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气论文

文气论文（精选8篇）

文气论文 篇1

讲授历史的时候,过分关注史实,关注正史,以历史的科学性为借口,排除稗官野史,排除传记文学,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与史有关的影视作品,以史为史,结果,丰富有趣的历史课,上成了乏味枯燥的历史课,给人才情枯涩、迂腐无能的感觉,这是历史教师的悲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历史是一门科学,要求如实反映历史事实。要反映历史事实,必先要史实准确无误,才能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历史本身所固有,而非人们从头脑中想出来。无论是叙述历史或阐明历史,都只能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允许有任何的附加,不然就会歪曲历史。文学可以描写天堂和地狱,也可以描写玉皇大帝和孙悟空,可以用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手法来反映现实社会。历史却不行,讲授历史必须真实、讲授文学则可以虚构。这样,造成众多的历史老师“实”和“虚”不能熔于一炉的思想,主张文史分家,结果,为真实而真实,把历史课讲得无味,学生大睡,很值得老师们深思。

作为历史老师,只懂得一些历史事实而没有文学修养,要把历史课教好是不可能的。

历史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如何体现“文学”之气?

首先,要有一定的文学知识底蕴,以情感人。

教师在上课时把这些优秀作品揉进历史,对学生施以美的教育,使学生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产生美的感觉,身心处于轻松享受之中。

我国古代“政文合一”,历史上,众多政治家留下不少名篇,如曹操的《短歌行》、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飞的《满江红》等名篇,或赤子之诚、忠国忧民,或沉郁悲凉、满腔忧愤,或壮怀激烈、豪气袭人。这众多的文学作品,应是历史老师课堂上的“史料”,以情感人,以情动人,这样,才能增强学生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生突破思维定势,获得启发,利于创新。讲到老子庄子,老师心中应有素朴辩证的老子思想和洸洋恣肆的庄子文章,不能只局限于课本上的介绍和教参上的摘要,要熟悉先秦文化的脉络,才能言简意赅,向学生讲清老子和庄子的生平、思想和影响。讲到唐朝诗歌的繁盛,必讲李白杜甫,“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李白的诗,瑰伟绚丽,风格豪迈飘逸,杜甫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对他由衷的钦佩。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诗文,千汇万状,挥洒汪洋,沉郁顿挫、韵律谨严、语言精美、笔势雄健、意境高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形象地刻画了统治阶级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国破家何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烽火蔽天,国破家亡,感时恨别,忧国思家。“读史”形象,光耀千古。

作为历史老师,要熟悉中国文学史,要把根深扎在这块肥沃的土壤上。面对学生,巧用诗词,典故,善用精干语言,画龙点睛,活跃课堂,拓宽视野,丰富知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用文学作品的想象,焕发学生的灵感,用文学的感情,启迪学生的智慧,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第二,善用诗词句分析历史事件,以情动人。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反映的是唐朝用科举制选拔人才的情况。由于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许多学生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知识,课本上介绍的又非常简单,老师有必要在课堂上给学生介绍这方面的知识,拓展学生的视野。这就需要老师首先拥有这方面的知识,不能人云亦云,毫无自己的思想见解。利用唐诗中的词句来反映科举制度,简洁的把历史事实展示给学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隋朝始置进士科,唐朝沿用科举,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进士及第,是一种很高的荣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遮言》)。“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及第谣》),年取三十多人,录取率极低,有不少人从少年考到老年,成“英雄”时以“尽白头”了。

第三,善用现代诗歌展示历史,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以情动人。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一首《松花江上》,曾让多少中国人对东北心驰神往。连绵起伏的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森林茂密,驰名中外;广阔的松辽平原,江河纵横,土地肥沃,盛产大豆、高粱和小麦;三江平原、白山黑水,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富饶美丽的风水宝地,引得日本帝国主义垂涎三尺,1931年宁静的“九·一八”之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枪炮声骤然响起,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白山黑水。生活在这块黑土地的无数中华血性儿女,不分党派异同,不分正规军,还是民间武装,毅然拿起武器奋起抵抗。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止,东北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中,坚持了14年的浴血抗战,极大地牵制了日本关东军入关作战,有利地配合了关内的抗战全局,也为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和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局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首歌,从东北唱响,响遍全国,激起了多少血性国人奔往关外参加抗战。

中学历史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情到深处自然浓,善用这样的爱国主义现代诗文,正是我们历史课所必须的。用革命先辈的鲜血、勇气、精神塑造我们祖国接班人的灵魂,这是历史课的重任。善用这样的诗文来进行爱国主义情怀的培养,效果非常突出。

第四,善用文学艺术语言讲授历史,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以情育人。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对于历史教师来讲,上好一堂历史课,重要的还是语言。因为历史课的讲授,靠教师在课堂上通过语言艺术的描述来完成。课堂语言艺术水平的高低,是上好历史课的关键。历史老师的课堂用语,不是华丽的辞藻堆砌而成,而是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加以洗炼,使之准确、明晰、生动。一位好的历史教师,他的语言应声情并茂,准确生动、抑扬顿挫,情感饱满,音色悦耳,通俗易懂,声调变化适当。通过自己的语言艺术,文学修养,把死的历史讲活,使学生对学历史有“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精彩生动的课堂语言艺术,不仅引学生入胜,使其兴奋不已,而且能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有了兴趣,学生的良好习惯自会形成。

教师的艺术语言,可以引发学生思维，使课堂气氛自然活跃轻松。这样的课堂,学生始终处于轻松状态,兴趣浓厚,既发挥出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又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情趣。

诗画一体 文气逼人 篇2

沈周性情恬淡，与世无争，超然物外，意在田园，隐而不仕，有数次出仕机会，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了。沈周为人厚道，性格豁达，日以诗酒流连，书画自娱。明人李东阳在《怀麓堂集》中说：“石田寄意林壑，博涉古今图籍。以毫素自名，笔势横绝，复出蹊径，片楮疋练，流传遍天下，情兴所到，或形为诗歌，互以相发”。沈周虽然画名满天下，但对求画者有求必应，见到仿作自己画的赝品，也不以为然，处之泰然。可以看出良好的修养。

前面说过，沈周出生于数代书香之家，加之江浙地区经济发达，文化氛围好，沈周早年绘画受其伯父、父亲的影响很大，其父沈恒善画设色花卉，水墨亦能之，沈周弟子文征明说：“石田先生，风神玄朗，识趣甚高，自其少时，作画已脱去家习，上师古人，有所模临，辄乱真迹（吴敢：《中国名画家全集·沈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页），这说明，沈周的画技很早就脱去家习，上师古人，已經比较成熟了。这时期学习的主要对象应为“元四家”（王蒙、倪瓒、黄公望、吴镇），其中以王蒙为最，正如董其昌所说：“石田先生于胜国（元代）诸贤名迹无不摹写，亦绝相似，或出其上（《中国名画家全集·沈周》，第15页），这个评价是极高的了。中年以后沈又广学前贤，进一步拓宽视野，上及董、巨，下至刘松年、李唐、马、夏之流，无所不及，可谓勤奋极矣。王稚登曾说：“自唐宋名流及胜国（元代）诸贤，上下干载，纵横百辈，（石田）先生兼总条贯，莫不揽其精微”（王稚登：《吴郡丹青志·神品志·沈周》），王稚登也是明人，与沈氏相去不远，这个评价应该说比较准确。

沈周在经过一番刻苦而广泛的研习古人作品之后，于五十岁左右在画风及绘画形式方面有所变化，及研究沈周常说的“细沈”、“粗沈”之分，这时期一改细笔风格多为粗笔，画风老辣苍润，笔墨浑厚沉着，世称“粗沈”。这时期亦间作细笔，谨密之中又有疏通醇和之趣，世称“细沈”，在这一点上，多受元人王蒙的影响。另外，在画幅的尺寸上也有大小明显的变化，中年以前多作盈尺小幅，中年以后渐拓为大幅，简括豪放，自成一家。沈周的绘画题材多为江南的山川和园林景物，间作花鸟，寥寥数笔，便别开生面。明人王世贞在《弁州山人集》中说：“五代徐、黄而下至宣和主，即徽宗也，写花鸟妙在设色粉绘，隐起如粟，精工之极，俨如生肖。石田氏乃能以淡墨作之，而神采更自翩翩，所谓妙而真者也”。由此可见沈周的花鸟画文人写意画的意味浓重突出，这一点在以下介绍的青岛市博物馆藏《设色蕉石图》中也看得很明确，和王世贞所说基本相同。

纵观沈周的艺术人生，是随着自己的综合修养不断充实和提高而不断变化和成熟的，至最终达到了人书俱老的神化境界，当之无愧为“吴门四家”之首，为明代著名画家之一，引领一代风骚，重振文人画风，正如明人王稚登所说：“先生绘事为当代第一，人物、花竹、禽鱼，悉入神品……信乎，国朝画苑不知谁当并驱也”（《吴郡丹青志·神品志·沈周》。

青岛市博物馆所藏沈周纸本设色立轴《蕉石图》，是其中年时期的一件作品。此轴纵76厘米，横45厘米，画中主体为石与芭蕉，设色淡雅，构图简练，景物安排舒适自然，上方留空题诗句，文人画气息浓重。前方画纵立太湖石一块，其形瘦、透、漏、皱极富变化，外形轮廓以淡墨粗笔略行勾勒，内部结构以较浓墨色层层染擦，使石头的形态结构清晰明确，起伏转折一目了然，成功地表现出了石头本身的质感和立体感，更表现了石头漏、透、瘦、皱，坚硬的特质。用笔严谨不苟，遒劲有力，与后面的芭蕉形成对比。太湖石后画芭蕉数棵，墨色浅淡，用笔疏朗自然，造型错落有致，有一种十分放松的感觉。芭蕉叶以淡墨勾画外形轮廓，花青淡淡晕染，下方小草以浓墨挑勾画出。画面中所画内容不多，重点通过对比强调了石、蕉之间的关系。一前一后，一虚一实，一远一近，一浓一淡，一松一紧，一坚硬严谨一疏朗柔和，通过富有哲理的对比，物象彼此相映成趣，极具天然之妙。

值得一提的是，无独有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沈周的纸本《芝兰玉树图轴》，为沈氏五十一岁所画，其构图、景物与青岛市博物馆所藏此轴亦颇相近。反映沈周这一时期的构图趋向。此画幅虽然不算大，所画内容也不算复杂，但是通过画家的构思、构图、用墨、用笔等，简单景物中却透出浓厚的文人气息，可以看出沈周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家。

画面左上方为沈周自题七言诗一首，诗云：“春来叠叠小诗成，题向芭蕉不记名。醉倚石栏闲点笔，飒然风雨砚池生”，落款为“成化丙申八月既望写于学古斋，沈周”，后钤“启南”朱文印，“石田”白文印。是年为成化十二年（1476年），沈周时年50岁。题诗为行书字体，黄山谷（庭坚）味道浓重，笔画舒展有力。题诗内容也意趣盎然，“春来叠叠小诗成，题向芭蕉不记名”，可以看出画者写诗之勤奋，同时也体现出作者的一种超然物外的创作心态；“醉倚石栏闲点笔，飒然风雨砚池生”，体现出作者作画时的一种潇洒悠闲的心境，诗与画相得益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跃然纸上，充分体现了文人画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作者丰厚学养及艺术才能。

画面右上方有明代中晚期著名文人王稚登题诗一首。王稚登，字百榖，先世江阴人，后移居吴门（今苏州），少有文名，4岁能属对，6岁善书擘窠大字，10岁能作诗，长而骏发，名满吴门。善书法，尤精篆隶，为吴门派之后劲，也是吴门派末期的代表人物。明人王世懋在《王奉常稿》中说：“百毂雅善韵语，洒洒清新”。这在沈周的这件蕉石图上其题诗即可一见，其诗日：“芭蕉新叶绿过墙，影覆帘栊六月凉。好写新诗寄幽意，秋风莫待一林霜”，后落“王稚登”款，并钤白文印“王次公”、“王氏伯觳”。画面左右下角分别钤有“秋池老人”（朱）、“凤梧平生珍赏”（白文）收藏印二方。可见此件沈周作品流传有序。

总观此件作品，诗画一体，用笔老练，题诗相映，流传有序，为沈周艺术成熟期的一件上品真迹。

（责任编辑：王征）

浅析南宋公文的文气 篇3

南宋公文最具特色之处便在于文气的充沛。社会的动荡与国土的安危使得一大批爱国之士将高昂的气节与深沉的情感诉诸笔端, 产生了大量言事论政之文, 或痛斥奸佞小人、或愤慨国仇家恨、或哀痛国破家亡。不论是论政还是议战, 都充盈着磅礴的文气。

一、南渡之初的激扬文气

南宋公文受社会环境与时代风气的影响较深。南渡之初, 民族危机严重, 士人多上书主张抗战, 慷慨激昂, 充满生气。这时的文人士大夫自觉以抗战救亡为己任, 对国家对君主仍然抱有希望, 上书言事多指斥奸邪, 力主抗战, 慷慨激扬, 意气风发, 充斥着昂扬奋发的文气, 或为杀气, 或为怒气, 或为霸气, 或为傲气……这其中最具代表的公文作者有宗泽、李纲、陈东和胡铨等人。

由于这一时期的士人心中的抗战情绪高涨, 产生的公文首先是充斥着一股坚决抗战的霸气和视敌如仇的杀气。南宋并未出征就放弃抵抗, 这让很多人心中充满了对金人拼死一搏的渴望与恢复旧山河的豪情壮志。宗泽是高宗时期力主抗战的代表人物, 他的公文文气最为充沛。南渡之初, 他曾连续上奏疏二十篇, 劝高宗“回銮”, 竭力希望恢复大宋的江山。尤其是他的《乞勿割地与金人疏》一文, 写得极有声气, 不仅以理胜, 更以气胜。开篇:“臣闻天下者, 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统天下也;奕世圣人继继承承、增光共贯之天下也。陛下为天眷佑, 为民推戴, 入绍大统, 固当兢兢业业, 思传之亿万世;奈何遽议割河之东, 又议割河之西, 又议割河之蒲, 解乎?此三路者, 太祖、太宗基命之地也, 奈何轻听邪附敌张皇者之言, 而遂自分裂乎?” (1) 这里首先阐释何为“天下”, 构成辽阔恢宏的气象;接着以三个排比句, 将对割地乞和的不平之气倾注其中;再以两个反问句, 构成诘问的语气, 从而形成一股不得不战的气势, 开篇就给人霸气之感。接着又说:“臣窃谓渊圣皇帝有天下之大, 四海九州之富, 兆民万姓之众, 自金贼南犯, 未尝命一将、出一师、厉一兵、秣一马, 曰征曰战;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知, 暮入一说以乞盟;惟辞之卑, 惟礼之厚, 惟敌言是听, 惟敌求是应。因循逾时, 终致二圣播迁, 后妃亲王流离北去。臣每年是祸, 正宜天下臣子弗与贼虏俱生之日也。……” (2) 首先以“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万姓之众”三句描绘出江山的宏阔之象, 构成抗敌的基础;再以“未尝命一将、出一师、厉一兵、秣一马”的四句三言连排以及“惟辞之卑, 惟礼之厚, 惟敌言是听, 惟敌求是应”的四句排比, 刻画出求和派的丑恶嘴脸, 融入不战而败的屈辱之情;最后自然而然地爆发出“弗与贼虏俱生”的愤怒之意, 从而使公文生发出一种抗战的豪气和视敌如仇的杀气。这样的公文虽意不在文, 而在言论政事, 但“金戈铁马”的恢宏之象, 加之收复河山的豪言壮志, 融入深沉的爱国之情与愤激的杀敌之意, 文章自然而然气势磅礴、文气充沛, 读之令人振奋。

其次, 对于求和派的强烈不满和对金人的极度仇视还使得这一时期的公文充斥着一股怒气。胡铨是这一时期反对和议的代表人物, 他为人刚正不阿, 文章大多是言事论政的公文, 且敢言敢怒。《戊午上高宗封事》是他最为人称道的公文。该篇是他向皇帝上书指责以秦桧为首的和议派并力主抗战的上书, 也是一篇文气激扬、大快人心的佳作。他在文中说道:“王伦本一狎邪小人, 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 遂举以使敌, 专务诈诞, 欺罔天听, 骤得美官, 天下之人, 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敌使, 以诏谕江南为名, 是欲臣妾我也, 是欲刘豫我也……” (3) 这段是指斥奸臣王伦的文字, 可以看出, 胡铨在写这篇公文的时候, 心中是充满了怒气的, 而他敢说敢骂的性格使得他用词十分大胆放肆, 说王伦是“狎邪小人, 市井无赖”, 并一一数落他的罪状, 辛辣讽刺, 无所忌惮, 读之似能让读者心中亦激荡起一股愤怒之意。更令人敬服的是, 胡铨不仅敢于痛斥权臣, 对皇帝做的不对的地方也是毫不避讳。在这篇公文中, 他就指斥高宗道:“而陛下尚不觉悟, 竭民膏血而不恤, 忘国大仇而不报, 含垢忍耻, 举天下而臣之, 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 尽如伦议, 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 (4) 这里指责高宗的文字亦十分露骨, 毫不留情。清代的赵翼评价胡铨的这篇公文“议论既恺切动人, 其文字又愤激作气” (5) , 是说胡铨这篇公文有些意气用事。然而, 自古敢于指斥奸臣的人不在少数, 敢于冒死指责皇帝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在南宋那种风雨飘摇、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 国仇家恨使得很多人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正是像胡铨这样敢作敢当、刚正不屈的士人, 在内心激荡的汹涌澎湃的情感的促使下, 敢说敢骂, 敢怒敢言, 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才酝酿出这些文气斐然、气势磅礴的公文佳作。这些充满着怒气甚至骂气的公文作品, 是南宋这个特殊时期的非常具有时代特点的文章, 也是当时士人直言敢谏、正直勇敢的崇高品质的写照。

二、南宋中叶的不平之气

南宋中叶, 苟安的局面已然形成。孝宗隆兴元年 (1163) , 张浚伐金, 败于符离。二年, 宋金和议。正是因为这次的战败, 使得主和派的气焰十分嚣张, 而主战派的张浚等人则备受讥刺。于是和议有功, 而抗战有罪;卖国有功, 而爱国有罪。在这样的情况下, 忧国忧民、直言谠论的文章就日渐稀少了。

即便如此, 南宋朝廷从未断绝过直言敢谏冒死上书的文士, 在这一片和议声中, 也更加需要振聋发聩的声音。因此, 这一时期力主恢复、坚持抗战主张的公文首先具备一股勇于力排众议、针砭时弊、拨乱反正的血气。辛弃疾的《美芹十论》便是在一片主和声中坚持抗战主张的力作。这是“隆兴和议”之后, 辛弃疾向孝宗进献的一篇公文, 文中对南宋几十年来和战的得失利弊与敌我力量的强弱消长均作了具体分析, 重申了自己一以贯之的抗战主张, 且大胆地为战败而遭受非议的罪臣张浚辩护,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这本身就是十分有胆气的。

这一时期, 公文最以文气见长的当属陈亮。和辛弃疾一样, 陈亮也是一位将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在一片和议声中坚持抗战的血性之人。隆兴和议后, 陈亮向孝宗进《中兴五论》, 斥责当时的朝廷:“政令日驰, 舍戎狄鞍马之长, 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 君臣之间, 日趋怠惰。” (6) 淳熙五年, 他又曾在一月之内三次上书孝宗纵论恢复之道。他痛骂“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 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 “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 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 (7) , 笔锋凌厉、气势逼人, 颇有骂醒世人的狂气。但他的文章又不仅仅只是发泄心中不平之气的尚气任性之作, 而是“穷天地造化之初, 考古今沿革之变, 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 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繇, 天人之际, 照照然可察而知也。” (8) 是根据历史和现实的依据而得出的道理, 也正因胸廓天下, 洞悉局势, 才使得公文更加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 文气自然浩荡充沛。朱熹曾评价陈亮之文“似未免有不平之气”, 说他“才太高, 气太锐, 论太险, 迹太露” (9) , 这是陈亮公文的特点, 也可以说是南宋一个时期公文的时代特点。

南宋中期写作公文以文气见长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叶适。他的几篇奏札和一系列的长篇政论, 均堪称一代鸿文。叶适文章风格以雄放为主, 尤其是奏议、“廷对”等公文, 或论恢复、或论更法、或论慰民心、裕民力, 大多写得慷慨激扬、意气风发, 与当时力主恢复的时文一样, 充溢着雄肆浩荡的文气。例如他于淳熙十四年进献的《上殿札子》, 开篇就指出南朝苟安的局势, 表明力图恢复的决心, 切中要害, 掷地有声;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苟安求和派所谓“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的言论实则根本无意恢复, 只求暂时苟且偷生。叶适尤其擅长以反问句表达自己的忠义之心、愤激之情, 营造出步步紧逼之势, 使人喘不过气来, 从而形成刚劲有力的文气。例如《上殿札子》这篇公文中, 在斥责“誉虏”之风时, 叶适连用了六个反问句:“今安定久矣, 然而誉之不已, 何也?誉彼之兵则精锐而吾则疲弱, 然则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誉彼之精锐, 何也?誉彼之威令则明信而吾则玩侮, 然则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誉彼之明信, 何也?誉彼之规画则审当而吾则苟简, 然则何不易吾之苟简?而誉彼之审当, 何也?誉彼以胁国人, 而因为偷安窃禄之计, 此风俗不忠之人, 而无有知者。” (10) 一环扣一环的问句, 在气势上便令人折服, 完全不给对方留下争辩的余地, 这样的行文技巧使得叶适的公文文气更为疏宕。

然而, 无论仁人志士的民族气节多么令人动容, 他们的抗战主张多么完备充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些公文主张都是很难实现的。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之下, 大多数人都在苟且偷安, 不想恢复;即使有人愤然高呼, 也无人响应, 只会遭到朝廷群臣的厌恶而已。因此, 坚持抗战主张的人们在振臂高呼的同时又难免在公文中流露出一丝怨气。辛弃疾在他的另一篇重要公文《九议》的最后便沉痛地说道:“独患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而他之所以这么说则是因为:“盖一人醒而九人醉, 则醉者为醒而醒着为醉矣;十人愚而一人智, 则智者为愚而愚者为智矣。” (11) 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坚持抗战主张的人是多么的孤独, 他们的言论在当时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陈亮虽被视为一介狂生, 但他对于自己的主张不可能被采纳却是心知肚明, 亦是无可奈何的。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就曾就此有过一段心迹的表露:“臣于戊戌之春正月丁巳, 尝极论宗庙社稷大计, 陛下亦慨然有感于其言, 而卒不得一望清光, 以布露其区区之诚, 非廷臣之尽皆见恶, 亦其势然耳。” (12) 这样的言论全不似当初锋芒毕露、慷慨激昂的气势, 而在言语中流露出一丝心知肚明的无奈之情。

三、南宋末年的忠烈之气

到了南宋末年, 大势已去, 国家岌岌可危, 生逢易代之际, 身遭亡国之祸的文人, 忠君爱国之情终化为满腔的悲凉与哀痛, 忠烈之气激荡在公文之中, 于是产生了悲歌慷慨的作品。这一时期, 以身殉国而甚负文名者, 当属文天祥和谢枋得。

宋元之际, 文天祥历尽艰辛, 不屈而死。他虽不以公文著名, 而以《正气歌》等文学作品流芳百世, 但他宁死不屈、忠君爱国的气节在公文中亦有突出体现, 特殊的经历与刚毅的心性使得文天祥的公文透着一股忠烈之气。在文天祥的公文中, 《已未上皇帝书》与《癸亥上皇帝书》最值得注意, 这两篇都是文天祥向皇帝直陈政见的文章。《已未上皇帝书》是文天祥于理宗开庆元年 (1259) , 在南宋面临蒙古军大举进攻的危急情况下, 所上的一篇申诉自己对时局意见的奏章。在元军压境的形势下, 董宋臣向理宗提出迁都四明的逃跑主张, 文天祥毅然上书乞斩董宋臣以坚定抗敌的意志, 并提出御敌的重要方略。当时他还未上任为官, 只以“敕赐进士及第臣文天祥”的身份给皇帝上书, 足可见文天祥的赤胆忠心。

这两篇《上皇帝书》前后相关, 内容相联, 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篇文章来读。在《己未上皇帝书》中, 他慷慨陈词, 力主抗战, 历数董宋臣之罪恶, 矛头直指权贵, 向理宗皇帝直言极谏。书中提出了“仿方镇以建守”的建议, 加强地方武装力量, 连结州县, 联合抗敌, 破格用人等措施;要求“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 以解中外怨怒, 以明陛下悔悟之实” (13) 。

文天祥不仅在异族侵略者面前是一个傲然不屈的民族英雄, 而且在朝廷中也是一个敢于向奸邪势力, 向昏庸皇帝作斗争的铮铮铁汉。他不像一般朝臣, 虽不愿受制于小人, 却不敢得罪皇帝, 大都托言老、病或以他故, 辞官归田而已。文天祥敢于批逆鳞、履虎尾, 冒杀身之祸, 履灭族之危, 仗义上书, 直言强谏。在这篇公文中, 文天祥引用历史上汉、唐宦官专权之祸, 并陈述董辈的大量奸诈事实, 再三说明重用董宋臣之类的宦官是一大隐患, 且不可视为小事。这篇奏疏不但理正言切, 而且充满了忠君爱国之情。文中处处设身处地, 替皇帝和国家前途的利益着想, 举例妥帖, 富有说服力, 足见其忠肝义胆。

而在他的《登亥上皇帝书》中, 对于理宗姑息纵容小人的缺点, 他的批评虽语气婉转, 但决不文饰, 也不放过。对于宦官董宋臣祸国殃民的罪行和“凶挚惨毒”的本性, 文天祥更是恨之入骨, 横眉冷对。对这个天子所宠信的宦官, 他没有丝毫畏惧, 也不怕触怒龙颜。文天祥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明确表示, 只要他还在朝为官, 就不能让董宋臣之流的奸人“厚禄糊口, 坐取迁擢”, 以售其奸。他“事君正义”, 就是要把“国家厉害”、“宗社之利”作为他衡量自己立朝事君的标准。若于国于民有利, 他就是肝脑涂地, 粉身碎骨也要向皇帝直谏, 其忧君爱国之心, 令人感伤。正是文天祥的一腔浩然之气, 使得他的公文气势磅礴, 大义凛然, 刚不可犯, 文中涌动的忠烈之气读来令人为之动容。

与文天祥一样, 在宋元之际, 辗转抗战不屈而死的还有谢枋得。史称枋得“性好直言, 一与人论古今治乱事, 必掀髯抵几, 跳跃自奋, 以忠义自任”。 (14) 他曾在文章中有云:“志之所在, 气亦随之;气之所在, 天地鬼神亦随之。” (15) 正可谓是其为人为文的宗旨所在。受南宋程朱理学的影响, 谢枋得原本亦是个恪守义理纲常的儒者, 但在国破家亡之际, 与某些俯仰于新朝的儒者不同, 他选择了宁死不屈;他为文也不似理学家之文, 而是颇有自己的特色。《叠山先生行实》说他“平生无书不读, 为文章高迈奇绝, 汪洋演迤, 自成一家”。 (16) 足可见其为文颇具声气。谢枋得最有特点的公文当属《上程雪楼御史书》、《上丞相刘忠斋书》、《与参政魏容斋书》等, 其中上刘忠斋一书, 写得尤为慷慨激愤。其中有云:“司马子长有言:‘人莫不有一死, 或重于太山, 或轻于鸿毛。’先民广其说曰:‘慷慨赴死易, 从容就义难。’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17) 此言甚为豪壮, 颇有“视死如归”的豪迈壮烈之气。文中作者自称为“愚儒”, 实则堪称烈士。文章不仅写得忠心可鉴, 而且义正言辞, 忠烈之气激荡其中, 读之令人为之叹惋。

由此可见, “文气”可说是南宋公文的一大时代特色。对于南宋之文, 后人或对其“江湖游士叫嚣狂诞之风”不满, 或对其“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习”鄙夷, 学界历来便有“重北宋轻南宋”的传统。诚然, 身处动荡的社会, 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机, 擅长浅吟低唱、歌咏风物的文人士大夫少了这样的审美情怀, 南宋便也少了许多传统文学领域的成就。然而, 南宋文章却并不应当被全然否定, 这一时期士大夫们积极投身于国家大事, 故而言事论政的公文更为他们所重视, 特殊的时代风气与社会环境赋予了公文更具时代特色的内容, 不论是金戈铁马的豪情壮志还是国破家亡的慷慨悲歌, 都令这一南宋公文的情感更为激荡、气势更为磅礴, 故而南宋公文的“文气”尤为充沛。

参考文献

[1]王运熙主编.中国古代散文精粹类编上.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2]傅云龙, 吴可主编.唐宋明清文集第1辑:宋人文集卷4.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0.

墙皮里的文气与文明 篇4

在饥馑战乱年月，断不会出现文化名人旧居旅游的热潮，如今莫言家的老房子都能引起游客的兴趣，多少也算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毕竟，在国民心态和社会风气足够正常的社会，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原本就应比鲜衣怒马的娱乐明星更有偶像气质。公众对文化名人的致敬与关注，正是重新发现其精神价值的过程。

但凡事皆讲究适度，如果仰慕超出-定的限度，文化雅事也可能会变成俗事。那些慕“文气”而去的游客，就仿佛是鲁迅的讽喻小说里走出来的角色，一举一动都将自己的粗鄙暴露无遗。那些被抠掉的墙皮，足以丈量出文明与粗俗的距离。

把实质上很普通的墙皮奉为“圣物”，与去年在莫言家疯抢萝卜的逻辑如出一辙，这些游客显然是将莫言当作了转世下凡的“文曲星”，想去沐浴一下仙气或者“开个光”。这自然是很荒唐的想法，如果喝几杯土末子泡的水、啃几口大师家的萝卜就能离成功更近一步，聪明的中国人早就成为诺贝尔奖的常客了吧？

一块小小的墙皮，能让我们看清国民心态的纹理。那些意欲沾文气的做法，源于一些人对成功捷径的偏爱，也暴露了他们急功近利的投机心理。一种非常现实的担忧是，如果过分迷信于“物”而忽略“人”的因素，很可能将“莫言热”导向迷信化、粗俗化和娱乐化的歧途，莫言的成功恐怕也将成为难以复制的孤例。

与如今莫言被神化、莫言旧居墙皮被当作“圣物”相比，无论是莫言还是整个中国文学，此前的处境其实都颇为尴尬。许多如今去朝拜莫言的游客，此前可能从未听过莫言的名字，也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同样，许多在莫言旧居拍照留念的人，此前也可能并不关心中国文学，此刻的热爱不过是另一种“到此一游”。

其实，莫言这一类大师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而非实际功用。关注莫言，并不能帮助一些人考上公务员、找到好工作，但莫言及其作品，为我们庸常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拟态的文化体验，让我们可以藉由文字看到中国社会的另一面，体悟世道人心。正因如此，前往莫言旧居参观并无什么不妥，但这种敬仰更应是一次与文学大师开展“精神对话”的过程，是一次价值共鸣的心灵之旅。

很多人都记得雷峰塔是怎样倒掉的，被游客挖墙砖、抠墙皮的莫言旧居，可能不至于成为山东版的雷峰塔。但面对斑驳的墙壁，回答为何诺贝尔奖离我们如此遥远时，该反思的不只是那些俗气的游客，还有我们这个功利心态蔓延的社会。

试论先秦到汉代的公文文气演变 篇5

一、战国公文的刚健雄辩之气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化和社会各个阶级关系的变化, 思想的解放与文章的繁荣随之而来, 春秋战国成为了学术文化思想非常活跃的百家争鸣的时代。《春秋》、《左传》、《战国策》甚至是《史记》等古代典籍中都保存了大量战国时代的优秀公文。这一时期的公文在形式上大多是呈报性的“上书”、封赏任命性的“命”, 最为显著的是《战国策》中的大量“语”体公文, 沿袭了《尚书》“记言”的传统。在语言上表现出法家的冷峻风格, 句式上常有三四句连用的铺陈手法不仅增强文章雄辩之气势, 也是汉代大赋铺张扬厉风格之源头。这一时期的公文总体呈现出了雄辩刚健的独特文气。

《史记·秦本纪》中有《下令国中》:“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 修德行武, 东平晋乱, 以河为界, 西霸戎翟, 广地千里, 天子致伯, 诸侯毕贺, 为后世开业, 甚光美……寡人思念先君之意, 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 吾且尊官, 与之分土。”

这是秦孝公即位时发布的一道求贤令, 以追溯先王贤德开始, 结尾说如有贤能“吾且尊官, 与之分土。”通篇令语言刚健冷峻, 观点鲜明, 论述直接。这道招贤令虽短但层层深入, 次序井然, 滴水不漏, 反映出战国时期法家的严峻刚健之气, 冷冽的语体风格正适应法令这类公文的严肃性。

二、秦代公文的质朴之气

秦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 严刑峻法的集权中央统治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天下已定, 语令出一”, 秦始皇采取严厉的文化政策, 焚书坑儒, 直接导致了“秦世不文”。秦代公文数量极为有限, 形式较为单一, 行文大多缺乏流畅性与艺术性。但为数不多的秦代公文多具“尚质不文”的特点, 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重其形式与文采。

以秦代第一个制文为例:秦代的“议”多简练质朴, 晓畅易懂, 不加修饰, 直述其意。以李斯《议废封建》为例。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 然后属疏远, 相攻击如仇雠, 诸侯更相诛伐, 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 皆为郡县, 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 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 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秦统一后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一直困扰着统治者, 秦始皇将这议题“议于群臣”, 群臣都认为应当分封诸侯王, 只有李斯提出来反对意见认为应当罢封。全文开宗明义, 指出分封会导致“疏远”、“相攻击”、“相诛伐”, 只三句点名分封可能带来的三种后果, 并进一步表明这种后果可能“弗能禁止”。只有使用郡县制“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才可使各方无异议, 天下太平。就是这短短的质朴无华, 未加文饰的数十字说服了始皇, 于是“分天下以三十六郡”确立了我国最早的行政体制。

《议烧私书百家语》、《议刻金石》、《上书言治骊山陵》等秦代公文也都以极简练的语言行文, 但其所论制度都符合君主专制利益。急于对思想文化进行控制的秦始皇看中的是公文本身的意义以及其执行力, 而不重其形式与文采。语言简洁, 不假文饰, 质朴无华的秦代公文却满足了政治统治需要, 多用典型的法术之语。整体上看秦代公文的成就实际并不高, 但“尚质不文”的公文文气, 却是符合公文写作要求的, 作为应用文体, 公文的实用性与权威性方为要义。

三、两汉公文由尚俭深厚到铺陈浮华再到骈化繁冗之气

随着汉初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 文人志士多能提出建设性意见, 解决了诸多政治问题。受秦代公文尚质的影响, 秦汉交接的汉初公文也多崇尚真实, 俭而不华。从《入关告谕》、《告为义帝发丧》、《诏封诸王》、《手敕太子》等公文来看, 汉初公文仍然颇有尚俭之气, 并多显深厚畅达。汉代留世的诏书很多, 也都尚俭深厚, 具有极大的法令性和权威性。兹举汉高祖刘邦的一篇诏文如下:

求贤诏[1]

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 伯文莫高于齐桓, 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 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 以为一家, 欲其长久, 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讣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 相国酂侯下诸侯王, 御史中执法下郡守。

全文以古代帝王的成功离不开贤人辅佐为开头, 第一层讲诏贤的缘由, 以“讣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为过渡句引出第二层叙述贯彻此诏令的要求与做法。全文紧扣“求贤”二字, 从过去写到现在, 从诏贤的缘由写到要求。阐述清晰晓畅, 质朴俭练, 严谨丰润, 以近乎口语化的简朴文风显示出其真切的诚意。受秦朝公文“尚质”文气的影响, 汉初文帝、景帝包括贾谊、晁错等人的公文大多都“尚俭”文字质朴易懂, 内容真切深厚。

同样是汉代求贤选才的诏令, 再举汉武帝时期的一篇贤良诏来分析, 即可发现汉初到西汉中后文气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贤良诏一首[2]

朕闻昔在唐虞, 画象而民不犯, 日月所烛, 罔不率俾。周之成康, 刑措不用, 德及鸟兽, 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星辰不孛, 日月不烛, 山陵不崩, 川谷不塞……今朕获奉宗庙, 夙兴以求, 夜寐以思, 若涉渊水, 未知所济。绮欤伟欤!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休德?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 受策察问, 咸以书对。著之于篇, 朕亲览焉。

同样是引用先王的例子, 汉初诏文只用三句话寥寥十几字, 而汉武帝却将“日月”、“鸟兽”、“星辰”、“山陵”、“川谷”都呈于文中, 用排比的铺陈手法表达出自己对古代帝王的尊崇。第二段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 以自谦口吻表达出希望贤良书面解答前代盛世是如何形成, 先帝休德如何彰显的问题。较汉高祖的《求贤诏》, 这篇《贤良诏》在形式上更加丰富, 运用了排比、夸张、对比的艺术手法以求总结先代经验, 用作今日师法。自汉武帝开始, 西汉的公文一反秦朝和汉初的质朴俭约的文气, 开始注重语言文字的雕琢并以铺叙描写为主。受到汉代大赋的影响, 有人以赋来写公文, 大多见于章、疏类, 于是辞藻华丽而内容浮夸的公文大行于道, 直接导致西汉中后期典雅古奥, 华而不实, 短浅浮夸的公文文气的形成。

东汉采用“荐举”、“征辟”的方式选拔出政府官员, “征辟”不是以往的“以德取人”, 它更多的采用了“以文取人”。因此这时期公文的撰写者多是曾受征辟担任重要秘书性质的官员。他们多出身于书香门第, 受到良好的教育, 甚至专门学过公文写作, 可见其时公文水平之高。“以文取人”的选官制度也促使公文撰者多互相比较, 追求辞藻的华美, 句式的排比, 这一时期的公文已经明显的“骈化”, 四字句较多, 力求格式完整一致, 文采绮丽。其中孔文举的《荐称衡表》是最典型的例子。

荐称衡表

臣闻洪水横流, 帝思俾乂, 旁求四方, 以招贤俊。昔世宗继统, 将弘祖业, 畴咨熙载, 群士响臻。陛下睿圣, 纂承基绪, 遭遇厄运, 劳谦日仄。维狱降神, 异人并出。

窃见处士平原称衡, 年二十四, 字正平, 淑质贞亮, 英才卓砾;初涉艺文, 升堂睹奥。目所一见, 辄诵于口, 耳所暂闻, 不忘于心……若衡等辈, 不可多得。激楚阳阿, 至妙之容, 掌技者之所贪;飞兔咬鸟, 绝足奔放, 良乐至所急也。[3]

这是一篇向帝王推荐人才的奏章, 通篇以骈散相间的手法, 借用多处典故, 反复比拟, 尽情直陈。句式上相当工整, 四字一句, 已经是典型的骈化公文。词句的匀称华美, 有舒畅之气势, 用夸张之语言写出称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相较于秦代的质朴公文和汉初的尚俭文气, 东汉的这些“骈化”的公文显得过于冗长, 文字累赘, 形式大于内容, 明显受到了汉大赋的拖累, 让人们往往忽视了公文作为应用文体的实用性, 长篇大论多为空言, 这与公文的本质背道而驰。

四、六朝以前公文文气形成与变化之原因

其一, 时代背景对文化氛围的影响带动公文文气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代处于社会制度交替中的变革日益激烈, 社会各阶级发生变化, 代表不同思想派别的策士们游说四方, 社会上形成了诸学竞长、百家争鸣的开放文化氛围, 相应公文也较为繁荣。豪迈浩然的时代风气使得这一时期的公文也多长于雄辩、气势恢弘, 滔滔于天地。到了秦代, 建立起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 严刑峻法使得“白色恐怖”的文化氛围不允许文人志士自由发挥其文采。“秦世不文”影响了公文发展, 公文的内容和功用要重于其形式文风, 故此时公文也多质朴易懂, 晓畅明晰。汉初公文作者都抱着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态度创作了内容深厚文气尚俭的实用公文。直至西汉社会经济发展到繁荣阶段, 政治清明, 对外征伐顺利。公文中反映出大一统帝国下昂扬激越的时代精神, 以铺陈夸张来润色公文体现出西汉盛世之局下的审美追求。东汉“以文取人”的取士标准更是促进了文人策士间“以文媲美”, 追求辞藻华丽, 对仗工整, 句式统一, 公文开始骈化, 最后发展成为冗长且虚空不精的文气。

其二, 君主的崇尚与爱好影响公文文气。

“秦世不文”究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秦始皇的专制。“焚书”、“坑儒”、“愚民”政策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 营造了白色恐怖的文化氛围。但李斯、冯劫等公文撰写者却很好地把握了秦始皇自大的心理, 公文中所述事实与所对之策都正中始皇下怀, 符合君主专制利益。这时的始皇已经不在乎公文是否具有审美价值, 他看中的更是公文的内容是否有利于其专制统治。所以秦代公文多用冷峻严酷的语言, 不假文饰, 文气质朴。西汉武帝统治下出现了盛世之局, 不少人对他歌功颂德以“润色鸿业”。汉武帝崇文喜功, 对华美文风尤为偏爱并给予提倡, 擅长此类公文的人多被委以重任充当朝廷大臣或秘书顾问等要职。从此浮华铺陈的公文文气渐行, 并影响了后世。

其三, 文学之于公文文气的变化。

先秦百家争鸣, 纵横派策士们在散文中就非常注意论辩技术的培养, 多在结构布局下功夫, 有意选择、安排论辩层次以增加了文章气势, 与刚健雄辩的公文文气正好相呼应。西汉中期大一统盛世下的审美追求使得铺陈夸张的汉大赋应运而生。汉大赋在内容上多歌功颂德, 气势恢弘, 艺术上情采丰润, 极尽铺陈夸张, 西汉公文受其影响深刻, 多有浮华铺陈之气。当时的公文撰写者例如司马相如、杨雄和东方朔等本身就是汉赋大家, 写作公文时用汉赋的手法也是情理之中。到了东汉, 散文多受到汉大赋的拖累, 已经呈现出骈化倾向。东汉公文显得典雅古奥, 篇幅冗长, 但究其内容往往浮华虚空。

公文的文气从先秦演变到了东汉末期已难掩骈化的冗长之气, 它直接影响了六朝。在魏晋正式出现了骈文, 大量的作家开始用骈文写作公文。这类公文在声律上讲究用平仄, 音律上追求和谐, 修辞上注意雕饰, 内容上好反复用典, 语言多华美绮丽。到了南朝, 公文几乎都是用骈体撰写。这股古代公文发展史上的逆流使得后世“文牍主义”得以抬头, 而此种追求形式奇巧的“舍本求末”的做法实在违背了公文的实用性准则, 不利于公文的发展。我们今天在写作公文时仍要切忌追求形式主义文风而忽视其本质内容, 把握好这点对于树立良好党政机关文风以及提高工作效率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古文观止.中华书局, 1987, VOL6:236.

[2]昭明文选译注·诏.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7, VOL4:258.

文气论文 篇6

不论从历史的逻辑演进还是从语义内涵的变迁来看, “民族化”这一话语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特别是与30年代“左联”提出的文化“大众化”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民族化”作为一个历史话语, 虽然是在抗战时期的文艺大论争中形成的, 但就其历史语义而言, 它反映了一种内在的文化逻辑, 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探索历程。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来看, 这些方案或主张都表达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对文化复兴的期待以及求得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应有的地位。

“中体西用”是近代文化论争与现实选择的产物, 在特定时代, 它是中国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诉求和表达, 目标是通过“西化”手段的利用来达到文化复兴的目的。

从绘画思潮来看, 抗战时期就已经产生过“西洋画中国化”的运动。新中国建立后, “西画”改称为“油画”, 获得了新中国的合法文化“身份”。“油画民族化”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词形态出现, 最早见于1950年《人民美术》第三期刊载《精确描写不等于现实主义》一文中, 并非着意提倡, 而是对“盲目崇拜洋画的观念”进行批评。真正作为一个口号提出, 则是与1956年月间文化部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的“全国油画教学会议”直接相关。显然, “油画民族化”这一话语, 是美术界执行文艺“双百”方针的产物。1959年之后, 美术界对于“油画民族化”问题开始转向一种谨慎、务实与理性化的发展轨道, 进入了一个相对学术化的深入探索时期。从文献搜索来看, “油画民族化”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并非作为一个普遍命题, 所以它必然要打上历史的烙印。

1987年, 美术界在“文化热”的影响下, 将问题转化为“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论题。特别是自“85”新潮美术的兴起之后“中国现代美术”的蔓延, 使得“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基本上在主流的美术公共话语领域中趋于消失。至此, “油画”的“西洋”身份已经被彻底消除, “中国油画”的概念也悄然诞生。

二、赵无极绘画的“国性意识”

赵无极1921年生于北平, 由于家传而自幼对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14岁进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 受艺专的“中西合璧”思想的长期熏陶, 并主修中国画, 这为以后赵无极风格的形成和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东方元素的基础。当时的校长林风眠先生主张“中西合璧”, 恰恰是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变革中基本观点的直接回应。带着对西方艺术的向往和“中西合璧”之路的探寻, 1948年, 赵无极游学巴黎并结识了许多艺术界朋友, 此后不久他转向抽象艺术的探索。1949年5月, 赵无极在巴黎克勒兹画廊举办了首次个人展览。1951年他在伯尔尼的一个展览上发现了保罗·克利的绘画, 在这里他发现了西方绘画的另一个世界, 并重新反思中国艺术的精神。

1954年, 赵无极彻底放弃了具象绘画形式, 投入到抒情抽象潮流中。题为《风》的非叙事性抽象绘画, 是最初转入抽象绘画时的创作, 这时的绘画经常使用类似甲骨文或钟鼎文等具有中国特质的抽象符号, 但还是有“具象”的痕迹。此后, 他将中国文化元素符号纳入到自己的创作, 表现宇宙博大和生命的跃动, 如《龙》《向屈原致敬》。1960年赵无极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 以独树一帜的面貌震惊了西方主流艺术界。此后, 赵无极倾心水墨抽象创作, 在对抒情抽象主义的探索中, 中国美学思想及绘画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他, 并为他表现内心感受找到了依据, 这也是造成他的绘画风格蜕变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艺术被看做西方旧美学观念崩溃的结果, 抽象主义绘画活动通过无序的符号去取代有序的世界, 与西方哲学所强调的人对自然的征服观念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而赵无极的“抒情式抽象”却意在通过中国文化理论的哲学逻辑去展示当代艺术, 契合了中国传统审美主体理论。突出艺术家的主体性地位和文艺的审美本质属性, 将艺术主体之气归结于主体的生命力。他认为创作的艺术是形态无羁、充满生机的自然, 它既联系了生命的存在, 又具有时间的情怀, 这种观念在整个抽象艺术领域独树一帜地占有了艺术史的位置。

早在先秦时代的诸子思想中, “气”便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范畴, 乃宇宙天地万物之本源。赵无极把“气”从哲学范畴引入艺术领域, 将艺术家的“气”视为艺术的生命, 自觉地抒发个人的情感, 昭示着主体的觉醒和艺术自觉时代的到来。在1985年浙江美院短训班上讲课时, 他曾用中国的审美概念:绘画要有“呼吸”。 (2) 在艺术形式上, 赵无极显然是西方的, 但其表现的意境, 却是“中国性”盎然。他重新理解了中国画水墨语言的本质成功地将水墨语言与油画语言“联姻”在一起。更以一个东方人的天性看到中国画中“空白”的价值, 在西方造型语言体系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空白”。在赵无极那里, “空白”首先是观念上的“空无”, 以“空无”作为“万有”又是形式结构中特殊的视域, 与“实有”形成跌宕、对比、矛盾、均衡等丰富的视觉活力, 象征着艺术家感性的光辉和自然生命的气韵。中西文化艺术传统最根本的美学品质在他胸中碰撞在一起, 便迸发出他笔下潺潺不断的创造源泉。

老庄玄学所论虚静状态即为纯粹精神的神游, 本质上就是想象活动, 揭示了艺术审美想象的本质特征, 以虚静之心观物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观照。虚静心灵对艺术创作的根本意义在创造性的心理动力。“静”是艺术心灵摆脱各种杂念和有限世界而进入高度自由向无限世界。由此滋生的中国艺术, 常令人感到静穆中生气流行, 有限中蕴含着无限生命力。在艺术意境方面, 赵无极的抽象绘画体现了道家哲学中“虚静”的境界。他将对人类历史的感怀和对大自然的体悟灌注到画面之中, 从抽象的艺术形态中读到了深邃的内涵。审美“虚静说”的“本体自由”的精神对审美、对宇宙人生静穆观照, 是文人保持审美心胸空明洁净的基本原则。因为这样, 我们看到画面在“有”与“无”、“聚”与“散”、“开”与“合”中经营, 形成“空诸所有”、“包诸所有”的沉雄博大的境界。同时, 他的作品细节极为丰富, 层层叠压的笔触组构成绵密的质地, 而他灵活地运用中国书法中的书写性语言, 又将层叠的细部连接为整体的气势。

赵无极的作品无疑是将东西文化融合的典范, 他的作品证明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民族性并未消失。油画中国化, 或者说民族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 不论是作为一个时代命题, 还是作为一次时代思潮, 不管是作为一个话语, 还是艺术风格实践, 对于油画“中国化”这样一个问题, 只有让它返回到历史之中, 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 我们才能重新寻找到它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油画民族化——董希文理论与实践研究》周功华

[2]《论民族形式问题》, 胡风著, 1941年

文气论文 篇7

一、“文气”释义

“文气”一词的含义绝难定于一尊。气, 本指构成宇宙万物本体的一种自然物质。加上一个“文”字, 在中国即被运用到多个学科里。在文章学里, “文气”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个范畴, 是指在作者的情感与作品的内容相统一的基础上, 通过一定的语言表现形式表现出来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情调、气韵和气势。通俗点儿说, “文气”是作者的气质、才性、文思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作品的气韵和风格。文学作品必须有文气, 而且, “文以气为主” (曹丕《典论·论文》) , 它是文本美的圆心, 失去文气, 则作品的美感不复存在。在教育学、心理学方面, “文气”含义有褒有贬。褒义应是“细心、文静、温和、善解人意”等, 贬义为“胆小、怯懦、不自信、责任感缺乏”等, 甚至有点“娘娘腔”乃至很“娘炮”。在文化学里, “文气”又与人文素养等密切相关。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认为:文气的核心内容是“艺术审美能力, 对语言文学的感悟力和表达能力”。但就中文学科的学生而言, “文气”的内涵还应该更丰富:在价值观及其规范方面, 应该拥有丰厚的人文情怀;在情感判断力方面, 应该具有很高的审美能力, 即具备审美感觉力、审美想象力和审美理解力, 能够对自然美、社会美以及艺术美进行鉴别、欣赏和创造;在交际手段方面, 不管是书面表达 (写作) 还是口头表达, 应该有“四气”, 即:“底气”、“大气”、“灵气”、“才气”;在个人气质方面, 应该拥有对文学的热情、感觉、情趣等, 谈吐儒雅, 有书卷气。要之, 中文专业大学生的“文气”是“人文性+审美力+表达力+书卷气”相加所呈现的学识、能力、修养、风度与气质。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文专业大学生“文气”培养的关系

当下中文专业的培养目标在于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应用型人才。但中文专业的培养目标并非培养学生的某一项专业技能, 而应重在培养学生的“文气”, “如果我们办的中文系没有‘文气’, 培养的学生也没有‘文气’, 甚至写作都不过关, 那就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文气”需“养”。养“文气”最主要的途径是语言文学的长期浸润。而“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文学专业中的核心课, 与大学生“文气”培养的关系非同寻常。

1. 在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方面:

“中国现当代文学”内容富有丰富的现代人文性, 关于个性、自由、博爱、平等等现代人追求的精神因素, 关于尊重个体生命、关注生态环境等等当代人必备的现代人文精神, 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题中要义。可以说, 要培养学生的现代人文情怀, “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水平方面: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现代审美性。其经典作品都不是平面化的叙述或叠加故事, 一般都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有精妙绝伦的叙事语言, 有意味深长的生命旨意, 这样的情感和审美完美融合的作品, 容易得到学生的青睐, 可以助养学生的文学感受, 让他们获得审美体验, 锻炼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使他们在表达时, 酝酿好情感, 把握好文字, 安排好内容, 设置好结构, 做到出口成章, “文气”盎然。

3. 在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力方面:

与古典文学相比,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没有语言障碍;与外国文学相比, “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文化的隔膜。“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风格, 鲁迅忧愤深广沉郁顿挫、老舍幽默风趣俗白精致、舒婷真挚委婉含蓄凝练、莫言驳杂狂欢气势磅礴……。学生在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过程中, 用心体会作家的风格, 仔细品赏文本的语言魅力, 无疑会大大提升自我的表达力, 出口可骈四骊六, 动笔皆文采斐然。

4. 在助养学生的书卷气方面:

《红楼梦》里说:“才华馥比仙, 气质美如兰。”书卷气就是这样一种内外一致的气韵美、动静结合的灵动美, 是一种饱读诗书后形成的高雅的气质和风度, 是良好素质的表现。而书卷气采自于书卷。“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探寻人类的精神家园、反思民族文化、关注人性, 其反映的“当代意识”极为浓厚、审美价值相当高。学生通过学习与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 让人物逸飞的豪情熏染自己, 让作家横溢的才华感染自己, 从而成就自我达“腹有诗书气自华”之境。

三、“文气”培养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法

笔者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二十余年, 在实践中发现, “师生互主体互动”教学模式是网络时代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兼备的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可用多种教学方法以避免课堂教学的程式化现象。

1. 经典文本教学法。

“艺术审美能力要靠长期对艺术的接触体验, 对作品的大量阅读才能培养起来, 光是理论的训练不能造就真正有艺术素养的专门人才。”过去以史为主的教学培养的学生或许熟悉文学史知识, 也能用一些理论套式来分析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 但“文气”不足。必须淡化“史”的线索, 突出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分析, 并以解读经典文本为教学切入点。实践证明, 经典文本教学方法彰显文学性教学, 让学生真正读懂了经典, 感受到了经典之美, 并被经典深深地熏陶, 人文情怀得到充实, 审美能力得以提升。长此以往, 学生必然可以出口成华章, 下笔显文学“气味”和“色彩”, 成为一个具有“文气”的大学生。

2.“小剧场式”体验教学法。

在教授有情节、言语动作性强、心理活动较丰富强烈的作品, 尤其是戏剧作品时, 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吟咏作品、担当扮演作品中某一角色, 直接化身为文本中的人物并体验文本情感过程;老师也可参演某角, 或学生演后师生互评, 这是课堂上的互动。笔者在讲授郭沫若历史剧、曹禺戏剧和夏衍戏剧时, 总是运用这种方法。这种在“互主体互动教学模式”理念指导下所做的教学尝试, 能加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实践性。这些尝试, 都有助于学生“文气”的助养。

3. 专题演讲教学法。

这种教学方法针对两个主体:一是针对教师。教师就专业提高课中的某些专题写成学术专题演讲稿, 在课后向学生演讲, 以辅助课堂教学, 完成教学任务。二针对学生。教师将未讲的教学内容分解给学生个人或小组, 让他们申报演讲主题。学生在课余读文本、查资料、写讲稿、做课件, 届时在课堂作专题学术演讲。讲后以讨论为主, 教师适时指导、点评, 师生互动。这对于培养学生运用现代技术收集、处理、甄别信息的能力,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而言, 意义不可小觑, 对于学生“文气”的养成也助力甚大。

4. 课外写作延伸式教学法。

这种教学方法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内容与写作练习相结合, 课上课下互动。笔者的做法有三:一是将课堂未讲内容提炼成论文选题范围, 让学生从中自选论题, 写一篇限定字数的学术短文, 定期上交。教师阅后, 利用某个课堂时间进行评说, 积极肯定那些论点新颖深刻、内容富逻辑性、语言科学规范的论文。这有助于激励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 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提升他们的科研能力。二是在学习了重点作家作品和重要的文学现象后, 设置课后经典文本鉴赏题, 让学生尝试写作鉴赏文章, 加深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理解, 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 提高他们的文学写作能力。三是针对学生文学写作能力相对薄弱的现状, 布置课后各体文学写作练习题。如学习了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后, 布置学生模仿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的艺术手法创作一首抒情诗等, 在某一周六组织学生朗读己作、赏析他人佳作。这种做法有助于培养与训练学生的文学“灵性”与“文气”。尽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目标不在培养作家, 但可以培养出“写家”, 学生写作能力提升了, 便是向“文气”目标接近了。

文气论文 篇8

这副对联, 是我近年运用“六步两阶”古诗文教学程序教授《烛之武退秦师》 (以下简称“《烛》文”) 一文时根据文本精要撰写的, 以之引导或帮助刚升入高中且对文言文学习存在较多畏难情绪的学生, 使其在高中阶段的文言文学习过程中既保持浓厚的兴趣, 又有方法可用。

“六步两阶”古诗文教学程序中的“六步”是:诵篇 (解决古诗、文言文诵读中的节奏、旋律、气韵等问题) ;解题 (解决文本出处、作者风格、代表作、文学地位等问题) ;释言 (解决文本中虚、实词义, 诸如一词多义、通假、活用、古今异义以及句式问题) ;析文 (解决文本重点句段、层次含义、手法、作用等问题) ;明旨 (解决文本旨意即作者写作意图的理解等问题) ;悟道 (从文中感悟深意、得到启迪、谈论收获、并将其诉诸文字) 。“两阶”指其前三步为感性阅读阶段, 后三步为理性阅读阶段。

一、诵篇:入情诵读, 诵出文气

刚升入高中的学生, 要学好《烛》文这样的文言文, 从篇幅上说问题不大, 对情节的理解或课文内容的把握也不太困难, 但要透彻理解烛之武智退秦师的因果关系以及烛之武其人集真、忠、勇、智于一身的光辉形象, 不运用一些优于初中文言文学习的方法或合理优化教学程序, 则难达目标。

我首先带领学生反复诵读文本, 以求通过“入情诵读, 诵出文气”来打开学好《烛》文的路径。于是, 在诵读课文第一小节时, 我要求学生务必在诵读“晋侯、秦伯围郑”时重读“围”字, 而且应读得语气凝重, 渲染出大军压境、人心恐慌的气氛, 为后文佚之狐急荐烛之武见秦君、郑伯拜见烛之武并悔其“过”蓄势, 也渲染出郑国危在旦夕的处境, 为烛之武担当见秦君的重任作铺垫。在读“晋军函陵, 秦军氾南”一句时, 一是要凝神重读两个“军”字, 显现出其“驻扎”郑国边境、剑拔弩张的危急;而且要将这两个短语读得沉重、短快、急促, 之后的停顿则应稍长些 (两秒以上为宜) , 以求一种空气凝固、郑国举国惊慌的危机效果。

而在诵读课文第二小节时, 至少这几处要诵出文气来:一是“国危矣”三字, 既要读出朝中重臣佚之狐那一言九鼎的语气, 又要读出这位重臣忧国忧民的情怀, 那就是语气沉重, 节奏急促, 音色颤抖, 惟其如是, 才能为之后的“若使”和“必退”蓄积充足的文气, 使之产生顺势论理的效果。之后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一句, 则要重读“烛之武见”四字, 读得响亮异常, 读得声惊四座, 以求此“人”、此“见”无可取代、独一无二的效果, 使烛之武为退秦师而不计前日未受郑伯重用的委屈, 以及孤身“夜缒”而入秦军, 劝说秦伯退军的真、忠、勇、智的优秀品质略显端倪。而“师必退”中的“必退”二字, 则应读得响亮果断, 一字一顿, 读出的文气中应充满佚之狐慧眼荐英才的自信, 亦为后文烛之武智劝秦伯退兵的成功伏笔张本。之后那烛之武言说的“臣之壮也, 犹不如人;今老矣, 无能为也已”一句, 那前八个字应诵读得稍慢些, 语气中含着些许的委屈与抱怨, 流露出身为能臣不被国君所用的不满与悲伤, 为后文郑伯的悔“过”蓄势;而后面那“今老矣, 无能为也已”则应读得轻、短、快, 读得语气急促、语调苍老、音色枯干, 以将烛之武那一腔委屈的心情直率地表述出来, 同时也反衬出他不计前嫌, 以国事为重的忠义品性。

课文第三小节是烛之武“退”秦师的核心所在, 诵读时要引导学生读出其智说秦伯的巧妙、沉稳而又高明睿智的文气, 以便理解人物品质及其鲜明形象。而“夜缒而出”四字应读得响亮明快, 显现出烛之武年龄虽老但心系郑国安危、急见秦伯的忠勇气概, 为后文的“智说秦伯”蓄势。之后的“秦、晋围郑……敢以烦执事”两句中, 则应将句中的“既”“若”“而”“于”等虚词诵读得响亮明快, 以形成烛之武作为小国使者在强秦君主面前镇定自若、沉着应对的语势, 彰显其以弱求强的巧妙、以诚论事的机智, 尤其是“若”“而”“敢以烦”几处, 更要读得语调恳切、沉稳凝重, 突出烛之武大忠、大勇、大智的气质。再之后的“越国以鄙远……君之薄也”几句, 其中的“越”“以鄙”“知其”“难”等词, 既要读出音节的响亮, 又要表达出烛之武那委婉劝说的语气, 还要突出语重心长的语调, 表现烛之武非凡的心智口才。之后的“焉用”“亡郑”“以陪邻”三个短语, 则应诵读得缓慢沉稳, 以突出烛之武欲引起秦伯深思的巧妙语言表达效果。“邻之厚, 君之薄也”一句, 则应谈得响亮明快, 以显现出烛之武分析时局以对秦伯循循诱导, 欲瓦解其攻郑之气焰的智慧来。之后应停顿两三秒钟, 再有抑有扬地读出“若舍”“以为东道主”“共其乏困”“无所害”等短语中委婉辩说的智劝语气, 以及“且君”“尝为”“赐”“朝济而夕设”“所知”“夫晋”“何厌之有”“既”“又”“若不阙”“将焉”“以利”“唯君”“图”等短语或字词的节奏、意蕴和文气, 或而明快, 或而委婉, 或而直陈, 或而对比, 或而眼前, 或而昔日, 或而恳切, 或而企求, 等等之类, 总之要诵读得抑扬有据、顿挫有章。在这样的抑扬顿挫诵读中, 让烛之武机智敏锐、能言善辩的语气和形象跃然纸上, 可触可摸。再其后的“秦伯说”之“说”字可以用喜悦之语气诵读, 音节拖长些, 以反衬出前文烛之武劝说秦伯的机智与巧妙。再之后“与郑人盟……乃还”中的“与”, “使……戍之”的“使”均应重读, 并拖长音节, 以突出烛之武孤身出使游说秦伯, 未曾牺牲一人半马而智退大军的奇功伟勋。

二、悟文道:理清情节内在关系, 领悟《左传》“简详”“要博”之文道

清代的文学评论家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述评《左传》曰:“其言简而要, 其事详而博。”“百世之家, 类不出乎此法。”《左传》之“简要”“详博”, 在《烛》文中显现得再充分不过了。课文第一段“晋侯、秦伯围郑……”只25个字两句话, 可谓惜墨如金, 但却将强秦猛晋重兵犯郑, 郑国危在旦夕的紧张局势置于篇首, 起到引发读者非往下读不可的效果;而且将“围”之因果“以其”“且贰于楚”交代得一清二楚, 之后“晋军函陵, 秦军氾南”八个字的简要叙述, 却让读者看到了刀光剑影, 听到了震天吼叫, 嗅到了血腥杀气。而这一“重兵压境”的情节, 又引出下文佚狐“言于郑伯”力荐烛之武使秦退兵, 郑伯求见老臣烛之武那“公从之”的情节, 进而既有烛之武的“辞曰”, 又有郑伯的“……是寡人之过也”, 也才有烛之武的“许之”“夜缒而出, 见秦伯”, 也才有秦伯由‘围’而“盟”转危为安的结果, 才有晋侯“不可”“不仁”“不知”“不武”这四“不”, 以及“吾其还也”的无可奈何之后“亦去之”的结局。所有这些情节, 都是以“简而要”的语言、以“详而博”的故事有张有弛、环环紧扣连缀成篇的, 所有的故事情节以及记述故事的语言, 又无不紧紧围绕题目中的那一个“退”字:晋、秦、“围”郑是“退”的原因, “若使……师必退”是良臣对“退”敌英才的信任, “公从之”是“退”的必要条件, “是寡人之过也”是“退”敌者“许之”而后“夜缒”的关键所在;其“见秦伯”之后的“秦、晋围郑……唯君图之”一席知根知底、推心置腹、因势利导的劝说之辞, 乃是“师必退”的必然结果和钢铁见证, 乃是“秦伯说, 与郑人盟……乃还”的喜剧结果。“祥而博”的文法, 是晋侯“亦去之”那无可奈何的选择以及郑国躲过亡国之灾的“简而要”但“详而博”的文道。

因此, 引导学生梳理故事情节, 理解“退秦师”的整个过程及前因后果中的细节, 是教学的难点。只有带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突破这一难点, 《烛》文“退秦师”的“退”之因果、“退”之忠义、“退”之勇敢、“退”之智慧才能彰显于文本, 进入学生的阅读思考之中, 也才能使学生对于刘氏所谓“简而要”“详而博”的评述以及《左转》文章“百世之家, 类不出乎此法”的文法有所领悟, 进而为学生在高二、高三学段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选》《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等选修课文、理解“春秋笔法”的要义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