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精选8篇）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 篇1
一、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主体的现状
在大量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 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数额是一直困扰司法机关的难点问题之一。自从开展专利审判工作以来, 最高人民法院就陆续制订了关于赔偿数额的司法解释, 但在现实中除了法定赔偿外, 诸多的侵权赔偿数额确定原则及其细化性规定很难得到贯彻和执行。在司法实践中, 或因原告无法提交相关证据, 或因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因此, 无一案件不最终由法院根据《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酌定赔偿数额。
但是, 由于酌定的数额可能与实际损失数额有相当的差距, 因此, 其与我国民法理论中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损益相当原则”相悖。在此背景下,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应运而生。但是, 由于我国的证据与鉴定立法比较滞后, 目前诉讼中的知识产权损害评估至少存在以下问题: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性质不明;评估机构管理无序, 如目前既有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 也有财政部门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管理;评估人资格没有统一标准;评估人培训考核晋升不完善、评估的范围、对象无法律规定;评估的标准不明确等, 但最关键的问题是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的性质不清, 其究竟属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 (鉴定结论) 抑或专家咨询, 目前的法律还没有具体涉及, 相关的制度也未建立。
按照《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 可以进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的只能是经财政部门批准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 而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四条、第五条规定, 可以进行司法鉴定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目前, 各地的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机构即属此。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主体混乱直接使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报告的效力受到了影响, 使其是否具有证据效力受到了质疑。
造成目前法律关系主体混乱的重要原因是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的性质不明, 因此, 明确其性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解决上述问题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司法鉴定。其做出的评估报告当属于鉴定结论, 具有证据效力。另一种是专业咨询。在民事诉讼中, 的确存在法官需向专家进行咨询的情况。其中, 既有进行技术咨询的情况, 也有进行专业法律咨询的情况。如果能聘请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 使咨询专家也受到一系列庭审规则的制约, 如回避制度、合议制度等等, 既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也可以较好地解决法官对专门问题的认知能力不足的情况, 值得提倡。但是, 专家参与咨询, 无论是技术咨询还是专业法律咨询, 往往都是非书面, 也是不通知当事人的, 是法官在开庭和合议之外进行的。这种做法剥夺了当事人听审和申辩的权利。它既无法保证咨询专家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 又无法使专家对咨询结果承担责任。而将裁判结论建立在没有参加庭审, 没有经过质证和辩论, 不承担相应后果的所谓专家意见之上, 这对当事人是极不公平的。违背了诉讼的正当程序要求, 也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法定证据原则和辩论原则, 是不应当提倡的。
综上所述, 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诉讼中, 将知识产权损害评估在性质上界定为司法鉴定更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精神。
二、国外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法律关系主体的构建
(一) 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鉴定人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是中立的鉴定人制度。其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 受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 鉴定人往往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者, 承担着近乎法官的司法职能, 鉴定被视为是帮助裁判者发现真相、实现正义的活动, 因而, 鉴定人是“帮助法院进行认识的人”, 是“法官的科学辅助人”。这种性质和地位决定法官有权指定、聘请鉴定人, 也决定了大陆法系各国法律要求鉴定人对双方当事人采取中立的立场。
其二, 鉴定人既然作为“法官的科学辅助人”, 因此, 如同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样, 担任鉴定人也应该有严格资格。大陆法系的鉴定人资格原则采取的是法定主义。在法国, 法律将鉴定权具体授予特定的人或特定的机构, 鉴定人的资格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 必须是已在鉴定人名册上登记的人。特殊情况下可以选任没有在鉴定人名册上登记的人, 但必须要附有理由。 (1) 第二, 鉴定人的立场或职务必须与鉴定工作不矛盾。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7条规定:“专家应从最高法院办公厅制定的全国专家名册中所列的自然人和法人中选取, 或者从各上诉法院与总检察长商定提出的名册中选取。”因此, 法国的最高法院办公厅每年都制作全国性鉴定人名册, 各上诉法院也可按不同专业作成鉴定人名单, 公布所列的自然人和法人作为鉴定人, 法院通常从中指定具体诉讼中的鉴定人。鉴定人登入名册或被删除的程序由行政规章予以规定。鉴定人在程序上通常是借助调查, 形成书面意见结论后提交法院, 该意见结论在诉讼上即可构成案件记录的内容之一, 由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进行质疑、辩论, 然后由法院根据情况作出判决[1]。而大陆法系的另一重要国家———德国, 对鉴定人资格的审查主要是由法官进行。德国法律规定, 法官有权指定鉴定人, 这种鉴定人称之为“官方鉴定人”, 倘若无特别情况, 一般应首先使用官方鉴定人。 (2) 此外, 大陆法系在民事诉讼领域中还采用任意主义来界定鉴定人的资格。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232条规定:“法官得委派其挑选的任何人, 通过验证、咨询或鉴定, 以查明应有技术人员协助才能查明的某个事实问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04条规定:“当事人一致同意某特定人为鉴定人时, 法院应即听从其一致意见。”从而表现出对鉴定人资格采取的任意主义。类似的规定也存在于俄罗斯联邦、日本以及中国澳门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典中[2]。
其三, 在鉴定人的选任方式上, 采用的是法官主导选任方式。在大陆法系不少国家, 鉴定人一般是由司法官聘任的, 其参与诉讼的目的是帮助法官对事实进行认定, 其职责是弥补法官知识和经验的不足, 因而被视作法官的助手, 是“法官的科学辅助人”。因此, 司法鉴定活动带有准司法性质, 鉴定人的地位在制度上得到确认。但是,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在现代许多大陆法系国家, 鉴定人的选任制度已经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由法院或法官指定、聘任或委托, 而是更多地体现尊重和重视当事人的意志。
(二) 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鉴定人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模式属于当事人主义, 因此, 其采用的是对抗鉴定人制度。该制度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其一, 在英美法系国家, 无论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 就其形式而言, 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完全平等, 因而法律将鉴定人定位于诉讼当事人的科技助手, 被称作专家证人 (expert witness) 。而证人具有很强的附属性, 即证人是“当事人的证人”, 因此, 这种定位完全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对鉴定人是“法官的科学辅助人”的定位。
其二, 受对抗鉴定人制度的影响, 英美法系在鉴定人资格方面采用的是有限的任意主义原则, 如美国, 在立法上并不确定鉴定人资格, 也不将鉴定权固定授予特定的人或特定的机构, 任何人 (所有“经过该学科科学教育”的人, 或者“掌握从实践经验中获得的特别或专有知识”的人) 都可能成为案件的鉴定人, 只要参与审理有关案件的法官或陪审团认为具备鉴定人资格即可。当事人选定鉴定人是通过委托的方式实现的, 采取的是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的英格兰,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对初级鉴定人实行登记准入制度。1999年4月26日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正式生效, 是英国民事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全新起点。新《民事诉讼规则》关于专家证人的规定作了许多修改, 主要包括四方面:进一步强化专家的公正职责;限制专家证据不必要的使用;法院有权强制运用单一的共同专家;鼓励专家证人之间的合作等, 集中表现了对专家证人的限制。
其三, 此种模式的鉴定人选任最为主要的是当事人主导方式。在英美法系传统的对抗式诉讼模式下, 专家证人和律师一样, 是当事人重要的诉讼武器, 当事人都有权委托鉴定人。专家证人根据当事人指示就技术问题提出意见并服务于委托人。因此, 当事人选定的这些专家证人, 尽管提供所谓“科学”证据, 但事实上专家意见一般皆对委托人有利, 在许多情况下, 其与代理律师合为一体置于同一当事人阵营而与对方对抗, 故在美国经常发生所谓的“鉴定大战”[3]。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规定, 法院可依职权选任公平的专家证人, 并由公共机关对这个专家给予一定的补偿, 同时, 并制定出各专门领域权威机构提名的公共专家名册, 由法院从中选任专家。当专家证人的意见对立时, 法院选任的专家证人由于不具偏袒性, 易取得陪审团的信任。但是尽管如此, 法庭选任专家证人的情况不多, 当事人选任鉴定人的情况仍占主流。
综上所述, 英美法系国家主要致力于强化鉴定人的公正地位, 以遏制鉴定的过分当事人化。大陆法系国家则努力强化鉴定程序中的制约机制, 并增强控辩双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能力, 以减少鉴定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对于我国而言, 目前的司法鉴定制度还有诸多问题亟需解决, (1) 在未来的改革中, 可充分借鉴两大法系的优点来完善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 以及构建属于司法鉴定领域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制度。
三、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评估主体的构建
(一)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主体界定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委托人与被委托人, 委托人即要求被委托人对受到侵害的知识产权进行评估的人, 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委托人包括诉讼阶段的委托人与非诉阶段的委托人, 具体而言, 包括法院;知识产权权利人以及其他的利害关系人, 即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而狭义的知识产权委托人仅指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委托人, 其确定取决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的性质, 前文已述, 我国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应该属于司法鉴定的一种, 可在未来的改革中借鉴大陆法系的做法加以完善。具体而言, 包括自然人、社会中介机构, 如资产评估机构或者专门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 以及目前实践中的一些司法鉴定机构。在法律体系中,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因此, 按照大陆法系的传统, 我国应建立中立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主体制度, 在此制度中, 即委托人包括法院和当事人。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的另外一方主体为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是“帮助法院进行认识的人”, 是“法官的科学辅助人”。 (2)
(二)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主体的资格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主体资格中, 最为重要的是被委托人, 即评估人的资格界定。前文已述, 评估人是作为“帮助法院进行认识的人”, 是“法官的科学辅助人”, 法官有权指定、聘请知识产权损害评估人, 但是, 其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我国可以借鉴法国等国的鉴定人名册制度, 建立知识产权损害评估人名册。凡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评估人条件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都可进入评估人名册, 而能够进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的主体必须是在评估人名册中登记的特定人或特定机构。但是, 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选任没有在鉴定人名册上登记的人, 但必须要附有选任理由。
对于评估人而言, 进入名册须具备以下积极条件: (1) 自然人的积极条件: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业务相关的专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业务相关工作十年以上经历, 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参加了执业责任保险。 (2) 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积极条件:有明确的业务范围、章程;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所必需的仪器、设备;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所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每项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业务有三名以上评估人;能够独立的承担民事责任。
而消极条件即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的成员具备以下情形的其中一项, 不得担任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的评估人。其具体如下:因执业、经营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 受到行政机关、监管机构或者行业自律组织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之日起未逾三年;因涉嫌违法行为正被相关部门调查;因不适当履行职务或者拒绝接受人民法院指定等原因, 被人民法院从评估人名册除名之日起未逾三年;缺乏担任评估人所应具备的专业能力;缺乏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 以及被撤销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人登记的人员;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履行评估人职责的其他情形。
摘要：因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性质的不明, 导致了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法律关系主体混乱。因此, 将知识产权损害评估在性质上界定为司法鉴定更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精神, 并应以此为基础, 确定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评估主体, 实现权利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主体
参考文献
[1]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232.
[2]沈健.比较与借鉴:鉴定人制度研究[EB/OL].http://www.privatelaw.com.cn/, 2011-01-20.
[3]谷口安平.程序正义与诉讼[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265.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 篇2
1、对于纯精神利益损害的赔偿和精神痛苦的慰抚金赔偿算定，适用概算规则
法官将案件情况分为加害人过错程度的轻重、受害人被侵害的精神利益损害后果及所受精神痛苦程度、双方的经济负担能力及经济状况和受害人资历这四种因素，基中前三种是着重考虑的因素。在计算时，首先按照当地精神损害赔偿金的一般限额、分成低、中、高三个档次，按前三种着重考虑的因素确定适用哪一个档次;然后再按照其他因素在这一档次的幅度中，上下浮动，最后确定具体赔偿数额。
2、现行立法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算定已有明确规定的，应当比照该规定算定赔偿数额
一般而言，造成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会高些;造成残疾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会低些。我国并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作出规定，更没有上下限。不过目前我国极个别地区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上限规定，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精神损失费的赔偿数额一般不得超过5万元，确有特殊情况的，赔偿数额也不得超过10万元。
3、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标准在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
侵犯知识产权 不仅是经济赔偿 篇3
擅自翻印畅销书
单位受罚个人领刑
南京出版社享有《小学课课通课时作业》丛书的版权，授权超诚公司自2010年秋季开始负责包销，并由金灿公司负责第3次、第4次印刷。超诚公司在未取得南京出版社许可进行第5次印刷的情况下，以营利为目的，委托金灿公司通过更换库存版本封面、扉页、版权页的方式复制该丛书16个品种46349册，并在更换的版权页上标注2011年11月第5次印刷。金灿公司明知超诚公司未取得合法委印手续，仍依要求完成了上述复制行为。2012年1月至2月间，超诚公司将上述复制图书中的12587册销售给南京春秋书店、南京博雅达书店、扬州大百科书店、镇江成才书店等14家书店。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超诚公司、金灿公司以及超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超、金灿公司负责人童世民涉嫌犯侵犯著作权罪，诉至鼓楼区人民法院。
随后，鼓楼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超诚公司和金灿公司犯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陈超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童世民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郾5万元。陈超、童世民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擅自复制发行他人作品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此案一审承办法官衣硕朋表示，超诚公司、金灿公司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著作权人南京出版社享有著作权的文字作品46349册并发行12587册，情节特别严重。陈超、童世民分别系超诚公司、金灿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超诚公司、金灿公司、陈超、童世民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被告单位超诚公司与金灿公司共同故意实施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系共同犯罪，地位作用相当，不区分主从犯。被告人陈超系初犯，事发后能够积极召回侵权图书，减小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庭审中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有悔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童世民系在公安机关立案并掌握其基本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如实供述了犯罪行为，不符合自动投案的构成要件，依法不成立自首。但其系初犯，在犯罪行为中仅有复制行为，且在归案后直至庭审中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配合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到金灿公司进行检查，提供了印刷侵权图书的传真件、送货单等证据，具有悔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
窃取商业秘密
聪明反被聪明误
三超公司聘请日本金刚石工具行业专家森林秀雄担任总工程师，投入资金研发生产国内市场尚属空白的金刚石线锯设备。三超公司聘请段新苗担任森林秀雄的日语翻译，并要求其遵守保密和竞业限制的规定。段新苗利用担任翻译的便利条件，违反三超公司保密规定，多次将该公司处于非公开状态，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生产金刚石线锯设备的技术图纸、配方、工艺程序、试验记录、设备提供商等资料进行拷贝。其后，段新苗以技术入股形式，与他人成立万牙索公司，利用从三超公司获取的金刚石线锯生产设备技术，组装调试制造出完整的金刚石线锯生产设备，共销售设备7台，非法销售额2063万元，非法获利1092万元。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对段新苗提起公诉。江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段新苗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宣判后，段新苗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直接损失难以计算侵权利润视为损失
此案二审承办法官雒强表示，段新苗在三超公司的涉案设备研发成功刚刚投产后的短时间内，以不正当手段从三超公司获取了涉案设备的整体技术方案，并利用这些商业秘密，成立万牙索公司快速制造出涉案设备，销售给其他企业，获取不正当利益，致使部分商业秘密处于公开扩散的状态，侵犯了三超公司的商业秘密。
三超公司以其商业秘密所形成的先进技术优势，研发出涉案设备，该商业秘密可以给三超公司带来长期的巨大市场利益。段新苗的行为给三超公司造成的后果表现为：一是其将涉案设备在市场上公开销售，使得三超公司的商业秘密被非法扩散甚至有丧失的危险；二是购买这些设备的华晶公司等利用该设备生产金刚石线锯产品，与三超公司形成竞争，削弱了三超公司金刚石线锯产品的竞争优势；三是三超公司正当合法的创新利益所受到的经济损失难以计算。三超公司因上诉人段新苗的行为造成的损失难以直接计算，可以以侵权利润视为三超公司的损失。原审法院认定第1台设备净利润为156万余元，有证据支持，认定三超公司的经济损失为1092万元（156万元×7台）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原审法院认定段新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三超公司“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结论正确。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社会危害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
大肆出售假酒
假冒商标受刑罚
赵忠民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自2010年起，在其家中及地下仓库内存放大量假冒的茅台、五粮液、洋河等品牌的白酒，并雇佣侄女赵志娟为送货员、结账员，共同对外出售假酒。仅2010年9月及11月间，赵忠民就向商家销售假冒白酒50余万元。2010年11月19日，公安机关在赵忠民家中及地下仓库内查获未销售的茅台、五粮液、洋河蓝色经典系列等各类假冒白酒14264瓶，货值金额为738万余元。经商标比对确认，涉案商品的商标标识与贵州茅台、五粮液、天之蓝、海之蓝、梦之蓝等注册商标完全一致，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nlc202309020550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赵忠民、赵志娟犯销售伪劣产品罪。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忠民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51万余元；被告人赵志娟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6万元；扣押的赃物假冒茅台、五粮液、天之蓝、海之蓝、梦之蓝、苏酒等共计14264瓶白酒等涉案物品予以销毁。宣判后，赵忠民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库存假酒属犯罪未遂
此案一审承办法官苏泰表示，对白酒使用价值的认定，应该从其理化指标、微生物含量、口感和芳香程度，以及是否对人体健康有益等方面考察和鉴定，商品价格只能作为认定商品价值的参考标准之一。对于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而被告人赵忠民实际销售价格是低于其价格单底价的，被告人赵忠民、赵志娟于2010年9月及11月间已销售假冒白酒金额为50万余元，按照已销售的假冒白酒的平均价格和控辩双方均认可的价格（主要指2斤装茅台酒、高尔夫茅台酒等）计算，对库存尚未销售的14264瓶白酒计算得出货值金额为738万余元，故原审法院认定库存尚未销售的14264瓶白酒的货值金额为738万余元。
被告人赵忠民、赵志娟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茅台、五粮液、海之蓝、天之蓝、梦之蓝等白酒，销售金额均在5万元以上，已构成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告人赵忠民、赵志娟共同实施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系共同犯罪。其中赵忠民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赵志娟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予从轻处罚。被告人赵忠民在实施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过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法官提醒：加大司法保护力度让知识产权保值升值
在司法实践中，以上三个案例是知识产权侵权较为典型的类型。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与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每个成员关联度越来越高。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时有发生，直接影响到了知识创新。只有加大保护力度，才能让知识产权保值升值。
知识产权侵权不可轻视。知识产权侵权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界限往往是涉案标的的大小，通常表现为一定的涉案金额或者侵权产品的数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商标权犯罪要求在相同的商品上使用相同的商标，且犯罪数额达到法定要求；著作权犯罪要求侵权人擅自复制、出版、销售了权利人的作品，且非法经营额或者侵权数量达到法定要求；商业秘密犯罪要求给权利人造成损失达到50万元以上。侵权人一旦越过了上述“红线”，所要面对的将不仅仅是民事赔偿，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知识产权权利人要增强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著作权人可以向版权登记机构申请版权登记；商标权人应尽可能将自己的商标申请注册，在商业行为中应当规范使用注册商标，使自己享有的注册商标具有显著性和区分度；专利权人在撰写权利要求书时应当注意用词的准确性，避免出现有歧义的语句，权利要求书的内容要能涵盖该专利所需保护的全部范围；拥有商业秘密的企业可以通过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等手段以减少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
司法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利器。因此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大证据保全、行为保全以及依职权调查等措施的实施力度，解决权利人维权举证难问题。要依法加大赔偿力度，可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专业方法计算权利人遭受的损失或者侵权人的侵权获利；适当扩大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对于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可结合实际情况从宽审查和认定，且在赔偿责任之外予以单独计算；对于被控侵权人提出合法来源抗辩的情况，依法审查，需要追加被告或者第三人的情况，一般要予以追加，从而减少权利人的诉累和增加获取赔偿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刑事审判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职能，加强对知识产权单位犯罪、有组织犯罪、药品食品等重点领域犯罪以及侵害商业秘密等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罚金刑的适用，并使得被告人丧失再次犯罪的能力和条件。
摘自《人民法院报》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 篇4
一、知识产权的侵权损害赔偿含义
根据我国民法和知识产权法理论,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通常包括三重含义:首先, 它是指一种权利人与加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即公民、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受到他人损害的权利人财产上损失或精神利益的损失, 权利人享有请求赔偿的权利, 加害人员有赔偿义务。其次, 它是一种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根据产权法律的规定, 不论公民、法人等任何主体, 凡侵犯了他人享有的知识产权造成损害, 都应当予以赔偿。再次, 它是一种法律规定的具体的赔偿形式。即当不法行为人侵害了他人享有的知识产权造成损害, 负有赔偿义务。但如果加害人不履行赔偿义务, 权利人就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并通过人民法院的判决强制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赔偿损失是《民法通则》、《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规定的多种具体侵权民事责任形式的一种。
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原则
(一) 全部赔偿原则完整地体现了公平
等价有偿原则等民法的基本原则。等价有偿原则要求如果“民事主体的利益受到损害, 致害方应给予相当于损害价值的赔偿, 使之恢复至未受损害的情况下所应具有的状况”。公平原则则不允许任何一方获得多余的不当利益。全部赔偿也是“赔偿”这个词原本的含义。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893年莫农加赫拉航运公司的诉美国政府的判决词中写道:对某人进行赔偿就是对其丧失之物提供一种充分的和完全的等值物。而如果规定惩罚性赔偿金, 实际上是使受害一方获得了多余的利益, 容易引致的负面效果就是“它会鼓励人们的贪利思想, 鼓励人们去追求不当利益”。这是否有违于民法的公平, 等价有偿原则?实际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知假买假的争议, 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
(二) 适用全部赔偿原则
完全能够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足够的保护。提出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设立惩罚性赔偿金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防止侵权人的侵权所得大于受害人受偿所得情形的出现。但实际上,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受害人的损失范围计算上, 有多种计算方法, 其中一种是“可以把侵权人受偿所得情形的出现, 但实际上,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受害人的损失范围计算上, 有多种计算方法, 其中一种是“可以把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推定为著作权人的损失”。所以, 只要按此种方法计算, 就不会出现侵权人所得比受害人损失还要多的情形。
三、知识产权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适用及法定赔偿制度的完善
(一) 法定赔偿的适用
1. 法定赔偿的适用模式
法定赔偿的适用模式主要有:幅度式、基数式、高限式三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采用了幅度式的立法模式, 规定在5 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最多不得超过50万元。从广义的法定赔偿概念出发, 我国专利法中规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则是一种“基数式”的法定赔偿。“高限式”为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所采用, 两部法律均规定了50万元的法定最高赔偿限额, 对最低赔偿数额没有硬性规定。
2. 法定赔偿的适用次序
即在诉讼程序中与其他损害赔偿原则适用时的次序。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及专利法司法解释中均采用依次适用的模式, 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时, 才适用法定赔偿。对专利侵权而言, 还应满足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等条件才适用法定赔偿。
3. 法定赔偿的适用对象
我国《著作权法》及《商标法》对法定赔偿的适用对象未作明确规定。法定赔偿的适用对象是“幅度式”和“高限式”的立法模式特有的问题, 在“基数式”的立法模式中, 适用对象即为计算的基数, 如商品零售单价等。
4. 确定法定赔偿数额应考虑的因素
在司法实践中, 确定赔偿数额, 首先应当考虑立法所规定的赔偿原则。在采纳单一的全部损失赔偿原则的立法模式下, 赔偿数额的确定应主要参照权利人可能的实际损失, 而在兼采几种赔偿原则的立法模式下, 实际损失对于确定赔偿额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实际损失是对于确定赔偿额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实际损失是所有规定了法定赔偿制度的国家和地区, 在确定赔偿额时均予以考虑的因素。国内学者也提出:“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 应当是损害赔偿计算中心。任何一种方法不能脱离实际损失或者损害事实而单独存在”。
(二) 法定赔偿制度的完善
1.法律
司法解释中有关法定赔偿制度规定应予统一, 在现行《著作权法》、《商标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专利的司法解释中, 有关法定赔偿的规定不尽一致。如《著作权法》中, 适用法定赔偿的次序是, 权利人的损失不能确定的, 依侵权人的获利确定, 侵权人的获利仍不能确定的才适用法定赔偿。《商标法》中, 权利人的损失与侵权人获利之间没有先后次序, 权利人的损失与侵权人的获利之间没有先后次序, 权利人可以选择适用。当两者都难以确定时, 才适用法定赔偿。而在专利法司法解释中, 适用法定赔偿的次序是, 权利人的损失, 侵权人的获利, 合理的许可使用费的1~3倍, 最后才是法定赔偿。从理论上分析, 各种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其基本原理, 适用条件应该基本一致。另外, 法定赔偿制度还应扩大适用到商业秘密等其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2.法定赔偿制度的运用与我国损害赔偿原则的确定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均没有明确规定侵权损害的赔偿原则, 在理论和实务中对此存在争议。笔者认为, 我国在构建民事侵权赔偿体系时, 确立的是全部损失赔偿原则。法定赔偿只是一种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 它可以任何一种赔偿原则为基础。但法定赔偿制度确实将对全部损失赔偿和超额赔偿的区分造成影响, 它易于导致超额赔偿及不足额赔偿。在实践中, 适用法定赔偿时要重点防止产生不足额赔偿的后果。造成不足额赔偿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由于原告对损失数额举证不能, 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不到法院支持, 这种不足赔偿属原告应承担的诉讼风险, 不应由法定赔偿制度加以完全解决;另一种是由于法院未能全面正确地认定“损失”而造成的不足额赔偿, 对于这种不足额赔偿, 在适用法定赔偿时应加以避免。
3.法定赔偿制度适用的对象待明确
法定赔偿是适用于一项专利, 一件商标, 一部作品, 还是对每个侵权行为、每个侵权人实行法定赔偿, 对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对每个侵权行为、每个侵权人都实行法定赔偿的话, 势必导致对连续侵权行为多次适用法定赔偿, 或者导致侵权人的多寡影响到权利人最终获得的赔偿额, 而事实上侵权行为, 侵权人的多寡并不必然代表权利人所受损害的大小。因此, 笔者建议, 借鉴美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以每部作品、每项专利、每件商标作为适用法定赔偿的基准。
4.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应实现与程序法的良好契合
首先, 原告应当就侵权案件适用法定赔偿的原因及事实进行举证, 如无合理可信理由, 法庭可以决定不予适用法定赔偿。责令原告就自己所受的损失或被告所获利益或合理的许可使用费积极举证, 原告在举证时限内怠于举证, 可令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其次, 对于适用法定赔偿的侵权案件, 法院应当适度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原告需要就损害存在的事实进行举证, 在其实际损失无法计算的情况下, 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 尤其对侵权获利举证。最后, 应防止原告利用程序法的规定恶意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原告可能就连续的侵权行为多次提起诉讼, 也可能就共同侵权人分别提起诉讼, 谋求多次反复适用法定赔偿, 获取远远超过损失赔偿。
摘要：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知识产权所蕴含的价值越来越大。知识产权极易遭受不法侵害, 应该怎样保护知识产权, 侵权后如何赔偿, 是侵权行为法学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也是当前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难点。知识产权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对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1]陈洁.著作权损害赔偿研究[D].北京大学法律硕士生论文, 1999.
[2]祝铭山.著作权纠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 篇5
快递公司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应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来确定，而不适用《邮政法》第47条的规定，“未保价的给据邮件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费的3倍;挂号信丢失、毁损的，按照所收取资费的3倍予以赔偿”，即快递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数额可能超过收取资费的3倍以上。
二、快递丢失损害赔偿的案由确定
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快递服务合同不是《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但双方的权利义务类似于运输合同，是寄件人与快递企业之间缔结的，以快递企业将寄件人所交付的物品快速给特定收件人为内容的合同。
三、关于保价条款的效力
大多数快递公司的合同文本上都有保价条款，即快递单上一般载明，寄件人在寄送快件时有权选择保价服务，未报价的快件毁损、灭失时，或者规定最高赔偿限额或者按照快递邮费的几倍赔偿。是否适用该保价条款，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议较大。
律师认为，应当区分下列五种情况：
第一，如果格式免责条款隶属于的合同为《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合同，此时，格式条款必定无效;
第二，若格式免责条款合乎《合同法》第53条规定的无效免责的种类，理当无效;
第三，若格式免责条款指涉失权条款，即免除自己的主要义务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此时合同一开始丧失了根基，应当认定为无效;
第四，若格式免责条款涉及到的仅仅是上述以外的情形，但合同显失公平的，应当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
第五，若不属于上述五种，应当为有效。
四、快递公司提示、说明义务的界定
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应依据以下因素综合判断：第一，提请注意的方法。以“个别特别提醒”为原则，根据具体的交易环境，快递企业应向寄件人明示其条款或以其他方式提醒寄件人注意;第二，提请注意的时间。免责条款必须在快递服务合同签订之前或合同订立指示出示。第三，明晰明白的程度。“合理”的提示必须是以文字、符号、字体等引人注明的特别标识，在显著位置标出，从而使“寄件人”一眼就能注意到，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
五、如何确定赔偿数额
(一) 酌定赔偿：这个问题是保价条款被撤销或者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法官通过对寄件人提交的证据的判断，在内心确认寄件人损失的大概数额，但由于寄件人往往提交的证据不够充分，从而做出一个折中裁定，即酌定赔偿。
(二)可预期损失：《合同法》第113条规定了可预见性规则，即“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遇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银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三)特殊物品的赔偿：特殊物品是指类似于人事档案、毕业证书、相册这样的物品，对于快递公司来说，其可能一文不值，但是对于它的所有者来确实意义非凡，很难通过客观标准来评估和衡量其价值。律师建议寄件人以侵权为起诉请求主张精神损害。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 篇6
绝大多数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采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适用前提虚化、酌定情节泛化，且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还存在重复赔偿情况。正确适用法定赔偿需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调整适用条件，恰当分配举证责任，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将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作为考量因素，强化法定赔偿的惩罚功能，但同时应避免重复赔偿。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条件；惩罚性
D923.49A011707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也叫定额赔偿，是指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确定，且不能通过其他方法确定侵权人的赔偿数额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依职权在法定数额幅度或基数额度内确定具体赔偿数额的一种赔偿制度。①法定赔偿制度的确立，有效地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效率，实现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合理平衡。自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分别对法定赔偿进行规定以来，各地司法实践运用法定赔偿裁判了大量案件②，也针对案件具体情况对法定赔偿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和探索，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适用和完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现实性问题。
一、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发展历程和目标定位
1.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发展历程——从酌定到法定
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是催生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主要缘由。由于知识产权具有非物质性的特点，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害往往很难查证和计算，但损害赔偿又是知识产权权利人提起诉讼的重要诉求。这就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于是，有的法院开始在个别案件中探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酌情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1995年，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美国菲利普·莫里斯产品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打火机总厂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在无法准确查明涉案侵权打火机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的情况下，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侵权产品外壳的数量推定侵权产品的数量，再结合被告上海打火机总厂销售侵权产品的平均价格及该价格与侵权产品生产成本之差价，酌情确定侵权损害的赔偿数额。二审法院亦对上述确定损害赔偿的方法予以认可。③
该案启发人们思考：传统的填平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方法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是否恰当？实际上，被侵权人利润的减少往往跟被侵权人的经营管理状况、市场竞争强度、产品换代及宣传等方面有着质的联系。在大多数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利润的减少与侵权行为缺乏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由于市场因素的不确定性，被侵权人利润在被侵权期间增加的也不乏其例。所以，按被侵权人损失确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有值得商榷之处。
2000年11月22日，在总结地方法院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首次规定了法定赔偿的内容。 参见该司法解释第10条。其后，在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和《商标法》时，法定赔偿制度正式被纳入法律之中。《著作权法》第48条首开先河该条的具体规定为：“侵犯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规定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可以判决50万元以下的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著作权解释》）第25条的规定，上述侵权行为的情节包括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商标法》亦做出了与《著作权法》类似的规定。2013年《商标法》修改时，将法定赔偿额标准明确为300万元以下。《专利法》关于法定赔偿的规定稍晚。但在《专利法》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专利权解释》）第21条对法定赔偿作了规定，其中赔偿的上限也是50万元。2008年修正的《专利法》作了类似规定，主要变化在于法定赔偿数额变更为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自此，法定赔偿制度在我国主要知识产权单行法中均得以确立。
袁秀挺等：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之问题及破解
2.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目标定位——补偿还是惩罚
围绕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责任应坚持全面赔偿原则还是惩罚性赔偿，理论及司法实践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也影响了法定赔偿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
综观有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论述，持补偿性观点的主要理由在于：全面赔偿原则或者说填平原则是民事损害赔偿的最基本原则，也是各国侵权行为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通例。“世界各国损害赔偿制度之设计并不相同，但最高指导原则是相同的，即旨在保护个人之身体、财产等法权利益不受损害，万一损害不幸发生，行为人不问其行为为故意、过失，负有填平该损害之责任。”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页。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自然也不应有所例外。同时，从国际条约的规定看，TRIPS协议确定的损害赔偿原则也为全面赔偿原则。参见TRIPS条约第45条。而坚持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具有惩罚性的观点则认为，在知识产权法中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惩罚性赔偿的采用既可以体现惩恶扬善的原则，又可以调动受害人的积极性。我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根据情节分别采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方法来制裁，但收效不大，如果采取惩罚性赔偿，就可以充分调动受害人维权的积极性，更加有力地打击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庄秀峰：《保护知识产权应增设惩罚性赔偿》，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5期，第59页。
我们认为，关于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定位，更多应从司法实践对法定赔偿的实际适用的角度进行把握。从具体规定看，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有可能高于权利人实际受到的损失，客观上已背离了全面赔偿原则。确定损害赔偿的方法既可以按照权利人实际受到的损失，也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而获得的利益。如按照侵权人侵权获益来计算，则有可能会高于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受到的损失，超出部分实际上就是对侵权人的惩罚。《专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还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实际数额也可能会高于权利人的真正损失。《专利法》规定法定赔偿的最低限额为1万元，这在某些轻微侵权行为中，亦体现了对侵权人的惩罚。此外，从具体案件的裁判看，法官在适用法定赔偿考虑的因素中一般都包括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对于主观恶意较为明显，或者对于重复侵权、反复侵权行为，确定的法定赔偿数额相对较高。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针对被告恶意明显、性质恶劣的侵权行为，在判决书中明确表示“作为计算赔偿额的加重因素考虑”参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0）黄民三（知）初字第368号民事判决书。。
可见，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已经体现了一定的惩罚性因素，坚持认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应仅具有补偿性的观点并不符合司法实践的实情。当然，在具体案件裁判中，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总体上还是应坚持全面赔偿原则，以填补权利人因侵权行为而受到的损失。可以说，在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制度体现出的实际样态是以补偿性为主，兼具惩罚性的功能。也就是说，法定赔偿制度应具有双重目的：一是当实际损失和侵权利润均不清晰时，用以补偿受损害的权利人。二是当权利人的损害非常轻微和侵权人获利非常小时，法定赔偿具有增加赔偿的功能，从而起到吓阻侵权人的作用；而当侵权人基于恶意而侵犯知识产权时，法定赔偿即具有惩罚性，用以抚慰受害人，惩戒侵权人或阻吓他人为相似之行为。
二、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存在的问题审视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确立，虽然极大地提高了侵权诉讼的效率，但由于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对法定赔偿的规定相对原则，导致法官在个案裁判中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事实上，与法律规定法定赔偿必须穷尽其他赔偿方式才能适用相比，法定赔偿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适用最为普遍的赔偿方式，也成为同案不同判现象最为集中的领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知识产权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背离了该制度设立的初衷。
1.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的前提日益虚化
法定赔偿的适用本有严格的适用前提，即只有在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润无法查明的情形下，才在法定幅度内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由此，理想状态下，法定赔偿是知识产权案件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最后方法，是为弥补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难以查实这一缺陷而不得已采取的方法。在个案裁判中，只有当事人、法官穷尽其他赔偿方法之后才能适用法定赔偿。
但与上述规定形成对照的是，在具体案件中，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官都倾向于适用法定赔偿。实践中，《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规定的法定赔偿的适用前提或条件已经形同虚设。有的权利人甚至不提供任何损失证据，就在诉讼请求中直接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或100万元，理由就是要求法院适用法定赔偿。
法定赔偿的适用前提之所以出现虚化或名存实亡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权利人很难举证证明自己的损失。造成权利人损失的因素很复杂，既有侵权行为的因素，也有权利人自身经营管理的原因，也有市场竞争的考虑，很难说侵权行为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权利人多少损失。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条件下，很多侵权人是中小企业或者私营业主，管理并不规范，没有完善的财务制度，因而难以准确查明其销售数量以及销售利润。即使侵权人提交了财务账册、销售发票，但经审计其利润往往很低甚至为亏损，这就难免权利人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质疑且不愿法院采信，进而希望法院适用法定赔偿。此外，在案件数量不断上升，办案压力不断增大，而法定赔偿的适用又具有较大自由裁量余地的情况下，很多法官也愿意适用法定赔偿，这可以减少很多的事实查明环节，提高案件审理的效率。
然而，法定赔偿更多依赖法官对案件事实的主观把握，随意性和主观性较大，实际上也容易使当事人产生不满。在相当多的案件中，即使权利人获得胜诉判决，也大都不满意判决书确定的赔偿额而提起上诉，这成为当事人指责裁判不公的主要理由。从司法实践的适用现状看，在绝大多数案件均直接适用法定赔偿的情况下，是否还应坚持必须穷尽其他手段后才能适用的前提，确实值得反思。
2.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酌定情节日益泛化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适用法定赔偿应当考虑的情节都做了具体规定，例如《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标权解释》）第16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一些地方法院也都制定了详细的指导意见，供法官在适用法定赔偿时予以参照。但是，实践中，法院在判决书中阐述确定法定赔偿数额的依据时，一般只是笼统表述“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影响，侵权时间长短，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结合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酌情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判决书往往没有具体分析侵权行为的性质、影响，侵权时间长短，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各个因素与最终确定的赔偿数额之间的具体关系，造成法定赔偿的适用出现套话倾向，形成法定赔偿在适用和表述方式上的千篇一律，未能体现个案中确定法定赔偿数额的具体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与赔偿数额之间的量化关系。以这种套话方式适用法定赔偿大大降低了判决书的说服力，往往使当事人难以看懂，更难以服判，导致当事人指责法院确定的侵权赔偿数额不公。
3.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数额认定差异较大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酌定情节的空洞化导致法官在个案裁判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随意性以及主观性都很大。这也导致了在类似案件中确定的赔偿数额存在较大差异，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突出。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相同法院不同时期确定的损害赔偿额并不统一，早期判决认定的赔偿额要高于最近几年确定的赔偿额。例如，2006年一部影片有的判令赔偿包括合理开支在内的损害赔偿18万元，平均赔偿额也要10万元左右，最近两年一部影片的赔偿金额则下降到两三万元左右。李建星：《影视作品网络著作权侵权法定赔偿额研究——以310例判决为样本》，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11年第1期，第69页。二是不同法院在同一时期的赔偿金额并不统一。如对于同一部电影《自娱自乐》，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上海深蓝互联网科技公司赔偿上海新生代影视合作公司经济损失12万元。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4万元。汪涌、史学清：《电影的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例分析》，载《互联网天地》，2008年第12期，第12页。
赔偿金额之所以存在不一致，既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例如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赔偿金额一般要高于欠发达地区，也反映出人民法院自身在损害赔偿数额确定方面不断进行调整，特别是涉及权利人批量维权时对损害赔偿数额的调整。加之由于不同法官在经验、水平、认识、感受方面都存在不一致，对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自然有不同的内心确认标准，但缺乏相对统一的尺度还是导致审判实践中较大的混乱。例如，有一段时期，法院对于侵犯摄影作品著作权行为的判赔很不统一，有的案件按一幅作品数百元计算赔偿额，有的案件则按一幅作品数万元来计算，相差上百倍，引起当事人的严重不满。于金龙：《关于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侵权法定赔偿数额确定问题的思考》，见刘华主编：《2006年知识产权案例精选》，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4. 知识产权重复赔偿现象较为突出
根据民法公平原则以及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损失填平”原则，法定赔偿应当适用“一次性赔偿”原则，即侵权行为人就同一侵权行为的全部损害或者就同一侵权产品的全部损害仅在法定的总额度内承担责任，而不应该多次性地重复赔偿。
重复赔偿主要有以下表现：（1）就全国范围内的侵权行为一次性赔偿。由于知识产权侵权产品往往在全国范围内销售，侵权作品往往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权利人往往在不同地域的法院分别提起多个侵权诉讼。这种情形下，权利人虽然可以在各个案件中主张赔偿，但法院适用法定赔偿时，各个案件之间不应有重叠（比如，在一个案件中权利人明确针对全国范围的侵权行为主张赔偿，在其他案件中就不得再主张赔偿），各个案件酌定赔偿额的总和不应超过法定限额。（2）就同一侵权产品一次性赔偿。侵权人在同一侵权产品上可能实施多个侵权行为，可能同时侵犯权利人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著作权等多个权利，权利人因此可能对侵权人分别提起多个侵权诉讼。在此情形下，被告并没有因为在同一产品上侵犯多个权利而重复得利，适用法定赔偿时，被告对于全部侵权行为的赔偿总额也应在法定总额之内。
三、司法实践中争议问题的澄清
1. 适用前提及举证责任
如前所述，实践中法定赔偿的适用前提和条件已经日益虚化。由于权利人损失和侵权人获利的举证十分困难，权利人往往直接请求法院适用法定赔偿。对此，我们认为，考虑到实践中的普遍做法，可以允许权利人直接请求适用法定赔偿。但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定赔偿时仍应当按照顺序对权利人的损失或获利方面的证据进行审查。虽然权利人请求适用法定赔偿，但如果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获利虽无法准确查明，却明显高于法定赔偿最高限额，此时，人民法院不应再按照法定赔偿的限额确定赔偿数额，而是应该综合全案证据，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数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法定赔偿的顺序性和适用前提。这一方法也为最高人民法院所认可。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曾登载Autodesk公司诉龙发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涉案计算机软件的市场价格就是法院在综合各种因素后酌定，以此为基础判决被告赔偿的总额达到149万元。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7期。
此外，就专利侵权纠纷而言，由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未经过实质审查程序，故实践中大多数的这两类专利含金量很低，容易被提起无效申请。《专利法》对专利权的法定赔偿请求规定了1万元的下限，但是，有些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的侵权并未达到1万元的标准。并且有的时候，权利人索赔只是象征性的，是想借由判决承认其权利，要求确认侵权人的侵权性质，并停止侵害。如果赔偿数额不区分情况都定在1万元以上，则不利于侵权人认同和积极履行判决，也未能体现权利人的真实意思。
关于适用法定赔偿案件中的举证责任，我们认为，虽然法定赔偿制度是基于权利人举证困难而创设的一种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但在具体案件中，这种制度的适用应当在权利人和侵权人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就权利人而言，并不能因为适用法定赔偿而免除其所有的举证责任。权利人仍应就具体案件中确定法定赔偿数额需要考虑的因素进行积极举证。例如作品或商标的知名度、许可使用费，被告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经营规模、主观过错以及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使用费，等。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有人提出可以在知识产权案件中运用举证妨碍规则推定赔偿的数额。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如果被告未按照原告或者法院的要求提供有关侵权获利的证据，则法院推定原告关于侵权获利的主张成立，并直接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确定赔偿数额。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济民三初字第121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中法民三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诚然，举证妨碍规则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确定中可以极大地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但我们认为该规则在法定赔偿适用中应严格把握，不宜普遍适用。因为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举证责任仍在原告方，不应对被告施加过重的举证责任。即使被告拒不提供相关的财务账册，也不宜直接按照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进行认定。被告的不配合至多可以在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时作为一种情节予以考虑。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修改的《商标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被认为是在知识产权法领域正式确立了举证妨碍制度该款规定：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但对于该规定具体如何适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2. 侵权过错与赔偿数额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进行了规定，其中只提到了侵权行为的性质，并没有包含侵权人的主观过错。那么，究竟是否应该考虑侵权人的主观恶性来确定赔偿额？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 篇7
关键词：损害赔偿,完全赔偿,法定赔偿
所谓法定赔偿,是指在侵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诉讼中,在实际损失、侵权所得和许可费用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法院在法定限度内自由裁量赔偿数额。这一制度在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中均有明确规定,且在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顺位上处于末席。但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将法定赔偿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首选,一些基层法院适用法定赔偿的比例甚至接近100%[1]。不仅如此,法定赔偿限额在立法上也呈现出不断追高的趋势。近几年,在知识产权各部门法的修法进程中,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已从50万提高到100万,进而再到300万,直至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所规定的500万![2]这充分显示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对于提高侵权判赔金额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然而,单纯的将法定赔偿数额提高就一定能真正起到对专利乃至整个知识产权体系加强保护的作用吗?事实上,司法实践领域和法学理论界对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质疑声从未停止。
1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研究概述
在我国的三大知识产权制度(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中,立法者均规定有法定赔偿制度,但关于法定赔偿的适用次序与条件、适用前提、最高最低限额及考量因素等问题却规定得并不明确,甚至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得也不尽一致。尽管如此,由于侵害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数额计算难、取证难,法定赔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倍受青睐,一跃成为各级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赔偿额确定方法[3],大有“反客为主”之势。一方面,法定赔偿被普遍适用;另一方面,法定赔偿却存在着总体赔偿数额偏低、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以及裁决结果缺乏说理性等问题。为此,我国一些省市的高级人民法院纷纷出台指导性意见。从这些不同地区的指导意见来看,法院系统内部对法定赔偿的认知也存在着较大分歧,导致不同法院之间操作各异。
与司法实践相呼应,国内法学界也开始对法定赔偿的适用问题展开讨论。归纳而言,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问题[4];第二,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应否兼具有惩罚性功能的问题[5];第三,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数额的计量标准问题[6];第四,适用法定赔偿时应参考的因素有哪些,其各自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的权重如何[7]。然而,现有研究的不足在于:其一,缺乏对国外法定赔偿制度的应有考察,其往往仅限于介绍国外的相关规定,而没有深入研究有关制度的成因及其合理性;其二,对法定赔偿参考因素的研究仍停留于简单的因素罗列层面上,相关研究结论的说理性不强。
从境外的情况看,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并非一种为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接受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目前,仅有美国、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规定有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而在法、德、日、英等国的知识产权法中未见法定赔偿制度之踪影,个中原因令人深思。第二,即便是那些规定有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国家(地区),其对该制度的适用领域也进行了有选择的限定。例如,有关国家和地区通常仅在著作权法、商标法中规定有法定赔偿制度,而在专利法中则无适用法定赔偿之余地。第三,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看,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所担负的也绝不仅仅是填平损失的功能,而是兼具有惩罚性功能。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88条第3项就规定,如被害人不易证明其实际损害额,得请求法院依侵害情节,在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酌定赔偿额。如损害行为属故意且情节重大者,赔偿额得增至新台币五百万元。
综上,尽管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使权利人获得更加充分的救济,但司法审判实践以及学界研究表明,法定赔偿在适用中出现了立法与司法的严重脱节[8],有反思及完善之必要。对于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研究,不能仅停留于“知”的层面上,更应当深究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文试图从民事赔偿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适用现状进行梳理,力求揭示确定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数额的各种考量因素,为今后更加公允地适用该制度提供参考。
2 完全赔偿是侵害知识产权赔偿的基本原则
研究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首先要明确的是侵害知识产权赔偿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是否依然遵循民事赔偿的补偿(填平)原则,亦或是已具备了惩罚性?在民事赔偿领域,所谓的填平原则,又称为完全赔偿原则、全面赔偿原则,是通过补偿、填平权利人受损的利益,使被侵权人的权利恢复到侵权行为未发生时的状态。具体而言,就是侵权行为人因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为依据,予以全额赔偿。这里的实际损失,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完全赔偿原则是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各国立法和司法的通例,我国《民法通则》第117条至第119条也确立了这一原则。
完全赔偿原则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三点:(1)任何人不得因为他人的违法行为而受损害。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带来的全部损失,包括积极意义的损失和消极意义的损失,都应得到补偿。(2)任何人不得因违法行为而致富。即损害赔偿的范围以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为限,受害人不能因赔偿得到额外的收益。(3)不能以过错程度来作为赔偿范围的依据。侵权损害赔偿是民事救济措施,不能采用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确定方法。无论加害人的过错程度如何,财产的损失价值是不变的,不因加害人故意或过失有所不同。
完全赔偿原则是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即使在侵害知识产权赔偿领域亦不例外[9]。就立法而言,具体体现在《商标法》第63条、《著作权法》第49条和《专利法》第65条的规定。近些年,关于应否在知识产权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以法定赔偿为例,认为立法已经体现了惩罚性赔偿的因素。理由是,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要将侵权行为的情节考虑在内,这就意味着,法院在面对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时所确定的数额必然会有所差异,前者的判赔数额高于后者在所难免,也即含有惩罚之义[10]。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完全赔偿依然是侵害知识产权赔偿的基本原则,法定赔偿只是疑似惩罚性赔偿而已。一方面,法定赔偿作为最后的选择,只有在权利人所失利润、侵权人的侵权所得和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才得以适用。另一方面,法定赔偿虽然有可能产生与惩罚性赔偿相同的结果,导致侵权人的赔偿远远大于其获利,或原告获得的赔偿高于其可能遭受的实际损失,但也不排除确定的赔偿数额还不足以弥补权利人所遭受的损失。无论如何,法院仍然需要认定损害事实的存在,只有在此基础上,法院才能根据具体侵权行为的情节来确定赔偿数额。因此,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原则依然是补偿性的,是全面赔偿原则。
3 法定赔偿制度的本质认识及存在理性
关于法定赔偿制度的本质认识,我国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有几种观点:其一,法定赔偿是侵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原则之一,把法定赔偿原则看作与完全赔偿原则一样,同为侵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原则[11]。其二,法定赔偿是一种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是在所失利润、侵权所得之外的独立的确定损害赔偿额的方法[12]。其三,法定赔偿是相对独立的制度,并非赔偿计算方法。法律对法定赔偿另款规定,表明了其与所失利润、侵权所得赔偿标准的不同性质,是关于如何进行赔偿的制度规定[13]。其四,法定赔偿根本算不上一种计算方式,它缺少计算方式所必需的科学性和严密性[14]。从以上各种不同观点可见,分歧主要集中在法定赔偿是一种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还是一项独立的损害赔偿原则?笔者倾向于前一种观点,认为法定赔偿还不足以构成一种独立的赔偿原则,而仅仅是一种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换言之,法定赔偿是完全赔偿原则在具体适用过程中,由于所失利润和侵权所得不能确定,而由人民法院依当事人请求或依职权采用的一种计算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
然而,法定赔偿作为一种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却不要求完全计算损害,即不严格以损害作为计算标准,而是由法院直接根据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酌情确定损害赔偿额。从这一角度来看,似乎与以损害事实为赔偿依据的完全赔偿原则是不相符的,那么,其存在的合理性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决定了适用法定赔偿的必要性。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知识产权本身的价值难以评估,导致侵权损害也就无法计算。允许法院酌定赔偿数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损害赔偿确定难的问题。第二,诉讼经济的考虑。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确定损害时,诉讼成本包括法院调查取证的成本、权利人完成举证责任的成本、侵权人为应对诉讼的成本等等。鉴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和侵权损害的不确定性,往往在耗费了大量的诉讼成本后,依然无法准确计算损害赔偿额。第三,趋利避害的心理。虽然法定赔偿是在实际损失、侵权所得和许可费用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才得以适用,但由于权利人所失利润和侵权人侵权所得的证据真实性往往难以认定,促使权利人倾向于选择适用法定赔偿以求获得较高的赔偿数额。基于上述原因,法定赔偿制度的确立,在客观上解决了缺乏有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损害赔偿数额确定难的现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案件的效率。
4 法定赔偿制度的立法表征与司法现状
我国现行立法对法定赔偿的规定,更多地体现了规范的强制性而不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就是说,在立法层面上,对法定赔偿的适用是严格加以限制的。首先,在适用顺序上,立法秉承了“慎用法定赔偿”的精神,各部门法均将法定赔偿的适用置于后位顺序。按照规定,只有在所失利润和侵权所得、许可费用这几种方法均无法适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法定赔偿,它是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最后选择。之所以有先后顺序的规定,不外乎是出于全面贯彻损害补偿功能的考虑,同时也出于避免法定赔偿滥用的考虑。纵观其他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做法,就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的适用,并没有强制性地规定不同方法的先后顺序,而是由当事人权衡利弊选择适用[15]。其次,在启动方式上,关于侵害商标权、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都明确了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依照职权适用法定赔偿,但是关于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对于如何启动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当事人可以在起诉时直接请求适用法定赔偿,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认为符合法定赔偿条件的,也可以依职权主动适用。最后,从赔偿的最高限额来看,三个部门法并不一致(著作权法50万,专利法100万,商标法300万),这是由于修法的先后所导致的暂时现象。本可预见,随着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修改,三部法所规定的法定赔偿最高限额将会逐步保持一致。令人意外的是,2015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却将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再次刷新纪录,已达500万!从三部法依次递进的最高赔偿数额,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演进,通过提高法定赔偿最高限额来加大打击侵权力度,正是立法本意所在。
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赔偿的适用比较简便,可以省去举证、质证的繁琐程序,提高审判效率,当事人及法官都乐于适用。绝大部分知识产权案件都是以这种方式确定侵权人的损害赔偿数额,法定赔偿有成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唯一方式的风险[16]。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本身的技术性、复杂性和隐蔽性,使得侵权诉讼证据的取证困难重重。在无法获得所失利润或者侵权所得的有效证据的情况下,选择法定赔偿的方式是权利人的一种有力保护;而在很多原本权利人已经证明实际损失或侵权所得的情况下,法院可能对证据的要求过于严格,依然拒绝接受,而代之以法院拥有较大裁量权的法定赔偿。其次,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没有提供有效手段保障权利人在面对不合作的侵权人时能够完成举证责任。且不说侵权人不愿意提供相关的账簿账册,即使能够通过法院对侵权人的账簿账册进行保全并审计,审计后无结果或者审计结果无法为法院使用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再次,即使有途径可以取得损失或者获利的证据,权利人考虑到诉讼成本、诉讼周期以及可能引发其他纠纷等种种因素,也宁愿选择法定赔偿的方式。最后,长期以来,法院判决赔偿额方面的谦抑政策也会导致法院倾向于选择法定赔偿。绝大多数法院判决书中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套话”,没有具体分析最终确定的法定赔偿数额与侵权行为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甚至出现了权利人可供预测的赔偿行情。在某种程度上,法定赔偿的泛滥和随意性也是促发知识产权商业维权愈演愈烈的一个诱因[17]。甚至,2015年12月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将法定赔偿额下限从一万元调整到十万元,这极有可能引起权利人及代理人进一步修正其维权策略,从而带来一些立法意图之外的效果[18]。
5 法定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与考量因素
目前,我国对法定赔偿数额的计算只有赔偿幅度的规定,赔偿标准和具体赔偿金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来确定。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法定赔偿的自由裁量幅度比较大,缺乏细分的操作规则,难以避免同类案件裁判结果的差异性。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是以一件专利产品、商标、作品为计算单位,还是一个侵权行为或具体的侵权行为人为计算单位,理论上存在不同认识,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此外,只有专利法规定了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著作权法、商标法都只规定了最高限额,没有设置最低限额,且三部法都没有考虑到主观因素对法定赔偿限额的影响。笔者认为,应该针对侵害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行为的不同特点,在法定赔偿的计算上作出有区别的、灵活的规定,例如就侵害著作权的法定赔偿计算,可以借鉴美国版权法的规定,以每一部作品作为计算单位,不论侵权人数多寡,均规定一个有下限和上限的赔偿范围,具体数额由法院视为正当即可[19]。如果是故意侵权或过失侵权造成的损害,可分别规定提高赔偿金额的上限或降低赔偿金额的下限。就侵害商标权和专利权的关于法定赔偿数额如何计算的问题,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对故意侵权与非故意侵权设定不同标准的赔偿额度。
如何在法定赔偿幅度范围内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我国知识产权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具体的考量因素。具体为:关于专利权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21条、关于商标权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16条第1款、关于著作权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25条第1、2款。虽然三个司法解释所列举的因素并不完全一致,因权利类别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有些因素是共同的,即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持续的时间、侵权产生的后果、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笔者认为,适用法定赔偿确定损害赔偿额,既要体现对权利人的利益保障,又要体现公平合理,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法定赔偿遵循的依然是完全赔偿原则,所确定的赔偿数额应充分体现对权利人损失的弥补。因此,权利人因侵权遭受的可能的实际损失是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尽管所受损失不能被完全确定和证实,法院也应结合现有证据,对可能的实际损失做基本的判断,以此作为确定法定赔偿数额的重要根据。(2)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润。理论上,法定赔偿额应当高于而不能低于可能的侵权所得。因为如果侵权人在向权利人支付了法定赔偿额之后还有盈余,将无法起到遏制侵权的作用。实践中,权利人往往选择了法定赔偿方式后,就不提交实际损失与侵权所得的证据。法院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可适当放宽侵权所得的证明标准,促使法院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尽可能多地掌握侵权所得的部分证据。(3)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虽然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涉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但在司法实践中,主观过错对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有较大影响,并被认为是确定法定赔偿数额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专门规定了侵权人主观过错对法定赔偿的影响。如美国版权法规定,不论故意或过失都得赔偿,但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因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不同做适当调整,即加重故意侵权的责任,减轻无辜侵权的赔偿责任[20]。(4)侵权的具体情节。所谓的侵权行为情节,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实际上也无法准确界定,通常认为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的手段、持续时间、损害后果、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都可以作为侵权情节加以考虑。
6 结语
设置法定赔偿制度本是为了解决因权利人的举证困难而造成的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既不是决定损害赔偿时的优先选择,也不是平行选择,而是一种兜底选择,即在已有的赔偿决定方式无法有效计算出赔偿数额时方可适用。因此,法定赔偿不应该成为常态。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的滥用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立法原意,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如果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高于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以法定赔偿作为赔偿标准,无法保障权利人的利益,实质上是放任和鼓励侵权行为。另一方面,权利人为了获得更高的赔偿,不惜分案诉讼、重复诉讼,不承担应尽的举证责任而一味地依赖法定赔偿,容易导致知识产权的营利性诉讼。
笔者认为,要避免上述弊端以实现利益平衡,就应当采取以下措施,规范使用法定赔偿。第一,严格遵照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适用顺序。即只有在所失利润、侵权所得和许可费用都无法确定的前提下,才能适用法定赔偿。第二,综合考虑影响法定赔偿数额的各种因素。只有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将各种考量因素与赔偿数额之间建立合理的对应关系,才能减少适用法定赔偿的随意性,抑制法官恣意行使自由裁量权,使权利人得到合理的补偿。第三,规范法定赔偿判决的说理与论证,加大判决的公正性和可预期性。在判决中,法官对某一具体条款的适用进行详细说理是审判活动的一项基本义务。虽然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因权利类型不同,所应考量因素也有所不同,法官确实难以用统一的标准来说明各种因素与赔偿数额的联系,但这不等于法官就可以完全对考量因素不进行说理和论证[21]。
产权归属决定赔偿责任 篇8
1 基本案情
两年前某晚, 辽宁省某市居民王某在8楼家中洗澡时, 遭遇电击死亡。经该市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现场检测, 发现王某所在住宅一楼楼道中的电表箱地线被剪断, 楼内用户地线相连且悬空是造成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事发当日下午, 王某已经发现一楼楼道中的电表箱漏电, 向某房产公司报修。而这家房产公司却委托另一家公司对现场进行了检查维修, 但未查出漏电的原因, 并告知报修人没有事。
王某家属作为原告随即向所在地某区人民法院进行索赔起诉, 认为被告———事发小区内的直管公房及公益设施的维修和管理单位的某房产公司, 对这起触电人身死亡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索赔金额近50万元。
2 法院审理
原告所在地某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 委托市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 得到原告与被告双方的初步认可。起初, 在法官主持下, 对被告向原告赔偿事宜进行几次司法调解, 最终未果。之后, 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 房产公司作为该低压照明电路设施的产权人, 对电路有维护管理、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等义务。房产公司对该电路未尽到管理和维护的义务, 造成地线缺失, 且该公司接到受害人王某的报修后, 在委托某公司修理电路时, 应该预见到王某居住区的低压照明电路存在安全隐患,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履行安全防范义务。但房产公司在通知委托公司修理电路时, 既不对王某居住区的照明电路进行严格检查, 也不采取切断王某居住区用电电路等安全措施, 没有履行电力设施产权人应履行的安全防范、排除危险的义务。房产公司的这一过错行为造成王某触电死亡的严重后果, 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法院判决房产公司给付王某家属36万余元。
但是, 房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并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称接地线相连且悬空而导致电表漏电, 其管理责任应由供电企业承担。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 维持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3 法律分析
这起案件并不复杂, 经司法鉴定已取得明确结论, 是由非高压电路地线的缺失造成的, 而焦点在于确定赔偿责任主体是谁?也就是谁应对地线缺失负有维修、维护的责任。
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 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但产权所有者不承担受害者因违反安全或其他规章制度, 擅自进入供电设施非安全区域内而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以及在委托维护的供电设施上, 因代理方维护不当所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用户应当安装用电计量装置。用电计量装置, 应当安装在供电设施与受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安装在用户处的用电计量装置, 由用户负责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