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忧伤（精选3篇）
诗意的忧伤 篇1
2015 年国庆假期, 带着在学校郁积的满腹烦恼, 我回到了三百多公里外的乡下老家。
拐过林间小道, 远远便望见了爷爷———从教师岗位退休的爷爷, 96 岁高龄依然能劈柴劳作的爷爷。
即刻, 我加快了脚步, 大声呼唤着爷爷。奔跑的同时, 情不自禁, 不争气的眼泪裹挟着压抑了多日的委屈, 刹那间奔涌出来。
爷爷循声赶过来的时候, 我已是满脸的泪。继而, 依偎于爷爷温暖的身旁, 一段时间以来的那一幕幕难言的苦楚一股脑浮上我的心头———
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别人, 心都掏给了人家, 做着“宁愿自己饿着也把饭票省给他人”的好事, 最终感动到的, 却只有我自己。
竟有人在操场上公然讥讽我, 蹦跳着辱骂我, 歇斯底里地比划, 明目张胆地挑衅。我虽然紧握拳头, 牙齿咬得咯咯响, 却始终不敢冲上去。因为我明白:不能拿着一千块钱, 去闯一万块钱的祸。
有人悄悄把“泻药”放入我盛水的杯子, 意欲让我拼命拉肚子, 有人把擦过鼻涕的纸巾从门缝故意偷偷塞进我的宿舍, 上面写着几个歪字:哼, 谁叫你是先进!
…………
过往的委屈与烦扰实在沉重, 揪心难耐, 我的泪水染湿了爷爷的大半衣袖。
周围一片静谧, 爷爷仿佛全都明白了, 没有出声, 默默牵着我的手, 朝一个方向慢慢走去。
抬头一看, 竟是厕所!
我一惊, 哽咽着说“:我现在不想上厕所。”
然而, 爷爷不听, 仍旧不吱声, 不依不饶, 推着我进入山石堆砌的乡间茅厕。
正当我挠着头发颇感怪异、蹊跷的时候, 饱读诗书的爷爷轻声开口了“:身体有了废物, 到厕所及时排掉, 就爽快多了。心里也会有‘废物’, 也必须马上排出。人活一世不容易呀, 多少坎, 多少坷, 懂得了眼泪, 也就懂得了人生。内心必须强大, 必须辽阔, 得学会自己爱自己。”
抬头望着远方苍翠的群山, 稍许停顿了片刻, 爷爷接着说:“事实上, 凡事问心无愧就行了, 敬胜百邪, 以修养对待不修养才是真正的修养, 有的事确实不值得降低人格去计较, 有的人真的没必要苛责自己去在乎。如果纠结于世俗和是非, 心里总是塞满有毒的东西, 人怎么会快乐呢?你需要强大的排‘毒’能力, 排出‘毒素’, 让心轻松。记住, 以后憋屈难受时, 让心也上一上‘厕所’。”
爷爷的话如醍醐灌顶, 我一下子懂得了人生。
其实, 人与人之间本质的区别不在于身份和职业, 而在于心灵。本真的净土在灵魂深处, 心无尘埃, 人自清净, 歌人生者, 人生如歌, 佛语道“:澄明福至。”
怨与恨是有毒的, 人, 不能活在别人的口水里, 而应该睿智地活在心里, 自己心里, 自己安谧静美的心里。既不必拿他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更不可用他人的阴谋毁灭自己。唯有如此, 才可以静心, 才可能专注, 把精力与时间留给最重要、最有价值及最有意义的事。金庸先生说过“:不生气, 就赢了。”周国平先生说过“:不怨恨, 要节省感情。”
那么, 如何具体去实施呢?
每天把心腾空, 清理垃圾, 净化心灵, 坦荡胸怀, 让自己的心干净, 像水一样干净。然后, 装进美好。
在日益强大、辽阔的内心世界, 积极营造清纯秀美的心理环境。一旦美好在心中成为风景, 那些乌七八糟、肮脏丑陋之流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春天也就恒久地驻留心间。洋溢了爱的温馨, 充盈着人格的芬芳, 师心似玉, 灵魂如莲, 心灵的天空永远一片蔚蓝, 铸就大美心灵, 冰清玉洁, 豁达开阔, 从而达至“诗意地栖居”。
一句话, 净才能生静, 静而后生美, 纯净花开, 做最好的自己, 才能遇见最好的别人, 切记:干净是忧伤的“解药”, 而且是唯一的“解药”。
6月的阳光,灿烂忧伤 篇2
依然记得牵着爸爸妈妈的大手走进校园的那一刻, 好奇的双眼有看不完的新奇, 这位是我的新老师, 那些是我的新同学。校园里没有了滑梯、跷跷板, 宽阔的大操场上大哥哥大姐姐正在跑步、投球, 做运动。转眼间, 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六年的时光。循循善诱的老师啊, 给过我多少鼓励的话语, 人生的第一次作品展出, 就在教室的墙壁上, 路过时的自豪与羞涩依然如在昨天。聪明活泼的同学呀, 给过我无数欢乐的时刻, 与大家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台下黑压压的人群, 熟悉的和陌生的面孔让我多么忐忑与兴奋。在课堂上, 我曾激昂地吟诵经典古韵、握笔凝思沉默不语、手忙脚乱做实验、放声高歌抒情怀……走出校门就如鸟儿回天, 自由翱翔也不忘纪律严明, 草地上打滚儿、树林里追逐、花园里赏梅、大树下避阴, 因为有了老师、同学相伴, 即使到此不是第一次, 也有格外的情趣。这样的生活绝不会重现, 即将离别的日子, 怎能不感慨万千?感谢老师的付出, 感谢同学的理解与帮助。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制作一份拿手的作品, 即使它不够精巧, 那深情的离别赠语, 传递出心底的情意;追忆曾经的美好, 告诉母校自己在这里的改变和对未来的期待, 这一定也是我留给母校最珍贵的礼物;作品汇集成册, 不只是简单的几页纸, 而是心的凝聚, 情的融汇……只要我愿意, 小学生活又将增添精彩的一笔;只要我动脑, 将来的回忆, 又增添许多甜蜜。大家快快行动起来吧!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篇3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有过这样一段历史, 在中国大地上, 无论企业效益如何, 都被划入“关停并转”的行列。据统计, 1998年至2003年, 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高达2818万。
这段挽歌般的历史离今天仅仅10年。
2004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者前往辽宁、吉林省调研, 了解下岗职工的社保问题, 郭于华教授至今还记得弥漫在厂区的那种“无望的气氛”。
一位长春退休职工给市领导写了一封信说:“下岗职工能够再就业、解决生活问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 许多退养职工由于生活极为艰难, 家庭纠纷增多, 离婚率上升, 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他们一度被视为最可怕的“社会炸弹”。这绝对不公平。工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国家该对他们负什么责任, 但国家却没有理由对此袖手旁观。
新世纪初, 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 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 这一计划最终宣告流产。
今天, 当我们享受改革的成果时, 是以付出了一代40到60岁之间的产业工人为代价的, 他们彻底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命。一个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 最关键的不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而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改革开放30年, 市场经济20年, 许多人富了起来, 却很少有人愿意回头看看曾经的下岗工人, 他们的生活至今还是残破的。多年来, 他们因无力交保, 退体后只能拿低保一般多的工资, 至今尚存。
问题是既然当年的决策有争议、有疏漏, 那现在为什么还不完善呢?其实今天重新决策都是机会……国企资产理论上属于全体国民, 用来做社保基金名正言顺, 现在划拨过去, 多少对逝者是忏悔, 对生者是安慰。
遗憾的是现在中国经济界、学者没有谁在持续关注这个群体。
眼下, 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诸位, 请停停自己的脚步, 等等我们的灵魂吧!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破旧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家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的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20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地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
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