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共6篇）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篇1

编者之言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有过这样一段历史, 在中国大地上, 无论企业效益如何, 都被划入“关停并转”的行列。据统计, 1998年至2003年, 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高达2818万。

这段挽歌般的历史离今天仅仅10年。

2004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者前往辽宁、吉林省调研, 了解下岗职工的社保问题, 郭于华教授至今还记得弥漫在厂区的那种“无望的气氛”。

一位长春退休职工给市领导写了一封信说:“下岗职工能够再就业、解决生活问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 许多退养职工由于生活极为艰难, 家庭纠纷增多, 离婚率上升, 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他们一度被视为最可怕的“社会炸弹”。这绝对不公平。工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国家该对他们负什么责任, 但国家却没有理由对此袖手旁观。

新世纪初, 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 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 这一计划最终宣告流产。

今天, 当我们享受改革的成果时, 是以付出了一代40到60岁之间的产业工人为代价的, 他们彻底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命。一个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 最关键的不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而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改革开放30年, 市场经济20年, 许多人富了起来, 却很少有人愿意回头看看曾经的下岗工人, 他们的生活至今还是残破的。多年来, 他们因无力交保, 退体后只能拿低保一般多的工资, 至今尚存。

问题是既然当年的决策有争议、有疏漏, 那现在为什么还不完善呢?其实今天重新决策都是机会……国企资产理论上属于全体国民, 用来做社保基金名正言顺, 现在划拨过去, 多少对逝者是忏悔, 对生者是安慰。

遗憾的是现在中国经济界、学者没有谁在持续关注这个群体。

眼下, 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诸位, 请停停自己的脚步, 等等我们的灵魂吧!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破旧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家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的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20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地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

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国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4》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篇2

在全球化和金融资本统治一切、无产阶级文化已经终结和消费文化渗透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工人阶级的写作不被关注，彻底沦为边缘的命运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在这个时代，任何一种消费文化或大师文化，都可以轻而一举地不战自胜。低俗的文化消费者对狂欢刺激的追求和附庸风雅的中产阶级对优雅闲适的追求一样，都是他们对身份和姿态的刻意装点。就其内心而言，优越的身份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不再关心潜心投入的刺激和装点门面之外的其他事物，因此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什么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底层的工人阶级及其写作显然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这一状况不仅在中国，在欧洲、美洲同样存在，这是又一种“全球化”的表征。这个“全球化”比以美国推行的强势文化为代表的“全球化”还要可怕：它不仅将世界划分为等级并重新安排秩序，而且将这种等级和秩序具体化并落实到工人阶级等弱势群体的头上。如果说弱小国家需要依靠强国大国的承认才有出头之日的话，那么，工人阶级的写作是否也需要被大师文化或文化消费市场承认，才有可能重见天日?这种“承认的政治”在今天不是已经被摧毁，而是正在大行其道。

我们不能不关注这一不平等的文化现象。事实上，西方知识左翼早已发现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威廉姆斯在40多年前完成的《文化与社会》一书，就对文化精英主义颇有微词，他理想中的文化不是由少数精英建构的，“文化”这个词的内涵和边界是不断扩大的，它不仅包括文化精英建构的知识，同时也指涉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行为等实践活动。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由各个阶级共同参与、创造建构的。威廉姆斯注意到，在英国社会，对文化的论述从来都是从统治阶级出发，以统治阶级、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中心来讨论的。工人阶级文化则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这种文化阶级论是不正确的。因此他反对任何利用文化观念来贬抑社会主义、民主、劳工阶级或大众教育。这就是《文化与社会》的写作动机和用心所在。

工人阶级的经验应该是社会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工人阶级写作历来薄弱。在现代中国工人阶级写作几为真空，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写作虽然不成熟，但却引领过风潮。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螯、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在当代中国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当然，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写作并不完全是工人阶级的经验，尤其不全部是工人阶级情感或心灵经验，他们写作的时代局限和其他写作没有任何区别。但那个时期工人阶级写作起码没有像现在这样凋零和完全被遗忘。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体验工人阶级的写作，是缘于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这是一套体材相当完备的丛书，这里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诗集和散文集。

平庄矿区工人阶级的写作，当然离不开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应该说，在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中，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已大不如前。尽管它还是我们的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公。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牺牲最大的就是工人阶级，尤其是底层的产业工人群体。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合理性我们无须多说。但他们承担的牺牲和面临的严峻的生存困境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这些并不能置换为一种道德的优越或悲壮的心理。我们在平庄矿区的文学叙事中，明确被告知的是工人阶级以怎样的理解和宽容，坚忍和顽强面对他们的艰难时世。在《家事》、《落雪无言》、《梦醒何处》、《与煤有关的故事》等小说;《割爱》、《刘民家事》、《感动》等散文;《煤城之谣》、《矿工》、《父亲 我驼背的父亲》、《唯一没有被污染的河流》等诗歌，这些作品真实地书写了平庄矿区工人的生活处境和心灵世界。这些作品与80年代以前的工人写作有了极大的区别，那些年代的写作多是外部世界的描述，是沸腾的矿山、是拂晓的灯光、是怒放的钢花。颂歌、赞歌或时代主潮也是工人写作的主流形式。但在平庄矿区的上述作品中，他们超越了格式化的宏大叙事，但并没有放弃国族关怀，在不掩饰个人生存的艰窘的同时，在不回避代际价值观念冲突的同时，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仍然是这些作品的主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读到的是久违的感动和来自心灵的朴素而真实的声音。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篇3

关键词：中国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回归

1 中国工人阶级的变迁

工人阶级，通常用于表示社会地位与社会等级。一般来说，该阶级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所占比例最高。工人阶级，亦称无产阶级，历史可以追溯到14、15世纪欧洲的工场和手工业的产生，至18世纪的后半期，以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产业革命，以及引发的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为其发展壮大、步入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1]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是指社会从业人员中一切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薪劳动集团。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随着工人阶级数量的不断增长，工人阶级在构成上和质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阶段，我国既占有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工人，也有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与合作企业工作的工人。

从职业分工来看，既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工人，又有生产精神产品和管理服务部门的工人。

从文化素质上看，由于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近年来加入工人阶级的多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各类学校的毕业生，由于职工教育的加强，使工人阶级的总体文化素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活动的能力明显提高。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发展、建设和改革事业所必须依靠的一支基本力量。

改革开放前，在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严格控制下，我国工人阶级基本上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构成，统一八级工资制和劳保福利待遇在全国的工人中实行，身份地位明显。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形成，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勞动用功制度的改革，我国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

1.1 “一元”向“多元”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们所说的工人阶级主要指产业工人。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传统产业工人和大量从事新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工人阶级，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广大的农民工。我国工人阶级的结构从单一化向多元化不断发展。

1.2 “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劳动方式也由过去以体力劳动为主向以脑力劳动为主转变。同时，教育的不断普及及深入，现代工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随之提高，工人队伍中脑力劳动者的比例越来越大。

1.3 “封闭僵化”向“开放流动”转变

改革开放前，工人都在自己固定的岗位上，成员之间很少流动，工人阶级结构呈现极强的封闭状态。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阶级的流动大大加快。

2 中国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是否发生改变

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的问题是关乎于在国家权力与社会阶级关系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工人阶级，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以工人阶级为坚强的基石，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完成，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3]中国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时期，虽然困难重重，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工人阶级成为新经济制度下生产关系的主人，由此工人阶级的地位、收入得到很大提高，无人可以撼动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2.2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人阶级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人的地位有所改变，新的改革开放，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随着不断深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发生变化；企业管理体系也发生了变化，许多企业设置了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党委会和职代会，特别是在非国有的企业，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呈现弱化的趋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导致一些工人下岗，影响了工人的切身利益。

2.3 总评

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一定程度的动摇，但是主人翁的地位依旧不变，因为：

①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由社会发展规律决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揭示了一个原则，即：社会发展最终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意志。中国共产党永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的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才能由小变大、从弱变强，最终击败了国民党。

②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决定。中国工人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她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③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由广大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体作用所决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的工人阶级成分也不断增加，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工人阶级在支撑着我国的经济增速、支撑着企业发展中发挥着无可估量的作用。无法想象离开工人阶级，何以谈建设、谈改革、谈发展。

3 如何选择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的回归路径

鉴于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淡化这一客观事实，笔者认

为有以下几个路径可以帮助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回归：

首先，应该由体制来决定。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所决定。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必须能充分有效地保证国家法律实施，体现工人阶级的意志和要求，确保工人阶级能够按照宪法和法律，通过正规的途径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保证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仅要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中要有有力的制度保障。

其次，应该通过制度进行安排。建立产权和责任明确，保护严格的现代产权制度，使劳动产权制度成为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应有之意。保证工人阶级地位巩固，从而确保劳动者的发展权利的和平等地位。保护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基础就是科学理解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充分理解他们的关系，工人才能有效参与企业管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才能更实在，更具体，从而更有保障。

最后，应该通过文化来引导。在国家危难之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和优良品质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尤其是，许许多多的工人阶级中的劳模代表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青春，身体力行的生动诠释着作为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可以作为为一种文化，用于在广大工人间宣传，用教育的手段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让“主人翁”精神形成一种意识，各方也要采取多项具体措施，加快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回归的脚步。

参考文献：

[1]高庆，吴海珍.正确认识新形势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J].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02）.

[2]谢菲.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的再认识[J].经济研究导刊，2015（03）.

[3]田凤瑞.浅议如何提高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J].经营管理者，2012（12）.

作者简介：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篇4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什么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解答：这是因为：

创建时间：2007-3-28 11时0分 问题解析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会有丧失执政资格的危险。同时，党是作为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忠实代表长期执政的，除了国家宪法所指称的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以外，所有属于人民范畴的社会成员都是党执政的社会群众基础，党都要主动与之保持密切联系。

创建时间：2007-3-28 11时0分 问题解析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襟。另一方面，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党真正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必然要求。党只有始终坚持代表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利益要求，才能使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得以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党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的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各个阶层优秀分子，从而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所应有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能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党的庄严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不追求特殊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为了谁、依靠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只有为人民服务，党才有存在的意义；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党才会有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把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

创建时间：2007-3-28 11时0分 问题解析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新时期，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的体现。

中国中产阶级的出路 篇5

青年经济学家易宪容提出，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好的制度可以使穷人变富，坏的制度下，即使是富人也会变穷。易先生举两例为证。

一个来自安徽霍邱县冯井镇。冯井镇是一个穷乡村，但从这个穷乡村出来的1100多农民却牢牢控制了北京中关村CPU市场6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资产积累多的农民已经达到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这些文化水平低、知识少、资金缺乏的农民，经营高科技产品肯定不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他们走入一个好的环境、一个激励竞争的市场中，这就让他们的积极性与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一旦个人的潜能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时，何事不可为呢？”

另一个例子来自河北省卢龙县城关公社四街第四生产队。这个队有62户农民，“由于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把集体的财产被分成2.4万元现金和价值2.5万元的机器设备，而姚青山等32户农民分得这些机器设备。得到现金的30户农民分钱后各自散去，而分得机器设备的农民在姚青山的带领下办起了永平纸箱厂。10年后，这个当初的小纸箱厂发展到了总资产达2000多万元的企业集团，成了卢龙县最大规模的企业。面对着企业的发展，卢龙县政府开始向该企业伸手，试图将该企业纳入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由此企业与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冲突。1992年6月，卢龙县政府突然派出县审计局进入该企业集团进行审计，并宣布停止该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遭到以姚青山为首的32户农民强烈抵制。32户农民极力主张，该企业是由他们合伙出资建成，政府没有出一分钱，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决定处置企业的财产。这下可恼怒了政府，一方面县检察院以莫须有的罪名批准逮捕姚青山，另一方面县法院作出该企业‘破产’的裁定，县政府随即组成多个部门参加‘破产清算小组’，将该企业的产成品、部分机器设备等廉价变卖。不下几个月，这个曾经是当地经济支柱的企业，很快就灰飞烟灭。姚青山打入牢房，其他农民的生活又回到其困苦的过去。”

易宪容认为，看一个制度是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形成，还是滞碍中产阶层的形成，要看这种制度安排是扩张民众的生活权利的空间，还是抑制民众生活权利的空间，甚至于剥夺民众个人生活权利的空间。如果是前者，个人的禀赋仅是个人发展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个人发展的全部，重要的是这种机制能够激励民众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激励民众努力而为。如果是后者，当个人的生活权利空间被剥夺、个人的财富被掠夺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一定会停滞不前，甚至于停止。如果连社会经济发展都停止了，中产阶层如何能够形成？易先生认为，这将是中国中产阶层社会形成的最大障碍与困难。

除了政府制度上予以保证外，加速增长中产阶级和现有中产阶级，加强其社会安全性的有效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增加个人经济尤其是个人的财经修养，学习更多的经营投资和理财知识。从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知识修养水平与其收入是呈正比的，过去那种脑体倒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现象已经难以见到，现在，投资知识与个人修养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见图四）。

同时，从这份调查报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会经营懂经营的城市居民其家庭财产状况要远远好于不会经营不懂经营的家庭，其中，有经营性投资的城市家庭户均经营资产总值达29.85万元。两者家庭财产结构的合理性与安全性亦不可同日而语。从报告中我们看到，非经营户的家庭财产主要由金融资产、房产及耐用消费品现值三部分构成，其中房产为价值量最大的财产，占到了全部财产的59.8%，已接近六成。而经营户的家庭财产除包括上面提到的三部分外，还增加了经营资产，且经营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最大，达到39.1%，接近四成；其次为金融资产，占33.9%；而房产价值仅排在第三位，且占家庭财产比重仅为二成（21.6%）（见表五、六）。

加强个人财务安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努力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目前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下层中产阶级，几乎都是靠薪资为生，薪俸成为他们惟一的收入来源，在财务结构上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及心理焦虑，均肇因于此。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适合中产阶级各阶层，无论是上中产，中中产，还是下中产的投资理财方式、投资理财品种很多，并不像一些中产阶级所感觉的，一提到投资理财，便手足无措。同时，你还可以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养成经常阅读一些针对性强的高水平专业刊物的习惯，也很重要。

中国工人的议价能力在提升 篇6

5月份，台湾企业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深圳工厂发生的一系列自杀事件引人注目(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在深圳有着27万多名员工)。该公司随后宣布将在3个月的试用期后增加1倍的工资。6月，本田与丰田供应商以及重庆啤酒厂发生的一系列罢工吸引了媒体更多的注意力。尽管本田集团三家罢工的工厂的工人数都没达到2000，而且大部分罢工没有持续超过一个星期，但是工人成功了——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并涨了薪。在本田广东制锁厂，工人要求工资增长70％，但最终增长了28％。因此，近期这些罢工事件的一个结果在于：雇员已经能够推动工资大幅增长——近期罢工的解决办法普遍是工资增长20％N25％。此外，中国政府已经宣布，自7月1日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广东省将最低工资提高10％，包括深圳提高至每月1100元，北京增长了20％，达到每月960元。这些工资成本的增加仍然仅占制造产品总成本的一小部分，尤其是那些出口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高价值产品。并且，工资成本的增长对其他国家的通胀或者生产成本不太可能产生太多的影响。但是在中国，工人这种议价能力的提升很可能产生长久的影响。

在中国，罢工并不罕见，但是这些罢工一般是相互区隔的。过去几个月罢工事件中更引人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罢工中的一些并无明显协调的迹象，但是中国媒体早些的报道促使了后来的罢工。尽管公开支持工人，中国政府不会容忍有协调的罢工行动，并且很快就强化了对媒体的控制。然而，自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成为劳动力的新一代青年更加关注他们在制造基地的权利，并且不可能接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假如他们被激怒，就存在着更严重并且更广泛的劳动中断和动荡的风险。只要不会冲击国家广泛的社会稳定，罢工还可以提高劳动者收入占GDP的份额，因此会受到欢迎。尽管就业增长已经回暖，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雇员收入的普遍增长，见图3、图4。2010年第一季度就业增长快速回升，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0.7％增长至3.8％，但过去几个季度，名义工资的增长却一直徘徊在13％左右的增速。由于在同一时期CPI加速增长，实际工资增长从2009年第三季度的14.2％下跌至2010年第一季度的10.6％。但是，我们预计在未来几个季度，工资涨幅将会提高。

人口因素和巨量的民工劳动力供给在中期将限制工资的增长。如图5所示，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20％增长至2008年的43％，但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82％)，也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86％)和俄罗斯联邦(73％)。尽管预计城市化会继续提速，不过仍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供劳动力市场使用。但是，人口日益城市化，生活水平应当提高。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往往是农村家庭的3倍之多，见图7。这反映了城市较高的工资与就业水平，也反映了更多例如退休金和社会保障的福利在城市地区更容易获得。

城市化步伐以及向劳动力更强的议价能力的转变应当也有助于削减中国的高储蓄率，并且带来消费对GDP贡献的增长。在未来10年，预计政府对健康、教育和社会安全的开支将会增长，由于预防性储蓄的下降，政府开支的增长能够促进消费。由于汇率灵活性的增加，预计人民币兑美元将会出现逐渐的升值，至2014年预计将达到15％。这将通过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来增加家庭的购买力，并且将会提高消费水平。作为GDP的组成部分的投资很可能会减少(见图8)，因为较低的储蓄率会增加资本成本，并且政府为投资融资的能力在信贷泡沫之后更加受到限制。整体而言，我们预计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从2009年的36％增长~2020年的40％，投资将从2009年的峰值44％降低至2020年的40％。同时，强劲的消费增长将会促进进口的增长，预计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将会从2009年的6％下跌至2020年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