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涅茨

库兹涅茨（精选9篇）

库兹涅茨 篇1

正如国内外大量发展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虽然一般来说实施产业政策的本意是好的,也可以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实践中也不乏相关激励措施使用过度,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把自然的产业结构演进变成人为干预过程的事例,常常显示出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

只有生产要素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全国乃至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才能得到显示,从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才是与比较优势相符的。

有的研究者认为,由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前者的发展逐渐领先于后者,是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之一。且不论这个判断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其是否正确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理论思辨的问题,而需要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做出结论。本文认为,总体来说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朝着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方向进行的。同时,加快旨在促进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的改革,有助于产业结构沿着升级、优化的方向得到调整,可以避免产业结构演变的“逆库兹涅茨化”。

一、生产率提高是产业升级的要义

虽然很久以来经济学家就总结出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如克拉克发现并揭示,产业结构调整通常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顺序进行演化,然而真正揭示产业演进动力和结果的,则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他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我们可以将此视作“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由此,如果产业结构演进的确遵循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顺序,其隐含的假设则是生产率按照相同的产业顺序依次提高,因此,一国经济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得以不断改善,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生产率提高的规律进行的,产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部分,对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例如,从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力生产的该产业增加值来看,在1978 2013年期间,农业劳动生产率从劳均0.04万元提高到劳均2.92万元,从相当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6.4% 提高到31.8%。这个生产率提高固然有技术进步带来的增产等因素起作用,更主要的则是农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的效果。根据对官方数据进行调整后的重新估计,在这同一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从70.5% 下降到21.9%。

然而,并非按照从第一产业先后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样的顺序所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就自然而然产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效果。近年来,有观察者开始注意到,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转移有时反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如果这是实际中发生的事实,则意味着出现了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逆库兹涅茨化”现象。

继1994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之后,2014年第三产业GDP占比首次超越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到全部GDP的43.9% 和46.1%。这个变化被普遍看作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如果这个变化的背后隐藏着生产率下降的事实,则需要重新审视一直以来把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作为结构调整目标的政策导向,或者需要重新审视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的恰当方式和途径。从总体上观察,2013年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劳均10.8万元和劳均8.8万元,后者比前者低18.5%。由此看来,有人认为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会降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甚至要对经济增长减速负责,也不无缘由和针对性。不过,存在这样的担心固然可以具有未雨绸缪的作用,得出这个结论的统计依据却不足。

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关键不在于第三产业比重是否提高,或者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是否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在于两者的相对变化趋势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借助于一个统计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即每个产业的产值占比与就业占比之间的比率),来观察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在仅仅考虑这两个产业的情况下,长期以来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明显大于1,意味着以较小的劳动力比重创造了较大的增加值比重,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明显小于1,即以较大的劳动力比重创造了较小的增加值比重。这说明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未达到最优状态。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向1收敛的下行趋势,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呈现向1收敛的上行趋势。这样的变化趋势,特别是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的转折点,是资源配置向合理方向变化的标志。

二、潜在的产业结构“逆库兹涅茨化”

不过,对于产业结构发生逆库兹涅茨变化的现象做出警示,也不是完全没有针对性的,其实,在现实中已经出现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端倪。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减缓,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要求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把增长的动力从投入驱动转向生产率驱动。实际上,一个经济体逐渐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转向新古典阶段,意味着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微观层面看,企业提高效率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采用新技术、开拓新市场、改善管理等,从宏观层面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体现出来的,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遵循提高生产率的原则。潜在和实际存在的逆库兹涅茨产业结构调整现象,至少有以下两种表现。

首先,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由于不能均等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不能享受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社会保障,在他们仍然具有很高就业能力的时候往往就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现实中,农民工一般在四十岁以后就考虑返乡。虽然返乡后他们仍然处于就业状态,但是,从非农产业回归到务农状态,从沿海地区的城市经济就业回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就业,必然意味着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所以,如果说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出来,到城镇非农产业就业是一种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资源重新配置,推动了库兹涅茨式的产业结构演进,这种农民工返乡则表现为逆库兹涅茨现象,不仅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更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其次,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库兹涅茨式的产业结构演进还是与此相背离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从怎样的第二产业转移到怎样的第三产业。实际上,第三产业是一个涵盖甚广的大产业,既包括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服务业,也包括一系列与新科技紧密结合的现代服务业,生产率水平大不相同。我们可以利用第一次经济普查和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考查2004-2013年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构成的变化。如果我们把第三产业大体上划分为“传统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两类部门,在此期间前者增长了117.4%,2013年占全部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7%;后者增长了68.3%,2013年占全部第三产业的比重为65.3%。两种类型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既是同方向的,也有不尽相同的诱因和动力。不仅在经济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对各种生活服务业发展提出更大的需求,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也越来越有赖于诸多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加快发展。一方面,传统服务业增长明显快于现代服务业,这无疑是一个降低生产率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服务业占比高,因此其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贡献更大,则成为提高生产率的因素,后者的效果超过前者。

当我们讲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资源重新配置时,并不一定意味着第三产业与制造业的此消彼长。实际上,制造业升级也包括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端从两个方向上延伸,从而自制造过程生长出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后者帮助制造业变得更具竞争力。这样,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可以同步实现。国际比较表明,分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许多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都高于我国,但是背后的逻辑以及第三产业的内涵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较高,而且通常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服务业。例如,在美国、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服务业比重已经高达70% 到80%。另一方面,一些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的国家也有较高的服务业比重,却往往是制造业缺乏比较优势,甚至是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服务业为主的特征,并不代表一种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优化,反而可以被看作是其经济增长结构性弊端之一。

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改革思路

把结构演化真正变为生产率提高导向型的产业升级和优化过程,最重要的原则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而避免政府过多使用政策手段人为推动结构调整。在面对产业结构调整这样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时,政府往往急于寻找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抓手。除了一般性的倡导之外,传统上政府习惯使用并且在以往被认为“行之有效”的政策抓手,主要是实施附带着一系列奖惩措施的产业政策。即从财政、税收、信贷、审批等方面支持意欲鼓励发展的产业,或者抑制意欲限制发展的产业。正如国内外大量发展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虽然一般来说实施产业政策的本意是好的,也可以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实践中也不乏相关激励措施使用过度,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把自然的产业结构演进变成人为干预过程的事例,常常显示出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观察到产业政策实施中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建议放弃这种政策形式以及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干预,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节奏和力度。这不啻为一种把婴儿随着洗澡水倒掉的想法。实际上,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更好发挥作用并不矛盾,而且,政府履行职责也仍然有切实有效的抓手。目前,遵循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原则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防止产业结构变化的“逆库兹涅茨化”倾向,政府的抓手在于推动深化若干重要领域的改革,其中特别是有利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的改革。

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的关键是把价格信号搞对。一方面,只有生产要素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全国乃至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才能得到显示,从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才是与比较优势相符的。另一方面,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才能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产业结构的形成。首先,促进劳动力转移并使那些已经实现就业转移的农民工真正在城市落户,使其稳定从事非农产业,不致发生逆向转移从而重新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要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其次,旨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产业结构变化,归根结底要表现为千千万万个企业和投资者遵循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方向,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退出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竞争和享受公平待遇的金融服务,既可以帮助企业和投资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理性的选择,又可以避免优惠政策可能导致的对比较优势的错判,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上出现盲目的一拥而上现象。这对深化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实现资金的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提出紧迫的要求。

库兹涅茨 篇2

摘要：选取江苏省1988-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了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和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分析各类典型环境指标与GDP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江苏省的.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表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已产生了明显的环境效益;同时发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总体上符合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由此得出结论:江苏省目前仍处于工业发展期,环境污染物排放量EKC的转折点尚未达到,因此,江苏环境污染控制的投入有必要保持较高的水平.作 者：高振宁 缪旭波 邹长新 作者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42期 刊：农村生态环境 ISTICPKUCSSCI Journal：RURAL ECO-ENVIRONMENT年，卷(期)：,20(1)分类号：X705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特征分析 江苏省

平民榜样库兹涅佐娃 篇3

北京记忆

欧美网坛高手中，最喜欢到中国参赛的大概就要算两位俄罗斯人达维登科和库兹涅佐娃，而4次参加中网。4次闯进决赛，库兹的“中国情结”更是无人能及。

“我真应该生活在北京，”库兹涅佐娃去年参加中网时表示，“这里的人们很友好，烤鸭很好吃，就是这座城市实在太大了，好像去哪里都需要1个小时，路上耗费的时间太多。”

在库兹涅佐娃的4次中网决赛之路上，每年都战胜过中国选手，不过，北京奥运会单打首轮她就输给了李娜，双打携手萨芬娜激战至凌晨4点，被晏紫／郑洁淘汰，也算是“还”了一份情。当然，库兹涅佐娃最苦涩的北京记忆，还要追溯到2007年。

那年9月，库兹涅佐娃忍着腹部的伤痛，在联合会杯决赛中独得2分，为俄罗斯队击败意大利队立下汗马功劳，比赛一结束，她就孤身一人匆匆赶到了北京。

“我是来争取好成绩的，”当时贵为中网女单头号种子的库兹涅佐娃说，“除了比赛之外，我还想去看看长城、逛逛街。”但她的目标最终只兑现了后半部分：抵京第2天，库兹就兴致勃勃地去慕田峪长城玩了个痛快，第3天，她起床后发现腰都直不起来了，不得不退赛。

那就是22岁时的库兹涅佐娃，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但做事难免有些随意。如今仅仅过了两年，成熟许多的库兹已经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奥运会时的“伤心地”莲花球场，也见证了她夺冠后灿烂的笑容。

打破“魔咒”

今年中网夺冠之后，库兹涅佐娃的世界排名上升到第4位，巧合的是，2006年中网决赛意外完胜毛瑞斯莫之后，她同样占据过这个排名。

也许谁都没有料到，从那时开始，她就陷入了超过两年的“决赛魔咒”。

从2006年9月中网夺冠，到今年5月斯图加特红土赛问鼎，其间漫长的将近32个月里，厍兹涅佐娃总共11次进入决赛，收获了10个亚军，唯一的例外是2007年美网前1周，匈牙利人扎维在比分领先时因伤退赛。才让库兹“捡”到“鸡肋”般的1个热身赛冠军。

不过，库兹涅佐娃回忆起那段日子倒是十分平静，“如果每项赛事都是首轮出局，那才真令人失望，而且我在决赛中很多次都是输给海宁，她的实力高出其他选手一筹。”(库兹涅佐娃与海宁的交手成绩为2胜16负，其中决赛0胜6负)

19岁就夺得美网冠军，早早成名之后，这种大大咧咧和“与世无争”的性格，也许阻碍了她赢得更多的成就。但踏实、平和的心态，也使库兹涅佐娃与同龄人相比显得更有后劲，早早就懂得了“享受网球”的感觉。除了威廉姆斯姐妹之外，库兹涅佐娃堪称是申请“鹰眼”挑战次数最少的WTA选手，当其他选手为1分的得失向裁判喋喋不休时，她却可以把精力专注于自己的发挥。

今年5月名正言顺地结束“冠军荒”之后，库兹涅佐娃紧接着就在罗马站决赛中被萨芬娜横扫，法网决赛再次面对势头强劲的同胞，几乎无人看好这位“千年老二”能有所作为，而结果却是当萨芬娜在压力下彻底崩溃时，心态轻松的库兹涅佐娃顺利摘下了自己的第2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近4年法网获得冠军、亚军、4强和8强成绩各1次(此前还有连续两年第4轮浪费赛点，败给最终夺冠选手的经历)，加上4次参加中网都至少进入决赛，在高排名选手最容易遭遇“滑铁卢”的两项顶级大赛中，库兹涅佐娃的成绩却出奇稳定。

浓浓故乡情

出生在自行车运动世家的库兹涅佐娃，最早接触的当然是这个项目，但枯燥的训练最终让她选择了放弃。而从13岁就被送到西班牙练习网球开始，经过年复一年的打拼，失去动力的库兹涅佐娃也曾想到离开。

从打法和对待网球的态度来看，库兹涅佐娃与费德勒颇有相似之处，瑞士天王也不止一次表达对她的欣赏。北京奥运会首轮出局之后。情绪低落的库兹与费德勒有了第1次谈话，当时她已经失去在西班牙继续训练和比赛的热情，又担心返回俄罗斯会受到更多干扰，而“偶像”费德勒的点拨，最终使库兹涅佐娃下定了回归祖国怀抱的决心。

尽管没有西班牙那样浓厚的网球气氛和相关资源，回到祖国的库兹涅佐娃却找回了刻苦训J练的激情。“每次回到莫斯科或者(家乡)圣彼得堡，我都觉得自己从未离开过这里”，少小离家的库兹涅佐娃动情地说。

库兹涅佐娃离开了西班牙。也离开了陪伴她10年的西班牙教练，2008年底，她开始接受大名鼎鼎的前辈莫洛佐娃的指导，但这段合作只持续了不到半年。随后库兹选择了球员时期双打小有名气的拉脱维亚人萨夫琴科·内兰德，“她很容易相处，我跟她在一起很放松”，库兹解释道——对于她来说，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足够宽松的氛围。

库兹涅佐娃今年能圆梦罗兰·加洛斯，萨夫琴科·内兰德可谓居功至伟，不过在中网期间，坐在库兹教练席上的变成了另一位前双打好手安德烈·奥尔霍夫斯基。有消息称奥尔霍夫斯基只是为无法成行的萨夫琴科·内兰德“顶班”，而库兹涅佐娃与同胞的临时合作也非常默契。

平凡是真

就打法的进攻性和观赏程度而言，可以说库兹涅佐娃丝毫不逊色于萨芬，她在赛场上一有机会就要挥洒的“秀硎却法”，也给略显乏味的“底线肉搏战”增加了娱乐性。但是与在中国拥趸无数的萨芬相比，库兹涅佐娃的人气显然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作为WTA巡回赛中人缘最好的“开心果”之一，库兹涅佐娃面对记者也向来坦诚，“萨芬娜心情不好，不想打双打了，我劝她也没用”，“我很喜欢中网，尤其是这里女子比赛奖金比男子高，我认为女选手配得上这种待遇”，对于希望步入职业网坛的中国年轻选手，库兹的忠告则是“成为职业选手，就意味着你必须放弃很多东西，所以下决心之前一定要三思。”——虽然年仅24岁，她却俨然是一副“过来人”的姿态。

包括费德勒和纳达尔在内，网坛高手中的足球迷不在少数。但是像库兹涅佐娃这样喜欢“身体力行”的绝无仅有，网式足球甚至已经成为她的常规训练项目之一。库兹涅佐娃的另一件逸事是，她曾要求赞助商为自己设计一条军绿色连衣短裤作为球衣。“那玩意看上去确实挺可爱，但我们认为它在商店里根本卖不动，”被“雷”到的设计师无奈地表示。

西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综述 篇4

对E K C进行实证分析的数据主要有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Panyotou (1993) 采用54个国家污染物样本, 对三个污染物拟合了了关于每资本收入的对数二次多项式模型, 得出所有估计的模型都是倒U形的。Carson、Jeon和Mc Cubbin (1997) 使用美国50个州的数据, 对七种污染物分别对人均收入作回归, 计算结果和EKC预测的结果相一致。Hilton和Levison (1998) 利用48个国家的汽车尾气数据, 得出转折点对函数形式很敏感的结论。Chaudhuri和Pfaff (1998) 运用1991年巴基斯坦家庭调查数据, 发现室内空气污染和家庭收入的倒U形关系。Unruh和Moomaw (1998) 运用OECD16个国家的数据, 采用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认为收入并不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决定因素。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 大部分依据截面数据得到结果都证实了E K C的存在。但从截面数据获得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证据并不能令人信服, 因为它只能说明收入高的国家或地区比贫困地区有更清洁的环境, 而不能预测这些国家或地区以后的环境形势, 即穷国和富国之间的静态关系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的动态性。

二、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1. EKC存在的实证性研究。

Hettige, Lucas和Wheeler (1992) 没有采用单个环境质量指标, 而是确定了一个毒性密度指标, 他们利用1960年~1988年间80个国家、37个制造部门的毒性密度指标进行了研究, 发现当一个国家而非众多国家收入快速增长时, 污染性生产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了低收入国家。Shafik (1992) 采用三种不同的函数形式对10种不同的污染指标进行了分析, 发现只有两个空气污染物符合E K C假定, 他们的研究结果被1 9 9 2年世界发展报告 (IBRD1992) 所采用。Sleden (1994)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四种空气污染物的EKC进行了估计, 他们认为EKC背后的原因在于低人口密度的国家有较小的压力采取严厉的环境标准。Panayotou (1997) 将污染变动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 得出了二氧化硫的转折点。Schmalensee (1997) 得出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会经历持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 而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趋于稳定或下降时会出现清洁的变化。Islam在对影响环境质量因素进行识别的基础上, 对悬浮颗粒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 得出结论:水平效应是单调递增的、结构效应呈现倒U形形状, 而削减效应一般是递减的。Panayotou (1999) 采用核函数以二氧化碳为因变量进行了估计, 其结论是:每资本收入与二氧化碳之间的倒U形关系存在, 当收入自较低的水平增长时, 二氧化碳排放以递增的速度增加, 在某个中间收入水平, 排放达到高峰, 然后二氧化碳排放递减。Taskin (2000) 、Bradford et al (2000) 等对不同污染物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认为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存在的。

2. EKC不存在的实证性研究。

Kaufmann (1995)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人均收入与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不是倒U形的, 而是U形的。他们认为以前的研究之所以有所偏离可能是忽略了一些反映经济活动空间密度的变量。Bruyn (1998) 运用新西兰、西德、英国和美国1960年~1993年数据, 对二氧化碳、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约化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结果说明经济增长对对污染排放具有正效应, 即经济增长促进环境污染。他们认为污染排放的下降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所造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 在采用面板数据时, 估计的结果不尽相同。但即使是支持EKC的经验估计, 也得到了批评, 实际上, 跨国研究为了推断出单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环境和收入的关系, 就含蓄地假定了所有国家将遵循这种模式。同样, 为了推断整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环境恶化状况, 跨区域也含蓄得假设了所列举国家的所有地区都遵循相同的模式。然而,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 区域间的不同可能是很有重要的。

三、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

Vincent J. (1997) 检验了马来西亚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均收入和空气及水污染物质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单个国家研究中的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 跨国研究可能无法预测收入与环境在单个国家中的关系;第二, Vicent所检验的污染物质中没有一个与收入呈倒U型关系。和截面分析相反, 收入水平的增加可能在实际中会使环境质量更糟糕。de Bruyn.etal (1998) 对1960年~1993年4个OECD国家 (荷兰、西德、英国和美国) 调查研究了几个空气污染物质的排放 (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氧化氮) , 并且发现在每个国家中这些空气污染物质和收入增加正相关。Hannes Egli (2001) 采用德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在短期内收入变化并不影响污染排放, 而在长期, 某些污染物呈现出EKC结构, 但由于这并不是对所有污染物都成立并且所有的估计结果都不是很稳健,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一个单一国家存在值得怀疑。

四、对西方EKC研究的简单评述

1. 虽然大部分理论研究证明了EKC的存在, 但这种存在并不是必然的, 因为他们的结果都依赖于某些假定和特定的参数值。

在适宜的假定下可以相当容易建立产生E K C的模型。

2. 数据问题。

EKC实证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缺乏环境指标的良好数据。一般说来, 环境数据要比经济数据少得多, 即使在OECD有较长时间序列的国家, 环境数据也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另外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还存在数据不可信的问题。除了数据质量问题外, 目前的研究也受到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 (S i m o n e Borghesi1999) , 一是环境监测站往往位于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 结果主要反映了当地的条件, 由此污染被高估;二是跨国研究仅包含有污染数据的国家, 而对于那些污染较重但没有数据的国家则没有包括, 这样又使污染水平低估。

3. 模型形式问题。

EKC假设是在经济不受污染的反馈及环境是可以恢复的前提下推导出来的。但一般情况下, 经济与环境是相互决定的, 因此估计一个自经济向环境的单向因果关系的模型是不适宜的。

4. 经济计量学方法问题。

对于截面数据模型, 大部分没有检验异方差, 而对于面板数据模型, 绝大部分没有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都怀疑了E K C假设, 并且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国家, 这种均衡关系也不是倒U形的, 因此EKC是一个有疑问的概念。

5.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没有反映排放削减时对整个系统的影响。

南京市环境库兹涅茨特征分析 篇5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工业“三废”,南京市

1 引言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通过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说明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1,2,3],可以从宏观尺度上提供有益的参考,近几年来,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者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结合具体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分析了各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寻求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规律,为探索环境治理的科学方法提供重要依据的同时,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参考[4,5,6,7,8]。南京市作为江苏省的省会,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研究其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不仅能促进南京市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也可以作为江苏省内其他经济高速发展城市的借鉴。

2 研究区概况

2.1 经济发展方面

南京市是江苏省的省会,辖13个县、区,其中包括6个城区、5个郊区和2个县。据2008年的统计资料,全市总面积6 582.3km2,市区面积4 723.1km2,其中建成区面积512.6km2;2008年年末全市总人口达624.4万人,其中市区人口541.5万人;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 814.62亿元,增长16.2%,其中第二产业1 771.3亿元,第三产业1 923.9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10.2%和21.0%,按户籍平均人口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1 445元,较上年增长14.8%。

2.2 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人口聚集和土地利用变化,必然对生态环境产生一系列的影响[9]。在2006年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召开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按照系统性、完备性、客观性、合理性等原则,建立了评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以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资源与环境子系统为主要框架,以各种经济指标和治理环境污染投入为评价依据,经过分析,虽然南京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整体水平分列长三角16城市第4、第2和第5位,但南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却位居长三角16城市第2位,表明南京市经济、社会、环境3者匹配关系较为合理。

3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模型与分析

3.1 模型建立

根据南京市1982～2008年间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废排放量等环境因素(表1),借助Excel软件,以人均GDP为自变量,分别以综合环境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废排放量等环境指标为因变量,进行3次曲线回归模拟。

综合环境污染指标是在所选3个指标的基础上,先采用无量纲方法[10]进行同度量处理,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方法计算出3种指标的权数,最后得到每年的综合环境污染水平,公式为:

式中i=1,2,…,27;j=1,2,3(分别代表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废);xij是第j组污染物在第i年实际排放量,Mij为第i年指标评价值,xj为第j组样本平均值,sj为第j组样本标准差:

式中n为年数,即为27,由于环境污染指标有3个,因此需要考虑3种指标的权数,可采用反应评价指标特征值之间差异性的参数——变异系数作为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wj即为权数,经计算后得到: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废权重依次为0.21、0.4和0.39。由此得到每年的综合环境污染水平Msi为:

采用同样的方法将人均GDP进行标准化,记标准化的人均GDP为ys,即得到如表2的所示的1982～2008年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水平指数,按标准化后的各个指标进行3次曲线回归模拟。

3.2 模型结果分析

如图1所示的南京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y=0.000 5x3-0.103 1x2+7.606 7x-132.16,R2=0.935 6),其形状表现为倒“U”型曲线的左侧,虽然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环境污染水平增长迅速,但曲线将会在未来出现转折点,根据模拟的曲线方程可计算出曲线转折点出现在经济增长指数约为110时,即人均GDP约为89 300元时出现转折点,说明了南京市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已经有所成效,虽然最近几年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但可能在未来几年得到缓解,环境污染防治的投入仍需加强,否则以前环境治理的成效可能难保。

南京市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拟合曲线(y=0.004 3x3-0.885 3x2+58.771x-1 205.3,R2=0.715 5)表现为“倒U型+U型”分布,如图2所示,其间的废水排放出现反复波动现象,第1次的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随后的11年时间里工业废水的排放逐年减少,表现为水环境的改善,但在2005年出现第2个转折点,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又开始增加,又呈现出恶化的趋势,这和经济压力过大有关,曲线总趋势可解释为,1994～2005年由于对工业废水的关注较强,因此呈下降趋势,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最近几年防治重点转移至大气环境治理,因此要时刻关注工业废水污染的排放,避免其出现波动和反弹。

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排放拟合曲线(y=-0.000 9x3+0.185 1x2-10.981x+254.83,R2=0.948 9)表现为倒“U”型曲线的左侧,如图3所示,工业废气排放虽然在近几年呈上升的趋势,但增速减缓,并且已经到达或接近转折点,表现为大气环境质量的日趋改善,大气环境与人的日常活动密切相关,对人体健康危害尤为严重,特别是近几年来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激增,大量的机动车尾气对大气环境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今后在治理工业废气的同时,也要做好对机动车尾气的防治。

如图4所示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拟合曲线(y=-0.000 08x3+0.022 6x2-0.879x+48.785,R2=0.987 3),整个曲线表现为“U”型右侧,近似直线,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增长明显,并无增长减缓的趋势,表明南京市目前仍处于工业高速发展期,但对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控制不足,因此对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投入在今后有必要保持较高的水平。

4 结语

()南京市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已经有所成效,虽然最近几年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但可能在未来几年得到缓解,环境污染防治的投入仍需加强。

(2)南京市工业废水排放出现反复波动现象,拟合曲线呈现“倒U型+U型”分布,除了经济压力过大的原因之外,污染防治重点的倾向性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仍要关注工业废水污染的排放。

(3)工业废气排放量增速减缓,但仍需在加强治理的同时做好对机动车尾气的防治,以保证南京市大气环境的日趋改善。

(4)由于对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控制不足,其排放量增长明显,且无增长减缓的趋势,因此对其投入在今后有必要保持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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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 篇6

随着经济的增长, 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自Grossman和Krueger (1991) 年通过对全球4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 得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长期呈倒U型的关系以来, 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研究开始不断出现。Panayotou (1993) 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倒U型关系定义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之后, 这一理论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运用现有理论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 二是考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内在机理。

1.1 相关理论假说

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核心, Grossman和Krueger提出, 经济发展通过结构效应, 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影响环境水平。环境水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趋于不断恶化的趋势, 而当经济发展到达一定规模之后, 环境水平会逐渐得到改善, 两者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理论还有国际贸易说, 认为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 由于环境标准的差异或者说是要素禀赋差异, 使污染密集型产业流向发展中国家 (Lopez, 1994;Copeland&Taylor, 2004) 。还有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 随着收入的增加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环境逐步由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必需品, 在人们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 会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及居住环境, 从而会影响到政府政策及生产技术等 (Chavas, 2004) 。在政府政策层面, 随着经济的增长, 政府会逐步加大对环境的投入及监管。

1.2 计量模型

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关系, 常用的计量模型为:

y为环境质量指标, x为经济发展指标, 通常使用人均GDP来衡量, z为可能影响环境质量的其它控制变量, 如产业结构, 人口密度等。由以上方程可看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着七种关系。

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的表现为波浪形。

2 我国省际数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解释研究相对较少, 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适用性上, 实证研究则主要是根据西方已有理论, 利用面板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对不同地域的实证性检验。基于全国或者是较大区域范围的研究成果较为多样化, 但是基于省市数据的研究牵涉到时间序列, 现有研究存在些不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省际数据都是时间序列数据, 时间序列大都是非平稳的, 直接用回归方法并不能识别这种非平稳性。在非平稳的条件下, 极易出现“伪回归”现象, 即变量之间即使没有关系由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带有趋势项也会呈现出相关关系, 直接进行回归结果的可信度不能令人信服。

2.1 模型选取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总结, 我国省际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模型选取上比较单一, 解释变量基本都为人均GDP, 人均GDP的平方项及立方项三个解释变量, 少数文献加入了对环境有影响的控制变量。解释变量的单一选取好处是能够直观的判断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但是忽视了地区的差异性及影响环境水平的复杂性。

2.2 指标选取

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上, 全部文献都是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的, 在环境污染的指标选取上, 超过半数的文献将工业三废即工业废气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废弃固体排放量作为衡量指标, 这很可能是出于数据的可得性缘故, 早期的统计数据缺乏详尽的污染指标分类。数据形式上主要有总量衡量, 均量衡量, 密度浓度衡量三类。在工业三废的基础上部分文献增加了一些单一变量, 例如早期国际研究通常使用的二氧化硫指标。对噪声污染生态破坏等其它的指标由于缺乏衡量标准而没有先关研究。

2.3 实证结果分析

从实证分析上来看, 似乎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 依地区及污染指标的不同, 结果出现很大的差异性, 甚至对统一省份的分析结论有时也具有差异性 (陈春华等, 2008;张静中等, 2009) 。

实证研究EKC呈现出倒U型关系的有: (1) 水质指标。广东省 (方铭, 2009) , 河南省 (谷蕾, 2008) 等;倒N型关系的结论有:辽宁省 (吕志鹏, 2012) , 天津市 (孙可, 2008) 等。 (2) 空气指标。河南省 (谷蕾, 2008) , 湖北省 (肖腊珍, 2010) 等;倒N型关系的有:宁夏 (刘婷婷, 2011) , 辽宁省 (吕志鹏, 2012) 等。 (3) 固体废弃物指标。湖北省 (肖腊珍, 2010) , 上海市 (李倩, 2008) 等, 倒N型关系有:江苏省 (张静中, 2009) , 辽宁省 (吕志鹏, 2012) 等。可以看出水质指标的控制相对来说较好, 但是要防止环境质量好转后出现“翘尾”现象。

呈现出U型关系的有: (1) 水质指标。重庆市 (何太蓉, 2009) , 安徽省 (殷福才, 2008) 等;N型关系有宁夏 (刘婷婷, 2011) , 湖北省 (肖腊珍, 2010) 。 (2) 空气指标。N型关系吉林省 (徐梦博, 2009) , 安徽省 (殷福才, 2008) 等。 (3) 固体废弃物指标。上海市 (李倩, 2008) , 新疆 (马晓钰, 2011) 等;N型关系广东省 (方铭, 2009) 等。还有呈现出递增趋势的: (1) 水质指标。陕西省 (郝东明, 2008) , 山西省 (梁四宝, 2008) 等。 (2) 空气指标。陕西省 (郝东明, 2008) , 山西省 (梁四宝, 2008) , 湖南省 (曾昭法, 陈青云, 2008) 。 (3) 固体废弃物指标。陕西省 (郝东明, 2008) , 山西省 (梁四宝, 2008) 等。

还有一些省市呈波浪型关系, 如黑龙江省工业三废指标 (李崧, 邱微, 赵庆良, 2006) , 浙江省工业三废指标 (段显明, 2012) 。这部分表示, 这些地区的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显示出不断恶化的趋势, 这可能与当地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工业份额过大, 过于宽松或者更确切的是环境政策的不持续性有关。值得注意的是, 相当一部分结果是不显著的, 倒U型关系极为模糊, 这与解释变量的选择, 模型的设定, 以及污染指标选取的差异性有关。

2.4 省际特点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式的多样化可能源自于理论模型内在多样性、数据形式的差异性及来源的可靠性、变量选取的差异性等。也有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存在其中。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但是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地方政府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 那么或多或少会忽视环境的保护, 当环境极度恶化, 民怨四起或是中央政府环境指令的影响下, 会在某一确定时间加大环境投入的力度, 包括政策监管和资金投资两部分 (罗连发, 2009) 。如果政策是长久性的, 或者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的, 那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能会出现下降趋势, 但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通常是阶段性的, 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 经济发展会重新回到首要目标, 所以受环境保护政策的影响, 相当一部分污染指标呈波浪型形状。其次是我国长期以来粗放型, 能源消耗性的经济增长方式, 也促使很多地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的特点。段显明 (2012) 发现经济结构转型, 工业份额下降之后环境质量有明显好转。而郝东明 (2008) , 梁四宝 (2008) 等研究发现以粗放型经济为主的山西、陕西污染水平仍处于增长阶段。因此, 施行具有持续性、连贯性的环境政策, 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 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对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地影响。

3 问题及展望

3.1 模型设定

在模型设定上, 目前已有的省际环境库兹涅茨检验基本都是直接使用二次型及三次型方程直接进行回归, 即以环境指标为被解释变量, 人均GDP, 人均GDP的平方项, 人均GDP的立方项为解释变量, 即直接设定了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单向因果关系, 将收入假定为了一个外生变量。然而事实上, 环境的恶化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如果环境质量极度恶化, 那么经济很难持续发展到高级阶段 (Arrow, 1995) 。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省际检验中, 大多文献并没有考虑到内生性问题, 而是单一的运用最简单的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模型反复检验。

3.2 变量的选取

就别解释变量而言, 人均GDP是否可以真实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值得商榷的。解释变量的选择上也缺乏影响环境水平的其它控制变量, 如人口密度, 产业份额, 贸易开放度等等, 得出的结论适用性不强。

3.3 数据处理

在回归方法上, 由于数据的选取为时间序列数据, 由于很多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 用回归方法无法识别这些非平稳性, 即使变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也会由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带有趋势项而显示出一定关系。大量的实证文献忽视了这一常见的问题, 没有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及协整检验就直接进行回归, 这样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不可靠的。

3.4 展望

一些学者尝试运用其它方法来克服这些缺陷, 如使用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进行分析。VAR模型最早由Sims (1980) 提出, 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 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能够反映变量间的双向作用关系, 同时也能够克服时间序列出现的伪回归问题。目前已有运用VAR模型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关系的检验, 如彭水军, 包群 (2006) 运用VAR对全国的库兹涅茨曲线检验, 田志华, 王忠 (2013) 运用VECM模型对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认为在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影响机制中, 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相对较弱。段显明 (2012) 运用VAR对浙江省环境库茨兹涅茨曲线的检验等。通过方差分解均得出经济增长对解释污染排放预测方差起着重要作用, 而污染排放对经济增长预测方差的贡献度较小。运用VAR模型检验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拐点进行有效的预测不失一个可行的良好的办法。

目前我国已有的大量省际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过于单一, 可以说只是简单的方法复制, 缺乏研究意义。应该将在大区域内的面板数据的模型分析方法及在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省际数据研究中。

摘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 相关学者对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检验。在运用时间序列进行的省级检验中,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绝大多数并非理想的倒U型。反复波动的EKC曲线多是由于环境政策的非持续性, 又因绝大多数省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多数省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处于上升阶段。在省际检验的检验过程中, 存在着内生性及“伪回归”的问题, 部分研究试图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或联立方程模型来解决这些问题。

库兹涅茨 篇7

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分别选取了1993- 2013年黑龙江废气排放 (GG) 、废水排放 (GW) 与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GS) 以及黑龙江人均GDP (数据来源为历年黑龙江统计年鉴) , 对以上数据作平减处理[2], 得到处理后的数据如图1。

由于这些序列属于时间序列, 因此在拟合前有必要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在对数化处理后对其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后发现序列均不平稳, 于是采用滞后方法对其进行一阶单整, 滞后一期单整结果如表1。

从表1中可看出, 滞后1期的序列均通过了单位根检验, 一阶单整序列较为平稳, 可作为接下来的研究数据使用。

2 模型构建与分析

2.1 EKC模型构建

EKC模型存在两种形式, 二次型与三次型, 本文在比较了二次型与三次型在拟合优度上的优劣选取了三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因此构建模型如下:

2.2模型拟合分析

在对序列进行一阶单整后序列显示通过了单位根检验, 确定其为同阶非平稳序列后为检验长期关系应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由于Engle-Granger检验所受条件限制较多, 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 分别对三种污染排放与人均GDP作Johansen协整检验。协整结果证明, 三种废弃物排放都与人均GDP具有长期关系, 然而对于二者的因果关系则需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对三者与人均GDP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 固体废弃物滞后二期通过了Granger因果检验, 而废气与废水无论是滞后二期、三期或四期, 检验结果均不显著, 说明存在干扰其因果关系的干扰项, 因此应建立利用短期差分修正长期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 (ECM) [3]。对废气与人均GDP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后, 尤其引入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缓慢修正了长期关系, 从而可使模型减轻因果干扰项的干扰, 因此最终对三种废弃物与人均GDP的拟合结果如表2- 4。

从拟合结果可看出, 尽管R2较低, 但由于建立的是误差修正模型, 短期的滞后值会逐渐修正长期关系[4], 在长期协整关系将趋于平稳, 三种污染物排放与人均GDP均不呈传统EKC形状, 废气与人均GDP呈倒N型EKC关系, 废水与人均GDP呈正N型EKC关系, 而固体废弃物则与人均GDP呈正N型关系。

3 结论与研究展望

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关系到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对其关系的检验应运用谨慎的经济理论与计量经济方法。本文通过对黑龙江废气、废水与固体废弃物三种污染物排放与人均平减GDP分别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拟合, 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的修正, 得出废气EKC呈倒N型、废水EKC呈正N型、固体废弃物EKC曲线呈正N型的结论, 这三种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均不符合传统的倒U型曲线特征[5]。

对于倒N型曲线与正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黑龙江省的成因则是未来研究需解决的问题, 另外, 对于拟合优度不高的问题也需进行下一步探究找出影响黑龙江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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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 篇8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扣除物价指数, 1978~2007年全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4%, 但城乡居民收入也存在较大差异。库兹涅茨 (Kuznets, 1955) 以英、美、德等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资料为依据, 提出了不平等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假设, 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经历一个先迅速扩大, 之后是短暂的稳定, 然后再逐步缩小的过程。那么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 是否也存在库兹涅茨所描述的“倒U”型关系?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现象, 也已有相当的研究。李子奈等 (1994) 采用1991年的部分地区截面数据对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收入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实证研究, 认为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呈“倒U”关系, 而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倒U关系较弱。王韧、王睿 (2004) 则分析表明,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基本上遵循着一条“倒U”型的罗宾逊曲线, 城乡差异正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王小鲁、樊纲 (2005) 使用1996—2002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年度数据, 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对收入差异走势进行了验证, 分别以分省的城镇居民收入吉尼系数、乡村农民收入吉尼系数、城乡收入比值为被解释变量, 以各省的人均GDP (对数) 及其二次项为解释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 城镇和乡村吉尼系数的变动趋势在数学意义上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 而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曲线只近似具有其上升段的特征。无论怎样, 由于数据获取、时段选择、样本容量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 所得的研究结论也不一样。本文尽可能扩大样本容量, 选取1978—2007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 对“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这一问题进行验证。

二、面板数据模型的假设

假设中国三大地带各省份可用一个共同的函数来表示全国及各地城乡收入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模型, 即:

模型中, 下标i指各个省份, 下标t指年份, xit指第i省份第t年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 yit指第i省份第t年的人均GDP, εit指模型的误差项。X采用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值, 而Y取各省份的人均GDP。下文建模所采用的数据, 主要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 包括30个省份 (直辖市) 1978—2007年的面板数据 (不包括重庆市) 。

与传统的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相比, 面板数据分析是前两者的结合, 不仅尽可能地扩大了样本的容量, 而且能有效地减少解释变量出现的多重线性的可能性, 更好地解决忽略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 使得参数估计结果更为可信。由于下文主要研究模型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情况, 如果采取固定截距模型则失去了截面分析的意义, 所以下文的回归方程采用了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并采用Eviews6.0统计软件来拟合回归方程。

三、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结果

利用模型 (1) , 采用1978—2007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OLS估计, 分别建立东部、中部及西部的面板数据模型, 如下表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 模型整体拟合度检验的F统计量均满足显著性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 对各自变量拟合度检验t统计量的P值效果均很好, 全部满足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其中一次项系数为正值, 二次项系数为负值, 模型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关系。东部模型的一、二项系数和中部、西部的系数关系是β1_西部>β1_中部>β1_东部, β2_西部>β2_中部>β2_东部, 这说明不同地区其“倒U”曲线的顶点位置不一样。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 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城乡收入差异程度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即经济越不发达地区, 初期的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城乡收入差异程度越明显, 这进一步验证了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前段部分。东部地区的曲线正向顶点接近, 其由经济增长所引致的城乡收入差异拉大的幅度变小。

四、结论

本文利用1978—2007年全国30个省份的数据, 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人均GDP的关系进行估计回归, 并得到了十分有意义的结论:根据模回归估计后, 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而且, 不同地区其“倒U”曲线的顶点位置不一样, 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 经济进一步增长所引起的城乡收入差异程度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即东部地区正向曲线顶点接近。

摘要：基于1978-2007年各省份面板数据, 对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进行验证表明, 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城乡收入差异与人均GDP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继续拉大的趋势将延续较长一段时间。

关键词：城乡收入,库兹涅茨曲线,面板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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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 篇9

一、东莞市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演变概况

改革开放30年, 是东莞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实力快速提高的30年。1978年, 东莞生产总值仅有6.11亿元。2007年, 东莞市生产总值3151亿元, 东莞市各项经济指标也有了飞跃性的增长。但是, 与此同时, 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 每年增速高达两位数以上。东莞资源要素消耗大, 产业可持续发展缺乏保障, 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型工业带来资源环境的巨大消耗。

二、数据的选取和模型的建立

1.数据的选取数据的选取包括两个方面:环境变量以及经济变量的选取。

2.计量模型的建立。本文利用SPSS 17.0分别对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进行线性方程、二次方程、三次方程以及对数方程进行拟合:

式中y为环境污染变量, x为收入, t是时间, 是常数, βk是系数, εt是随机误差项, Zt是由影响环境的其它变量构成的一个向量, 包括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国际贸易、环境政策以及人口密度等影响因素。

三、模型拟合结果分析

对东莞“三废”与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的模拟结果及模拟曲线。

模拟结果显示, 东莞市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固废的排放量和人均GDP三次曲线回归分析显著相关, 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工业废气排放量总体上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的左侧上升阶段, 而只有工业固废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显现出较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特性。由此可以看到, 从总体来看, 到2007年为止, 东莞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不完全符合传统的EKC特征。东莞市目前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 正逐步向工业化后期过渡, 虽然工业固体废弃物治理取得一定成效, 但工业废水与工业废气的转折点尚未最终到来。

四、东莞市EKC的驱动因子分析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之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表现为不同的开关, 其原因是某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国际贸易、环境政策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的影响。

1.PSR因子分析法。PSR政策分析框架, 即“压力 (Press) -状态 (State) -响应 (Response) ”的因果关系, 1979年由Rapport和Friend首次提出。它表明, 人类活动给环境施加了压力, 导致环境状态的改变, 环境状态的改变又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社会对此做出响应。

2.东莞市产业结构改革。Lopez、Grossman、Panayotou等学者认为, EKC现象是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自然演进双重作用的结果。东莞市三次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44.6:43.8:11.6转变为2007年的0.4:56.8:42.8, 第二、第三产业无论从产值总量上还是从比例上都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

3.国际贸易对EKC的影响。30年来, 东莞市大力招商引资, 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东莞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从1979年的173万美元急速上升到2007年的600739万美元, 年均增长32.4%,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

4.东莞人口问题对环境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 “东莞模式”把全中国大批贫困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打工, 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会导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低, 扩大社会的消费需求、降低积累水平, 降低人均消费水平乃至生活水平, 急剧的人口增长对经济持续发展会起阻碍作用。同时作为消费者人口数量的增加, 会相应带来资源总消费的增加。其结果是过快的人口增长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和发展成果。

5.环境政策对东莞EKC的影响。许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表明, 经济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环境政策和管理手段都会发生相应变化, 环保的重视程度和成效也会受到影响, 进而驱动EKC形状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制定了环保相关的法律有二十多部, 东莞市在严格执行国家环保相关法规的情况下, 认真做好本市的环保规划工作。从“九五”计划开始, 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大力治理污染源, 全面治理东引运河、东江、东深供水工程三大地表河流和十大水库, 加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踏入21世纪, 东莞市环境保护工作主要围绕建设现代制造业名城、生态绿城、全面开展珠江综合整治, 实施“治污保洁”, 按照统一规划, 统一管理的思路, 加大环保投入, 全面治理环境污染, 自2002年开始相继出台了多部治理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 为东莞市的环境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东莞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演进的过程, 并利用PSR政策分析框架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 认为东莞市到2007年为止“三废”排放量没有表现出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特征, 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工业废气排放量还处于EKC的左侧, 只有工业固体废弃物暂时显现较好的EKC特征, 这与吴鹏举 (2009) 等分析东莞市的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废气排放量和大气能见度倒数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的情况相似。“东莞模式”走的是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 后治理”的道路, 第二产业和重工业比例的上升, 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及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东莞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上升。东莞市政府也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 但由于环境执行力度和政策时滞等原因, 环境政策成效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