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消灭(共4篇)
前科消灭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未成年人犯罪率呈现上升态势。这其中不仅仅归结于未成年人个人。未成年人具有可塑性强, 生理心理发育均不成熟的特点。较易受到家庭、社会等外在环境影响, 心理敏感而较易冲动。有学者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 提出对于未成年人要让刑法轻缓化, 以保障未成年人再度回归社会, 但居高不下的重新犯罪率又让这些学者爱莫能助。如最近轰动全国的北京李某某等的集体强奸案, 对于李某某来说, 在其刚刚获释半年后再次因犯有集体强奸罪而入狱。又据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统计, 2004年未成年犯总数735人, 重新犯罪人数42人;2005年未成年犯总数832人, 重新犯罪人数20人;2006年未成年犯总数581人, 重新犯罪人数13人;2007年未成年犯总数808人, 重新犯罪人数12人。一些地方未成年犯重新犯罪率呈现上升趋势, 甚至在有些地区重新犯罪率达到10%以上[1]。
为了使这部分特殊的未成年人更好的回归社会, 消除原有的犯罪标签, 使犯罪与惩罚以及对这些特殊未成年人社会复归机制进行双重构建, 确立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成为必然选择。
二、犯罪标签理论
犯罪标签理论是指通过研究犯罪者和对其有影响的他人、社会等的相互作用和评价映射, 反映这些外在因素对犯罪者犯罪过程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贝克等人提出了标签理论。他们认为, 生物学意义上的体质性生理作用和外在的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并非导致个体犯罪的根本原因。往往是社会群体和个人对犯罪人的否定性评价以及后期所采取的处置措施更为重要。有标签理论研究者认为, 当一个人被社会群体贴上越轨者的标签之后, 他周围的群体会根据标签进行种种想象和做出某种定势判断, 人们往往会过多关注于他之前的越轨行为而难以做到思想上及行为上的平等和一视同仁, 主观的歧视现象也就由此而生了[2]。
刚刚开始的越轨行为, 也会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和心理上的习惯性的行为趋势。人们初期的越轨往往具有不特定性、偶然性。这种越轨不一定必然导致犯罪, 可能是人人都有可能发生的。初期的越轨行为是易于掩饰的, 但由于社会, 他人等原因将其放大化, 公之于众。尤其是公布的对象是对其生存、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个人、机构时, 这种标签的负面作用将会被放大。俗话说“破罐子破摔”这也正点明了初期越轨者对自我的非正向评定。而这种消极的不被肯定心理, 主观上会导致再次犯罪甚至是习惯性犯罪的产生。
近代资产阶级刑法学鼻祖, 意大利经济学家、法理学家和刑罚改革者切萨雷·贝卡利亚认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 就越是公正和有益[3]。相比于刑罚的严厉性, 刑罚的延续性更容易长久地触动人们的感觉, 在社会群体的主观观念中, 不断被强化的印象是很难被改变和重新塑造的。未成年人的再次犯罪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社会的犯罪标签化。未成年人的刑罚处罚也许是有期限的, 但其行为上的一个污点却会伴其一生。未成年人因为犯罪而被社会公之于众。社会进而对其贴上了不良的标签, 这无疑也阻止了这部分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 融入社会群体继续正常的生活。近年来, 持续上升的未成年人犯罪率, 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仅仅依靠刑罚手段, 并非是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教育的唯一的有效途径, 更为关键的是在于刑事处罚之后的教育、感化。而这还需要社会这个大环境提供。犯罪未成年人需要社会的宽容、承认与接纳, 若社会将其排除在外, 那么其归属感与存在感就会无所依托, 重新做人的勇气就会很快丧失, 并且导致其重新犯罪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三、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人的社会化是指“个人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 取得社会生活资格, 发展自己的社会性的过程”[4]。个人社会化是适应社会生活, 遵守社会秩序, 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前提。就社会发展而言, 人的不断的社会化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个体的社会化是个体内化和社会教化的结果。社会教化可以包括现有的社会环境、风气、教育、规则等对人的综合影响。个体内化是个人通过学习、感受将社会的客观存在等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并用来指导自身行为的过程。
未成年人犯罪是个体社会化失败的结果, 故要让其再进行个体的社会化。再社会化通过强制或教育使犯罪人形成全新的价值体系。社会也应提供一定的配套制度体系作为保障。较为系统的制度体系应涵盖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理论上法制教育、犯罪预防, 行为上的社会帮教、社区矫正以及亲情关爱等多方面内容。当前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障碍, 无疑就是犯罪前科制度。
德国法学家李斯特曾说“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所以笔者也认为, 国家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应尽快根据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国情和实际, 结合不同类型主体的犯罪状况, 制定出关于预防犯罪、惩罚犯罪以及对犯罪人进行的思想教育改造的各种刑事对策。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司法和执行均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堪称刑事法律制度的核心之核心。所以立法机关制定出比较具体规范而且可操作较强的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 作为帮助这些特殊的未成年人尽快重新完成个体的再社会化的法律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始终将未成年的成长教育, 放在教育工作的突出位置。在立法方面也注重加强对特殊未成年人的保护。我国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始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中共中央在1979年第58号文件《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通知》中首次提出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实行“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此后, 各级党和政府坚持贯彻这一基本方针, 并通过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加以确认。现代意义上的刑法应该脱离最原始的单纯报复与消极制裁。而应是维护人权、保护人的合法权益, 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不仅要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也要考虑犯罪人复归社会的合法权利。《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一书作者, 北京大学法学院著名学者梁根林提出了“尊重和保护人权、以人的价值提高为目标, 来合理地制定针对犯罪行为的宽严相济、以人为本的刑事政策”[5]。既然未成年人有再社会化的权利, 国家就有义务保护并将其列入刑事立法中。
四、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
犯罪前科在法学理论范畴内通常被认为是指曾经被告犯有罪行或被判处刑罚的事实。只要犯罪行为成立, 不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 受到何种处罚, 刑罚执行情况如何, 都被论作犯罪前科成立。
在立法层面, 我国刑法至今没有对犯罪前科制度做具体规定。只有中央政法委于2008年首次从建立条件、期限法律后果等方面提出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我国《刑法》第一百条原文规定为: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 在入伍、就业的时候, 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 不得隐瞒。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的十九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 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即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这也是对原有的前科报告义务的一种对于特殊主体的补充规定。当然, 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乏积极探索的“先行者”, 2003年,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就在原有的少年污点保密制度的基础上, 创新实施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实施办法》。随后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的办法又在全国司法界逐步推广。但从我国当前的刑法规定, 尚未有单独章节来规定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故建议应单独就此专门调研, 尽快立法以明确未成年人前科可消灭的条件、对象等。
当然, 前科制度的存在一定程度有其合理性。这也正是刑罚的强制性, 惩罚性的表现, 起到犯罪预防的作用。但对于未成年人, 心智尚未成熟, 首次犯罪很大程度出于冲动或经人教唆, 主观恶性不大而心理可塑性强。所以和成年犯罪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 笔者认为, 建立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应从实际情况出发, 不能以偏概全。根据未成年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性质和判处刑罚的轻重来决定前科消灭适用的范围。首先, 须确有悔改态度的才使用免除制度, 这也需要社会承担监督义务。其次, 必须在法定时间范围内没有再犯的可适用, 时间因素也是衡量犯罪人悔改程度的重要筹码, 这期间的重大立功表现也可作为有悔罪态度的表现。当然, 还要结合未成年人初次所犯罪的轻重、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衡量。既要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也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方针。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时期。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宪法赋予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仅仅是教育和防控, 而当悲剧降临时, 社会同样要担负起教育和挽救的责任。使这些特殊的未成年人都能健康回归社会, 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 也是社会不可推卸的义务, 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具体的行动。
摘要:近年来, 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 而这其中有犯罪前科的占很大比例。怎样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既达到惩罚犯罪, 又起到“教育, 感化, 挽救”的作用。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无疑在价值取向上与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相契合。本文将通过分析犯罪标签理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 论证犯罪前科的消灭对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犯罪前科,犯罪标签理论,犯罪人再社会化
参考文献
[1]操学诚, 刘桂明, 路琦, 牛凯.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0 (4) .
[2]赵秉志, 廖万里.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应予消灭——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J].法学论坛, 2008 (1) .
[3]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费孝通.社会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5]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前科消灭 篇2
[摘 要]前科消灭制度作为一项刑罚消灭制度,得到了国内外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但目前我国刑法尚未建立这一制度,这无疑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不足。在当前我国正进行和谐社会建设,本着尊重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制度考虑,借鉴世界上先进国家刑事立法经验尽快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前科消灭制度;法律后果;条件
一、我国的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现状
前科在英文解释上称为conviction record ,其字面意思为以前的犯罪记录。对于前科在立法中的含义还存在着争议。通说认为前科指曾经被人民法院判处过管制、拘役、有期徒刑以上等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一种犯罪状态。这种犯罪状态记录体现在学生档案等各种档案及司法部门记录中。前科规定在我国的多部部门法中都有所体现,如我国部分民事、行政法律法规,如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公务员法、教师法、公司法、律师法等均不同程度对有前科者从业资格进行限制。在社会不同考试里,将曾经因犯罪受到刑罚处罚作为取消考试资格的一个硬性条件。甚至如果事前取得某项职业资格证书,因为受到刑罚处罚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已经取得职业资格也将丧失。所以无论是法律中还是现实中对前科规定比比皆是。但都未规定前科消灭制度。无疑对有前科者重新顺利回归社会是非常困难。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在未成年犯罪具体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的法院已经在逐渐尝试在未成年犯罪的前科消灭实施具体措施,有前科消灭、前科封存、犯罪记录归零等各种做法。如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已经开始推出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 实施办法、青岛市李沧区“未成年前科封存”、德州市乐陵市的“未成年前科消灭”等法院的做法受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会议中,针对2009年-2013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中提出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要明确未成年轻罪犯罪记录制度消灭的条件、程序、期限和法律后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明确的法律法规还尚未出台,这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项空白。
二、各国家的前科消灭制度现状
自1791年《法国刑法典》中首次确立了前科消灭制度的雏形——“恢复原状”制度以来,俄罗斯、意大利、瑞典、韩国、日本、越南、朝鲜等国法律均在立法上明定了前科消灭制度。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确定了一整套“前科消灭”制度:《罪犯自新条例》这种“有限披露”前科制度,允许罪犯除非在“特定”社会公益面前,否则不需披露相关犯罪信息。它的适用对象限定为初犯及轻刑犯。这些人只要在3年内不再犯罪,该罪犯可被视为未曾被定罪。实践表明,随着自由、平等、人权保障理念的弘扬,以及国际上因应犯罪的刑事政策的更为合理性和科学性,前科消灭制度已经成为各国普遍重视的罪刑效果事后消灭制度,其立法的国际化趋势已是势不可挡,从而明确昭示了该制度在刑罚制度体系中有着不言而喻的显赫价值和意义。
三、前科消灭制度的条件
通过基层法院实践的调查研究,参考现代刑法及现代刑法理论分析,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对前科消灭的设想,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前科消灭制度的条件
前科消灭制度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议从实质条件和形式要件两方面规定。从实质条件上说,主要是指行为人被法院判定的具体犯罪及执行犯罪完毕后的状态。具体指行为人在被法院判决认定为有罪后,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者被赦免后,在法定期间内是否实施新的犯罪。不仅要求前科者不能再有任何形式的犯罪,而且还要求不能有其他相对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这一要求既不过严也不过宽,可以使前科适用范围保留在相对人性化的范围,可以发挥前科消灭制度的效用。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对于前科消灭只限于犯罪较轻或者是轻罪的未成年人。从形式要件上指前科犯罪记录消灭所要经过的期间。确定前科消灭所要经过的期间重点从两个因素考量,一是犯罪者执行完毕刑罚后的的人身危险性,二是进入社会后的再社会化可能性。同时考虑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服法、悔改变现及其他突出表现笔者认为可以在参照漏罪的追溯时效基础上,根据犯罪者所受到具体刑罚来确定来进行划分。该制度适用应界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适用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设立的期间可以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者赦免后一年到五年间前科记录封存和消灭。
(二)前科消灭对象的适用限制
笔者认为前科消灭制度适用范围不宜过大,认为累犯者、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重大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毒品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及刑罚规定的某些再次犯罪予以从重处罚不能适用前科消灭制度。
(三)前科消灭的适用程序
由于前科消灭是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之后的一种制度,建议在终审的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机构来进行前科消灭的裁定,前科消灭可以由行为人、其近亲属或者其所在的单位或者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申请提出,专门机构接到撤销前科的申请后,根据行为人在法定期间的具体表现作出裁定,行为人不服裁定可以提出复议。
(四)前科消灭后的法律后果
前科消灭的法律后果是消除因为前科犯罪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前科消灭制度消灭是犯罪记录,而不是犯罪事实,改变的是法律上的规范性评价,而非客观事实。对于犯罪记录应该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消灭,而非彻底的、决定的消灭。比如刑法第一百条属于具体规定,若有冲突可以适当的探索、适当的突破。这条仅是如实报告义务,并没有说有犯罪前科的就不能就业、升学,不能视为歧视有犯罪记录的前科的依据。立法上明确规定前科消灭即是罪、刑记录一并注销。在民事和行政方面,前科消灭之后,行为人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这样也能保护行为人的名誉。宪法方面,前科消灭之后,享受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社会效果上,前科消灭后,犯罪事实不得在对社会公开的户籍、人事等各种档案中载明,不得在法律规定以外的场合公开披露;在复学、就业、升学及从事法律没有明确限定的职业时,与其他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四、前科消灭制度的意义
(一)前科消灭制度充分体现法的正义价值
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对正义的论述那样,正义强调的是社会生活中主体的平等和公正,是法的基本标准及法的评价体系,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换言之,法的正义价值较之于法的其他价值具有优先性。法律只有合乎正义准则时,才是真正的法律。如果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前科消灭制度,体现了法的正义价值。
(二)前科消灭制度充分体现尊重人的尊严,保护人权,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坚持以人为本,就应当尊重人的人性、人格。前科人员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不能因为曾经的不光彩过去,而对前科者人性和人格的否定。保留前科意味着一个人因为曾经的失足而受到实际的惩罚和精神上的煎熬,这对于有前科的人来说是不人道。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完全可以告别过去,彻底新生。所以前科消灭制度可以使前科者保留前科者本性,使其与他人、集体乃至整个社会和谐相处。
(三)前科消灭制度有利于预防有前科的人重新犯罪,洗心革面,重新生活,使其真正地回归社会
现代刑法和刑法理论认为,保留犯罪记录必然导致曾经犯罪的人某些权益丧失、资格限制和名誉损害,从而在升学、就业、生活上带来许多困难,影响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延缓他们复归社会的进程。这种影响对于因一时过错而犯罪的未成年人尤为强烈。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专门规定了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样有预防前科者重新犯罪,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顺利复回社会。
(四)构建中国特色前科消灭制度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前科的永久存续在无形中形成了对前科者参与正常市场活动的制度阻隔,一系列资格与权利的限制或剥夺以及社会的歧视、不信用使得前科人员成了社会的“局外人”,无法成为市场活动的真正主体。如社会对前科人员就业的歧视、排斥,许多行业与职业成了前科人员永远无法进入的领域,对于这些行业和职业,法律甚至明令禁止前科人员得到这样的就业机会,这显然与市场规律以及市场经济的客观内在需求是不相一致的。市场经济本质在于公正、平等、自由競争,与之相适应,刑事法律也应着力体现与反映这样的内涵,而前科消灭制度无疑正是这合理内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前科消灭制度顺应当今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有利于我国刑法走向世界,符合发的目的价值的时代性
(六)前科消灭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核心则是“区别对待”、“惩办少数,改造多数”。具体言之,行为人因犯罪而受到国家有罪宣告,承担刑责,并且在一定期限内让其承受前科的不利后遗效果(如累犯制度),这本身就是“惩办”,但如果行为人事后能够洁身自好、改恶从善、悔过自新,那么在其刑释一定期限后,自应当消灭其前科,尽早卸掉他们的精神包袱,以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宽的一面。
五、结语
201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明文规定免除了未成年犯的前科报告义务。这说明国家用明文法律来实现前科消灭,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但是前科消灭不应只是未成年人的特权,对于成年前科者,符合一定条件时,也应消灭其前科,这样对于有前科的人员的保护将会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李艳东.论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的建构[J].沧桑,2011,(2).
[2]王利芬.国际法学视角中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辨析[J].前沿,2010,(18).
[3]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一).
[4]刘传稿.前科消灭制度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前科消灭 篇3
在犯罪学领域, 有一种学界公认的理论称之为“犯罪标签理论”, 该理论的观点是行为人被标签化之后会有两种趋向:第一是人们在心里会形成一种标签意识, 并会按照行为人的前科对其进行定位;第二是被标签化的行为人对自己重新定位时, 会受到此种标签强化程度的影响, 尤其当该种标签被强化时, 其会按照别人的评价来定位自我形象。如果未成年人被贴上此类“犯罪标签”, 其回归社会以及健康人格的重塑都会受到阻碍, 从而影响其人生轨迹。因此,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已成为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改造的有效措施, 研究其具有重要价值。
二、基本概念
(一) 前科的概念
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对该制度进行正面认可, 而理论界对于该制度之基本概念亦存在分歧, 不过大致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 犯罪前科是一种受过处分的法律事实, 该事实是由于行为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而作出。其二认为, 犯罪前科是一种受过刑事处罚或有罪宣告的犯罪事实, 该事实是基于行为人存在犯罪。其三认为, 犯罪前科是一种被判处刑罚但未必实际执行的法律事实, 该事实也是由于行为人存在违法犯罪。
综上所述, “犯罪前科”应该属于我国刑法学界所认为的实体法范畴, 也即由于违反刑事法律被处以刑罚或宣告有罪的事实, 而不包括该范畴之外的刑罚是否实际执行的处罚事实。
(二) 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
所谓前科消灭制度, 是指曾经被宣告有罪或判处刑罚的行为人, 在符合特定条件时, 消灭其犯罪记录的一种制度。换言之, 犯罪前科消灭后, 行为人曾经实施的犯罪事实被视为不存在。由于犯罪前科往往使得行为人在接受教育改造之后回归社会时遭遇各种不平等待遇, 给其重塑人格与尊严造成较大障碍。因此, 有条件的消灭前科制度, 有助于行为人重新融入社会, 从而真正达到刑罚应有的功能和意义。
三、我国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
(一) 是体现未成年人保护原则的必然要求
研究表明, 在未成年人成长发育阶段, 其可塑性很强, 但其也极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在此期间, 家庭与社会教育也对其成长起到重要作用。因此, 需要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特征有充分研究与认识, 并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指导和教育, 以免其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偏离正轨走上犯罪道路。
基于此, 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 社会不应使用消极的态度去惩罚, 而应对其进行特殊保护, 采取“轻刑重教”措施对其进行教育改造, 用教育的方法对其实施矫治, 从而达到平衡社会利益和未成年人保护的双重效果。
此外, 在我国构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是贯彻未成年人保护精神的必然要求。因此, 一方面要综合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 根据刑事法律的规定对其进行依法宣判的同时, 为了实现刑罚目的, 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之前科记录实施前科消灭制度, 在其回归社会进行学习、就业等过程中一视同仁, 不记入档案。
(二) 是贯彻刑罚功能的积极体现
在我国理论界, 对于刑罚的两大功能基本能有一致共识, 也即教育改造和惩罚。刑罚的功能通常是以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来实现的, 从而达到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教育与改造目的, 对被害人的安抚作用以及对全社会实现震慑和预防犯罪作用。
如果犯罪分子在执行完刑罚之后, 能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与缺点并真心悔过, 此时其自身危害性以及再犯罪的可能性也极大地降低, 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这已达到刑罚的最基本目的, 也即教育改造的目的。若刑罚功能得以实现后, 继续对犯罪人加以刑罚 (也即“前科报告制度”) , 只会加深其“犯罪标签”的烙印并使其怀疑教育改造的效果, 当这种烙印愈发加深到一定程度, 反过来使得犯罪分子尤其是身心发展并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 从而违背刑罚的根本目的。
因此, 鉴于处于成长阶段的未成年人其自身身心发展的特殊性,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刑罚应该侧重其教育改造功能而非惩罚功能, 努力使得未成年人在教育改造完成之后能顺利回归社会, 重塑健康人格。
(三) 是实现宽严相济政策的必然选择
众所周知,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我国司法实践表明,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 刑罚的功能与作用随之递减, 因此, 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时, 需要将“宽”放在重要位置。而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是深入贯彻该基本刑事政策必然选择, 有助于恢复行为人的人格尊严和实现刑罚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四) 是符合宪法平等权要求的立法体现
我国宪法在立法层面上规定了公民在接受教育与就业时的平等权利。该平等权利也即公民在享受权利时应该一视同仁, 不应该有任何差别对待, 同时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保护其权利不受侵害。
如果对行为人实施“前科报告制度”, 意味着在其就业和接受教育时必须告知对方其曾经实施过犯罪行为, 这极易导致其在此过程中受到差别对待和不平等待遇, 也即剥夺了行为人的平等权, 阻碍其回归社会, 使其很可能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得到保障。这样的后果往往是使得行为人开始仇视社会, 产生报复心理, 在这种歧视达到一定程度时, 行为人很可能会实施更严重的犯罪, 最终违背了刑罚的根本目的, 也使得宪法平等权的基本要求成为一纸空文。
因此, 在贯彻刑罚功能的过程中, 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 在其认真改造且悔过自新的前提下, 有条件地消灭其犯罪前科记录, 符合宪法平等权的基本要求。
(五) 是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有利因素
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 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各方面社会影响, 尤其是就业市场竞争激烈, 就业压力也不断增大。对于有过犯罪前科的行为人尤其是未成年人而言, 激烈的社会竞争使得其难已觅得立足之地, 同时在入学和就业过程中很可能会受到各种不平等对待, 当社会上各种机会都向其收紧时, 其往往会自暴自弃, 重新走上犯罪旧路。
但若在未成年人接受改造后, 对其实施有条件的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有助于缓解该潜在的社会隐患, 使其有机会平等参与竞争, 重塑健康人格。因此构建我国特色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利好因素。
四、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通过上文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不能对其处以和成年犯罪分子同样严厉的刑罚, 也不能在其身上永久贴上“犯罪标签”, 这样会对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甚至于整个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 因此建立有效的前科消灭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科学的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会成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 鼓励未成年人接受教育改造和进行认真悔改, 避免因一时错误而无限期贴上“犯罪标签”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现象在未成年人身上发生。因此, 基于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以及国外已有的司法实践经验, 本文拟提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设想。
(一)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的适用原则
鉴于犯罪前科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 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对其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我国以及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与经验, 笔者认为构建该制度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也即依法原则、普遍适用和监督原则。
1. 依法原则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审判, 任何人都不得被认定为有罪。根据该规定, 对于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以外的案件, 若要消灭未成年人犯罪前科记录的, 应当由人民法院通过裁定予以消灭, 任何其他机关、单位和个人均无权作出犯罪前科消灭的决定。
2. 普遍适用原则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若未成年人认真接受教育改造、悔过自新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无论其身处何方, 应当在全国范围内以适用前科消灭制度为原则, 不适用为例外, 从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人格的重塑。
3. 监督原则
由于检察机关在我国担任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能, 因此将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纳入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 有助于其对前科消灭制度的申请、考察、审核和决定等环节进行全面监督。
(二)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的实体条件
1. 主体条件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要求是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2. 罪质条件
鉴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当下仍比较严重的现实, 可以考虑对犯轻型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予前科消灭的特殊保护。此处所述的轻型犯罪案件主要包括被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免予刑事处罚和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和拘役的案件, 但不应该包括刑法第17条第2款中所列出的八类犯罪行为。另外,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 也不该列入轻型犯罪的范畴。
3. 时间条件
为了平衡教育改造未成年人与社会公众知情权等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 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实施必须是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作出有罪宣告、服刑完毕或者赦免之后经过特定时间, 可以将这段时期称为考察期。具体而言, 对于前述轻型犯罪的, 考察期限可以暂定为六个月, 而对于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考察期可以考虑定为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对于特殊情况需要缩短或消灭考察期限的, 需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4. 悔改条件
犯罪前科的消灭需要具备一定的悔改要件。具体而言:首先, 在考察期限内, 行为人积极配合考察机关的考察工作且未发生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其次, 行为人对于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积极予以赔偿;最后, 行为人确实有认真悔改, 接受教育改造并且积极参与有关学习和工作活动。
(三)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的程序条件
1. 提出申请
在考察期限届满之日起, 本人或者未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提出书面申请, 在特殊情况下, 相关公权主体也可以提出消灭犯罪前科的书面请求。由此可见, 申请消灭犯罪前科的主体既包括“私权主体”, 同时也包括“公权主体”。
2. 予以受理
关于受理消灭犯罪前科请求的机关, 根据未成年人所犯罪行和所受处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 由作出该决定的原检察机关予以受理。而对于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案件, 由作出该判决的原人民法院予以受理。
3. 考察机关
对于未成年人在考察期限内的考察与督促工作, 根据未成年人所犯罪行和所受处罚的不同, 由不同机关进行考察。对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 由原检察机关进行考察。而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由原人民法院进行考察。始终贯彻“谁受理、谁考察、谁审核、谁决定”的程序要求。
4. 进行审核
对于提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申请的审核方式, 可以考虑采取听证会的方式。受理机关通过听取本人、监护人以及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和社区的意见, 结合书面审查和有关考察期间内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和审核。
5. 作出决定
根据不同类型的案件, 由不同的机关分别作出决定。具体而言:对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由原检察机关作出决定, 决定是否消灭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记录。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 决定是否消灭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记录。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 应当将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予以消灭, 并对其历史档案予以保密, 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得查看。
(四)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法律后果
有关前科消灭的裁定书一经送达, 犯罪前科予以消灭, 在法律层面上对该未成年人视为未曾犯罪。犯罪前科消灭之后, 因犯罪而引发的或者可能引发的不利影响也随之消灭, 未成年人从此可以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法律权利, 并且享有不受差别对待和社会歧视的法律评价, 可以获得平等的社会保障。具体而言:
1. 消灭其犯罪记录
在前科消灭之后, 曾受过有罪宣告或者被判处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在法律上不再被认为曾经犯过罪, 其档案中也不再保留有关记录。
2. 免除前科报告义务
在前科消灭之后, 曾有前科的未成年人在随后参与社会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等活动中不需要向任何组织、单位或者个人报告其犯罪前科。
3. 排除累犯的适用
在前科消灭之后, 曾有前科的行为人再次犯罪的, 不论其罪行轻重, 也不论其在实施犯罪时是主观故意还是主观过失, 均不构成累犯。
4. 恢复其法律人格
在前科消灭之后, 曾有前科的行为人在随后参与社会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等活动中应该受到平等对待, 不得歧视。
5. 恢复其法律权利
在前科消灭之后, 因犯罪前科而被剥夺的权利予以恢复, 同时由于犯罪前科而带来的其他不利后果也随之消灭, 如民事或者行政方面的不利后果。
(五)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补充措施
1. 建立犯罪档案库
为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档案的统一管理, 可以考虑在相关部门之间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综合管理系统”, 由专人对案卷和档案进行管理, 严格实行未成年人前科记录的保密制度, 除司法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调档外, 不得向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泄漏档案内容。
2. 废除户籍前科记载
在犯罪前科消灭之后, 在未成年人的户籍中不再记载犯罪前科事实, 未成年人在填写户口簿时, 无需说明“曾受过刑事处罚”等内容。设立该补充措施是基于目前我国户籍制度中仍存在一些不太合理规定, 如记载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等。笔者认为, 人为在户籍中记载此类事项不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 同时也会弱化户籍制度原本的作用。
3. 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专门机关, 其对法律的监督应该始终贯穿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22条也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其认为法院作出的决定不当的, 可以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这也间接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的监督权利。
4. 考察期内限制公开
考察期限内限制公开, 也即在考察期限内, 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记录不记入其个人档案, 在此期间只纳入司法机关的档案中, 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精神, 同时也有利于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5. 制度适用之例外
对于某些特殊职业, 如参军入伍或者公务员录取时, 应当有限度地允许有关机关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查阅行为人在司法机关留存的档案。
总之, 要在我国建立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不仅需要在制度上加以规定, 更需要配套措施的完善和司法实践的切实执行以及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与配合, 才能共同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 从而避免因受不良因素影响使得未成年人滑向犯罪的深渊。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刑法修正案 (八) 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2]赵秉志.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 (上卷)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3]于志刚.刑法消灭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4]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5]汪海燕.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司法理念与三大诉讼法修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6]徐建.青少年法学新视野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前科消灭 篇4
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 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 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这被称为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纪录封存制度的构建以实现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为基本原则, 免除可能对未成年人及家庭乃至社会带来的不利后果, 消除歧视, 为未成年人将来回归社会扫除障碍。确立这一制度, 有助于未成年人复学并享有与普通人平等的就业机会。但该制度存在三个问题:
1、只适用于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
2、对于未成你人的犯罪记录只是封存保密, 而不是彻底销毁。随时还有被公开以及被他人了解到的危险。
3、该制度与大量民事、行政法律相冲突。例如, 《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分别规定,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法官、不得担任检察官、不得担任人民警察;《商业银行法》、《公司法》、《医师法》、《证券法》中也有因犯相关罪被判处刑罚, 执行期满后一定期间内不得担任商业银行高级主管、公司董事、监事、经理, 不予注册医师、不得担任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的规定。而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在成年后若想取得以上相关资质、从事相关职业必然会被相关单位审查犯罪记录。此时此制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初衷将得不到实现。所以, 该制度的保护是不彻底的。笔者建议实行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以真正保障未成年人融入社会的权益。
二、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基本特征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指未成年人被判处有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或被判处有罪待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法定时间, 若符合法定条件, 对其先前的犯罪记录予以销毁的制度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具有以下三点基本特征:
一是须有“前科”的客观存在。如前所述, 只要未成年人被做出有罪宣告即构成前科, 是否被判处刑罚, 对前科的成立并无影响。
二是需要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 包括考验期的设置、未成年人的表现情况。
三是前科消灭会产生相应的法律、社会后果。前科消灭使曾受过有罪宣告或被判处一定刑罚的未成年人, 不再被认为曾经犯过罪和受过刑罚处罚, 其在司法机关的犯罪档案会被销毁, 其他机关关于该未成年人的犯罪记载也会被注销。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当事人曾经犯罪为由, 对其在一般的就业、就学、经营和担任普通公职等方面进行歧视。
三、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域外考察
德国《少年法院法》中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确信, 被判刑少年行为无可挑剔, 证实已具备正派品行时, 少年法可依其职权, 或经被判刑少年、其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的申请, 宣布消除前科记录。消除前科记录的命令只能在执行刑罚2年以后或刑罚被免除后做出, 前科记录对被判刑少年显得特别重要的, 则不受上述期间的限制。”日本的少年法律体系非常成熟、完备, 其《少年法》被称为“爱的法律”, 该法的目的是“期待少年的健康成长, 为了矫正少年的性格和净化环境而对非行少年进行保护处分”。
英国颁布了专门的《前科消灭法》, 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记录之注销”的制度。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起诉法》规定, 警方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不能保留到其成年之后, 18岁后必须销毁, 以便使其以无罪记录的身份进入社会, 过正常人的生活。
四、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
未成年人犯罪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一起被称之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 成为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近年来,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无论从案件数量还是人数上看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2000年到2004年,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4.18%, 而2005年又比2004年上升了23.96%。统计数据显示, 未成年人再犯罪率升高, 暴力犯罪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犯罪年龄也逐渐趋向低龄化。
对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也是我国少年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它是指国家在对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所进行的司法活动中, 既要注重保护社会秩序,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依法惩处, 又要注重保护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 从而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因此, 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五、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基础
(一) 法理基础
1、前科消灭体现公正性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 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应该说, 前科消灭的社会公正性, 实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 国家与前科人员是这一特殊关系中的对立主体, 因前科消灭公正性的存在而使得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 两者之间深沉的张力得以消解, 因而有利于增强刑法对受刑人的诱导力和亲和力。
此外, 前科消灭的公正性, 还意味着前科消灭制度涵摄着平等性的价值意蕴。所谓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多形概念, 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 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有犯罪前科的人在一定期限内受到相应资格与权利的限制或剥夺, 这是合理的, 也是必要的。
2、前科消灭符合功利性
所谓功利, 按照英国法学家边沁的说法, 当一项行动, 或特别是一项政府措施, 被一个人设想为符合功利原理, 那么为论述方便起见, 可以想象有一类法规或命令, 被称为功利的法规或命令, 并且如此谈论有关行动, 把它当作符合这样的法规或命令。
在我看来, 前科消灭制度就是这样一项符合功利 (尤其是国家功利性) 的规范性安排。具体而言,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前科消灭有利于彰显国家恩德, 增强公民对法律的忠诚感和信赖感。在刑事立法中设置前科消灭制度, 不仅可以让一般公民 (特别是有前科者) 感受到严法蕴涵的良善, 而且能够让其切实体悟到法律是代表和保护其利益的。这无疑在潜移默化中有利于增强国家法律对这些特殊群体的亲和力, 使其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改过自新, 争取早日消灭前科。
(二) 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现实基础
1、法律基础。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 少年的记录应封存, 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我国签署并加人该条约。
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19条的规定,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 在入伍、就业的时候, 免除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义务。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 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规定:“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9-2013) 》, 均明确提出要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作为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
2、我国现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006年党中央在总结长期以来预防犯罪、控制犯罪实践基础上, 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这一政策的提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引下, 我们应当通过合理制度的构建, 给罪错未成年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
六、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想
(一)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对象
对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而言, “前科”概念是制度构建的关键。本文主张将“前科”界定为, 未成年人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 被依法认定, 无论是否处罚、何种处罚、处罚是否执行, 其中处罚包括治安处罚、劳动教养、刑罚等。
就新刑诉法规定的记录封存制度而言, 新刑诉将主体资格限定在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被告人, 笔者认为这种设计不可取, 范围过于狭窄。未成年人的利益始终是价值衡量中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 这也是国际公约关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与此相比, 未成年人已然犯罪的危害程度或其人身危险性并不是这一制度的主要考虑因素, 不可认为未成年人被判更重的刑罚, 其犯罪记录就更有被公开的理由。
(二) 前科消灭的时间条件
笔者认为可以参考缓刑考验期的规定, 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考察期限做出宽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考察期间, 可以考虑做出如下规定:“被判处单处附加刑、管制、拘役, 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6个月;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2年;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5年。”
(三)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悔改条件
我国台湾地区在相关法律中确立了少年犯罪前科记录自然消灭的原则, 即未成年人前科消灭不需要相应的悔改表现, 只要经过一定期间, 则原有之犯罪记录自然消灭。德国《少年法院法》则规定只有当“被判刑少年的行为无可挑剔, 证实已具备正派品行”时, 少年法官才可依少年之申请消除其前科犯罪记录。
笔者认为,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看, 采用后一种立法方式较为妥当。因为前科消灭的制度功能在于消除犯罪未成年人的犯罪烙印, 使其能够顺利复归社会。但是, 这种复归不应当是无条件的。只有合格公民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复归社会。而且, 只有强调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悔改条件, 才能既督促相关司法机关在考察过程中重视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
(四)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程序
本文认为, 我国目前状况而言应采取申请消除模式。具体来说包括申请、审查、确认三个方面:
1、申请程序。
符合上述主体条件、刑罚条件的未成年犯罪人, 在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后30天内, 向评审委员会提交“前科消灭”申请书。评审委员会选出三人以上单数组成考察组, 负责对申请人的考察和鉴定。
2、审查程序。
考察组根据案情, 确定考察期。在考察期内由考察组对申请人进行跟踪、调查、记录, 并进行必要的劝导和教育。考察期满后, 由考察组制作“前科考察鉴定书”, 并提交评审委员会。
3、确认程序。
评审委员会对考察组提交的鉴定书进行集体审议之后, 由评审委员会对申请人直接质询。经过审议、质询后, 评审委员会作出是否消灭前科的结论。最后, 人民法院应当在充分听取社会调查机关、未成年人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相关社会组织、基层派出所等组织的意见的基础上, 进行全面衡量作出裁决。
(五)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