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审判（精选10篇）
知识产权审判 篇1
1 研究背景
根据大民事审判格局的要求,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杭州中院”) 于2002年10月成立了民事审判第三庭, 专门负责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和涉外商事案件, 承担着浙江省除温州以外的专利案件和杭州辖区内的其他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随着知识产权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加, 杭州中院自2008年起先后批准了滨江区人民法院、西湖区人民法院等6个基层法院获得本辖区内除专利以外的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管辖权。2009年, 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部署下, 省内其他中级人民法院开始陆续接管当地的专利案件, 杭州中院负责杭州辖区的专利纠纷案件。2010年, 杭州中院在调研后选择西湖区人民法院开展知识产权审判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的“三审合一”试点[1]。2011年9月, 杭州中院成立民事审判第四庭, 将民三庭原来负责的涉外、涉港澳台案件等职能划归民四庭, 民三庭专门负责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审理, 为该院落实并开展“三审合一”试点工作做好前期准备和配套等工作。杭州中院民事审判庭10多年来全面履行审判职能, 依法及时受理和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法院司法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主渠道作用进一步凸显,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营造了一个保护知识产权、鼓励自主创新、促进科技进步的良好法治环境, 为杭州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2 杭州市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现状
2007年至2011年, 杭州中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3 986件, 其中:一审3 730件, 二审256件;审结4 102件, 其中:一审3 851件、二审251件。杭州市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数量年年创新高, 收案和结案案件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5%和39% (参见图1) 。受理的案件涵盖了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技术合同和不正当竞争等传统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也包含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计算机网络域名、艺术作品、民间文学艺术、诉前临时措施以及确认不侵权诉讼等各类新型案件, 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
注:数据来源于杭州中院。下同
2.1 收案情况
新收案件中, 专利案件共963件, 其中908件为专利侵权纠纷案件[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案由调整规定, 杭州中院自2008年4月18日起把原来的“侵犯专利权纠纷”细化分为“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和“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等3种, 调整后外观设计侵权案件413件, 远高于发明专利的60件和实用新型专利的172件。商标案件共639件, 以54%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增加, 其中绝大多数 (占比达96%) 的商标案件属于“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2]。著作权案件共2 182件, 所占比重超过收案总量的1/2, 其中又以“侵犯著作权财产权纠纷”案件数量最多, 接近著作权案件的一半份额[2]。著作权案件数量最多, 增长速度也最快 (增长率72%) , 明显高于专利和商标。此外, 另有技术秘密、反不正当竞争等其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共202件[2] (参见图2) 。
2.2 立案标的
除去属于确权或权属纠纷案件而无立案标的181件案件之外, 其他3 803件案件的立案总标的合计超过14亿元, 平均标的37万元, 立案标的总额和平均标的额等指标都呈逐年快速下降趋势 (参见图3) 。
专利案件的立案标的最高, 总额超过8亿元, 平均标的额为91万元。立案标的额在4 000万元及以上的10大案件中的9件都是专利侵权案件。商标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31万元, 居于专利和著作权之间;著作权案件数量多但平均标的额最低, 仅6万元 (参见表1) 。
注:数据来源于杭州中院。下同
2.3 结案情况
杭州中院5年审结案件4 102件, 其中, 专利1034件, 商标642件, 著作权2 215件, 其他知识产权211件。和收案情况相似, 著作权案件数量最多、增长速度也最快, 年增长率为74% (参见图4) 。
2.4 审结耗时
随着审判效率的不断提高, 杭州中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审结耗时逐年减少, 平均审结耗时为114天, 至2011年缩短至98天。除了个别案件特别是需要鉴定和评估的专利侵权案件, 由于涉及行政审查中止审理导致审理周期拖长外, 绝大部分案件都能在法定审限内结案。专利案件因往往涉及技术鉴定和评估, 审理周期最长, 平均审理天数为171天;著作权案件审理周期最短, 为107天 (参见表2) 。
2.5 结案方式
杭州中院坚持“调解优先”, 案件撤调率不断上升, 从2007年的50%逐年提高到2011年的73%, 5年来以撤调方式结案的案件有2 657件, 平均撤调率约65%, 以撤诉和调解方式结案案件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50%。与此相对应的是, 案件的判决率逐年下降, 平均判决率为30%。所有案件中, 商标案件的撤调率最高, 专利案件的判决率最高, 著作权案件的撤调率和判决率则介于两者之间 (参见表3) 。
件
2.6 涉外案件
杭州中院5年共受理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213件, 总标的达7 048万元, 平均标的为36万元;审结205件, 平均撤调率为68%, 略高于其他非涉外案件 (参见表4) 。涉外案件中, 商标案件的数量最多, 所占比重超过3/4。由于涉外案件程序普遍较为复杂, 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等较普通案件长, 故整体审理周期较普通案件长。涉外案件的平均审理天数为204天, 明显高于全部案件审理天数的平均值114天, 但普通案件有180天的审限, 而涉外案件没有审限限定。
件
3 杭州市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特点
3.1 案件数量逐年快速增加, 但平均标的额明显下降
杭州中院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数量不断快速增长, 收案和结案数量年年创新高, 近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都超过了35%, 但是案件的“年标的总额”和“平均标的额”等指标却呈逐年快速下降趋势。这一方面表明了社会公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意愿不断增强;另一方面, 杭州中院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保护作用在不断加强, 为打造一个健康有序发展的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2 案件撤调率持续提升, 审判效率不断提高
杭州中院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 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呈现“两升两降”的良好态势, 即调撤率和判决维持率上升, 上诉率和发回重审率下降。以撤诉和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是判决案件的2倍多, 且明显高于其他结案方式, 5年平均撤调率为65%, 撤调率从2007年的50%增长到2011年的73%。随着撤调率的逐年增加, 案件审结的平均耗时不断下降。在审结案件中, 除了个别因中止诉讼等原因导致审理期限较长外, 其余案件都基本能在法定审限内结案。
3.3 新类型案件逐年增多, 保护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知识产权内容不断深化, 权能不断扩张, 网络著作权、计算机网络域名、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网络传播权等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 并逐渐被纳入司法保护的范围。2007年, 杭州中院受理的新类型知识产权案件仅有19件, 到2011年激增为286件, 这些案件在当年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重从2007年的不到5%升至2011年的21%, 5年来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7%。新类型案件数量逐年增加, 知识产权审判领域不断扩大。
3.4 专利案件的涉案金额最高, 外观设计专利最容易被侵权
立案标的额最高的10大案件排行榜中有9件是专利侵权案件, 最高标的达7 500万元, 专利案件平均标的为91万元, 明显高于商标案件和著作权案件。根据2008年4月杭州中院调整案由后的数据统计, 外观设计侵权案件的数量最多, 实用新型专利次之。相对于需要通过实质审查的发明专利, 对技术含量不高、相对容易获得授权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专利特别是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行为更容易发生。
3.5 商标侵权案件被诉主体多为批发零售市场和超市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杭州欧尚超市有限公司和华润万家生活超市等超市, 以及包括杭州电力四季服装城、杭州安琪儿服装小商品市场、钱江小商品市场等在内的批发零售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及摊主成为商标案件的被告主体, 相关案件占全部商标案件的近3/4。与其他案件中法人被告为主的情况不同, 自然人被告数量远多于法人是商标案件的一个显著特点。相对法人主体, 自然人拥有更大的权利处分自由权, 更容易达成调解意向[3], 这也是商标案件撤调率高于其他案件的原因之一。
3.6 网络著作权及涉KTV著作权成为著作权保护的主战场
著作权案件数量激增成为杭州全市知识产权案件大幅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其中, 网络著作权及涉KTV著作权等案件近年来正在成为著作权保护的难点和重要内容, 这些案件数量多, 但个案诉请赔偿金额不大, 由此催生了新的知识产权“商业维权”模式, 如2011年重庆金盾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统一起诉的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案件等。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被控机构主要为众多网吧、音视频网站、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及中国移动等各大网络运营商;KTV侵犯著作权案件数量自2011年来大幅增长, 被告为杭州多家大型娱乐公司。
3.7 外企更擅长运用商标战略来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跨国纠纷不断发生, 杭州中院受理和审结的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主要涉及德国、美国和英国等世界上13个国家或地区的49家知名企业或商家。涉外案件中以商标案件的数量最多, 所占比重超过75%。以“PUMA”商标所有人———德国鲁道夫·达斯勒体育用品波马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国际知名跨国企业, 凭借其成熟的知识产权商业策略和丰富的诉讼经验, 向我国企业发起了“商标诉讼大战”。
4 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对策与建议
4.1 强化审判工作服务于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大局意识
以推动杭州市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重点, 强化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等专利技术类案件的审判工作, 保护自主创新;加强对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和保护, 确保杭州品牌经济的发展;探索对软件、数据库、网络等著作权案件的审判工作, 促进杭州信息软件和文化创意等产业的发展;引导新类型案件顺畅进入司法途径并为之提供有效的司法保护, 为杭州市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提供坚强的知识产权司法保障。
4.2 建立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知识产权专业审判队伍
配足配强知识产权审判力量, 逐步缓解“案件多法官少”的矛盾。重视在职法官的培养, 多途径提升法官的业务素质和审判能力。以调研促审判, 对近几年集中爆发的网络著作权、涉KTV著作权等新情况新问题开展专题调研, 及时总结“杭州经验”, 探索专业化审理途径;增加疑难复杂案件和新类型案件相关课程的培训和讲座;组织国际国内的合作交流活动, 了解国际条约与规则, 学习和掌握美国、欧洲、日本等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专利申请策略、侵权诉讼规则和审判程序, 公正、高效地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借助知识产权代理人、律师、学者等知识产权人士的专业知识和力量, 合力突破专业技术类案件审判中的技术瓶颈。
4.3 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综合能力, 规避知识产权诉讼
加强与侵权行为多发行业的行业协会如女装协会、制笔协会、网吧协会等的联系, 在重点行业设立联络员, 了解行业动态, 对行业内所产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和解答。引导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评议工作, 在研发或者产品出口之前委托国内外专利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进行必要的查新和检索, 有效防范知识产权风险。针对外观设计、实用新型等专利和发明设计专利相比更容易发生侵权行为的情况, 鼓励企业加大对核心技术的研究, 不断提升专利申请的质量。鼓励中小企业或个体权利人将维权事项委托给专业的律师事务所或专业维权组织代理负责, 实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延伸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4.4 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开展特色宣传工作
在杭州全市范围内加强知识产权意识的宣传与教育。滨江区作为杭州唯一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集聚了杭州市7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 要重点开展技术创新的宣传;西湖区以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影视动画产业为特色, 加强著作权的宣传;萧山区作为浙江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 要注重对商品商标权的宣传;余杭区正在形成淘宝商城聚集地, 迫切需要加强商标权和网络著作权的宣传;而拱墅区是浙江省最大的汽车销售中心所在地, 重点在于商标专用权和技术许可的宣传;桐庐县分水镇则是全国最佳制笔产业集群地, 要加强外观设计和著作权的宣传。
4.5“诉调结合”, 探索杭州特色的多元纠纷解决新机制
坚持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从加强“诉调对接”工作入手, 探索建立适合杭州经济文化特色的、多个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参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法院为主导, 联合市工商局、市知识产权局、市公安局等行政机关以及杭州仲裁委员会、行业协会等, 在市本级成立“杭州市知识产权维权中心”, 在有条件的区、县 (市) 建立“快速维权分中心”, 专门负责“诉调对接”工作, 力争把调解工作提前到立案阶段或庭外, 从而达到提高维权效率、降低维权成本的目的。对于经仲裁、调解等其他方式达成的诉前调解书, 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及时予以司法确认;对分流出去的案件法院进行跟踪督查, 对于调解不成功的案件, 法院要及时给予立案, 实现立案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调研组.“入世后”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研究[J].法律适用, 2005 (6) :49-53
[2]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全书:含司法解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3]河南高院民二庭.全省民商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下降的特点、原因及对策[EB/OL]. (2003-05-30) [2014-03-01].http://cache.baiducontent.com/
知识产权审判 篇2
更新时间：2013-4-24 9:26:51 点击率：788 来源：郑州统力知识产权
[提要]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开展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试点工作，这两个因同一专利侵权行为引发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均由该院知识产权庭审理。“„三合一‟审理机制统一了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标准，减少了不同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障碍，缩短了案件审理周期，更好地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成都海关日前销毁一批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
许晖月摄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保护知识产权是我国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近年来，许多法院开展了由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即“三合一”）的试点工作，为司法保护知识产权进行有益的探索。
2013年3月21日，在第三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增强“三合一”试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为什么要试点“三合一”？试点工作进展如何？下一步怎样推进？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前夕，记者采访了部分法院和专家学者。
全国已有5个高级法院、59个中级法院和69个基层法院试点
谈到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不得不提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系列案件。1995年4、5月间，涉及侵犯中美合资上海吉列有限公司“飞鹰”商标的刑事、行政、民事案件分别被起诉到浦东法院。经过审理，该院刑事庭对假冒“飞鹰”商标的被告人判处刑罚；行政庭维持了工商局对销售假冒“飞鹰”刀片的个体户的行政处罚决定；知识产权庭判处侵权单位赔偿吉列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
这一“系列案件”的审理正值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关键时期，法院全方位保护知识产权的做法赢得了国内外好评，但是，案件审判中的种种问题却引起了浦东法院的思考。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审查判断很复杂，专业性很强。对此，知识产权庭法官因实务积累而具有较明显的专业优势。” 上海浦东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陈惠珍说，“由于刑事、行政审判在诉讼程序、证据规则、裁判标准以及审判方法和思路等方面与民事审判不尽相同，在„三审分立‟机制下，容易导致不同诉讼程序对同一问题的裁判标准不统一，甚至产生因同一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引发的民事、行政与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在先的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侵权并构成犯罪，而在后的民事审判中却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的情况。”
此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以中级法院管辖为主，但是性质更为恶劣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反而由基层法院管辖，这种制度安排是不合理的。为了克服这些不足，经过反复论证，上海高院批准浦东法院于1996年正式试点知识产权立体审判模式，即由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审理涉及知识产权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上海浦东法院被公认为最早实施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试点的法院，此后很多地方法院自发开展了相关试点工作，对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 从此，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成为实施国家战略的一项具体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要求，“建立健全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在直辖市和知识产权案件较多的大中城市，探索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的综合审判庭。”地方法院试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纳入到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下的司法改革。
“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5个高级法院，59个中级法院，69个基层法院开展了„三合一‟试点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介绍。
统一标准，减少不同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障碍，缩短审理周期
2012年底，西安和洛阳的两家公司因双方的专利侵权纠纷同时收到了民事、行政两个判决书。
一起纠纷，两个判决书，怎么回事呢？
原来，2011年11月23日，河南省洛阳市某行政机关作出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处理决定，认定这家西安公司生产的高频线圈侵犯了洛阳某公司及刘某的实用新型专利权，作出西安公司停止侵权行为的决定。西安公司不服行政处理决定，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同时，洛阳公司也向该法院提起专利侵权民事诉讼，要求西安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开展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试点工作，这两个因同一专利侵权行为引发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均由该院知识产权庭审理。该院于2012年底分别作出民事和行政两个判决。
“„三合一‟审理机制统一了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标准，减少了不同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障碍，缩短了案件审理周期，更好地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于东辉说。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副主任蒋惠岭向记者介绍了“三合一”审理模式的发展：最初，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法院不改变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原有分工，只是在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审理中邀请有经验的知识产权民事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目前，内蒙古、江苏、重庆、湖北、广东等省区市已经推行“集中型立体审判模式”，即知识产权案件在基层、中级甚至高级法院均实现由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审理。
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较强，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对其中的技术问题进行辨析。过去，由于缺乏经验，公安、检察机关往往对此类案件望而生畏，因怕产生错案而导致的不立、不捕、不起诉情况时有发生。在“三合一”试点过程中，法院主动与公安、检察机关沟通，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发挥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优势，共同研究处理疑难问题。谈到“三合一”试点的效果时，蒋惠岭说，“三合一”试点还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他们在掌握最新知识产权成果、运用诉讼程序、判断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三合一”审理模式的推进，亟待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实行“三合一”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管辖权的调整问题。“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主要由中级法院一审管辖，因此，在进行„三合一‟试点时，许多法院采取将刑事案件上提一级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方法，使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管辖权相协调。法院系统内部调整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管辖保持原状的话，即仍然由基层公安机关和同级检察机关管辖，就会产生人民法院对应的同级检察机关没有管辖权的矛盾。”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说，针对该问题进行协调并不容易，这还涉及国家司法管辖权的调整。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试点法院加强了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协作，包括与有关机关联合发文，明确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在法院内部的管辖权划分以及如何确定负责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和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以保证改革试点工作顺利进行。江苏省高级法院和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签署了《关于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工作中刑事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的意见》。但是，解决这一问题，推进“三合一”的全面铺开，亟待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任务，这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将对我国专门法院的体制改革提出一个新课题。”蒋惠岭介绍。
实行“三合一”审理模式，离不开专门人才的支持。在第三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提出，要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加大培训力度，更加注重对新法律、新知识、新审判领域的学习，提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强化中西部地区法院的法官培训和人才储备，提高中西部地区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能力和水平。
“司法保护应该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由司法审判的终局性、权威性和示范性决定的。” 在接受采访时，刘春田反复强调，知识产权毕竟是私权，应当主要由权利人自身寻求法律保护。由专利行政机关处理一般民事纠纷，不仅不符合现代法治政府的职能定位，而且客观上造成了行政执法资源的浪费，还需要处理因同一专利侵权行为引发的民事诉讼程序与行政执法程序及其后续的行政诉讼程序的衔接和统一等问题。
知识产权审判 篇3
一、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管辖体制的现状
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审判实践，可将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管辖体制的现状归纳如下。
（一）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管辖
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最高刑期为七年有期徒刑。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二章“管辖”规定，基层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法院管辖的除外：中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有：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以及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高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因此，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管辖。司法实践中，基层法院审理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由刑事审判庭（以下简称刑庭）审理；二是由知识产权审判庭（以下简称知产庭）审理。许多设有知产庭的基层法院还将知识产权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统一划归知产庭审理，即实施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模式。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于1994年6月在全国基层法院中率先成立知产庭，集中审理该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从1996年起，该院又在全国率先实施由知产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三合一”审判模式。截至2014年底，全国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为164个，这说明已有164家基层法院成立知产庭审理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截止2014年底，全国实施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模式的基层法院已有104个，这说明约有60家基层法院的知产庭不审理刑事案件，这些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仍由刑庭审理。
（二）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也可由中级以上（含中级，下同）法院管辖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因此，中级以上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受理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级以上法院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也分为由刑庭审理或由知产庭审理两种情形。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5家高级法院、95家中级法院开展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工作。这说明已有5家高级法院、95家中级法院由知产庭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其他中级以上法院仍由刑庭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三）部分基层法院跨区管辖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据此，有的高、中级法院指定辖区内的基层法院对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实行跨区划片管辖。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于2009年、2011年两次联合发布《关于本市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定上海市徐汇区法院、杨浦区法院等基层法院除管辖本辖区内的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外，还管辖指定的邻近区县内的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又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于2011年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若干程序问题的意见》，规定各省辖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可以将市辖区内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指定一家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集中审理，或者在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中实行划区域管辖。
（四）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模式下，知产庭审理的刑事案件范围较窄
目前实施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模式的法院，其知产庭审理刑事案件的范围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规定的七种犯罪，即：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侵犯商业秘密罪。如果起诉的罪名既有上述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罪名，又有其他罪名的，全案则由刑庭审理。即使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要是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但如果起诉的罪名还有其他犯罪的，案件仍然由刑庭审理。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规定，全市法院知产庭审理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仅限于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七种侵犯知识产权罪。这一审判管辖体制将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以外的犯罪完全排除在知产庭审理的刑事案件范围外。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管辖体制的弊端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管辖体制的弊端主要有：
（一）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主要分散在各基层法院管辖，不利于提高知识产权刑事审判质效
由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数量相对不多，且主要分散在各基层法院管辖，导致大多数基层法院很少受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缺乏审理此类案件的经验。如，2014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共新收涉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11088件，其中包括侵犯知识产权罪案件5242件，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案件3966件，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非法经营罪案件1697件，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其他案件183件。如果将上述案件平均分摊到全国各家基层法院，每家法院受理的侵犯知识产权罪案件或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不会超过10件。可见，在目前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主要分散在各基层法院管辖的审判体制下，全国绝大多数基层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数最非常少，由此导致大多数基层法院刑事法官普遍缺乏审理这类案件的经验，不利于提高知识产权刑事审判质效。
（二）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不协调，不利于提高知识产权刑事审判质效
由于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一般由中级法院管辖，而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管辖，由此导致知识产权刑事与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不协调。这种管辖上的不协调将从以下几方面影响知识产权刑事审判质效的提升：
一是不利于发挥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功能。如，在一起基层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如果该法院没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管辖权，那么该法院是否有权受理被害人对刑事被告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对此，有观点认为，如果该法院受理了当事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由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该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可见，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级别管辖的不协调不利于充分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及时保障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功能。
二是不利于消除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裁判与民事裁判问的冲突。由于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通常高于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同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数量又大大多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因此，知识产权民事法官相对于知识产权刑事法官来说，往往在侵权证据的审查认定、侵权事实的判定方面经验更丰富，导致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出现对同一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在刑事判决中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而在民事判决中认定同一被告不构成侵权的相互矛盾的现象，从而引发知识产权开4事裁判与民事裁判的冲突。
三是不利于确保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中技术鉴定的公正性。由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在证明标准、证据认定方面比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要求更高，因此，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技术鉴定的规范化程度应当高于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然而，由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不协调，导致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法官往往对技术鉴定的经验不足，或对技术鉴定的规范性要求认识不足，最终导致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中的技术鉴定往往不够客观、公正。
（三）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模式下，知产庭审理的刑事案件范围较窄，不利于提高知识产权刑事审判质效
2014年，全国地方法院受理的以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罪名起诉的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共5242件，同期全国开展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工作的基层法院共104家。如果这五千多件案件全部由开展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工作的基层法院审理，平均每家基层法院知产庭仅受理50件左右。相对于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来说，二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数量更少。2014年，全国地方法院受理二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仅573件，同期全国开展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工作的中级法院共95家。如果这五百多件案件全部由开展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工作的中级法院审理，平均每家中级法院知产庭仅受理约6件案件。可见，知产庭审理的刑事案件范围较窄，导致知产庭审理的刑事案件数最太少，不利于发挥专业化审判庭集中审理专业性案件的优势，不利于提升知识产权刑事审判质效。
三、重构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管辖体制的思路和建议
2015年12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破除制约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障碍。”因此，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管辖体制的弊端，重构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管辖体制是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检讨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管辖体制存在的弊端，可以发现其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审判管辖体制不适应案件特点的要求。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案件数量虽然不多，但专业技术性强，审理难度较大；第二，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在案件事实与侵权判定方面，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高度一致；第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与证据认定比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要求更高。因此，应当立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特点，从提升知识产权刑事审判质效的实践需求出发，改革和重构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管辖体制。为此，建议对知识产权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审判管辖作全面系统、协调统一的规定，其中关于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管辖体制的改革和重构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统一知识产权刑事与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应当向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看齐，理由是：第一，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对诉讼证据的审查判定、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均比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要求更高，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对被告人权益的影响比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对被告权益的影响更大。因此，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应当不低于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第二，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相对其他类型刑事案件来说，数量较少，且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专业性强，因此没有必要赋予每个基层法院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管辖权。第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数景远远少于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数量，而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都可以做到以中级法院管辖为主，因此，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更有条件做到以中级法院管辖为主。基于此，建议在司法解释中规定：
1.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一般由中级法院管辖，涉技术类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当由中级法院管辖。如，侵犯技术秘密犯罪案件、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犯罪案件等，这些案件往往涉及专业技术问题，对证据认定、技术鉴定、侵权比对等要求高，因此应当由中级法院作为一审法院。
2.各高级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报经最高法院批准，可以确定辖区内若干基层法院管辖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并且享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必须是享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反之亦然。基层法院管辖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当是不涉及专业技术的一般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3.各高级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报经最高法院批准，可以确定辖区内享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跨行政区划受理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并且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跨区管辖范围应当与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跨区管辖范围相一致，以免出现跨区管辖上的冲突。
通过以上三项规定，不仅可以统一知识产权刑事与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避免知识产权刑事与民事案件的管辖冲突，而且有利于实现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从而促进提升知识产权刑事审判质效。
（二）设有知产庭的法院，应当实施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模式
2008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第（45）条明确要求，“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该意见明确要求，“完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机制，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三审合一。”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不仅有利于统一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裁判标准，消除三类案件间的裁判冲突，而且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质效，总结司法经验，培养专业法官。现阶段知识产权刑事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是应当先刑后民，还是应当先民后刑的问题；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裁判与民事裁判在侵权判定上的冲突问题；知识产权刑事判决的罚金刑与民事判决的侵权赔偿责任在执行上的冲突问题等等，都将随着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模式的全面实施而得以有效解决。因此，建议在司法解释中规定：受理知识产权案件较多的法院，应当成立知产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即实施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模式。
（三）在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专门审判庭，集中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的规定，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知识产权法院只受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从而在北上广三地形成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在专门法院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在普通法院审理的审判体制。这一审判体制割裂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问的内在联系，不利于统一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标准。成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对知识产权案件的集中审理，以统一裁判标准，提升司法水平，加大保护力度，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显然，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排除在知识产权法院管辖范围之外有违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初衷。在知识产权法院审理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方面，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法院的做法值得借鉴。该院受理“因行为人违反‘刑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公平交易法中不得侵犯智慧财产权的规定，对地方法院依通常、简式审判或协商程序所为的第一审刑事判决不服而上诉或抗告的二审刑事案件。但少年刑事案件除外。”此外，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法院还受理一、二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以及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可见，该院是实施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模式的知识产权法院。因此，建议在有关法律或司法解释中规定：1.知识产权法院受珲不服辖区内基层法院审判的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上诉和抗诉案件，以及应当由本院管辖的一审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2.知识产权法院应当设立专门的审判庭，集中审理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此外，鉴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数量并不会很多，并且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首先应当具备知识产权审判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因此，该审判庭还应当审理部分知识产权民事或行政案件。
（四）适度扩大知产庭审理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范围
1.适度扩大知产庭审理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自々范围非常必要
目前，各地法院知产庭受理的刑事案件数量普遍较少，不利于积累、总结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经验，不利于培养锻炼专业法官，也不利于提高知识产权刑事审判质效。因此，要充分发挥知产庭审理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专业优势和规模效应，必须适度扩大知产庭审理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范围。
2.适度扩大知产庭审理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范围完全可行
（1）《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九种犯罪行为，这九种犯罪行为可能同时侵害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或者著作权，或者专利权，或者构成对他人的不正当竞争。正因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联系比较密切，国务院于2010年10月，成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作为同一项工作来开展。因此，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案件划归知产庭审理有利于统一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裁判标准，也有利于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
（2）《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的下列五种犯罪可能同时侵害他人知识产权：①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②虚假广告罪；③串通投标罪；④强迫交易罪；⑤非法经营罪。前四种犯罪行为在民事上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最后一种犯罪行为可能同时侵害商标权和著作权，或者构成不正当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禁止不正当竞争属于国际公约所确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一条之（2）规定，“工业产权的保护对象有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标记或原产地名称，和制止不正当竞争。”《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二条之（Ⅷ）规定，“知识产权包括有关下列项目的权利：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制止不正当竞争；……”因此，上述五种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属于涉知识产权犯罪，将其划归知产庭审理有利于统一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裁判标准，也有利于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
（3）司法实践中，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与上述五种扰乱市场秩序犯罪案件的数最并不多，这些案件由知产庭审理既不会过于增大知产庭的负担，也不会削弱刑庭的审判业务。如，2014年，上海法院受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一审案件以及上述五种扰乱市场秩序犯罪一审案件共369件，如果平均分摊到六家基层法院知产庭，每个知产庭受理61.5件，再加上每个知产庭平均受理的侵犯知识产权罪案件56.5件，则每个知产庭平均受理刑事案件可达118件。这一数量的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也是各知产庭完全能够承受的。适度增加知产庭受理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数最更有利于提升知识产权刑事审判质效，更有利于发挥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模式的优势。因此，从《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来看，从司法实践中有关案件的数最来看，完全有条件适度扩大知产庭审理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范围。
3.适度扩大知产庭审理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范围的建议
知识产权审判 篇4
知识产权法院要在“专”字上做文章、下功夫,不断增强创新思维、前瞻意识、国际视野,继续深化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着力破解知识产权保护难题,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自贸试验区建设和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司法服务。完善由技术鉴定、技术调查、技术咨询、专家陪审组成的“四位一体”技术事实调查认定体系,明确技术鉴定人员、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专家陪审员等参与技术事实查明的专业匹配、角色定位和方式路径,着力破解知产案件技术事实认定难题,增强技术事实认定的客观、准确和高效,促进知产审判专业化、民主化。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引领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规则的制定,发挥好基地的研讨、交流、辐射作用,提升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影响力,力争成为亚太地区最受青睐的知识产权案件诉讼首选地之一;着力在审判工作中准确把握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和技术秘密等不同类型的司法保护原则和司法裁量标准,形成各类案件审判指引;通过运用证据规则,引导权利人选择依据损失确定损害赔偿的方式,最大限度呈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严厉惩治各类侵权行为,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有效保护权利人利益,更好保护创新。运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思维,进一步打破时间、地域对案件审理的限制,构建在线审判平台,打造网络法院、智能法院、移动法院。探索建立知识产权巡回审判、园区法官工作机制,发挥好“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陈惠珍法官工作室”的作用,促进知识产权纠纷在园区的有效预防和就地解决。建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志愿者服务机制,健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和司法建议工作机制等。
知识产权审判 篇5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审判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随时报告我院。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为深入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和经济自主协调发展中的职能作用，现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解放思想，能动司法，切实增强提供知识产权司法保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提高认识，切实增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新形势下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要方针、重大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五年我国各项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抓住时机尽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坚持创新驱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注重推动重大技术突破，注重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壮大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文化发展、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的根本动力。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文化发展繁荣和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密切相关。各级法院和广大知识产权法官要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能动司法，找准结合点和着力点，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更加注重激励文化发展和科技进步，更加注重推进文化创新和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更加注重推动知识产权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更加注重发挥知识产权对实体经济的促进和引领作用，更加注重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自主协调发展中充分发挥建设者和保障者的作用。
2、更新观念，切实增强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强化加强保护观念，充分认识加强保护是当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要矛盾、基本定位和政策取向，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用足用好知识产权法律，加强各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切实降低维权成本和加大制裁力度。要强化分门别类和宽严适度观念，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注意适应各类知识产权的属性和特点，符合各类不同知识产权的功能和保护需求，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更加适应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更加符合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更加符合我国文化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新要求。要强化利益平衡观念，把利益平衡作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基点，统筹兼顾智力创造者、商业利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协调好激励创造、促进产业发展和保障基本文化权益之间的关系，使利益各方共同受益、均衡发展。要强化初次裁判正确观念，高度重视提高第一审初次裁判的正确率，使当事人及早获得司法公正，提高服判息诉率和减少上诉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发挥优势，进一步增强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性。继续深入落实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构想和目标，增强贯彻这一战略目标的坚定性和自觉性，确保贯彻落实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新形势新要求，更加重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确保知识产权法律的贯彻实施，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更加重视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重视程序保障和过程透明，重视在先典型案例示范作用，最大限度地为利益攸关方提供稳定和可期待的预期，最大限度地使其避免受司法标准不统一的困扰，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要更加重视长效保护机制，重视一以贯之的法律执行，重视营造一种持之以恒的长效保护机制，避免为一时一事改变甚至损害法律的长效执行。要更加重视平等保护，重视知识产权法律的一体执行，坚决遏制地方保护。要更加重视裁判的引领和导向功能，在裁判中重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注意把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有机结合起来，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把维护公共道德作为司法保护的重要价值追求，提升全社会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法治文化。
二、加强涉文化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促进文化创新和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4、高度重视涉文化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依法加强文化类知识产权的保护。我国已形成以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为主干的文化法律体系，涉文化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已成为知识产权审判的重要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制定和完善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高度重视涉文化类审判工作，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对文化建设的规范、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激励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丰富人民社会文化生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提升我国整体文化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高度重视涉及文化产业的新类型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特别是依法加强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广告、演艺、娱乐、设计等产业领域的著作权保护，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壮大。深入研究和大力加强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软件、数据库等战略性新兴文化产业的著作权保护，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展文化产业发展新领域，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升我国整体文化实力和竞争力。密切关注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等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在保护著作权益的同时，注重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5、加大文化创造者权益保护，保障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要妥善处理作品的独创性与独创高度的关系，既维护给予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基本标准的统一性，又注意把握各类作品的特点和适应相关保护领域的特殊需求，使保护强度与独创高度相协调。要妥善适用著作权法有关著作权的概括性规定，及时保护创作者的新权益。妥善处理个人作品、职务作品和法人作品的关系，既最大限度保护作者权益和鼓励创作积极性，又依法保护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妥善运用思想和表达两分法，注意思想与表达区分的相对性，合理界定作品保护范围。高度重视传播者权益保护，充分保护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合法权益，促进作品的传播和利用。积极探索对综艺晚会、体育节目等所涉权益的法律保护，合理平衡相关各方利益。
6、加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妥善处理保护著作权与促进信息网络产业发展和保障信息传播的关系。要准确把握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有关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精神实质，特别要准确把握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既要加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又要注意促进信息网络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发展，确保社会公众利益。正确把握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提供行为与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划分，妥善处理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与归责、“通知与移除”规则与过错归责、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过错与一般侵权过错的差别等关系。凡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符合法定免责条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虽然不完全符合法定的免责条件，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具有过错的，也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要根据信息网络环境的特点和实际，准确把握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侵权过错认定，既要根据侵权事实明显的过错标准认定过错，不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一般性的事先审查义务和较高的注意义务，又要适当地调动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防止侵权和与权利人合作防止侵权的积极性。要维护“通知与移除”规则的基本价值，除根据明显的侵权事实能够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形外，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赔偿责任应当以首先适用“通知与移除”规则为前提，既要防止降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认定标准，使“通知与移除”规则形同虚设；又要防止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第三方利用其网络服务侵权消极懈怠，滥用“通知与移除”规则。
7、妥善处理好技术中立与侵权行为认定的关系，实现有效保护著作权与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和谐统一。既要准确把握技术作为工具手段所具有的价值中立性和多用途性，又要充分认识技术所反映和体现的技术提供者的行为与目的。既不能把技术所带来的侵权后果无条件地归责于技术提供者，窒息技术创新和发展；也不能将技术中立绝对化，简单地把技术中立作为不适当免除侵权责任的挡箭牌。对于具有实质性非侵权商业用途的技术，严格把握技术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条件，不能推定技术提供者应知具体的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其只在具备其他帮助或者教唆行为的条件下才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除主要用于侵犯著作权外不具有其他实质性商业用途的技术，可以推定技术提供者应知具体的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其应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在审理涉及网络著作权、“三网融合”等新兴产业著作权案件时，尤其要准确把握技术中立的精神，既有利于促进科技和商业创新，又防止以技术中立为名行侵权之实。
8、妥当运用著作权的限制和例外规定，正确判定被诉侵权行为的合法性，促进商业和技术创新，充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正确认定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行为，依法保护作品的正当利用和传播。在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发展确有必要的特殊情形下，考虑作品使用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被使用作品的性质、被使用部分的数量和质量、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等因素，如果该使用行为既不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也不至于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正当利益，可以认定为合理使用。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社会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或者录像，并对其成果以合理的方式和范围再行使用，无论该使用行为是否具有商业目的，均可认定为合理使用。
9、综合运用多种法律手段，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促进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强大的文化竞争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凝聚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纽带，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本着传承与创新、保护和利用并重的原则，根据现有法律和立法精神，积极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平合理地协调和平衡在发掘、整理、传承、保护、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关系。坚持尊重原则，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尊重其形式和内涵，不得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来源披露原则，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以适当方式说明信息来源。鼓励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者应尽可能取得保存者、提供者、持有者或者相关保护部门的知情同意，并以适当方式与其分享使用利益。综合运用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多种手段，积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商业开发利用。
10、充分利用著作权保护手段，依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既要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发挥其凝聚民族精神和维系民族精神家园的作用，又要有利于创新和利用，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可由产生和传承该作品的特定民族或者区域群体共同享有著作权，该特定民族或者区域的相关政府部门有权代表行使保护权利。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存人和整理人，应尊重其以适当方式署名的权利。利用民间文学艺术的元素或者素材进行后续创作，无需取得许可或者支付费用；形成具有独创性作品的，作者可依法获得完整的著作权保护，但应说明其作品的素材来源。不当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给特定民族或者区域群体精神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可以判令不当利用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1、有效利用商标法、专利法等法律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促进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然、人文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标志等申请商标注册，构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歪曲、贬损、误导等不正当利用行为，损害特定民族或者区域群体的精神权益的，可以认定为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禁止作为商标使用；已经使用并造成不良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判决使用人承担停止使用、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标志等构成地理标志的，可以视具体情况作为在先权利予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构成商业秘密的，禁止他人窃取、非法披露和使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发明创造并获得专利授权，专利权人指控他人侵犯其专利权的，可以不予支持。
三、加大科技成果权保护力度，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12、依法加强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科技类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根据科技进步的新趋势和经济发展的新需求，以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增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重要目标，准确贯彻专利法立法精神和正确进行侵权判定，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基础前沿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技术突破和技术创新，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增强企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加大涉文化领域科技类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发挥科技创新对文化发展的引擎作用，推动提高文化产业技术装备水平，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13、正确把握专利权保护宽严适度的司法政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确定专利权的具体保护范围和强度时要适当考虑不同技术领域专利权的特点和创新实际，符合不同技术领域的创新需求、创新特点和发展实际。坚持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利范围的折衷解释原则，准确界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重视专利的发明目的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不应把具有专利所要克服的现有技术缺陷或者不足的技术方案纳入保护范围。对于创新程度高、研发投入大、对经济增长具有突破和带动作用的首创发明，应给予相对较高的保护强度和较宽的等同保护范围；对于创新程度相对较低的改进发明，应适当限制其等同保护范围。
14、正确运用专利侵权判定方法，加大对专利侵权行为的遏制力度。准确把握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的全部技术特征对比、禁止反悔、捐献等判断规则，继续探索完善等同侵权适用条件。等同侵权应以手段、功能和效果基本相同并且对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显而易见为必要条件，防止简单机械适用等同侵权或者不适当扩展其适用范围。现有技术抗辩规则在等同侵权和相同侵权中均可适用。准确把握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的整体观察设计特征、综合判断整体视觉效果的判定方法，以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为判断主体，以外观设计的区别设计特征为核心，以产品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的相同或者近似作为判断侵权成立的根本标准。正确适用现有技术和设计抗辩，被诉侵权人以一份对比文献中记载的一项现有技术方案或者一项现有设计与公知常识或者惯常设计的显而易见组合主张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抗辩的，应当予以支持。被诉侵权人以实施抵触申请中的技术方案或者外观设计主张其不构成专利侵权的，可以参照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抗辩的审查判断标准予以评判。
15、妥善审理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侵权案件，依法保护方法发明专利权。在适当考虑方法专利权利人维权的实际困难的同时，兼顾被诉侵权人保护其商业秘密的合法权益。依法适用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产品以及制造该产品的技术方案在专利申请日前不为公众所知的，制造相同产品的被诉侵权人应当承担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举证责任。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产品不属于新产品，专利权人能够证明被诉侵权人制造了同样产品，经合理努力仍无法证明被诉侵权人确实使用了该专利方法，但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已知事实以及日常生活经验，能够认定该同样产品经由专利方法制造的可能性很大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有关规定，不再要求专利权人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而由被诉侵权人提供其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据。要针对方法专利侵权举证困难的实际，依法采取证据保全措施，适当减轻方法专利权利人的举证负担。要注意保护被申请人的利益，防止当事人滥用证据保全制度非法获取他人商业秘密。被诉侵权人提供了其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据，涉及商业秘密的，在审查判断时应注意采取措施予以保护。
16、妥善处理保护专利权与防止权利滥用的关系，依法规制滥用专利权及滥用诉前禁令制度。在依法保护专利权和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同时，注意防止专利权人明显违背法律目的行使权利，不正当地损害竞争对手，妨碍公平竞争和扰乱市场秩序。对于明知其专利权属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仍然恶意向正当实施者及其交易对象滥发侵权警告或者滥用诉权，构成侵权的，可以视情支持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适度从严把握法律条件，加强程序保障，依法慎重采取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措施。坚持把事实比较清楚、侵权易于判断作为采取诉前停止侵权措施的前提条件。对于需要进行比较复杂的技术对比才能作出侵权可能性判断的行为，不宜裁定采取责令诉前停止侵权措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通过听取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意见的方式对侵权可能性作出准确判断。宣告涉案专利权无效的无效请求审查决定已经作出的，一般不得裁定采取诉前停止侵害专利权措施。
17、加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加大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和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力度，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依法严格保障品种权人的利益，大力促进品种的培育和创新成果的转化，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对侵犯植物新品种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于为商业目的生产、销售或者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等侵权行为，要及时依法予以制止；对于假冒他人授权品种的行为，也应以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论处。依法审查品种权人的证据保全申请，积极采取证据保全措施，保障品种权人及时获得司法救济。对被诉侵权繁殖材料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应尽量遵守相应的技术规程，保证取样的客观性和代表性，但不得以未邀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取样为由简单否定证据保全的效力。注意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农业和农村稳定。正确区分作为品种生产者、管理者的制种大户与以种植为业的普通个人、农村承包经营户，既要依法免除以种植为业的普通个人、农村承包经营户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责任，又要防止实质上成为品种生产者和管理者的制种大户逃避法律制裁。
四、加强商标权保护，培育和维护知名品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创新性和包容性增长
18、依法加强商标权保护。商标权的保护，必须有利于鼓励正当竞争，有利于划清商业标识之间的边界，有利于遏制恶意抢注他人知名商业标识及“傍名牌”行为，有利于为知名品牌的创立和发展提供和谐宽松的法律环境，为培育知名品牌和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提供助力，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品牌强国加快转变。要根据商标的知名度、显著程度等，恰当运用商标近似、商品类似、在先使用并且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等裁量性法律标准，妥善把握商标注册申请人或者注册人是否有真实使用意图，以及结合商标使用过程中的“傍名牌”行为认定主观恶意等，用足用好商标法有关规定，加大遏制恶意抢注、“傍名牌”等不正当行为的力度，充分体现商标权保护的法律导向。
19、妥善处理商标近似与商标构成要素近似的关系，准确把握认定商标近似的法律尺度。认定是否构成近似商标，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通常情况下，相关商标的构成要素整体上构成近似的，可以认定为近似商标。相关商标构成要素整体上不近似，但主张权利的商标的知名度远高于被诉侵权商标的，可以采取比较主要部分决定其近似与否。要妥善处理最大限度划清商业标识之间的边界与特殊情况下允许构成要素近似商标之间适当共存的关系。相关商标均具有较高知名度，或者相关商标的共存是特殊条件下形成时，认定商标近似还应根据两者的实际使用状况、使用历史、相关公众的认知状态、使用者的主观状态等因素综合判定，注意尊重已经客观形成的市场格局，防止简单地把商标构成要素近似等同于商标近似，实现经营者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20、充分考虑商标所使用商品的关联性，准确把握商品类似的认定标准。认定商品类似可以参考类似商品区分表，但更应当尊重市场实际。要以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为标准，结合商品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因素，正确认定商标法意义上的商品类似。主张权利的商标已实际使用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认定商品类似要充分考虑商品之间的关联性。相关公众基于对商品的通常认知和一般交易观念认为存在特定关联性的商品，可视情纳入类似商品范围。
21、规范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切实加强驰名商标保护。驰名商标保护的目的在于适当扩张具有较高知名程度的商标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不是评定或者授予荣誉称号。凡当事人主张驰名商标保护且符合保护条件和确有必要的，应当依法予以认定和保护。对于一般公众广泛知晓的驰名商标，要结合众所周知的驰名事实，减轻商标权人对于商标驰名情况的举证责任。认定驰名商标并不要求具有等同划一的知名程度，但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和强度要与其显著性和知名度相适应，对于显著性越强和知名度越高的驰名商标，要给予其更宽的跨类保护范围和更强的保护力度。要认真执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准确把握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加强对驰名商标事实认定的严格把关，坚持判前审核制度，防止当事人弄虚作假，为骗取驰名商标的认定而进行虚假诉讼。
22、妥善认定商标侵权抗辩，维护正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商标侵权行为应以在商业标识意义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商标为条件，被诉侵权人为描述或者说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特点而善意合理地使用相同或者近似标识的，可以依法认定为正当使用。注册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属于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抢注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或者以不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被诉侵权的在先商标使用人以此为由提出抗辩的，应当予以支持。
23、妥善处理实体与程序的关系，强化商标授权确权争议的实质性解决。程序既有其独立的法律价值，又必须以实体问题的解决和实体公正的实现为取向和终极目标。实体公正既是程序运行的目标和指向，又需要以程序公正为支撑和保障。既要高度重视程序公正，防止忽视程序公正片面追求实体公正，又要以实体公正为依归，防止机械司法。当事人因行使程序权利的瑕疵而可能影响其重大实体权益，甚至可能导致其丧失救济机会且没有其他救济途径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给予补救机会。要注重商标授权确权争议的实质性解决，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程序重复，搁置实体问题和回避矛盾。对于商标是否应予注册、是否应当撤销等能够做出实体性判断的，可以在裁判理由中作出明确的判断，为被诉行政机关重作决定作出明确指引。
五、依法规范竞争秩序，培育自由公平、诚信守法的竞争文化，创造公平有序、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
24、加强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妥善处理好知识产权专门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在激励创新的同时，又要鼓励公平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补充保护作用的发挥不得抵触知识产权专门法的立法政策，凡是知识产权专门法已作穷尽性规定的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上不再提供附加保护，允许自由利用和自由竞争，但在与知识产权专门法的立法政策相兼容的范围内，仍可以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角度给予保护。妥善处理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规定与特别规定之间的关系，既要充分利用原则规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有效制止各种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又要防止原则规定适用的随意性，避免妨碍市场自由公平竞争。严格把握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规定的适用条件，凡属反不正当竞争法特别规定已作明文禁止的行为领域，只能依照特别规定规制同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原则上不宜再适用原则规定扩张适用范围。反不正当竞争法未作特别规定予以禁止的行为，如果给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确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不制止不足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可以适用原则规定予以规制。正确把握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的评判标准，以特定商业领域普遍认同和接受的经济人伦理标准为尺度，避免把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简单等同于个人道德或者社会公德。
25、依法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有效制止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为企业的创新和投资创造安全和可信赖的法律环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合理把握秘密性和不正当手段的证明标准，适度减轻商业秘密权利人的维权困难。权利人提供了证明秘密性的优势证据或者对其主张的商业秘密信息与公有领域信息的区别点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明的，可以认定秘密性成立。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证据证明被诉当事人的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且被诉当事人具有接触或者非法获取该商业秘密的条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或者已知事实以及日常生活经验，能够认定被诉当事人具有采取不正当手段的较大可能性，可以推定被诉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事实成立，但被诉当事人能够证明其通过合法手段获得该信息的除外。以符合法定条件的商业秘密信息为依据，准确界定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每个单独的商业秘密信息单元均构成独立的保护对象。完善商业秘密案件的审理和质证方式，对于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要尝试采取仅向代理人展示、分阶段展示、具结保密承诺等措施限制商业秘密的知悉范围和传播渠道，防止在审理过程中二次泄密。妥善处理商业秘密民事侵权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既注意两种程序的关联性，又注意其相互独立性，在依法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也要防止经营者恶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干扰和打压竞争对手。
26、妥善处理保护商业秘密与自由择业、涉密者竞业限制和人才合理流动的关系，维护劳动者正当就业、创业的合法权益，依法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职工在工作中掌握和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技能，除属于单位的商业秘密的情形外，构成其人格的组成部分，职工离职后有自主利用的自由。在既没有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又没有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劳动者运用自己在原用人单位学习的知识、经验与技能为其他与原单位存在竞争关系的单位服务的，不宜简单地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规定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妥善处理商业秘密保护和竞业限制协议的关系，竞业限制协议以可保护的商业秘密存在为前提，但两者具有不同的法律依据和行为表现，违反竞业限制义务不等于侵犯商业秘密，竞业限制的期限也不等于保密期限。原告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提起侵权之诉，不受已存在竞业限制约定的限制。
27、加强垄断案件的审理工作，及时有效制止垄断行为，增强市场活力，促进市场结构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强化反垄断法的效果思维，全面考虑各种相关因素，综合评估涉嫌垄断行为的反竞争和促进竞争的效果，依法认定垄断行为。注意发挥经济学专家和专业机构的作用，探索引进经济分析方法的途径和方式。要根据不同的垄断行为类型，合理分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对于明显具有严重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垄断协议，可以不再要求受害人举证证明该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对于公用企业以及其他具有独占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适当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
六、加强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建设，完善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
28、深刻把握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与规律，建立健全适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纠纷解决机制。正确把握“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要根据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技术性强的特点，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委托调解、专家调解、行业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坚持依法自愿调解原则，不得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调硬调和以拖促调。对于当事人或者相关行业对判明是非的期待高，或者对明确规则的要求强烈，或者对判决的接受程度高的案件，尽可能选择以判决方式解决纠纷，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和导向功能。要发挥科技专家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技术问题解决机制。
29、继续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综合效能。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积极推进由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试点工作，建立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协调机制，提高司法效率，统一司法标准，发挥整体保护效能，努力构建资源优化、科学运行、高效权威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要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形成保护合力。优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适当增加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鼓励中、基层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开展跨地区划片集中管辖，合理配置审判资源。
30、维护法治统一，促进市场统一开放。完善案件管辖制度，加强监督制约，适当采取提级管辖、异地指定管辖等措施，有效遏制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现象，保障案件公正审理。决定提级管辖或者异地指定管辖的，原管辖法院要正确对待，及时移交案件。切实加强审判监督，发挥二审和再审的纠错功能，防止为顾及审判绩效考核指标而迁就错误裁判。对于指令再审的案件，有关再审法院要正确理解和认真对待再审指令，依法改正错误。对于无视再审指令，拖延再审或者无正当理由不执行再审指令的，要严肃纪律，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适当加大知识产权关联案件的协调和指导力度，维护裁判标准的统一。
知识产权审判 篇6
舆论压力影响下的典型司法案例
我们先回顾几个案例, 看媒体舆论和公众舆论对这些案件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案例一:许霆案。许霆, 25岁, 山西人, 2006年4月21日在广州市商业银行ATM机上取款时, 因机器出故障, 用余额只有170多元的卡, 重复操作171次, 共取走现金17.5万元。被捕后, 2007年11月29日被广州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广州本地媒体率先报道了此事, 随即在网络和法学界掀起了激烈的讨论, 有九成网友认为法院“判重了”。许霆一时间获得舆论的普遍同情。2008年1月16日, 广东省高院以“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为理由裁定案件“发回重审”, 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
案例二:杭州飙车案。2009年5月7日晚8时许, 杭州富家子胡斌驾高级跑车, 一路急速行驶, 在市区一居民区门口的斑马线上撞上25岁的浙江大学毕业生谭卓, 造成其经抢救无效死亡, 留下了年迈无所依的父母。次日, 警方称:根据初步调查, 案发时肇事车的时速为70码, 并表示肇事车辆是否存在改装、死者是否走在斑马线上不详。该通报会引起了网友的极大愤怒和不满。“富家子弟”罔顾他人生命的飙车行为, 以及70码车速能将人撞飞5米高20米远的质疑在网上炸开了锅。另外, 明明就有媒体播出了事故录像, 为何通报会称没有监控录像?在事故当晚, 胡斌为何还能回到家中上网更新QQ空间?由此, 这起飙车案在网络上迅速演变为“70码”事件, 并衍生出“欺实马”这一网络热词。5月14日, 多省市专家联合调查, 之后警方宣布侦查终结, 杭州市公安局就早前的70码说法向公众道歉, 认定事故车在事发路段的行车时速在84.1公里到101.2公里, 且肇事车辆的多个部分已在原车型的基础上被改装或部分改装。7月20日,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备受公众关注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进行一审判决, 被告人胡斌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除此之外, 还有诸如“张金柱案”、“夹江打假案”、“张二江案”、“蒋艳萍案”、“綦江虹桥垮塌案”、“宝马撞人案”、“张君案”、“邓玉娇案”等一系列案件。
以上案件的最终结局, 都与媒体及民间舆论有关, 其中多数监督产生积极影响, 弱者正是通过监督由“地位”的弱者变成了“舆论”的强者, 最终讨回法律的公道。由于舆论对司法产生了影响, 并且其中某些案件可能产生了消极影响, 有人就不管青红皂白地指责舆论监督, 从而使得大众媒体和公民舆论一起遭殃, 被斥之为“干扰司法独立办案”和“代替法官判案”, 被人冠以“媒介审判”或“舆论审判”的帽子。一度有学者和相关人士呼吁舆论需要理智, 媒体不应该参与重大案件的追踪和报道。
公众舆论不完全理智, 就能断言“舆论审判”吗?
对于究竟是不是“媒介审判”、“舆论审判”, 我们需要理清什么是公众舆论, 舆论能做到全部理智客观吗?
舆论在中国古代称为“舆人之论”, 即众人的议论, 如《晋书·王沉传》:“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 听舆人之论。”还有说法是古代称百姓的怨言为“舆人之诵”, 主要是指对当权者的怨谤。可以看出有最初舆论就具有众人对暴政的不满和对所遭受不幸的倾诉。在英文中舆论是“public opinion”即“公共的意见”, “公共性”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国著名学者陈力丹教授认为,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相对一致性、强烈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 (1) 。通过对定义的分析可知, 舆论的主体为“公众”, 其主要标志是:其一, 对舆论客体 (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 有相近或相同的认知;其二, 具有社会参与的自主性。 (2)
从上面的说法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 既然主体是公众, 即由每一个不同的个体组成, 因此公众绝不可能都是理智的, 而对于某些事物的看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所表达的意见有的从整体利益出发, 也有许多人源于他自身的利益, 公众是一个数量概念, 并不能代表他们有相同的利益或思想。在这种多样和自由的意见表达过程中, 正确和错误的观点都有可能出现, 并且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如果言论和意见的表达需要“自由的呼吸空间”, 那么我们就必须保障公众舆论的权利。在西方有一种“排气阀”理论, 它认为社会如同大锅炉, 气压太高时要通过排气阀排气。新闻媒介就是社会的排气阀、社会的安全阀。如果信息不能自由流通, 意见不能顺利表达, 那么各种怨气就会不断膨胀, 人们就会对社会丧失信心, 也会丧失公德心, 因此要给人们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再者个人也承受不起“舆论审判”的论调, 所以公众舆论并不是国家和政府所指使, 它独立于各种特殊的利益集团, 也是大众自己的声音和意见表达, 这样的舆论才是真正的舆论。所以, 要求公众舆论完全理智、客观和统一, 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是错误的声音, 就斥之为“舆论审判”, 等于叫民众闭口。
媒体影响司法判决, 就能断言“媒体审判”吗?
作为公共权力之一的司法部门, 理应受到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监督, 这种监督是必须也是必要的, 司法部门所应该持有的态度, 不是回避和阻碍, 而是应该主动积极配合。就自身来说, 更应该保持司法公正和独立精神。既然你有独立审判的权力, 你就应该认真听取正确的意见, 否定不正确的看法, 而不应该无原则地屈从媒体的错误舆论和民众的错误看法。
“舆论影响”不等于“舆论判决”。央视的调查中, 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的占了92%, 邓玉娇一审被认定构成故意伤害罪, 因此邓玉娇的判决并未完全顺应大多数网民的意志, 因此也谈不上是屈从舆论的“舆论判决”。
其实, 我国很难有所谓的“媒体审判”的基本条件。
在西方, “媒体审判”出现的原因和西方国家的评审团制度 (people jury system) 密不可分, 是海洋法系国家审判制度的重要部分。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下, 进入法庭审理阶段的刑事案件, 陪审团将根据出示的证据、证人以及双方辩论的过程来辨明事实真相, 然后法官根据所认定的事实来适用法律, 给出判决。由于陪审团成员都来自普通公民当中, 没有经历过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 也没有受过专业的心理能力训练, 他们有义务或者能力从媒体报道的海洋中辨别出客观的真相。在这样的庭审中, 如果媒体对相关司法案件进行大规模不客观、不真实、片面的报道, 陪审员一旦接触到媒体报道, 很难不受到影响, 这必将影响到陪审团对于事实的判断, 进而给法官作出判决带来影响。这也是西方法庭对媒体退避三舍的原因, 一不留神, 媒体报道就有可能给陪审团带来影响, 进而导致“媒体审判”的产生。
但在我国情形大不一样, 我国没有采用西方的完全陪审团制度, 因而通过舆论和媒体报道来干涉司法显然要困难得多。我国采用人民陪审员制度, 虽然陪审员的法律知识并不完善也不专业, 但在我国, 正常情况是陪审员会跟从以及依附法官的看法, 很少有独立思考。正是从这个层面来分析, 我们说, 我们国家很难有所谓的“媒体审判”的基本条件。
谁最能左右司法:不正当的权力介入
既然司法有独立办案的权力,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左右司法的看法出现呢?究竟又是什么才是干预司法独立办案呢?
事实上, 在我国最能影响司法审判结果的是另外一种力量, 即权力, 政府部门中的行政权力。也就是政府部门行使不正当的权力, 干预办案。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 各级法院远不能独立于各个党委和行政机构, 法院的编制、人事、财政均属于同级的党委政府管辖。因此, 在遇到重大案件的处理时, 会出现领导批示、“权力”判决, 法官最害怕的不是案件错综复杂, 而是受到权力机关指示的“发回重审”和“限期解决”。我们不是一般的反对领导批示, 如果批示要求客观、公正办案, 是没有问题的, 最怕的是判决性的批示, 比如“必须改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批示。
如果民众舆论、媒体舆论与权力部门的看法不一致, 即使舆论再正确, 审判机关更多的是屈从于权力。
还有一种情况, 表面上是媒体舆论在干预, 其实是隐蔽在背后的权力。我国的传媒机构背后有一个权力系统在管辖, 这是我们的国情。在正常的情况下, 管辖媒体的国家相关部门与媒体想在一块儿, 不会随意去干预办案, 但有时有的地方的政府部门, 也会滥用管辖媒体的权力, 在某些司法案件中用“权力”干预媒体, 再通过媒体干预司法。也就是通过媒体造势之后, 由权力部门作出批示, 制造“顺从民意”的假象。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审判根本不存在, 而会对司法审判带来干扰的更多的是权力。
媒体、司法应在理性中各司其职
近些年, 媒体与司法博弈的案件并不鲜见。没有舆论的监督、影响和推动, 不知道要出多少错案。因此, 舆论的监督无非是将可能依附在司法上的外来权力剥离, 希冀能公正办案。舆论行使监督权, 司法坚持“独立办案”的原则, 各司其职, 社会才是正常的。
前面说到, 公众由每一个不同的个体组成, 因此公众舆论的表达不可能要求完全理智。然而, 对媒体和司法来说都不是个人行为, 不是在行使私权, 而是行使公共权力, 必须理性对待每个案件。尽管我们不赞同用“媒体审判”的说法来反对对司法的监督, 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可以为所欲为。至于对司法的理性要求应该比对媒体的要求更高, 因为媒体人员是无法进入到对核心案情的了解的, 往往只能从暴露出来的表象去分析案情, 这就难免有错。即使有的媒体不负责任地预设案情、妄下判断, 其影响力也只是在舆论的范围内。而司法则掌握了大量证据, 并行使最终的审判权, 它关乎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是生死。因此, 作为一个案件来说, 人们最关注的不是舆论, 而是结果。司法必须理智地行使其独立的审判权, 对公众和媒体的舆论, 正确的要采纳, 错误的不能屈从, 这样的结果才是公正和服众的。
我们不否认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 会使司法机关产生某种偏差, 有可能影响到对案件的判决。但我们最终要看到, 司法判决无论是受到民众舆论、传媒或是行政权力的影响而作出错判, 都只能说明同一个问题, 即司法人员自身独立办案的观念不强, 制度不够完善, 盲目屈从于权力或舆论, 这才会在作出判断时受到左右。
古罗马法律思想家西塞罗有一句名言, “法是最高的理性”。归根结底来说, 法律是不应该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更不应该被外界的压力所左右。如果大众的舆论真的是民心所向和符合客观实际, 那么我们应当拷问的是法律的公正和判决的合理性, 而不是舆论。
综上所述, 媒体舆论和民众舆论对司法办案的监督是必要的, 如果只因为出现某些不理性的行为就笼统地斥之为“媒体审判”、“舆论审判”, 是不利于对司法进行监督的。毫无疑问, 舆论和权力都可以对重大事件作出反应和表达意见, 但这些不是指令更不是判决。如果有一些因为舆论影响司法作出错误判决, 首先应该追责的是司法公正性和独立性, 并非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之过。迫于民意改变的司法判决本身就说明了案件审理过程的粗糙与待考证性。再遇到此类现象时, 司法机关应该适当参考公众意见, 提取正确的观点, 摈弃错误思想, 决不能盲目跟从舆论作出判决, 更不能因为舆论升级到行政权力干涉而扰乱司法独立办案。相反, 媒体舆论在司法判案时所提供的观点应该看做是司法监督的有力手段, 如果没有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 法律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更难得到保证。最终, 所谓的“舆论审判”不再出现, 不仅需要大众传媒和公众更加理性, 更需要司法程序正义和独立得到保证, 以及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来达到。
参考文献
浅析海瑞的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 篇7
海瑞, 字汝贤, 又字国开, 号刚峰, 称为刚峰先生。他出生在一个官吏家庭。但由于父亲很早去世, 母亲独自抚养其成人, 海瑞对广大老百姓的疾苦有深切体会。他从嘉靖后期经隆庆时期到万历前期一直在朝为官, 曾先后担任南平教谕、淳安知县、兴国知县、应天巡抚和都御史等职务。世人对海瑞评价褒贬不一, 总的来说是“当时的人民说他好, 当时的大地主说他不好”。
二、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
海瑞一生中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为老百姓伸张正义, 在当时和后世都被推崇为清官, 得到了人民的称颂。明代以来的民间公案小说如《海忠介公居官公案》和《海公小红袍》等, 戏剧《德政坊》, 曲艺《白玉亭》等都对他的事迹有所记录。海瑞的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 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 严格执法, 一视同仁
海瑞一生正直, 强调严格执行法律条规。对待贪污犯罪, 他主张要严格实行太祖时期的酷法。《明大诰》中规定处罚贪官污吏应施用重刑: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均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他严格要求遵守该法律, 并制定一系列的规章打击贪污官吏。在巡抚任上, 海瑞制订的《督抚条约》中就规定禁止迎送, 食费不超过三钱等等, 并在所治各府县公开宣布:“并一应本院行事, 敢有一事一字不遵, 一时一刻迟误者, 本院决不轻贷。”
为了严格依照律法办事, 保障执法公正, 他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反应海瑞的执法思想吸收了法家的观点, 主张小民与官吏犯法同罪。在《赠史方斋升浙藩大而参序》中, 他就宣称“惟法所至, 则小民同公, 不土故异”。如海瑞在任兴国知县时, 退休尚书张鏊的侄子张魁、张豹到兴国买木材, 欺诈百姓, 海瑞不畏权贵, 将两人依法治罪。
(二) 注重礼义, 教化百姓
尽管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而且严格执法, 但是作为一个受儒家经典教育的举人, 他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海瑞强调尊尊卑卑等儒家经典思想, 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风俗日薄, 人心不善, 诉讼增多, 就是因为缺乏教化。他指出官员办案缺乏教化百姓之心, 只知道“上司每以未完责下, 下司维求完事以避责。感化之意微, 了事之情切”。因此, 海瑞设置里长老人一职时, 就要求做到“每遇里老人, 谕令劝各人户有子弟令就学, 为僉选社学师”。
同时, 海瑞在《教官参评》中要求掌管一邑教学的教官讲述儒家经书, “应将经、子、史诸集, 与群弟子朝夕讲习, 月日会课, 切磋琢磨, 使之义理明而心性醇”。这样, 百姓受到教化, 民风自然提高, 才能会减少繁诉和诬告。
(三) 重视证据
海瑞判案注重证据的取得, 不随意断案。他经常检验尸身, 进行逻辑推理, 以便做到公正断案, 不冤枉无辜的人。这种断案原则, 在他的人命参语中有体现。如在海瑞任淳安知县时就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该县有一百姓胡胜荣, 和兄弟胡胜祖、胡胜佑等与邵时重争夺一山。某日胡胜祖因病猝死, 而胡胜荣则谎称兄长是邵时重打死。为了防止检验尸体的时候露馅, 胡胜荣买了硃料涂抹在胡胜祖的身上, 并用火炽。但是海瑞仔细地检验了尸身, 发现被殴打之处的颜色不同, 从而查明真相。他的经验是:“凡人被打伤死, 其血凝聚, 多是隐隐骨中, 微见于外。重则血晕紫红, 谓之紫则兼带黑色, 轻则红色淡红色”。但是胡胜祖身上的红却太过于明显, 在阴暗之天都可见, 而且“后用瓷瓦刮之, 红去无踪”。由此可见, 这是骗术。
(四) 依据情理断案
海瑞判案效率很高, 一般不会拖延。对他而言, 明确的案件只要“两造具备, 五听三讯, 狱情亦非难明也”。而且, “昭明者十之六七, 两可难决亦十之二三也”。他判案首先是靠直觉, 所有诉讼, 十之六七, 都可立即判定, 只有少数疑案才有待斟酌。
处理疑难案件, 他推崇古代的“与其杀不辜, 宁失不经;与其失善, 宁其利淫”的方法。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自己斟酌的标准, 即“凡讼之可疑者, 与其屈兄, 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 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 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 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 与其屈小民, 宁屈乡宦, 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 与其屈乡宦, 宁屈小民, 以存体也。”依据这一标准, 我们不难看出, 海瑞要求遵守长幼观念, 兄伯高于弟侄;他赞赏正直的人, 认为愚直高于刁顽;他宁可屈乡宦也不屈小民,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百姓的利益。不难看出, 他的这一断案原则遵循的是儒家思想。
(五) 重视人命案件, 区别故意杀人和误杀
海瑞注重人命案件的审理, 他要求“今后府县有告人命, 速拘众证审问。狱贵初词, 稍迟而设计装词, 不可信矣。况人命, 狱之重者乎”!同时, 他对故意杀人和误杀区别对待。在淳安县时期, 他书写的《邵守愚人命参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件。邵守愚和弟弟邵守正共同继承祖上传下来的一口池塘, 轮流在池中养鱼。守愚养鱼的那年, 池塘经常发生偷盗案。一晚, 邵守正约了一名叫程週的人一起去池塘偷鱼, 而当日邵守愚则带着长矛去守池塘。结果, 守愚看到贼的背影, 不由分说, 用长矛连刺六下, 杀死了弟弟守正, 守正惨叫一声而亡。判案的知县认为, 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件, 兄弟之间有仇, 否则不可能连刺六下。如果按此判决, 守愚则依“同居卑幼引他人盗己家财物, 有杀伤者, 依杀缌麻弟律绞论”。但是, 海瑞认为此为误杀, “其连戳六鎗者, 盖亦未知其死与未死, 多戳可据, 亦势所必至也。”而且在深夜, 弟弟来盗, 是守愚所没意料到的, “不能就一痛声而辨其为兄弟他人”。
(六) 规定常例, 禁诬以止诉
海瑞为了达到止诉目的, 规定了常例。第一, 规定判官要规范书写判书, 防止官员随意判案。他指出“刑部供案情节不遗, 词极简短”, 而且“每铺叙许多无用说话, 遂致吏书得以暗藏字面, 出入罪人, 官不能究”。因此, 海瑞主张“当止却官所判断语为供, 不用书手”, 这样才能防止官吏奸诈。第二, 规定官府少翻案。“县之判曰某曲也, 府翻焉”。如此, 官府判决有执行力, 不会让百姓轻易认为上诉就有赢诉的可能性。第三, 指出四六之分诉讼办法是错误的。四六之分是指“与原告以六分理, 亦必与被告以四分。与原告以六分罪, 亦必与被告以四分”。如此一来, 原告与被告, 对与错之间的曲直相差不远, 很容易反复。海瑞同时提出, 要想止诉, 必须禁止诬告。诬告之坏“不知矜此一人, 坏千万人, 不能治一人之诬, 必召千万人之诉”。官吏必须注意“凡民间小诉, 州县官俱要一一与之问理。若果无情尽辞, 虽小必治。甚则监之枷之, 百端苦之”。特别是对于人命案件要严格调查, 防止诬陷。他认为对诬告人命案件的人处罚过轻, 提出要用重典, “明系图赖者不可不加重刑, 以儆后也。须严审干证, 系真实后可检验。”同时, 在《督抚条约》中明确提出“诬告必加重刑……人命至重, 诬人以人命亦至重, 均之不可轻视也”。
三、结语
海瑞作为一名正直的官员, 在当时的社会得到了颇有争议的评价, 但他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的功绩是很值得肯定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难免有局限之处。正如黄仁宇所言, “海瑞的一生经历, 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 个人道德之长, 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参考文献
[1]陈义钟.海瑞集 (上下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增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知识产权审判 篇8
所谓媒介审判, 是指在司法未对案件判断时, 新闻媒介就已经对案件作出判断, 同时, 对涉案人员进行定罪、定性的判断。实际上, 媒介审判的主观性比较强, 缺少判断的客观性、科学性, 会导致法治原则受到影响、司法权威受到侵害。近年来, 随着网络的发展, 媒介审判向着网络化的方向发展, 并呈现出了新的媒介审判特点。
二、网络媒介审判的成因
(一) 网络匿名性与“把关人”缺失
与现实生活不同, 网络世界属于虚拟世界,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 网民可以随意地发表自己的言论、看法、建议等, 而且还可以利用匿名来发表, 这就会导致网民在发表言论的过程中, 不考虑言论的后果, 直接发表。在现实世界中, 对于一些小的分歧, 人们会选择隐忍或者不在乎的态度, 不过在网络世界中, 因为不用承担后果, 这些小的分歧就会被放大, 进而直接发泄自己的不满, 甚至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委屈之后, 在网络中发泄自己的不满。同时, 匿名性会让很多网民的安全感增强。因此, 在表达对某个事件的看法时, 会更加的肆无忌惮, 这就导致一些不负责任言论的出现, 由此, 就产生了网络媒介审判。在群体传播的过程中, 会存在“把关人”这个角色, 在进行传播之前, 对信息进行审核, 只有符合的信息才能传播出去, 传统媒介中, “把关人”的角色多由编辑、记者来承担, 也有可能是传统的媒介组织, 通过筛选和过滤之后, 将规范的信息传播出去。尽管“把关人”在把关的过程中会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但是, 信息的真实性与权威性是可以得到有效保证的, 但是在网络环境中, “把关人”的角色并不存在, 这导致一些不负责任、偏激的网络言论流传于网络中, 导致网络媒介审判的产生。[1]
(二) 网民媒介素养比较低
在网民数量急剧增多的背景下, 网民的素质与道德品质越来越参差不齐。再加上网络环境下, 信息量越来越大, 这导致很多虚假信息掺杂其中, 网民在浏览信息的过程中, 需要具备一定的辨别能力, 然而, 由于网民的媒介素质比较差。因此, 会有很大一部分的网民盲目跟风, 并且在针对某个事件发表言论时, 过分感性, 这样一来, 媒介审判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负面效应, 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2]传统媒介具有一定的舆论引导作用, 然而在网络环境下, 这种引导力量明显不足, 进而导致网络媒介审判现象的产生,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网络媒介审判的特点
(一) 媒介审判随意化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会自觉的规范自身的行为, 从而符合对自身角色和身份的定位。但是在网络环境中, 人们本身就具备很强的随意性, 再加上匿名性的存在, 使人们的网络行为变得无限制性。当案件发生时, 人们就可以随意的发表自己的看法, 并做出一定的判断, 甚至有些人会借此来发泄自身的不满, 这样一来, 媒介审判的随意化变得越来越严重。网民在对新闻事件发表看法时, 很少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更多的是以个人的好恶来判断, 或者盲目的跟随某一种观点, 这样一来, 任何正面的解释和辩驳都不会起到作用, 由此导致网民媒介审判出现了偏差, 逐渐地走向了偏激化的方向。网络具备非常强的开放性, 在网络中, 发布权不再只是媒体的权利, 网民也可以发布相关的信息, 这削弱了网络媒体“把关人”的作用, 从而导致网络舆论失范。
(二) 媒介审判主体多元化
在网络环境下, 传播者不再只是网络媒体, 任何一个个人或组织都可以是传播者, 他们在进行信息传播时, 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由此一来, 媒介审判中的主体变得越来越多。[3]传统的媒体在进行媒介审判时, 更多的是由媒体人员进行控制, 大众的看法和建议并不完全被采纳, 但是在网络媒体中, 原有的媒介审判模式被打破, 在媒介审判中, 汇集了越来越多的网民, 而且, 网民参与的方式也变得多元化。超链接是网络媒体的一大特色, 据此, 新闻事件在网络中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这也促使媒介审判形成的速度加快, 并且吸引大量的网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由于数量众多, 媒介审判所具备的影响力就更大。
(三) 与传播媒介审判紧密互动
对于新闻案件的报道来说, 传统媒体所具备的权威性、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因此, 网络媒体在进行同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时, 会转载传统媒体的稿件或视频, 从而有效地提升网络媒体的影响力。[4]网络媒体在进行转载时, 会综合多家传统媒体的新闻案件信息, 从而全面地将新闻事件展示在受众面前, 在新闻事件传播的过程中, 就会逐渐形成一定的媒介审判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 传统媒体会对网络媒介审判进行密切的关注, 以便于适时地对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 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由此看来, 传统媒介审判与网络媒介审判之间的互动性越来越强, 通过二者之间的互动, 实现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
四、结论
在网络媒体发展的过程中, 网络媒介审判随之形成,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特殊性、匿名性等特点, 导致很多网民在针对新闻案件发表自身的言论时, 不考虑言论的后果, 进而导致一些偏激的言论出现, 最终形成负面的媒介审判, 影响司法审判的正常进行。为了避免网络媒介审判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就需要提升网络媒体的防范意识, 增强网络媒体“把关人”的作用, 对网民的言论进行适时的引导, 同时, 还需要提升网民的媒介素质, 从而建立起良好的、规范的网络环境, 避免发生媒介审判影响司法审判权威的现象。
摘要：随着网络快速的发展, 网络媒体产生并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逐渐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 在网民数量不断增多的前提下, 网民所形成的呼声与力量也越来越大, 由此, 媒介审判出现了新发展, 变为网络媒介审判。现今, 社会各界对网络媒介审判都有着比较广泛的关注, 在本文中, 对网络媒介审判的成因和特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网络,媒介审判,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语嘉.新媒体背景下我国的网络媒介审判现象研究[J].科技传播, 2015 (01) :227-229.
[2]黄茜.我国“网络媒介审判”现象的分析及防范策略[J].今传媒, 2012 (02) :31-33.
[3]时潇锐.网络媒体环境下媒介审判的新特征——以药家鑫案与李天一苏楠案为例[J].东南传播, 2012 (07) :79-80.
知识产权审判 篇9
1 最高院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
民事再审事由, 被视为打开审监程序之门的钥匙。民事裁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 即具有强制执行力, 不容轻易加以变更。但是, 在一些特定情形下, 如果对于判决存在的重大错误, 不加以纠正, 则有违正义之举。民事再审事由就是法定的这类“重大错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再审事由成立即应裁定进入再审程序。1991年颁布实施的民诉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已被司法实践证明存在诸多缺陷。如“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期限和审查方式规定不明确”, 致使许多应及时再审的案件长期得不到审查;“由原审法院进行审查、纠错”, 客观上导致了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公正性的质疑。综合了实务与理论界的各方建议, 我国于2003年12月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纳入立法案。
对于哪些情形应当再审, 一直是解决“再审难”的重要环节。基于此, 重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细化了法定再审事由, 被各界普遍认为这是立法修正的亮点。民诉法列举了十三项外加一款的再审事由, 在很大程度上让当事人明白了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行使申请再审权利。但是这些事由的表述中仍然存在不尽明确的地方。法定事由中一些关键词如“新的证据”、“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管辖错误”等, 这些概念在司法实践把握上, 仍然存在争议和歧义。
因此, “此次修正民事诉讼法并不是对审判监督程序作详细、系统的修改, 为确保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审判监督程序部分的顺利实施, 使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进一步落到实处, 有必要尽快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细化, 增强可操作性, 减少适用中的分歧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8年12月1日正式施行。这意味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可操作性将明显增强。
2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审判监督程序, 是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依法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时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法。审判监督程序是因有法定事由而提出重新审判以及人民法院径行新审判的程序。所以, 审判监督程序是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 不增加审级的一种救济程序。
2.1 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第一, 审判监督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审理每一个案件所必经的程序, 只是案件诉讼中的一种特别程序。
第二, 审判监督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提起案件再审的, 有人民法院提起, 有当事人申请, 也有人民检察院抗诉。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
第三, 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也只有当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并且发现确有错误的, 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
2.2 审判监督程序与上诉审程序的不同
首先, 提起的主体、时间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由当事人提起上诉开始的, 而审判监督程序, 除了因当事人根据法定理由申请再审外,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和发动审判监督程序。从时间上说, 上诉程序规定上诉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超过上诉期限, 即丧失了上诉的权利, 而在审判监督程序中, 当事人也要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 但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人民检察院发动再审, 则不受时间的限制。
其次, 程序的性质、提起的理由和审理的程序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上诉审程序是当事人提起上诉后的必经程序。而审判监督程序不具有审级的性质, 不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第三, 两者发起程序的理由不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限制, 而提起再审的理由则有限制, 必须有法律规定的事由才能提起再审。
2.3 再审案件的审判
第一, 裁定原判决中止执行。对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 而人民法院尚未立案决定再审的案件, 一般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停止原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 但是, 对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案件, 如情况紧急, 可以先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 但在口头通知后五日内, 必须发出裁定书。
第二, 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 应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 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3 原民诉法关于审监程序的规定存在的问
题
3.1 当事人申请再审难, 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申请再审”是1991年民诉法全新启用的概念, 其本意在于赋予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法定权利。然而, 当事人对审判监督程序的选择与利用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反倒是法院及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程序决定权, 形成了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
3.2 案件的反复再审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
影响司法权威性的主要因素是裁判的公正和稳定。从再审的内在制度价值来看, 若一味追求所谓的裁判公正, 而不顾程序过程的公正性及裁判的确定性, 随时推翻法院已作出的生效裁判, 这非但不能强化和维系司法的权威性, 反而会削弱甚至破坏司法的权威性。
3.3 法律规定太笼统、难以操作。
由于生效裁判种类、内容和审级制度不同, 其是否可以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应有所不同。但是, 原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并不够明确、具体, 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理睬, 法院则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再申请的难堪局面。
3.4 审级安排不合理, 原法院不应再审本级
法院自身存在再审条件的局限性, 由原审法院自行再审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体系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而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纠正下一级法院错误的裁决, 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实际运行中要远比原审法院要顺畅得多。由上一级法院再审能最大化地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 无论再审结果如何, 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
3.5 未审先定, 本末倒置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将导致专横。
我国再审制度赋予法院过大的提起再审权, 以原裁判有错误为惟一条件, 别无其他实体要件限制。这一方面等于先定后审, 不符合程序中立性的诉讼原则;另一方面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无客观具体的标准, 全凭法官的主观判断, 是诱发实践中“人情案”、“关系案”的重要制度因素。
知识产权审判 篇10
弗朗西斯·培根在其《新工具》一书中, 曾指出人类有四种缪见, 标签假象即为其中之一。培根认为, 人们一直是“标签癖”的受害者:人们给事物贴上一个名字, 然后就被制定出的概念所误导, 这就是标签假象或曰未经检查的词汇所导致的假象。中国语境下的“舆论审判”、“媒介审判”即是这样一种假象。
一、舆论主体的缺失与“舆论审判”的悖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舆论审判”与“媒介审判”的概念几乎是混同的。将两者加以区别并分开论述, 学界一度倾向于认为“并无必要”, 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曾撰文指出, “从舆论学和法理学的视角看, 二者没有根本性的差别”。 (1)
两者是否真正完全一致?从其英文词源分析, “舆论审判” (mediatrail) 与“媒介审判” (trial by newspaper) 的主体是统一的, 均为“媒介” (media, newspaper) 。这种主体的统一性在语境转换时发生了变化。从中文字义上看, 前者的主体是“舆论”, 后者的主体则是“新闻”或称“报纸”、传统传播渠道层次上的“媒介” (传统媒介的“新闻审判”与网络等新媒体的“媒介审判”意义并不完全等同, 本文的探讨范围仅限于前者) 。
既然“舆论审判”的主体为“舆论”, 那么, 舆论的本意是什么?陈力丹教授认为,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相对一致性、强烈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 (2) 通过对定义的分析可知, 舆论的主体为“公众”, 其主要标志是:其一, 对舆论客体 (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 有相近或相同的认知;其二, 具有社会参与的自主性。 (3)
舆论是民主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合法性资源。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 加之各种传统因素及现实条件的制约, 公众对舆论客体即使有相近的认知, 在一定程度上却难以形成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 所谓的“舆论”往往不是主体通过自觉自发的途径形成的, 而是在某些权力机关或媒体的组织与引导下依照一定的规则有意识地发出的信息, 这与本原意义上的自在自为的公众言论有着质的区别。也可以说, 这种“舆论”所指涉的已经不是本原意义上的“舆论”, 而是一种“模拟舆论”, 其主体是对公众的模拟——“模拟公众” (pseudo-public) ——“他们好像是公众, 其实不是公众”。 (4) 在许多公共事件发生时, 媒体言论可能会代表一定范围内的舆论, 也可能不反映现实公众的意见, 甚至习惯于依照统一的口径进行有组织、有设计的宣传色彩浓厚的报道, 或有意无意地通过对新闻事实的皴染或覆盖以遮掩和埋葬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 官方言论或媒体言论与公众舆论间甚至会呈现出紧张乃至冲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舆论主体的错位或缺失导致了真实舆论往往并不存在。
由此推理, 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悖论:既然严格意义上的舆论主体往往并不存在, 怎么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舆论审判”呢?既然它往往并非是舆论主体的审判, 那么审判的主体是什么?是媒介么?回答这一问题需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考察。从语用学意义上讲, 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 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媒介审判”一词也是这样, 它必须置于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加以深入而细致的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 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 (5)
二、陪审团制度的缺失与“媒介审判”的悖论
“媒介审判”一词发端于美国, 由“报纸审判” (trial by ne w s pape r) 演变而来。我国传播学者魏永征认为, 媒介审判指“媒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 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 (6) 获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法学博士的台湾学者尤英夫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描述:“报纸审判的意义较为广泛, 即任何民事、刑事案件在普通法院审判前或审判后, 由一般性或法律性报纸所刊载的消息或意见, 不论其是以文字、图片、漫画及其它方式, 不论其目的是在讨论、分析、攻击、侮辱与案件有关的法官、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关系人, 或案件内容及其胜负得失, 凡足以影响审判者, 都可称为报纸审判。” (7) 需特别指出的是, 尤英夫所指出的“凡足以影响审判者”中的“审判者”在其原始语境中特指陪审团制度 (people jury system) 中的小陪审团。要真正理解“媒介审判”的本原意义, 美国司法制度中的陪审团制度是一道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屏障。
西方陪审团制度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 到了现代, 陪审团制度演化成为一套更为复杂的制度, 成为海洋法系国家和地区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陪审团制度运用比较成功的美国, 陪审团分为两种:一是大陪审团, 其职责是对犯罪进行调查, 或对执法部门关于刑案的侦查及证据加以审查, 以确定是否向法院起诉;另一种称为小陪审团——即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陪审团, 通常由所在社区的12位不具法律专业背景的普通公民构成——其职责是基于法庭上呈现的证据对案件的事实部分作出判断 (事实审) 。如果在“事实审”中裁定无罪, 审判便到此结束。如果小陪审团认定有罪, 法官则会在“事实审”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作出最终的司法判决 (法律审) 。
陪审团制度是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理论在司法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即在国家权力分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司法权予以分立, 将审判权一分为二:陪审团行使事实认定权, 法官行使法律适用权。由于“事实审”是“法律审”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公平审判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法官的公正, 还在于确保小陪审团成员不受公开信息中对犯罪预断的影响, 即他们不能从公开的新闻报道或其他信息来源中得出关于案件的结论, 因为这些带有倾向性的结论很可能制约他们的理性判断, 从而使被告人依据宪法第六修正案所享有的“受到一个没有偏见的州或者地区的陪审团进行的迅速而公开的审判”权利受到侵害。
由上述分析可知, 西方语境中“媒介审判”的形成机制是:在新闻高度自由的媒介生态环境及司法审判权力分立的情况下, 媒介的涉案报道影响到无法律专业背景的小陪审团对相关事实的体认, 致使“事实审”有失公正, 并进而影响法官在“法律审”中作出有失公正的判决, 从而导致“媒介审判”。从这种意义上讲, 中国不存在“媒介审判”的情况, 我国的参审制度目前尚不具备足以影响司法审判结果的力量。
从历史上看, 我国没有司法独立与分立的传统, 司法等权力往往高度集中于行政权力之下。新中国成立后, 195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 但在“文革”时期被纳入“砸烂公检法”之列。1979年人民陪审制再度复兴, 但在1982年版《宪法》中又被废止。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进行修订时, 陪审制再度被提上台面, 只是由“必须实行”变为“可以实行”。于是, 法官“根据情况灵活掌握, 有时候法官案件紧张, 忙的时候, 请一个陪审员来参加, 坐在旁边, 案件不忙的时候我们专业法官自己就审了。” (8) 对于这种“陪审制”, 法学家贺卫方评价说:“自80年代中期以来, 人民陪审制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9) 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并于2005年5月1日生效, 中国司法史才算正式进入陪审制时代。在此之前, 司法制度中并不存陪审制度, 缺少了这一前提, 所谓的“媒介审判”也就失去了西方语境中的涵义。
目前我国采用的人民陪审制 (people assessor system) 渊源于欧洲大陆以及苏联、东欧, 实质上属大陆法系的参审制, 而非海洋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参审制与陪审制虽仅有一字只差, 本质上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我国参审制通常的表现形式是由两名外行人与一名专业法官组成合议庭或所谓混合法庭来审理案件。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理论上外行人与专业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 参与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与对法律加以适用的各个环节。人民陪审员虽然在理论上“同法官享有同等权利”, 但由于法律专业知识的限制, 往往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相反, 他们会受到法官的左右与影响。“在实践中, 法官往往在庭审时安排陪审员宣读一些程序性文字材料, 如有关案件当事人权利的规定等, 就算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了。至于评议的时候, 陪审员一般都会举手同意法官的意见, 是名副其实的‘陪审’”。 (10) 有法学专家认为, “多年来, 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陪审员参与审判大多流于形势, 陪而不审, 审而不判, 成为了威严法官的陪衬, 这是我们的司法制度所面临的尴尬。” (11)
在这种背景下, 即便媒体“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做出判断, 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 并影响到了陪审员对相关事实的体认, 也难于对司法进程的改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目前尚不存在本原意义上的“媒介审判”现象。
三、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审判”解读
既不必然是“舆论审判”, 又与西方语境中的“媒介审判”形成机制无直接联系, 那么, 这种审判究竟是怎样的“审判”?它的主体是什么, 形成机制又是怎样的?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 “权力产生知识, 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 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 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 也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12) 经由媒介所表达的“舆论”, 作为知识的一种, 也不可避免地与权力密切地纠缠在一起。
除去司法制度方面的差异外, 中国与西方的媒体体制也相去甚远。我国的媒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媒产业, 同时也是事业机构的一部分, 媒体的背后有一个权力系统在支撑, 媒体在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时往往表现为所属权力系统的延伸, 这就使得媒体带有一种浓厚的行政色彩, 它兼备了官方或者至少是半官方的性质。我国的“媒介审判”从一开始就与它背后的“权力”密切地纠缠在了一起, 由于这种“权力”干涉了司法的独立, 以至有时司法审判不得不在这种“权力”预设的框架内进行。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 不少媒体本身就是党委的机关报或机关刊物,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同级党委的声音。这种现象形成了我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与监督行为带有权利 (right) 和权力 (power) 双重属性。在这种情况下, 媒体对重大司法案件报道什么、从什么角度甚至在什么时间段报道, 都需报请党委或党委宣传部批准。所以, 新闻媒体并不能够单纯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更大程度上, 它所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声音。
再者, 由于现行体制下最高人民法院以下各级法院的编制、人事、财政等基本上都掌握在同级党委、政府的手里, 致使“虽然一些有违法乱纪行为的司法人员或司法机关也担忧被曝光之后的社会影响, 但更害怕的是上面领导看到后的批示或电话。因为这一层的影响才是可随意伤筋动骨、才是关乎自己前途命运的。” (13) 所以美国学者Benjamin在考察了中国媒介和司法关系后认为, 中国媒介影响司法的基本模式是媒介影响领导、领导影响法院。
所以, 中国“媒介审判”的独特形成机制是:“ (代表官方的) 媒介权力——党和政府——法院”, 这与美国“ (代表舆论的) 媒介权利——小陪审团——法官”的“媒介审判”形成机制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对中国的“媒介审判”形成机制进行简化, 它与本原意义上的“权利——司法”模式不同, 而是更接近于“权力——司法”模式。
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审判”主体并非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 而是渗透于媒体中的权力, 其形成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 与其说是舆论及媒体报道影响了司法公正, 毋宁说是权力深入媒体内部借媒体而现身的结果。“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的公众以及过分追逐自身利益追求且职业意识或技能缺失的媒体对既定事实的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名称一旦约定俗成, 便很难用其它的词汇来将其替换, 但对之进行辨析是必要的。探讨中国“媒介审判”的必要性在于, 如果仅依据“媒介审判”的字面涵义追究其责任主体, 那么, 在媒体难逃其咎的同时, 难免会忽略更深层次的因素。对“媒介审判”的主体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严格界定之后可以认识到, 消除或减少“媒介审判”需从多方面做出努力:不但要在在公众层面加强媒介素养, 促进形成正面的舆论, 媒体层面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 积极进行舆论引导, 更应在权力层面对公权力的边界予以适当限制, 确保司法独立、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
摘要：本文通过对相关概念的分析后指出我国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舆论审判”或“媒介审判”, 公众和媒体在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审判”中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它的形成在更大程度上是权力对舆论和媒体进行渗透的结果。
关键词：舆论审判,媒介审判,权力
注释
1[1]王人博:《“舆论审判”还是“媒介审判”》, 《阴山学刊》2007-4, P.82
2[2][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P.11、P.13
3[4]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P.305
4[5]许纪霖:《新世纪思想地图》,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P.9
5[6]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P.113
6[7]尤英夫:《新闻传播法规》, http://cc.shu.edu.tw
7[8]《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参与审判》, 央视《东方时空》, 2008-03-11
8[9]贺卫方:《恢复人民陪审员制度?》, 《南方周末》, 1998-10-23
9[10]郎秀凤:《人民陪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中国律师网
1011王胜宇:《人民陪审员制度初探》, 东方法眼网
1112福柯:《规训与惩罚》,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1992, 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