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精选12篇）

陕甘宁边区 篇1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前身是陕甘宁边区议会。陕甘宁边区议会是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演化而来的。1935年底,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 召开瓦窑堡会议, 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开始了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转变。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8月25日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书, 郑重宣言:“我们赞助成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 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 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 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早日形成, 1937年2月, 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 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中共中央在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苏区代表会议上, 确立了由苏维埃制度到民主共和国制度转变的议会民主制方向:决定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形式, 采行议会民主制, 即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代表、议员组成同级议会, 然后由各级议会选举产生同级政府, 人民通过议会监督政府和行使权利。1937年5月12日, 由边区行政组织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由选举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获得通过。之后, 边区政权开始更名改制。5月始称陕甘宁边区政府, 政权性质由工农民主转变为一般民主, 即“资产阶级民主”, 1937年下半年经过第一次选举产生了自乡 (代表会) 、区至县、边区各级议会, 边区议会制民主初具规模。1937年9月20日, 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 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 主席林伯渠, 副主席张国焘, 下辖23县。

1937年10月12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 承认陕甘宁边区, 并直属行政院领导, 边区实际上成了相当于省市级的行政单位, 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1937年9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命令, 参照《省参议会组织条例》, 于1938年11月25日决定改陕甘宁边区议会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保持了边区政权与国民政府在行政组织上的统一和名称上的一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省参议会虽然名称相同, 但内容是完全不同的。边区参议会拥有选举权、监察弹劾权、立法权、财政权、否决权, “内容”是抗日救国, 是“新的内容用旧的形式表现”。毛泽东指出:“决定进步与否的东西是实质, 不是形式”, 就使边区参议会超出了国民政府省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法中规定的“咨询机关”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没有将参议会建成咨询机关, 也没有照搬西方议会, 而是结合抗战与民主政治的实际, 使其成为边区人民的权力机关。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胜利召开, 标志着边区参议会制度的正式确立。大会是边区在第一次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召开的, 到会参议员146人 (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0人)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洛甫、陈云、王稼祥等出席开幕式。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任期四年零六个月。参议会贯彻了“三三制”原则, 在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第二届参议会期间召开了两次全体大会。

1941年11月6-21日,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延安新建的大礼堂举行。到会参议员219人, 其中共产党员123人, 民主党派25人, 无党派人士61人。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和闭幕式上发表演说, 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 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共产党员的参议员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 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

大会的中心内容是讨论并决定接受作为共产党竞选纲领的《五一施政纲领》, 其特点是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和发扬了民主精神。大会听取了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和参议会常驻参议员的工作报告, 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陕甘宁边区处理债务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壮丁与牲口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等。大会审查了边区政府三年来的财政收支, 通过了1942年度总概算书, 并责成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政策, 开源节流。大会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 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 林伯渠等18人为边区政府委员;林伯渠、李鼎铭为边区政府正副主席, 还选出了高等法院院长和九名常驻议员。

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于1944年12月4日至19日在延安召开, 199名参议员参加会议, 朱德、陈毅等出席了开幕式。这次大会是在边区“三三制”政权得到巩固, 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经济事业与文化事业不断发展, 军民生活开始进入“丰衣足食”的时候召开的, 也是在正面战场在国民党指挥下节节败退, 国民党政治上空前孤立, 国统区经济上到达崩溃的边缘, 国内局势十分危机的情况下召开的。

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时局和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问题, 团结和统一全国一切抗日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了《边区民主政治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 毛泽东到会作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报告。毛泽东指出, “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 这为边区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这次大会, 为了调动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 发展生产, 蓄积反攻力量, 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总体来讲, 这次大会以促进边区本身建设, 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 奠定抗日战争胜利基础而载入史册。

第二次参议会之后的一年多时间, 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普选工作, 并最终选出了出席新一届边区参议会的135名正式议员和35名候补议员。边区的此次普选工作, 原定于1945年12月底完成。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发动内战的影响和干扰, 致使边区新的一届参议会比原定计划推迟了三个月举行。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三届大会于1946年4月2日至27日在延安召开, 参加会议的正式参议员121人、候补议员21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讲话, 号召边区人民把边区建设成为和平民主新中国的更光明的灯塔、更坚强的堡垒, 并且与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反动派的阴谋, 推进全国的民主事业和建设事业。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代表政府作了题为《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在总结抗战时期建设的基础上对1946年至1948年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复员方案》、《陕甘宁边区1946年到1948年建设计划方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暂行条例》等, 并多次发通电, 要求国民党政府执行政协决议, 彻底实行停战协定, 撤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会议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 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 习仲勋等九人为参议会常驻议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 贺连城等16人为边区政府委员, 王子宜为高等法院代理院长。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会议还选举林伯渠、李鼎铭、谢觉哉、高愉庭、霍祝三、马济川、柯仲平、吴满有、杜瑞兰、鲜维俊 (回族) 等十人为出席“国民大会”的正式代表, 田绍锡等四人为候补代表。

这次大会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打倒日本侵略者的任务已经完成, 民族矛盾下降, 国内阶级矛盾上升, 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条道路的选择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因此,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在总结边区各方面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讨论如何把边区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自治省区。大会的一个特点是, 根据形势的变化, 在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选举中, 不再公开提“三三制”了, 但党仍然坚持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 尽可能多地选举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机关的工作。会议决定在发展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扬民主政治, 并把乡村自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大会的另一任务是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基本纲领, 为实现由抗日战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三届大会闭幕后不久,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 发动了全面内战, 国共合作破裂了。中国革命进入解放战争的新时期, 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蒋介石政权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专政对象随着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个别开明绅士外, 原先作为边区政权统治基础“一部分”的整个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已变成了专政的对象。因此, 参议会这种除汉奸反动派外有各阶级各阶层代表广泛参加的政权组织形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已经不能适合新形势的要求, 逐渐为一种新的新民主主义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所代替。解放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组织机构“名存实亡”, 到1950年l月19日正式宣告结束。

陕甘宁边区 篇2

教材：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课本第六册

年级：小学三年级

课型：综合课(一课时)

教学内容：歌曲《边区好地方》(北民歌 贺敬之填词)

教学目标：1、学唱陕北民歌《边区好地方》，体会解放区人民热情向上的情绪，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2、在老师指导下，让学生运用各种动作、器乐、演唱等形式，来初步感受陕北民歌的风格。

教学用具：钢琴、实物投影仪、锣、鼓、碰铃等

教材分析：《边区好地方》这首歌曲反映的是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人民那种由衷的欢乐和幸福的感情以及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勇气的精神。歌曲采用陕北民歌的曲调，由著名的诗人贺敬之填词。歌曲为商调式，全曲由四个乐句组成，实际上仅用了两句不同的旋律加以重复。旋律简单，节奏活泼，很富有民间乡土气息，适合广大群众传唱。“秧歌调”是陕北人民在节日中载歌载舞时所用的一种民间小调。

教学重点：学唱歌曲《边区好地方》，作到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教学难点：1、体会解放区人民由衷的欢乐和幸福的感情2、进行即兴创作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 导入部分1、课前谈话：每当放了寒假，同学们都会盼着一个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春节的到来。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非常的热闹和喜庆。请问同学们春节到来时人们都用哪些形式来庆祝呢?(唱歌、跳舞、扭秧歌、敲锣打鼓放鞭炮、观看春节晚会、吃年夜饭)2、欣赏秧歌舞《拥军秧歌》 师：今天老师特别高兴，想给大家表演舞蹈，大家喜欢吗?(学生观看表演)谁知道刚才老师跳的是什么舞步?(秧歌步已学过)3、跳秧歌舞(1)教师示范秧歌步，学生模仿练习(2)全体随着《边区好地方》跳起秧歌舞将知识与教学活动融合在一起。

三、学习歌曲

师：刚才同学们已初步感受到节日欢乐、热闹的气氛，接下来王老师要带同学们到边区延安城看一看，看看边区的人民用什么方式来庆祝自己的节日呢1、听赏歌曲《边区好地方》，学生感受旋律和节拍2、教师范唱歌曲，学生找出相同的乐句(一二乐句相同，三四乐句相同)3、学生随录音哼唱旋律(律动踏脚、拍手)4、学生按节奏读歌词(随音乐)5、难点突破：一字多音(声音要圆滑，老师范唱，学生模仿，重点练习) 1――4小节6、练唱形式(1)听琴慢唱歌曲(2)轻声齐唱(3)师生歌曲接龙(教师唱第一句，学生唱第二句)(4)领唱、齐唱(一二句领唱，三四句齐唱)(5)小组自学，练习巩固歌曲教师辅导7、歌曲处理 这首歌曲抒发了边区军民愉快欢乐的心情，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这样高兴呢?(收成好，出英雄)那么，我们在唱这首歌时也要表现出愉快欢乐的心情(1)各组设计一下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现这首歌曲呢?(教师准备好打击乐、彩绸、扇子、服装等)教师参与学生活动(2)小组汇报表演歌曲，师生给以评价8、集体展示 师：同学们，边区这么热闹，你们想不想去看一看呢，那么让我们扭起秧歌唱起歌赶快上路吧!(全体载歌载舞，有感情地演唱歌曲9、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1)认识锣鼓 ： 师：这是什么乐器?你们想不想敲一敲(学生自由探索演奏方法，教师鼓励学生想出不同的方法演奏(2)模仿演奏：怎样才能演奏出动听的声音呢?仔细看看老师是怎样演奏的，听听老师演奏的声音和你们的有什么不同?你们在下面模仿，然后请几个学生上台演奏(3)探索演奏：师：能不能用你身边的东西模仿锣鼓的演奏。投影：

先学习节奏谱，分别练习模仿演奏，老师敲鼓控制节奏(4)为歌曲伴奏。一部分同学用锣、鼓、碰铃为歌曲伴奏，其他同学边模仿敲击边唱歌曲。

四、创编歌词。启发学生创编歌词，培养创新能力。师：同学们，“六一”儿童节是少年儿童自己的节日，在那一天我们都非常高兴，感到无比幸福，你能用自己的`歌声把这种感受表现出来吗?以“六一真快乐”为题，小组讨论，集体创编，模仿原歌词来创编新词，然后请同学们唱唱自己写的歌，老师用钢琴来伴奏。

五、小节：这节课我们学习了陕北民歌《边区好地方》同学们感受到了边区人民热烈向上的情绪，以及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和勇气的精神面貌

六、 课外作业：课后查阅：(1)与陕北民歌有关的资料(2)收集地方民歌，下节课唱给大家听。

《边区好地方》设计思路：

《边区好地方》是一首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陕北民歌，节奏欢快活泼，旋律优美，情绪热烈。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把握作品，体验作品的意境，领略音乐的无穷魅力，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我以音乐为载体，采用师生互动的方式，设计这节课，让学生的审美体验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一、 课前激趣

课前师生谈话，激起学生欢度春节时的热烈情感，教师表演的秧歌舞更使学生跃跃欲试，情绪高涨。

二、 基本部分

充分利用学生的听觉器官，培养学生手脚并用，动手动脑的习惯。此环节共听了四遍歌曲，由生到熟，由听到唱，由被动到主动，采用分层次的诱导教学法，有效地降低了学习难度，让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作品的主题

三、 结束部分

浅析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 篇3

关键词：边区参议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民主政治

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设立

1937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政權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为了适应边区的这一政权性质，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陕甘宁边区于1937年10月在各乡、区、县完成了普选，并且相继成立了民主政府以及各级议会。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最为重要的民主制度就是议会民主制度。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在乡、县、区各级选举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边区议会选举，12月，选举出500多名边区议会议员。但是由于战争以及其他原因，边区议会没有及时召开。1938年11月25日，依据首届国民参议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把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的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

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职权

边区参议会是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它有权决定政府机构的人员配置以及机构设置，可以选举和罢免陕甘宁边区的公职人员，有权检查和督促边区政府的工作。边区政府要尊重参议会的各项权利并且执行边区参议会制定的各项相关事务，边区政府所颁布的行政命令以及单行条例，必须得到边区参议会的核准才能得以生效。依据陕甘宁边区的相关法规，边区各级参议会的决议案，要送到同级政府执行。如此一来，边区参议会与政府就成了既相互制约有各自独立的关系，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

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的性质和特点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代表机关，它同时也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权力机关。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制度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权组织形式。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具有较为广泛的民主性，这一民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民主的广泛性方面，一切拥护边区政权积极抗日的爱国阶级以及阶层都有权参与这一政权的管理工作。第二，在政权机构的人员组成方面， 实行“三三制” 原则，即共产党员、中间分子以及党外积极分子分别占据政权机构人员三分之一比例的原则。第三，在边区政权机关的设置方面，边区以及县两级单位都设有参议会作为代表机关。第四，在选举制度方面，《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党派、职业、性别、民族、宗教、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议员名额分配上，除规定对少数民族的特殊照外，实行按人口分配的平等原则；选区划分上，采取居住状况与生产单位、工作单位并举的划分方式；实行自由竞选，各抗日政党、抗日群众团体可以提出候选人名单和竞选纲领，利用各种方便和帮助，鼓励竞选人发表演说，组织各候选人进行竞选；并规定了罢免程序和有关对破坏选举的惩罚条款。这些规定都体现了选举的普遍性、平等性和民主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基础。第五，在边区参议院执行公务的保障方面，规定各级参议会的议员在参议会期间所做出的所有言论对外是不负有任何责任的，没有经过参议会或常驻委员会的批准，不得对参议员进行逮捕或者是罢免。

四、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的历史作用

首先，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制度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参议会都是由边区人民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的，各级参议会必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其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有利于调动社会各阶级的积极主动性，使社会各阶级积极参与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中，为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做出贡献。

再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保证了边区政权机关的协调运转，边区参议会的议员由人民选举的议员组成，政府委员也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分别作为其闭会期间的政权机关以及司法机关。 领导政务和指挥司法事务的工作分别由政府委员会和法院执行，而且同级参议会负责对其进行监督。边区各级政府委员会以及法院的协调一致和合理分工，保证了陕甘宁边区的地方政权的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 推动了抗日战争事业的伟大胜利。

最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在边区的法制建设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边区参议会作为边区的立法机关，在其成立之后，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如《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政权建设方面的法规。上述的一系列法规都以法律的形式使边区民主政权制度得到了确定，使边区人民的合法权利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使边区的法制建设得到了极大的完善，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了抗战时期全国闻名的民主和法治区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虽然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是积累了较多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

五、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的当代启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制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一种政治制度，是我们党为了实现民主执政而进行的一次伟大探索，实践证明这次探索是成功的，它符合当时我们国家的特殊历史条件，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将参议会制度作为一个论题进行探讨，目的就在于更好的坚持和完善我们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是我们国家和人民能够经得起各种风浪、克服各种困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可靠制度保证，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制度保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认真总结和积极分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情况，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坚持依法治国，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4卷[M].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1

[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M].解放军出版社,2005

陕甘宁边区 篇4

一、“选举好人”逐渐成为基层选民的共识

对于选举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边区的基层选民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在选举之初，有些群众由于对民主选举的认识存在偏差，有的把为公众服务的光荣义务和权利，看做是一种负担，妨碍干农活，有的认为选举某人就是惩治他一下等, 所以就有了“人家是好人，不敢选人家”、“快把那骚贱猴（坏人）提上”等说法[2]，以致在选举中没有选出真正的“好人”，选上一些不积极的人或一些“坏人”。如1941年选举中就有不选举本村好人，反而选举别村的坏人[3]。

经过选举运动的教育以及实践证明，基层选民基本上意识到选举好人的重要性。1941的乡选，镇原一区一乡有一位老先生冯国英就这样说：“政府用尽心血办选举，选出好人大家都好，要选就要认真才好。”[4]1945年乡选时，庆阳高迎区三乡妇女闲谈：“选啥人好呢？”“公道的，能给大家办事的，领导生产好，使大家能过好光景。”“选个瞎人又怕啥？”“那不得行！出公粮，减租，派差，都重要，选个瞎人，心不公道，就惩咱们。”庆阳市三乡三村赵见乔在选民会上说：“选举嘛，自己要有主见。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选不上好人，大家挨砖头！”[5]另外，一些群众对于过去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有了深刻的反省。在1945年选举中，鄜县城关三乡圣佛圩座谈会上，农民高德奎坦白说出了过去的不正确认识：“那年没估计到被选人到底能成不能成，只想不给熟人投豆豆，不好意思，选了些不合适的人。选下自卫军连长杨全福，他就不工作，自卫军冬训，人家来了，他还叫不来，来了尽抽烟，不起作用，从没把自卫军好好整顿过一次。”他自我批评道：“选上这号人，是怪我们对选举不负责。”富农杜福海反省道：“过去我们认为谁不行就把谁选上，应付一下差事就算了。现在才知道这种思想很不对。”王善梅谈到她们妇女的情形：“发给的豆子随便向碗里撩，前面碗里就撩得多，豆子撩完，妇女就走了，选下些谁也不知道”，“今年可要认真选出自己心里的人，给大家好好办事”[5]。这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基层选民思想上的真实状况。到1945年选举时，“选举好人”基本上成为基层选民的一个共识。

二、“好人”的标准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基层搞民主选举，对于什么人是好人是有明确认识的。1942年5月20日，《边区选举委员会今年乡市选举工作纲要》指出：讨论候选人时，“谁好，谁不好，谁真能代表人民来办事，工作积极，有能力，有立场，让人民充分讨论与选择”[6]。其中，“能代表人民来办事，工作积极，有能力，有立场”，这就是“好人”的标准。1945年乡选时，有些乡明确制订出“好人”的标准。延安市新市乡选民提出了“好人”的标准：必须具备“公正、和平、腿勤、能行”四条。米脂民丰区的“好人”条件是：“一、不偏三向四，二、了解上下情，三、能接受批评，四、虚心细致，五、有办事能力。”吴旗的“好人”标准是：“一、办事公正，二、和平老实，三、积极腿快，四、过去办过好事，五、脑筋明白敢说话，六、年龄不太大太小，家中有劳动力。”地处边境地区的淳耀一区三乡，除类似上述标准外，还有“保卫家乡时忠实、勇敢、艰苦、坚决”。与选举好人相对照，有的乡还提出“五不选”：“一、不选自私自利的人，二、不选二流子，三、不选捧上压下的人，四、不选木头人，五、不选口是心非的人。”[5]可以看出，在这些标准中，公正、积极和有能力是对“好人”最主要的最基本的要求。

“好人”的标准符合基层群众传统的政治道德诉求。在长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广大乡民形成了一种平均主义心理，“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政治诉求中直接体现为“公正”和“公平”。延安时期边区农民的这种心理并没有很大的改变。边区人民两个最大的要求，一个是负担公平，一个是断案公平。当时处于战争时期，各种分配负担较多，对于负担的必要，群众多能理解，而群众最关心的是负担摊派是否公平的问题。“只要负担‘公平’，他们说，就是负担重些也是甘心的。”[7]63另外，处理日常的乡间纠纷，也需要公平合理地解决，如果专门损人利己，处理不公，则会在乡间站不住脚。所以，凡是能够较公平处理问题的人，就认为是好人，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若不公平，在群众面前就没有信任，得不到群众的认可。

“好人”的标准符合基层群众的利益需求。基层群众是重视自身利益的，如果选举出来的人能够解决与他们切身有关的问题和困难，排解纠纷，同时纠正不合理的事情等，他们会真实地感受到民主选举和民主政治是好东西，就会自觉地选举好人。1942年乡选时，陇东选委会主任就谈道：今年一般群众对乡选的认识，已经比去年不同了，他们亲身经验“参议会是替老百姓说公道话做事的机关，非常重要”，并表示：“定要把好人选到议会和政府里去”[8]。相反，如果基层政权中选出“坏分子”，就会出现打人、骂人、罚人、“耍私情”、“打游击”、贪污腐化等现象，这些都直接损害群众的基本利益，群众会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坏人当选。1942年乡选中，葭县通镇曹家坬，一个老婆婆听到一个坏人当选，他就赶快告诉村里的干部：“你们透个话给众人，不要选他，选了坏人害大家呵！”[9]

“好人”标准符合中国共产党“德才兼备”的用人要求。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任人唯贤”的路线，即“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关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10]526-527。1940年,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具体阐述了德才兼备标准, 指出:“用干部的标准, 概括起来有二:政治, 能力。二者不能缺一, 以政治为主。”[11]146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革命战争的大环境下, 在边区基层是需要大量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基层社会, 为群众办事, 从而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动员, 为抗战和革命的胜利奠定深厚的基础, 而“好人”的标准正契合了共产党这样的要求。

三、“选举好人”的结果

经过历次的“选举好人”, 基本实现了乡村权力的转换和优化。当时, 边区有些地区还存在着保甲制度, 有些地区混进了一些不称职的人, 经过选举, 保甲制度基本上得到改造, 不称职的人被换掉。如1941年陇东的乡选, 庆阳、合水、镇原三县大部分的保甲制度完全改变, 同时全分区产生了成百的乡长, 成千的村主任, 成万的自然村长, 各种委员会及人民代表, 一些不称职的行政人员被洗刷掉[4]。到1945年实现了进一步改善和优化。老百姓说这次选举是头瓜里选头瓜, 好人里选好人, 这样, 好人纷纷选出来了。根据延安市、安塞、固临、延川等地的调查, 全部2763个乡代表中, 绝大多数是在群众中有广泛信仰, 威信很好的[12]544。这可以从当选代表和乡长的质量中看出这一点。

据当时的分析:“在代表中最大多数都是积极分子, 农村的出色人物。其中平常的也都是该选举单位较好的人物, 至于不好的, 大多数都是因工作方式方法有缺点, 已在选举中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向群众承认缺点和错误, 有了很大进步而被群众选上的。”[13]由此可以看出, 所选出的代表和乡长基本都是“好人”。同时, 还有一部分落选的, 原因是不符合“好人”的标准。主要包括“工作不负责任, 消极拖拉, 怕误工, 怕惹人的”, “工作方式不好, 强迫命令, 欺压人民的”, “能力弱, 老实无用, 或有病年老无法工作的”, “品质不好, 办事不公或甚至有个别违犯政府法令行为的”[13]。

山陕甘会馆导游词 篇5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是九狮戏绳图。画面上是九只活泼可爱的小狮子在玩耍嬉戏一根麻绳。我们可以发现这根麻绳的纹理非常清楚，两端还打有绳结，很多人就问这是不是工匠用一根真的绳子糊弄过去的，但我们仔细观察还是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根木雕的绳子的。那工匠的雕刻水平咱不用多说，反正现在这样的能工巧匠是没有了。“九狮”的“狮”与“世代”的“世”音相谐，“绳”又与“茂盛”的“盛”谐音，那九狮戏绳就是代表九世和谐、和和睦睦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四世同堂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过去的人们就算结婚早一点，九世在一起也够不容易的，那为什么偏偏要用“九世”呢?首先呢，“九”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最大的数，代表多的意思，这就是商人希望自己多子多福，多子多孙的意思。看完这个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二幅。这幅图叫做“游船小畅”。画面的中心是一位抱着琵琶端坐着的女子，她旁边有位穿红衣服的女孩子，她们两个一个弹一个唱，那她们两个弹的好不好、唱得又妙不妙呢?(www.fwsir.Com)我们只能从旁边人反应上看出一二了吧!您看左边，她们不仅吸引了骑着高头大马的达官贵人，还吸引了玩着纸扇的公子哥，同时您稍微往右边看一点，在桥下有张石桌，桌子旁边坐着两个石匠，手中还拿着工具，他们肯定是手中的活计还没做完就被姑娘的歌声吸引过来了，可见啊，这两位姑娘不仅歌儿唱得好，长得也是非常漂亮的。那最右边亭子下还有一位老奶奶，她手拿扫帚，还眯着眼睛，就好像票友一样一边听又一边轻轻的唱着。工匠们用高超的技艺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幅。中国的建筑啊讲究居中为正，是说像这样五间的建筑，中间的这幅雕刻就一定是最好的。这幅图上雕刻的是八仙醉酒图，图上一共有16位人物，八位仙人以及服侍他们的八位童子。相传他们在参加完王母娘娘的蟠桃盛宴之后个个尽兴而归、酩酊大醉。那我们肯定会认为这八仙醉酒图肯定是醉八仙了，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八仙醉酒实际上治醉了七仙，您能不能猜猜看是哪位仙人呢?咱们从右手边查第二位，那位穿黄衫手持荷花还站立着的就是何仙姑了。那为什莫只有何仙姑没有醉呢，对这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过去男尊女卑，女子地位地下，上不了席面，还有一种的说是女子不喝则已，一喝惊人，说不定真喝起来酒量比男子的还大呢。那我们知道，中国民间是非常崇尚八仙的，就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是真性情的神仙，绝对不会像别的神仙那样道貌岸然的说教、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们把八仙放在中间是因为对八仙的崇尚，但也有人说啊，这第四幅图才是雕刻得最好的图，因为您看那屋顶，特别的具有立体感，就仿佛真实的小阁楼摆在那里一样。这幅图叫做街头即景，讲述的是北方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象，那它与其他几幅不同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是以一种画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咱们知道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张艺谋导演就巧妙的运用画轴这种表现形式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这幅图的右边是一位即骑驴将出门的老人家，旁边的那位呢就是他的老伴儿了，还趁机叮嘱了他几句，我想无非也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下话语，比如咱们出门在外要少喝酒多吃菜，注意安全、早点回来之类的，说不定还会再加上一句，这路边的野花啊是千万不要采。画面的中间位置我们看到一个正在奔跑的小孩儿，他的头上顶着一个葫芦，那他在干什么呢?咱们仔细观察一下，在这个小孩儿的身后呢，有一位老人家在追赶他，可见，这个小孩子非常的调皮，他趁老人不注意啊，偷了老人装酒的葫芦。讲到这里呢，我们是否都能够想起我们小时候做下的荒.唐事呢?那除了这些呢，最右边的酒楼当中也有寻常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您看酒楼中一共有三个人，一个在喝酒，一个在劝酒，还有一个人头伸出窗外，他呀，是不胜酒力在醒酒呢。您可能会说这有点不太雅观，可是这一方面表现了咱们北方人喝酒的豪爽的性格，咱可是一直都有“感情深一口闷”的说法的。另一方面这又是当时最平凡的工匠用自己的目光观察这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普通社会情境了。中国的建筑还讲究左右对称，那最后的这一幅呢，它同第一幅表现的内容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这幅是九狮戏带图。那“绳”和“带”都有传承的意思。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这厢房中呢，是根据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复原的立体模型，下面呢，我将为大家讲解这幅《清明上河图》。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历史风貌 篇6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图书馆 历史风貌 图书馆精神

中图分类号： G2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2-0141-04

Abstract Filling with the great admiration to the pioneers of the library cause of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following in the track of the libraries in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 reading the red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photographs left by the libraries in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the article relives the historical feature of the library in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in expectation of the recurrence of the library spirit of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Keywords the library of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the historical feature； the library spirit

陕甘宁边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是中国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到来，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解放了边区人民，使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给这块文化的荒漠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从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短短数十年间，在经济文化条件落后，日寇侵略、国民党封锁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竟发展建立了一百余座。数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中国其它局部地区所有图书馆的总和，与同一时期沦陷区及国统区备受摧残的图书馆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其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分布之广泛，发展之迅速，工作之活跃，令人惊讶，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1]！

1 陕甘宁边区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中共中央图书馆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将原中央研究院、政策研究室（图十）、图书材料室和文抗、财政经济部的图书馆合并，专供研究机关及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使用，馆址设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西侧（图二），这就是中共中央图书馆[2]。

中共中央图书馆是陕甘宁边区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不仅收藏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中共中央的一些历史文件集，以及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报、党刊，还藏有大量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这些图书中，既有延安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出版的，也有重庆、昆明、桂林等地出版的图书，还有当时已经沦陷的上海的一些出版物[3]。如中共早期出版物《新青年》、《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等（图四）；红色布面精装20册一套的《鲁迅全集》；郑振铎编辑的十二册精装本的《世界文库》；存放在精致木匣内的《全唐诗》；还有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作品；外国著名童话、戏剧和小说等。除此之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如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颖超、徐向前、陈毅等都给中央图书馆赠送过不少书籍。毛泽东的赠书上，盖有“毛泽东印”、“毛氏藏书”和“毛泽东”行草签名章等不同印记。其他领导人赠书上也都有个人的印鉴或签名，有的书上还有赠书人题写的赠词。这些书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珍贵的革命文物。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以前，工作人员将大部分图书装在木箱子里就地掩埋。据毛泽东秘书高智同志回忆，当年中央机要科和办公厅的十多个同志把中央图书馆的一大批书抱到周恩来同志住地后方山上的防空洞里隐藏，部分书籍和内部资料被突击烧毁，只带走了一些重要的报刊和少量的贵重图书。延安收复后，这些埋书地点有的已被敌人破坏，有的因为年久隐蔽，已经记不清了，剩余取运收集到的那些图书被一起运到河北省平山县东柏坡村保存[4]。

新中国解放后，中宣部图书馆曾保存有数千册当年中共中央图书馆的藏书。一部分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亲笔批注的图书，经过整理后分批转给了中央档案馆保存或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陈列，还有数千册盖有延安时期各图书馆馆藏印章或被中央领导同志签名的图书，仍在馆内作为珍贵革命文物留存。

2 陕甘宁边区影响最大的公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

鲁迅图书馆是陕甘宁边区建馆最早，办馆历史最长，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一座图书馆，也是建国后保留原馆名且一直沿用至今的唯一一所图书馆。

鲁迅图书馆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初创于1932年4月，其馆址设在瑞金叶坪村一间叫“熬厅子”的屋子里，属于中央政府附属机构。江西省瑞金市革命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盖有“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椭圆印章的图书1429册（图八），线装书323册，报纸杂志303册，其他资料333份[5]。1935年10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为了纪念这位文坛巨匠，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3]。

1939年冬，边区政府教育厅因该馆“过去规模较小，藏书无多”，“决定将该馆加以扩大，补充设备，添购图书，以供各界人士阅览，便利研究。” 扩建期间，“毛泽东同志捐助图书费洋290元，边区林主席捐助扩充费洋300元。林伯渠、谢觉哉都为鲁迅图书馆题写过馆名”[4]。扩建后，鲁迅图书馆馆藏与读者人数明显增加，在只有三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建立起图书登记、图书分类、书刊借阅规定、读者统计以及流通统计等完备的工作制度与规范，成为当时延安面向社会开放的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很多到访延安的国内外人士都会慕名前往鲁迅图书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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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鲁迅图书馆随陕甘宁边区政府撤离。馆中一部分珍贵的图书文献随部队带过黄河，一部分就地埋藏或烧毁，大部分随边区政府的其它物品转移到安塞县的真武洞，由岳松、陈贵庚等人专门保管[4]。1948年延安光复后，这些图书又陆续回到延安。1949年西安市解放后，鲁迅图书馆随陕西省政府迁往西安，先后交由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管辖，成为陕西省政府的图书资料室至今。

现在的鲁迅图书馆位于陕西省政府新建的白楼西侧。其馆中所藏延安时期出版发行的数千册书刊和部分珍贵手稿及革命文献资料，经整理后大部分派专人送到北京作为革命文献保存。自恢复重建28年来，书刊由原来的几百册增至现在的近十万余册。目前，不仅有纸质书刊，还有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现代化的网络系统和文献信息管理集成系统。信息时代，鲁迅图书馆的所有同仁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鲁迅精神，依然在尽心尽力满足读者的借阅要求，为建设学习型、和谐型社会而当好铺路石[4]。

3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精神的代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

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几易校名，于1937年1月20日，随中共中央迁至延安，被改称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图六、图十二）。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也是延安时期共产党创办的最有影响的军事学校。

抗大成立初期，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是在各大队组织开辟了“列宁室”，以教唱歌、办墙报和开展各种游艺活动为主，屋内张贴有领袖像、地图或画报、报纸等宣传品。抗日战争爆发后，“列宁室”改称为“救亡室 ”，同时，抗大一些大队和分校的学员自己开始组织成立“流动图书馆”，把学生的私人藏书集合起来，经过合理的分配与调剂，普及给一切需要研读的学员，解决了战争时期参考材料稀缺的困难。在图书极端缺乏的情况下，这种办法起到了互通有无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图书的效能。这些自发创造的 “流动图书馆”是中国军队院校史上最早成立的图书馆。

1940年，抗大东渡黄河转移到河北邢台县浆水镇继续办学。转移途中，图书馆两万多册被精心挑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图书既用牲口驮，也用人力背，并派战斗部队掩护，到达目的地后，近1000册重要参考书和少量常用图书被放在阅览室，其余部分经过分类，制作目录卡片，统一编号装箱，在箱面和左右两边都注明编号和内藏图书的起止号[6]，然后被藏运到离校50多里的大西沟村沿途十多里路高山上的各个崖洞里。这些崖洞处于荒山野岭，不但无路可走，而且难以攀爬，附近常有野兽出没，这就是抗大图书馆举世罕见的“书库”。读者需要借书时，先到图书馆出纳室查看图书目录，在预借图书登记本上登记，然后由出纳员步行到大西沟山上去取书。之间路程长达六七十里，出纳员每周往返两次，每次需三天时间。且由于山洞潮湿，图书久放容易发霉，图书馆工作人员每年都会挑选两次天气晴朗的时候上山晒书……其间困难重重，无法想象。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说过，中国抗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军政大学[6]，其最大的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抗大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也在战争中以战斗的姿态办馆、护馆，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坚持为抗大的教学员搞好服务。解放战争时期，相继在东北、华中、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地成立的军政大学及分校也都学习了抗大“流动图书馆”的经验，为我国军队院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抗大图书馆充分发挥了革命文化的精神武器作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4 陕甘宁边区馆藏最具特色的图书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

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坐落在延安桥儿沟的“鲁艺东山”之上，这里原为教堂和教区，环境优美。其藏书一部分是延安地区和大后方的出版物，一部分是大后方的许多进步书店，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北新书店等捐赠的，一些进步人士如宋庆龄女士也曾给鲁艺图书馆捐赠过许多图书[3]。不但类型品种多，质量也很高，如文学方面有《世界文库》，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集，俄国的文学名著《安娜 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死魂灵》、《毁灭》、《铁流》，以及一些世界著名的诗歌和散文集；美术方面有日文的《美术全集》，西方的美术史话和建筑、雕塑艺术方面的图书；音乐方面有世界名曲的五线谱等。另外，馆中还收藏了很多鲁迅著作及关于鲁迅研究的图书，从院领导到教员、学员，都很重视对鲁迅著作及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鲁迅著作及鲁迅研究资料成为鲁艺图书馆的收藏重点和特色[6]。

鲁艺图书馆的借书处设在图书馆大院正中的四间平房内，里面有几十个书架排放着流通的图书，还有一个由几孔窑洞组成的书库。借书处设有一套书名目录卡，其借书手续十分简便，只要定一张图书目录卡，就会借到所要的图书。每册图书的扉页上都盖有一枚长方形的黑体字“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的藏书章[3]。鲁艺图书馆还有一个很大的报刊阅览室，室内除陈展有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参考消息》、《大众文艺》等报刊外，还陈展着许多大后方出版的报刊，如《新华日报》、《宇宙风》、《大众报》……等。每周开放六天，假日和星期日全天开放，星期一休息。抗日战争胜利后，图书馆随学校迁往东北解放区。

鲁艺图书馆丰富的藏书，热情的服务，强烈的精神感染力和文化、艺术气氛，给众多的艺术大师和莘莘学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其芳、萧三、周立波、肖军、艾青、贺敬之、冼星海、吕冀等很多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曾经在这座知识与艺术的殿堂中，汲取知识的甘泉，激发创作的灵感。作为培养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摇篮，鲁艺图书馆为培养和造就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革命文艺家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图十三）。

5 陕甘宁边区规模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综合性大学。194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青干、陕公、女大合并，定名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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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成立初期，馆藏图书由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和陕北公学院三校图书合并而来，约有一万多册。时任校长吴玉章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保证图书馆的经费，经常购置新书及添置必要的设备。据1943年3月17日《延安大学重要办公器材统计表》统计，当时全校的图书设备有大书橱8个，小书橱8个，大书架33个，小书架15个，卡片箱2个。根据这个规模估计，当时的藏书应有2万多册[4]。

1943年3月16日，延安自然科学院（图七）、鲁艺、民族学院、新文学干部学校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在延安桥儿沟鲁艺原址。1944年4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延安大学与行政学院合并，周扬任校长，校址设在行政学院原址南门外。合校后，学校规模扩大，开设课程增多，原有图书很难满足教学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延安大学多次在《新华日报》刊登启事，号召社会募捐图书仪器，以此增加藏书量。抗日战争胜利后，自然科学院、鲁艺、行政学院的大部分人员迁出延安，向华北、东北转移。这些学校不便携带的图书都留了下来，使得延大图书馆藏书骤然增至10万册左右，馆藏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鲁艺图书馆文艺类图书于一体，成为陕甘宁边区规模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和馆藏最为丰富的综合性图书馆。

1947年3月，国民党部队进攻，延安延大图书馆对图书进行清理后，将复本较多的书烧掉，剩余图书坚壁清野。另外一部分重要图书分装16个大木箱，由8匹骡子驮着，在陕北、山西各地转战，随部队转移。每到一处，图书馆工作人员就和延安大学师生一起向当地群众做图书宣传动员工作。只要能有一段时间可以稳定，延大就恢复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这样一来，延大成了世界上最特殊的“野战大学”，延大图书馆也成为世上少有的“马背图书馆”。它在革命队伍中传播革命文化、教育干部群众，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写下了最为独特的篇章。

现在，延安大学图书馆是延安市规模最大，资源最丰富，管理先进，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图书馆（图十一）。它所成立的“中共党史资料中心”、“延安精神研究资料中心”、“陕甘宁边区研究资料中心”系统收藏了延安时期的革命文献（图三），同时，还建立了本馆的特色馆藏室，为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革命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延大图书馆至今还珍藏着延安时期的《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封面图）及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进步刊物，如《新青年》、《布尔什维克》（图一）等，这些珍贵的红色文献资料部分被保存在图书馆，部分被延安大学校史馆珍藏和展览（图九）。为了方便教学和科研，图书馆还将《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进行了数字化加工，建成了延安大学特色数据库（图五）。延大图书馆齐全的网络和现代设备，多达120万册的丰富馆藏，300多万册的电子图书和38个专题数据库，使它当之无愧的成为陕北最大的文献信息中心。

6 结语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几座图书馆，陕甘宁边区还有许多著名的图书馆，如为了纪念陕北共产党组织创办人之一的李子洲烈士而更名的绥德子洲图书馆，1937年6月由边区青年救国会组织成立的延安青年图书馆，边区医院图书馆，中央党校图书馆……这些图书馆都建设发展于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并在抗日战争胜利前达到了发展高潮。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解散，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们或被撤销、或被合并、或被迁往华北、东北等地从事新的服务工作。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工作者面对恶劣的自然文化条件，从地区实际出发，依靠群众力量，全民办馆，开门办馆，面向社会办馆，为中共中央制定党的路线和战争策略服务，为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教育党的干部服务，为普及革命文化、宣传和动员广大民众服务。他们爱国、爱馆、爱书和一切为了读者服务的牺牲精神以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创新服务的工作精神对信息时代图书馆精神的构建具有现实教育意义。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红色文献资源，而且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经验，也给现代图书馆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行为启示。

参考文献：

[1]杜克.宛若平凡亦辉煌[J].当代图书馆，1999，（2）：59.

[2]王仲齐.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图书馆[J].百年潮，2005，（7）：58-62.

[3]王星麟.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J].河南图书馆学刊，1995，（2）：2-4.

[4]赖伯年.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M].西安：西安出版社，1998：63，31，32，80，104，126.

[5]马建岗.图书馆简介[EB/OL].[2009-03].http：//lt.shaanxi.gov.cn/booklib/About/？id=1.

[6]凤凰卫视.斯诺：中国抗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军政大学[EB/OL].[2012-08-06].http：//phtv.ifeng.com/program/fhdsy/detail_2012_08/06/16587614_3.shtml.

[7]王云风.延安大学校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8.

作者简介：贾翠玲（1966-），女，延安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探究 篇7

一、边区经济建设背景概述

因历史因素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 边区经济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 工业领域甚至是零基础。毛泽东曾说:“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如果不生产, 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 则人民负担不起, 人民也势将饿饭。”因此, 边区落后的经济现实迫使中国共产党大力进行经济建设。

同时, “中国共产党认为, 经济建设是为革命战争提供物质基础的根本保障。由于边区处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 只有开展经济工作, 才能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 边区作为抗日的大后方, 面临着满足长期抗战经济需要的巨大压力, 为此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 适应抗战需要。

另外, 自1939 年开始, 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政策。1941年皖南事变后, 国民党更是对边区全面封锁。国民党的封锁对边区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 没有油吃, 没有纸, 没有菜, 战士没有鞋袜, 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窝。国民党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对待我们, 企图把我们困死, 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应对国民党的封锁, 保障供给, 边区只能自给自足, 自力更生进行经济建设。

二、边区经济建设主要特点

(一) 把握发展重点。农业是边区经济的主体和支撑, 在整个边区经济体系中处于重点地位。“在目前的条件之下, 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 “只有开展这样的经济建设工作, 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它是巩固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关键。”延安时期, 中共中央看到了农业的重要性, 并确立了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的经济建设方针。

边区的农业以鼓励开荒、增加耕地面积为主。“1939 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 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克服困难’的号召, 他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大力发展生产建设。1940 年年终, 毛泽东、朱德命令王震率359旅开赴延安东南的黄龙山南泥湾地区, 在保持战斗准备的情况下, 屯田开荒, 艰苦奋斗”。同时, 边区持续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鼓励农业发展。据统计, “从1940 年到1944 年, 边区耕地面积达到1, 400 万亩, 产粮200 万石, 较1938 年年均增加50%。到1945 年, 农业上实现了‘耕三余一’和‘耕二余一’”。农业的发展保证了边区军兵政民的粮食自给自足, 为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农业基础。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 边区主张其他行业与农业协同发展。陈云认为, 国民经济应有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思想, 既要体现出重点, 又需要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统筹兼顾。为此, 在工业方面, 边区通过建立公营工厂、生产合作社、私营工厂、家庭手工业和小型手工作坊等方式大力进行工业建设。边区的工业逐步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划时代成就。

经济建设带动了商业的发展。毛泽东认为, 应该“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 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任弼时也认为, 应鼓励开办消费合作社, 通过商业来盈利, 并将盈利用作边区政府的行政经费。故此, 1941 年2 月, 边区恢复了贸易总局。到“1943 年, 边区出口总值法币53 万余元。1944 年, 仅盐业公司就卖出食盐24 万多驮, 土产公司换进法币10 亿多元, 进口总值299 万余元。”

以农业为重以保障粮食供给、注重行业协调发展是边区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更是保证边区整体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思想前提。党在经济建设上的实践合理的调节了边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为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行业基础。

(二) 实事求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注重调查研究, 灵活运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党在边区发展经济的重要特征。1941 年, 为应对困难局面, 任弼时提出“官督民运”等方法来发展经济。但因缺乏充分的实践论证, 当时边区政府内许多人持反对意见。为了取得了运盐问题的发言权, 任弼时通过采取实地调研等手段, “在听取了各县运盐队伍的汇报, 包括出劳动力和牲力数, 每头牲口驮盐的数量, 沿途的伙食及开支以及离盐池远近的各运盐队伍所获得的纯利等之后, 从中探索出了一系列规律, 得出‘越是壮的牲口, 驮盐数量多, 获利越多’的结论”, 从而使“官督民运”的措施得以实行, 并且有力地保障了边区经济发展, 扭转了边区的财政困境。

在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 边区还注重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经济规律进行灵活的运用, 善于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经济实践。例如, 边币发行后面临着边币一方面要与法币发生贸易关系, 另一方面还面临市面可能会产生的金融动荡问题。陈云在对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决定, 由盐业公司发一种与法币兑换比为一比一、与边币是一比九的流通券。通过在边区内流通这种流通券来收回边币, 然后再利用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 这样就有效地把法币挤出了边区市场, 同时又繁荣了市场。

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经济建设中体现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的显著特点。在坚持“不唯上、不唯书, 只唯实”的原则下, 边区把经济规律与边区实际有机结合, 从而避免了经济工作中的失误, 确保了经济建设的实效。

(三) 以人为本。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意识到, 人民是保障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 要提升人民团结抗战的积极性, 必须应先保障人民的利益。中国革命的实质是“为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革命。”因此, 维护人民利益, 服务民生自然成了边区经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私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是保障人民利益和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途径。为此, 边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出了公私兼顾的方针, 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鼓励私营经济发展。例如, 1942年, 边区“农村约有土织布机1.2 万架, 手拉机6.8 万架, 纺妇约7.5 万人, 织妇约1.3 万人, 年产土布约5.4 万匹;造纸厂48 家。到1944 年, 私营工业各种工厂、作坊达1, 400 多家, 职工4, 500 多人。棉花的自给率约达70.3%, 其他日用工业品也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的要求。”私营经济的发展不仅繁荣了边区的经济, 而且还促进了边区民众的就业, 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条件, 有效保障了边区人民的权益。

在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上, 边区并没有奉行“唯生产主义”的错误观, 而是一直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民众切身利益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建设成败的一个重要尺度。毛泽东说:“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 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 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 是错误的。”为此, 在1941 年11 月, 边区政府就提出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 为提高边区人民生活水平, 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提供了政策支持。

维护人民利益、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初衷, 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驱使。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 使人民在这种制度和关系下能够过上新生活。

三、现实启示

(一) 打造区域优势产业。边区面对区域发展现状, 提出农业是经济支撑、“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等方针实则就是要把农业打造成边区的优势产业, 以农业优势带动其他行业协调发展。到1945 年, 边区“耕地为1, 520 多万亩, 植棉35 万亩, 牛、驴约40 万头, 羊约196 万只”, 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农业经济中心, 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农业基础。身处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 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更应吸收边区打造区域优势产业的成功经验, 注重自身的区域优势产业, 在人力、财力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予以集中投入, 突出区域特色。

(二) 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对经济规律的灵活运用是边区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因素, 延安时期, 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经济政策的成功得益于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目前, 中国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思维正是对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 是在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灵活运用。中国高投入、低产出的传统粗放型经济模式已不再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这个大背景下, 中国经济应注重吸收延安时期边区经济建设的科学因子, 以灵活运用经济规律为要, 更好地引领中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 以人为本。毛泽东曾说, “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 而是要给人民以东西。”因此, 发展经济应以人民为要, 以人为本。正是以人为本意识的凸现和深入人心, 共产党在边区政府与人民之间成功地构建起民主平等、和谐公正的社会氛围, 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为边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社会助力。因此, 在经济建设中, 应牢记延安时期边区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理念, 让经济更好的惠及人民。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李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开发政策及实践的历史反思[J].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5.

[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4]任弼时.任弼时选集[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5]邸延生.历史的回眸——毛泽东与中国经济[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

陕甘宁边区 篇8

一、陕甘宁边区的体育非物质文化

1935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 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 使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1937年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 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 并成立了边区政府,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 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建立后, 《边区国民教育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课程内容都以抗战为中心教材, 由教育厅统一编制发给, 以国语、政治常识、自然常识、算术、体育为主。”并要求军事化与体育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在这个时期, 陕甘宁边区的体育活动也积极开展。参加人员十分普遍, 充分体现了体育大众化的特色。据史料记载, 在1946年的延安九一运动会上, 参加的队员不仅有贩菜卖馍的小贩组织篮球队参加大会比赛, 也有马贩子及其普通民众参加赛马比赛。通过组织比赛, 切实有效的组织和推动中央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村的群众体育运动, 丰富与活跃文化生活, 增强边区群众体质, 提高生产工作的效率, 并使体育更加有效地为抗战服务。

二、陕甘宁边区的体育非物质文化保护

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关于2013年度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广项目和单位 (城市) 申报的通知》明确指出:“对于本地区传统特色体育项目, 积极组织、协调相关人员和单位, 积极开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保护工作。”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 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亦可通过调查研究, 考证边区体育传统项目的开展情况及其具体的规则方法, 并投入一定的人力资源实施保护。具体可从一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 加大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宣传力度, 积极发掘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加强研究与编撰工作。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不是一个人的工作, 而是诸多人合作完成的任务, 并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 作为体育、教育、科研工作者有责任, 并有义务进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 积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工作认识, 加强这些遗产的保护与研究, 并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竞赛活动, 切实保障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其二, 加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投资, 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申报工作, 关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传承历史文明。特别是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资上, 要有长远的眼光与视野, 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每个流程, 确保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序进行。同时, 提高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 积极投入到研究保护工作中。

其三, 加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 积极研究开发群众性读物, 加大普及与提高, 促进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2013年6月, 《中国体育报》报道了题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工作启动”的新闻报道, 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批准, 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推广工作已经被列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日常业务工作。《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五年工作计划》、《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已经出台。这对挖掘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促进中国所独有的民族体育走向大众和走向世界, 提升中国体育在世界的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四, 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遵循地域性特点, 分区域进行保护实施, 切实提高此项工作的实效性。各地因地域差异, 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与规则方法上也有所不同, 这就要求不拘一格的实施保护。在新疆广为流传的民间游戏项目名叫新疆方棋, 是一种类似于围棋的智力运动。通过专家评审定于自治区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陕西陕北延安地区的腰鼓、赶驴等项目也申请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陕西安康的龙舟赛等。这些都带有地域特色, 应分区域进行研究保护, 以此来提高保护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摘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不断通过采写、录制、挖掘、整理等各种途径, 保护和传承物质和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充分发掘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实施保护传承普及, 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凝聚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体育非物质文化,保护

参考文献

[1]胡炜.陕甘宁边区体育人才培养研究[J].陕西教育 (高教) , 2012, (5) :80-82.

陕甘宁边区 篇9

一、革命中的经济发展模式

1. 以农业为主导产业, 在推动农业发展上, 坚持以粮食作物为主体, 根据工、商、运输业发展需要适时提升经济作物比重和发展畜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 (1)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丰富优势, 大力开垦荒地, 确保粮食生产的主体地位。抗日战争时期, 粮食是军民生存和发展的最关键要素, 在农业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为保证粮食生产的经济主体性, 边区县乡基层政府将增加粮食产量作为主要经济任务来抓。在生产粮食过程中, 为绕开边区地质贫瘠、自然灾害多等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制约, 党和边区政府充分利用边区土地资源丰富、荒地众多的地域优势, 广泛开垦荒地。 (2) 密切结合各县经验优势及环境特点, 广泛培植经济作物, 满足工商业发展需求。经济作物的广泛培植与当时工商业的发展需求有密切的关系。经济作物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基本原料来源之一, 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经济作物产量的迅速提升。在培植过程中, 党和边区政府主要结合各县独特的经验优势及气候特点, 通过政策引导来提高经济作物的生产效率。到抗日战争后期, 以经济作物为主体的边区轻工业原料基本能够自给。 (3) 有针对性地发展畜牧业, 拓展工、商业原料范围, 增强交通运输能力和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畜牧业对边区工商业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沟壑纵横的边区地理结构也决定了畜牧业中的牛、驴、骆驼等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 并且在对外食盐运输中曾发挥过重要的运输作用。在边区生产力普遍低下的情况下, 耕畜也成为边区农业中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为此, 发展畜牧业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发展羊、牛、驴等畜力成为党和边区政府发展农业的重要目标方向。为大力发展边区畜牧业, 边区先后颁布了《陕甘宁畜牧出入口之奖惩及畜牧保护之办法 (草案) 》等相关条例, 规定母畜及幼畜不得出口, 奖励人民买进牲畜等。同时边区政府还提出了发展畜牧业的具体措施, 如防疫、改良畜种等。政策的支持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仅1939年至1940年两年内, 全边区的牛增加了41446头;驴增加了119头;羊增加了551671只。

2. 综合推进工、商、运输业发展, 在发展非农产业上, 以改善农村传统手工技术为切入点, 充分开发利用自然、农业资源, 逐步建立完善的工商业体系, 并合理布局交通运输网络, 形成农工商运密切结合的协调式经济发展模式。 (1) 恢复和发展传统手工业, 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 建立大规模机器工业和矿业。传统手工业在边区有悠久的历史, 直到20世纪20年代, 陕北各县还曾存在一些手工作坊, 如裁缝、砖瓦窑、酿酒、榨油等。1939年边区面临经济封锁, 日用品工业越来越紧张, 在政府提出的“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号召下, 传统手工业生产受到鼓励和提倡, 并快速发展起来。 (2) 以轻工业为主要发展对象, 轻工业带动重工业, 逐步促进工业结构合理化。轻工业是边区公需民用的基本工业, 边区进口商品中86%以上是棉织品等轻工业必需品, 发展轻工业可以有效地解决敌人经济封锁带来的困难。同时轻工业原料大部分来源于农业, 发展轻工业必将推动农业中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的发展。为此, 1938年边区工业刚刚起步时, 政府就先后创办了纺织厂、造纸厂、皮革厂等轻工业工厂。边区工业部门这时期开始多样化, 比例结构也日趋走向合理化。 (3) 充分开发利用自然、农业资源, 逐步建立工业商业运输业体系。边区工商业发展的主要原料是边区的农业资源和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在推动轻工业发展和促进集市繁荣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在边区当时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如盐、铁、煤、石油等。其中食盐是边区最丰富的矿产资源, 党和边区政府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 积极开发盐业, 盐业的发展刺激了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 食盐贸易还促进了庆阳、华池等一些口岸繁荣, 一定程度也推动了边区内的市场繁荣。 (4) 合理布局交通运输网络, 促进农工商业整体性协调发展。抗日战争前, 边区交通运输线路不成网络, 连接度极低, 这极大地限制了农工商业发展, 重新布局交通网络成为党和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项目之一。在建设过程中, 党和边区政府主要从修建大车路和驮运道两方面着手。到1943年末, 边区大车道运网系统骨架已经基本建立。同时边区的驮运道路也有了较大发展, 至1944年, 边区驮运道建设分布广泛, 几乎各个分区都已经建设驮运道。运输网络的合理布局, 使边区大部分地区交通相对通畅, 这对促进农工商业的整体性协调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二、党对边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控

1. 确定经济发展方向, 从政策上规定边区经济发展模式。边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经济问题, 制订出适合边区现实境况的经济发展方向对促进经济发展非常重要。1940年, 边区遭受更加严重的封锁, 通商渠道几乎完全被堵, 所需物资无法运进。党中央审时度势, 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 生产自给, 并制定出具体的自力更生经济政策。其中在《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中, 对总体经济发展模式作了阐释。边区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阐释, 这对经济发展有明确的导向作用。

2. 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在法律上保证边区经济活动按既定经济发展模式运行。经济立法是党和边区政府领导经济、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 为保证边区经济活动按照既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快速发展, 边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例如, 在农业方面, 主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扩展耕地面积两种办法来提高农业产量。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颁布《农业生产互助小组暂行组织条例 (草案) 》, 规范了劳动生产互助组织, 以发挥最大效能。在扩展耕地面积方面, 制定《优待移民实施办法》、《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鼓励移难民积极投入边区农业生产发挥了良好作用。“对外管理, 对内自由”是发展商业的主要政策, 为规划对外商业贸易, 1943年, 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战时管理进出口货及过境物品暂行办法》, 对进出口物资作了具体的限制和规定。1944年7月, 边区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货物出口登记办法》, 比较严格地规定了货物进出口登记事项。这些经济立法为边区经济按既定的发展模式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而促进了边区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3. 运用税收、债务、投资、补贴等多种经济手段, 对经济活动进行合理的激励与约束, “诱导”经济行为符合既定经济发展模式。税收、债务、投资、补贴等经济手段是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早在1940年12月, 毛泽东就认识到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 他指出税收政策应该结合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抗战期间, 党和边区政府充分运用税收、债务、投资等经济手段, 对经济活动进行合理的刺激与约束, 协调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关系, 使之按既定经济模式发展。工业是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促进工业发展, 边区对必需工业品的生产采取减税或免税政策。

4. 制定市场法规, 理顺市场秩序, 为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经济发展模式制定的依据是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 而这正是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方向的潜在环境因素即市场环境。因此, 符合现实境况的宏观经济发展模式与微观的市场调节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同时,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场所, 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宏观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在微观市场的调节下才有可能实现。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制定市场法规、理顺市场秩序等方式, 不断完善市场, 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如:在保障劳工基本权益方面。早在1939年的2月,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就正式规定:确定八小时工作制, 改善劳工待遇, 保护工人利益。1940年1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行准则》对实行社会保险, 保护工人利益, 增进劳资双方利益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在治理市场竞争秩序方面, 为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市场竞争无序状况, 确保“贸易自由”, 1945年边区政府制定了“调剂物资和调整物价”政策, 其中规定:反对囤积垄断行为, 对不法商人的投机倒把行为要给予严厉的经济和法律制裁。

5. 通过兴办工厂, 创办公司等方式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对经济发展模式起引领作用。陕甘宁边区经济是战时经济, 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资源供给状况都要高度耦合于战争形势的需要, 而由市场直接调节的微观市场主体, 往往存在单纯追求个体利益而顾及不到整体利益需求问题, 为克服这种弊端, 抗战期间党和边区政府采取自己兴办工厂、创办公司等形式, 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为战争需要及时提供必需品。由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商业很多。在工业上, 1938年, 边区政府就开始利用国际友人捐助的部分款项, 筹建了难民毛纺织厂, 随后又建立了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等等, 到1939年底, 由政府直接经营的工厂已有10多个, 工人人数增加至700多名。在商业上, 边区政府刚刚成立不久, 1937年10月边区银行下设了贸易局, 后改称“陕甘宁边区合作总社”, 成为政府经营的公营商业的实际载体。抗日战争期间, 由政府直接创办的公司主要有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南昌公司、永昌公司等。作为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控者, 政府自身成为市场经营主体的行为, 也起到了引领市场按既定经济模式目标发展的目的。

陕甘宁边区 篇10

一、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的特征和对象

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里指出:“这里 (指苏区) 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 都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 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办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 为了这个目的, 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总方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 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也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的理论, 因此,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就有了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特征。

所谓民族性特征, 即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首先是民族文化的教育,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和独立, 动员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和文化侵略。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对它所统治下的中国民众进行“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殖民主义思想的宣传, 目的就是想要从思想意识上奴化中国民众, 使其丢弃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斗志。而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首先要做的正是要弘扬民族精神, 树立与侵略者斗争到底的信念。所谓科学化特征, 就是要用唯物主义科学观去教育民众, 使其丢掉封建迷信和落后观念, 相信科学, 按照科学的态度去对待战争生活, 同时还要掌握战争中所使用的一些科学常识, 用知识来武装头脑。所谓大众化特征, 是指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 是为了使在封建压迫之下的人民大众彻底摆脱无文化的愚昧状态, 在文化上翻身, 在政治上独立, 并真正成为新时代的主人翁。因此, 中国共产党要用文化教育运动唤起千千万万的劳苦民众, 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 就必须让广大劳苦大众识字明理, 砸碎精神枷锁, 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 从而自觉地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7年起草的《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规定, 要求接受民众教育的对象为:“在一定时期 (大约若干年) 及最低限度 (规定课程标准) 的教育, 于40岁以下成年及青年男女及14岁以下7岁以上的男女儿童。”从这个规定来看,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的对象应当是不能脱离生产的文盲 (青年、成人) 和半文盲, 还有正在成长中的儿童及少年。而在这项规定里, 特别提出“青年男女”应一视同仁地接受教育的理念, 从而将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与整个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统一在一起。

二、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的内容及方式

据《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规定:民众教育的形式分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班、冬学、民众教育馆等六种方式。教育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普及识字教育, 要使广大民众具有起码的读、写、算能力;二是政治水平教育, 要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战信心,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三是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 使民众掌握一定的战场防护知识, 生产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和生理卫生知识, 并通过积极热情的学习, 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更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抗战之中。

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中, 识字教育是最基础的工作, 识字组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组织, 几乎边区的每个村子都成立了识字组。识字组的教育目的是要使民众在掌握文字工具的前提下, 达到“明事情”的精神水准, 所以当时识字组提出了“明理第一, 识字第二”的学习口号。识字组的教育内容为识字、写字和算账等内容, 参加识字教育的多半是民兵和男女青壮年以及村干部们。为了做到生产与学习两不误, 识字组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 除了冬学等半固定的学习组织之外, 还有地头识字组、纺织识字组、运输识字组、变工识字组、放羊娃识字组、作坊识字组、编席识字组和炕头识字组等形式, 也有民兵识字组、妇女识字组、家庭识字组、夫妻识字组等。识字组以识字、计算和读报的方式, 让民众边识字, 边听国家大事, 在识字的同时又吸收了不少知识, 开阔了眼界和思路。识字组里具体的工作方法是由组长带领着组员, 把需要学习的生字写在纸条上, 再由一个组员传给另一个组员, 直到学会。同时为了提高民众的识字水平和识字效率, 在边区的各交通路口都设立有识字牌, 由儿童团员检查过往行人的识字情况, 小学教员或教育干部也经常深入到各村去实行流动教学, 检查村民的学习情况。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为配合民众的识字教育, 编有《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 各分区还结合本区特点编有《放羊杂字》、《新百句文》等教材, 用传统的韵文形式和通俗上口的语言向民众普及文化知识。

冬学是陕甘宁边区的一种冬季教育机构, 在冬闲之时, 把民众集合在一起进行文化学习, 是陕甘宁边区的一大特色。1937年10月1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颁布了《关于冬学的通令》, 指出:“冬学是边区的经常学制之一, 是成年补习文化的一种形式, 是普及教育、消灭文盲的重要办法之一。”《通令》规定, 冬学的开办时间是从11月底至次年2月初。冬学的课程分军事、政治、文化三个方面, 教材有新文字和汉字两种。冬学的对象是失学的青年和成年人, 根据地的各级领导运用民主动员的方法, 发动群众来冬学学习, 以迅速提高青年们的文化水平。

技术训练班是为了使群众掌握有关战争或生产的具体技术而开办的学习班, 主要传授各种技能和专业常识。如配合地雷战而举办的地雷训练班, 配合地道战而举办的“地下建设”训练班等。还有向民众传授战争中的防毒气知识的讲座, 埋藏粮食的知识等。在战局紧张的时期, 也设立专门的训练班或学校对民众进行专业培训, 如民兵自卫军训练班, 妇女的纺织、缝纫学校等, 以传授专业的军事技能和军事后勤技能, 应对复杂的战争形势。

宣讲班是提高陕甘宁边区民众的政治思想水平的教育组织, 其教学目的主要是围绕着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及时对群众进行政局的宣传教育, 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激发群众的爱国和杀敌热情, 推动各项抗战工作和任务的顺利进行。宣讲班的教材, 是根据当时抗战工作的形势, 由各级宣教部门编制而成的。如当时边区流行的有《减租减息课本》、《拥军优抗课本》、《生产课本》等, 各地区还根据特殊需要, 编有普及卫生常识的《卫生课本》、《妇婴卫生》、《怎样种庄稼》和普及战争知识的《粮食战》、《毁民沟》、《除奸》等补充教材。这些教材都具有情节简洁生动、语言朗朗上口的特征, 很适合于初学者的学习和记忆。

三、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的成果

1938年, 陕甘宁边区创办的《战时教育》2卷9期刊登了吕良撰写的《边区的社会教育》一文, 文章指出, “在抗战急需的形势下, 社会教育成为国防教育中挺要紧的工作。社会教育的形式有识字小组、夜校、半日校、数日校、俱乐部、新文字、戏剧和冬学运动。由于经费困难, 物资缺乏, 所以没有黑板就用大石块、墙壁代替, 没有粉笔就用白粘土、木炭代替, 没有纸笔就用沙盘、土盘代替, 没有桌凳就用砖头、石块代替, 没有课本就用纸条儿抄写。为了解决师资困难, 就采用互救互学的办法, 会的去教人, 不会的跟人学”。正如这篇报道所描述的那样, 在此轰轰烈烈的民众教育运动中, 取得的教育成果是非常显著的。

1937年冬季, 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冬学运动之后, 共计开办冬学382处, 有1万人参加了冬学学习。1938年初, 全边区有识字组9000多组, 组员在2万人以上, 占边区人口总数的60%, 比入学儿童还多了3倍。同时, 还出现了许多识字模范人物, 如华池县白马庙劳动英雄石怀玉, 他50天识了530个字, 一举脱掉了文盲的帽子。庆阳三十里铺的黄润, 学习两年之后, 不但能读报纸, 而且还能编写水平颇高的新社火剧本, 带领群众编排新社火剧, 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娱生活, 而且还生动地反映了边区群众在新政权领导下的新生活和新面貌, 成了当时的文艺明星。

自1942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后,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民众教育抓得更紧, 抗日战争的形势也对民众的政治觉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整风运动的要求之下, 当时各分区所召开的文教大会进一步明确了边区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思想, 进一步提升了民众学文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带动了陕甘宁边区冬学和民校工作。至1944年冬, 边区村村有冬学, 人人学文化, 大部分的青壮年都投身于冬学, 积极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就连许多长年被封闭在家里的妇女也走进了冬学, 开阔视野, 感受着新生活的气息。

在陕甘宁边区随处可见的“文化岗”是边区群众自我教育的一种创举, “文化岗”是指在村口设识字牌和时事政治的问答牌, 由站岗儿童考问行人, 答对的就放行, 答不对的要求学会才可以通过。利用村头的黑板报宣传文化也是当时边区的一种普遍教育形式, 经济条件差的村子, 就在村口刷出一块黑墙, 再用黄土搓成粉笔, 也可以随时在黑板报上宣传密切联系当地生产、生活和斗争实际的知识, 并且随时更新, 很受群众的欢迎。

参考文献

[1]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M].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2]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M].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6.

[3]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M].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1.

陕甘宁边区 篇11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虽然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但林伯渠把法作为重点工作来看待，要求边区政府依法施政。他经常教导边区政府工作人员说：“边区政府的工作任务和计划预算，必须严格遵照边区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和各项政策、法令来制定，并保证实施。”在他领导下，边区政府各项行政任务的规定，工作计划和预算，都要经过边区政府委员会通过，提交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林伯渠认为：国家不是一个空的东西，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国家有宪法，经济、政治、婚姻、土地都有个章程，我们要遵守，养成法律观念，不合乎法令则不足为人民之表率，这是“个人”与“法”的问题。因此，作为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更应该成为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表率。为了让边区政府各级干部廉洁守法，边区政府严厉地惩治贪污现象。

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刚成立不久就发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39年又正式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

惩贪条例在边区得到坚决彻底的执行，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论是革命资历、牺牲贡献，还是地位、功劳、职务，都不能成为庇护贪污犯的“丹书铁券”。比如盐池县县长曹某，私自将破获的两起赌博案罚款共159元装进自己腰包，1938年2月被发现后，立即被撤销职务。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肖玉璧案。肖玉璧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作战英勇，仅身上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劳苦功高，牺牲巨大。在他养伤期间，毛泽东见他骨瘦如柴，还特批将每天供应自己的半斤牛奶让给他喝。1940年，由于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边区经济极为困难，上级认为肖玉璧是有革命觉悟和革命贡献的可靠老战士，便安排他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没想到肖玉璧上任之后就蜕化变质，利欲熏心，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竟然把边区极为稀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肖玉璧先是携带公款潜逃，最终钱花完了，无以为生，又回到清涧，但他不向组织自首，最后被组织发现后逮捕。经核查，肖玉璧在任内共贪污公款3050元，根据惩贪条例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边区政府对此案很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由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亲自担任审判庭长。1941年10月14日，雷经天就肖玉璧一案致信林伯渠：“兹将肖玉璧贪污案全卷寄上，请再复核。此案应否照前决定判决执行，希为指示办理。” 1941年底，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肖玉璧自恃对革命有功，向毛泽东写信，请求毛泽东念他过去作战有功，希望能让他上前线，在战场上战死。为慎重起见，林伯渠带着肖玉璧的信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询问了肖玉璧贪污的数额，并征求林伯渠的意见，林伯渠回答道：“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占案件总数的百分之五，这股风非刹住不可！不过，究竟如何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特来请示。”毛泽东当场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2年1月，肖玉璧被依法执行枪决。

肖玉璧案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军民震动极大，使边区干部群众、党政军民受到了深刻的法制教育，增强了法制观念，也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边区政府的威信得到很大提高。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林伯渠作为边区政府主席，时时刻刻以身作则，将自己作为边区政府的普通一员，严格遵守边区各项规定。比如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亲自带头参加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生产活动，开荒种地，拾粪积肥。他坚持每天早起拾粪，有一个叫“疙瘩老惠”的农民看见了，就主动和他儿子挑了两担粪倒在林伯渠的粪堆上，并告诉林伯渠：“你老年纪那么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帮你拾了。”但林伯渠婉拒道：“你的好意我理解，但我还要坚持每天拾粪。虽然我年纪大些，在政府中有工作，但我也要参加大生产运动，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林伯渠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边区政府主席自居。

林伯渠对公务人员奉公守法可谓常抓不懈。在1946年4月召开的边区三届一次参议会上，他在《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后边区建设的第二个重要任务，是健全法律与制度，加强公务人员奉公守法的观点与习惯。在公务人员中进行深切的奉公守法教育，做到以身作则，如有犯法行为，必须依法办理，不容有任何徇私偏袒。

“边区人民创造了自己的民主政权，也就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权利”

毛泽东说过，边区的作用，就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全国人民都认识到，只有像陕甘宁边区那样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才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

为此，必须用边区法律和边区政府的实际施政来保障边区人民的各项权利。1941年发布的“五一施政纲领”第6条规定了抗日人民享有的各种权利：“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注：政权是政治权利的简称）、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施政纲领第7条规定要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此外，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共22条，这是对施政纲领第6、7条的具体化，基本保障了边区人民的各项权利，边区的法治建设特别是人权保障方面取得很大进步。

林伯渠要求将边区人民各项权利落实到位。首先，是边区群众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能够得到保障。边区基层政权的选举具有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等特点，针对边区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特殊情况，通过“投豆子”“燃香洞”等特有方法达到了民主选举的效果。其次，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兑现，对于那些遵纪守法的宗教人士予以保护。再次，民族平等政策得到倡导和贯彻。陕甘宁边区毗邻内蒙古、宁夏，边区政府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蒙古族、回族群众处理好关系。如帮助少数民族获得营业自由，并帮他们克服困难等。蒙族群众所处地带多是草原沙漠，皆以游牧为主，一切粮食及日用品完全依靠定边盐池。而他们的牲畜及食盐的销售过去不但苦于税赋繁重，而且营业又无法保证，动辄被人拐骗。如今边区政府不但减轻了他们一切税务负担，并且给他们以营业保证。同时，在粮食与日用品方面经常给以极大的帮助。

陕甘宁边区地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司法干部的文化程度自然而然也就偏低。据统计，1943年边区共有司法干部86人，其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17人，仅占五分之一。改善边区司法工作，切实保障边区人民各项权利，既是摆在林伯渠面前的紧迫任务，也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

林伯渠重视培养边区司法干部。据《解放日报》1941年10月5日报道，高等法院召开边区司法会议，要求更进一步加强司法工作。林伯渠在会上着重指出：“应大批培养新的司法人员，充实司法知识。”1944年1月，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林伯渠又就改善司法工作的问题指出：司法干部，尤其是领导人员与审判人员，必须选择忠实于革命三民主义、愿意切实联系群众与公正无私的干部充任之；同时加强他们的政策教育与业务教育，养成新民主主义司法的熟练人才。

林伯渠着力推动边区的司法改革，要求司法工作必须以当时边区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诉讼程序应简便便民。当时边区法院还没有律师，如果当事人无法表达自己意见，法院允许群众团体代表或其直系亲属可以按照当事人的意愿出庭代为陈述。诉讼人没有任何限制，诉讼词状也不用像旧社会那样找人代写，如果不识字还可以口头陈述，由书记员记录下来，办案人员对书面、口头诉讼都予以受理。法院受理案件时，绝不向当事人收取诸如诉讼费、状纸费之类的任何手续费。审判方式为说服解释和谈话，其实质是依照双方自愿原则进行民间调解，以将人民群众的诉讼减少到最小限度，团结大家一起抗日。如果经过说服解释但被告始终不承认犯罪行为，只要证据确凿，也可做出判决。法院还组织巡回法庭，让人民群众参加审判，并以此教育人民群众知法遵法。对那些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或对群众有教育意义的案件还实行公审。人民群众都可以自由参加公审大会，经过申请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表决必须经过主审和陪审在听取群众意见后，以法律为尺度，以事实为准绳共同决定。

对于犯了法的人，林伯渠也没有放弃教化。边区政府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对罪犯采取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监狱教犯人识字，犯人出狱时一般能够认识500至700字，有的还能写简短的白话文章。同时，监狱也很注意犯人的卫生和健康，每周派医生到看守所诊病两次，有病的犯人被隔离居住。犯人早上要洗漱，室内要整洁，每周要洗澡，两个月理发一次。由于卫生和健康工作做得好，监狱从未发生犯人病死的事故。政府也很注意犯人的出狱安置问题，对于那些出狱人员，愿意做工的就让他做工，愿意务农的就送回乡务农。有些犯人出狱后思想彻底转变，成为抗战建设事业中的先进分子。

此外，林伯渠对于国民党损害边区人权的现象也勇于斗争。1942年1月13日，有5个佩带国民党二十二军标志的武装分子，突然跑到佳县古本乡联保所属一保石圈峰村，将正在该村学校计算村公账目的居民张鸣儒等6人捆绑拉走。这几个武装分子声称是在缉捕逃兵，但张鸣儒等6人都是边区老百姓，并非逃兵。绥德分区将此事上报林伯渠后，28日，林伯渠与李鼎铭即就国民党军抓捕佳县居民张鸣儒事件，联名致函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说明张鸣儒等人的身份是老百姓，“而且即使真正意在缉捕逃兵，也应该持具公文，通知当地行政机关；如此任意逮捕，蹂躏人权，扰乱秩序，殊非善邻之道”。林伯渠请萧劲光“速电榆林高军长双成，饬令部属速将张鸣儒等六人释放，并制止今后再有此事发生为盼”。

经过近10年的努力，林伯渠在边区三届一次参议会上自豪地说：“边区人民创造了自己的民主政权，也就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权利。自由召开村民会，市民会，以及用会议形式解决互相间的纠纷等；自由组织工会、农会、商会和学术团体等；自由出版黑板报、群众报，发表任何意见以至批评政府工作人员等；自由信仰宗教，建立教堂、清真寺等；自由组织自卫军以维持家乡秩序，免受外来的恐怖；自由发展经济以免贫困，保障私有财产之不受侵犯；自由成立读报识字组、村学等以免愚昧，享有平等的教育权；自由选举依法律手续罢免其代表，检查政府工作，控告以至越级控告失职的政府人员等。由此可以看到，边区政府不但从法律上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且在实际生活上，在物力和人力上帮助了人民自由权利的发挥与发展。

“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边区法治建设探索中取得的最大成就，这是马锡五任边区陇东分区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时创造的一种群众路线式的审判方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独创的一种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运用于司法审判工作的审判方式，其主要内容是简化诉讼手续，实行巡回审判、就地审判，在办案中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解决纠纷，纠正疑难与错案，使群众在审判活动中得到教育。其典型案例是甘肃庆阳华池县封芝琴婚姻案。

封芝琴自幼由父母包办与张金才之子张柏订婚，长大成人后曾与张柏见过面，互相许为心上人。但其父封彦贵嫌张家贫寒，为从女儿身上多捞彩礼，便自作主张与张家退亲，准备将女儿卖给庆阳财主朱寿昌。张金才知道后，纠集亲友按照当地抢亲习俗将封芝琴抢到家中与张柏成婚。封彦贵以“抢劫民女罪”将张家告到华池县，司法人员未经深入调查便宣布张柏“抢亲”婚姻无效，张金才判刑6个月，便草草结案。张家与封芝琴均不服判决。为与心上人结成夫妻，封芝琴翻山越岭找到马锡五告状，请求他为自己伸冤作主。马锡五经过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后，作出新判决：一、张柏与封芝琴的婚姻，根据婚姻自主的原则，准予有效。二、张金才深夜聚众抢亲有碍社会治安，判处短期徒刑；对其他附和者给予严厉批评。三、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出售，违犯婚姻法令，判处劳役，以示警诫。判决合情合理，群众热烈拥护，双方当事人也无不表示服判。马锡五被边区群众誉为“马青天”。

“马锡五的审判方式”引起了林伯渠的注意。因为以林伯渠为主席的边区政府一直在苦苦探索适合边区实际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司法模式。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出现不但使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司法道路上看到光明的希望，而且在政权建设上更加自信。这种新的审判方式，使摸索数年的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有了具体实际的内容和真正意义的突破。而“马锡五审判方式”这一经典表述也是林伯渠最早提出来的。1944年1月，他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的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边区政府有了这一法宝，不必再以国民党法律为原则，因此林伯渠强调：“司法机关的法律根据，必须是边区施政纲领及边区政府颁布的各种现行政策法令。”1944年6月，作为边区法治建设的一个样板，“马锡五审判方式”通过《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介绍给了中外记者。在边区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边区广大司法人员纷纷学习“马锡五审判方式”，于是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马锡五”，边区各级法院的判决得到大多数人民的信服，以至于在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交界的民众也纷纷找马锡五审判而不愿去国民政府的法院起诉。

至于个别群众赌气缠讼，林伯渠既坚持原则，又耐心做说服工作。1945年1月3日，毛泽东收到子洲县薛张氏的呈状后批转给林伯渠：“林主席酌办。”24日，林伯渠对薛张氏呈状作了批答。原来，薛张氏与薛应贵争继承权的问题，法院已经判决，判决书已经满足了薛张氏的合理要求，如她要求她儿子作为二房继承人，法院判决同意；她控告薛应贵私造假账，法院已当面算清，并判决薛应贵将其应出之费用按当时粮价折合粮食一石四斗二升七合算还薛张氏；她控告薛应贵私吞丧葬费，法院判决葬费存余7元1角由薛应贵交薛张氏收领；她控告薛应贵拿走二房东西，法院判决薛应贵拿走的东西应如数返还，等等。但薛张氏又控告薛应贵打过她，抢收粮食十垧，拿走她的眼镜被褥和杂粮二石一斗等，经高等法院传唤薛张氏指定的证明人李凤旺、吴薛氏，并派员调查，没有实据，不予受理。至于薛张氏坚持要求法院传讯薛应贵到延安，不让薛应贵过安然日子，显然不是对事而是故意赌气，是固执己见的缠讼。为此，林伯渠批复“上诉碍难接受”，同时他还找薛张氏面谈两次。虽然赌气缠讼只是个别现象，但也足以见证他对于涉及群众利益的诉讼请求都是认真对待的。

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及成效 篇12

1 边区疾病流行的状况及原因

1.1 边区疾病流行的状况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 卫生医疗条件差, 传染疾病和流行疾病十分盛行, 疫情严重, 主要的传染疾病和流行疾病有伤寒、天花、猩红热、痢疾等, 许多边区军民受到感染, 有的甚至死亡。牲畜发病及死亡率更高。如在1941年春, 边区发生传染疾病, 以甘泉、富县、志丹3县最为严重, 仅在甘泉县的3个区就感染876人, 死亡168人。在疫病死亡人口中, 婴幼儿所占比例较大, 一些地区婴儿死亡率高达60%以上。

1.2 边区疾病流行的原因

(1) 社会经济文化落后。陕甘宁边区以前是十分落后的地区, 广大人民群众遭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经济上的盘剥和政治上的压迫, 生活艰难困苦, 终日辛劳, 难得温饱。由于封建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使得这里本来就十分落后的农村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文化教育异常落后, 缺医少药, 卫生环境与状况极差, 成为疫病流行的社会原因。

(2) 群众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边区疫病滋生和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缺乏卫生常识和良好的卫生习惯, 居住、生活条件及卫生状况差。边区许多地方的农民没有好的卫生习惯, 饮用水源周边遍布畜粪或污水, 污染严重, 有的地方甚至人畜同室。妇幼卫生意识更是落后, 产妇生产由农村接生婆接生, 剪脐带不用消毒的剪刀, 而是用碎瓦片割断, 产后用黄土或草木灰消毒, 导致了新生儿感染而大量死亡。

(3) 封建迷信盛行。边区由于长期受封建统治的影响, 文化落后, 缺医少药, 群众缺乏基本的医药卫生常识, 遇到疾病大多数人不是请医问药, 而是烧香拜佛、请巫婆神汉, 导致了封建迷信盛行。“全边区巫神高达2 000余人, 招摇撞骗, 危害甚烈”[1]。封建迷信盛行, 巫神猖獗, 不仅没有使疫病得到控制, 反而使病人延误治疗, 疫情蔓延。

(4) 抗战初期对防疫工作重视不够。抗战初期, 陕甘宁边区遭到日本侵略者对边区河防的军事进攻, 国民党地方政府庇护下的土匪反共势力不断袭扰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和武装摩擦, 使边区政府面临着残酷而复杂的军事环境, 为了保卫和巩固边区, 坚持抗战, 边区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 而对卫生防疫工作不够重视, 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后来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承认:“关于民众医药卫生工作, 我们曾经犯了疏忽的错误, 至今未予以重视。”[2]

2 边区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

2.1 制定卫生防疫工作的方针政策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疫情严重, 极不利于边区的巩固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1939年1月,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 关于“建立边区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的提案, 作为大会的12项重要提案之一获得通过。1941年5月, 在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推广卫生行政, 增进医疗设备, 欢迎医务人才, 以达减轻人民疾苦的目的”的卫生政策。边区卫生防疫工作政策的制定, 说明了边区政府不仅对开展卫生防疫工作高度重视, 而且提出了卫生防疫工作的方针。

2.2 建立边区卫生防疫工作领导机构

为了推动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加强对边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领导, 更好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1940年3月,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卫生防疫工作会议, 5月26日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 由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政府、留守兵团等边区党政军和群众团体代表33人组成, 负责延安境内的卫生防疫工作。1941年4月, 在边区卫生厅的组织下, 成立了边区家畜防疫委员会, 负责边区家畜防疫工作。1942年4月28日, 边区正式成立了防疫总委员会, 下设防疫统计、宣传教育、环境卫生、医药治疗、总务5个工作机构。边区各分区、县也先后建立了卫生防疫委员会。边区各级卫生防疫委员会的成立, 对于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控制疾病的流行和蔓延发挥了积极作用。

2.3 制定边区卫生防疫工作的政策法规

随着边区卫生防疫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 边区防疫委员会和各地防疫委员会相应制定了一些卫生政策和法规, 以保障和促进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如1942年5月13日, 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制定和通过了《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1944年11月, 边区文教大会通过了《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牲畜保健工作的决议》等。这些政策、法规、条例、决议等, 都对边区卫生防疫和管理进行了规范, 而且针对性强, 简单易行, 广大群众也易于接受, 在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4 建立三大系统的医疗机构

为了防治疾病, 在边区先后建立了中央系统、军队系统、边区系统三大系统的医疗机构, 中央医疗系统和军队医疗系统的医疗单位, 除了为本系统的工作人员和指战员医治疾病外, 还积极为地方群众医治疾病, 帮助建设地方医疗机构。据1944年的统计, 全边区共有医院11家, 卫生所75个, 保健所7个, 西医医生270人, 药铺930家, 保健药社26个, 医疗合作社51个, 民间中医医生1 074人等。这些医疗机构及医生形成了遍布边区的医疗网络,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区过去缺医少药的状况, 也为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5 积极实施各种卫生防疫措施

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 各级卫生防疫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 采取各种卫生防疫措施。第一, 开展各种形式卫生防疫宣传教育, 如组织卫生知识宣传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会、开展反巫神活动等, 以提高群众讲究卫生的意识, 逐步改变不良的卫生陋习。第二, 开展卫生防疫活动。边区各地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开展了改建厕所、畜圈, 改良水井和水源等卫生防疫活动, 净化了卫生环境。第三, 培训卫生医务人员。为有效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边区各级政府进行了培养和培训卫生医务人员的工作。如1941年, 陇东分区在庆阳开办医疗培训班, 为陇东分区各县培训卫生医疗人员120多名。第四, 积极开展防治流行疾病的工作。边区卫生处从1941年7月开始, 组织医疗队在边区各地巡回开展防疫工作, 在3年中, 群众防疫接种人数达11万人, 预防注射人数达7 723人。1944年, 边区在3/4以上的地区实行了新法接生。

3 边区卫生防疫工作的成效

3.1 群众卫生防疫观念普遍增强

通过开展卫生防疫宣传教育以及各项卫生防疫工作, 群众的卫生防疫观念有了明显提高, 开始讲究环境卫生, 逐步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使边区的卫生环境得到了一定改善。同时, 通过开展反巫神运动, 使许多群众逐步认识到巫婆神汉骗钱害人的严重危害, 有病也不再烧香拜佛请巫神, 而是主动到医院或保健社求医治病。边区各地还结合大生产运动, 组织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的卫生运动, 评比卫生先进和模范, 建立卫生模范点, 促进了群众性卫生防疫活动的开展。

3.2 卫生防疫体系初步建立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 为巩固和扩大卫生防疫工作的成果, 经过边区各级党政军单位的努力, 到1940年, 边区卫生防疫体系初步建立。在边区以中央系统、地方系统、军队系统为主的三大卫生医疗机构逐步建立的同时, 各行业也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医院、医疗站等, 边区各分区都有较大的医院和卫生医疗点, 边区各县都设立了卫生所、保健药社, 一些区乡也设有保健药社和卫生合作社, 从而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覆盖全边区的医疗网络, 不仅使伤病员能够得到及时医治, 而且也提高了预防突发流行疾病的能力。

3.3 流行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

随着边区广大群众卫生防疫意识的增强、边区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边区突发性流行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 降低了发病率和死亡率, 提高了疾病的治愈率。据1942年的统计, 边区卫生处所属各医院、医务所共接诊医治病人43 000余人, 治愈率达到99.8%, 1943年接诊医治病人35 370人, 比去年减少病人近1万人, 发病率明显降低, 而且死亡率也明显降低。到1945年, 边区人口的平均死亡率由原来的60%以上降到了30%以下。特别是在1942年之后, 天花、霍乱、鼠疫、伤寒等烈性传染疾病在边区基本上得到了遏制[3]。

3.4 培养了大批卫生医务人员

抗战时期,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建立了西北医药专科学校、边区医药学校、延安医科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等一批卫生职业学校, 除此之外, 边区各地也开办了各种医药训练班, 培养了一大批卫生医务人员, 为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 边区的防疫工作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新中国建立后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2]陕西省档案馆,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八辑) [M].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