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胎蛋白（精选11篇）
甲胎蛋白 篇1
原发性肝癌属于人体消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其中有95%属于肝细胞癌,病死率仅次于胃癌和食道癌,全世界每年有近70 万人死于原发性肝癌,其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迅速,临床治疗难度大,疗效不理想,病死率高,临床上的原发性肝癌,一旦发现大部分属于中晚期[1,2]。 因原发性肝癌发生、发展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并且很容易发生转移、浸润,临床上对于原发性肝癌预警显得尤为重要[3,4]。 本研究通过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拟探讨甲胎蛋白对原发性肝癌的诊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浙江省德清县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2011 年1 月~2015 年6 月收治的100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诊断参照2001 年《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诊断与分期标准》[5]进行确诊,其中男72 例,女28 例,年龄42~77岁,平均(52.4±12.3)岁,选取我院同期收治的100 例良性肝脏疾病患者作为内部对照组,男70 例,女30 例,年龄43~76 岁,平均(53.0±13.6)岁,乙型肝炎肝衰竭80 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20 例,均参照 《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6]中的诊断标准进行确诊。同时选取我院同期健康体检者100 名作为外部对照组, 男73 名,女27 名,年龄41~77 岁,平均(54.2±12.9)岁。 三组研究对象的性别构成比、年龄分布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三组研究对象均抽取空腹静脉血5 m L, 室温静置30 min,离心机3000 r/min离心5 min,将血清分离出来。 甲胎蛋白采用放射免疫法,具体操作方法均参照试剂盒进行严格操作,试剂盒和质控品均购自于北京九强朗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甲胎蛋白参考范围是0~200 μg/L,当甲胎蛋白≥200 μg/L时确定为原发性肝癌临界值。 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异质体3%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测,操作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试剂盒和质控品均购自于北京九强朗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高尔基体蛋白73 参考范围是0~85.5 μg/L, 当高尔基体蛋白73≥85.5 μg/L时确定为阳性,甲胎蛋白异质体3%>10%判定为阳性[7,8]。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三组研究对象高尔基体蛋白73、 甲胎蛋白水平、甲胎蛋白异质体3%情况。
1.3.2 观察三组研究对象甲胎蛋白不同水平者高尔基体蛋白73 阳性率情况:甲胎蛋白不同水平分组:甲胎蛋白≤200 μg/L、300 μg/L≥甲胎蛋白>200 μg/L、400 μg/L≥甲胎蛋白>300 μg/L、甲胎蛋白>400 μg/L。
1.3.3观察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3%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情况[9,10]:敏感性=真阳性/(真阳性+假阴性),其实际是按照该筛查实验标准被正确诊断的百分率情况,特异性=真阴性/(真阴性+假阳性),其实际是按照该诊断标准被正确地判断为无病的百分率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9.0 建立数据库,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多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 χ2检验,以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研究对象高尔基体蛋白73、 甲胎蛋白水平、甲胎蛋白异质体3%情况比较
原发性肝癌组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水平、甲胎蛋白异质体3%均明显高于内部对照组和外部对照组,内部对照组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水平、甲胎蛋白异质体3%均明显高于外部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1。
2.2 三组研究对象甲胎蛋白不同水平者高尔基体蛋白73 阳性率情况
原发性肝癌组、内部对照组、外部对照组研究对象在甲胎蛋白≤200 μg/L时的高尔基体蛋白73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原发性肝癌组在甲胎蛋白>200~300 μg/L、>300~400 μg/L、>400 μg/L时高尔基体蛋白73 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内部对照组、外部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2。
2.3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3%以及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
三项指标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均高于单一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3%检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注:与外部对照组比较,*P < 0.05;与内部对照组比较,#P < 0.05
注:与原发性肝癌组比较,*P < 0.05
注:与三项指标联合检测比较,*P < 0.05
3 讨论
原发性肝癌主要可以分为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混合型等不同类型。资料显示[11,12],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甲胎蛋白水平、高尔基体蛋白73 和肿瘤大小、数目、TNM分期、合并症、合并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等情况关系密切。 肝细胞在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后很容易诱导甲胎蛋白、高尔基体蛋白73 充分表达,从而激活癌形成信号,因而提示乙型肝炎病毒是诱发肝癌形成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选取我院2011年1月~2015年6月收治的100例患者作为原发性肝癌组,选取100例良性肝脏疾病患者作为内部对照组,选取健康体检者100名作为外部对照组。甲胎蛋白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异质体3%采用ELISA法检测。观察三组研究对象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水平、甲胎蛋白异质体3%;甲胎蛋白不同水平者高尔基体蛋白73阳性率;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3%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情况。其中:①高尔基体蛋白73属于高尔基体的跨膜蛋白,一般整合在高尔基体顺面膜囊上,在血清中通过胆管上皮细胞表达,肝细胞表达较少,甚至不会表达,在肝癌发生时,高尔基体蛋白73可以有利于细胞内体和细胞表面,诱发高表达。有资料显示[13,14],急性、慢性肝病、肝硬化和肝癌中的高尔基体蛋白73呈现高表达,对于肝病诊断具有很高的敏感度,但是特异性可能受到影响。高尔基体蛋白73表达和维持高尔基体结构完整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肝癌细胞在基因组和微环境上的变化,从而适应癌细胞代谢需求。研究资料显示[15,16],肝细胞中高尔基体蛋白表达增量调节是肝癌血清中高尔基体蛋白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②甲胎蛋白是肝细胞合成的高特异性蛋白质,70%~80%的患者在发病期间有甲胎蛋白基因发生高表达[17]。甲胎蛋白属于一种胚原蛋白,或者糖蛋白,含有两条复合糖链,含糖量大约是4%,主要成分是甘露糖、半乳糖、N-乙酰葡萄糖等,其在胎儿发育的过程中开放表达,在幼儿出生2年之后处于关闭状态,在成人肝细胞恶性转化早期,肝细胞内的甲胎蛋白基因会重新被激活,并且出现高表达,临床上常将甲胎蛋白作为肝癌诊断的重要肿瘤标志物和标准。有资料显示[18],甲胎蛋白可以激活刺激肝癌细胞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信号功能,诱导癌基因Ras、Src发生过度表达,从而实现肝癌细胞的过度增殖。甲胎蛋白和肝癌细胞增殖和凋亡有一定的相关性,甲胎蛋白和其受体结合,激活钙离子信号途径,促进癌基因cfos、c-jun、ras等基因表达,从而刺激肝癌细胞生长[19],另外甲胎蛋白还具有促进肝癌细胞抗凋亡的生物学功能。③甲胎蛋白异质体3%是单链糖蛋白的一种,不同组织细胞内合成甲胎蛋白,糖链结构不是十分相同,对于植物凝集素结合能力不是十分相同,这种糖链结构不同的甲胎蛋白被称为甲胎蛋白分子异质体。有资料显示[20,21,22,23],甲胎蛋白异质体3%可以由恶性肝癌细胞生成,属于原发性肝癌特异性较高的血清学指标,可以进行良恶性肝病的预警信号,血清中甲胎蛋白异质体3%水平会随着肝细胞癌生长呈现线性升高,对于肝癌的诊断具有比较高的特异性,并且不会受到甲胎蛋白≥400μg/L的限制。如果患者血清中甲胎蛋白水平只是轻度升高,然而甲胎蛋白异质体3%>10%,提示肝癌的可能性较大[24,25]。
本研究结果显示,原发性肝癌组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 甲胎蛋白异质体3%均明显高于内部对照组、外部对照组,提示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3%在原发性肝癌患者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高表达,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3%均明显高于良性肝脏疾病和健康体检人员,原发性肝癌组、内部对照组、外部对照组研究对象在甲胎蛋白≤200 μg/L时的高尔基体蛋白73 阳性率无明显差异, 原发性肝癌组在甲胎蛋白>200 μg/L时高尔基体蛋白73 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内部对照组、 外部对照组, 说明甲胎蛋白水平为200 μg/L是一个临界点,当甲胎蛋白水平高于200 μg/L时,高尔基体蛋白73 阳性率也会明显增加, 这可能与原发性肝癌不断进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外三项指标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均高于单一高尔基体蛋白73 检测、单一甲胎蛋白检测、单一甲胎蛋白异质体3%检测,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3%联合检测可以提高原发性肝癌诊断符合率,具有很高的敏感性、特异性。
综上所述,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3%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摘要：目的 探讨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3%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浙江省德清县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2011年1月~2015年6月收治的100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作为原发性肝癌组,选取我院同期收治的100例良性肝脏疾病患者作为内部对照组,选取我院同期健康体检者100名作为外部对照组。甲胎蛋白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异质体3%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测。观察三组研究对象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水平、甲胎蛋白异质体3%;甲胎蛋白不同水平者高尔基体蛋白73阳性率;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3%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情况。结果 原发性肝癌组高尔基体蛋白73[(175.8±51.4)μg/L]、甲胎蛋白[(2125.1±566.8)μg/L]、甲胎蛋白异质体3%[(15.5±5.8)%]均明显高于内部对照组[(82.5±32.5)μg/L、(83.8±34.4)μg/L、(8.4±3.2)%]和外部对照组[(16.5±13.4)μg/L、(10.2±4.3)μg/L、(6.2±0.9)%],内部对照组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水平、甲胎蛋白异质体3%均高于外部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原发性肝癌组、内部对照组、外部对照组研究对象在甲胎蛋白≤200μg/L时的高尔基体蛋白73阳性率(2%、4%、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原发性肝癌组在甲胎蛋白>200~300μg/L、>300~400μg/L、>400μg/L时高尔基体蛋白73阳性率(4%、6%、59%)均明显高于内部对照组(0、0、0)和外部对照组(0、0、0),三项指标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性(96%)、特异性(99%)均高于单一高尔基体蛋白73检测的81%和93%、单一甲胎蛋白检测的63%和91%、单一甲胎蛋白异质体3%检测的78%和8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3%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高尔基体蛋白73,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3%,原发性肝癌,诊断价值
甲胎蛋白 篇2
1、肝癌是常见的造成甲胎蛋白偏高的原因之一，一般正常人血清中甲胎蛋白的含量不到20μg/L，但当肝细胞发生癌变时，却又恢复了产生这种蛋白质的功能，据了解发现约有80%的肝癌病人血清中甲胎蛋白会升高。
通常以400μg/L为标准，高于此数值应该考虑肝癌的可能性，一般在肝癌出现症状之前的8个月甲胎蛋白就已经升高，所以肝硬化、慢性肝炎患者、家族中有肝癌病人的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定期的检查。因而，甲胎蛋白对肝癌的肝癌的早期诊断具有一定的意义。
提醒一点的是：不能仅仅靠借甲胎蛋白偏高的指标来诊断或排除一种疾病是不可靠的，因为肝癌的发现未必都需要甲胎蛋白偏高，有一些肝癌可以是甲胎蛋白值正常的，故应同时结合其他血清学检查和B超、CT、PET/CT等影像学检查综合分析，才可增加诊断可靠性。
2、妊娠妇女和新生儿也会出现甲胎蛋白的一时性升高，因为甲胎蛋白是胎儿的正常血浆蛋白成份，是胚胎早期的主要蛋白质，妊娠期妇女甲胎蛋白是会明显升高，一般在妊娠后3个月，甲胎蛋白就明显升高，到7-8月孕妇母血中AFP量达到最高峰并相对稳定，但其仍旧低于400μg/L，约在产后3周后渐渐恢复正常水平。
3、甲胎蛋白偏高可能与非恶性疾病如急、慢性肝炎，重症肝炎恢复期，肝硬化，先天性胆道闭塞，畸形胎儿等甲胎蛋白可出现升高，然而起升高的幅度比较小，且持续的时间比较短。
4、甲胎蛋白偏高可能与生殖细胞肿瘤有关，据资料显示大约50%患有生殖细胞肿瘤的患者其甲胎蛋白(AFP)呈阳性;一些其它胃肠管肿瘤如胰腺癌或肺癌及肝硬化等病人亦可出现不同程度的甲胎蛋白偏高;除此以外，若甲胎蛋白大于25μg/L的男性病人还要考虑睾丸癌的可能。
5、病毒性肝炎。慢性肝炎活动期甲胎蛋白有轻度、中度升高，一般在50~300μg/L，与肝细胞癌不同点为升高幅度低，一般不持续增高，经治疗后降低以至恢复正常。
甲胎蛋白值升高就是得了肝癌吗 篇3
答宋某读者：
AFP（甲胎蛋白）是胎儿发育早期，由肝脏和卵黄囊合成的一种血清糖蛋白，正常成人血清中AFP的含量低于25微克/升或无。当肝细胞再生时可合成AFP，是临床上诊断肝病的重要指标，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原发性肝癌患者的血清AFP含量会明显升高，约有50%的肝癌患者高于400微克/升。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患者的AFP有时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但其水平一般低于300微克/升。
虽然AFP是临床上诊断肝癌的特异性标志物，不过一般说来，只有AFP超过400微克/升，并排除了其他疾病存在之后，才高度怀疑是肝癌。所以，专家认为AFP升高不一定就是得了肝癌，因为某些疾病，例如男性睾丸畸胎瘤、妇女妊娠3个月后，也可见血清AFP升高。另外，即使AFP不升高也不能完全排除肝癌。据资料统计，有10%～30%的肝癌患者AFP并不升高。
根据你的来信所述，患有肝硬化，但化验检查AFP升高并不明显，考虑可能是病情仍处于肝硬化阶段，但程度发生了变化，受损伤的肝细胞再生且幼稚化，这时便具有重新产生AFP的能力。因此AFP会有短暂轻度升高，以后随着肝细胞的修复，AFP会逐渐降低，直至恢复正常。
你的血清AFP属轻微升高，思想上不要顾虑太多，压力太大。建议你再到条件更好的正规医院多复查几次，定期检测肝功能、AFP及乙肝病毒复制情况，一方面排除可能存在的检验技术上的误差，另一方面进行动态观察，看看AFP是否呈进行性升高。然后结合肝脏B超、CT或核共振（MRI）检测情况，得出诊断结论。
甲胎蛋白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所有病例均为天津市传染病医院2008年10月至2010年11月期间住院或门诊患者,共计170人,并同期选择天津市传染病医院职工身体健康者6人作为健康对照。检测对象中,男性120例,女性56例,年龄在20～80岁之间,平均年龄(48.3±15.5)岁。慢性肝炎、肝硬化及HCC各组均已接受常规及对症治疗。所有检测对象分成4组,其中正常对照组6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以下简称慢性肝炎)组34例;乙型病毒性肝炎后肝硬化(以下简称肝硬化)组65例;HCC组71例。各组间年龄及性别构成比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观察内容
1.2.1 舌下络脉
舌下络脉的主干和分支形态、走行、宽径、长度、色泽及舌腹面细络有无充血、怒张、瘀血斑点、瘀血丝等。
1.2.2 血清标本
检测对象清晨空腹以一次性标准采血管抽取静脉血5 ml,迅速分离(3000转/分;1.5分)血清,-20℃以下速冻贮存(贮存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备测。其中AFP、AFP-L3采用电化学发光法(ECLIA)检测;GP73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检测。
1.3 辨证及舌下络脉评分标准
1.3.1 舌下络脉评分标准
参考《中医基础―肿瘤诊断之中医四诊》中舌脉的评分标准。
1.3.2 血清各指标判定标准
AFP结果判断的参考范围:非肝癌(阴性)<200 ng/ml;肝癌(阳性)≥200 ng/ml。AFP-L3结果判定标准: 阳性为AFP-L3占总甲胎蛋白(AFP)比率≥10%;阴性为AFP-L3占总甲胎蛋白(AFP)比率<10%。GP73结果判断的参考范围:非肝癌(阴性)<150 ng/ml;肝癌(阳性)≥150 ng/ml。
1.4 统计学方法
各检测对象的证型、舌下络脉评分及分级均以统计学软件SPSS 11.5进行统计学分析,多个独立样本比较采用秩和检验;HCC诊断与多因素关系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α=0.05。
2 结果
2.1 舌下络脉研究结果
观察176例检测对象的舌下脉络得出评分后,按评分进行分级(0分为1级,1～5分为2级,6～9分为3级,≥10分为4级),所得结果见表1。分级后进行多个独立样本秩和检验,组内有显著差异(P<0.05),组间两两比较亦有显著差异(P<0.05)。HCC组舌下脉络积分较非HCC组有显著差异(P<0.05)。
注:HC=42.921,P=0.000;HCC组与非HCC组比较,HC=1946.000,P=0.000
2.2 AFP、AFP-L3、GP73对舌下络脉评分的影响
2.2.1 不同AFP、AFP-L3水平舌下络脉评分的差异
当分别以AFP≥200 ng/ml、AFP-L3(%)≥10%作为阳性判断标准时,全体检测对象的舌下络脉评分在AFP阳性者和AFP阴性者间无显著差异(P>0.05);其在AFP-L3阳性者和AFP-L3阴性者间仍无显著差异(P>0.05)。见表2。
2.2.2 GP73检测对舌下络脉评分的影响
全体检测对象的GP73检测结果与舌下络脉评分经秩相关(Spearman’s等级相关)分析,两项指标间无相关性(P>0.05)。见表3。
注:AFP两组间比较,P=0.141;AFP-L3两组间比较,P=0.084
注:aP=0.208
2.3 HCC诊断与AFP、AFP-L3、GP73及舌下络脉关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AFP、AFP-L3、GP73检测结果及舌下络脉评分为自变量a,以是否诊断HCC为结果变量b;以0.05为选入变量的显著性水准,0.10为剔除变量的显著性水准;采用向前逐步引入法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引入回归方程的变量有3个,分别是AFP、GP73和舌下络脉。按其对HCC诊断的影响大小依次为GP73、舌下络脉、AFP,各变量均是HCC诊断的危险因素。
建立的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注:a AFP、GP73、舌下络脉评分均引用检测值,GP73经对数转换后符合正态分布;b 结果变量赋值:诊断赋值为“1”;排除赋值为“0”;c GP73需取自然对数;d GP73需取自然对数。)
AFP、GP73、舌下络脉三因素联合检测诊断HCC的ROC曲线下面积(AUC)最大,为0.845(P=0.000);明显超过其中任意1项单独检测(AFP:0.727;GP73:0.675;舌下络脉:0.730)或其中2项联合检测(AFP+GP73:0.804;AFP+舌下络脉:0.805;GP73+舌下络脉:0.771)的ROC曲线下面积(AUC)。见图1。
3 讨论
HCC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手术切除率低,总体预后差。目前临床上多采用AFP结合影像学技术如超声、CT、MRI等对HCC患者进行早期诊断,结果不尽人意。主要原因是虽然AFP测定在筛选HCC患者时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常用的血清浓度200～300 ng/ml,参考值范围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均较高,使得AFP在区分HCC和良性肝脏疾病时具有局限性。因此,以血清AFP作为HCC的筛查指标已经受到了质疑,寻找新的HCC标记物已经成为HCC研究领域的热点。
近年来,随着基因技术、蛋白质组学、肿瘤免疫学等的飞速发展,一些潜在的新的肿瘤标记物被发现,其中AFP-L3、DCP、TGFβ1、VEGF、GGTⅡ和GP73等在HCC患者血清中的高表达受到了广大医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尽管这些标记物并非HCC所特有,但在用于筛查肝硬化等特定人群、诊断HCC时都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有望与血清AFP检测结果相互补充,作为HCC的复合标记物,提高HCC的诊断水平。这些新的标志物检测方法不同,对标本要求各异,检测成本相差很多,经过大量查阅文献和调查了解,笔者发现GP73、AFP-L3检测分别具有较高的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且检测方法简单,检测成本不高,便于临床推广。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中医学在HCC早期诊断方面的优势。中医学早已有关于癌病的相关记载,如癓瘕、积聚、岩等。清·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提出:“积聚徵瘕疝癖虽不一,但可总称为积,因积是停蓄之总称。”《医林改错》中说:“肚腹结块者,必有形之血所致。”癌病机理的研究中,血瘀学说被诸多学者所认可,但由于标准及量化问题,尚无突破性进展。大量临床及实验研究表明,舌下脉络与血瘀证关系密切,且舌下络脉诊法对慢性严重肝病的病情与预后判断具有价值,可作为辨证、用药和预后判断的辅助指标[6,7,8]。本实验也证实舌下络脉异常情况在HCC组与非HCC组间有显著差异,故选取舌下络脉作为血瘀证的代表性体征,对其进行评分及分级,比较HCC患者与非HCC患者间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HCC患者舌下络脉评分明显升高,与非HCC患者间差异显著,且是一个有别于AFP、AFP-L3、GP73的独立指标。将四个指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AFP、GP73水平及舌下络脉评分被引入方程,再行ROC曲线分析发现AFP、GP73、舌下络脉三者联合对HCC的预警与早期诊断意义大于三者独立和两两联合检测。这提示GP73检测及舌下络脉评分可作为AFP的有力补充,因其检测便捷易行、容易掌握、价格适中,适用于HCC高危人群的预警和HCC的早期筛查。
参考文献
[1]姚光弼.临床肝脏病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621-638.
[2]王宝恩,张定凤.现代肝脏病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851-885.
[3]Kladney RD,Cui X,Bulla GA,et al.Expression of GP73,a resident Golgi memberane protein,in viral and nonviral liver disease[J].Hepatology,2002,35(6):1431-1440.
[4]Block TM,Comunale MA,Lowman M,et al.Use of targeted glyco-proteins to identify glycoproteins that correlated with liver cancer in woodchucks and humans[J].Proc Natl Acad Sci USA,2005,102(3):779-784.
[5]Jorge A,Marrero,Patrick P,et al.Gp73,a resident Glogi glycol protein,is a novel serum marker for heaptocellular carcinoma[J].J Hepatology,2005,43(6):1007-1012.
[6]刘庆,岳小强,侯凤刚,等.血瘀证与肝癌关系浅析———附1010篇(本)相关文献分析[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27(2):92-94.
[7]刘庆,岳小强,邓伟哲,等.应用舌诊综合信息分析系统对原发性肝癌舌质颜色的定量分析[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3,1(3):180-183.
哪些蛋白是优质蛋白 篇5
优不优，看氨基酸
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来源于多种食物，凡是蛋白质氨基酸模式与人体蛋白质氨基酸模式接近的食物，其必需氨基酸在体内的利用率就高，反之则低。例如：动物蛋白质中的蛋、奶、肉、鱼等以及大豆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与人体氨基酸模式比较接近，所含的必需氨基酸在体内的利用率就高，因此被称为优质蛋白质。
一句话，蛋白质优不优，关键在于它的氨基酸模式与人体氨基酸模式是否接近。
高蛋白不等于优质蛋白
有商家宣传的时候常说：某某商品富含蛋白质。富含蛋白质就一定好吗？答案是未必。首先，高蛋白不一定好，蛋白质摄入过高还会引起疾病；其次，高蛋白也不等于是优质蛋白。比如：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并不高，只有3%左右，但是牛奶的蛋白质却是优质蛋白；相反，有的谷类中含蛋白质为10%左右，但是谷类的蛋白质为植物蛋白，其氨基酸模式与人体的氨基酸模式差异较大，因此不是优质蛋白。
利用率不是简单的消化吸收
牛奶、蛋类、大豆蛋白都属于优质蛋白，但部分人吃了牛奶、鸡蛋或者豆类制品就不消化，可这并不能否定它们作为优质蛋白质的身份。能否消化，与个体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疾病、先天因素。
再说肉，过多摄入肉类可能引起心血管疾病，因此需要控制量，但肉类含的蛋白质因为氨基酸模式与人体氨基酸相近，是优质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合理利用，优上加优
蛋类、奶、肉、鱼等动物性食物中的蛋白质以及植物性食物中的大豆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这些食物的蛋白质必需氨基酸含量齐全，比例适当，能够维持人体健康和儿童生长发育。需要注意选择优质蛋白的人群包括：生长发育期的小孩、老年人、疾病恢复期的患者、蛋白质营养不良患者等。
对于张师傅来说，首先要了解哪些食物蛋白质是优质蛋白，然后，要学会利用蛋白质互补作用的原理进行配餐。
所谓蛋白质互补作用，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食物蛋白质混合食用，其中所含有的必需氨基酸取长补短，相互补充，达到较大的比例，从而提高蛋白质利用率。比如：玉米、小米、大豆单独食用时，其生物价分别为60、57、64，如果混合食用则生物价可以提高到73；进一步，如果在植物性食物基础上再添加少量含有优质蛋白的动物性食物，则蛋白质的生物价还会提高，如面粉、小米、大豆、牛肉单独食用时，其蛋白质生物价分别为67、57、64、76，混合食用则蛋白质生物价提高到89。
注：生物价是反映食物蛋白质消化吸收后，被机体利用程度的一项指标。生物价越高，说明蛋白质被机体利用率越高，即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越高，最高值为100。
小知识
蛋白质和氨基酸
所有的蛋白质都是由氨基酸构成。
氨基酸 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
氨基酸模式 是指某种蛋白质中各种必需氨基酸的构成比例。
甲胎蛋白的相关认识 篇6
1 AFP生成的相关认识
AFP是胚胎特异的血清a-球蛋白, 分子量68 kpa, 基因定位于4号染色体的长臂11~12区, 其调控的区域包括有:启动子 (promoter) , 沉寂子 (silencer) 及增强子 (enhancer) [2]。郭兰生等[3]研究认为AFP是内胚层源性细胞幼稚期的产物, 是机体的内胚层源性组织在胚胎形成过程中, 由实体细胞早期发育阶段产生并分泌。也有学者认为AFP可能起源于祖肝细胞和卵圆细胞, 他们研究发现AFP常在干细胞肿瘤和肝母细胞瘤表达, 通常在肝细胞癌和新生儿时期AFP可表达出较高水平[4]。在人出生后3个月开始, 随着干细胞表达的下降, 血清中AFP的水平也逐渐降低, 到出生后的第二年接近于成人水平。正常成人肝细胞失去合成AFP的能力, 故而正常成人血中AFP含量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当肝细胞恶变后, 可能是因为肝癌细胞基因启动肝细胞的原始生长因子, 机体重新获得合成AFP的能力, 在肝癌细胞大量增生的过程中, 同时释放出AFP, 使血清中AFP的含量也不断地升高[5]。因此, 在正常成人血清中如出现AFP水平升高, 则可能是机体生长代谢出现异常的反应。
2 AFP的生理功能
2.1 转运功能
AFP是由591个氨基酸构成的糖蛋白, 属于类白蛋白一族[6]。相似的物质结构决定其有类似于蛋白质的运输功能, 其转运功能表现为可以结合及运送许多有关配体[7]。如在胎儿时期AFP结合及运输配体的功能就表现在其能与雌性激素结合, 抑制母体对胎儿的免疫排斥反应, 从而保障胎儿顺利生长[8]。在有关环境污染对人体危害的研究中, 关于对人类健康影响的植物源性生化类黄酮 (BFV) 的实验中发现BFV分子结构中B环上存在的4-羟基群使其能与AFP相结合, 从分子结构上也说明AFP可以结合类黄酮和雌激素[9]。AFP还可以结合并转输胆红素、类固醇、金属离子及各种药物等物质。AFP的结合转输功能可以影响机体的环境。如:AFP通过转输胆红素, 促进肝细胞对胆红素的代谢, 有利于肝功能的恢复, 有利于改善肝病患者的预后。另些方面, AFP与二噁英结合后, 可以使二噁英的溶解度增加, 同时使之毒性提高超过200倍, 增强二噁英的胚胎毒性及致畸效应[10]。
2.2 细胞生长的双重调节作用
AFP对细胞生长有着既可以增强又能够抑制的双重调节作用。AFP充当增强生长的作用, 涉及的机制包括转运功能, 可能通过转输雌激素、脂肪酸和胆红素, 改善了细胞生长环境, 进一步促进了细胞的生长。Li等[11]发现一定量的AFP能诱导血清钙离子内流, 引起胞浆内钙离子升高, 同时细胞内c AMP浓度升高, 蛋白酶A活性上升, 促进细胞DNA等物质的合成。这也可能是AFP促进细胞生长的另一种机制。在抑制生长方面, AFP的作用是通过调节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免疫反应及诱导凋亡, 达到抑制生长的效果。另外, 在许多关于细胞类型和某些肿瘤类型的研究中表明AFP调节生长、增殖的能力与其血清中含量水平有一定的依赖性[12]。低浓度的甲胎蛋白对肿瘤细胞的生长有明显促进作用, 还通过抑制P53/Bax/cytochrome c/caspase-3凋亡信号通路发挥着抗细胞凋亡的作用。在AFP高生理浓度的研究中发现:在培养不同肿瘤细胞过程中, 高浓度的AFP诱导了肿瘤细胞的凋亡[13]。AFP调节生长的方式可能表现在胞质内信号转导的级联反应过程中, 通过蛋白质和蛋白质间的相互作用调节生长, 通过“激动剂脱敏”过程中的G-耦合信号调节细胞生长。当发生肝癌或肝脏受损是, 机体为促进肝细胞再生修复, 重新激活AFP基因, 启动DNA链的转录, 表达合成大量的AFP。另一方面, AFP作为一种有效的肿瘤抑制抗原, 刺激淋巴细胞产生特异抗体, 针对能分泌AFP的肿瘤与之结合, 诱导肿瘤细胞凋亡。许多研究报道显示在抑制与增强生长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对于AFP双重调节生长的机制尚不十分清楚, 如能更加明确作用机理, 则能为临床一些肝病的诊疗发挥重要的作用。
2.3免疫作用
AFP复杂的结构决定其在肝癌细胞生长过程中扮演多功能的角色。AFP不仅具有促进肝癌细胞增生的作用, 而且还具有抑制肿瘤患者的免疫应答作用。研究发现AFP是一种免疫性的蛋白质[14], 其具有改变CD4+和CD8+等T淋巴细胞亚群的比例和导致淋巴细胞死亡的作用。AFP能抑制T淋巴细胞免疫功能, 诱导T淋巴细胞凋亡, 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降, 促使肿瘤细胞逃避机体免疫监视的作用[15]。池诏丞等[16]研究认为肝癌细胞发生免疫逃逸可能与AFP抑制DC细胞增殖及下调其表面分子有关, 但AFP抑制DC细胞增殖、下调DC细胞表面分子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正常细胞或肿瘤细胞的凋亡, 主要由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家族及其受体 (TNFR) 介导。研究表明, 用反转录PCR法检测肝癌细胞的TNFR, 发现癌细胞TNFR的表达停止或丢失, 而患者均有AFP表达量升高, 提示AFP可能通过调节TNFR的表达, 导致肝癌逃避机体的免疫监视。李孟森的研究表明AFP能损伤肝癌患者树突状细胞 (DCs) 的功能和诱导DCs凋亡;AFP可能通过调节DCs表型分子的表达, 抑制DCs转变为成熟的抗原提呈细胞 (APC) 以及通过影响淋巴细胞或肝癌细胞的肿瘤坏死因子 (TNF) 家族及其受体的表达, 抑制癌细胞内Caspase活性, 导致肝癌细胞逃避机体免疫监视[17]。最近研究显示AFP特异性细胞毒T细胞由多肽刺激或DNA基础免疫刺激诱导, 可杀死产AFP肝癌细胞系, 表明AFP可能是一种有用的肿瘤特异性抗原, 可作为T细胞基础免疫治疗抗HCC的靶位。AFP的免疫机制在肿瘤的发生及生长方面有一定的联系, 如能进一步研究其与肿瘤细胞生长与凋亡的关系, 对临床治疗某些肿瘤可能有积极的作用。
3 AFP在HCC诊断中的有关认识
AFP诊断肝癌已被临床广泛运用。目前已建立了产AFP的肝癌细胞系用于肿瘤相关AFP来源和肿瘤细胞合成AFP调节机制的研究。Yokoo等研究l9种HCC细胞系和两种胆管癌细胞系与AFP的表达相关性, 发现l1种HCC细胞系表达AFP, 在AFP阳性细胞中发现4种凋亡相关蛋白质表达, 其中两种与HCC相关。已知HCC的恶性进展与凋亡的异常调节有关。用全基因组基因表达研究发现, 产AFP的肝癌细胞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基因表达谱, 包括与凋亡、细胞周期、细胞与细胞间相互作用及原癌基因相关的基因。依据基因表达谱的HCC细胞系分类, 发现与AFP表达水平相关的两个重要亚组基因, 提示AFP升高可能是决定HCC主要亚型分子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18]。但并不是所有的HCC患者血中AFP都会升高, 临床上也常出现一些肝癌患者血清中AFP含量并不升高的现象。有学者研究分析发现AFP分子存在糖链异质性, 通过电泳将AFP异质体分成了3个条带 (AFP-L1由良性肝病细胞产生;AFP-L2来自孕妇;AFP-L3由恶性癌细胞产生) , 通过检测AFP-L3可提高诊断HCC的敏感性[19]。在用于肝癌患者预后评估方面, Tyson等[20]对1480例丙肝相关肝癌作回顾性研究发现:血清AFP浓度与患者的生存率负相关。
随着靶向分子治疗技术的发展, 研究者根据肝癌细胞等恶性细胞表面表达大量的甲胎蛋白受体, 设想通过反义核酸以及自杀基因等与甲胎蛋白连接构建靶向药物, 对肝癌细胞发挥特异性的杀伤作用[21]。有关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4 临床研究中对AFP与慢乙肝预后关系的认识
许多临床研究发现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AFP含量与疾病预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由AFP来源可知, 当肝细胞在受损后出现较强生长时, 血清中AFP可出现相应的升高。李涛等[22]通过将280例肝炎患者按血清AFP的浓度分成3组研究AFP水平与患者预后的关系, 结果显示3组患者血清AFP水平与预后均呈正相关, 并认为AFP可以作为判断重肝的预后指标。张爱民等[23]通过研究认为随着AFP值增加ACLF患者预后较好。而蔡木发等[24]的研究发现, AFP的阳性率与HBV-DNA的含量存在一定的联系, 虽然随乙肝病毒的数量的上升而升高, 不能证明AFP的含量与疾病的预后存在相关性。AFP对许多细胞类型有调节作用, 在慢性重型肝炎中AFP升高反映了炎症、坏死、肝细胞再生现象, 其原理是AFP能显著地引起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升高, 通过和细胞膜上的受体结合, 激发细胞对钙离子通透性的改变, 引起c AMP浓度的升高, 进而导致细胞内各种蛋白质的磷酸化或去磷酸化, 促进变异型蛋白的表达和肝细胞再生。重型肝炎患者由于机体免疫应答增强, 造成肝细胞大量坏死, 因而AFP与肝细胞能否及时再生, 再生能力的强弱, 与重型肝炎的预后密切相关。测定AFP含量可增加临床判断预后的可靠性。
血清甲胎蛋白的临床应用 篇7
1 AFP的病理生理
AFP是一种单链糖蛋白，是一种胚胎性相关蛋白，分子量约70 000，半衰期约为5d，含糖40g/L，由96%蛋白质和4%的碳水化合物组成。在胚胎期AFP由卵黄囊和肝脏实质细胞产生，妊娠12周左右卵黄囊退化，胎儿肝脏成为合成AFP的主要场所，妊娠6个月左右AFP浓度可达500μg/L，胎儿出生后18个月左右白蛋白合成逐渐增加，AFP浓度随之下降，健康人血清中一般低于10μg/L。在肝细胞癌变或某些病理条件下，AFP基因的甲基化负性调控其表达，即由于低甲基化作用使AFP基因重新开放表达AFP。
2 AFP的异质体
AFP是一种单链糖蛋白，它的糖链结构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而所谓的异质性主要是因为AFP所含的碳水化合物不同所致。通常将氨基酸序列相同，糖链结构或蛋白质等电点不同的AFP称为AFP异质体。异质性可以通过AFP与不同凝集素和p H环境的反应展现出来，不同疾病的AFP糖链结构不同，与植物凝集素的亲和力也不同，最常用于AFP研究的凝集素是刀豆蛋白A (Con-A) 和小扁豆凝集素 (LCA) ，依据AFP和LCA亲和的强弱程度分为3种异质体:L1、L2、L3。AFP-L1是LCA非结合型，存在于慢性肝炎和肝硬化中，构成非恶性肝病中总AFP的主要部分;AFP-L2与LCA有中度亲和力，主要来源于卵黄囊肿瘤，在怀孕期间在母体的血清中也可以检测到。AFP-L3为强亲和LCA型，由恶变肝细胞产生，在人毛绒膜促性腺激素 (h CG) 的早期已有癌变肝细胞特异产生，是h CG的高特异指标。通过对AFP-L3在慢性肝炎和肝硬化高危人群中的动态跟踪可进行h CG的早期预警。
3 AFP检测的临床应用
3.1 应用于肝病的诊疗与预后
原发性肝癌 (PHC) 为临床最常见的癌症，AFP对PHC早期诊断、治疗、预后评估、癌前病变筛查及普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敏感性达70%，特异性仅次于病理诊断[1]。PHC和慢性肝病的患者血清AFP水平重叠很常见，因此于PHC来说，AFP-L3是h CG高度特异性的标志物。首先，AFP-L3检测可用于肝癌的早期诊断，AFP-L3阳性患者h CG具有快速生长和早期转移的潜在危险。其次，AFP-L测定有助于良、恶性肝病的鉴别诊断，慢性肝病患者血清AFP-L很低，而PHC很高，目前大多以l5%作为区分良、恶性肝病的阈值[2]，以10%为临界值更能确定肝癌的恶性特征，可取得较好的特异性与敏感性。再次，AFP-L3对AFP低浓度的肝癌或小肝癌的早期诊断意义较大。在小肝癌患者中血清AFP浓度低于大肝癌患者，AFP-L3阳性的肝癌患者有快速生长和早期转移的潜在可能性。通过AFP-L3的检测，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小肝癌，且AFP-L3阳性率与肿瘤大小和AFP浓度无相关性，而AFP浓度与癌肿块大小呈正相关。最后，AFP-L3可用于肝癌的长期预后监测。阳性表明预后不良，患者的平均生存期显著低于阴性者。不管术前AFP异质体如何，术后AFP-L3阳性者提示有残存的癌变，复发转移率高、临床预后差，如果治疗后AFP-L3未降到10%以下或者降到正常值以后再次升高，这是肝癌复发的信号。当肝癌直径<2cm时，AFP-L3升高提示癌细胞是低分化、多发的。
3.2 对其他肝病的诊断价值
20%以上乙型肝炎患者的AFP异常，病程中血清AFP含量可呈低、中度水平升高;急性肝炎患者活动性肝炎肝细胞的再生活跃，其AFP浓度升高幅度较大;慢性肝炎和肝硬化时AFP伴随肝脏的修复和肝细胞的再生会轻度升高，随着病情的好转而下降;当重型肝炎患者肝细胞再生活跃时，AFP可明显升高。
3.3 对孕妇的诊断价值
母体内AFP-L3阳性与唐氏综合征 (DS) 患儿的出现有明显的相关性。国内外已将AFP、h CG、非结合型雌 (甾) 三醇三联指标用于对神经管畸形、DS进行产前筛查，准确性达60%～70%。
3.4 在其他疾病诊疗中的应用
在某些儿童疾病中，如性腺或性腺外卵黄囊瘤等，可发现血清AFP或AFP异质体阳性;AFP-L3的检测在睾丸非精原细胞瘤的诊断、治疗及治疗策略的制定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是监测睾丸肿瘤活动非常有意义的指标;血清AFP对胃癌的诊断有一定价值，胃癌患者血清中AFP水平明显高于良性溃疡及慢性胃炎，AFP愈高肝转移的可能愈大，早期发现对选择手术方式和判断预后有指导意义[3]。
关键词：血清甲胎蛋白,应用
参考文献
[1]中国抗癌协会专家委员会.原发性肝癌的诊断标准[J].中华肝脏病杂志, 2000, 8 (3) :135.
[2]殷正丰.甲胎蛋白异质体作为肝癌标志物的临床应用[J].实用肿瘤杂志, 2004, 19 (1) :4.
甲胎蛋白阴性肝细胞癌的CT特征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2010年9月—2013年9月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为HCC的124例患者,其中男102例,女22例;年龄19~81岁,平均(55.19±11.98)岁。53例AFP阴性HCC作为阴性组,男44例,女9例;年龄19~81岁,平均(57.34±13.30)岁;71例AFP阳性HCC作为阳性组,男58例,女13例;年龄24~80岁,平均(53.58±10.7)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术前均通过AFP、B超、CT等检查,临床诊断均符合原发性HCC诊断标准[3],均行手术切除,并经病理诊断为HCC。
1.2 AFP值界定
AFP正常值为0~20μg/L,界定AFP≤20μg/L为AFP阴性组,AFP>20μg/L为AFP阳性组[2]。
1.3 仪器与方法
使用Siemens Definition AS 64及GE Light Speed 64排螺旋CT扫描机行肝脏平扫和增强扫描。患者检查前禁食6 h以上,扫描前饮水800~1000 ml。CT扫描范围自膈顶至肝下缘。扫描参数:扫描周期0.8 s,管电压120~140 k V,管电流250~300 m A,矩阵512×512,层厚5 mm,螺距为1.0。增强扫描:采用高压注射器经肘正中静脉注射非离子型造影剂欧乃派克(300 mg I/ml),总剂量为1.2 ml/kg,注射速度3 ml/s,扫描延迟与给药同步计时,注射造影剂后30 s、60 s、120 s分别行肝动脉期、门静脉期、延迟期全肝扫描。
1.4 图像后处理
由2名放射科副主任医师对图像进行分析。分别测定平扫、动脉期、门静脉期、延迟期病灶最大层面实性部分的CT值(选取相同层面、相同感兴趣区)。分析两组患者的CT特征,包括肿瘤部位、数量、大小、强化模式、包膜、脉管瘤栓、肝内转移、淋巴结转移、肝硬化、门静脉高压、腹水等情况,并比较两组CT表现的差异。强化模式分为“快进快出”和“慢进快出”:“快进快出”表现为动脉期病灶明显强化,CT值较平扫明显升高,门静脉期病灶强化迅速消退,CT值较动脉期减低,延迟期病灶CT值较门静脉期进一步减低;“慢进快出”表现为CT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强化,密度增高,CT值较平扫升高,门静脉期病灶CT值不下降,或反而进一步升高,延迟期病灶密度明显下降,变成低密度灶。病灶边缘十分清晰且光滑定义为假包膜。CT增强扫描表现为门静脉的充盈缺损影定义为脉管瘤栓。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5.0软件,两组年龄比较采用t检验,两组性别、CT表现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AFP阴性组与AFP阳性组患者术前CT表现见表1及图1~4。两组在肿瘤大小、脉管瘤栓、肝硬化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发病部位、数量、强化模式、包膜、肝内转移、淋巴结转移、门静脉高压、腹水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注:*为Fisher确切概率法
图1男,49岁,AFP值8.28 ng/ml,HCC。CT平扫示肝右叶见不规则混杂密度占位,大小约3.8 cm×1.8 cm,病灶上方为等密度灶,CT值约为53 HU(箭,A);增强扫描动脉期等密度病灶明显强化,动脉期(B)、门静脉期(C)、延迟期(D)CT值分别约为109 HU、97 HU、80 HU,呈“快进快出”表现(箭头)
图2男,56岁,AFP值130.0 ng/ml,HCC。CT平扫示肝右叶见一类圆形混杂密度影,大小约4.9 cm×4.8 cm,平扫CT值约为54 HU(箭,A);增强扫描动脉期实性成分明显强化,动脉期(B)、门静脉期(C)、延迟期(D)CT值分别约为156 HU、120 HU、99 HU,呈“快进快出”表现(箭头)
3 讨论
原发性HCC为全世界高发疾病之一,AFP作为诊断HCC敏感的肿瘤标志物广泛应用于临床。本研究中,AFP阴性HCC约占所有患者的42.7%,与文献报道基本相符[2,4,5]。中老年男性患者是HCC的高发人群,AFP阴性HCC患者性别、年龄与阳性患者比较无显著差异,提示年龄、性别与AFP值是否阳性无关,与既往文献[6]结果一致。本研究HCC发病部位多见于肝右叶(63.7%),以单发为主(87.9%),高于国内相关报道[7]。
AFP阴性HCC临床表现较轻且缺乏特异性,诊断较困难,因此其诊断多依赖于影像学检查及其他肿瘤标志物的检测[8,9,10,11]。影像学检查以其快速、简便、无创等特点在临床广泛应用。CT多期增强扫描诊断HCC准确率可达90%以上,已成为HCC的首选检查方法之一[12]。CT增强扫描能准确清楚地显示HCC病变的部位、大小、数量、形态、扩散范围及血液动力学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HCC的生物学特性、侵袭转移及血供特点[13]。HCC的血液动力学改变的CT表现主要为病灶在同层动态扫描中,凡肿瘤血供丰富者,与正常肝实质对照均出现从高密度、等密度到低密度的三步曲,整个过程短暂,时间密度曲线呈速升速降型;但有部分HCC的CT增强表现与之不同,呈“慢进快出”表现,即动脉期病灶强化,密度增高,CT值较平扫升高,门静脉期病灶CT值不下降,或反而进一步升高,延迟期病灶密度明显下降,变成低密度灶。HCC的强化模式与其血供密切相关,HCC病灶可分为动脉血供型、肝动脉和门静脉双重血供型、少血供型。夏瑞明等[14]认为HCC强化模式呈“慢进快出”表现与其肝动脉和门静脉的双重血供有关。本研究两组强化模式无显著差异(P>0.05),提示AFP阴性HCC与AFP阳性HCC在血液动力学变化方面是相同的。
图3男,67岁,AFP值9.28 ng/ml,HCC。CT平扫示肝右叶见一类圆形低密度灶,大小约为2.4 cm×3.0 cm,CT值约为43 HU(箭,A);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均匀强化,动脉期(B)、门静脉期(C)、延迟期(D)CT值分别约为70 HU、81 HU、68HU(箭头),强化过程呈“慢进快出”表现(箭头)
图4男,57岁,AFP值194 ng/ml,HCC。CT平扫示肝左叶见一类圆形低密度灶,大小约7.8 cm×6.5 cm,实性部分CT值约为53 HU(箭,A);增强扫描于动脉期见病灶呈团片样强化,动脉期(B)、门静脉期(C)、延迟期(D)CT值分别约为73HU、100 HU、83 HU,强化过程呈“慢进快出”表现(箭头)
本研究AFP阴性组中肿瘤<3 cm的患者数明显多于AFP阳性组(P<0.05),肿瘤≥5 cm的患者数明显少于AFP阳性组(P<0.05),提示AFP阴性HCC肿瘤体积较小。贾户亮等[15]研究了不同肿瘤大小HCC患者血清AFP水平,发现AFP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肿瘤的大小,可能是由于肿块越小,分泌AFP的癌细胞绝对数相对越少,AFP基因存在也越少,产生AFP阴性HCC的几率越大[16]。
原发性HCC的发生多与肝炎、肝硬化有关,50%~90%的HCC患者合并肝硬化,30%~50%的肝硬化患者并发HCC[17]。本研究HCC合并肝硬化18例(14.5%),AFP阴性合并肝硬化3例(5.7%),明显少于AFP阳性合并肝硬化15例(21.2%)(P<0.05),提示AFP阴性HCC较少合并肝硬化。
本组HCC合并脉管瘤栓32例(26.6%),AFP阴性组有脉管瘤栓8例(15.1%),明显少于AFP阳性组的25例(35.2%)(P<0.05),其门静脉癌栓发生率低于国内44%的报道[18]。发生于门静脉系统、胆管系统以及肝静脉系统的瘤栓统称为脉管瘤栓,但以门静脉癌栓最为多见,胆管系统癌栓次之。门静脉癌栓的形成是由于HCC侵犯门静脉系统。晚期HCC有60%~90%患者伴有门静脉癌栓[19]。HCC患者合并门静脉癌栓极易造成肝内转移,还可促进门静脉高压的形成[20]。常中飞等[21]认为门静脉癌栓的形成是影响HCC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Tsai等[22]认为患者合并门静脉癌栓术后1年、3年、5年生存率明显低于无门静脉癌栓者,以上均提示AFP阴性HCC的侵袭性较AFP阳性HCC低。本研究两组在包膜、肝内转移、门静脉高压、淋巴结转移、腹水方面无显著差异,提示HCC患者AFP值的高低与肝内转移、肝门或腹腔淋巴结肿大、门静脉高压、腹水关系不大,与董飞波等[23]的研究结果一致。
甲胎蛋白 篇9
患者女性, 84岁, 既往有冠心病、高血压、肝囊肿病史。否认急、慢性肝炎病史, 无吸烟、大量饮酒史, 无疫区居住史、疫水接触史, 无肝恶性肿瘤家族史。2011年4月因冠心病在我院治疗期间化验甲胎蛋白 ( AFP) 为69. 38 ng/ml, 当时化验肝炎系列除抗HBs阳性外, 其余均正常, 肝功正常, 腹部B超除提示肝囊肿外无特殊发现。2011年6月复查AFP为72. 56 ng / ml, 腹部B超及肝脏平扫及增强扫描仅提示肝囊肿; 同时行电子胃镜: 萎缩性胃炎伴隆起糜烂; 妇科B超: 老年性子宫、 卵巢, 膀胱无异常; 头部及躯干PET-CT扫描未发现恶性占位性病变。整个病程中, 患者无明显乏力、纳差、未诉恶心、呕吐, 无黄疸及肝区不适, 虽无影像学支持, 且AFP均< 200 ng / ml, 但AFP持续升高, 故定期复查 ( 表1) , 同时化验了其他肿瘤标志物 ( 癌胚抗原、铁蛋白、糖类抗原) 均正常, 同时行腹部B超、腹部CT平扫及增强检查, 除肝囊肿外, 未发现其他占位性病变。至2012年3月复查AFP为280. 50 ng / ml, 仍无肝肿瘤影像学依据。直到2012年7月2日再复查AFP为404. 50 ng / ml, 腹部B超提示肝脏右前叶回声欠均匀, 可见局限性增强回声, 范围约19 mm ×18 mm, 边界欠清晰, 彩色多普勒血流图 ( CDFI) 示周边短棒状血流信号, 脉冲多普勒 ( PW) 录得动脉样血流谱, 最大速度 ( Vmax) 为24. 2 cm/s, 最小速度 ( Vmin) 为7. 1 cm / s, 阻力指数 ( RI) 为0. 70; 进一步行肝脏增强CT扫描, 可见肝右叶后上段近肝包膜区见大小约1. 3 cm×1. 3 cm×2. 0 cm的异常信号影, 动脉期呈不均匀中的强化, 边界模糊, 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减低, 呈周边环状强化, 其内可见小条状强化, 诊断: 肝右叶后上段近肝包膜区占位, 肝癌可能; 肝脏核磁共振增强扫描提示: 肝右后叶1. 5 cm×2 cm占位, 考虑肝癌。临床确诊后行肝恶性肿瘤射频消融术, 术后给予康莱特注射液100 ml静滴1次/d抗肿瘤治疗。2012年7月射频消融治疗后
注: AFP参考值: 0 ~ 7 ng/ml, 电化学发光法
2讨论
2. 1早期肝癌与AFP根据2001年原发性肝癌诊断标准Ⅰa期为单个肿瘤最大直径<3 cm, 无癌栓、无腹腔淋巴结及远处转移; 肝功能分级Child A, 此期为亚临床期肝癌, 亦称为早期肝癌。在肝癌亚临床期, 大多数患者无典型症状, 诊断较困难, 多为血清AFP普查发现。AFP可在出现典型临床症状8 ~ 11月前呈阳性[1], 期间少数患者可以有上腹闷胀、腹痛、乏力和食欲不振等慢性基础肝病的相关症状。此病例在有影像学依据前15月AFP即开始升高, 在初次发现AFP增高后定期复查, AFP<400 ng/ml时多种影像学检查无肝癌依据, 并通过血清学检测、B超、 CT、MRI及PET-CT检查排除了肝炎、肝硬化、肝癌、消化道肿瘤及妇科肿瘤。当AFP为404. 50 ng / ml时B超及增强CT发现肝脏占位性病变 ( 直径<3 cm) , 临床确诊为原发性早期肝癌。肝恶性肿瘤射频消融术及药物抗肿瘤治疗后AFP显著下降, 2013年5月31日复查AFP为34. 38 ng / ml。目前仍在追踪随访中。2. 2
原发性肝癌的早期治疗措施小肝癌指单个瘤体直径<3 cm或相邻2个癌结节直径之和<3 cm, 不完全等同于早期肝癌的概念, 有些小肝癌早期就出现微小转移, 其手术疗效不一定很好。
小肝癌治疗措施主要有手术切除、肝移植、消融治疗, 消融治疗中以经皮无水酒精注射 ( PEI) 、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AFP的变化过程见表2, AFP显著下降, 出院后定期复查AFP无明显升高, 腹部B超 ( MWA) 应用最广泛。另外还有化疗、放疗及生物治疗、中医中药治疗。手术切除仍是小肝癌的最好疗法之一, 是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途径。治疗时需要认真评估病情, 在非手术与手术、肝移植与切除治疗、局部消融与手术切除等措施之间做出选择, 应遵循个体化原则, 避免不恰当或过度治疗。
2. 2 AFP对早期肝癌诊断的临床意义及研究进展肝细胞癌AFP阳性率为70% ~ 90%[1]。在生殖细腺胚胎瘤、少数转移性肿瘤如胃癌以及妊娠、肝炎、肝硬化等AFP可呈假阳性, 但升高幅度不如肝癌明显[2]。 在AFP > 400 ng/ml或> 200 ng / ml, 持续8周, 排除妊娠和生殖腺胚胎瘤, 才能诊断原发性肝癌。故确诊肝癌一定要动态观察AFP水平的变化。AFP持续增高但转氨酶正常是早期肝癌的主要表现。肝癌特异性AFP ( HS-AFP) 对较小的早期肝癌也有诊断价值, 是肝细胞肝癌早期诊断的潜在分子[3]。
目前研究认为, AFP是肝细胞癌中关键分子。AFP分子可以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细胞周期的进程及血管再生等, 还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凋亡[2], 另有研究发现胞质内的AFP与磷酸酶及第10号染色体缺失的张力蛋白同源区 ( PTEN) 分子有共定位现象, 两者存在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并因此干扰了磷脂酰醇3激酶/蛋白激酶B ( PI3K/AKT ) 通路[4], Meng等[5]研究发现AFP分子具有抑制免疫的功能, AFP能抑制肝癌患者T淋巴及肝脏CT复查肝脏病灶无明显变化。细胞免疫应答和诱导T淋巴细胞凋亡[6]。
结合此例, 我们认为应重视AFP的轻度升高, 必要时需长期随访, 临床可联合检测脱-γ-羧基凝血酶原 ( des-γ-carboxy prothrombin, DCP ) 和甲胎蛋白变异体 ( AFP-D) 等肿瘤标志物以期发现早期肝癌[7]。
参考文献
[1]万文徽.肿瘤标志临床应用与研究进展[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5:2-3.
[2]Mitsuhashi N, Kobayashi S, Doki T, et al.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alphafetoprotein:involvement in proliferation, angiogenesis, and apopt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08, 23 (7 Pt2) :e189-e197.
[3]杨玉林, 贺志安.临床肝病试验诊断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272.
[4]Li M, Li H, Li C, et al.Alpha-fetoprotein:a new member of intracellular signal molecules in regulation of the PI3K/AKT signaling in human hepatoma cell lines[J].Int J Cancer, 2011, 128 (3) :524-532.
[5]Meng WS, Butterfield LH, Ribas A, et al.Fine specifcity analysis of an HLA-A2.1-restricted immunodominant T cell epitope derived from human alpha-fetoprotein[J].Mol Immunol, 2000, 37 (16) :943-950.
[6]Ritter M, Ali MY, Grimm CF, et al.Immunoregulation of dendritic and T cells by alpha-fetoprotein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J Hepatol, 2004, 41 (6) :999-1007.
胃蛋白酶与胃蛋白酶原 篇10
消化食物的“生力军”
不过，从主细胞最初排出的并不就是胃蛋白酶，而是它的前体——胃蛋白酶原。如果胃蛋白酶是小刀，胃蛋白酶原就好像是套上了“刀鞘”的小刀，没有消化功能，但一旦遇上“老搭档”——胃酸和少许胃蛋白酶，便有如小刀出鞘，立刻变成有消化作用的胃蛋白酶，成为消化食物的“生力军”，“杀气腾腾”地消化起食物中各种蛋白质，水解蛋白质分子中所有的肽键连接点，蛋白质就成了结构简单的成分，这些比较简单的成分，很容易在小肠中被彻底消化。
胃蛋白酶和胃酸是典型的“铁哥们”，它们同是胃黏膜腺的产物，虽然细微部位有所不同；蛋白酶原要靠胃酸来激活；胃酸处理过的蛋白质，胃蛋白酶消化起来最省力；胃酸给蛋白酶提供了最合适的工作环境；胃蛋白酶的含量是胃酸高低的“反射镜”，两者“难分难舍”，一个缺乏，另一个往往不足，反之亦然。
老资格的促消化药
消化药是促进胃肠道消化过程的药物，其本身大多数就是消化液的主要成分，在消化液分泌不足时，它们可以起补偿作用，有的也能促进消化液分泌。
胃蛋白酶是“老资格”的助消化药，顾名思义，其药理作用机制就是蛋白质的消化酶，其消化力在pH值等于1.8时最强，故宜与稀盐酸合用。
常用药物为胃酶合剂，常用于以下方面：（1）进食蛋白质食物过多时的消化不良；（2）病后恢复期消化机能减弱；（3）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恶性贫血所致胃蛋白酶缺乏。
使用上要注意：（1）不宜与抑酸药如质子泵抑制剂（奥美拉唑等）、H2受体阻滞剂（雷尼替丁等）合用；（2）不宜与碱性药物如碳酸氢钠等合用，因这些碱性环境会使胃蛋白酶失去活性；（3）不宜与重金属、鞣酸、硫糖铝合用，因这些成分会使本质就是蛋白质的酶变性；（4）不宜在消化性溃疡、烧心症状重的反流性食管炎、卓-艾综合征（又名胃泌素瘤，是一种难治性溃疡）等高胃酸疾病时使用，否则可能加重症状与病变。
时至今日，胃酶合剂仍然久用不衰。
消化道疾病检测的重要手段
如果说以往关于胃蛋白酶的研究侧重于临床应用，近年来胃蛋白酶原的研究则深入到在某些消化病发病机制与诊断方面，重点是溃疡病与胃癌。
◆ 溃疡病
研究发现，胃蛋白酶原分胃蛋白酶原I与胃蛋白酶原Ⅱ。50%以上的十二指肠溃疡患者血清胃蛋白酶原I含量升高，而对于血清胃蛋白酶原I升高的血缘关系亲属来说，即便目前他们尚未发病，其可能出现十二指肠溃疡的风险相应增大。
实验研究证实，单纯生理浓度的胃酸，对上消化道黏膜并不造成损害，或者损害轻微，同时添加胃蛋白酶后，不但损害范围广泛，而且程度严重。
从化学结构上看，胃黏液糖蛋白、脂蛋白、结缔组织成分如胶原、弹力蛋白等与胃黏膜结构有关的蛋白质，都能被胃蛋白酶所消化。这些结果说明了胃蛋白酶在溃疡病发病中的重要作用。
◆ 胃癌
用于高风险胃癌的诊断
研究发现，胃蛋白酶原I降低与胃蛋白酶原I/胃蛋白酶原Ⅱ比值降低，是胃底黏膜萎缩的特征。进一步追踪研究发现，上述两种指标的改变，尤其是胃蛋白酶原I/胃蛋白酶原Ⅱ值小于2，能更好地预测将来胃癌的发生。芬兰一项前瞻性研究证实，胃蛋白酶原I水平降低与胃癌发生的时间有密切关系，胃蛋白酶原I低于50 ng/ml（纳克/毫升）者，未来8～14年内可能发生胃癌的风险为胃蛋白酶原I水平正常人的2.7倍，而2年内这种风险高达6.3倍！
已经确认幽门螺杆菌与胃癌关系密切。一项前瞻性系列研究结果显示：与幽门螺杆菌阴性、胃蛋白酶原水平正常者（风险指数1.0）相比，幽门螺杆菌阳性，胃蛋白酶原正常者，患胃癌风险为1.1；幽门螺杆菌阳性，胃蛋白酶原降低者风险为6.0；幽门螺杆菌阴性、胃蛋白酶原降低且有重度不典型增生者，风险高达8.2！说明幽门螺杆菌结合胃蛋白酶原水平检测，对于判断胃癌发展的风险有重要价值。
以幽门螺杆菌抗体阴性，胃蛋白酶原I水平正常患胃癌风险指数为1.0，即便幽门螺杆菌抗体阴性，只有胃蛋白酶原I低水平，风险指数上升至5.40；抗体阳性，胃蛋白酶原I又是低水平，风险指数上升到9.21。不论肠型或弥漫型胃癌，结果与此类似。
用于胃癌的普查
由于胃癌是日本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日本学者在胃癌普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他们用胃蛋白酶原检测作为普查手段，并与通常采用的荧光照相术、X线钡餐造影作比较，初步结论认为，胃蛋白酶原检测对胃癌进行普查很有效，可以取代荧光照相术。而与钡餐造影相比，则各有千秋，胃蛋白酶原检测更适用于无症状的早期小肠型胃癌，而钡餐造影更适用于发现弥漫性、溃疡型胃癌。如果将胃蛋白酶原I和胃蛋白酶原I/胃蛋白酶原Ⅱ两个指标结合起来作普查，会更为有效。
甲胎蛋白 篇1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的206例病例均为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2010年3~10月新办住院手续的肝炎内科患者。患者意识清醒、行动自如,其中,慢性活动性肝炎(CHB)90例,肝硬化98例,PHC18例;男161例,女45例;平均年龄(41±18)岁。患者年龄分布见表1。
1.2 方法
采用定点连续抽样,在患者入院2 d内获得患者知情同意参加,由经过NRS2002使用培训的专人负责,采用统一问卷表进行评定。早晨空腹完成NRS2002,适用对象:18~90岁,住院1 d以上,次日晨8时前未行手术者,意识清者;评分根据三部分组成:疾病评分、营养受损评分和年龄评分。疾病评分根据疾病所需营养轻、中、重来评定,诊断为慢性肝炎有合并症、肝硬化、HCC评1分。营养受损评分:BMI<18.5评3分,因严重胸、腹水,水肿等得不到准确BMI值时用血浆白蛋白来代替,<30 g/L评3分[3];近期体重下降>5%,3个月内评1分,2个月内评2分,1个月内评3分;身高、体重测量:空腹免鞋测身高3次取平均值,体重采用校正过的磅秤着患者服测定;BMI采用陈春明[4]推荐的标准,即BMI<18.5 kg/m2为营养不足,24.0 kg/m2≤BMI<28.0 kg/m2为超重;BMI≥28.0 kg/m2为肥胖。1周内进食量较前减少25%~50%评1分,减少51%~75%评2分,减少76%~100%评3分。年龄评分:超过70岁为1分,否则为0分。将三项评分相加作为营养风险总评分,总分超过3分就存在营养风险。由此将患者分成营养风险组(A组)和非营养风险组(B组)。同时清晨空腹抽取上肢静脉血进行AFP、GP73的检测和生化检查。AFP用罗氏试剂,在E170电发光仪上定量检测(电化学发光法),AFP<0.050 mg/L为正常值范围,AFP≥0.050 mg/L为异常;GP73定量测定试剂盒(酶联免疫法),用北京热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试剂在Alisei酶免仪检测。GP73<0.150 mg/L为正常值范围,GP73≥0.150 mg/L为异常。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学相关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与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通过NRS2002评分将206例患者分成A组(156例)和B组(50例)。A组所检测的AFP、GP73高表达率均较非B组高(P<0.05),见表2。随着疾病的发生、发展,由肝炎到肝硬化,最后发展到PHC,AFP、GP73检测值有逐渐升高的趋势。不同诊断的营养风险患者分值的AFP、GP73变化见表3。营养风险分值越高,AFP、GP73检测值也越高,营养风险筛查评分不同分值的AFP、GP73变化见表4。
3 讨论
本研究首次提出结合NRS2002评分,可以提高GP73、AFP高表达的检测率。NRS2002简便、易行,能进行医患沟通,通过问诊的简便测量,即可在3 min内迅速完成。因无创、无医疗耗费,故患者易于接受[5]。结合NRS2002检测AFP、GP73异常升高的敏感性较低(40.1%),而特异性较高(75.3%),阳性预测值较低(41.2%),而阴性预测值较高(78.0%)。说明该方法可更多地将无AFP、GP73高表达的患者被正确区分,而较少地将有AFP、GP73异常升高的患者被正确区分。崔丽英等[6]研究显示营养风险的发生率大于营养不足,因此结合营养风险筛查评分来检测CHB的AFP、GP73,能更有利于收集到高表达的AFP、GP73的样本,从而获取合适样本量验证研究所需的高通量分析,减少资源浪费,又能避免漏诊误诊,以便于早期肝癌诊断的临床研究。
HBV感染所致的肝癌通常会经过从肝炎到肝硬化,再发展成为肝癌的过程,而AFP、GP73表达从肝炎到肝硬化,再到肝癌存在升高的趋势。临床医学检测到AFP>400μg/L或持续4周>200μg/L,诊断肝癌的可能性就很高,那么AFP小于这个数值但又大于正常值时机体的肝癌细胞是否会不受免疫细胞的杀伤有待进一步研究。AFP水平与肿瘤大小呈正相关,但对小肿瘤不敏感[7]。GP73是存在于高尔基体的一种跨膜蛋白,GP73主要由胆管上皮细胞表达,而肝细胞表达很少。Block等[8]研究显示,PHC患者血清GP73水平显著升高。早期诊断PHC,GP73在敏感性、特异性方面优于AFP。本研究显示营养风险组的AFP、GP73高表达检出率显著高于非营养风险组。然而每一单项检测均存在一定的假阴性,因而多项联检可以明显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应用NRS2002能发现存在营养风险的患者,给予营养支持后,临床预后优于无营养风险的患者,改善临床结局,如缩短患者住院时间等[9]。随着营养风险分值增高,AFP、GP73表达也在升高。营养过剩(大量营养素)或营养缺乏(如维生素A、B缺乏)、血色病、寄生虫感染及遗传等,也是诱发肝癌的危险因素。肝癌患者血浆中含有一种封闭因子,能抑制细胞免疫并保护肝癌细胞不受免疫细胞杀伤。有研究已经证明,AFP能抑制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10],而维生素A或其衍生物有抑癌、防癌作用,可能因为它们能促进上皮细胞的正常分化,也有阻止肿瘤形成的抗启动基因活性[11]。B族维生素在保持健全的免疫系统方面有重要的作用,促进免疫球蛋白的合成,改善患者食欲,减少口腔黏膜炎和外周神经毒性反应的发生率[12]。如果给GP73、AFP升高的患者进行营养干预后AFP、GP73表达能否改变,营养风险的存在导致了肿瘤的发生、发展,抑或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导致了营养风险,还是相互协同作用,有待循证医学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研究应用营养筛查评分简表(NRS2002)评分在甲胎蛋白(AFP)、高尔基体糖蛋白73(GP73)高表达的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206例肝炎患者体重指数(BMI)、白蛋白、AFP、GP73的测定,利用NRS2002评分简表对患者进行评分,将患者分成营养风险组(A组)和非营养风险组(B组),采用统计学方法对A、B组两组患者的AFP、GP73表达进行分析。结果:营养风险组所检测的AFP、GP73高表达率显著高于非营养风险组(P<0.05);营养风险组的CHB、肝硬化、原发性肝癌(PHC)患者AFP、GP73的表达逐渐增加;NRS2002分值越高,AFP、GP73表达亦增高。结论:结合NRS2002评分能更多地将无AFP、GP73高表达的患者被正确区分,从而提高AFP、GP73高表达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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