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苷激酶1

2024-08-18

胸苷激酶1(精选7篇)

胸苷激酶1 篇1

近年来, 随着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及污染等多种因素的诱发, 使恶性血液病的发病率逐渐增高, 而目前对恶性血液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对患者的病情监测及治疗效果的评估, 尚缺少一个较为理想的血清学监测指标。胸苷激酶1 ( thymidine kinase-1, TKl) 能将脱氧胸苷转化为胸苷酸, 是合成DNA的关键酶, 是一种与细胞周期性分裂有关的血生化指标, 可在多种肿瘤患者的血清中检测到, 目前已发现的血清TK1 ( serum thymidine kinase-1, S-TKl) 可利于恶性血液肿瘤的早期诊断, 反映肿瘤的进展, 同时对恶性血液肿瘤预后做出评估, 观察化疗的效果, 临床医师依此制定合理有效的方案, 进而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1 TK1 的分子生物学特征

Weissman等在1960 年证实胸腺嘧啶核苷激酶 ( TK) 是胸腺嘧啶核苷合成DNA的关键酶, 能将脱氧胸苷转化为胸苷酸, 而合成DNA必须有胸苷酸的参与, 其通过补救途径参与DNA的合成。目前研究得知, 人体内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TK同工酶: 细胞质胸苷激酶 ( TK1) 及线粒体胸苷激酶 ( TK2) , 它们遗传起源不同由两个不同的基因编码, TK1 主要存在细胞质中, 与细胞增殖密切相关, 是细胞周期依赖性标志物, 在胎儿组织或成人组织的增殖细胞中表达水平较高, 又称为胚胎TK ( fetal TK) , 其基因定位于17 染色体q21-22, 靠近半乳糖激酶位点[1], TK2 合成于细胞质中, 其后转运至并长期存在于线粒体基质中; 与细胞质胸苷激酶相比, 其活性低且稳定, 只有TK1的5%[2]; 可利用CTP为磷酸供体, 使脱氧胸苷和脱氧胞苷磷酸化, 其表达与细胞周期无关, 多存在于静止期成人组织细胞中, 又称为成人TK ( adult TK) , 定位于染色体16 染色体[3]。此外, 还存在着多种其他的TK同工酶, 如在某些培养的细胞株中或衰老的初级人胎成纤维细胞中的第三种TK———细胞株胸苷激酶 ( TK3) , 据推断可能从线粒体基质衍生而来, 但对其研究较为少见。TK1 作为一种补救途径的关键酶, 在ATP作为供体及镁离子参与的条件下, 催化脱氧胸苷磷酸化为胸腺嘧啶脱氧核苷酸, 是胸腺嘧啶核苷进入DNA代谢的唯一途径[4]。因此, TK1 与细胞内DNA的合成、细胞分裂密切相关。

在细胞分裂发生后, TK1 在G1 初期含量极低, 当细胞分裂进行到G1 /S期交界时, TK1 开始逐渐升高, 并由最初的二聚体形式转变成为四聚体形式, 这一转变需三磷酸腺苷的存在, 且可提升30 倍的催化效率。TK1 这种在细胞质中的高水平状态一直持续到G2或M期, 从G2晚期开始, TK1 在细胞内特定的泛素———蛋白酶体降解途径作用下急剧降解, 直至降低到分裂间期的最低水平。

TK1 水平与细胞增殖状态密切相关, 在健康组织的细胞外液或血浆中, 血清TK1 含量极低, 而对于恶性肿瘤患者, 细胞增殖相对旺盛, 多数细胞处于S期、G2期, 细胞调节周期紊乱, 肿瘤细胞内的TK1 大量释放到血液中。临床试验证实TK1 在健康人群中的含量极低或检测不到, 而恶性肿瘤患者由于肿瘤细胞的过度性增殖, 进而血清TK1 水平急剧升高。因此, TK1的升高与肿瘤细胞生长状态密切相关。

2 TK1 在恶性血液肿瘤中的应用

2. 1 TK1 与急性白血病白血病是一种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在我国各年龄组恶性肿瘤的病死率中白血病占第6 位 ( 男) 和第8 位 ( 女) , 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我国22 省市自治区在1986 ~ 1988 年曾进行了年发病率调查, 总发病率2. 76 /10万, 其中以急性白血病 ( acute Leukemia, AL) 居多, 而急性白血病中又以M2 型为主[5]。AL是一组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其特征是多种因素作用于造血干细胞, 使其发生转变成为白血病细胞, 此细胞具有恶性肿瘤细胞的特征, 其增殖与分化能力不平衡, 并且丧失了分化为正常成熟细胞的能力, 具有高度的异质性, 针对患者具体情况, 给予实施个体化治疗方案, 如何提高疗效监测水平显得尤其重要。肿瘤标志物对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病情监测及预后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最主要的应用范围就是对肿瘤疗效评估和预后判断[6]。TKl作为合成DNA的嘧啶补救途径的关键酶, 与肿瘤细胞增殖的相关性已得到证实, 主要表现为随着恶性肿瘤细胞增殖速度的增加, 血清TK1 水平急剧升高, 反之则降低, 而在正常健康人的血清中, TK1 的检测水平很低或检测不到[7]。有研究表明, TKl在监测恶性肿瘤复发与否和评估临床疗效方面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8]。过去血清TKl一直作为肿瘤增殖标记物应用, 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应用TK1, 则起源于20 世纪80 年代初, 通过检测血清TKl的活性, 将其作为细胞增殖标志物, TK1 活性是判断淋巴瘤和白血病的预后因子[9]。1996 年瑞典开始TKl抗体的研究和开发, 2000 年我国和瑞典联合研究和开发TKl抗体, 并且将其应用于临床。国内外最新的大量研究表明, 血清TKl浓度不仅可用于评估血液系统和呼吸、消化等其他系统恶性肿瘤的预后, 还可用于监测肿瘤患者的疗效和提示复发风险[10,11,12]。

王婷敬等[13]检测了60 名初诊急性髓系白血病 (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患者诱导化疗前、化疗结束2 周及巩固期外周血血清TK1 浓度, 研究发现获得缓解 ( 完全缓解和部分缓解) 患者的血清TK1 浓度与治疗前比较, 血清TK1 水平均有不同程度地下降, 而未缓解者血清TK1 水平未见下降, 处于完全缓解的AML患者血TK1 水平持续低表达, 而复发后则显著升高。TK1 浓度与血清乳酸脱氢酶 ( LDH) 水平、染色体核型及初诊时是否伴有发热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O'Neill等[14]通过检测健康人和ALL患者TK1 水平, 发现ALL患者复发患者的血清TK1 活性异常升高是健康人血清的82 倍, 且在复发患者中, 治疗前后血清TK1 活性也存在显著差异, ALL患者给予化疗或缓解后, TK1 活性明显下降。我国曾智杰等[15]也有报道, 22 例未缓解的白血病患者TK1 水平明显高于20 例部分缓解和8 例完全缓解患者, 而部分缓解和完全缓解患者与健康者TK1 水平无显著差异。

2. 2 TK1 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有研究表明,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CLL) 的预后及生存期限与血清TK1 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作S-TK分析时显示, S-TK水平与疾病的活动性存在极强的相关性, 而与Rai分期只存在有限的相关性, S-TK可对无病生存者和治疗期间的进展期患者进行长期监测[16]。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血清TK1 活性显示良好的预测预后的能力, 其中S-TKl水平高于7. 1U/L的患者, 其无进展生存期平均为8 个月, 而S-TK低于7. 1U/L的患者, 无进展生存期平均接近49 个月[17]。

目前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预后指标, 临床研究最多的是免疫球蛋白重链基因可变区 ( IGHV) 突变状态、间期荧光原位杂交 ( FISH) 技术检测的染色体异常、CD38 及ZAP. 70, Ig VH基因无突变患者预后较差。目前研究发现, 血清TKl水平也是独立的预测Ig VH基因突变状态的指标, 血清TKl表达水平与CLL重要的预后因素血清ALC、LDH表达水平、Ig VH基因突变及ZAP-70 相关密切, 能较准确地预测Ig VH突变情况[18]。Magnac等[19]研究发现TK1 水平≥15U/L的患者, 86. 4% 无Ig VH基因突变; TKl水平< 15U / L的患者, 83. 3% 伴有Ig VH基因突变 ( P < 0. 01) 。而我国徐卫等[20]的检测也证实了这一点。Konoplev等[21]研究发现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STK1 水平越高, 总体生存率及预后越差。

2. 3 TK1 与淋巴瘤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S-TK1 值与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分期和化疗后病情缓解呈明显相关性, 分别检测化疗前和化疗开始后28d的STK1 甚至可预测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5 年生存率[22]。在完全缓解和部分缓解的患者中STK1 值较低或在治疗期间下降, 但在病情稳定或进展的患者中STK1 值较高或上升, 其中甚至有部分患者出现转移。Pan等[23]对非霍基金淋巴瘤的诊断及化疗也有相关研究及发现其是重要作用。

一项针对未经治疗的滤泡性淋巴瘤 ( follicular lymphoma, FL) 患者的前瞻性研究证实, 在治疗开始时TK1 水平与临床分期、滤泡性淋巴瘤国际预后指数 ( follicular lymphoma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 FLIPI) β2-微球蛋白水平、乳酸脱氢酶 (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水平和B症状均具有相关性, 而与FL分级或Ki-67 增殖指数无相关性。另外, 针对总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期, 高TK1 水平 ( ≥51U/L) 是独立于FLIPI评分变量的一项预后因素。因此, TK1 水平可能有助于改进现代免疫治疗中的风险评估[24]。

2. 4 TK1 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 是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一组克隆性、异质性髓系肿瘤, 以血细胞病态造血、高风险向急性白血病转化为特征。Musto等[25]研究发现, S-TK与患者生存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在疾病诊断初期, S-TK水平< 38U/L的患者总体生存期明显高于S-TK > 38U/L的患者 ( 37. 44 Vs 8. 2 个月, P < 0. 0001) , 且若S-TK水平达到或超过38U / L时, MDS转化为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几率可达81% , 而S-TK水平较低的患者中, 其转化率仅为13% 。同时还发现患者初始S-TK值在正常范围, 在转化为急性髓系白血病时, 可通过检测S-TK水平预测AML的进展度。多变量分析显示S-TK水平是MDS总体生存率和转化风险的独立预测因素, Aul等[26]也证实了S-TK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预后的意义。

3 结语与展望

TK1 作为一种细胞增殖标志物, 极具生命潜力, 针对恶性肿瘤的筛选、对恶性血液肿瘤患者检测、评价疗效、调整化疗方案、预后指示、评估癌症复发风险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通过可靠准确的检测方法, 使其能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肿瘤辅助诊断。尽管TK1 与恶性肿瘤疾病关系的一些问题仍待解决, 且TK1 有望为恶性血液肿瘤的早期诊断、疗效监测、预后判断、转移和复发风险评估带来新的途径。

关键词:胸甘激酶1,血液肿瘤,急性白血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淋巴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胸苷激酶1 篇2

1 TK1与呼吸系统肿瘤疗效监视和预后评估中的应用

TK1可以用作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疗效监测的一项生物指标。Li HX等[3]监测NSCLC患者术前、术后TK1 浓度的变化, 可以在术前鉴别NSCLC 患者肿瘤的恶性程度及手术效果。他们对术前有转移组 (M0) 和无转移组 (M1) 组的患者肿瘤大小 (T1~T4) 和分期 (Ⅰ~Ⅳ) 与STK1的关系进行统计学分析, 发现M1 (无转移组) 组中TK1 的浓度与肿瘤大小和肿瘤分期无明显差异 (P>0.05) , 但在M0 (有转移组) 组中, T2组与T1组的患者相比, TK1检测值的增高有显著差异 (P>0.05) , T3、T4组和T1~T2组患者之间有显著差异。而且STK1术后表达水平高的, 预后转归不佳这一结论, 在LI等[4]对157例NSCLC患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2 TK1与血液系统肿瘤疗效监视和预后评估中的应用

2.1 通过监测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STK1表达水平的变化, 评估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预后信息。徐卫等[5,6]报道, 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有39例STK1表达水平与其他预后因素如血清乳酸脱氢酶水平、IgHv基因突变、外周血的淋巴细胞计数的绝对值和zeta链的相关蛋白-70 (zeta-associatedprotein-70, ZAP-70) 有密切的相关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有80例STK1水平在疾病早期低, 晚期有升高。STK1表达水平与其他的预后指标如非突变ZAP-70、IgHv基因状况和CD38正相关。

2.2 STK1可适用于白血病的化疗效果监测评估, 并指导临床调整化疗方案。曾智杰[7]等将22例未缓解的白血病患者的STK1水平与 20例部分缓解和8例完全缓解患者的STK1水平比较, 未缓解组STK1值大于缓解组的STK1值,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但部分缓解组 (缓解和完全缓解患者) 与健康者STK1水平无显著差异 (P>0.05) , 证实TK1可以用作白血病的疗效监测及预后的评估。

2.3 TK1表达水平对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化疗疗效评估以及预后评估具有较重要参考价值。潘竹林等[8]监测了37例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在化疗前、化疗后1d和4周的TK1水平。监测结果表明, 与化疗前相比, 化疗后完全好转的患者TK1水平降低, 而部分好转和未好转的患者STK1水平无明显变化。而治疗4周后TK1水平高的5年生存率低更能反映化疗效果和5年生存率; TK1水平高, 提示化疗效果不佳, 且5年生存率比较低。

3 TK1与泌尿系统肿瘤疗效监视和预后评估中的应用

3.1 肾癌患者TK1的表达水平与肾癌患者的分期相关且成正相关。Luo[9]等探讨了这一结论的可信性, 对26例肾癌患者的不同分期查TK1的表达水平, 证实尽管肾癌是一种增殖度较低的恶性肿瘤, 但采用TK1活性检测方法, 仍然可以检测出TK1活性越高, 患者病情越严重。

3.2 前列腺癌TK1的水平与前列腺癌的分期呈正相关。李蜀婧[10]等对70例前列腺癌患者, 40例健康体检者, 40例前列腺增生患者进行研究, 检测TK1的表达水平, 得出TK1可以作为前列腺癌早期筛查的结论, 70例前列腺癌患者中TK1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证实TK1可以用作前列腺疗效监测的一项生物学指标。

3.3 原发性膀胱癌STK1的水平与肿瘤的分期程度正相关, 可以作为膀胱癌患者术后疗效判断和监测的可靠参数。Zhang J、Jia Q等[11]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证实了TK1的表达水平与肿瘤的分期呈正相关, 并随分期的增高 (Ⅰ~Ⅲ) 和T值 (T1~T2) 升高而升高, 在术后1周后TK1的表达水平下降到66%, 30d之后降到正常水平, 并且会保持一段水平至术后6个月, 证实了TK1可以作为膀胱癌手术患者预后判断和疗效监测的可靠指标。

4 STK1与妇科疾病疗效监视和预后评估中的应用

4.1 乳腺癌患者的STK1的水平变化反映癌细胞增殖情况, 与乳腺的病灶大小有相关性, 是乳腺癌疗效判断的一项生物学辅助指标。关弘[12]对72例乳腺癌患者化疗前和化疗后跟踪3个月并检测TK1水平, 统计学分析得出, TK1与乳腺肿瘤的病理分级、临床分期正相关, 并且TK1值高患者无病生存时间比TK1值低患者要长、远处转移时间和无病局部复发的时间比TK1值低的患者要短。治疗效果好的, 无明显阳性症状及体征的患者TK1水平会降至正常人水平, 与陈飞宇等[13]、陆健等[14]的结论一致, 证实TK1有利于乳腺癌治疗效果的辅助诊断, TK1含量的变化是评估新辅助化疗效果的有效途径, 对临床乳腺癌疗效具有临床意义。近期黄惠等[15]通过对100例乳腺癌患者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TK1可为乳腺癌预后判断及其病情监测提供重要价值。

4.2 张振宇等[16]通过检测37例宫颈癌患者的术前、术后TK1值, 显示宫颈癌患者TK1浓度随临床分期的进展而增高, Ⅲ~Ⅳ期患者的血清表达水平高于Ⅰ、Ⅱ期患者,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表明TK1的浓度对宫颈癌患者预后及疗效的评估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4.3 周桓等[17]以75例卵巢上皮性癌为实验组、30例卵巢良性上皮性肿瘤和40例健康妇女对照组, 分别测其TK1值, 并且监测实验组的TK1值, 发现宫颈癌患者TK1浓度随临床分期的进展而增高, Ⅲ~Ⅳ期患者的血清表达值高于Ⅰ、Ⅱ期患者 (P<0.05) , 提示STK1值对卵巢上皮性癌预后及疗效的评价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5 TK1与消化系统肿瘤疗效监视和预后评估中的应用

5.1 TK1检测在胃癌的疗效评估方面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效果优于其他标志物。郭林等[18]通过研究102例胃癌患者TK1表达水平显示胃癌患者的TK1水平显著高于35例胃良性疾病组和38例正常对照组TK1水平, 而良性胃疾病组和正常的对照组之间相比较没有明显差异 (P>0.05) 。28例胃癌患者术前和术后1个月比较, TK1水平明显下降。胃癌患者TKl阳性率 (57.8%) 远高于其他肿瘤标志物 (CA19-9 13.7%, CEA 14.7%, CA50 17.7%) 。

5.2 研究表明STK1是可以监控直肠癌化疗疗效的一项合适的指标。Topolcan O等通过研究直肠癌患者STK1化疗前、后的表达水平分别与对照组比较提示变化有统计学意义[19], 证实了此结论的可信性。此外张平安等[20]等通过检测TK1的水平探讨TK1在消化系统肿瘤治疗中的意义, 发现TK1的表达水平肿瘤无转移与有转移的有显著差异 (P>0.05) , 同时对直肠癌和结肠癌术前术后行动态检测提示, 疗效好的患者及康复的患者的STK1水平下降趋势, 与疗效相关。

5.3 TK1在对食管癌疗效监测、术后转归的判断有临床意义。赵国红[21]对348例食管癌患者的TK1水平进行研究, 并对45例手术患者跟踪随访12个月发现术后1~3个月内TK1表达水平升高的患者复发率远远大于下降组。表明术后连续监测食管癌患者的TK1表达水平, 对临床肿瘤手术疗效监测、术后转归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6 STK1与喉癌疗效监视和预后评估中的应用

喉癌患者STK1的表达水平随喉癌临床分期的升高而升高。冯长生[22]等通过对80例喉癌 (实验组) 、30例健康人群 (对照组) 的TK1检测研究他们与临床分期及病理分级是否有相关性, 结果证实喉癌患者TK1的测量值随临床分期的升高而升高。

胸苷激酶1 篇3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实验中用到的3 d龄SD大鼠 (SPF级, 雌雄不计,体重8~10 g)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SCXK(京)2007-0001],充入的氮氧混合气体(8%O2+92%N2)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以下简称“我院”)提供,本实验室自制封闭容器。

1.2 缺氧模型的建立

实验所用到的3 d龄SPF级SD大鼠, 日常在我院SPF级动物房饲养,条件如下,照明时间;黑暗时间=12 h∶12 h,温度:23~25℃,湿度保持在40%。将乳鼠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缺氧组,每组各24只,对照组不做处理, 缺氧组放入本实验室自制容器,在37℃水浴中充以氮氧混合气 (O2占8%),持续时间为90 min,之后回笼,继续行母乳喂养。

1.3 大鼠脑组织标本获取

分别于缺氧模型建立后第1、3、7、14、21天和第28天6个时间点处死两组大鼠 , 其中每个时间点对照组和缺氧组大鼠各4只,每组大鼠的左侧脑组织立即放入10%的中性福尔马林溶液固定,之后进行切片、备用,右侧大脑立即放入液氮保存,用于进行Westernblot检测。

1.4 HE 染色

将脑组织用10%的中性福尔马林液中固定8 h,依次放入20%、30%蔗糖溶液分别过夜(24~48 h)沉底,组织沉底之后即可进行冰冻切片,切片厚度为12μm,进行HE染色,参见既往发表文章[9],拍照保存。

1.5 Western blot 检测 ERK-1 表达量

预冷RIPA蛋白抽提试剂, 加入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 cocktail(Roche)。按组织重量9倍比例加入裂解液,冰上用组织匀浆器进行匀浆3次。冰上进行孵育20 min后,4℃15 000 r/min离心20 min,取上清,分装深低温冰箱保存,按照BCA蛋白定量试剂盒(cwbiotech)测定蛋白浓度。之后进行蛋白PAGE凝胶电泳,10%分离胶,5%浓缩胶(丙烯酰胺,双丙烯酰胺,TEMED,Amresco)。电泳条件:浓缩胶恒压90 V,约20 min;分离胶恒压130 V,通过预染蛋白Marker(Biomed)来确定电泳停止时间。湿转法 ,转膜条件 :300 m A恒流 ;0.45μm孔径PVDF膜 (Millipore),转膜时间1 h。转膜完成后丽春红染色试剂对膜进行染色,观察转膜效果。之后将膜完全浸没TBST溶液中(含5%脱脂牛奶),室温下摇床孵育1 h。将膜与ERK-1一抗(Santa cruz)或者β-actin一抗(Santa cruz,封闭液稀释)一起孵育,ERK-1的一抗稀释浓度1∶500,β-actin的一抗稀释浓度1∶1000,4℃冰箱过夜。次日TBST洗膜3次。二抗孵育:羊抗兔Ig G HRP(1∶20 000),孵育40 min(在室温),洗膜。滴加ECL,反应3 min;曝光,显影,定影。照相,用Lab Works软件对图像进行灰度分析,计算出每个样本的ERK-1灰度值与相应的β-actin的灰度值,取其比值进行计算,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 ,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大鼠乳鼠缺氧后表现

缺氧后早期大鼠出现兴奋症状的表现: 躁动不安、翻滚,呼吸加深加快,45 min~1 h后逐渐出现抑制症状:反应迟缓淡漠、间断发作的痉挛、抽搐等。最后进入比较稳定的反应淡漠期,此反应一直持续至缺氧完成,恢复氧供后乳鼠反应逐渐恢复正常。

2.2 HE 染色结果

对照组大鼠脑组织结构清晰, 海马锥体细胞致密、完整,缺氧组大鼠海马锥体细胞核淡染、甚至细胞核缺如,见图1。

2.3 两 组大鼠 不同时间点 细胞外 信号 调节蛋白激酶 1表达情况比较

缺氧组ERK-1表达呈现动态性变化, 与对照组相比, 缺氧后ERK-1表达量基本处于低于正常对照的水平,但是与对照组的变化趋势趋于一致,第14天时ERK-1的表达较对照组有所升高, 到第21、28天时ERK-1的表达与对照组比较又有所降低。虽然有变化趋势,但是经过统计学t检验分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见表1,图2、3。

3 讨论

缺氧性脑损伤的病理发生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众多分子参与其中,ERK-1蛋白在脑内广泛存在,是脑功能活动中重要的信号转导分子[10],ERK-1接受刺激信号后活化为磷酸化的ERK-1,从胞浆转位至胞核,通过磷酸化转录因子等途径发挥细胞调节作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中有ERK-1广泛参与, 但其所发挥的是保护性作用还是损伤性作用,目前仍存在很大争议[11,12,13]。有文献报道, 自由基清除药———依达拉奉可以通过激活ERK-1来减轻缺氧/复氧诱导的神经元损伤中毒[14]。Ban等[15]的研究发现抑制ERK-1能够恶化肠缺血/再灌注损伤。缺氧发生之后ERK-1的表达模式如何尚不明确, 本研究通过探讨缺氧发生后ERK-1的动态表达模式来进一步明确缺氧发生过程中ERK-1的可能作用,研究发现,缺氧后脑组织ERK-1表达水平呈现动态变化, 缺氧后第1天开始ERK-1表达降低, 一直到缺氧后第7天达到表达的最低值,之后出现表达情况的上升,缺氧后第14天时表达高于正常情况, 表达情况一直持续到缺氧后第21天达到最高峰,但是低于正常情况,缺氧后第28天时表达又有所降低。根据折线图可以看出,ERK-1在大鼠乳鼠发育过程中呈现一种动态模式的表达情况, 存在一个表达高峰和一个表达低谷,提示ERK-1在细胞的正常发育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缺氧组的ERK-1的表达总体比正常情况低下,虽然经过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是存在降低的趋势,提示在大鼠乳鼠脑组织缺氧损伤过程中ERK-1也存在剂 量的变化 。需要进 一步研究ERK-1基因与其他缺氧相关的基因 , 如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ed factor-1α,HIF-1α)等基因表达的相互关系,从而更加明确其参与缺氧脑损伤过程的作用机制。

摘要:目的 通过了解细胞外信号调节蛋白激酶1(ERK-1)在缺氧脑损伤大鼠脑中的表达,了解其参与缺氧脑损伤的过程。方法 48只3 d龄新生SD大鼠,随机分成2组:对照组和缺氧组,每组各24只,缺氧组SD大鼠置于自制密闭容器中,充以含8%氧气的氧氮混合气体,时间为90 min,对照组SD大鼠不进行处理。分别于造模后6个时间点——1、3、7、14、21 d和28 d后留取两组SD大鼠脑组织,采用Western blot检测ERK-1总蛋白在脑组织中的表达情况。结果 缺氧组大鼠脑组织ERK-1呈现动态表达;变化规律:在缺氧早期(缺氧后1~7 d),ERK-1总蛋白的表达均有降低的趋势,缺氧后第14天开始其表达具有升高的趋势,缺氧后第21天和第28天ERK-1表达量又有所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缺氧造成新生大鼠脑损伤时,ERK-1总蛋白的表达谱没有明显变化的趋势,提示在早产儿缺氧性脑损伤时ERK-1并不通过剂量的变化对缺氧后脑组织损伤进行调节。

胸苷激酶1 篇4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介绍

病人, 男, 57岁, 平常血压 (145~105) / (95~60) mmHg (1 mmHg=0.133kPa) , 空腹血糖控制在5mmol/L~7mmol/L, 糖化血红蛋白5.3%, 体重66kg, 每次血液透析肝素钠用量:总量7 500U, 首剂量6 000 U, 维持量1 500 U。确诊为2型糖尿病肾病、慢性肾脏病5期、冠心病、高血压。病人发现尿毒症2年, 行血液透析治疗2年“U”型人造血管内瘘 (AVG) 使用2年, 使用期间共发生血栓形成导致瘘管闭塞5次, 应用尿激酶溶栓11次, 均溶栓成功, 规律透析治疗, 每周3次, 每次4h。2型糖尿病十余年, 高血压病十余年, 行冠状动脉造影并支架植入5年, 行左眼白内障术3年, 无药物或食物过敏史, 喜食肥腻食物。于2013年9月13日行右颈内静脉临时置管术并开始血液透析治疗。2013年9月23日行左前臂人工血管内瘘术。2013年10月31日行左前臂AVG首次穿刺。2015年中秋节家庭大聚餐吃了较多牛腩、月饼。病人第2天07:00到本中心行透析治疗, 上机前护士触摸左前臂AVG发现吻合口可触及震颤减弱, AVG静脉端无震颤音, 初步诊断为人造血管内瘘不完全闭塞, 估计血栓形成时间在12h内, 即通知医生开展绿色通道溶栓治疗。抽血急查凝血功能: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APTT) 55.3s;血常规:红细胞3.9×1012/L, 血红蛋白107g/L;肾功能:肌酐768μmol/L, 尿素氮16.2 mmol/L;电解质:钾4.92mmol/L, 磷1.51 mmol/L, 钙2.12 mmol/L;总胆固醇5.95 mmol/L, 甘油三酯2.64 mmol/L, 高密度脂蛋白0.96mmol/L, 低密度脂蛋白3.84mmol/L。

1.2 方法

在医生指导下采用局部溶栓法, 在其“U”型人造血管两侧血栓处使用小剂量尿激酶溶栓治疗。AVG穿刺点为视、听、触手法定位血栓, 在病人内瘘部位常规消毒后准备2支有生理盐水5 mL的注射器, 采用双针溶栓法先用6号头皮针在人造血管内瘘的吻合口血栓形成处上方1.5cm~2.0cm顺血流方向穿刺, 另一端用6号头皮针在人造血管内瘘的静脉端血栓形成处上方1.5cm~2.0cm逆血流方向穿刺, 确认穿刺成功后用生理盐水30mL+尿激酶30×104U, 使用微量双道注射泵泵入, 速度10 mL/h, 3h推完。微泵泵入维持6h, 尿激酶总用量60×104U。使用尿激酶后观察10min~20min, 注意病人有无尿激酶变态反应, 每30min AVG手指触摸有无震颤增强, 听诊内瘘血管杂音情况, 监测血压等生命体征。1周内注意病人有无发热、出血、皮疹、肺栓塞等不良反应。溶栓结束后每天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5 000U, 连续3d。第1天溶栓治疗后未通者可在第2天再给予相同剂量尿激酶;第2天溶栓治疗后仍未通者可在第3天再给予相同剂量尿激酶;连续3d溶栓治疗后未溶通者为溶栓失败。

1.3 结果

此例病人第1次溶栓治疗后各项指标的比较均显著改善。复查B超报告:左前臂人造血管内瘘血流通畅, 未见充盈缺损。病人于当日接受血液透析1次, 血流达200 mL~220 mL, 透析顺利。AVG恢复畅通, 不必行2次溶栓治疗。此例病人共出现人造血管内瘘闭塞6次, 共进行12次溶栓治疗, 内瘘闭塞在6h内行尿激酶溶栓治疗, 1次后即通, 成功率100%。内瘘闭塞超过24h行尿激酶溶栓治疗, 多数需行2次或3次溶栓, 首次溶栓成功率为33%~50%。表明发现闭塞时间越早越早行溶栓治疗越有利于血栓溶解。溶栓前后抽血化验评估血常规、凝血功能和肝功能无差异。

2 护理

通过对此例病人的护理, 了解到病人自身患有糖尿病, 本已造成脂质代谢紊乱, 仍保留吃肥腻的食物不良饮食习惯, 造成血栓形成, 从而导致人造血管内瘘多次出现闭塞。应加强对该病人的健康教育, 使病人认识到血管通路的重要性, 真正从思想上重视。血栓形成是内瘘最常见的并发症, 也是内瘘失去功能的主要原因。在应用尿激酶溶栓治疗中除了及时、有效进行尿激酶溶栓治疗, 还应重视对病人的心理护理, 重视穿刺前的评估及穿刺技术, 重视用药和溶栓护理, 加强内瘘护理, 加强病人的健康教育, 加强对高凝病人的护理。

2.1 心理护理

做好溶栓前和溶栓后谈话, 对病人进行疏导、安慰, 以减轻病人紧张情绪和恐惧心理, 使病人树立信心, 理解并积极配合治疗。向病人及家属介绍溶栓治疗的目的、治疗过程和可能出现的情况, 如出血、皮疹、肺栓塞等并发症, 并签署治疗知情同意书。

2.2穿刺前的评估及穿刺技术在溶栓前需要确定闭塞的位置, 是在瘘口还是在距瘘口几厘米的位置闭塞, 确定后需要由有经验的护士进行穿刺, 力求一次穿刺成功。正确选择血管, 要确保针头在内瘘血管内, 避免反复穿刺引起血肿、出血。若瘘口处闭塞, 针头位置应为离心方向;若距瘘口几厘米的位置闭塞, 针头位置应为向心方向。

2.3 用药和溶栓护理

尿激酶应现配现用, 不得用酸性液体稀释。微量双道注射泵放置应高于病人手臂, 防止血液回流至延长管, 保持输液通畅使尿激酶持续泵入。在溶栓过程中或溶栓后应听诊内瘘杂音, 观察人造血管内瘘溶栓情况, 以及触诊人造血管内瘘搏动是否增强。如疗效不佳可以二次给药或三次给药。在溶栓过程中或溶栓后应观察有无出血倾向, 包括皮肤黏膜有无出血点及血尿、黑便的观察。严密观察病人脉搏、体温、呼吸频率、血压、变态反应, 严密监测凝血功能, 有凝血改变者应及时调整尿激酶用量。在尿激酶溶栓过程中应注意操作轻柔, 避免操作不慎穿透血管造成皮下血肿, 从而导致治疗失败。

2.4 人造血管内瘘护理

“U”型人造血管内瘘在穿刺时两穿刺点均在人造血管上, 穿刺点在吻合口下不少于5cm, 两点距离不少于8cm, 在瘘管弧形转弯部位不宜穿刺。每次穿刺点相隔1cm, 让每个穿刺点有2周~3周愈合时间, 再行穿刺。穿刺方向最佳为针尖对准动脉血流经人造血管的方向, 可降低逆流发生率及减少假性动脉瘤的形成。可应用多磺酸黏多糖乳膏涂穿刺点及内瘘口, 以促进血液循环, 软化穿刺点, 延长内瘘使用寿命。

2.5 人造血管内瘘穿刺护理

常规穿刺前需对人造血管内瘘进行望诊、触诊、听诊。触诊要求充分暴露人造血管侧手臂, 首先用手触摸血管是否有搏动、震颤, 判断血管弹性和充盈度。若手感不明显可用听诊器听取血管的杂音, 以判断血管是否通畅, 明确血流方向, 然后再选择合适的穿刺点。需由经过培训的专职护士进行穿刺, 争取一次穿刺成功, 切忌定点穿刺。2次穿刺点间距在1cm以上, 动静脉穿刺点距离应在8cm以上, 距吻合口3cm内的位置不可穿刺, 注意穿刺的方向、力量、角度。透析结束时可使用指压方法进行压迫止血。指压方法是在拔针的同时在皮肤穿刺点上方0.2cm~0.3cm处进行指压, 压迫的力量应既能保持穿刺点两端有搏动或震颤, 又能控制出血, 以免压力过重导致人造血管闭塞。做到拔针和按针动作协调, 压迫时间一般为15min~25min, 不宜过长, 否则会导致血栓形成。

2.6 健康教育

积极向通过人造血管内瘘行血液透析治疗的病人及家属宣传人造血管内瘘保护知识, 让病人参与对血管的管理, 使病人提高自我保护血管的能力。每天检查血管搏动3次或4次, 发现血管有异常情况时如局部震颤减弱、血管塌陷等, 立即到医院就诊。如能及时溶栓治疗, 内瘘就有可能再通。内瘘能否再通成功与内瘘闭塞的时间有关, 因此尽早行溶栓治疗是内瘘再通的关键, 6h内为最佳溶栓治疗时间[4]。

另告知病人日常生活中应重视以下方面:①注意对内瘘侧肢体的保护, 避免碰撞, 防止受伤。②内瘘侧肢体不能负重, 睡觉时注意不要压迫术肢, 可将软枕垫于术肢, 促进静脉血流, 减轻肿胀程度。③透析前热敷内瘘处, 可促进血液循环。④透析结束后不能过度用力按压针孔, 按压时间不能太长, 以免造成血栓栓塞使流量减少。⑤保持内瘘术肢的清洁, 每天清洗局部, 预防感染。透析当日穿刺部位避免接触水, 保持干燥和干净, 防止感染。糖尿病病人由于免疫力差, 应避免外伤感染。⑥漏针可导致血肿, 透析当天先冷敷, 24h后再热敷。⑦坚持每日监测血压, 按时按量服用降压药物, 防止高血压、低血压的发生。⑧每天多次自我触诊监测内瘘吻合口有无搏动、震颤以及听诊血管杂音。

2.7高凝病人的护理高凝病人透析期间服用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物可预防血栓形成。应根据出凝血时间、血液黏稠度、纤维蛋白原等情况调整抗凝及抗纤溶药, 如透析时可选用低分子肝素。对高凝病人来说, 用药是否合理科学对于其血栓形成至关重要, 如促红细胞生成素应用后使血细胞比容增加, 从而增加形成血栓引起人造血管内瘘闭塞的几率。对高血脂病人按医嘱服用降脂药物。

2.8 饮食护理

避免“三高”饮食, 应给予低钠、低脂、低糖、高蛋白饮食, 给予制定饮食食谱, 多进食一些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禁止饮酒、吸烟。注意控制水钠摄入, 水分不能超过体重的5%。

3 小结

人造血管内瘘闭塞可由各种原因造成, 如原发病影响、血液黏稠度高、护理不当、压迫时间过长、压迫力度过大等[5], 而适当的抗凝治疗是预防内瘘发生闭塞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

护理人员应做好健康知识宣教, 使病人增强人造血管内瘘自我保护意识, 提高自我内瘘护理能力, 尽早发现闭塞, 争取早期治疗的时间。与此同时, 为了人造血管内瘘闭塞能得到及时、安全、有效的治疗和护理, 就要求护理人员不但要具备高度的责任心, 还要有扎实的内瘘护理知识和娴熟的穿刺技术, 加强对并发症的观察。只有医患共同努力, 才能维持血管通路的良好功能, 提高人造血管内瘘护理的质量, 从而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与生存率。

关键词:人造血管内瘘,尿激酶,不完全闭塞,护理

参考文献

[1]粟荣梅.血液透析血管通路的护理与体会[J].现代医药卫生, 2012, 28 (11) :1707-1708.

[2]杨效梅, 王玉双, 吴燕平.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人造血管内瘘护理[J].吉林医学, 2011, 32 (10) :2045-2046.

[3]林惠凤.实用血液净化护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8.

[4]叶朝阳.血液透析血管通路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1:97-108.

胸苷激酶1 篇5

1994年, MOCHLY-ROSEN等人成功的从大鼠脑组织的c-DNA文库中克隆出一种全新的活化的PKC (protein kinase C) 受体, 其由GNB2L1基因编码, 分子量为36kDa, 他们将其命名为RACK1 (receptor for activated C kinase1) , 即活化的蛋白激酶C受体1[1]。

1 RACK1的结构特点

RACK1是G蛋白β亚基的同族体, 是一种胞浆内游离的支架蛋白, 其结构中含有7个WD重复序列, 使得其可凭借不同的WD40位点与活化的PKC结合并将其转运到细胞内相应的位置, 并使其保持活性状态, 以介导下游的系列生化反应。RACK1中的WD重复序列的微观形状类似于螺旋桨叶片, 相邻的两个WD重复序列相互重叠, 构成连锁结构。每个WD重复序列都由A、B、C、D链构成。在前5个WD重复序列中, B-C链的折角之间, 一个高保守的门冬酰胺残基通过氢键将二者链接在自身D-A链组成的袢环结构上;而在相邻的叶片结构之间, 也会有离子键在第62位组氨酸处将二者相连, 同时该组氨酸残基还可以通过氢键进一步与B、C两链相联系。在第6和第7个WD结构中, 因为D-A袢处的因缺少了典型的GH二肽结构, 而且第7个WD结构中的B-C折角处的门冬酰胺由C链上的一个精氨酸代替, 使得二者与前5个WD重复序列的结构大不相同, 但也正是这两个重复序列的存在, 才维持了RACK1稳定的结构, 为其在各生化反应中充当脚手架蛋白提供了结构基础。

1.1 RACK1的作用及其机制

近期的一些研究证实, RACK1除可与细胞膜上活化的PKC结合发生反应外, 还可结合多种胞浆蛋白或亚细胞结构, 参与多条代谢通路, 发挥不同的生理作用。根据其与配体蛋白结合后是否释放, 可将其微观作用分为两个方面:完成对特定蛋白结构的转运, 如:其可通过与cAMP特异性磷酸二酯酶PDE4D5结合参与cAMP途径来调节细胞生长[2];以及对所结合酶活性的调制, 如RACK1可与整合素integrinβ结合, 遵循细胞外基质-整合素-细胞骨架的通路对细胞内的生化反应进行调节, 以发挥其在局灶粘着复合物中的挥脚手架蛋白作用[3];其还可以与受体蛋白酪氨酸磷脂酶PTPμ相结合调控以调控细胞间连接等等[4]。

2 RACK1与肿瘤

2.1 RACK1在肿瘤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

根据目前的文献报道, RACK1在不同肿瘤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机制不尽相同, 具体有如下体现:

2.1.1 RACK1与乳腺癌

RACK1在乳腺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主要通过对促凋亡进蛋白的调控来实现, 如ZHANG等人在研究中发现, 在紫杉醇抵抗型乳腺癌细胞中, 当促凋亡物质Bim产生时, RACK1通过与DLC1形成复合体介导Bim的讲解, 从而阻止细胞的正常凋亡过程, 促进肿瘤的产生[5];而AL-REEFY等人也指出, RACK1也可以同DAP3蛋白发生一系列反应, 抑制该蛋白的促进凋亡作用[6]。

2.1.2 RACK1与结肠癌

在现有的研究中, RACK1在绝大多数的肿瘤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促进作用, 如RACK1可通过对促凋亡蛋白Fem1b的抑制来发挥自己促进结肠癌细胞生成及增殖的作用;但在MAMIDIPUDI等人的研究中, RACK1在结肠癌形成过程中却有着大相径庭的作用:他们在研究中采用诱导RACK1过表达等一系列方法证明, RACK1可以在细胞周期中的G (1期以及各有丝分裂调定点处抑制Src的活性, 进而抑制了Src介导的Sam68的磷酸化, 同时使CDK1-cyclin B复合体的活性得以保持, 从而阻止细胞周期的进程, 以发挥抑制癌细胞形成与增殖的作用[7]。

2.1.3 RACK1与肝癌

在肝星形细胞中ADAM12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的增加与肝癌的发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而Bourd-Boittin等人的研究证明, RACK1可通过在与活化的PKC结合来介导ADAM12向细胞膜的转运, 从而发挥自己促进肿瘤细胞生成的作用[8]。

参考文献

[1]Del Vecchio I, Zuccotti A, Pisano F, et al.Functional mapping of the promoter region of the GNB2L1human gene coding for RACK1 scaffold protein[J].Gene, 2009, 430:17-29.

[2]Bird RJ, Baillie GS, Yarwood SJ.Interaction with receptor for activated C-kinase1 (RACK1) sensitizes the phosphodiesterase PDE4D5towards hydrolysis of cAMP and activation by protein kinase C[J].Biochem J, 2010, 432 (1) :207-216.

[3]Kiely Pa, Baillie GS, Lynch Mj, et al.Tyrosine302in RACK1is essential for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I-mediated competitive binding of PP2A and beta1integrin and for tumo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J].J Biol Chem, 2008, 283 (34) :22952-22961

[4]Mourton T, Hellberg Cb, Burden-Gulley SM, et al.The PTPmu protein-tyrosine phosphatase binds and recruits the scaffolding protein RACK1to cell-cell contacts[J].J Biol Chem, 2001, 276 (18) :14896-14901.

[5]ZHANG W, CHENG GZ, GONG J, et al.RACK1and CIS mediate the degradation of Bimel in Cancer Cells[J].J Biol Chem, 2008, 283 (24) :16416-16426.

[6]Al-Reefy S, Mokbel K.The role of RACK1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indicator in human breast cancer[J].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0, 123:911-912.

[7]Mamidipudi V, Dhillon NK, Parman T, et al.Oncogene, 2007, 26 (20) :2914-2924.

胸苷激酶1 篇6

关键词:缺氧诱导因子-1α,糖酵解,食管癌

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HIF-1α)是新近发现的与肿瘤血管生成、转移和浸润密切相关的分子[1],但其在细胞中的调控机制目前认识还不一致。近年研究提示HIF-1α的表达及调控可能涉及糖酵解相关基因。为进一步明确HIF-1α及糖酵解的调控机制,本研究拟观察缺氧对HIF-1α及糖酵解的影响。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TE1细胞株(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所),DMEM培养液;鼠抗人HIF-1α单抗;兔抗人HK-II;鼠抗人Tubulin-α单抗;HRP标记的羊抗鼠二抗;HRP标记的羊抗兔二抗;

1.2 方法

1.2.1 食管鳞癌TE1细胞培养

取对数生长期TE1细胞贴壁传代,后随机分为正常氧分压组和缺氧组,正常组置入含5%CO2的37℃培养箱,缺氧组置入缺氧培养箱(37℃、1%O2、5%CO2、94%N2),缺氧时间为6、12、24、48 h,细胞裂解液收集各组细胞。

1.2.2 Western blot方法测定HIF-1α、HK-II表达

取蛋白40μg上样,行 SDS-PAGE电泳,冰浴电转至NC膜,封闭后依次加入一抗(HIF-1α 1:500;HK-II 1:1000;Tubulin 1:4000)、二抗(羊抗鼠1:4000;羊抗兔1:4000),ECL发光法曝光显影。Tanon Gis软件对感光胶片条带进行灰度值分析。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组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缺氧培养6、12、24、48 h后,HIF-1α及HK-II 表达较常氧培养明显升高(P>0.05),缺氧12 h表达到达高峰,随着缺氧时间延长其表达又逐渐下降(图1)。

3讨论

缺氧诱导因子-1是一种核转录因子,是细胞在缺氧条件下维持氧稳态的关键物质[2]。HIF-1由α和β亚基组成,其活性取决于其α亚基。HIF-1α的调控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结果显示,TE1细胞常氧状态下即有HIF-1α表达,缺氧后表达明显增强,提示肿瘤细胞内HIF-1α蛋白水平受环境氧浓度的高度调控。

恶性实体肿瘤生长迅速常造成肿瘤内部微环境的缺氧状态,肿瘤细胞依赖糖酵解获得能量的特点是其缺氧耐受的代谢基础[3]。HK-II是影响糖酵解的关键基因[4],本实验显示低氧能够促进HK-II表达,从而促进糖酵解进程。

有学者提出PI3K/AKT通路是HIF-1α的主要调控机制[5],而HIF-1α可调节糖酵解水平。通过本研究我们推测HIF-1α可能通过调控HK-II进而影响糖酵解,联合抑制HIF-1α和HK-II可能为肿瘤糖酵解途径的一个新的治疗靶点。

参考文献

[1] Jie Hua,Rui-Hua Shi,Hong-Jie Zhang,et al. Effect of RNA interference-based silencing of HIF-1α gene on the expression of vasculogenic mimicry-associated genes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arcinoma cells. World Chinese Journal of Digestology, 2009 (19 ):1913-1918.

[2] Matsuyama T, Nakanishi K, Hayashi T,et al. Expression of 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ancer Science,2005,96:3 (176-182).

[3] Pelicano H, Martin DS, Xu RH,et al. Glycolysis inhibition for anticancer treatment. Oncogene, 2006, 25(34):4633-4646.

[4] Airley RE, Mobasheri A. Hypoxic regulation of glucose transport, anaerobic metabolism and angiogenesis in cancer: novel pathways and targets for anticancer therapeutics. Chemotherapy, 2007, 53 (4): 233-256.

胸苷激酶1 篇7

1 病例介绍

患者, 女, 30岁。半年前因左侧乳房包块在本院确诊为“左乳腺癌”, 因患者外围静脉血管条件差, 而于2012年12月行深静脉置管术, 已完成3次CAF方案化疗, 既往体健, 无过敏史。患者于2013年3月10日遵医嘱返院行化疗方案, 入院时T 36.5℃, P 80次/min, BP 110/65 mm Hg, R 18次/min, 血常规提示:PLT 318×109/L。完善相关检查后拟于3月11日实施化疗方案, 护士于11日10∶25行深静脉冲管时发现导管堵塞, 患者自诉上次出院后未遵医嘱定期冲管, 遂于10∶25行尿激酶溶栓术, 尿激酶浓度为5000u/ml。操作如下:去除肝素帽, 换上预冲好的三通管, 三通一直臂接20 ml注射器, 另一侧臂接尿激酶针筒。先使导管与20 ml空注射器再通, 回抽注射器活塞3~5次, 然后迅速使三通与尿激酶针筒相通, 导管内的负压会使尿激酶溶液进入管内约0.5 ml, 10~15 min后重复上述动作, 直至能抽出回血, 最后将导管中的药物和溶解掉的血液回抽弃去[2]。于10∶50深静脉导管溶栓成功后, 患者马上感到胸闷气紧, 呼吸困难, 体检:神志烦躁, 面色呈紫绀样改变, 测BP 120/70 mm Hg, P 86次/min, R 24次/min, 初步诊断:肺栓塞。医嘱:接20 ml注射器抽出导管内血液5 ml, 平卧, 心电监护, 高流量吸氧, 溶栓处理。急查床边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律, T波改变, 心率93次/min, 于11∶00出现恶心、呕吐, 患者自诉腰部及下腹部绞痛, 查体:腹平软, 无压痛及反跳痛, 患者强迫体位, 痛苦表情。诊断:尿激酶过敏反应, 医嘱:抗过敏, 解痉止痛等对症处理, 于2 h后患者病情逐渐好转, 胸闷、气紧症状消失, 于6 h后患者腰部及下腹部疼痛、恶心症状消失, 当日停化疗医嘱, 于12日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检查心电图无异常后行化疗方案, 于2013年3月18日顺利出院。

2 护理要点

2.1 心理护理

突如其来的病情变化使患者和家属恐惧不安, 尤其患者突然感到呼吸极困难伴有濒危感, 大声呼救, 针对此种心理状况, 向患者及家属解释发生的原因, 稳定其情绪, 并以有条不紊熟练的操作来获得他们的信任, 同时安慰同房间的患者。

2.2 紧急救护

(1) 初步诊断为肺栓塞时, 给予平卧, 用20ml注射器回抽将导管中的药物和溶解掉的血液抽出并弃去, 高流量吸氧改善机体缺氧状态, 凝血功能正常情况下给予低分子肝素钠腹壁注射; (2) 经上级医师会诊, 排除肺栓塞后考虑为尿激酶所致过敏反应, 遵医嘱给予生理盐水250 ml加地塞米松20 mg静脉滴注, 盐酸异丙嗪25 mg肌肉注射; (3) 针对腰部及下腹部绞痛遵医嘱给予盐酸布桂嗪100 mg肌肉注射, 山莨菪碱10 mg肌肉注射; (4) 针对恶心、呕吐遵医嘱给予生理盐水100 ml加泮托拉唑80 mg静脉滴注。

2.3 病情观察及护理

(1) 认真听取患者主诉:患者溶栓后立即出现头晕、呼吸困难、血色紫绀, 未诉胸前区疼痛; (2) 密切观察生命体征:患者呼吸稍急促, 血压无下降, 体温正常, 脉搏稍快, 神志清楚; (3) 保持呼吸道通畅, 患者出现恶心、呕吐时头偏向一侧, 及时清理呕吐物; (4) 急查心电图, 警惕溶栓后所致肺栓塞, 心肌栓塞; (5) 查凝血四项, 警惕出血并发症的发生; (6) 心电监护:监测Sp O2, 使其维持在正常范围; (7) 加强巡视:在抢救成功, 患者生命体征基本稳定后继续及时巡视, 及时观察, 防止病情反复。

3 讨论

3.1 堵管原因分析

在排除导管打折、扭曲等其它堵塞情况外, 最常见的原因还是导管顶端小血栓形成。深静脉导管表面会逐渐形成薄的纤维蛋白层, 如果扩展到导管顶端形成一个单向活瓣, 此时能够输入液体但不能抽出血, 发生导管的部分型堵塞。如果导管没有得到及时冲洗, 插入导管腔内形成坚固的血栓而导致完全堵塞[3]。

3.2 应用尿激酶疏导原因及分析

临床上使用的尿激酶制剂, 是一种纤溶酶原激活剂, 无抗原性, 不易造成过敏反应, 它的溶栓作用不是直接溶解纤维蛋白凝块, 而是作为纤溶酶原激活物使无活性纤溶酶原转变为有活性的纤溶酶。

3.3 经验教训总结

深静脉置管后发生血栓性堵管患者均采用尿激酶溶栓, 未出现1例过敏反应, 年轻医生及护士经验不足易误诊为肺栓塞, 因其死亡率高, 医生、护士抢救时精神高度紧张, 请示上级医师查看尿激酶说明书, 有罕见不良反应如急性支气管痉挛, 恶心呕吐等反应, 最严重并发症为出血, 肺栓塞并发症约为1%~4%。总结经验教训如下: (1) 完善溶栓术前谈话记录, 以防引起医疗纠纷。 (2) 每一种高危药物如尿激酶, 在使用前要认真阅读说明书, 掌握不良反应。 (3) 全员严格培训, 课程为堵管再通术, 严禁强行推注稀释尿激酶盐水, 以免造成肺栓塞。 (4) 出现尿激酶过敏反应时能积极有效处理, 尿激酶溶液配制浓度5000u/ml, 浓度是否过高,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5) 对出院后带管回家患者建立好随访登记本, 责任护士指导好居家维护导管, 最好的办法是正规使用, 预防为主。

参考文献

[1] 吕洁梅, 林少珍.循证护理在中心静脉置管中的应用[J].现代护理, 2006, 12 (19) :1842~1843.

[2] 闻曲, 刘义兰, 喻姣花.新编肿瘤护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4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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