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共7篇）
阿马蒂亚森 篇1
阿马蒂亚·森“将经济学与哲学手段融为一体, 从道德的角度和范畴探讨了极其重要的经济学与社会问题”[1]。森的研究中广泛使用到自由、平等、公正、权利等哲学概念, 表面上看是经济学问题, 实际上则探讨了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关系[2]。森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
一、权利
森认为, “饥饿是交换权利的函数, 而不是食品供给的函数”[3], 决定交换权利的前提是所有权。涉及每个人实际交换情况的条件有:是否有工作;资产收入、个人开支;生产情况;购买成本、销售价值;社会保障福利;必须交纳的税金;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地位;生产方式;经济前途等等。森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 (entitlement set) , 即在一个社会中, 由个人自由支配的, 并受这个社会法律制约的所有资源中可以获取的权利链条。森使用这个词的真正意图在于表明:无论人的贫富贵贱, 都有天赋的资格获得经济、社会、文化上的权利, 这是人作为人类的基本的、无条件的、通行的人权。因此, 森总结说:饥荒期间, 只有穷人或低收入群体在面临死亡, 而中间阶层和高收入群体却没有受到影响, 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穷人失去了某些权利:如缺少就业机会, 进而缺乏赚取收入、获得食物以及改善生活的权利;缺少教育, 识字率低;缺少健康设施等等。
森进一步认为, 世界上成功避免饥荒发生的国家, 靠的并不是提高人均收入, 也不是所谓普遍富裕, 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当饥荒发生时, 仅仅发放救济食品, 迁徙饥民是不够的, 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人们的购买力, 使得他们能买到食品。政府应该采取特殊的行动来恢复权利, 使灾民得到他们期望得到食品的权利。这些行动包括政府应向灾民发放救济款、食品配给券以及迅速地有计划地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但是, 森认为, 对饥荒的受难者提供就业机会将比直接在他们中间分配食物的效果要好。通过这种做法, 饥荒的受难者使他们为自己获得了挣取食物的能力。
森的“权利”分析把权利与道德、权利与利益有机联系在一起, 表面上是从实证角度入手的, 实际上却蕴涵着丰富的道德哲学含义;森从权利角度来认识贫困, 表现了森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的同情与帮助以及对人道、平等以及正义的呼唤。
二、平等
森认为, 当代经济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混淆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两个概念。在经济学中, 过度强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其他方面, 如失业、身体疾病、缺乏教育和社会排斥等会扭曲政策讨论。在平等问题上, 森却认为, “什么方面平等” (Equality of what) 而不是“为什么平等” (Why equality) 才是平等问题的核心。森主张的是一种权利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森进一步为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能力方法的分析框架, 把发挥有价值功能的能力作为评价平等的标准, 即平等的衡量是基于一个人赖以进行基本活动的能力。能力平等还表现为一种自由, 即政治参与自由和社会机会均等。森认为, 由于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 在政治上激励政府采取防止饥荒和贫困的政策, 而这些是收入平等所无法实现的。为了说明能力 (潜能) 得以实现和发挥的条件, 森把经济视野扩展到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角度, 指出平等的状况需要有平等的社会保障, 只有从社会平等、正义、人道和自由方面, 才能认识经济上的平等与不平等现象。总之, 森的平等观包含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以及“社会平等”的全部内容。
三、自由
森将人的全面发展统一在自由这一概念之下。在《自由与发展》 (1999) 中, 森所指的自由是实质自由 (substantive freedom) 。森认为, “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 (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 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4]森的自由指的是个人拥有的一种能力, 即过有价值的、“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能力。通俗来讲就是选择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这些有价值的生活有很多种, 有诸如吃饱饭、不生病、活得下去等最初级的要求, 也有诸如参政议政等高层次的要求。森并没有给这样的有价值生活 (即森所说的“功能性活动”) 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 但他指出, 不同的人所拥有的能力不同, 也就意味着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不同。关于自由在发展中的地位, 森认为, “自由是发展的目标和手段”, “发展可以看做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 也是可行能力的扩展过程。就发展的目标而言, 自由在发展中起“构建性作用”, 即发展的目的就是扩展实质性自由或可行能力。就发展的手段而言, 自由在发展中起“工具性作用”。森将工具性自由分为五类: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五种工具性自由相互联系, 相互补充。政治自由促进经济条件的优化, 而经济条件的改善又促进社会机会的扩展, 社会机会的拓展促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而经济条件又影响到政治自由的扩大。
四、公正
公正 (justice) 一词自诞生以来, 无数的学者和思想家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每一时代的公正标准都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关系。森在分析批判罗尔斯的公正论基础之上, 提出了一个基于“能力”的公正理论。依照罗尔斯的观点, 公正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罗尔斯提出了以下具体原则: (1) 每个人都具有对同样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 (2) 基本自由应尽可能地广泛; (3)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安排得对所有人都有利, 特别是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得到尽可能大的利益 (最大最小原则) 。一种不平等机会的存在只有在它能够扩大机会较少者的机会时才是公正的; (4) 职位在公平的机会均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5]。
罗尔斯一方面强调权利的优先性, 另一方面他的最大最小原则又导致了基本物品上的平均主义分配。森则将公正理论建立在个人能力的比较基础上, 即每个人的初始禀赋是不同的, 但拉平初始禀赋分配不是公正的目标, 而造就个人利用禀赋的平等能力才是目标。但是, 转化和利用物品的能力因人而异, 社会应该究竟应该以谁的能力为评判标准呢?森将这个问题交由公民的公开讨论来解决。那么, 公民的讨论是否一定能产生一个公正的标准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 尽管如此, 森虽然没有提出一个更完善的公正理论, 但他注意到了自由分配中的公正问题。
五、结论与启示
森把经济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分析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不论对中国, 而且对国际社会有关政策的制定都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森把经济学与哲学有机结合起来, 从行为主体方面具体考察了个人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权利、自由、公正等问题, 森的这种分析对我们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受阿玛蒂亚·森的哲学思想的启发, 本人认为, “和谐社会”应该意味着权利、平等、自由和公正。具体来说: (1) “和谐社会”应该保障所有公民应得的各种权利, 如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等等; (2) “和谐社会”应该保障公民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 使公民具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社会中的各项事务中来; (3) “和谐社会”应该保障所有公民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应该享有的某种自由, 如人身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思想及信仰自由、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等等; (4)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正的社会, 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使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 一方面按贡献进行收入分配, 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保障机制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普遍地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 进而消除群体与群体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潜在矛盾。
总之, 社会的和谐主要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 它既包括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和谐, 又包括各种利益群体或阶层之间关系的和谐。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必定是祥和的、安宁的社会;而实现了利益群体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当一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时, 这个社会才能够得以真正地发展。
参考文献
[1]Press Release of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 http://www.nobel.se.
[2]Jean Derze and Amartya Sen, Indi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25.
[3]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 王文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80.
[4]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 于真,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3.
[5]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56.
阿马蒂亚森 篇2
《尼泊尔与中国》出版
由尼泊尔驻华使馆前公使尼兰詹·巴塔拉伊（Niranjan Bhattarai）先生撰写的《尼泊尔与中国》一书的中文本（刘建、王宏纬、陈明、马维光译）于2007年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
该书系尼泊尔友人全面论述从古迄今中尼友好关系的第一部专著，共分为十四章。前四章讲述了作为中尼友好关系纽带的佛教如何传入中国，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及随后的发展。再后四章介绍了文殊菩萨从“大中国”来到加德满都谷地，劈山泄去湖水，使其成为可居之地这一流传于尼泊尔人民中间的神话；列举了尼泊尔迦毗罗卫的驮跋陀罗、中国的法显、玄奘等高僧和学者在两国文化交流中的杰出贡献；出嫁松赞干布的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共同努力，在西藏播下佛教的种子；以及尼泊尔使节出使唐王朝，两国正式建立官方关系的佳话。九、十两章讲述尼泊尔天才的建筑师阿尼哥元代来华修建大佛塔和佛像的事迹，及元、明两朝时期中尼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随后两章简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两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尼关系进入全面友好合作的历史新时期，最后两章重点阐述这一发展，胪陈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重要互访活动，两国达成的重要条约、协定及经济贸易关系。该书文字简约而自成体系，具有丰富的资料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不失为一部了解和研究中尼关系的珍贵文献。
（本记）
阿马蒂亚·森与《惯于争鸣的印度人》
阿马蒂亚·森的论文集《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于2005年由企鹅书局出版。该书共收入作者近十年来尤其是近年来撰写的16篇论文。全书分为四辑，标题分别为“直言与异议”、“文化与交流”、“政治与抗争”和“理性与身份”。阿马蒂亚·森以“穷人的经济学家”而著称，并因其在经济学领域的非凡研究成果而荣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在研究经济学理论之余，他十分关注印度的政治与文化。他在这一方面的论著也已引起广泛关注。从《犁俱吠陀》至当代印度教民族主义，从泰戈尔与圣雄甘地的微妙差异到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从世俗主义到男女平等，该书涵盖内容相当丰富，作者见地相当深刻，研究方法也颇有创新之处。
然而，该书却以论述印度的争鸣传统作为自己的重点。森在序中写道：“印度是一个极端多样化的国家，拥有众多不同的追求，大相径庭的信仰，判然有异的风俗和异彩纷呈的观点。只要试图谈论这个国家的文化，或其过去的历史，或当代政治，就势必需要做出相当选择。因此，以争鸣传统做为这部著作的重点也是选择的结果”。该书封底刊登了两则相关评论。一是乔纳森·斯蒂尔在《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森是一个对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罕见的榜样……在学术界，森的声誉几乎无与伦比。”二是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世界上的穷人和被剥夺者，在经济学家中不可能找到比阿马蒂亚·森更有力也更有见地的斗士。通过表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应当以我们的财富来衡量，而应当以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述使发展理论及实践发生了革命性巨变。”据悉，该书的中文版将由上海三联书店于年内推出。
阿马蒂亚森 篇3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翻开人类思想史,自由的概念盘根错节、源远流长。撇开柏拉图、康德等思想巨匠们对自由概念的学术性定义不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民族独立的自由战士裴多菲,这位农奴的儿子在世人心中激荡了一个半世纪的呼嚎,不仅让无数志士为之慷慨悲歌,更让人们铭记下“自由”的符号。而在经“工业革命”和“高新技术革命”洗礼的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蓝图中,更需要给“自由”添加一双崭新的翅膀,赋予“自由”以崭新的经济学涵义和思维向度。
回归——“自由”的经济涵义
《辞海》中这样定义自由:免于恐惧、奴役、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心理状态,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又有不损害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在法律范畴中,自由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个人意志、行为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利。而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自由取决于社会的制度安排、社会文化的宽容及对财富的拥有,又取决于人的价值观念。虽财富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但心灵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源点,没有心灵自由,一切自由都不存在。财富自由是职业自由的前提,而职业自由是个性自由的基础,在这里,财富只是媒介而不是目标。自由不仅是人类生存过程中的福利,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杆。相比之下,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个人收入提高,技术进步,城市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等经济指标是狭隘的,而对一个社会来说,“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更是涵盖社会伦理和文化尺度的一个综合指标。自由纵有万千景色,而“为奴隶者无论多富有,从来不可能知晓她的美好,因物质财富转换不成人格的力量”。人在自由状态下才能充满创造力和责任感,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由更能促进个人为自己命运负责。哈耶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个人自由的时代,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这位以“自由是永恒的理想”的经济学家强调维护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其中经济自由是基础。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不是经济福利,而是人的自由度。
“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中这样介绍阿马蒂亚·森。而在阿马蒂亚·森的词典里,这样定义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人类福利的核心价值,任何名义下的“发展”最终都必须让人们拥有更多的自由。
大师——穿行于自由与发展之间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现仍持印度国籍。1933年生于印度教育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继续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深造;1959年获博士学位。1987～1998年间接受哈佛大学聘请任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年应邀返回母校剑桥大学出任三一学院院长,2003年重返哈佛大学并执教至今。
森在其学术生涯中创造了诸多辉煌的“第一”:美国经济学会第一位非美国公民的会长,剑桥三一学院建校650余年来第一位非英籍院长等。其学术研究跨越经济学和哲学两大领域,研究重点涉及道德伦理、自由与理性、社会公正、福利经济学及发展经济学中几乎所有课题,包括饥荒、贫困、社会保障、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等,其大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著如《技术选择》、《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论经济不公平》、《就业、技术与发展》、《贫穷和饥荒》、《选择、福利和量度》、《资源、价值和发展》、《伦理学与经济学》、《饥饿与公共行为》等论述的重要思想及成果,已在国际社会活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发挥着重大作用。
森尤其对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卓绝贡献,他以“实质自由”为核心的自由发展观一改狭隘发展观的陈旧范式,阐明“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建立了全新的发展理论框架。特别是在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年(1999年),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出版,标志着其理论体系的最终完成,也使其成为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理论的奠基人。这本承载其深邃思想的载体,集合了他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经验研究及道德伦理、哲学等领域呕心历血的劳作和丰硕成果,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HDI——《人类发展报告》
从1990年起,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始编写《人类发展报告》,每年一册。报告的编纂委托一个独立专家小组,探讨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并由学界、政界和社会的领导人物组成世界性咨询网络,为报告提供数据、观点和实践,对报告提出建议,以综合评价世界各国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非凡思维对UNDP自1990年以来的《人类发展报告》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并在他的理论框架下设计了令全球关注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DI用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对传统的GNP指标提出了针对性挑战。HDI涵盖了人类期望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标准及其他指标,以其最具权威性和客观性的评价,全面反映了世界各国及地区人们的生活和发展状况。HDI由三个指标构成: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对数,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为构建该指数,每一个指标都设定了最小值和最大值:出生预期寿命25～85岁;成人识字率0%～100%;实际人均GDP100～40000美元。
《人类发展报告》在阿马蒂亚·森的理论指引下,以更加全面、权威、长远的人文战略眼光审视全人类的发展,不仅使用人均收入、人类资源开发和基本需求等指标,也考虑到人类自由、尊严及人的可行能力(即人在发展中的作用)等因素。近几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将发展拓展到扩大民众选择层面,而不仅停留在提高国民收入上。人类的发展包含诸多方面,人类发展本身就是扩大人们生活选择的过程,应以人们的需求、愿望和能力为中心。在衡量人类发展成就方面,HDI远比单纯的GDP指标更为全面。联合国甚至在森的理论基础上,设计了“人类千年发展规划”。目前,沿袭阿马蒂亚·森学术理论的《人类发展报告》已成为联合国最受重视的全球性报告,并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产生着强大、深远的影响。
觉醒——以自由看待发展
阿马蒂亚·森1999年出版的力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在卷首就开宗明义:“本书论证,发展可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他在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概念: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这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革命性论断。他运用大量历史事例、经验证据及有力而严格的分析,显示了广义的发展与自由毫不相悖,相反正是由自由的扩展所组成。全书提出两大重要命题:第一,“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这一规范性命题。森在分析中强调自由的角色,指出政治权利、自由交换等都是人最基本的权利,缺少就无以谈发展。第二,“自由是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这一实证性命题。森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问题作过广泛的研究,他用大量的证据说明,自由可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则阻碍发展。森从内涵上扩展了发展的概念,构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框架,从自由的视角、自由的作用、自由在发展中的地位、自由的建构等四个方面说明自由是通过有价值生活的实质自由,这种自由观意味着个人享有的“机会”及个人选择的“过程”。
自由在发展中首先具有建构性作用,是人们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而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自己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消除贫困是发展的第一步,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是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发展就是扩展人们的这种能力。尽管人们追求财富、个人收入、科技进步、社会现代化、城市化,但这些只属工具性范畴,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而最高的价值标准是人对实质自由的拥有。经济指标是发展的表象,发展的本质是自由,积累财富并没错,但它只是实现自由的手段。他依据大量的研究资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并阐明了在实践中富有成效的解决途径。在强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做出基础性重大贡献的同时,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需要人作为发展主体在社会交往和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森所倡导的发展,过程涉及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宪政民主、社会保障及促进社会进步(包括消除性别、种族、宗教等各种歧视,普及基础教育、基本保健等)。森同时提出,自由除本身意义外还具有工具性作用,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防护性保障。成长在殖民统治下传统印度社会的森对遭受灾难、痛苦的落后状态有着深刻的体会,在其诸多著作中,常伴随着对贫穷、饥饿、不公平的呐喊,也处处渗透着对大众福利的切身关怀,森因此被世人誉为“经济学的良心”、“捍卫穷人利益的圣人”。
自由——超越时代的发展视角
一般对自由的理解更多的是不受限制,森认为这是对自由的狭义理解。在森看来,人的出生与禀赋是不同的,好的社会并非拉平这些不同,而是设立一定的制度,让每个人扩展其生活权利的空间。首先,自由是价值的标准和尺度。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以不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生活及社会状况(如效率、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但这些价值标准只能反映人的生活或社会状况的某一方面,是事先假定某些价值的要素优于其他要素,而把另一些价值要素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如以自由的可行能力为评价标准,就会给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定的侧重。其次,自由是发展的工具,工具性自由是通过自由帮助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森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并非对以往发展观的批判,而在于以人的生活能力为核心的自由把发展的不同侧面(经济、政治、社会等)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下。当发展的目标被定为对人的自由扩展时,也就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个人生活权利的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源泉。
上世纪8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给社会经济环境带来变动,人与人、人与资源、国家与国家间等矛盾接踵而来。与此相对应,人类探寻发展的理念也在更新和推广,“环境可持续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等将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环境、人口和社会,为发展的理念注入了更加强烈的平等诉求,而每次更新都是对原有发展理念的丰富和提升,又是对现实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剧变的回应。阿马蒂亚·森以独到的视角,包容和综合了发展的所有理念,他把“发展”定义为扩展人类自由的过程,强调社会成员选择自己所珍视的生活方式的自由,实质反映的是人类的生活状态。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又是发展的手段,经济增长虽是扩展自由的重要手段,但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还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中的诸多工具性自由。第一、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是发展的目标之一,缺此无从谈发展;第二、经济条件是个人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运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第三、社会机会是指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第四、透明性担保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取决于交往过程中的公开性、对信息发布及准确性的保证;第五、防护性保障是为遭受灾害的人、贫困线下的人及老弱病残提供扶持的社会安全网。同时要有制度性渠道反映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痛苦,有政治性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关怀民众问题。
反思——追寻令高山仰止的背影
阿马蒂亚·森认为,自由是同责任紧密相联的。人的贫困和饥饿是最大的生理性不自由,而无限制和无意义的滥用民主权利同样是观念上的不自由。森以可行能力衡量人类的福祉,建立起以追求人的自由为核心并强调社会公平的新的发展理论范畴,即“可行能力”理论视角。这一视角将人置于经济学分析和评价的中心位置,向流行的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提出了挑战,也将带来发展理念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
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里,单一权威的判断、单纯的数字统计已失去信用和说服力。我国目前在以GDP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指标不断增长的同时,一个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教育、医疗、住房已成新时代三座大山;就业、社会保障、环境污染、个体发展等等一系列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阿马蒂亚·森为我们的发展观提供了新的评判依据和视角,其对主流经济学把“发展视为GDP的增长或人均收入的提高”的颠覆,使我们能更加全面、理性地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令世界震惊和称赞,而问题不在于赞扬的数量和高度,而在于赞扬的理由与深度。发展要以人为本,片面的发展观会掩盖一系列畸形发展带来的恶果,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剥夺人的自由等。森认为,应以自由看待发展,其他均为谬说;发展是人的发展,经济学应关注现实的人,具体说是现实中人的自由发展。他认为,经济学如马歇尔所说的是“人学”,但这里的“人”不是仅为效率的工具。经济学应关注人的生活质量,效用、财富、效率等都不能与生活质量处在同一层面。“必须把自由视为一种社会承诺”,“不自由是一种剥夺”,“不自由源于社会安排”,“个人自由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产品”……句句铿锵作响,森站在时代的颠峰,从发展的角度对自由做出了精辟的定义和宣告!
森对市场经济的见解更是精准、透彻,他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内容异常丰富,绝非仅效率一个方面能概括和表达。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灵魂和核心是自由。这里的自由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等诸多方面,与此相对应,效率只不过是自由的一个结果,为自由服务而非自由服从于效率。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需要智慧、勇气和良知的社会安排,它由三个核心因素构成:经济运行体制、政治法律制度的规定和保障以及由价值观体系加以维系。第三,市场与国家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并非相互冲突,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国家是不可分离的前提条件。
阿玛蒂亚·森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和历史为依据,解析了我们的困顿和迷惘,对于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一定的启迪和指导意义。中国人的自由需要阿玛蒂亚·森这样的经济良心,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阿玛蒂亚·森这样的经济智叟。
让我们牢记森的话——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发展的承诺!
阿马蒂亚森 篇4
一、经济学的伦理复归
这部著作是阿马蒂亚·森一贯主张的延续和展现：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统一，以自由作为统一的最终基点。
实证经济学以对“现象界”的“客观叙事”，倡导“价值中立”的科学精神而规避传统经济学中深层的规范分析以及伦理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学的贫困”，即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离，导致了道德贫困，特别是导致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财富分配平等的失衡，妨碍了伦理系统功能的实现，妨碍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完整实现。
现代经济学必须充分考虑伦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才能更真实地描述实际人类行为，由此观之，必须设定新的评价目标与价值。阿马蒂亚·森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了人的“二元性”———主观能动和福利，以之开拓了经济学的伦理关怀。
而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书中，笔者认为, 森对人的二元性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那即是自由的二重性。主观能动本身就是人的自由，而福利是人的自由带来的结果。可见，人的二元性实质就是自由的二重性。“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它们可以分别称作自由在发展中所起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1]自由，既是工具性的，具有工具的价值，同时，它又不单是一种手段，不单是一种达到福利或幸福等有价值东西的工具，它本身就有内在价值，追求一种自由的能力，一种获取其他价值的能力，亦是人的行为所实际选择的。以人为中心, 森认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通过对自由的目的性和工具性的二重设置，森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学的评价目标与价值。因此，唯有通过更多关注伦理学，经济学分析才可能更加全面和更为有效，经济学才能走上一条通往“至善”的道路。
二、发展的人本复归
在把经济学正本清源之后，森相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观———“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他认为，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福利。这种发展观与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森看来，那些所谓狭隘的发展观，是把发展定位于纯经济目标，比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社会产品的丰富等等。而所有这些目标都仅仅属于工具性范围，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而人的最高价值标准只能是自由。因为自由的存在根本无须给出理由，它本身就是价值，无须借助别的事物来体现它的价值。由此，森主张把自由作为基本的价值判断引入经济学分析。只有当生命个体成为自由、独立的主体，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
自由被森分为实质性自由和工具性自由。实质性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阅读计算、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可行能力”是森借以表述实质自由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个人自由从事各种不同活动的可行性，实际上是自由选择的能力。每一个个人，都应当有效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应沦为被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关于工具性自由，森列举了五种，“(1)政治自由;(2)经济条件;(3)社会机会;(4)透明性保证;(5)防护性保障。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整体能力，同时他们也互相补充。”[1]政治自由表现为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和自由选举等。经济条件表现为参与贸易和生产的机会等。社会机会表现为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透明性保证表现为信用基础、信息公开性和知情权等，这种保证能够有效防犯腐败、财务渎职和私下交易。防护性保障表现为社会安全网等，是对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处于受损害边缘或实际落入贫困境地的人们提供安全保障。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发展必须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很多人往往简单地把森的理论主旨视为解决人的物质贫困，但实际上贫困不仅仅拘限于人收入的低下，它本身更是迸现了人的生存弱势，是一种整体性的关联。可见森在更宏阔的生存论场域上倾注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在我看来，他所有理论的抱负无疑试图克服自由人的“异化”困境，这是对西方经济学理念与实践的全面而深刻的反省与纠正，更是向马克思理论的靠近。
三、平等与效率的伦理性张力
如何调适平等与效率一直是社会发展的兴奋点，人们总是试图化解平等与效率间的恒久的张力，却总是归于失败。而森的自由理论作为价值标准, 试图提出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价值标准(体系), 据以判定人的生活以及社会状况是否合乎理想或者是在向理想方向改善，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一冲突暗示了一条调适的途径。他强调扩大信息基础的重要性, 并由此进而提出他的建议——以实质自由作为综合价值标准。
森清醒地认识到那一张力是不可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却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调和。“我并没有提倡一种特定的公式来‘完满解决’这个问题，相反，我一直集中注意承认总量和分配两方面考虑的说服力和正当性。”[1]效率与平等之间不可能处于无张力状态，我们只能在承认张力始终存在的基础上，使这种张力成为合乎伦理的张力。
森从“自由的视角”来看待那一张力，希图用“人类可行能力”对此作一回答。
“人类可行能力———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也即实质自由。”[1]人类可行能力涵盖直接性和间接性。直接性着意于社会的承认，而间接性着意于可能性的展观。
森的自由在社会发展的最终意义上确立为张力两端必须共同遵循的基础。平等与效率都是以社会发展为鹄的，而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这自由也是森的理论指归。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意义来看，平等与效率的张力无论如何进行拉拽，最终都不能超越人的自由这一根本要求，不能从整体上有损于人的自由。因此，在社会发展最终的意义上，应该将自由尤其是实质自由即人类可行能力作为张力的两端必须共同遵循的基础。在这层意思上，森找到了效率与平等的均衡状态——自由，突破了“资本的逻辑”。
同时森的自由的两重性确立为张力的伦理界限。如何确立这一界限呢?为此还是从自由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两个方面入手。所谓目的性方面，就是在效率与平等的关系之间，效率以一定程度受到的限制或做出的牺牲必须真正有利于平等自身目标的实现，反之，平等以一定程度受到的限制或做出的牺牲必须真正有利于效率自身目标的达致。因为它们以自由作为共同的目的;所谓工具性方面，就是在效率与平等的关系之间，逐步提高效率时不能引起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不满、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减损了人的可行能力，妨碍了发展;反之，逐步促进平等时不能妨碍效率的继续增长。两者的相互增进都以工具性自由为前提条件，而这就得由政府作出合理的规划。
四、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思想博大精深，气势磅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讲，是一座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它有待于我们去开发和践用。笔者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似的昭示，只能抽取了其中几点，算作管窥之见，以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所启示。
1.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森倡导的全面自由是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性化标准，他将历史前进之道指向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肯定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到来，表征出了一种全面自由的总体精神。任何只考虑到人类生存的单个方面的政治体系，都不能满足人们的追求完善的渴念，也不能引起人们对其的足够忠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拓展人的全面自由，中国的发展也就符合人类进步的总体进程。
2. 关注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森把发展的视角投注在自由尤其是实质自由———可行能力，由此“是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中)所特别倡导的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采用一种综合性视角的回归”[1]。而其对发展的关注是从自由的整体性入手，突出穷人即弱势群体的发展地位。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同时也相应产生贫富差距的扩大，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森的理论无疑给我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那就是改变单一的发展模式，以人为本，对弱势群体的贫困和权利作出“社会承诺”，把所有不同的要素放入一个整体框架之内进行任何组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教育面，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保证每个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
3. 培育健康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建和谐开放的社会。
阿马蒂亚森 篇5
多年以来, 中国一直采用收入标准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贫困标准也在不断提升, 贫困标准线由2000年的人均纯收入865元提高到2010年的1 274元 (见表1) ;2011年11月29日, 扶贫标准线又提高到2300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日益关注, 中国贫困问题有所改善, 表现为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 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9 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 688万人, 贫困发生率也由2000年的10.2%降到2010年的2.8% (见表1) 。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
二、收入标准划分贫困对象存在的问题
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给人的感觉是较为公平而且易于操作的, 但在实际中却存在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该标准与选定扶贫补贴对象密切相关时更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1.容易引发农村居民的不满心理。在由收入作为选定贫困人口的唯一标准时, 未被确定为贫困人口的群众有着不少怨言。课题组曾于2011年12月深入到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北省英山县4个村庄308家农户进行实地调查, 13.64%的受访者明确提出贫困人口的确定和扶贫补贴的发放要体现公平。
2.基层选定扶贫对象的工作难度较大。阿马蒂亚·森[1]曾指出, 按人们的收入水平低下情况来选定扶助对象的做法有可能导致信息扭曲的后果, 如一个农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对较高, 但由于家中有成员身体残疾、年龄较长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可能使得该家庭相对于一个收入较低, 但家庭成员身体健康、年龄较轻的农民家庭而言, 更有可能出现营养不良、有病不治、有学不上这样的糟糕后果。因此, 单一的收入划分贫困的标准引起质疑, 并在实际的工作中有一定程度的操作难度。湖北省郧西县工作人员就遇到了这一问题[2], “2 300元的扶贫标准是有了, 建档立卡到底把哪些人框进去, 叫我们不好办。几天来, 不少老百姓找我们村干部扯皮, 硬要定为贫困户, 这项工作要真正办好真的不容易。”
3.伤害了扶贫对象的自尊。由于中国扶贫对象的确定与扶贫补贴密切相关, 因此, 扶贫对象的选取引起了农村居民的高度关注。为了更有针对性的选取扶贫对象, 确保扶贫对象选举过程能够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有些地方[3]按照“一评、三核、四公示”的基本操作程序, 对扶贫对象的选定进行严格把关。即村民民主评议小组评议表决结果, 经过村委核查、乡镇审核、区级审批之后分别对村民小组群众评议推荐结果、村民民主评议小组评议表决结果、乡镇审核结果以及区级审批结果分别进行为期3—5天以上的公示, 公示期满后, 再将无异议的审核名单进入下一轮程序, 有异议的再次进行调查核实并公示。通过一系列操作程序来确定贫困对象。在收入作为唯一评判贫困的标准时, 这种做法确保最大程度地做到了公开、透明、公正。但是, 这样却可能给被扶持者打上身份烙印, 有可能使其自尊受损[1]。而自尊“也许是最重要的基本善”, 作为公平的正义总是给予自尊比给予别的原则更多的支持[4]。
三、多维度贫困测量
为了解决单一的衡量标准选定扶贫对象的问题, 阿马蒂亚·森提出把注意力从个人收入低下转移到可行能力短缺的贫困标准, 即多维度选定扶助对象的标准, 主要包括:
1.教育。人们通常不大愿意单纯从策略出发, 而故意不去上学。理性和选择的优先顺序通常使人们不愿意故意扩大这些基本的剥夺状况。因此一般来说, 有学不上的原因往往是贫困造成的。
2.身体。身体有疾病的人比身体健康的人需要更多的收入来治病, 而且, 即使得到医药治疗, 同等的收入水平给病人带来的生活质量也可能低于健康的人享受到的生活质量。
3.环境条件的差异。例如, 气候条件 (温度范围、降雨量、洪水等等) , 可以影响一个人从一定水平的收入中所能得到的享受;如取暖衣着的要求, 给寒冷地带的穷人带来生活在温暖地带的同样贫穷的人不会遇到问题;传染病在一个地区的流行也会改变该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污染和其他环境问题也具有同样作用。
四、多维贫困标准下中国农村扶贫问题分析
采用阿马蒂亚·森的多维贫困观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中国农村贫困问题还有待改进之处。
(一) 教育贫困问题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这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失学情况, 二是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而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5]。
1. 农村义务教育
7—15岁是按正常年龄入学的儿童应该接受9年义务教育的年龄段, 这一阶段的学习为提高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增加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
为了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就业水平,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自此开始施行9年义务教育。此举措大幅度地提高了学龄段儿童的入学率, 降低了失学儿童的比率。扶贫重点县7—12岁和13—15岁儿童失学率分别由2002年5.1%和17.0%降到了2010年的1.7%和3.3% (见表2) , 但该比例和全国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2010年, 全国小学学龄入学率已达99.7%, 比扶贫重点县同龄儿童高1个百分点 (见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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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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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注:入学率是按各地不同入学年龄和学制分别计算的。
扶贫重点县失学儿童中,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比例大幅度下降, 由2002年的48.6%降到了2010年的15.6%, 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义务教育措施的有效性;因儿童本身不愿意上学而导致失学比例有明显上升, 由2001年的26.1%上升到2010年34.7%;由于家中缺少劳动力原因致儿童失学的比例有所提高, 由2002年的3.2%提高到2010年的6.2%。总体而言, 2010年, 由于家庭原因致儿童失学的比例仍然高达21.8% (见表4) 。
2. 劳动力文化程度
近年来, 扶贫重点县劳动力文化程度有所提高, 文盲、半文盲的比例由2002年的15.3%减少到2010年10.3%;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由2002年的37.8%减少到2010年的32.1%;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则由2002年的38.8%增加到2010年的45.8%;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由2002年的6.4%增加到2010年的8.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则由2002年的1.6%增加到2010年的3.3% (见表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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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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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
虽然扶贫重点县劳动力文化程度有所提高, 但相对于全国而言, 扶贫重点县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仍较低。2010年, 全国农民工中, 文盲、半文盲占1.3%, 远小于扶贫重点县劳动力10.3%的水平;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2.3%, 小于扶贫重点县32.1%的比例;初中文化程度占61.2%, 高中文化程度占15%, 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2% (见表6) , 均远高于扶贫重点县相同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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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0年农民工监测报告
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 导致其外出务工收入较低。2010年, 扶贫重点县外出劳动力月人均收入1 270.7元, 比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1 690元要低419.3元。
(二) 环境贫困
贫困地区多位于自然环境恶劣地区, 扶贫重点县的“四通”情况就可以反映这一问题。2002年至2010年, 虽然扶贫重点县“四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进, 自然村通公路的比例由2002年的72.2%增加到了2010年的88.1%, 通电的自然村比重由2002年的93.0%增加到了2010年的98.0%, 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由2002年的52.6%增加到了2010年的92.9%, 能接受电视节目的自然村比重由2002年的83.9%增加到了2010年的95.6%, 但是直到2010年, 仍有11.9%的自然村未通公路, 2.0%的自然村未通电, 7.1%的自然村未通电话, 4.4%的自然村未能接受电视节目 (见表7) 。这造成了贫困村庄农村居民和外界沟通较为困难, 也影响到了其认知水平的提高。
发展资金, 即便是小额的发展资金也可以促进贫困农民收入增加, 从而使得其易于摆脱贫困。然而, 中国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获得发展的资金非常困难, 虽然近年来贫困户户均贷款金额有所增加, 从2007年的5 224.0元增加到2010年的7 985.5元, 然而得到贷款农户比例却呈现下降趋势, 从2007年的3.3%下降到2010年的2.0%, 无论户均贷款金额还是贷款户比重均低于总体农户。2010年, 贫困户户均贷款金额要比全国农户贷款金额低4 648.1元, 获得贷款户的比重比全部农户少1个百分点 (见表8) 。
(三) 消费贫困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虽然逐年提高, 但相对于全国农民而言, 其消费水平仍较低, 2010年仅为全国农民消费水平的60.7%, 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 (见图1) 。
(四) 健康贫困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贫困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2002—2010年, 扶贫重点县健康农户的比例从91.7%提高到了93.1%, 但仍有一定比例的残疾人口以及患有大病、长期慢性病和体弱多病人口 (见图2) 。而身体的不健康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使农民陷入贫困的生活状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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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
收入水平低反过来进一步了影响农民对病痛进行及时的医治, 2010年, 扶贫重点县有54.5%的农户表示由于经济困难而未能及时就医 (见图3) , 这种情况又加速了患病农民的贫困状况, 使其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造成身体出现病患的原因多种多样, 其中饮用水不安全和不良的卫生设备是造成身体不健康的重要原因。2010年, 扶贫重点县仍有28.7%的农户从浅井、江湖河泊、塘取水 (见图4) , 有5.1%的农户从水源有污染的地方获取饮用水, 有8.9%的农户较难获得饮用水。2010年, 扶贫重点农户中, 仅有6.3%的农户有水冲式厕所, 而82.1%的农户使用旱厕, 还有11.6%的农户家中没有厕所 (见图5) 。
五、建议
为了能够更好地划分贫困农民, 真正解决贫困农民的实际问题, 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分析贫困问题并加以解决。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
1.建立多维贫困观。改进贫困的衡量方法, 从单一的测定方法转为多维测量方法, 从贫困农民的教育保障、享受的医疗保障、饮用水安全、确保发展资金来源等多层次多方面来综合衡量贫困, 确保贫困对象能够准确的覆盖。
2.为贫困人口提供尽可能多的教育机会。对农村贫困人口最大的资产———劳动力人力资本进行开发, 可以提高农民可行能力, 使其直接受惠。所以, 扶贫应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促进农村人力资本提高的扶持上来, 确保贫困农民享受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和权利。
3.为贫困人口提供尽可能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能够对疾病及时治疗的机会和扶助, 并从根本上改变致其生病的根源, 如提供安全饮用水、使用较卫生的设施, 从而减少其换病概率和生病人数, 提高其自身摆脱贫困的能力。
4.为贫困人口提供尽可能多的金融扶持。为了使得农村贫困人口能够得到发展资金, 从而通过自我发展摆脱贫困, 应在农村金融机构建立扶贫激励机制, 提高其扶持贫困人口发展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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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 篇6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并逐步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 以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功利主义价值观为依托的市场经济体系, 在中国的运行也导致了不少社会问题, 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平等问题、社会正义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等。
这些问题的产生引发了我国学者对经济伦理学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王小锡教授在结合东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 以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为框架, 强调了经济问题的伦理道德属性, 并将伦理道德引入到生产力要素中, 成为独立的“道德资本”。厉以宁教授认为道德力量的调节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在经济活动中应充当市场和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 对于贫富悬殊问题他则设想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夏伟东教授则认为中国是在“理论准备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入市场经济”的, 对伦理道德的功用认识不清, 主张“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樊纲教授也同意经济学的分析离不开伦理、道德与价值观, 并强调经济学应该是接受现存的“人性”后再做自己的分析, 而不是预先假设了“人性”再去分析。对于伦理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乔洪武、汪丁丁、万俊人等一批学者均有深刻的论述。
西方对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 财富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才重要, 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后东西。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也提倡道德情操作为经济学的内在基础, 只是后来经济学与“工程力学”的结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庇古开创福利经济学, 到埃奇沃斯、帕累托、阿罗等的理论贡献, 西方经济学开始注重到收入分配等伦理层面;布坎南则从市场的角度出发, 对道德与效率的冲突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答方式;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学原理》则明确提出对个人行为进行伦理经济制裁的主张;而阿马蒂亚·森基于自由-权利概念提出来的发展观, 则是将伦理道德内化于经济活动秩序的完美结合, 是经济伦理学的道义论回归。
森的自由发展观与西方伦理思想诉诸内己的特性相匹配, 该理论具备了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开放性特点, 所强调的自由-权利概念内涵丰富, 对于解决我国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具有极高的理论参考价值。本文试图将自由发展观与康德的道义论伦理思想进行整合, 以此为森的自由发展观建立一个更加牢固的道德基础, 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学论证将更具说服力和发展潜力。这是本文的一大亮点和创新之处;当然, 若处理得不好, 也会成为文章的败笔。
2“功利”与“自由”所理解的经济“权利”
边沁的功利主义和康德的伦理观看似差异很大, 由它们引出来的实践权利也大不相同。由功利主义伦理观引出来的权利, 特别是边沁的观点, 可以称为基数效用论, 讲究效用数量, 实践权利是由实践结果的效用值来决定的。这样, 它的裁决权是外化的效用数量值。道义论伦理观引出来的权利, 尤其是由康德开创的自由概念, 强调行为的善良性, 实践权利是由实践的动机来决定的。这样, 它的裁决权就内化成了善良意志。
作为我们行为的准则, 按照边沁和康德的理论, 两种伦理观所衍生出来的权利概念必然能够而且一定要在经济领域一以贯之地实行, 而且两者只能择一而行;否则, 便是成了人格分裂者。粗略来看, 边沁的权利是一种求之外在的手段, 而康德的自由权利则来自我们心中的自律裁决, 是一种诉诸内在的本质手段。
但是, 当我们回到康德的“任意的自由”概念时, 问题便迎刃而解。康德的自由包括技术层面和道德层面:技术层面受到感性的干扰, 本能一般是短视的, 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做出冲动行为, 这种短期的结果决定论, 正是功利主义伦理观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所在;道德层面则超越了感性体验, 强调了行为者动机的单纯性, 但动机具有内在性, 难以得到考证, 使得操作性不强。由此来看, 两种伦理观在康德那里都得到了体现, 但是作为哲学家, 康德认为只有道义论伦理观才具备坚固的基础。但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 康德会更加同意边沁的立法原理:“大自然利用人的贪图享受和爱慕虚荣的弱点, 让我们尽量去追求自己的自由的任意和外部感官的满足, 同时却借此暗中实现着自己的意图, 即为我们在内心感到自己的道德价值而做准备。而这正是自由作为一种在外部世界中的法制状态下的合法性的‘权利’的意义。”康德也认为, 作为自由显现在外部世界的权利主要表现在我们的感官体验上, 而这也是边沁的立法原理基础所在。在《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 但在实践上却是行不通的》一文中, 康德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权利出于自由”, 但它“并不是自由意志本身, 而是自由意志的外在关系”;并且它还不是一般的经验现象, 而是从理论通往实践的中介。
至此, 我认为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伦理观都比较赞同把功利最大化作为外部世界的一种行为准则, 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实质权利也该由功利原则确定。至少, 可以认为在康德和边沁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3 经济伦理学的道义论回归———森的自由发展观
然而, 作为社会的发展结果, 物质不断增长,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 不仅仅是满足基本生理需求, 还需要正视生活本身以及生存环境等问题, 例如人们享受经济成果的权利、避免饥荒的权利以及高水准的受教育权利等。而这些在传统功利主义伦理观里面几乎毫无涉及, 更加没有谈论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意义。
在边沁时代, 资本主义处于资本的积累时期, 人们的生活质料没有得到完全满足, 这时使用“功利”或“效用”来衡量经济的发展主要也就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 即纯感性 (感官体验) 需求。现在,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过程, 人们的生活质料得到了极大满足, 纯感性需求也趋于饱和, 甚至有些国家这方面的需求已经饱和到了麻木的地步, 感性刺激已经不能满足人的需求, 进一步的, 需要更高的追求, 即普遍的纯理性需求。但是如何把这种需求内涵扩大到经济领域, 这需要对经济伦理观做颠覆性的修改。作为经济学的“良心”, 森进行了这样一种尝试, 创立了自由发展观———既有对感性的超越, 又同时被理性所规定。
3.1自由概念泛化、具体化, 使得自由发展观更加开放、兼容
由功利最大化 (理性经济人逐利) 原则支撑的社会经济发展,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如饥荒、不平等、公共物品等, 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更加阻碍了社会的整体发展。森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于实质性地转变经济伦理观:“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假定, 即认为人们仅仅被个人利益所驱使, 而价值标准和规范简直就不起作用”, “在许多方面,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范围本身, 也可以通过适当地培育起对上述问题 (不平等问题以及公共物品问题) 敏感的伦理观念来加以扩展。市场机制与多样价值观念的相容性,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必须正视它, 并同时探求拓展体制安排以超越纯粹的市场机制的局限性”。由此, 森提出了自己的自由发展观: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 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自由是什么呢?森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 “自由是一个具有内在多样性的概念”。这个“自由”概念还是很宽泛的, 但强调的是内在性, 即不依赖于外物而能独立存在。森是从自由的过程层面和机会层面来理解自由的, “这里所采用的自由观涉及到确保行动和决策自由的过程, 以及人们在给定的个人与社会境况下所享有的机会”。自由的过程层面, 是一种程序性的自由, 确保主体存在的环境能给它以一个公平谋生或者享受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规范, 按照这种规范, (这种规范一般具有强制性, 例如法律) , 主体能与其他人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技。自由的机会层面, 是一种能力的机会自由, 用森的话来讲就是可行能力的自由、实质自由, 确保主体能在所给的环境中进行体面的生活或者这个环境造成一个结果———扩展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 在这个环境中, 每个人都有获得至少不比别人差的生活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实现或者保留这种能力的权利。由此可见, 自由的过程层面强调的是公正、公平, 自由的机会层面则强调平等, 这就是森自由概念的内在性。按照康德的自由定义, 森的自由这种独立力量与公正、平等相伴相生。
森的发展观与康德的道德观一样, 都是通过内省而得。康德认为, 内省而得的事物固然具备内在稳定性, 但放到现实却未必能行得通。森在理论上没有克服这个难点, 所以他沿用了康德的范畴概念, 列举了能在现实中对应的五种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同时, 森也没有断定工具性自由只有这五种 (甚至没有断定工具性自由的可列举性) , 这种有保留的处理方法, 使得自由的现实范畴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与充实。
为什么选择自由发展观呢?换言之, 自由发展观能解决理性经济人逐利行为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吗?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导论中说, 自由是一个广阔的视角, “从扩展实质性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发展, 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目标———正是它们才使发展变得重要———而不仅仅是某些在发展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手段”。这里, 森暗指转变经济伦理观的必要性, 以及价值标准和规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森的自由发展观以自由作为内在基石, 既想拥有价值的稳定性, 又想具备现实的操作性:自由发展观的评价性原因和实效性原因。评价性原因是指自由的增进应该成为评判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准, 这与康德道德层面的自由相对应;实效性原因指的是人的自由主体地位决定了发展的全面实现, 人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凸显自我获得自由的能力, 亦即康德技术层面的自由。同康德一样, 森也没有完全否认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的现实意义, “在承认更博大的价值观的作用时, 我们不能失察明智的自利追求以及粗鄙的物语和贪婪所发挥的广泛作用”。
这里可以看出, 森的自由发展观吸收了道义论伦理观的内在稳定性因素, 又保留了理性经济人的技术层面因素。经济发展问题, 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能很好地解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则在道义论伦理观内在价值的稳定性那里得到解决。至于森对工具性自由的阐发以及有保留的列举, 也显示了森对理性有限性的默认, 以及人类认知能够不断深化的乐观态度。
3.2 自由发展观倡导权利分析法
在现实世界, 康德默认了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 因为他找不出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更好原则。但是, 森却从“权利”与“自由”的关系中, 找到了分析经济现象的一个新方法, 即权利分析法。
在1970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 森发表了经典论文“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 文章证明, 在个人偏好无限制条件下, 帕累托最优原则与最小自由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帕累托原则是解释现行经济秩序能顺利进行的基石, 它解释理性经济人在实效性评价方面的最大化作用;而最小自由原则是评判社会发展的最低标准;二者的不可调和性说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不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感性需求和理性需求。换言之, 按照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建立的社会功利最大化成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的, 一部分人欲望的满足必然侵害到另一些人的利益。
为了化解这一矛盾, 必须在帕累托原则与最小自由原则之间作一取舍。森选择了后者, 并倡导权利分析法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主要手段。森说, “支持基本自由以及与此关联的关于权利的阐述的理由在于:第一, 它们自身固有的重要性;第二, 它们在提供实现经济保障的政治激励因素上的后果性作用;第三, 它们在价值观和优先主次的产生、形成上的建设性作用”。由此可见, 森赞成康德“权利出于自由”的观点, 并坚持把权利概念延伸到现实世界。在康德那里, 权利被定义为“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之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 也就是说, 权利分析法, 探讨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本该呈现的关系。所谓的权利分析法, 主要体现在交换关系上:即“我”本身拥有什么, 还能做什么;“我”的这些资源总和可以交换到什么东西, 并强调对“我”需要的东西的实质控制权和使用权。在分析饥荒问题时, 森侧重分析人与物, 即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简单的分析粮食总量。因为就算再多的粮食, 只要有人与此无关, 也会遭受饥荒。
权利分析法侧重的是具体个人分析, 反对总量分析。因为总量的满足, 并不代表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得到了满足, 而在极端分化的分配规则下, 总量的恰好满足, 往往意味着大部分个体的不满足、权利遭到严重剥夺, 这正是最小自由原则所不能容忍的。
3.3 权利分析法下的自由发展观逻辑结构
森的自由发展观与权利分析法是完美组合的, 自由是价值世界的最高标准, 权利则是自由在现实世界的显现, 两者配合起来, 使得发展观理论浑然一体, 是伦理经济学对道义论的一次完美回归。下面是我根据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和《贫困与饥荒》这两本著作, 概括出来的自由发展观论证框架。
预设:可行能力禀赋的正反馈机制成立, 即每个人都拥有自身的可行能力禀赋, 这些禀赋组成了各自的选择权集合, 并且通过不断地使用自身禀赋, 人们可以扩展自身的选择权集合。
森假设:自由表示选择权大集合, 发展的手段和目的就是扩展自身选择权集合。
论证: (1) 我们把扩大选择权的过程叫作发展;
(2) 对于每个人而言, 自由都是“好” (Goodness) 的, 每个人都想扩大自身选择权集合;
(3) 因为自身选择权集合里面的东西能促使我们获得自身选择权集合之外的选择权, 从而扩大自身选择权集合, 所以扩大选择权集合是发展的手段。
结论:自由是发展的目的和手段。
3.4 对森自由发展观的评价
第一, 森的自由发展观具备高度的自洽性。首先, 森的自由发展观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精神气质———道德的内在性基础。作为人类的最高价值标准, 自由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稳定性。亚当·斯密把《国富论》建立在我们的道德情操之上, 森做了相同的处理, 但却选择了一个更高的标准———自由。其次, 把自由作为发展的目的和主要手段, 使得自由发展观能形成一个独立闭合的理论体系:从理论体系外来看, 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形成一个封闭式的逻辑框架;从理论体系内来看, 自由概念的多样性又使得该理论能够不断发展推进, 还能兼容吸收好的理论研究成果。
第二, 从思考问题的方式来看, 与传统经济学简单的线性思维模式相比, 森想通过理论对现实的无限逼近来完整地描述经济现象。他论证五种工具性自由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把经济问题与政治、法律、文化以及社会等综合起来, 采用的是复杂的综合性思考问题方法。
第三, 森的发展观也存在某些缺陷以及方法论上的不彻底。首先, 森的发展观保留了理性经济人的原则, 承认物欲追求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这是道德层面的自由对技术层面的一种妥协。其次, 森沿用了康德现实世界与自由世界的划分方法, 把工具自由作为两个世界的连接桥梁, 他的权利分析方法也主要集中在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上, 并不能说明达到了价值世界 (自由世界) 的标准。作为对价值世界的回应, 森把发展看成是对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社会承诺。这里, 森并没有对自由的可能性做出现实论证, 而仅仅是奢望于社会承诺。森自由发展观的实现问题在理论上成了一座“空中楼阁”, 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总的来说, 森的自由发展观是对现代主流经济发展观念的一种深刻反思, 正式提出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实质自由的扩展, 让我们把发展的重点集中在每个人身上, 而不仅仅是总体的经济增长数据。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 科学发展观还需要在不断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完善, 毫无疑问, 森的自由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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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小锡, 朱金瑞, 汪洁.中国经济伦理学20年[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阿马蒂亚森 篇7
一、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中的就业权利保障理念
正当政府与学界专家面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踌躇满志之时,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为该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把金钥匙。他的自由发展观包含了对就业权利保障的详细诠释、解读与设计,这对当前我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并保障大学生就业权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一,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揭示了人类的就业权利保障是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阿马蒂亚·森把社会发展的核心放到了人身上。他认为,衡量发展的指标不是国民收入而是可行能力,不是经济发展而是人类发展,是人的权利扩大与自由扩展。基于此,阿马蒂亚·森彻底颠覆了传统发展观对发展的认识,即以GDP或人均GNP为增长来衡量发展的狭隘观点,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只有人得以发展才能使社会发展,而人的发展首要的是就业。在阿马蒂亚·森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中,就业权利的保障是体现人类自由扩展的重要方面,是衡量人类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一个社会的就业权利保障做好了,社会发展就具备了发展的根基。“经验表明,否定参与劳动市场的自由,是把人们保持在受束缚、被拘禁状态的一种方式。反对受束缚劳工的不自由状态的斗争,在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是重要的,其理由与使美国内战名垂史册的一些理由相同。进入劳动市场的自由,其自身就是对发展的显著贡献,而无关乎市场机制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1]
其二,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强调通过人类能力的提高与选择机会的平等来实现就业权利的保障。在阿马蒂亚·森看来,就业权利的保障不仅仅要政府给予广泛的救济,更重要的是人类能力的提高与选择机会的平等。阿马蒂亚·森这样界定人的能力,即“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而“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的概念(很明显它源自亚里士多德),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种类很多,从很初级的要求,如有足够的营养和不受可以避免的疾病之害,到非常复杂的活动或者个人的状态,如参与社区生活和拥有自尊”。这里对“功能性活动”的界定直接揭示了人对就业权利保障追求的内在动力。因此,人类就业权利的保障必得益于人类能力的提高。“社会机会指的是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的生活的实质自由。”[2]显然,社会机会是包含了就业机会的,因为就业机会意味着人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去实现期待的美好生活。有了广泛的就业机会,人类的生活质量才能得以实质性提高。
其三,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中的就业权利保障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人类能力的提高与选择机会的平等都依赖于物质资源(尤其是资本资源)与人力资源。一般情况下,拥有更多资本资源的人,会相应拥有较多的选择机会与人力资源。而拥有更多选择机会与更高能力的人,也会相应获取较多的资本资源。“而且物质资源的个人禀赋差异往往会导致经济活动主体能力上的差别,最终形成选择自由和发展能力的巨大差异,因为能力的形成和提高是通过接受教育和社会医疗保健等来实现的,如果人们拥有的物质资源存在着差异,那么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享有社会医疗保健的机会和水平都会产生差别。”[3]以上表述似乎间接印证了资本决定的观点,即资本资源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择机会的多寡与人类能力的高低。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传统发展观呢?不是的。阿马蒂亚·森承认资本资源对选择机会与人类能力有决定性影响,而人对资本资源的占有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对于占有更少资本资源的人,政府有责任为其提供合适的选择机会并培育其生活和工作能力,进而使其获得更多的资本资源。
其四,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为就业权利保障提供了框架性的制度设计。为了提高人类的能力和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实现保障人类就业权益的目标,政府需要综合使用各种不同的社会机构和制度,比如,通过国家扶持来创造收入和就业;通过私人市场运作以取得劳动机会;依靠正常的商业和企业活动。[4]由此说明,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不仅仅要通过政府的系列扶持政策,同时,还要借助私人市场的力量和拓展正常的商业活动。这一设计虽然不是很细致,但为在实践中构建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制度体系设定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二、在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下审视当前中国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的缺失
在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下的就业权益保障理念同样适用于大学生,基于此,在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下审视当前中国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的各方面缺失,以此为今后完善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提供依据并指明方向。
其一,当前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的根本实现亟需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修正。在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之下,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首要指标,而不再是国民收入或者其他。在这种理念下,人类改变自身生活及就业的能力就成为了衡量社会发展的优劣标准。唯有如此,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才能得到根本实现。然而,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下,仍然采用了国民收入与人均收入的衡量指标,人的发展不可能得到高度重视,进而其就业权益保障也不可能被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是导致当前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一直难于得到理想实现的根本原因。试想,在传统发展观下,资本资源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以资本雇佣劳动,片面地追求资本积累与人均收入增长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目标。最终带来的后果是人的发展被忽视,社会发展得不到持续的高品质的实现。有学者这样描述这一后果,“它不仅会加大发展的生态成本,酿发生态危机,危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而且也会导致资本排挤劳动的技术进步的发展趋势,最终损害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的人的全面发展。”[5]基于此,只有修正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人才能得到全面的关注与发展,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才能得到根本实现。
其二,大学生的能力成为了其就业权益保障的瓶颈。在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下,人类能力的扩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衡量指标。在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过程中,大学生能力的扩展就成为了社会应重视的要素。因为只有大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得到了扩展,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带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创新,才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过的某种生活。然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大学生的能力没有得到全方位地扩展。寓于现有的教育体制,社会与大学生对能力提高的概念还比较模糊,或者是老老实实完成学校设置的各门功课的考试,或者是盲目地参加各种社团,或者是培养最终不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是考研与考公务员。这种状况必然使大学生在就业时或后陷入困境,进而给社会的发展增加负担。因此,在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下,大学生的能力扩展将成为其就业权益保障的根本,并需要政府与社会给予正确的引导。
其三,大学生就业机会的平等性是今后我国在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工作中努力实现的重要目标。在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下,就业机会的平等是人们信赖国家及发挥其自身能力的基础,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奠基石。然而,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己或者家庭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无论是在哪个就业领域(包括公务员系统),占有社会资源丰富的学生,就能够获得广泛的就业机会从而满意就业,反之,则无法就业或者不稳定就业。这种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性,从宏观而言,不仅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所设置的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从微观而言,直接危害了大学生的就业权益。因此,国家必须对时下大学生就业机会的严重不平等设置各种消解制度,最大程度的实现就业机会的平等性。
三、在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下完善中国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的制度设计
在大学生就业难度日益加重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下,各个国家都在努力采用各种方法去解决这一难题。受阿马蒂亚·森对就业权益保障制度设计的启发,很多国家采取了一些非常有效的举措,比如,英国采用了“国家实习计划”,俄罗斯采用了“最首要和最优先任务”,日本则采用了“工作分享制”,等等。这些举措都是在适应不同的国情之下产生的,我国在借鉴的同时,也应结合自己的国情创设出合理的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制度。
其一,就培育大学生能力方面提供平台及各种机会,为大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某行业打下基础。现有的大学生能力培育机制是高校与社会联合为大学生创设一些接触实践的机会。这种能力培育机制存在很大弊端,首先给高校增加了能力培养的负担与成本,同时,这种机制具有严重的被动性,所有在校的大学生必须接受学校安排的固定期限的实践活动。事实上,很多大学生就业的目标并不在于此方面,为了完成学校的硬性安排,只能消极地应付这种能力培养机制,以至于学生不会专注于此,没有在此方面得到能力的提高的同时,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可行的能力培育的做法是由国家或者社会提供各方面的能力提高机会,大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消减高校现有的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同时也能够更高效地提升大学生的能力。
其二,全面设置就业机会平等的保障制度。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性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它表现于商业单位领域,事业单位领域以及国有单位领域。这使社会资源占有广泛的大学生的就业权益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占有少或者不占有社会资源的大学生则在就业方面非常落魄。因此,为了保障占有少或者不占有社会资源的大学生的就业权益,政府应当全面设置就业机会平等的保障制度。这一制度必须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无论哪种性质的单位在录用人才方面都有客观的、公平的、透明的、统一的评价标准,让那些社会资源作用下的人才录用几率降至最低。
客观而言,要完全实现就业机会的平等性,政府还需很长的努力时间。在短时间内,必须结合其他制度来充分保障大学生的就业权益。
其三,通过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大学生提供广泛的非正规就业岗位。在就业难度日益增高的情况下,大量社会资源占有较少的大学生开始转向选择非正规就业岗位。对大学生而言,这些非正规就业岗位主要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产业集群模式(如温州),一种是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模式。“温州产业集群的发展集聚了具有一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既促进了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也进一步巩固发展了非正规就业形式,在有效地促进了就业的同时也促进了温州的经济发展。”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IT行业的发展,一些行业由于其工作性质适合在家里工作,或者一些劳动者在家里成立公司,或者在家里自我雇佣,SOHO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形态与就业形式并迅速发展。[6]然而,无论哪种类型的非正规就业岗位,都需要政府的支持。由于温州的非正规就业形式与市场以及经济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更宜作为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但是这种模式中政府扶持相对较薄弱,有待进一步充分发挥政府扶持的作用,特别是对这些企业的产权和投资收益的保护。SOHO则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督促这类企业文化与管理效率的提高。因此,政府需要大力支持与规范提供非正规就业岗位的单位,以此较好地实现大学生就业权益的保障。
其四,通过借助民间资本的力量,为大学生提供广泛的创业机会与条件。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工作中,国家可以采取一些政策上的支持与鼓励,将一批大学生分流到自主创业的路上来,以此缓解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的问题。不过,大学生创业也面临着系列难题,比如缺乏资本与经验等。目前,我国民间资本储备丰富,只待政府适当引导[7],将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领域中。笔者认为,民间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的实现同样能够表现出惊人的魅力。政府可以通过鼓励风险投资行业的创新,设置各种大学生创业融资平台,采用系列激励措施引导民间资本流入此类平台,为那些有能力却缺乏资本的大学生提供物质上的支撑。在设置大学生创业资本平台的同时,也要创设一些由各类专家组成的专家群以及监督组织,支持大学生创业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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