式的消费者的框架思路:

一、与外面路边摊的早餐食物相比,麦当劳的食物至少卖相上看上去很干净;二、现在一直有食品出现质量问题,我都麻木了;三、风口浪尖上,食品质量更不会有问题;四、以后还是会继续选择来吃麦当劳。

看似简单的几个选择和比较,确表达了太多的情感:两害相权取其轻、知其不可也得吃、能不能信先信了、看着干净聊可慰。因为,谁敢保证,在“卖相看上去不干净”的那些餐厅,有多少不明不白的油,有多少不明不白的肉?这就是我们无可奈何的消费者无奈却明智的选择。我们还能怎么样?要是媒体报道一家食品企业、一家餐厅我们就划掉一家名单,那我们媒体早吃无可吃了。

我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每年不出几次食品安全的大案,是过不了年的而在北京文津蓝讯公关研究院研究过的食品安全的大案中,绝大部分,从三聚氰胺到双汇瘦肉精,是媒体开的第一枪。可以说,媒体已充当了食品安全揭盖头的急先锋。这是媒体的功劳。

但同时,媒体在报道时更重感性,在专业性和理性方面,可以再加强些。比如这次事件中,关于过期食品、次品等的界定,媒体的声音比较模糊,冷鲜原料和冷冻原料之间的转换等问题,次品如果只是因为形状问题,而不是食品安全问题,那再加工是不是可以,等等,是不是由专家来界定,更合适。即使第一时间因为新闻性等要求,不方便专家介入,那是不是应该在第一新闻后,及时补充上专家甚至监管部门的严谨界定?媒体可以更专业。要不然,总把“百胜”误为“百盛”这样,总也不太好。

监管

对监管,我们也不必太苛求。毕竟,有限的监管人员,投入到无限的食品行业中,确实力有不逮。何况,食品安全法也明确了,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新的食品安全法,据信会更进一步强化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概念。

但我们总是要明确,日常监管是监管的重要保障。有两个问题是必须明确的:

1、既然有日常监管,那么,日常监管的频度、方法、标准、成果、问责等,应该是清晰的。因此,比如刚监管完,没查出问题,明天媒体报道了,那么至少要回追一下,监管者有没有责任,有多大责任;企业有没有瞒报,多严重,该负什么责任。2、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概念,怎么落实?倾家荡产?消费索赔?惩罚性赔偿?我认为,这些都是有的。只是,我们没看到。和所有的行政行为一样,食品安全的监管问题,只有一切都在阳光下运行,在阳光下曝晒,才能让消费者、媒体更心服口服。更重要的是,才能更容易让心怀侥幸的企业觉得,无路可逃。从而,自觉回归正路。阳光下的监管,人人都是专业的监管人员的时候,监管机构就不愁人手不够了。

企业

把对企业应对的思考放在最后,是因为想在这里多着些笔。毕竟我们的研究领域是食品企业的危机应对。我们只能说,这一幕很熟悉。这一幕,曾一次次上演。2005年,光明刚收购一河南奶企,河南电视三台的记者就暗访去了。回炉奶、过期奶直接把光明从乳业老大的地位上拉了下来。2002年,京华时报记者兰和卧底年糕杨,揭出这个老字号把一两年前卖剩的发霉的粽子拿出来重新加工的黑幕。如此的如出一辙。可以说,这样的事,无论品牌大小,几乎都是灭顶之灾。

在处理这类食品安全灾难性危机时,我们的“食品行业危机公关的HACCP管理模型”总是能发挥奇效。

但是,我更愿意强调更宏观层面的两个要素:

1、正如我们在给一家知名乳企做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强调的,上文也提到,“食品安全是食品企业品牌可持续发展的一票否决要素”,正如李克强任副总理、食安委主任时说的,“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既然食品安全问题可以让企业像三鹿一样消失,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敬畏?2、企业经营,不能有硬伤。所谓硬伤,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产品配方不符合规定(明踩红线,往往是企业专业度不够,新入行企业易犯的错误),比如产品配方是符合规定了,实际配料不符合规定(暗中违规添加,这是知法犯法,行业老油条易干的缺德事),比如明知原料不合格,比如生产条件不符合要求等,都可归于硬伤。

当然,产品抽检不合格,也可以说是硬伤,但相对来说,多优秀的企业,也有不可控因素,我把它归为“软硬伤”。企业还有转寰的余地。在这两条之后,我们再按HACCP来研究一下福喜的事。这件危机中,看起来,爆发于媒体直接报道,来势汹汹。从时间点上看,媒体报道前、媒体报道和爆发之间这两个关键时间点,看似都直接没有出现。企业只剩被动。其实不然,从事件的细节逐渐批露,我们发现,更关键的时间点——平时,福喜不知道是由于世界第一肉类加工厂的骄傲,还是“橘生北国则为枳”的变异,甚至只是企业对非法利益的极端追求,反正,做得出格。

在平时就可以消除这件危机,福喜有两件事该做没做:

第一件:依法生产,消除硬伤。听起来像套话,但确是真理。

第二件:员工关系。员工关系是公关的内部公关的重要因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导我们说: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事实也证明,很多危机事件,都是由线人捅出来的,或者提供的关键线索。

因此,虽然福喜的资方——美国欧喜集团总部的事后声明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对事件通过“这是个案”进行切割,极致表态“零容忍”、“负全部责任”等,但相对来说,这已经归于“术”的层面。是重要但不是决定性要素。

一票否决制论文 篇8

本刊讯日前, 山东省农机管理局发布了《山东省现代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计划项目绩效考评办法》。《办法》规定, 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

考评办法共设立项目组织管理情况、资金管理情况、项目建设情况、项目实施效果等4个一级指标。其中, 项目组织管理情况主要考评项目组织领导及制度建立情况;资金管理情况主要考评项目资金的落实、管理、使用情况;项目建设情况主要考评项目完成、项目材料及项目的推广和创新情况;项目实施效果主要考评项目带动提升机械化水平及合作社建设水平情况。同时, 绩效管理实行一票否决, 对经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监督机构等查处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恶劣影响的, 一票否决。根据绩效评价得分不同, 将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一般和较差四类等次。绩效评价结果与下年度现代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计划工程项目专项资金安排直接挂钩。

一票否决制论文 篇9

本刊讯 (记者王崇民) 2010年4月1日, 北京市西城工商分局举行了开展社区食品物流配送试点暨“一票通”式管理启动仪式。

“一票通”式管理即食品批发商的销货凭证与食品零售商的进货凭证合二为一。“一票通”式管理是西城区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一项大胆尝试和创新举措, 意在改变传统的监管模式, 减轻食品零售商索证索票记录食品进、销台帐的工作负担, 节约行政监管成本, 有效强化对食品批发环节的监控, 并将工商部门的监管方式转向源头为主, 实现“批零对接”, 健全追溯体系, 从而提升食品安全监管质量。

一票否决制论文 篇10

现在除了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等执行13%的低增值税税率, 绝大多数的煤炭、铁矿粉买卖, 从出矿到最后一道流转都实行17%的增值税率 (以下简称税率) 。这样看来如果不考虑运输及杂费外 (即一票结算) , 两票结算货物交易链上的销售价格是很容易计算的, 那就是在自己本环节上游企业 (煤矿、或其他公司) 给出的含税成本基础上, 加上合同中与下游客户约定的含税目标利润即可。

而一票结算中的销售计价略微复杂一点。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煤炭买卖合同结算条款中一般只会涉及到是两票结算?还是一票结算?吨含税毛利是多少?货款的给付条件是什么?而一票结算中的销售价格怎样确定一般没有明确的规定, 至于为什么把销售价格作为探讨的一个问题, 原因在于:运费的可抵扣税率与货物的可抵扣税率不对等导致的。

恰逢今年国家推行部分行业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 其中公路内河运输也在营业税改增值税范围之内, 运费项目由原来的一份金额的运输业专用发票改为票面中分为两部分———运费本身及11%税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在煤炭批发业务中, 这部分11%税率的税额可以与货物成本所附加的17%进项税一起从17%的销项税中抵扣。

那么是不是确定销售价格时只需在两票结算的定价基础上再加上运杂费的含税总额即可呢?我工作中有的客户就是这样和我们谈的,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因为, 运杂费总额一旦开进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中, 在运杂费总额中占比至少89%或者更高比例 (因为杂费是不可以抵扣增值税的) 的单纯运杂费本身即刻变成了1÷1, 17=约85.47%的收入, 这样直接导致损失利润, 占运杂费总额的至少3.53%。正常大批煤炭购销大多走铁路运输, 目前铁路运输业尚缴纳营业税, 还未转变为缴纳增值税。运输发票中只有运费、铁建基金、专用线运费可以抵扣7%的进项税, 算下来扣除7%进项税剩余的纯运杂费占运杂费总额的93%以上, 按照上述计算, 开进增值税销售发票以后, 损失利润占铁路运杂费总额至少7.53%。

那么该怎样确定这样的交易销售总额呢?我认为应该在上游单位开来的总含税成本的基础上, 加合同约定总含税毛利, 再加已知扣除进项税部分的纯运杂费*1.17, 另外由于这部分纯运杂费要缴17%的销项税, 大于其进项税部分的多缴的增值税会产生这部分增税13%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水利建设基金, 也要加到含税销售总额中去, 并且要乘以1.17倍。下面举例说明:

假设:购货含税金额1170元, 其中货物成本1000元, 17%进项税170元。运杂费105元, 其中纯运杂费98元 (不含税) , 计入7%增值税进项的是7元。计划含税利润50元。

则50+98*1.17=164.66元可视为增值额部分 (含税) ;运费部分所缴的销项税是98*17%=16.66, 考虑到运费中有7元可以抵扣, 那么运费部分多缴的增值额=16.66-7=9.66元, 属于这部分增值税的附加税费=9.66*13%=1.26元, 这是净上缴税数, 因为要开入增值税票, 故要再乘以1.17倍, 即1.26*1.17=1.47元。

这样, 开给客户的总含税金额构成如下:

其中不含税收入:1336.13/1.17=1141.99元, 销项税1141.99*17%=194.14元。

这里也许客户会问, 这样得出的含税毛利不是大于约定的50元吗?其实这个9.66元的差, 就是纯运杂费部分多缴的增值税, 即98*0.17%-7=9.66元。

这个结果和两票结算条件下的不含税毛利50÷1.17=42.735 (元) 大体一致。

由以上推出结论:一票结算中, 已知上家货物含税成本和运杂费明细单据, 开给客户 (下家) 的总销售金额可以套算的算法如下:购货含税金额+目标含税利润+纯运杂费*1.17+ (纯运杂费*17%-运杂费中可以抵税的数) *13%*1.17。在这个公式中, 不论运费进项税率是7%还是11%, 都不会受影响。

实际经营过程中, 还会出现另一种情况, 那就是同样是一票结算, 已知的是和下游企业谈好的销售总额;确定的供货方;确定的购货数量及运杂费明细数额;确定的目标含税利润。要确定的是上游供货方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购货成本可以接受, 其道理和第一种情况类似, 只不过计算方向相反。计算公式如下:

可接受购货含税成本如下:含税销售总额-目标含税成本-纯运杂费*1.17- (纯运杂费*17%-运杂费中可抵税部分) *13%*1.17

只要对方开出的价格等于或低于上式的计算结果即可。不过基于目前部分行业经济形势所限, 以及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考虑, 上游客户开给我方的含税总金额会等于上述计算结果。在这里就不再举例说明。

在平时的工作中, 可以把上述两种计算方法做成excel表格的形式发给业务部的销售部门及销售经理, 以方便和供货商或客户的业务洽谈, 节省谈判时间, 锁定目标利润。

摘要：大宗货物一票结算中, 如何确定销售总额?如何确定购货成本?

一票否决制论文 篇11

透视新规：教育部将划定“师德红线”

教育部9月3日提出，要把师德建设纳入教育督导评估体系，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师德投诉、举报平台，将违反师德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还要划出师德红线，制订国家层面对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处理办法。

近年来，一些教师严重违反师德的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损害了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针对此，教育部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制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于9月3日向社会公布。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说，教育部将以建立健全师德年度评议制度、师德问题报告制度、师德状况定期调查分析制度和师德舆情快速反应制度等手段，构建“净化”师德的动态监督体系。

《意见》提出，要建立包括教育、宣传、考核、激励、监督、惩处、保障等七大机制在内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如：将师德教育纳入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师范生培养、新任教师岗前培训、在职教师培训都必须开设师德教育课程；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评优奖励的必要条件，作为晋职晋级、人才培养的优先条件，师德考核不合格者年度考核应评定为不合格，并在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职务（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评优奖励和特级教师评选等环节实行一票否决；突出师德激励，将师德表彰奖励纳入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奖励范围。

《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订当地师德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制订师德考核办法，学校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

教师资格实行5年一注册

记者获悉，2011年教育部在浙江、湖北两省率先启动了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和定期注册试点工作。2012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河北、上海、海南、广西等6省区市。改革试点的内容不仅统一了教师资格考试的标准和考试大纲，同时还提出师范毕业生不再直接认定教师资格，需要统一纳入考试范围。此外，这一试点工作还打破了教师资格终身制，实行5年一周期的定期注册。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6省区市参加考试人数28.08万人，通过7.72万人，通过率仅为27.5%。这与改革前各试点省考试70%以上的通过率相比着实下降了不少。这意味着教师资格考试对标准的把握更加严格，提升了教师队伍来源的质量。此外，还有66个区县4 706所中小学的18.9万教师申请首次注册，通过率为99.2%，不予注册或暂缓注册了一批不合格教师。

教师收礼严重者可开除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表示，教育部出台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对于这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但同时也需要建立一个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

据悉，由教育部组织制订的《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将于近期发布，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年底前正式出台。其中明确规定了教师不可触犯的禁行行为，包括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教师课外有偿补课、节日期间收受学生家长礼物等，都属于触犯师德红线。

对于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直至开除处分。涉及违法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部门。对教师严重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监管不力，拒不处分、拖延处分或者推诿隐瞒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对教师考核有一票否决权

中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介绍说，根据《意见》，未来将把师德考核作为教师考核的核心内容，“严格师德考核，在文件当中首次提出师德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年度考核不合格，在教师管理的每个环节，包括教师定期注册，职务评审，岗位聘用，特技师评选中一律实行一票否决。”

《意见》提出，要强化师德监督，将师德建设纳入教育督导评估体系。建立师德年度评议制度，师德问题报告制度，师德状况定期调查分析制度和师德舆情快速反应制度，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师德投诉、举报平台。与此同时，对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许涛表示，教育部还将在年底发布“师德红线”，并制订国家层面对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处理办法。

权威解读：一纸规范能否遏制师德滑坡？

这一纸规范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能否遏制乱象？有关专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师德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资源寻租

近年来一系列性侵学生、虐待幼童的热点事件折射出极少数教师道德沦丧，而社会反映最强烈的师德问题一是教师收礼，二是私下补课。

“这些师德乱象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教育资源不均衡，一些老师利用手中掌握的教育资源进行寻租。”江苏省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张扬生说，比如，家长给老师请吃送礼，老师就能在学生评“三好生”、当班干部以及升学推优中给予照顾。

此外，教师收红包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和当前社会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张扬生说，目前社会上送礼之风日盛，一些家长担心不送礼会引发老师不满，往往会“随大流”给老师送礼。“虽然收礼只是部分地区、部分学校、部分老师的行为，但这些个体行为已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和教育声誉。”

还有一些老师出于经济利益驱动，暗地办培训班补课。家长出于成绩考虑，也愿意花钱补课。这种行为虽然违规，但由于老师、家长双方“你情我愿”，查处十分困难。

师德规范的落实要立法与监督并重

在欧美一些国家，公立学校教师收受家长、学生的礼物超过一定金额，即可被判定为受贿。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尽管国情不同，但维护师德尊严的理念是一致的。遏制师德乱象应推进立法，把当前的师德禁令具体化，如规定老师收受财物达到多少数额即犯受贿罪，提高法规的可操作性。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师德是比法律更高的要求，教师不得侵害学生权益、不准体罚学生等规定都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里规定的东西，通过行政手段将这些纳入师德规范，实际是对师德的一种“矮化”，应进一步厘清法律和师德规范的关系。他强调，校园性侵案本质上不是师德问题，是法律问题，是由于司法处理不够导致的。将校园性侵案纳入司法及时、严肃处理，是治理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

殷飞表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坚定信仰，不能以普遍行为、社会风气等为借口，降低对自己道德、行为的要求。教育部出台强化师德监管的长效机制，关键在执行。建议引入媒体、家长等社会各界力量，加强对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监督。

既要抓师德建设，也要依法保障教师权益

“现在更应该关注教师队伍是不是按照职业属性来建设的问题，不然师德就沦为空泛之谈。”熊丙奇说，当前行政对办学过多干预，设立诸多不合理的考核指标来评价教师，让很多教师被非教学工作任务折腾，产生强烈的职业倦怠感。

熊丙奇认为，师德规范不是技术活，教师的行为规范按准则一板一眼做了，不见得就是合格的教师。师德规范本质是行业规范，应该由教师群体协商制订，共同遵守。而行政部门在学校管理和教师管理中，应依据现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进行监管。因此，加强师德建设，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办学环境，给教育自主的空间。

多年来，虽然国家大力倡导尊师重教，但仍有一些教师感到待遇没有得到保障。熊丙奇指出，我国早在1994年就明确规定，教师待遇不得低于公务员平均水平，但在一些地方，这样的规定至今“还没落地”。

在不少专家看来，关注师德问题，更要关注有没有依法治校。比照国外一些国家，我国学校大部分尚未建立独立发挥作用的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也是造成教师责任不清、师生关系异化、家校矛盾突出的根源所在。

“要建设师德，首先要依法保障教师权益，遵照教师职业属性和教育规律来建设教师职业队伍，按照法律规范来保障教师权益，这样教师才会真正珍视并热爱‘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熊丙奇说。

专家声音：社会应对师德多提倡多监督

2013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甘肃省兰州市实验幼儿园刘志：缺乏教育信仰导致教师师德出现问题

师德是作为一个教师最基本的要求。为什么现在有些老师的师德会出现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缺乏教育信仰，所以有时候我会问我们的老师，你对学前教育的信仰是什么？人没有信仰你说他的道德底线在什么地方？我做这项工作的原则底线是什么？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最根本的教育目的就是立德树人。知识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有时候我跟我们的家长说，如果幼儿园把什么都教了，要小学、中学、大学干什么？一个人的知识要靠慢慢积累，道德情操也是如此。为人师者亦应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人格和精神进行塑造，假如我们不注重自己的人格修养，师德的体现，那我们怎么去影响和改变孩子？同时，我们对师德也不要期许过高，不能把老师放到教师的神坛上，他毕竟也是人。老师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讲良心、尽本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只拿师德说事，必会“摁下葫芦浮起瓢”

只拿师德说事，肯定会“摁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一个问题又会有新的问题冒出来。多起师德败坏事件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不能将一个复杂的系统原因简单归因于一个问题，“教师本应是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但在不少基层学校，很多教师的基本待遇都没有得到保障，加上升学率的压力，使他们的职业尊严感和生活幸福感都不高，影响到他们对待教学的态度。

师德往往会受到社会整体风气和行业体制的影响。现在整个教育评价过于单一，学校盲目追求分数、升学率，学生和家长也被各种考试压得喘不过气。在整体性和体制性症结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师德建设只能沦为空谈。应该从改革教育评价体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依法治校等多方面入手，合力解决师德建设难题；还要注重提高教师待遇，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让教师能从心底珍惜这份事业。

可增添一些人性化、可操作的细则以确保规范落地。比如说送礼问题，可以借鉴一些欧美国家的做法，规定送礼物的额度。如果多些这样的规定，既可以给学生留有尊师重道的通道，也可以和谐师生关系。

一票否决制论文 篇12

一、对本案三大理由的分析

(一) 公告否决该项并购的理由

1.传导效应

集中完成后, 可口可乐公司有能力将其在碳酸软饮料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传导到果汁饮料市场, 对现有果汁饮料企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进而损害饮料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进入限制

品牌是影响饮料市场有效竞争的关键因素, 集中完成后, 可口可乐公司通过控制“美汁源”和“汇源”两个知名果汁品牌, 对果汁市场控制力将明显增强, 加之其在碳酸饮料市场已有的支配地位以及相应的传导效应, 集中将使潜在竞争对手进入果汁饮料市场的障碍明显提高。

3.挤压效应

集中挤压了国内中小型果汁企业生存空间, 抑制了国内企业在果汁饮料市场参与竞争和自主创新的能力, 给中国果汁饮料市场有效竞争格局造成不良影响, 不利于中国果汁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 对三大理由的分析

商务部对于上述理由的阐述都比较概括, 引入了“传导效应”作为其禁止交易的主要理论依据, 并没有对传导效应如何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做出任何论述。对此, 商务部发言人姚坚在2009年3月24日就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公司反垄断审查决定答记者问时, 又对此次审查决定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 姚坚进一步解释了传导效应在此次交易中的应用, 认为可口可乐公司为谋求其自身的利润最大化, 有能力在并购后利用其在碳酸软饮料市场上的支配地位, 将果汁饮料与碳酸饮料搭售、捆绑销售或附加排他性交易条件, 将其在碳酸饮料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传导至果汁饮料市场, 这将严重削弱甚至剥夺其他果汁类饮料生产商与其形成竞争的能力, 从而对果汁饮料市场竞争造成损害, 最终使消费者被迫接受更高价格、更少种类的产品。[1]

对于相关市场的划分, 商务部将本案的相关市场界定为果汁类饮料, 其中包括100%纯果汁, 浓度为26%-99%的混合果汁, 以及浓度在25%以下的果汁饮料。姚坚透露, 根据市场调查和搜集的证据, 商务部将此案相关市场界定为果汁类饮料市场, 理由是:果汁类饮料和碳酸饮料之间替代性较低, 且三种不同浓度果汁饮料之间存在很高需求替代性和供给替代性。

1.对传导效应的分析

从商务部发言人姚坚的回答中, 我们可以看出, 商务部认为可口可乐公司在交易后有能力通过搭售、捆绑销售或附加排他性交易条件, 将其在碳酸饮料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传导至果汁饮料市场。

事实上, 传导效应并不是十分成熟的理论, 从产生之初就饱受争议, 在美国近年来甚至基本被抛弃。[2]同时, 传导效应并没有严格的定义, 通常被形象地成为“杠杆理论”, 根据欧盟2007年11月发布的《理事会关于在控制企业集中条例下的非横向合并评估指南》, 杠杆效应指的是通过搭售或捆绑的产品所具有的强势市场地位来提高另一个市场上产品的销量。理论上, 传导效应包括搭售、捆绑销售、掠夺性定价与独家销售等排他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搭售或捆绑销售。[3]

如果运用传导效应到本案中, 首先应分析可口可乐与汇源分别在碳酸饮料市场及果汁饮料市场的市场份额如何。从碳酸饮料市场来说, 根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 可口可乐公司占全国碳酸饮料市场份额为60.60%, 占据了市场支配地位。而根据《2009-2012年中国果汁市场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 汇源在国内整个果汁饮料市场上占有10.3%, 位居第一, 可口可乐公司占有9.7% (美汁源品牌) , 位居第二。此外, 根据该报告, 中国果汁饮料市场上有哇哈哈、汇源、农夫果园、统一鲜橙多、美汁源果粒橙、酷儿、露露等众多一线品牌的激烈竞争, 汇源虽位居第一, 但其市场份额并没有使它占据支配地位, 即使与美汁源品牌合并, 也只占据20%的份额。

由以上分析和数据可以得出, 可口可乐在碳酸饮料市场具有支配地位, 汇源所在的果汁饮料市场不具有支配地位, 虽然在交易后, 可口可乐在果汁饮料市场仍然不具有支配地位, 但是完全有能力在其碳酸饮料市场上通过搭售、捆绑销售果汁饮料, 来提高其在果汁饮料市场上的销量。例如, 并购后可口可乐公司可以要求全国各地经销商必须同时购买打包的碳酸饮料产品和果汁饮料产品, 才能获得优惠折扣。[4]

2.对进入限制的分析

商务部将进入限制列为理由之一, 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传导效应的影响。如果不考虑传导效应, 那么交易完成后, 可口可乐所控制的两大果汁饮料品牌合并占有的市场份额为20%左右, 并不能独当一面, 果汁饮料市场本身已有另外众多一线果汁饮料品牌的竞争, 其他潜在竞争对手进入该市场的障碍早就存在。可以说, 在交易前与交易后市场的进入障碍并不会产生显著的变化。但是, 如果受到传导效应的影响, 可口可乐有能力运用其在碳酸饮料市场的支配地位, 扩大其在果汁饮料市场上的势力。例如, 有学者担忧, 并购后可口可乐公司为全国各地经销商免费提供的自动售货机冷柜中肯定会摆放汇源果汁饮料, 但其他果汁饮料没有这项福利, 仅此一项, 国内其他果汁饮料企业难以与其竞争, 极大地增强了其他竞争者的进入障碍。

3.对挤压效应的分析

商务部给出的第三条理由实际上十分抽象, 比其他两个理由更具概括性, 具体该项并购如何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并没有给出解释。从各项数据来看, 如果要说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那也是在交易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 国内果汁饮料市场基本上由一些一线的大品牌占据, 中小企业很难与之抗衡, 这是所有大品牌集体造成的影响。笔者认为, 交易后的格局对这一即成事实并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 如果交易后, 依托传导效应的影响力, 中小企业的生存很有可能受到进一步的挤压。

二、对本案三大理由的评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在三大理由中, 传导效应无疑是主轴, 笔者认为, 商务部禁止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中国汇源公司的决定是正确的, 采用传导效应这一理论也是可行的。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已经建立了非常巨大的营销网络, 包括上下游合作企业、经销商、自动售货机等, 产生了巨大的品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在并购前, 可口可乐和汇源之间是竞争对手, 但并购后位居果汁饮料市场第一和第二的企业之间的外部竞争关系消灭了, 两者转化为内部互惠交易, 合并后的可口可乐公司拥有更大的地理市场和更多品牌产品组合力量来传导市场势力。倘若并购成功, 可口可乐公司将有能力, 并且可以说是轻易地采取多种垄断策略来提高其在果汁饮料市场的势力, 排除、限制其他企业的竞争。

但是, 商务部在该禁止决定中, 只是概括性地提出了三项理由, 没有对此做出更多的解释, 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因而说服力不强。很多学者认为, 2003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并购澳大利亚贝里公司的案例对中国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中国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与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发布的决定对于相关市场的界定及影响竞争分析基本相同, 但相比之下,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审查决定说理更加详细和具体, 更有说服力,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传导效应的分析上, 通过调查研究, 委员会发现可口可乐公司给予非杂货商的供应商在“核心系列”商品 (包括但不限于碳酸饮料、运动饮料、瓶装水、果汁等一系列饮料商品) 上一个折扣, 鼓励其购买。由此证明可口可乐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通过搭售等行为将碳酸饮料上的优势地位传导至果汁饮料市场中。而商务部在决定中只提及可口可乐有能力进行传导, 没有通过考察可口可乐公司现在的行为, 或者没有在决定中说明其调查的结果, 来论证其在未来进行搭售、捆绑销售的可能性。

2.数据分析与运用。委员会在决定中充分运用了市场份额的数据分析, 提及果汁饮料市场的集中度十分高, 前三大厂商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 因而该市场的市场进入已经被证明壁垒很高, 因此委员会倾向于认为合并后会使得果汁市场的市场进入变得困难。但是, 商务部没有运用相关的市场份额数据对其提出的理由进行进一步分析和说明, 没有为之提供更多合理性的解释。

另外, 在并购救济方面, 委员会说明了可口可乐公司曾经向其提出过保证不进行捆绑或搭售果汁饮料或试图进行其他被其认定会将碳酸饮料与果汁饮料进行联系的行为, 但委员会质疑该等救济措施在未来真正会实施的可能性, 而且对于委员会来说, 监督成本太高。事实上, 委员会的这一解释十分合理, 并且值得借鉴, 但商务部在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商谈”这一部分, 没有给出具体的商谈内容以及拒绝理由。

三、总结

商务部禁止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公司的决定正是由于上述不足, 受到很多的不满和质疑, 并且被怀疑是受与竞争法无关因素的干扰, 如政治因素、民族情绪等, 而做出该决定。可口可乐并购汇源被禁止, 就被怀疑是出于保护民族品牌的考量。时至今日, 在《商务部公告2012年第49号——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沃尔玛公司收购纽海控股33.6%股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中, 商务部继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后, 第二次在公告中使用传导理论来进行相关市场的竞争分析, 但仍然没有在公告中提供具体的解释。在这个案件中, 商务部认为, “并购后实体如通过益实多1号店进入增值电信业务市场, 将有能力依托现有实体零售市场与网上零售业务的综合竞争优势迅速扩展业务, 在增值电信业务市场取得优势地位, 实质性增强其对网络平台用户的议价权, 从而在中国增值电信业务市场可能具有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最终, 商务部对该项收购提出了限制性条件, 即沃尔玛不得通过VIE架构从事目前由益实多运营的增值电信业务。但商务部未就该传导效应实现的路径和可能性进行有力论证, 有学者认为, 该案是商务部表达了对VIE结构的不认可态度, 借用反垄断申报来对该等结构进行管制, 而并不是根据反垄断法做出的客观裁决。

综上, 笔者认为商务部在可口可乐公司并购汇源公司一案中, 运用传导效应理论进行竞争分析, 是正确的, 但做出经营者集中审查决定时, 应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 掌握充分的资料和证据, 对其提出的禁止理由进行合理解释和论证, 从而增强决定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消除外界对于商务部是出于政治性考量、品牌保护、投资限制等做出决定而不是通过反垄断进行客观裁决的疑虑。

摘要：商务部在2009年发布公告, 否决可口可乐并购汇源, 提出了否决该并购的三大理由, 并且引入了“传导效应”作为其禁止交易的主要理论依据。很多学者认为, 2003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并购澳大利亚贝里公司的案例对中国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产生了重大影响。相比之下,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审查决定说理更加详细具体、更有说服力, 而商务部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禁止交易的理由, 因而受到颇多不满和质疑。

关键词：可口可乐公司,汇源公司,反垄断,经营者集中,并购,传导效应

参考文献

[1]姚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就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公司反垄断审查决定答记者问[EB/OL].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ae/ag/200903/20090306123715.html?1465070945=303718963, 2009-03-24.

[2]李剑.反垄断法中的杠杆作用——以美国法理论和实务为中心的分析[J].环球法律评论.2007 (1) :26.

[3]冯江.使命、责任、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334-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