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倍体

2024-07-19

DNA倍体(精选7篇)

DNA倍体 篇1

舌癌以其浸润性强,转移速度快,治疗效果差等生物学特点颇受学术界关注。近年的研究[1,2,3]表明,在众多的组织学特征中,癌灶的浸润方式更能反映肿瘤的生物学行为。众所周知,肿瘤是细胞变异的结果,恶性肿瘤细胞无限制地生长、细胞核增大、核内染色质增多,其实质是细胞核内DNA不断复制的结果。国内外大量病理和临床资料已经证明,检测恶性肿瘤细胞DNA含量与倍体已成为目前研究肿瘤生物学特性及估计患者预后的热点问题。本课题拟从肿瘤-宿主边缘瘤细胞浸润分型出发,研究不同浸润方式舌癌细胞DNA倍体及细胞周期中S期细胞比例,从分子水平揭示舌癌生物学行为。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及标本处理

收集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和西北民族大学口腔医院病历资料完整的病理确诊为舌癌的43 例存档蜡块,所有患者术前均未行放化疗。其中男28 例,女15 例,年龄34~72 岁。所有蜡块作5 μm厚组织切片,行常规HE染色,阅片采用双盲法,由2 位有经验的病理科医师按Anneroth等[4]介绍的方法浸润分型和肿瘤组织病理分级分类(WHO 1997标准):Ⅰ型 14 例,Ⅱ型 13 例,Ⅲ型 10 例,Ⅳ型 6 例;病理分化程度:高分化23 例,中、低分化20 例。其中淋巴结转移17 例,未转移26 例。

浸润分型后,所有蜡块重作50 μm厚组织切片,二甲苯脱蜡,梯度酒精水化,胃蛋白酶消化,过滤,离心,漂洗,75%酒精固定,备检。

1.2 单细胞悬液DNA荧光染色及上机检测

备检样品离心、去上清、漂洗后用碘化丙啶(PI)一步插入性DNA定量荧光染色, 4 ℃避光反应30 min,用美国BECKMAN COULTE公司的Epics XL型流式细胞仪上机检测,上机前需校正仪器,使其峰值的分辨率(CV值)在5%以内。以正常舌体组织作对照。

1.3 分析指标

用Mod Fit LT分析软件分析DNA倍体、细胞周期,依据DI值判定DNA倍体,0.9≤DI≤1.1为DNA二倍体;DI<0.9或>1.1为异倍体。DI=肿瘤细胞G0/G1峰道数/正常舌体二倍体细胞G0/G1峰道数,DNA异倍体的判定:在DNA直方图上出现明显的2 个峰且异倍体细胞群至少应含20%的细胞或核同时DI<0.9或DI>1.1,同时测定SPF,SPF(%)=[S÷(G0/G1+S+G2/M)]×100%。

1.4 统计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0.0对计量资料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进行χ2检验。检验水准取α=0.05。

2 结果

2.1 浸润方式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根据临床病理资料统计,43 例舌癌病例中有淋巴结转移者17 例,其中Ⅰ、Ⅱ型浸润方式淋巴结转移者7 例,阳性率为25.93%(7/27);Ⅲ、Ⅳ浸润方式型淋巴结转移者10 例,阳性率为62.50%(10/16)。经统计学处理,Ⅰ、Ⅱ型与Ⅲ、Ⅳ型之间淋巴结转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浸润方式与肿瘤组织病理分化程度关系

27 例Ⅰ、Ⅱ型浸润方式者中,高分化20 例,中、低分化7 例;16 例Ⅲ、Ⅳ型浸润方式者中,高分化3 例,中、低分化13 例。经统计学处理,Ⅰ、Ⅱ型和Ⅲ、Ⅳ型之间病理分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浸润方式与DNA倍体、SPF之间的关系

43 例舌癌中,二倍体肿瘤18 例,占41.9%,异倍体肿瘤25 例,占58.1%,各浸润分型异倍体所占比例及SPF均值见表 1。

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浸润分型的发展,异倍体肿瘤检出率及SPF逐渐上升,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注: ① 4 组间比较, P<0.05

3 讨论

DNA倍体是指一个个体细胞所含染色体组的数目,单倍体细胞是仅含一个染色体组的细胞,二倍体细胞是含2 个染色体组的细胞,多倍体则含2 套以上单套染色体的重组基因。人体除肝脏、心肌、生殖细胞外,一般都有严格恒定的二倍体细胞DNA含量, 大于二倍体的整倍体(四倍体除外)或非整倍体的染色体数目总称为异倍体(heteropolid)[5]。现学术界公认非整倍体是细胞恶化的特征性标志之一,文献报道异倍体肿瘤细胞分化程度低,浸润性强,5年生存率远较二倍体肿瘤低[6]。所以有学者从细胞核的重要遗传物质DNA着手,检测瘤体细胞内DNA含量变化及其倍体类型、倍体异质性等,从肿瘤细胞增殖动力学方面探讨肿瘤个体的生物学行为[7,8]。近年来,在头颈部肿瘤的研究中,发现肿瘤-宿主边缘的浸润方式与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关系密切,以小细胞群或单个细胞弥散侵袭者恶性程度更高,转移速度更快[3,9],这种在同一肿瘤内以不同浸润方式作为表现形式的瘤细胞亚群,可能是肿瘤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克隆,这些瘤细胞DNA倍性如何,尚未见相关文献报道。本实验结果显示各浸润分型DNA异倍体率各不相同,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肿瘤在发展过程中以基因为基础的变化可能与其浸润方式有关。Arnerlöv等[10]对处于瘤体不同部位的DNA 倍体状态的研究,发现转移潜能较大的亚群较转移潜能较小者具有更高的异倍体率。这说明肿瘤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基因突变造成肿瘤细胞遗传的不稳定性,从而导致了肿瘤在其演进过程中失去单克隆而获得遗传异质性,结果瘤体内出现了浸润性更大、转移能力更强的新的肿瘤细胞克隆,使肿瘤的恶性程度趋于更高。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显示舌癌浸润分型较高者侵袭性更强,恶性度更高,这种以不同浸润方式作为表现形式的瘤细胞亚群,可能是肿瘤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克隆,所以舌癌浸润方式不同其DNA 倍体状态不同也不难理解。Pellman[11]认为异倍体的出现与有丝分裂时染色体重组、缺失、多重复制有关,而二倍体肿瘤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①异倍体细胞数过少而被尚未癌变的正常细胞的二倍体峰所掩盖;②肿瘤的异质性导致肿瘤内部的发展并不均衡,病检部位与行流式细胞术(FCM)检测部位的肿瘤细胞亚群并不一致;③少数肿瘤可能同时存在染色体的丢失和复制而最终表现为正常的二倍体含量。本实验结果舌癌异倍体检出率为58.1%,与Johnson等[12]用石蜡切片制备单细胞悬液所测出的头颈部鳞状细胞癌DNA异倍体44%~86%的范围相一致,但与李永生[13]的实验舌癌检出率100%相差甚远,这可能与石蜡切片制备单细胞悬液过程中造成过多细胞碎片所致。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临床分期相同的舌癌细胞具有不同的浸润方式,不同浸润方式的细胞亚群具有不同的增殖活性,浸润分型越高,反映细胞增殖指标的Ki67表达越强,淋巴结转移率更高,恶性度更高。细胞DNA周期中S期细胞的多少是决定细胞增殖水平的重要指标, S 期细胞的多少预示着肿瘤的恶性程度, 也客观反映了肿瘤细胞增殖的动力学规律。本实验结果显示,不同浸润方式舌癌SPF各不相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浸润分型高的舌癌组织具有较高的增殖活性,侵袭性更强,恶性程度更高,与我们的前期试验相吻合。

Silverman等[14]报道在多因素的高危因素(DNA倍体类型、SPF、病理分级、临床分期)中,SPF和DNA类型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危预后因素。但本课题因随访资料缺失,5年生存率未纳入实验指标,实为缺陷。有理由相信,FCM对DNA含量和细胞周期的测定对指导临床用药、判断预后提供一个有力的手段,同时可作为肿瘤病理诊断是一个有益的补充,DNA 异倍体、S期增殖率可作为恶性肿瘤诊断指标,尤其是DNA 异倍体可视为癌变标志。

DNA倍体 篇2

关键词:喉癌,DNA倍体,CD44

癌旁组织是癌组织向正常组织过渡并留在体内的手术残端组织,其DNA、CD44含量变化是恶性肿瘤的重要生物学特性之一。癌旁组织的这种变化与患者预后的关系如何,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为此笔者对57例喉癌患者的癌旁组织的DNA及CD44含量进行了流式细胞术(FCM)分析,并对患者进行了术后90个月的随访观察,从而探讨癌旁组织DNA倍体及CD44含量变化的预后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997年7月至2001年10月共收治并经病理证实为喉癌患者57例。其中男46例,女11例;年龄27~64岁,中位年龄46岁。临床分期:Ⅰ期11例,Ⅱ期41例,Ⅲ期5例;病理分级:1级3例,2级24例,3级27例,4级3例,对患者术后随访66~89个月。

1.2 取材与制样

取手术切缘外2 cm喉组织8小块,经病理检查未发现癌细胞,取材后立即制成单细胞悬液,另在患者癌组织切缘外10 cm处取正常喉组织作为正常对照。

1.3 特殊试剂

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标记的单克隆抗体,吞噬细胞糖蛋白抗体(鼠抗人CD44-FITC)及免疫阴性对照抗体(羊抗鼠IgG1-FITC),均由法国国际免疫公司生产(批号:13009)。

1.4 检测方法

按本实验室常规制备FCM-DNA制样方法和分析术,进行癌旁组织的DNA倍体及CD44含量测定分析。流式细胞仪为FACS420,美国BD公司产品。主要检测指标:DNA指数DI和DNA倍体分类:二倍体(D),近二倍体(ND),四倍体(T),非整倍体(AN)和多异倍体(M),样品中出现后四种倍体类型细胞之一者均为DNA异倍体细胞。即DI=0.9-1.10为二倍体:DI<0.9或DI>1.10为异倍体。CD44含量以CD44阳性细胞百分率表示(细胞膜含CD44的细胞视为CD44阳性细胞),其计算方法为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2.0数据处理包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和计量资料分别用χ2和t检验检测。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癌灶和癌旁组织的DNA含量分析,见表1。

注:P<0.05

另外,癌中心灶异倍体患者DI值高于癌旁组织异倍体DI值(1.66±0.40和1.38±0.28,P<0.01),癌旁组织和癌灶组织DNA倍体一致率(两者DI法相差<10%者为同一DNA干系)为45.2%。

2.2 癌旁组织DNA倍体,CD44含量和患者预后见表2。

注:与异倍体组比较,*P<0.01

虽然DNA异倍体患者的5年生存率和生存期显著低于二倍体患者(P<0.01),但在异倍体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CD44含量高的患者术后复发率与转移率增高。

3 讨论

对肿瘤患者的预后估计,目前一般采用患者临床分期、病理分级、肿瘤大小、有无淋巴结转移等临床特性对患者预后作判断,而这些指标的确定往往受人为因素影响,并且这些指标都是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表现,因此,在临床应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人们相继提出,以癌细胞生物学特性为指标来估计患者的预后,例如检测癌组织DNA倍体类型,认为二倍体癌组织患者的预后明显好于异倍体患者;癌组织增殖活性低的患者预后明显好于增殖活性高的患者[1,2]。这些指标,反映了癌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它们的变化不受人为因素干扰,为喉癌的预后估计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癌旁组织的生物学特性变化的预后意义却很少有人涉及到。

尽管癌中心灶DNA倍体变化对肿瘤恶性度有明显影响,但手术治疗已从体内消除,对术后患者的影响不是主要的;癌旁组织是留在体内的,它的生物学特征对患者术后将造成直接影响。本文对57例喉癌患者癌旁组织DNA倍体分析发现,其异倍体率为59.5%。然低于癌中心灶79.6%,但它的存在,被人们推测是喉癌复发的根源之一,本文对喉癌患者90个月的术后随访,验证了这种看法。癌旁组织异倍体的5年生存率和生存期均明显低于二倍体者,分别为32.0%、(32.11±13.6)个月和82.4%、(65.8±21.7)个月(P<0.01),因此癌旁组织DNA倍体变化是判断喉癌患者预后的一种良好的生物学指标。

许多研究表明,黏附分子CD44是一个重要的膜糖蛋白,其主要功能如下:(1)参与周围细胞和细胞间质成分透明质酸等的黏附作用;(2)T淋巴细胞化;(3)淋巴细胞归巢;(4)与药物摄取和敏感性有关等[3,4]。近来又发现,CD44与恶性肿瘤的转移和复发有关[5]。如在进展期胃癌和肠癌患者血中CD44增高,手术切除后CD44水平下降,可见,CD44可能作为恶性肿瘤患者肿瘤负荷及转移的指标,本实验也发现,癌旁组织内CD44含量高的患者,术后肿瘤复发率及转移率均高。5年生存率及生存期均低,癌旁组织为DNA异倍体者其CD44含量高于二倍体者,与异倍体患者预后差于二倍体者结论一致,即癌旁组织DNA异倍体者CD44含量高,其愈后明显比癌旁组织DNA二倍体CD44含量低者为差。故癌旁组织的DNA倍体及CD44含量可作为喉癌术后患者预后的客观的生物学指标。

参考文献

[1]袁雅生,王秀英,黄建.喉组织癌前病变的DNA流式定量研究.山东医大基础医学院学报,1999,13(4):196—198.

[2]周振英.张军妮,蒋明.等.恶性肿瘤癌旁组织DNA倍体的流式细胞测量术分析.实用癌症杂志,1995.10(2):82—84.

[3]Tarin D.Matsumura Y.Recent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tumor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J Clin Patho,1994,47:385 -388.

[4]Guo YJ.Liu G.Wang XN.et al.Potential use of soluble CD44 in serum as indicator of tumor burden and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or colon cancer.Cancer Res,1994,54(2):422 -426.

DNA倍体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09年10月至2011年10月桐乡市自愿参加宫颈疾病普查的育龄妇女20 486例, 年龄21~5 2岁, 平均4 1岁。

1.2 方法

由专业妇科医师取材, 其手法与液基细胞检查取材相同, 将标本贴上标签送到病理细胞室制片, 用麦克奥迪 (厦门) 全自动细胞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分析判断。

1.3 诊断

1.3.1 细胞DN A指数 (DI) 分析判断

系统诊断软件根据细胞DNA倍体分析结果得出辅助诊断意见: (1) 可见DI>2.5的异倍体细胞1~2个, 每4~6个月复查; (2) 可见DI>2.5的异倍体细胞3个及以上, 建议活检。 (3) 以正常2C细胞为主, 未见异倍体细胞, 每1~2年复查。凡是有DI>2.5的细胞玻片, 都要由细胞病理学医生在显微镜下进行核实, 以减少误差。

1.3.2 阴道镜及病理学检查

凡是DN A定量分析结果可见DI>2.5的异倍体细胞3个及以上的妇女均进行阴道镜检查, 对宫颈可疑部位进行4点以上的组织活检。病理诊断报告分别为:慢性宫颈黏膜炎、鳞状上皮增生、乳头状病变、CIN1、CIN2、CIN3、宫颈原位癌及宫颈浸润癌。

1.4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中计数资料行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CIN级别患者DI比较 (表1)

共检出CIN 126例 (6.2%) , 病理活检诊断CIN1 50例 (39.7%) , CIN236例 (28.6%) , CIN3及以上40例 (31.7%) 。整体看, 患者CIN级别越高, DI指数也越高。不同CIN级别患者DI≥6.0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5.87, P<0.01) 。

2.2 诊断试验价值评定 (表2)

以DI≥6.0作为评估CIN2及以上病变的标准, 其灵敏度为56.6% (4 3/76) , 特异度为94.0% (47/50) , 阳性预测值为93.5% (43/46) , 阴性预测值为58.8% (47/80) , 诊断符合率为71.4% (90/126) 。若以DI≥4.0作为评估CIN2及以上病变标准, 其灵敏度为90.8% (69/76) , 特异度为50.0% (25/50) , 阳性预测值为73.4% (69/94) , 阴性预测值为78.1% (25/32) , 诊断符合率为74.6% (94/126) 。

3 讨论

根据临床表现及常规检查难以诊断CIN及早期宫颈癌, 目前多联合使用辅助诊断方法, 最后用病理检查确诊。异倍体细胞的出现意味着染色体结构和数量出现异常变化, 也是细胞恶变的早期特征, 在大部分宫颈癌及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HSIL) 病例中均可发现DNA异倍体细胞。Gr ote等[3]观察发现, CIN2、CIN3和浸润型宫颈癌病例中, 分别有64.3%、82.6%和100%伴有DNA异倍体细胞。陈媛等[4]发现DNA异倍体出现作为活组织检查标准, 发现宫颈病变的敏感性较高, 但特异性较低, 其结果导致部分被误判为阳性而做活检的病例, 经病检证实无明显异常。

注:CIN1为阴性结果, CIN2及以上为阳性结果

本文以DNA指数值的大小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 以DI≥6.0作为评估C I N 2及以上病变的标准, 其敏感度为56.6%, 特异度为94.0%, 阳性预测值为93.5%, 阴性预测值为58.7%, 诊断符合率与病理诊断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因此可以基本确定为宫颈病变, 直接行宫颈锥切而不需再做活检。若以DI≥4.0作为评估CIN2及以上病变的标准, 其敏感度为90.8%, 特异度为50.0%, 阳性预测值为73.4%, 阴性预测值为78.1%, 诊断符合率与病理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要建议先行病理活检确诊。综上, 我们认为DNA倍体定量分析作为癌前病变诊断的性能评价指标较准确可靠, 可据此有针对性地进行活组织病理检查, 有效指导临床。本文结果还显示, 临床上出现DI≥6.0的异倍体细胞数目越多, 其宫颈病变程度越严重, CIN级别越高。由于DNA倍体定量分析法取材用宫颈刷片, 是一种无创检查, 只要将需要做活检的人数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 妇女较易接受。因此, 建议临床工作中可以先行DNA倍体定量分析筛选再进行宫颈活检, 可更好地降低误诊率及漏诊率[5]。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有癌变细胞及异常增生外, 宫颈、阴道的微生物感染, 绝经后妇女的内分泌紊乱, 免疫等因素也可导致DNA异倍体出现, 临床医生要注意综合分析, 避免因假阳性结果而给患者带来精神负担和过度医疗。

摘要:目的 探讨DNA倍体定量分析在癌前病变诊断中的预测价值。方法 对126例患者采用宫颈脱落细胞DNA倍体定量分析法和病理活检两种方法进行宫颈病变诊断, 以病理诊断结果 为金标准进行分析。结果 以DNA指数 (DI) ≥6.0作为评估CIN2及以上病变的标准, 其敏感度为56.6%, 特异度为94.0%, 阳性预测值为93.5%, 阴性预测值为58.7%, 诊断符合率为71.4%。若以DI≥4.0作为评估标准, 其敏感度为90.8%, 特异度为50.0%, 阳性预测值为73.4%, 阴性预测值为78.1%, 诊断符合率为74.6%。结论 通过DNA倍体定量分析, 可有针对性地进行活组织病理检查, 有效指导临床, 是早期预测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DNA倍体定量分析,宫颈癌前病变,诊断

参考文献

[1]曹泽毅.中华妇产学[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2021.

[2]王刚, 王莉, 石松荔, 等.DNA倍体分析技术在宫颈癌早期筛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J].中国肿瘤临床, 2012, 39 (21) :1639.

[3]Grote HJ, Nguyen HV, Leick AG, et al.Identification of Progressive cervical epithelial cell abnormalities using DNA image cytometry[J].Cancer, 2004, 102 (6) :373.

[4]陈媛, 徐友娣.用DNA定量分析和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在宫颈病变中的诊断价值[J].实用妇产科杂志, 2010, 26 (11) :845.

DNA倍体 篇4

资料与方法

2011年8月-2013年8月就诊于漳州市中医院妇科门诊及体检中心的妇女4 000例。调查人群入选标准:在漳州地区居住>0.5年的本市及外地户籍妇女, 年龄20~65岁, 有2年以上性生活史的妇女, 目前未妊娠, 无宫颈手术史, 无盆腔放射治疗史, 均未使用避孕药及其他类固醇类药物。研究方法如下。

筛查方法:由妇科医生对调查对象进行常规妇科检查, 按宫颈细胞学检测方法在宫颈管及宫颈外口鳞柱交界处刷取宫颈细胞行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 (TCT) 及宫颈DNA倍体分析。采用TBS (the Bethesda system) 分类法作为细胞学诊断标准: (1) 正常或良性 (NULM) ; (2) 不明意义的非典型鳞状上皮 (ASCUS) ; (3) 不能排除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的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 (ASC-H) ; (4) 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LSIL) ; (5) 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HSIL) ; (6) 不典型腺细胞 (AGS) 。 (7) 鳞状上皮浸润癌 (SCC) 。

采用全自动细胞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宫颈DNA分析, 扫描分析染色片中的每一个细胞核, 根据123个细胞核特征参数值自动分析和计数每个细胞核, 出现DNA指数>2.5的DNA倍体异常细胞则判为筛检阳性。Ao Cell系统诊断软件将细胞DNA倍体分析结果分为: (1) 正常, 即DNA指数<2.5; (2) 少量细胞DNA倍体异常 (DNA倍体>5C的细胞数1~2个) ; (3) 细胞DNA倍体异常 (DNA倍体>5C的细胞数≥3个) ; (4) 少量细胞增生 (增生细胞占检测细胞总数5%~10%) ; (5) 细胞异常增生 (增生细胞占检测细胞总数>10%) 。确定活检原则:宫颈DNA检测和TBS在双盲情况下开展。任一检测为阳性则建议活检;若均为交界性结果, 也建议活检;若其中之一为阴性, 另一检测为交界性结果, 则建议4~6个月复查。若均为阴性, 建议正常筛查。阴道镜活检及病理学检查:在阴道镜的指导下多点活检取材, 病理诊断报告可分为浸润癌、CIN3或原位癌、CIN2、CIN1、宫颈炎及正常。对于第1次活检结果可能有异议的病例, 应再进行细胞学检查 (常规细胞学诊断及细胞DNA定量分析) , 结果仍为阳性, 则再次取活检, 借助麦克奥迪提供的远程病理平台, 请妇科病理专家进行会诊。

统计学方法:以宫颈活检病理诊断为标准计算液基细胞学诊断方法的特异度、灵敏度及DNA倍体分析系统。采用χ2检验比较两组计数资料,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TCT检测及宫颈DNA检测结果:经初步统计, 共检出宫颈细胞学和 (或) DNA倍体异常693例, 其中液基细胞学阳性270例, 阳性率4.5%, 包括ASC-US 148例, ASC-H 23例, LSIL 54例, HSIL 43例, AGC 2例。DNA倍体分析系统检出668例异常, 阳性检出率11.1%, 包括细胞DNA倍体异常227例, 细胞异常增生10例, 少量细胞DNA倍体异常365例, 少量细胞增生66例。见表1。

病理诊断结果:根据活检标准行阴道镜下宫颈多点活检, 其中有病理检查资料232例, 经病理诊断为CIN及宫颈癌患者128例, 其中宫颈癌14例, 原位癌12例, CINⅡ~Ⅲ58例, CINⅠ44例。慢性宫颈炎104例。

以≥3个DNA异倍体出现作为活检标准, 发现宫颈病变的敏感性78.9%, 特异性43.27%, 阳性预期值63.13%, 阴性预期值62.5%。说明细胞DNA定量分析技术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但特异度较差。见表2。

以液基细胞学检查LSIL以上作为活检标准, 发现宫颈病变的敏感性43.75%, 特异性79.81%, 阳性预期值72.72%, 阴性预期值53.55%, 见表3。

讨论

寻找更为敏感、特异性强的宫颈癌筛查方法是目前宫颈癌防治研究中的热点。早期的巴氏染色法经济有效、简单易行, 在大面积筛查及基层单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方法假阴性率较高, 受限于主观因素的影响, 包括阅片技术、染色水平、制作方法、取材过程等, 目前已基本被临床淘汰。薄层液基细胞学可制成清晰的薄层涂片, 因其去除了涂片上的杂质, 其与TBS分类系统联合进行诊断的准确性明显高于传统巴氏涂片法[2,3,4], 但是其检查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细胞学医生的技术水平, 主观性较强,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宫颈癌筛查的效果。

细胞DNA定量分析系统采用第三代液基细胞学TCT技术, 进行DNA特异性染色, 克服了巴氏涂片的不足, 通过软件自动记录所有的细胞核并精确分析DNA含量, 利用镜下复合功能鉴别系统产生的错误[5]。细胞核内的遗传物质DNA可自我复制, 其基因编码可通过指导蛋白质合成而调节细胞功能, 细胞DNA定量分析系统能检出由致癌因子引起的基因突变所导致DNA含量的改变。细胞DNA定量分析系统能更早地检测出癌前病变, 因为细胞恶变过程中DNA含量的改变早于形态学改变, 敏感性高。但DNA倍体分析系统对重叠细胞可能存在误判, 因为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生长增殖时细胞核内DNA含量及结构会发生改变。

本研究亦显示, 细胞DNA定量分析技术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但特异度较差。在4 000例合格宫颈样本中, 液基细胞学检查为正常或良性改变的妇女, 以≥3个DNA异倍体出现作为活检标准, 发现宫颈病变的特异性43.27%, 敏感性78.9%, 阳性预期值63.13%, 阴性预期值62.5%, 对比液基细胞学检查以LSIL以上作为活检标准, 发现宫颈病变的敏感性43.75%, 特异性79.81%, 阳性预期值72.72%, 阴性预期值53.55%

总之, 宫颈细胞DNA倍体分析系统以其客观性及较高的敏感性, 可克服基层医疗机构细胞学医生缺乏、经验不足等缺点, 如有条件, 与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联合应用, 可减少误诊、漏诊, 提高检查的特异性。

摘要:目的:探讨细胞DNA倍体分析系统在临床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方法:对宫颈细胞行宫颈DNA倍体分析及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 (TCT) 。结果:共检出宫颈细胞学和 (或) DNA倍体异常693例, 液基细胞学阳性270例, 阳性率4.5%。DNA倍体分析系统检出668例异常, 阳性检出率11.1%。以≥3个DNA异倍体出现作为活检标准, 宫颈病变的敏感性78.9%, 特异性43.27%, 阳性预期值63.13%, 阴性预期值62.5%。以液基细胞学检查LSIL以上作为活检标准, 宫颈病变的敏感性43.75%, 特异性79.81%, 阳性预期值72.72%, 阴性预期值53.55%。结论:宫颈细胞DNA倍体分析系统具有客观性及较高的敏感性, 与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联合应用, 可减少误诊、漏诊, 提高检查的特异性。

关键词:宫颈癌,细胞DNA倍体分析系统,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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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倍体 篇5

1 资料和方法

1.1 病例选择

选择2002年3月至2005年10月我院呼吸科因胸腔积液住院患者共68例, 其中恶性胸腔积液32例, 男19例, 女13例, 年龄45岁~88岁, 平均年龄67.2岁;其中肺癌胸膜转移26例 (肺鳞癌3例、腺癌19例、小细胞癌2例、病理类型不明确2例) , 乳腺癌胸膜转移4例, 膀胱癌胸膜转移1例, 胃癌术后1例。以上病例均经胸膜活检、纤维支气管镜病灶活检、胸水细胞学检查及手术标本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 其中胸水中直接查到癌细胞者14例, 均为腺癌。良性胸腔积液组36例, 男21例, 女15例, 年龄28~78岁, 平均53.6岁;其中结核性胸膜炎31例, 脓胸2例, 心力衰竭3例, 均经胸膜活检、胸腔积液细胞学检查及试验性抗结核治疗有效, 胸水控制后2个月内未复发及临床相关资料综合分析确定诊断。

1.2 检测方法

DNA异倍体采用美国产贝克曼-库尔特 (Beckman coulter) Epics XL型流式细胞仪检测。将抽取的胸水标本静止沉淀, 用塑料吸管沿瓶底取沉淀物3管并离心 (1000r·min-1, 5min) , 弃上清液;加4ml PBS缓冲液震荡混匀洗涤, 离心 (1000r·min-1, 5min) , 弃上清液;将3管沉淀物用干净塑料吸管收集到一起, 加70%冷酒精固定24h。次日, 将已固定好的胸水标本取出离心 (1000r·min-1, 5min) , 弃上清液;加4ml PBS缓冲液震荡混匀洗涤, 离心 (1000r·min-1, 5min) , 弃上清液, 留取沉淀物, 加1ml PI染液染色0.5h, 上机检测至少1万个细胞。判断标准[1]: (1) 出现DNA的非整倍体峰为恶性肿瘤细胞; (2) 无明显的非整倍体峰, 但有1个突出的四倍体峰和大于15%的S期细胞, 并伴有G0/G1期CV值大于9%为恶性肿瘤细胞; (3) 无明显的非整倍体峰, 但G0/G1期CV值增大, 并伴有10%~15%的S期细胞和1个突出的四倍体峰, 诊断为可疑癌。

胸水CEA检测方法采用放射免疫法, 试剂盒由北京科美东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正常值<15ng·ml-1, 阳性值>20ng·ml-1。

1.3 统计学处理

两组阳性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32例恶性胸腔积液组有21例DNA含量呈非整倍体或多倍体分布, 阳性率65.6%;良性胸腔积液组均为阴性, 两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胸水CEA测定恶性组18例阳性, 阳性率56.3%;良性组中5例阳性, 31例阴性, 阳性率13.8%, 两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DNA异倍体检测灵敏度为65.6%, 特异度为100%, 准确度83.8%;CEA测定灵敏度为56.3%, 特异度为86.1%, 准确度为72.1%。恶性胸水组中, DNA异倍体与CEA同时阳性或其中一项阳性者29 例, 灵敏度为90.6%, 特异度为100%, 准确度为88.2%。

3 讨论

确诊恶性胸腔积液的金标准是胸水中找到癌细胞, 但其阳性率太低, 满足不了临床需要。因此临床上迫切需要寻找理想的肿瘤标志物。CEA是存在于癌和胚胎组织中的一种高分子糖蛋白, 它首先作为结肠癌的诊断标志物应用于临床。目前作为腺癌的标志物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断, 且在小细胞肺癌和肺鳞癌患者中, 其阳性例数也为数不少。CEA是目前肺癌及癌性胸腔积液诊断特异性较好、应用最广的标志物。CEA检测恶性胸腔积液的灵敏度为40%~70%, 特异度达5%以上[2]。本研究中, CEA灵敏度为56.3%, 与文献报道相符。

细胞核DNA含量是细胞增殖的物质基础, 其含量与倍体特征直接反映了细胞增殖的活跃程度, 人体正常的体细胞均有较恒定的DNA二倍体含量, 细胞癌变过程中伴随细胞DNA含量的改变, DNA非整倍体细胞是恶性肿瘤的特异性标志。利用流式细胞仪 (FCM) 进行胸腔积液脱落细胞DNA定量分析, 异倍体的出现高度提示恶性胸腔积液[3]。也有观点认为在胸水中只要找到异常二倍体细胞, 几乎皆为恶性肿瘤, 从而使细胞形态学诊断方法变为定量诊断, 为早期诊断恶性肿瘤提供了依据[2]。目前绝大部分文献报道FCM在鉴别良恶性胸腔积液时的特异度较高, 而灵敏度偏低, 有文献报道, 采用FCM进行细胞核DNA定量分析, 以异倍体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灵敏度为52%~94%[4]。本研究观察32例恶性胸腔积液患者, DNA异倍体检测灵敏度为65.6%, 特异度为100%, 与文献[5]报道一致。若胸水DNA异倍体与CEA联合检测, 则对恶性胸腔积液诊断的灵敏度达90.6%, 特异度为100%, 准确度88.2%。因此我们认为, DNA异倍体分析是鉴别良恶性胸腔积液的一项很有价值的指标, 当临床可疑而常规方法不能定性时, 通过测定胸水细胞的DNA异倍体及CEA来综合评估, 可提高诊断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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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倍体 篇6

1 非整倍体染色体病的简介

染色体病 (Chromosomaldisease) 是指由于先天性的染色体数目异常或结构畸变而引起的疾病。染色体异常是导致出生缺陷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 约160例新生儿中就有1例是染色体异常患者[2]。在众多染色体异常中, 以非整倍体染色体病所导致的残障及生活障碍尤为显著。非整倍体 (aneuploid) 是指其染色体的数目并非单倍体 (haploid) 的整倍数, 而是在数目上出现多于或少于整倍体, 如45或47条染色体。常见的非整倍体患者是某对染色体不是2条而是出现3条, 称为三体综合征 (Trisomicsyndrome) 。如果某对染色体缺少1条, 则称为单体综合征 (Monosomicsyndrome) 。染色体异常常表现为具有多种畸形的综合征, 这些综合征表现为多发性畸形、智力低下和生长发育迟缓, 此外, 还可表现为一些特征性的皮肤纹理改变。染色体畸变可导致死胎或流产, 在自然流产胎儿中有20%~50%是由染色体异常所致。

目前已发现的人类染色体数目异常和结构畸变有10000多种, 已确定或已描述过的综合征有100多种。染色体病一般分为常染色体病和性染色体病两大类。常染色体病是指涉及第1~22号常染色体异常引起的染色体病。数据显示, 常染色体病的发生率可高达1/160例新生儿[2]。21-三体综合征 (Down综合征, T21) 、18-三体综合征 (Ewards综合征, T18) 和13-三体综合征 (Patau综合征, T13) 是三个最常见的常染色体非整倍体染色体疾病。其中以21-三体综合征最为常见, 发病率为1/800[2]。性染色体病是指涉及X、Y性染色体异常引起的染色体病。数据显示, 性染色体病的发生率为1/500例新生男婴和1/850例新生女婴[3]。Turner综合征 (45, X) 和Klinefelter综合征 (47, XXY) 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性染色体病。

2 产前诊断非整倍体染色体病的现状

对于非整倍体染色体病, 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 因此, 利用产前筛查找出患病胎儿并采取选择性流产以达到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的方法已成为预防的重要手段, 对于选择继续怀孕的夫妇, 提早诊断可让家长为患儿出生后的照顾和将来的培育作出提前的计划和准备。目前产前诊断方法分为无创性和有创性两大类。无创性检查包括血清学、超声诊断学检查以及两者联合筛查。孕中期通过孕妇血清标志物甲胎蛋白 (AFP) 、游离雌三醇 (μE3) 及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HCG) 进行三联血清学筛查是目前国内比较广泛应用于临床的产前筛查模式, 由于是通过孕妇血清标志物水平间接反应胎儿的情况, 因此存在敏感性 (70%) 不足和一定的假阳性率 (5%) [4]。孕早期利用超声波进行胎儿颈后透明带检查结合包括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HCG) 和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 (PAPP-A) 的血清学检查进行联合筛查虽然可提高筛查的敏感性 (90%) [5], 但颈后透明带扫描的准确度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操作者的技术水平和所使用的扫描仪器的精确度。有创性检查包括绒毛、羊水和脐血细胞培养和核型分析检查, 是目前产前诊断非整倍体染色体疾病的金标准, 但有创性检查存在一定的流产风险 (≤1%) [6,7], 在实际操作中给孕妇及其家属带来极大的心理负担。虽然, 通过筛查约有3%~5%孕妇被视为高危并需要进行有创性检测, 但实际上染色体异常的发病率远低于此值, 因此, 不少孕妇进行了不必要的有创检查。如何降低假阳性率和提高准确率以减少不必要的有创检查一直是研究者们努力的方向。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快速发展, 无创性产前诊断越来越受到临床的重视和研究。

3 无创DNA产前检测的基本原理

无创DNA检测技术最早起源于母体外周血中胎儿游离DNA (cellfreefetalDNA, cffDNA) 片段的发现。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煜明教授等发现母体外周血中存在Y染色体片段, 经过进一步PCR扩增技术获得Y染色体的特异性DNA序列, 因而确认怀有男性胎儿的母体血中存在胎儿cffD-NA[4]。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开拓了筛查胎儿非整倍体染色体病新的发展方向。胎儿染色体异常会带来母体中DNA含量的微量变化, 通过深度测序及生物信息可分析检测到该变化, 为项目提供理论依据。cffDNA主要来源于胎盘滋养层细胞, 它自妊娠7周左右胎儿胎盘循环建立后即以一定比例存在于母体外周血循环中, 母体血循环中约10%~15%的cffDNA来自胎儿[8], 其含量随妊娠周数的增大而增多, 而在分娩后2h即完全降解[4], 因此, 它可以反映是次妊娠的胎儿情况。以21-三体综合征为例, 怀有患病胎儿的母体血中存在超量的21号染色体片段, 但这种变化非常微小, 需要利用灵敏的方法进行检测。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成熟, 目前, 无创DNA产前检测 (Noninvasiveprenataltesting, NIPT) 是利用大规模平行测序技术 (Massivelyparallelsequencing, MPS) 对母体外周血中的cffDNA (包含胎儿cffDNA) 进行深度测序, 利用生物统计学方法将测序结果进行生物信息分析, 可以从中获得胎儿的遗传信息, 并根据分析结果评估胎儿患非整倍体染色体病的风险。

4 无创DNA产前检测的技术现状

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和13-三体综合征T21、T18和T13是三个比较常见的非整倍体染色体病, 其发病率分别为1/800、1/6000和1/10000, 因此, 无创DNA产前检测目前主要集中在该三项非整倍体病的检测研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资料说明它在诊断其他染色体病的应用价值。自2011年起, 各国陆续发表了他们在无创DNA产前检测非整倍体染色体病的研究结果, 整合分析示T21、T18和T13的无创DNA产前检测准确率分别高达到99.4%、97.4%和92.5%, 而假阳性率则分别低至0.2%、0.5%和0.8%[9]。尽管无创DNA检测具有准确率高和假阳性率低的特点, 但它并非确诊性检查, 阳性检测结果仍需进行有创性检查进一步确诊。然而, 阴性结果可减少高危孕妇进行不必要的有创检查。

理论上说, 胎儿cffDNA的检测还可以应用于性染色体和其他非整倍体染色体病的检测, 但对于其他罕见的染色体数目异常、嵌合体、易位型和微缺失微重复的相关研究报道仍较少, 因此针对少见染色体病的检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研究指出, 该检测对胎儿性别鉴定的准确率达到99%以上[10], 但由于非医学目的的胎儿性别鉴定并非常规检测项目, 而且抵触于我国法律, 因此, 该技术仍未在我国进行临床应用。由于目前有关无创DNA检测的主要研究对象为自然受孕妇女, 对于辅助生殖下怀孕的妇女, 目前该技术的应用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据。

5 无创DNA产前检测的特点和适应证

对于孕妇来说, 无创DNA检测是一项简单的血清学检查, 只需要抽取5ml的母体静脉血而无须空腹进行。该操作可避免于有创检查所带来的胎儿宫内感染和流产的风险。由于目前有关无创DNA产前检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危单胎妊娠妇女, 因此, 对于风险较低和多胎妊娠妇女, 它的应用价值仍欠缺相关的研究数据支持。作为产前筛查, 无创DNA检测应在充分的产前咨询和风险评估后的一项选择性检查。一般建议最佳检测时间为妊娠12~24周, 而且应在孕早期超声检查确定妊娠周数和排除多胎妊娠后进行。它不能取代孕早、中期的超声波检查和血清学检查在筛查开放性神经管畸形和胎儿结构性异常等方面的应用。无创DNA产前检测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况: (1) 孕妇在预产期年龄≥35岁; (2) 胎儿超声检查结果显示非整倍体的风险增加; (3) 既往妊娠中曾怀有三体综合征胎儿; (4) 产前筛查包括孕早期超声检查、血清学检查或联合筛查结果显示为高危者; (5) 亲代为13、21号染色体的平衡易位携带者[11]。

6 无创DNA产前检测的发展现状

无创DNA产前检测还未成为我国有关医疗部门公认的标准。虽然, 大多数医院都未能普及进行该项检测, 目前能够提供该技术的医院主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 但有陆续开展该检测项目和逐渐普及的趋势。将来该技术还可能应用于胎儿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单基因病甚至全基因组的无创基因检测[9]。

7 总结

产前筛查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提早发现非整倍体胎儿, 传统无创性血清学和超声影像学检查存在敏感性不足和假阳性率高的问题。近年来, 母体外周血中胎儿游离DNA片段的发现为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开展了新的方向。无创DNA产前检测是一项主要应用于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和13-三体综合征的新检测技术。它具有准确率高和假阳性率低的特点。它主要适用于预产期年龄≥35岁的高危单胎妊娠和其他产前筛查结果提示为高危的孕妇。它不能取代孕早、中期的超声影像学和血清学筛查的应用, 并应在充分的产前咨询和风险评估后作为选择性的检测。由于它并非确诊性检查, 阳性检测结果仍需进一步进行有创性检查确诊。目前该检测虽然未被普及应用, 但随着检测技术的提高和检测成本的降低, 相信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DNA倍体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对象标准:①术前均经纤维胃镜+活检确诊为食管鳞状细胞癌, 并且可完整切除者;②术前均没有接受针对恶性肿瘤的任何治疗;③没有其它部位癌症病史。④术后病理分期依据UICC2002年食管癌TNM分期标准。

排除标准:①术前接受过放疗、化疗等新辅助治疗;②早期病变较小, 取材受限制的患者。

2008年11月~2012年12月间河南省滑县人民医院胸外科收治的符合上述条件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167例。男性118例, 女性49例。年龄38~83岁, 平均58.6岁。167例患者均接受经左胸食管次全切、胃食管颈部吻合术。依据2002年UICC食管癌TNM分期标准:Ⅰ期5例, IIA期84例, ⅡB期21例, Ⅲ期57例。

1.2 细胞悬液制备

取新鲜肿瘤组织块 (大小约5 mm×5mm×5 mm) 及同样大小正常食管组织, 组织块置于冷藏的PBS溶液中反复洗涤去除坏死组织。机械法剪碎组织块, 然后在350目铜网挫洗并过滤, 最后通过显微镜观察将悬液细胞数调为2×106/L。 (另取少量细胞悬液滴入细胞计数池, 必要时做细胞染色, 以检查细胞数量及质量。)

1.3 流式细胞仪分析

首先用Flow-check进行光路-流路校准, 所有荧光信号及亮异系数均<2%, 以“门技术”确定淋巴细胞群, 再行阴性对照及颜色补偿, 每个样本检测5000个细胞。全部数据由流式细胞仪 (美国Bechman coulter公司, 型号为EPICSXL) 及软件SYSTEMⅡSOFTWARE V3.0获取和分析。

1.4 测量资料分析

以正常食管组织为参考, 计算DNA指数 (DI) 。DI在0.9~1.1之间为二倍体, 在此范围之外为异倍体。淋巴结转移率=发生淋巴结转移患者例数/总的患者例数×100%, 淋巴结转移度=阳性淋巴结枚数/清除淋巴结总枚数×100%。定量分析是指分析DI在食管鳞癌有无淋巴结转移两组患者间的差异;定性分析是指分析二倍体食管鳞癌与异倍体食管鳞癌淋巴结转移率和淋巴结转移度的差异。

1.5 统计学方法

经SPSS 1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两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两样本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取α=0.05。

2 结果

2.1 食管鳞癌患者异倍体出现率为81.44% (136/167) , 食管鳞癌在早期就已出现了DNA含量和倍体类型的改变。

2.2 有淋巴结转移组食管鳞癌DNA含量 (1.47±0.32) 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食管鳞癌 (1.34±0.34) 。 (t=2.53;P=0.012) 。

2.3 异倍体食管鳞癌淋巴结转移率和淋巴结转移度明显高于二倍体, 且异倍体食管鳞癌在早期即可出现淋巴结转移。见表1。

3 讨论

长期以来, 组织病理学诊断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和临床治疗的基础, 传统病理学诊断最大的弊端在于无法获得肿瘤的生物学特性。组织学类型、TNM分期都相同的肿瘤如果采取相同的治疗方案, 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和预后并不一致, 从而导致对某些肿瘤患者治疗过度, 而对某些肿瘤患者治疗不足。事实上, 恶性肿瘤是一类分子水平高度异质性的疾病, 组织学形态相同的肿瘤其生物学行为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对恶性肿瘤患者进行细胞DNA含量和倍体分析, 可以从核苷酸代谢水平上了解恶性肿瘤的生物学特性, 可以弥补病理形态学诊断的不足, 获得单纯从形态上难以得到的肿瘤生物学特征信息, 不仅为用形态学评估肿瘤生物学特征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 反之也有助于提高对形态学的认识水平[2]。

DNA含量的变化可作为直接反映肿瘤增殖能力的重要生物学指标。细胞增殖取决于细胞核的DNA复制与细胞分裂, 细胞癌变的本质是细胞迅速无限增殖和转移, 测定细胞核DNA含量可作为恶性肿瘤指标之一[3]。胡艳萍等[1]研究发现:DNA含量高的非小细胞肺癌易出现纵隔淋巴结转移, 有淋巴结转移的DNA含量与无淋巴结转移的DNA含量有明显差异。本组研究结果显示:有淋巴结转移组食管鳞癌DNA含量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食管鳞癌, 且早期食管癌即可出现DNA含量的改变, 提示DNA含量和倍性的改变可能贯穿食管鳞状细胞癌发生发展的始终;DNA含量高的食管鳞癌增殖旺盛, 侵袭性强, 更容易发生淋巴结转移。这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4,5]。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高增殖活性的肿瘤对细胞周期特异性药物如5-FU较敏感, 检测肿瘤增殖活性可指导化疗药物的选择。因此测定食管癌患者癌细胞DNA含量, 并由此来判断癌细胞的增殖活性对食管癌术后辅助化疗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非整倍体克隆的出现是恶性肿瘤侵袭的一个标记, 与肿瘤的恶性程度密切相关。王家祥等[6]认为测定肿瘤的DNA倍体等指标能了解其某些分子生物学特性, 从分子水平上了解其增殖活性, 对肿瘤的诊断及评估预后有一定的意义。本组研究结果显示:异倍体食管鳞癌淋巴结转移率和淋巴结转移度明显高于二倍体, 而且本组中2例T1期异倍体食管癌即发生淋巴结转移。提示DNA异倍体改变是判断食管鳞癌恶性程度的一个早期、客观的指标, 有助于发现那些有高度淋巴结转移倾向的食管癌患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临床上对那些TNM分期较早的食管癌患者在评估预后, 指导术后合理的治疗方案时应该参考DNA分析结果等多个参考指标, 慎重考虑, 对那些DNA含量高, 增殖活性高, 分化程度较低的异倍体肿瘤患者, 由于其增殖旺盛, 容易发生转移, 建议这类患者接受合理的术后综合治疗或严密随访对减少术后复发转移的机会和改善预后有积极的意义[7]。

需要指出的是, 本组患者中共检出DNA多异倍体肿瘤12例, 即在同一个肿瘤组织中出现2个或2个以上具有不同DNA含量和增殖活性的细胞群体, 提示大家在制定术后放化疗方案时要同时考虑同一肿瘤组织可能同时存有具有不同生物学特性的细胞群体, 尽量选择联合用药或多种治疗措施相结合的综合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尽量减少某一细胞群体对某种药物或者治疗方法耐受的几率, 降低肿瘤复发和转移的可能。

摘要:目的 探讨DNA含量和倍体类型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淋巴结转移的关系。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技术对手术切除的167例食管鳞癌患者新鲜标本进行DNA分析, 计算DNA指数并判断倍体类型, 分析DNA含量和倍体类型与食管鳞癌淋巴结转移情况的关系。结果 ①食管鳞癌患者异倍体出现率为81.44%, 食管鳞癌在早期就已出现了DNA含量和倍体类型的改变;②有淋巴结转移组食管鳞癌DNA含量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食管鳞癌 (t=2.53;P=0.012) ;③异倍体食管鳞癌淋巴结转移率和淋巴结转移度明显高于二倍体 (χ2=4.06;P=0.044和χ2=7.23;P=0.007) , 且早期即可出现淋巴结转移。结论 DNA含量高的食管鳞癌和异倍体食管鳞癌更容易发生淋巴结。

关键词:食管,肿瘤,淋巴结,DNA含量,DNA倍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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