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审

三审（共6篇）

三审 篇1

摘要：改革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 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法院审判公正的实现, 是中国首要的政治。当下的中国首先要切实保障法院审判的公正, 实现社会最后一道防火墙、最后一道关口的公正。中国实行三审终审制度是消除司法不廉不公, 改造司法体制“斜坡”的有力措施, 是积极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的重大举措, 能够督促法官“秉公裁决”, 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 让民众进一步感受到法院处理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三审终审,顺应民众,司法需求

改革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 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法院审判公正的实现, 是中国首要的政治。当下的中国首先要切实保障法院审判的公正, 实现社会最后一道防火墙、最后一道关口的公正。

一、司法公信力备受诟病, 民众司法需求增长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徐显明看了最高法院2012年的工作报告后说, 法院的报告毫不留情袒露存在的问题难能可贵, 表现出法院下定决心, 追求司法公正司法廉洁。徐委员指出, 现在司法不廉司法不公, 就像报告所说———广大民众深恶痛绝。“不廉”叠加“不公”营造出一个沉重无比的铁球, 一个停留在斜坡上的巨大铁球。目前的状态是, 我们要阻止铁球下滑, 要么用绳索捆住它, 要么人推肩扛顶住它。其实关键的关键是想方设法把这个斜坡改造成平地, 而这个斜坡就是我们当下的“司法体制”。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谈到, 人民法院正在不断拓展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广度深度, 人民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要求和期待也日益提高, 司法改革要围绕努力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感受到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谈,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民众之根本利益是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87年通过“司法独立宣言”, 其第2条载文, 法官要独立自由地评价事实、理解法律, 不受任何状况的直接的间接的干扰和威胁, 从而实现秉公裁决。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 习近平同志指出, “关于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 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 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

中国实行三审终审制度是改造司法体制“斜坡”的有力措施, 是积极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实行三审制能够督促法官“秉公裁决”, 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 让民众进一步感受到法院处理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

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实行三审终审制度是诉讼主体的司法需求。

注:申诉、申请再审案件同比增长了10.21%。数据摘自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

2013年1-9月全国法院审理各类案件统计数据显示, 期间内一审收案6583457件, 其中不服一审二审及生效裁判的案件共计690877件。从统计数据看出, 有大量的“二审”“再审”和“申诉、申请再审”案件的存在, 同时还有大量的案件“忍气吞声”未能提出二审、再审。因为相当一部分“错案”的生成, 已经经过“庭长”、“院长”、经过“审委会”, 而且已经电话请示了“中院”等上级法院某庭长等, 当事人以及代理律师实在无力回天。尤其是部分跟地方政府等相关的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的案子就更不用说了。相当一部分涉诉案子, 当事人是通过申述、信访、上访甚至群发事件的形式主张“公道”的。通过诉讼处理, 但一审后当事人认定为错判乱判的案件占有相当比例。

裁判存在错误是引起上诉、申诉 (抗诉) , 引起涉诉信访上访的重要原因。民众执着坚持上诉、申诉和涉诉信访, 民众的诉愿强烈地趋向于向高层法院表达, 体现了其对更高司法层级的公正期望, 三审终审是民众现实的司法需求。

二、两审终审制度弊端凸显

从审判实践来看, 两审终审制存在以下弊端。

从法律适用、法官素质分析。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政府规章意见办法纷繁复杂, 据“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 (2012) ”所列数据:截至2012年12月底, 除现行宪法外, 中国有效的现行法律有243件, 有行政法规721件, 有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最高法院有判案指引, 高级法院还有判案指导意见, 加起来多如牛毛;即使有海量的法律法规, 都仍然未能全面周到地规范社会生活的全部环节细节, 法官还得“掌握法律原则精神”而自由裁量。中低层法院法官法律素养相对较低, 职业道德水准不高, 要保证两审终审正确适用法律 (以及认定事实) , 相当一部分法官难以胜任。

从法院设置及诉讼管辖分析。现行法院设置, 一般情况, 基层法院为一审法院, 中级法院为二审法院, 两级法院之间间距较近, 有的甚至是邻居, 法官之间业务的关联, 生活的关照, 其友好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有些案件, 下级法院法官请示上级法院法官答复敲定, 即使将来发生错案, 上一级也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两审沦为一审终审。

再从再审程序频繁启动看, 法院自身启动, 当事人启动, 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 甚至还有人大监督启动, 还有领导批示, 媒体压力导致再审启动, 再审程序不断扩张, 审监程序频繁启动, 两审名存实亡。有学者认为, 抛弃三审而搞多渠道启动再审是中国审判制度设计的一大败笔!据统计仅检察机关的监督, 全国配备检察官近万名从事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的监督, 加上其他各种监督, 其成本实际超过实行三审终审的成本。

三、三审终审制度的价值考量

设置三审终审, 相当于在原两审终审程序后增加了一次再审。此“再审”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保障价值无量, 对于约束一审二审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肯定, 绝大多数一审二审案件不会进入三审程序, 但三审能给当事人一种正向的公正的期望;给一审二审办案法官, 尤其是一审法官一个判案指示———办错了要纠正, 并可能追究错案责任。从二审可能纠错到三审可能纠错, 纠错倍率呈几何级增大, 三审终审程序已经远远超出其作为普通救济程序的价值。

审级增加, 可以计算审级增加的效益———对于当事人、对于法院、对于其他诉讼参与人。对于当事人, 要增加三审的诉讼成本开销;但当事人利用三审, 期望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 宣泄其对错误裁决的不满, 展现其维权能力, 进而防止将来潜在的权益侵害, 收获了效益。对于法院, 增加审级要增加司法成本, 但法院增加审级可以实现纠正裁判错误, 吸纳当事人对错判的不满, 能增强司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促进司法统一, 从而收获巨大社会效益。对于其他诉讼参与人, 笔者认为其消极的收益是次要的, 积极的收益是主要的。

公正和效率是司法审判的两个重要方面, 公正是审判的生命和灵魂, 效率相对于公正是第二位的;能够更进一步实现公正审判而又不过分损害“效率”的“三审终审制”符合深化司法改革的精髓要求。诉讼效率和诉讼成本是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

实行三审终审制有利于应对“法规繁多, 事实繁杂、法官素质欠缺、人情社会积弊”的现实问题, 防止法官错误, 保障当事人权益;是正确适用法律、统一对法律及其原则精神之见解, 避讳地方保护主义的需要, 有利于提高我国司法审判的公信力。实行三审终审有利于保障被告权利, 尤其有利于保障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的权利。以增加审级程序达到保障人权、减少死刑的目的, 不仅可以相对减少死刑的数量, 也将必然提高案件审理的质量, 实现裁判结论的公正。实行三审终审将大量减少申诉、抗诉、涉诉信访事件, 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 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审终审是世界大多数国家 (地区) 选择的审级制度, 美国的法院系统分为联邦法院系统和州法院系统, 都实行三审终审。日本及台湾 (地区) 也实行规范的三审制。我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实行过三审终审制———“县为一审、地区为二审、边区高等法院为终审”。中国现当代无数法学专家都呼吁实行三审终审制度。

四、三审终审制度的现实设想

笔者考虑, 三审可以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德国、日本等国也有成熟的类似规定。三审实行律师强制代理, 要求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代理第三审诉讼。三审主要是法律审, 作为拥有丰富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的律师, 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减少不必要的时间和经费开销;有利于减少滥用三审终审, 减少盲目上诉和恶意上诉 (代理律师将全面客观分析案情) , 同时律师收取代理费也让当事人谨慎考虑是否提出第三审 (建议通过相关法规明确第三审代理律师酬金的限额) 。

笔者还考虑几点:1、不宜苛刻地限制当事人的三审上诉权 (笔者设想的是6个大区终审法院来承担审理任务) 。2、不能绝对地狭隘地认为三审只能是法律审, 也应当兼顾纠正程序错误和事实认定错误。3、认为三审只能是书面审, 也未免科学, 建议应该以开庭审为原则, 以书面审为例外。4、对于三审是否限制当事人出庭, 不能一概而论。根据诉权保障原则, 一般情况为诉讼经济考虑, 当事人可以依法特别授权律师代理, 但当事人有出庭应诉的权利;作为刑事被告人 (特别是在押被告) 要参加第三审庭审, 确有诸多不便, 可以授权辩护律师出席庭审, 但可以指定其近亲属旁听庭审。

按笔者设想:法院系统设置社区调解法院、初审法院、普通法院、上诉法院、终审法院和宪法法院。另设其他专门法院。初审法院和普通法院为“一审”法院, 上诉法院为“二审”法院, 终审法院为“三审”法院。具体考虑:

A.在中心乡镇 (片区) 设置社区调解法院, 每个县级单位可设置6-9个调解法院, 管辖各片区普通民事纠纷的调解 (调解不成诉至初审法院或普通法院) , 全部适用简易程序, 调解法院调解案件不计算审级。B.每个县级单位在其政府驻地设置1个初审法院, 管辖辖区内一审民事、刑事“小案”, 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C.每个地区级单位在其政府驻地设置1个普通法院, 管辖辖区内一审民事、刑事类较大较复杂案件和一审行政案件, 一律适用普通程序。D.每个省级单位在其境内较大的地级城市设置3-7个上诉法院, 管辖片区内不服一审的上诉案件, 一律适用普通程序。E.全国范围内设立6个大区级的终审法院, 管辖不服二审上诉的案件, 并设想“被授权对具体案件”进行“违宪审查”, 设想在东北沈阳、华北石家庄、东南杭州、中南武汉、西北兰州、西南贵阳设置6个终审法院。案件审理中遇到上诉法院和终审法院同处一个城市, 终审法院回避到邻近异地终审法院。F.设置宪法法院, 在北京、西安和南昌设置3个国家宪法法院, 称中国第一、第二和第三宪法法院, 实行划片管辖, 承担“违宪审查”、法律解释及“宪法司法化”等司法职责。

五、结语

实行规范的三审终审制度, 即使在目前的法院运行体制下, 也能进一步实现审判公正, 提高审判权威性。实行三审终审制度, 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诉讼主体合法权益, 实现市民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当深化改革, 法院实现了去地方化、去行政化部门化、实行阳光审判后, 再加上规范化的三审终审, 笔者确信公正权威的审判将推进中国全面法治化宪政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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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的第六部分[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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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娟萍.我国是否应建立三审终审制[J].理论纵横, 2011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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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卢荣荣.中国审级制度再思考[J].前沿, 2011 (18) .

三审 篇2

本单位在申请办理：

项目名称：

的内部改造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申请等相关手续过程中，认真阅读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发布<建设项目规划使用性质正面和负面清单>的通知》（市规划国土发〔2018﹞88号），现郑重做出如下承诺：

一、本内部改造项目是符合正面清单，不增加现状建筑面积，不改变建筑外轮廓的建设项目。建筑面积以合法建筑为计算基数。不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在正式施工前取得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以上为我单位真实且自愿承诺的内容。我单位同意向社会公开并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如有违背，我单位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保证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按要求整改，并按规定接受行政处理。

建设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莫让“三审制”走形式 篇3

何以会出现上述这些情形呢？笔者认为，目前实行的三审制，在细节方面还需下功夫。

1.工作量太大。三审制在客观上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尽管编辑都很认真、严谨，但人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有限。

2.初、复审职责划分不够明确。虽然制度分别规定了初、复审的职责，但是有的单位却在执行上大打折扣，例如，复审和初审在审查的内容和所承担的责任上区别就不大，实际工作中很难将责任落到实处。

3.复审、终审责任不到位。据了解，现在一个编辑责编的字数一般都在二三百万，多的则在500万字以上，而且不少人还要承担大量的复审、终审以及选题策划与营销宣传等工作。于是，为“履行” 三审职责，准确来说，是为履行发稿手续，多数情况下，复审和终审只好走走过场，草草签字而已，有的甚至是跨学科地随便找人签字。这种现象的存在甚至是大量存在，客观上逐步淡化了编辑的审稿意识，从而使审稿流程趋于形式化。

那么，究竟怎样贯彻三审制呢？笔者认为，可以实行“以审稿加工制（或称一审制）为主，三审制为辅”的审稿制度。

所谓审稿加工制为主，是指对大量的一般书稿，如大学教材教辅、一般科技图书等这些书稿，一般来讲，体系和内容比较成熟，也较少涉及政治性和政策性问题，选题确定以后，重点还在于做好编辑加工工作。再如选题已经确定的汇编稿，如论文集、散文集、诗集、短篇小说集等，或选题已经确定的重印稿，如不需要重新校订的古籍本、古旧小说、文集和经过了版权交易的港台小说等。这些书稿都已经发表或出版，在社会上已有定评，选题的确定就意味着确认了其出版价值，只需在编排和技术上进行处理，等等。对这些大量的一般书稿，由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且具有5年以上编辑工作经验的人员独立承担审稿和加工工作。但书稿在发排时，须经室主任和总编辑履行必要的把关程序。

对涉及思想政治倾向、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内容以及工具书、重点书或出版社必须进行三审的书稿，严格实行三审制度，并突出其“学术属性”、“权力属性”和“责任属性”。

实行这种制度，对目前的出版工作，至少具有以下积极意义:

可以使图书审稿责任明确到人，完善和严格实施编辑的管理制度，使图书审稿制度从走形式到落到实处，切实提高和保证图书的审稿质量。

日本在大连三审司法制度的确立 篇4

一、1904年5月至1905年5月的军法制度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侵略者公布《辽东守备军行政规则》,“参照中国历来的法律、法令、惯例和日本的法令、审判处理管区内居民的民事刑事诉讼案件”[1]234,自翌年一月一日起实施,遂开始了对旅大地区的殖民统治。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辽东守备司令官名义发布的《拘留和关于即决罚款的规则》,做出6条规定。军政委员所属宪兵长和宪兵分屯所长及其代理人,对辖境发生的日本居民及视察者犯罪科以10天内的拘留或1.95元以下的罚款,可即决该当之刑。同年三月二十七日《军罚规则和军罚审理手续》规定:规则8条,手续25条。军罚以辽东守备军军令一号以及其他的司令官发布的军令为依据,罚于违反者。分别处以死刑(枪决)、体罚(竹板杖50次以内)、放逐(限期逐出军港区)、没收资产及罚款(20元以上)5种不同的刑罚。同年七月十五日,《旅顺要塞地关于取缔军令》和《违反军令审判手续》规定:军令9条,手续4条,维持该地带的秩序以及禁止事项20条。刑罚为死刑、监禁、放逐、罚款、竹笞和没收资产6种。辽东守备军政署军政委员同时参照地方过去的法规、惯例以及日本法律,审理处置管区内居民的民事、刑事案件。除军政委员行使审判权外,另有军法处分会议处理违犯军令案件,包括处理非军人违反军令即中国人反抗日军暴行的案件。对军法处分会议的判决,当事人不得提出异议。

二、1905年6月至1906年6月的一审制度

日本关东州民政署及旅顺、金州民政分署的司法委员,执行除临时军法会议和军事法庭权限外的有关刑事、民事等审判事务。刑事以紊乱安宁秩序,人的生命、人身、自由、名誉和财产受到危害而构成的犯罪,施用法律参照地方法规、惯例,适用陆海军刑法和日本刑法及其附属的法规进行处分。惯例,只适用于中国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满洲军总司令官以军令形式规定了刑事处分令。刑事处分为死刑(斩或绞)、劳役(11天以上)、体罚(竹笞100以下)、没收财产(全部或一部)、拘留(10天以下)、罚款(2元以上)以及轻微罚款(1.95元以下)7种。其中, 体罚只适用于中国人和朝鲜人。罚款不能交纳可改为劳役或体罚,轻微罚款不能交纳可改为拘留。日本在大连司法制度上实行的是一审制度,对于刑事案件,负责侦查的民政分署长、警视、警部(均为日本警察官的职称)可到庭陈述意见,由司法委员根据自己调查的结果宣判,并指挥刑罚的执行。必要时,案件在宣判前报行政长官批准。行政长官如认为所判刑罚有误,可命令再审。满洲军总司令官有执行死刑的命令权和刑罚赦免权。在民事审判方面,案件的处理参照地方法规、习惯,适用日本民法、商法及其附属的法规,以裁判和劝解两种方式结案。劝解是必经程序,与判决具有同等效力。

三、1906年7月至1924年12月的二审制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日本根据《朴茨茅斯条约》有关规定,撤销满洲总司令部,代之以关东总督府,统摄关东州军民两政,其殖民统治形式由军事占领过渡到军政统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二十六日,日本关东总督府公布《关东州审理所条例》、《关东州刑罚令》、《关东州刑事审理规则》和《关东州民事审理规则》,均从七月一日起施行。刑罚令中特殊规定,笞刑只适用于中国人,没收财产原则上只适用于中国人。在特定情况下(即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者),适用日本刑法加重处罚。死刑判决的执行,需要关东总督的命令,其有赦免权。审理所设初审部、复审部实行二审制。初审部为独任制,处理民事调解和民事、刑事审判事务。复审部为3人合议制,审理不服初审部判决的上诉案件及以初审为终审的“危害皇室罪”和“国事罪”案件。根据总督府令,民刑案件由审理官审理,刑事案件特设检察官监督。对民政分署辖区内的案件,由审理所派出审判官到当地审理(“危害皇室罪”和 “国事罪”的案件除外)。民事案件,审判官有调查之责,并有权指挥警部、巡查收集证据。检察官对涉及公共利益或认为有必要出庭的民事案件,可以出庭陈述意见。民事案件的第一审诉讼,以劝解为前提。成立的劝解,有与确定判决的同一效力。劝解不成时则视为直接起诉而进行裁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日本侵略者公布《关东都督府官制》、《关东都督府法院令》,从九月一日开始施行。关东总督改为关东都督,废除审理所,而直辖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从而,其临时性的军政统治机构,改变为正式的军政统治机构。地方法院及其出张所为独任制,处理民事、刑事初审和非诉讼事件。高等法院为3人合议制,终审判决地方法院裁判的上诉案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秩序,经关东都督提议,以日本天皇名义公布于十月施行《关东州裁判令》 《关东州裁判事务执行令》、《关东州对罚款及笞刑处分的规定》,废止了《关东都督府法院令》、《关东州刑罚令》、《关东州刑事审理规则》和《关东州民事审理规则》。原属法院管辖的关东州内简易案件、调解和非讼事件,重新划归民政署长处理。原属日本本土长崎控诉法院管辖的不服驻满洲领事官审判的上诉案件和长崎地方法院管辖的经驻满洲领事官预审的重罪案件, 改由关东都督府高等法院和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处理。对此, 日本殖民当局称:“对于驻满洲领事官审判的上诉作为终审归关东都督府高等法院管辖、领事官预审的重罪案件归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管辖,从而消除了当事人远离法院所在地的不利因素和完善了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

日本殖民当局在对本国移民“完善”“权利的保护”的同时,对中国人则施行更为严厉的法律制裁。中国人应处三个月以下徒刑的,视情节追增罚金或笞刑;应处百元以下罚金、拘留或罚款的, 亦视情节分别追增笞刑。对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中国人和日本人, 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和处罚原则,充分体现了殖民地司法制度的显著特征。不仅如此,日本殖民当局针对中国人还制定了许多例外法(单行法)。民国四年(1915年)5月,公布实行《关东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戒严和惩罚有关文件》。民国八年(1919年)6月10日,实施《关东州之犯罪即时判决条例》,授与关东厅民政署长、警察局长及分局长对轻微犯罪即时判决的权限。民国九年(1920年) 11月,日本殖民当局再次公布修改《关东州裁判令》,12月1日实行。民国十一年(1922年),日本殖民当局表面上同意对中国人适用刑罚缓期执行及其他相关规定,以示“种族平等”。但并未兑现, 其后颁布施行的破产法、和解法中的某些条款仍不适用于中国人。民国十二年(1923年)7月20日,日本殖民当局颁布实施《关东厅法院及检察局事务章程》共22条,更细化了内部分工。同年12月,日本殖民当局修改《关东州裁判事务处理令》,翌年1月1日执行新的刑事诉讼法。

四、1924年12月至1945年8月的三审制度

《重庆市招标投标条例》三审通过 篇5

审议中，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应当加强投标保证金的规范管理，达到约束投标人履行其投标义务担保的目的。

市人大法制委根据国务院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在该条例修订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中进一步规范了投标保证金的提交、管理、退还机制。

该条例修订草案明确，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投标方可以以银行保函、支票或者现金的方式缴纳。招标人可以委托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代收、代管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交纳情况在开标前应当保密。

该条例修订草案还规定，收取保证金的，应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5日内，向除中标人和中标候选人以外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应在与中标人和中标候选人签订合同后5日内，向其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目前该条例还在审议中。

三审 篇6

据有关调查表明，当前编辑“三审制”存在的问题体现以下四个方面:

编辑“三审制”流于形式。按照规定，图书编辑中应有初审、复审和终审，但有的出版社却对此进行了“合并”，书稿的初审和复审或复审和终审均由同一个编辑完成，存在着“缩水”的情况，客观上使“三审制”成了“两审制”。

初审工作简单化。初审工作是编辑“三审制”的基础，初审报告不但要对书稿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学术价值进行评估，还要善于发现书稿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问题的处理意见，但有的出版社编辑的初审报告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既没有对书稿的客观评价，也没提出书稿中存在的问题，有的初审报告甚至将内容提要作为对书稿的评价。

初审报告书写格式不规范，出现了越权行为。初审报告是编辑“三审”工作的第一个环节，是“三审”工作的基础。有的责任编辑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越俎代庖，在初审报告中写上“同意出版”的字样，令人哭笑不得。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认为书稿达到了出版要求，提请复审。”

把编辑“三审制”违规外包。编辑“三审制”是出版社编辑工作的组成部分，体现了图书出版社对图书的出版导向和质量的掌控，有的出版社在与民营工作室的合作出版中，违反规定，擅自将本该由出版社编辑完成的书稿“三审”工作，“发包”给非出版单位的人员去做，并让没有发稿资质的人员担任责任编辑，使编辑“三审制”处于放任状态，并导致图书质量的问题。如前年总署查处的一本有严重导向错误的图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出版社在与民营工作室的合作中，把责任编辑的发稿权外包给不具备编辑资质的人员。

编辑“三审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一些省市出版行政部门的重视，不少地方的出版行政部门加强了对编辑“三审制”工作的管理，把严格执行编辑“三审制”作为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举措。如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把坚持和强化书稿的“三审制”作为出版工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以“三审制”检查为工作重点，去年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书稿“三审制”检查评比工作，对所辖出版社2003年以来的书稿审读规章制度进行了检查和总结。在检查评比的基础上，该局进一步完善制度，改进工作，有力地推进了苏版图书质量的全面提高。江西省新闻出版局把抓图书质量检查与表彰激励结合起来，把提高编辑初审报告的质量作为加强编辑“三审制”、提高图书质量的突破口。从前年开始，连续举办了两届全省图书优秀初审报告评选，从中评出了一批图书优秀初审报告，并对这些优秀初审报告的责任编辑进行了表彰和奖励，努力发挥图书优秀初审报告的示范效应，调动了广大编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大学教材“走出去”尚待时日

张爱民申正平

第十三届BIBF上的中国版权输出合同增长了98.2%，而同期版权引进只增长了6.7%。版权输出与引进之比由0.66:1变成1.23:1。这种变化，被很多媒体称为“历史性突破”。 但是，对大学教材来说，“走出去”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清华大学出版社李家强社长说，截至目前，清华大学出版社还没有教材版权输出，“基本上是空白”，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的大学教材外国学生难以适应，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教材主要是对外汉语教材方面的，而这一领域已经有几家出版社做得相当好。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杰人社长认为，以目前的状况，要向国外输出教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学的教材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显然，我们在许多领域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玉山告诉记者，就目前国内一百多家大学出版社而言，教材版权贸易方面，输出的主要还是语言类，输入的教材则是主流。“和前些年相比，引进图书的分量越来越大。以前我们主要是经过翻译和加工，然后出版国外的教材，近年来直接引进原版教材的数量越来越多。总的来说，引进的趋势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