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共12篇）

工人阶级 篇1

编者之言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有过这样一段历史, 在中国大地上, 无论企业效益如何, 都被划入“关停并转”的行列。据统计, 1998年至2003年, 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高达2818万。

这段挽歌般的历史离今天仅仅10年。

2004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者前往辽宁、吉林省调研, 了解下岗职工的社保问题, 郭于华教授至今还记得弥漫在厂区的那种“无望的气氛”。

一位长春退休职工给市领导写了一封信说:“下岗职工能够再就业、解决生活问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 许多退养职工由于生活极为艰难, 家庭纠纷增多, 离婚率上升, 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他们一度被视为最可怕的“社会炸弹”。这绝对不公平。工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国家该对他们负什么责任, 但国家却没有理由对此袖手旁观。

新世纪初, 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 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 这一计划最终宣告流产。

今天, 当我们享受改革的成果时, 是以付出了一代40到60岁之间的产业工人为代价的, 他们彻底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命。一个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 最关键的不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而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改革开放30年, 市场经济20年, 许多人富了起来, 却很少有人愿意回头看看曾经的下岗工人, 他们的生活至今还是残破的。多年来, 他们因无力交保, 退体后只能拿低保一般多的工资, 至今尚存。

问题是既然当年的决策有争议、有疏漏, 那现在为什么还不完善呢?其实今天重新决策都是机会……国企资产理论上属于全体国民, 用来做社保基金名正言顺, 现在划拨过去, 多少对逝者是忏悔, 对生者是安慰。

遗憾的是现在中国经济界、学者没有谁在持续关注这个群体。

眼下, 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诸位, 请停停自己的脚步, 等等我们的灵魂吧!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破旧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家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的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20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地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

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国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4》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工人阶级 篇2

在全球化和金融资本统治一切、无产阶级文化已经终结和消费文化渗透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工人阶级的写作不被关注，彻底沦为边缘的命运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在这个时代，任何一种消费文化或大师文化，都可以轻而一举地不战自胜。低俗的文化消费者对狂欢刺激的追求和附庸风雅的中产阶级对优雅闲适的追求一样，都是他们对身份和姿态的刻意装点。就其内心而言，优越的身份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不再关心潜心投入的刺激和装点门面之外的其他事物，因此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什么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底层的工人阶级及其写作显然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这一状况不仅在中国，在欧洲、美洲同样存在，这是又一种“全球化”的表征。这个“全球化”比以美国推行的强势文化为代表的“全球化”还要可怕：它不仅将世界划分为等级并重新安排秩序，而且将这种等级和秩序具体化并落实到工人阶级等弱势群体的头上。如果说弱小国家需要依靠强国大国的承认才有出头之日的话，那么，工人阶级的写作是否也需要被大师文化或文化消费市场承认，才有可能重见天日?这种“承认的政治”在今天不是已经被摧毁，而是正在大行其道。

我们不能不关注这一不平等的文化现象。事实上，西方知识左翼早已发现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威廉姆斯在40多年前完成的《文化与社会》一书，就对文化精英主义颇有微词，他理想中的文化不是由少数精英建构的，“文化”这个词的内涵和边界是不断扩大的，它不仅包括文化精英建构的知识，同时也指涉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行为等实践活动。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由各个阶级共同参与、创造建构的。威廉姆斯注意到，在英国社会，对文化的论述从来都是从统治阶级出发，以统治阶级、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中心来讨论的。工人阶级文化则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这种文化阶级论是不正确的。因此他反对任何利用文化观念来贬抑社会主义、民主、劳工阶级或大众教育。这就是《文化与社会》的写作动机和用心所在。

工人阶级的经验应该是社会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工人阶级写作历来薄弱。在现代中国工人阶级写作几为真空，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写作虽然不成熟，但却引领过风潮。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螯、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在当代中国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当然，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写作并不完全是工人阶级的经验，尤其不全部是工人阶级情感或心灵经验，他们写作的时代局限和其他写作没有任何区别。但那个时期工人阶级写作起码没有像现在这样凋零和完全被遗忘。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体验工人阶级的写作，是缘于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这是一套体材相当完备的丛书，这里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诗集和散文集。

平庄矿区工人阶级的写作，当然离不开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应该说，在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中，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已大不如前。尽管它还是我们的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公。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牺牲最大的就是工人阶级，尤其是底层的产业工人群体。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合理性我们无须多说。但他们承担的牺牲和面临的严峻的生存困境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这些并不能置换为一种道德的优越或悲壮的心理。我们在平庄矿区的文学叙事中，明确被告知的是工人阶级以怎样的理解和宽容，坚忍和顽强面对他们的艰难时世。在《家事》、《落雪无言》、《梦醒何处》、《与煤有关的故事》等小说;《割爱》、《刘民家事》、《感动》等散文;《煤城之谣》、《矿工》、《父亲 我驼背的父亲》、《唯一没有被污染的河流》等诗歌，这些作品真实地书写了平庄矿区工人的生活处境和心灵世界。这些作品与80年代以前的工人写作有了极大的区别，那些年代的写作多是外部世界的描述，是沸腾的矿山、是拂晓的灯光、是怒放的钢花。颂歌、赞歌或时代主潮也是工人写作的主流形式。但在平庄矿区的上述作品中，他们超越了格式化的宏大叙事，但并没有放弃国族关怀，在不掩饰个人生存的艰窘的同时，在不回避代际价值观念冲突的同时，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仍然是这些作品的主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读到的是久违的感动和来自心灵的朴素而真实的声音。

中国工人阶级变迁记（上） 篇3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能与欧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也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实在是游移不定。所以，在很多年人的心目中，他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近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崛起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是个支柱产业。200多年前，据当时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即使是在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繁荣，工人阶级状况也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19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造就了近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两句台词的演员。但既然苏俄道路上“工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这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的壮大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革命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第二，在生产关系中，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第三，中国的文化馆系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可以想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第四，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进不去的。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一切宣传机器，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

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听着很唬人，好像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可以说，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现在一些人想得那么高。

品尝改革的苦涩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最初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在下跌。我上世纪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差不多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两倍。她曾笑问我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两倍。当时挣钱最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科学”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的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近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她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收入比原来要多。然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位上的难堪。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上世纪90年代到两千年初，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

在书记变老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对这一时期的工人有段描述：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二十年来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三：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工人阶级 篇4

工人阶级通过劳动改造和创造世界, 其在社会存在的关系就是劳动关系。从广义上来看, 劳动关系还涉及到分配关系、社会保障、劳动争议等等。劳动关系就其本质而言, 是经济利益关系在法律、制度、规范等意识层面的反映和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国家、社会、企业、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法律、制度和政策的保障得到合理表达, 劳动关系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得到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根本特征就是和谐。新型劳动关系的建立和完善关系到执政党地位和基础的巩固, 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必须加以重视。

就本质而言, 和谐利益关系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和谐利益关系的建设指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以构建和谐科学发展的社会。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其先进性决定了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 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中。[1]当前, 伴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我国利益关系的调整正逐渐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利益关系总体上呈现稳定和谐状态。

黑龙江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 在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则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是, 目前在国有、集体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及部分非公有制企业中,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如: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 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执法检查力量薄弱, 劳动法制环境亟待完善;集体合同流于形式, 合同内容缺乏民主;企业经营者及员工法制观念淡薄等。反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则表现为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再就业难, 侵犯职工就业和社会保障权益的“买断工龄”, 低薪和欠薪, 威胁工人的生命安全, 损害工人的健康安全, 侵犯工人人格尊严, 侵害工人产权利益等问题。

当前, 黑龙江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 采取切实的对策, 实现劳动关系主体双方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互利双赢。

1. 加强劳动者自身的主体意识

当前, 劳动者整体素质的缺乏、权利意识淡薄具体表现为劳动者对企业没有选择权, 在劳动过程中处于被动, 在劳资关系纠纷中或采取极端手段、或委曲求全。劳动者的这种境况限制了劳动者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必须通过职业培训、文化进修等多种方式来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文化素质, 劳动者也应注重自身人力资本投资, 这样劳动者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劳动过程之中, 对于劳资冲突的处理和认识更加理性。例如:哈尔滨飞云实业公司的尝试是结合企业农民工数量大、素质低的实际, 能够坚持以人为本, 创新用人理念, 实行科学管理。从企业的实际出发, 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涉及员工的大事由职代会表决, 以此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保护和调动了农民工的积极性。同时, 先后制定了《厂务公开、民主监控工作实施方案》, 《民主评议领导干部的办法》、《联席会制度》、《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及《推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等配套制度, 为农民工充分发挥民主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 使企业劳资关系呈现出健康和谐的发展态势。

2. 健全和完善工会组织, 充分发挥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作用

工会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 是协调和维持和谐劳动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方。虽然目前“工会开展的主要工作转向了职工福利、文体活动、互助互济等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职工利益要求, 但在最关键的职工收入水平和工资增长机制上, 企业工会仍然是举步维艰难以有所作为。”[2]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会的组织机制和运行体制, 使得工会严重依赖于企业资方, 无法真正独立、客观地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目前, 非公有制经济在维持劳动关系的和谐中已经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劳动关系中“资强劳弱”的局面的存在, 既是市场经济的盲目性的结果, 也是企业自身缺陷性的产物, 因此发挥各级工会组织职能的作用则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哈尔滨市总工会自开展创建和谐劳动关系活动以来, 为全市3万余名职工讨回“五险一金”, 为职工和农民工讨回工资4 200余万元, 救助困难职工1.2万余名。[3]

3. 促成多元文化认同, 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发展与和谐劳动关系建立的关键, 而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家的价值观, 它直接影响他们的经营管理理念, 预示着劳动关系的发展指向。而在社会转型期, 工人阶级文化意识受社会各种思潮影响趋向多元化。因此, 能否在工人与企业家之间找到文化的共同点, 是和谐劳动关系建立的关键。例如, 哈尔滨时代工贸集团抓住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机遇, 5年多来, 兼并收购了7家国有及集体企业。在低成本扩张中, 集团领导人注重不同企业文化的融合, 特别在集团兼并、控股、收购其他企业后, 加强了企业文化建设, 努力做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 千方百计解决职工实际困难。对重组的企业, 时代集团的用人原则是“以人为本、多换思想少换人, 妥善安置职工, 择优上岗, 改革分配制度”。集团倡导的思想工作使广大干部职工认识到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 而抓住机遇发展才是硬道理, 所有制的性质并非惟一的价值取向。在企业兼并后, 集团立即给退休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 仅化工十一厂就交纳养老统筹金102万元, 为稀土厂的职工补缴100多万养老保险, 使600多名职工几年拿不到的养老保险金按时送到了他们手中。[4]21世纪的企业竞争不仅是“人”的竞争, 也是“文化”的竞争。借助企业文化力推动经济力, 无疑是企业睿智的选择。总之, 要实现“依法运行、势利均衡、协商共决、共谋发展、共建机制、共创效益、共享利益”, [2]就需要企业、劳动者、工会和政府共同努力, 构建和谐利益关系。

4. 健全和完善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 提供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

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决定了它同时必然是法治经济, 调节劳资双方的矛盾和冲突, 必须要有法律法规的支撑。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也必须建立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一个比较健全的劳动法体系至少应当包括劳动基本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基准法、劳动监察法、集体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社会保险法这八部法律。应在原有法律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 丰富劳动关系法律体系。比如当前我国的《工资法》、《劳动监察法》、《集体合同法》、《社会保险法》、《促进创业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法律制度应该在劳动关系具体变化的基础上不断调整、丰富、完善, 并保证其顺利有效地贯彻实施, 切实保证劳动关系的和谐。同时要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的劳动关系相关制度, 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劳动合同制度、集体合同制度、社会劳动保障制度、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等, 从整体上使劳动制度形成相互联系、相互配套、相互支撑的有机统一体系, 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法律制度的整体功能。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把法律与制度有机协调起来, 从而为劳动关系提供可靠的保障。

总之,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 为快速推进我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积极的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庆华, 高军.保持和发展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性的现实途径[J].学习与探索, 2011 (6)

[2]徐夫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机制研究[J].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4) .

工人阶级 篇5

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10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甚至实现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抓紧时机，加快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立国之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我们的强国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广开言路，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形成全体人民个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活环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权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

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实现以下四项基本要求：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和行动）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3.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意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4.坚持民主集中制（她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运用）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党员

（1）年龄在18周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愿意按期交纳党费。这是党员关心党的事业，有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

（2）a.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b.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c.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党员权利：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3.发展党员，必须经过党的支部，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申请入党的人，要填写入党志愿书，要有两名正式党员做介绍人，要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并且经过预备期的考察，才能正式正式党员。

4.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5.预备党员的义务同正式党员一样。预备党员的权利，除了没有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外，同正式党员一样。

6.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党员要求退党，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后宣布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备案。

7.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支部大会应当决定把这样的党员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8.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

9.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10.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11.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

12.成立党的新组织或撤销党的原有组织，必须由上级党组织决定。

13.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全国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任期随之而变。中央委员会和候补委员必须有5年以上的党龄。

党的纪律

1.党组织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

2.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留党察看的时间不得超过2年，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3.对党员的处分，必须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报党的基层委员会批准

党徽党旗

党徽：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党旗：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

工人阶级 篇6

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隆重开幕了。这是全国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大会，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动员全国亿万职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各族职工和广大工会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

今年是改革开放35周年。35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接力推进改革开放，成功开创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工人阶级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胸怀全局、锐意进取，自觉做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时代先锋，积极主动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不懈的奋斗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结构更加优化，面貌焕然一新。事实充分证明，工人阶级不愧为我国的领导阶级，不愧为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不愧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各级工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拥护、热情支持改革开放，努力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工作的特点规律，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充分发挥了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作用，发挥了职工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作用。特别是工会十五大以来，各级工会组织牢牢把握我国工人运动的主题，团结动员亿万职工建功立业，认真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职工技能培训，积极参与立法和政策制定，大力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拓展对外交流，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工会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开创了工运事业新局面。

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把工人阶级作为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今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总工会机关同全国劳模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必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发挥劳模作用。这为我国工人阶级走在时代前列、发挥自身作用指明了正确方向，为做好新形势下工会工作、推动工运事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生动形象表达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成为当今中国昂扬的时代旋律，成为团结凝聚中华儿女的精神旗帜。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造福工人阶级，也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我国工人阶级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大力弘扬主人翁精神，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要始终做坚持中国道路的柱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将引领我国工人阶级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也要靠我国工人阶级来坚持和拓展。我国工人阶级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跟党走。要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深化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个人理想、家庭幸福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以国家主人翁姿态，以生机勃勃的创造性实践，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要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我国工人阶级要弘扬信念坚定、立场鲜明，艰苦奋斗、勇于奉献，胸怀大局、纪律严明，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伟大品格，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为中国精神注入新的内涵，用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增强开拓意识，培育首创精神，争做有智慧、有技术、有创造的当代工人，始终保持我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要大力发扬劳模精神，学习劳动模范、争当劳动模范，推动形成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良好氛围，积极投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

要始终做凝聚中国力量的中坚。工人阶级有力量，各族职工紧密团结、同心同德是中国梦的力量之源。我国工人阶级要做团结进步的榜样，大力发扬团结协作、互助友爱的光荣传统，加强职工队伍的团结，加强同其他劳动群众的团结，加强同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更好地维护大局、服务大局。要自觉维护我国社会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最大限度地增加积极因素、化解消极因素，形成团结奋斗、共创未来的正能量。

要始终做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者、参与者。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的进程也必然要由工人阶级来参与、来推动。要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基本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要积极投身改革，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在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进程中，肩负着崇高使命。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锐意改革创新，充分发挥我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始终保持我国工会组织的团结统一，在组织职工、引导职工、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上，作出更大努力、发挥更大作用。

做好工会工作，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反映了中国工会的性质和特点，是为实践所证明的中国工运事业的成功之路。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要切实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精神实质，不断探索实践，努力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做好工会工作，要牢牢把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工会工作只有围绕这个大局来谋划、来推进，才能牢牢坚持正确方向。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要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使各项工作更好体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要求。要着眼于保护、调动和发挥职工群众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引导职工群众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做好工会工作，要坚持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工会的一切工作，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职工为本，尊重职工主体地位，落实职工各项权益，让广大职工体面劳动、舒心工作、全面发展。在维护职工劳动就业、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安全卫生、休息休假等权益上，必须旗帜鲜明、主动作为。要积极推动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完善劳动合同制度、集体合同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做好工会工作，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工会组织自身建设。社会在变化，事业在发展，工会工作要跟上时代步伐，就必须深化改革、勇于创新。要把职工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根本标尺，以时代的要求、发展的眼光审视工会工作，在组织体制、运行机制、活动方式等方面不断改进创新，扩大工作覆盖、增强工作实效。工会是做职工群众工作的，必须带头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好“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要扎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照党的要求和职工群众的期盼，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用优良作风更好地凝聚职工群众。要提高服务科学发展、服务职工群众的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工会，努力为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人”。

要加强同港澳台工会和劳动界的交流，为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贡献。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工人权益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增进友谊的方针，继续扩大同各国、地区、国际工会组织和劳动界的交流合作，为增进全球工人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挥积极作用。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党的根本指导方针，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把这一方针贯彻到政策法规制定、社会管理服务的全过程，贯彻到推动改革发展、维护和谐稳定的全过程。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支持工会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关心爱护工会干部，为工会工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各位代表、同志们，新的起点、新的任务赋予我们新的责任、新的使命。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再接再厉、开拓进取，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在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中铸就工人阶级的新辉煌！

我们工人没力量 篇7

这起事故发生后, 人数几经变化、不断上升, 在历年来发生的矿难中非常罕见。矿方起初说下井15人, 后来变成20多人, 其中6人遇难、3人被困;到8日凌晨0时左右, 初步核查当班下井为33人, 遇难13人;到8日早, 进一步核查发现当班下井为46人, 遇难26人。——从当初下井15人, 到后来变成20多人, 再到33人, 再到46人, 再到最终查出的82人;当然, 死亡人数也在增加。如果我是受伤矿工中的一员, 又有人问我现在最想说些什么, 我就会告诉他——“我们工人没力量”。

这话从何说起, 且听我一一道来。

第一, 这些年, 大大小小的煤矿事故此起彼伏、灾难频仍。一次死亡几人、十几人、几十人乃至几百人的惨剧, 几乎是不绝于耳, 让人已闻之麻木, 几乎不想再说。可就是这么大的死伤代价, 硬是换不回一条降低事故频率的法规。和山姆大叔那里相比, 人家从上世纪初年均2000多人死亡到50年代年均500多人死亡, 再到90年代年均93人, 而现在, 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 劳动安全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 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换句话说, 美国这个曾经矿难频繁的国家, 100年来, 都能将每一次大的事故, 转换成制度改进的机会, 从而使矿难频率大大降低。何故?人家敬畏生命, 而我们则缺乏敬畏生命的自觉。让一次次事故, 变成了一串串冰冷的数字, 淹没在新的事故数字里。甚至到了这回瓦斯爆炸, 事故发生的准确时间以及下井和死难者的人数统计, 几天都弄不清楚。不是弄不清楚, 而是涉嫌隐瞒。可见生命到了何等轻贱的地步, 力量又从何谈起。

第二, 我说工人没力量, 不是说工人没力气, 力气还是有的。要不然, 我们怎能从地球深处开采出世界总量35%的煤炭来。可这又恰恰说明, 力气和力量——道义的、精神的、人本的——殊有不同。如果力量也足够强大, 我们就不必为这三成半的煤炭, 付出八成死亡人数的代价, 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 甚至是印度的10倍!每年让几千矿难亡灵, 游荡在华夏上空, 让亲人永远伤痛不得安宁。在这个人才空前流动的社会, 又没人强制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但凡你更有力量, 何必选择风险如此之大的谋生方式呢?反之也可想想, 在现在的矿工大军中, 有多少官二代、富二代的身影?

第三, 矿工用自己的力气, 或者说唯一属于自己的财产——身体, 创造了空前辉煌的GDP, 成就了多少个身价过亿的富翁。那些埋在地下经过几千万年衍生的矿产, 本来就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东西。如果说,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共同富裕的必经“阵痛”, 但通过税收调节, 至少不要让贫富差距过大, 至少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安全设施的投入, 用于安技产品的开发, 用于矿工生命的保护, 用于生产环境的治理……或者增加矿工的工资, 让他们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后能够抽身而退, 也算是“阵痛”换回的代价。可遗憾的是, 由于没有“力量”, 只能忍受更长的“阵痛”, 以至“阵痛”而死。

好技术好工人 篇8

时至今日, 制冷剂已经完整地走过了自然生成物、氟化物质、半环保型冷媒3代路线, 而2011年的上海制冷展上, 我们又看到了新型冷媒R290与R32的身影, 两者在实现R410A的低氟化物质排放的基础上, 升级实现了低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业技术的改革升级, 无疑是令人欣喜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另外一个层面, 行业也需要大量的具备高素质能完成基本工作的工人。

日本与德国的产品, 闻名于世界, 不仅仅源自其高超的科研技术, 其严谨的生产管理, 一丝不苟的工人作风, 同样是其成功的关键。而笔者以为, 在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积累上, 在尖端科技的掌握上, 中国正在突飞猛进, 但是终端的应用始终是中国的短板。

以R22的应用为例, R22是基于R12基础上开发出来的第2代成熟型冷媒, 很多人都将大气层的破坏, 归咎于R22的滥用, 其实他们却不知道, R22是一种惰性气体, 其稳定性非常好, 在完全被密封安装应用的情况下, 其对大气臭氧层的破坏根本不会体现, 大气层被剧烈的破坏, 与其说是R22的原因, 更深层次的追究, 是大量的R22泄露事故与大量人为释放, 据笔者的了解, 应用了15年以上的空调, 却完全没有充过氟利昂的事情是确实存在的, 这就证明, 哪怕是在1990年前后, R22在空调的应用上实现完全封闭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但是实际操作中, 大量的技术不过关产品流入市场, 每年泄露的氟利昂数量却是一个天文数字, 更有甚者, 一些黑心奸商故意在充氟时破坏封装结构, 造成有的用户一年一充的情况也是比比皆是, 而早已成熟的冷媒回收技术由于成本、便捷度等原因, 却无人问津。R22造成的环境问题, 与其说是技术问题, 倒不如说是一场人祸。

工人阶级 篇9

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观和其国家利益观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消灭剥削、实现人类的最高境界——无剥削的共同富裕的人人平等的社会。毫无疑问,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仅仅是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 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利益, 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其具体的目标, “欧美两洲的无产阶级正在检阅着自己的战斗力量, 他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 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 八小时工作日”。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利益,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镇压敌对阶级的机器。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它不是社会各阶级友好协商的结果, 也不会平等的反应和代表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 在经济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国家因统治阶级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阶级性, 国家的利益实际是代表了统治阶级利益。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对于国家利益也赋予了另一层次的解释, 他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然而共同利益是维护社会运行的基础, 共同利益没有了, 个人利益也就无法实现。因此马克思说:“正是由于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 共同利益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因此不难看出, 国家利益又是出于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 它是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

二、早期为逐步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高于国家利益

在无产阶级作为新兴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 其阶级力量, 理论思想还不成熟, 政党体系建设不够完善, 且当时所处的时代下, 作为新生的阶级, 无产阶级的蒸蒸日上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 为了能团结广大无产阶级, 集合力量对抗资产阶级且尽早完成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目标, 早期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当时的国家利益上明显倾向于前者。在普法战争刚刚爆发时期,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到:“假如人们在巴黎能够做点什么, 那就是一定要阻止工人在媾和之前采取行动。”“如果工人现在取得胜利——是为国家服务的, 那他们就不得不继承波拿巴和当前的卑鄙的共和国的遗产, 并且将徒然被普鲁士军队镇压, 而且还要倒退二十年。”恩格斯考虑到一旦法国工人参加到保卫国家的战争中必将损伤工人阶级的力量, 同时间接地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服务, 为了保存实力要避免同德国军队交锋, 同时利用帝国主义的战争为工人革命提供机会, “在缔结条约以后, 对工人来说, 一切条件都比以前更加有利。”利用帝国主义的战争去发展无产阶级力量本身是一种阶级策略, 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条捷径, 但在普法战争爆发过程中, 战争的残酷性超出预期, 马克思的个人观点也逐步发生变化, 当普法战争初期法国入侵普鲁士时, 他反对法国的入侵, 后期当普鲁士入侵法国时, 他致电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让其在德国国会上对于俾斯麦的战争预算投反对票, 并且指责普鲁士的野蛮, “德军采用了既陈腐而又野蛮的战争公法, ”他同情战争的受侵害方, 但在阶级政策上依然没有改变, 认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人民是没必要参与并加以战斗的, 只有对方是殖民掠夺人民才应该起来反抗, “当然, 英国人在印度, 牙买加等地也这样干过, 可是法国人既不是印度人, 也不是中国人, 更不是黑人, 而普鲁士人也不是天生的英国人!一个国家的人民, 如果他们的常备军一旦被彻底消灭, 而他们还要继续保卫自己的话, 那简直就是犯罪。”马克思以及各国早期的革命家都承认这样一个观点, 国家是有阶级性的, 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是没有必要爱戴的, 只有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国家才值得付出。列宁认为:“我们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就是护国主义者, 我们赢得了保卫祖国的权力”列宁的国家阶级论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他在苏联早期党内不同思想路线斗争中更是不断的强化了这一观点, 尤其是与考茨基, 托洛茨基的争论中, 他指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 就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战争中遭到失败, 这对十分之九的大俄罗斯居民危害最小。”沙皇的国家利益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相比较没有一点可比性, 甚至无产阶级的利益是脱离沙皇的国家利益的, 相反,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则放在第一位, “社会党人在战争一旦爆发时, 应当利用战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列宁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世界性的, 他说:“工人没有祖国, ”即使在苏联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后, 列宁依然把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放弃了沙皇以前侵略别国的不平等条约, 主张并建立了第三国际, 使苏联给世界一个崭新的形象, 他说:“俄国军队越过俄国国界去镇压革命的那种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军队已经坚决不移地离弃了那种时代。”斯大林作为列宁以后苏联的无产阶级领导人, 早期依然延续列宁的思想, 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放在首位, 他认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是正确的, 就是他们的战略和策略不限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无产阶级利益范围之内, 相反的, 是在估计自己国家的条件和情况的同时, 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放在首位。”毛泽东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早期受列宁, 斯大林影响, 早在国内第一次大革命之前, 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时期, 毛泽东就指出:“军阀争权夺利的国内战争是无价值的, 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 才有价值, 一般国家主义派, 盛倡其为祖国而牺牲, 乃无上光荣的说法, 这是资产阶级之话, 我们万不受他们的悬弄!”

不难看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当时国家的国家利益是明显隔离开来的, 政策的制定都是从阶级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他们认为的国家利益是无产阶级自己推翻资产阶级后自己建立的国家的利益, 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所有的利益都是毫无无产阶级色彩的, 都是可以被利用的, 但同时应该明白, 首先即使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也不是完全与无产阶级毫无瓜葛的, 不同国家的无产者作为一个部分本身就生活在那个国度, 作为其未来的主要同盟军农民, 更是那个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 他们都实在的和那个国家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其次, 国家本身作为一个实体, 具有维护共同利益的属性, 这是马克思在国家的定义中就提到的, 同时国家本身包含着强烈的名族地域性, 是一个地区长久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的积累与凝结, 爱国主义本身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传统文化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热爱。一个处于不同阶级的个体能够割舍与其他阶级的感情, 但断然割舍不断与所生活土地和文化的联系, 爱国主义的阶级化势必会和爱国主义所包含的民族感有所冲突, 尤其在国家遭到外来入侵时。当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忽视当时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时, 是阶级战略的体现, 有利于无产阶级在时局下找到突破口, 但选择帝国主义战争的缝隙, 且在国家被入侵的情况下, 大批无辜的人民牺牲为代价, 势必与无产阶级所宣称的口号和目标相矛盾。如果以这种方式去实现早期目标, 那正像新保守主义者评价的:“社会主义革命也需要以上百万人的是生命为代价, 也许会导致对整个阶级的蓄意谋杀, 也许将引起文化的式微、知识的消亡和艺术的亵渎。”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忽视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忽视生活在这个国度的其他阶级的利益, 往往彻底损害了他们希望为之效力的权威观念。

三、随着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为发展各国自身, 无产阶级的国家利益开始高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苏联在列宁逝世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作为全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被世界无产阶级视为唯一乐土, 苏联也在不断领导世界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 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帝国主义国家为保卫自身现有利益, 纷纷敌视苏联, 为保卫苏联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是正确的策略, 但作为主要领导力量的苏联公然提出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以保卫苏联为当前任务却带有爱国沙文主义色彩, 恩格斯说过:“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 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当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无产价级忙于应对本国帝国主义, 军阀时, 以保卫苏联的口号的提出势必影响这些国家的革命进程。斯大林认为:“不捍卫苏联, 就不能捍卫并推动世界革命运动, 要知道, 谁要想撇开苏联, 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 谁就是反革命, 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中去。”在“保卫苏联”这一共产国际指示到达中国时, 受到了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质疑, 当时正值中东路时间爆发, 事发点在中苏交界处, 主要在中国境内, 对国人提出保卫苏联, 势必会引起人民的反对。苏联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扮演着关键的作用, 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但随着其力量的扩大, 尤其是二战以后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信心与自负便同时出现, 抗日战争末期, 斯大林以沙皇对外政策为依据, 提出在中国领土上取的利益, 在涉及俄国使用满洲铁路的问题时, 他认为沙皇曾使用以满洲里到哈尔滨, 再从那里到大连及旅顺的铁路线, 以及以哈尔滨向东到尼科尔斯克的铁路线, 在那里同哈马罗夫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相连接。他认为这些要求是正义的, 斯大林说:“显然,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 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 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的谈话表明, 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目的是出于本国民族的利益, 这种利益的谋求, 不仅要从战败国日本领土上取的, 而且要从战胜国中国领土上取的。对于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同样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而不听从苏联的具体安排而恼怒, 在1944年6月, 斯大林在同哈里曼谈话时说:“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他们对于共产主义, 就像代用黄油对于真正黄油一样。”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 新中国走什么样的路时, 苏联为实现战后自己的利益, 竟提出支持蒋介石政府。赫尔利给美国国务院写了旅行报告指出;“现在我相信苏联政府根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策中沙文主义色彩浓厚, 已经开始背离了列宁的国际主义, 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与列宁在《为什么苏联不参加国际联盟》陈述的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性质的根本差别形成鲜明对比, 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更是完全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归属于了苏联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之中。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鼎盛,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未来进一步推行社会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 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炮制出了一套被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法西斯理论。“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国际分工论”、“利益有关论”, 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 对于即使在地理位置上遥远, 但是却涉及到我们安全和我们朋友安全的那种事情, 也不能消极对待”。中苏作为一对合作紧密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五六十年代的关系一变再变便是最好的证明。当无产阶级国家抛弃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原则时, 它本身已经开始逐渐脱离世界无产阶级这一范围。

苏联注重自身国家利益是有原因的, 他们把国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利益看作一致, 认为国家本身发展壮大就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壮大, 但却看淡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无产阶级的利益, 过分看重国家利益而忽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利用增强的国家力量来要挟其他弱小国家, 势必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变为社会沙文主义,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霸权国家, 这样的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这样的政策与帝国主义无异, 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观。

四、无产价级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新时期的定位问题

随着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 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使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开始对话, 谋求合作, 加上资本主义公家福利政策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 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逐渐扩大,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作为一种口号在正值领域内正慢慢淡化, 与之走势相反的是国家利益的不断强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 其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正是审时度势, 与世界接轨, 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关于意识形态的输出问题, 邓小平在住地同身边人员谈到:“切不要打旗, 不要去干涉别国的事情。关键是自己要搞好了, 本身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 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

你是中产阶级吗 篇10

关于何为中产阶级,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目前网上比较流行的有十大标准。想知道自己是否达到中产, 不妨参照一下这个标准。

中产阶级十大标准:

1. 年收入20万元以上。

2. 持有已经上市公司的股票或者期权, 至少有希望于近期内上市。

3. 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 跟人合买的也算。

4. 有丰富的夜生活, 不一定是去夜总会或者打麻将, 通常是商务谈判或者听音乐会。

5. 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

6. 对一些时髦的文化, 如MP3或者彩信均不感兴趣, 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 对各个国家的古文明有一定知识, 特别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识。

7. 知道各种礼仪, 风格是美式的, 但心理上崇拜欧洲。

8. 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

9. 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 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

61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 篇11

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中国青年报》记者据此采写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入选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成为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然而，在这“千里急救”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饭锅里的砒霜

“２月２日，在山西省平陆县一座新落成的红色大楼里，灯火辉煌。中共平陆县委扩大会议，照常进行着。与会者心神振奋，讨论的是1960年跃进规划。

七点钟时，县人民委员会燕局长匆匆奔进会议室，找到县人民医院王院长说：

一小时前，风南公路张沟段有六十一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请立刻组织医务人员抢救！……”

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这次“千里救急”的起点正是从这次被打断的县委扩大会议开始的。这段描写透露出中毒事件的两个背景：一个是大跃进，一个是修路。

1957年，不顾黄万里等专家的反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黄河两岸，近30万居民告别故土。为了方便移民的生产生活，1959年10月，西起芮城风陵渡、东至平陆县南沟的风南公路开建，三百多个农民被临时抽调，组成张店公路营，负责修筑风南公路张沟段。在大跃进的口号声中，该营和其它工程队一样，在1960年的春节没有休息，要“打个开门红的大胜仗”。

就在此时，发生了中毒事件。但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篇特写中，并没有提及民工们为什么会突然中毒。

据时任张店公路营三连三排排长的李中年回忆，1960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六）下午6时左右，同往常一样，收工后，他和几个干部先去检验当天挖掘的土方。回到三连驻地时，其他人大都吃完饭了，锅里的高粱面汤所剩无几，李中年顺着锅底盛了一碗。“喝着喝着，咦，碗里有一小块石头，小手指头大，红色的。”李中年感觉很奇怪，但也没有太在意。喝完面汤，他又走进灶房，看见灶台上也放着一块红石头，只是块头更大一点。炊事员说，是从锅里捞起来的。

而就在此时，先吃完饭的民工，一个个捂着肚子，纷纷嚷嚷胃里难受，有人开始呕吐。突然，李中年的头开始发晕，一股面汤从嘴里涌出来。“大伙不要吐了，现在粮食这么紧，吐了大伙要受饥啊，挺一挺，难受就过去了。”50多岁的民工刘振江劝道。

是不是吃的东西不干净呢？混乱中，有民工拿起秤砣，把灶台上的红石头砸开，舔了一下，跑出来喊：“红信！咱们连中毒了！”红信又叫砒霜，是一种由砷矿烧炼而成的毒药。当晚9时左右，县医院的医护人员赶到现场。诊断结果显示，的确是砷中毒。然而，没有一个医生有治疗砷中毒的经验。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样描写当地医生抢救中毒者的场景：

“他们使用了各种办法：给患者喝下了绿豆甘草水解毒，无效!给患者又注射了吗啡，仍然无效!……无效!无效!

紧张，无比的紧张!空气窒人，医生、护士挥汗如雨。县人民医院负责医生解克勤等同志，经过紧张详细的会诊后，断定：“非用特效药‘二巯基丙醇'不可!必须在四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这种药，否则无救!赶快派人去找!”

正是在本地医生救治无效，不得不去寻找特效药的情况下，才引发了平陆县委书记向北京求救的行动：

“郝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六十一位同志的生命，现在我们只好麻烦中央，向首都求援。向中央卫生部挂特急电话!向特药商店挂特急电话!’

于是，这场紧张的抢救战，在二千里外的首都，接续着开始了……”

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此将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北京方面如何找药，送药。实际上，就在各方力量“千里救急”之时，在平陆，一场针对投毒的侦破工作也同时展开。

通过平陆县档案馆所存的相关材料，可以复原出这次案件的侦破过程：

2月2日晚上，在医生抢救民工的同时，平陆县公安局局长燕英杰带领十多个公安人员赶到现场。据炊事员反映，当天下午做饭时，民工张德才以舀热水洗脸为由，端着盆子接近过灶房。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张德才确实表现反常。以往每次盛饭，他都抢着从锅底捞稠的，可那天只在锅沿盛了一碗稀汤，并推说自己有口疮，让给别人吃。饭后，张德才虽然也趴在地上呕吐，却没有吐出任何东西。

燕英杰亲任主审，就地突审嫌疑人张德才。张德才很快交待了作案经过：当天下午3点多，他借口进伙房打开水，将两块红信偷偷丢进饭锅。二十分钟后，他被拘留。侦破非常迅速。平陆县委呈交上级的报告里称，从开始勘察到最终破案，仅用了8个小时。

在档案材料中，张德才被一致定性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他的“罪恶历史”包括：曾供职于日伪保安队，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和保警队情报组，淹死过农会主席，1953年强奸妇女未遂，被判刑6个月。

档案里至今还保留有许多张德才的照片，这都是他被捕后拍摄的。在照片中，张德才尽管个头很高，但体型消瘦。

投毒者

张德才，平陆县张店公社前滩村村民，1929年出生。按照档案中记载的经历推算，张德才应该在16岁之前就参加了“日伪保安队”，在20岁之前就参加了“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保警队情报组”等组织，并且一贯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仇恨。而这也正是他要破坏大跃进，对“阶级弟兄们”下毒手的思想根源。

但与张德才同村的小时候玩伴刘克武却否认这样“贴标签”的说法。他说，张德才不到10岁就没了双亲，缺乏家庭教育，有点调皮。“是参加过警备队什么的，但当时他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人家让他送个信跑个腿啊，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其他孩子吧，家里有老人管着，不敢跟警备队混，他家里没人管啊。”

同村人张明亮也回忆说，“说他为日伪服务，多么多么坏，我说不清。他当时年龄很小啊。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这里拉锯。这边是国民党二战区，那边是八路军游击队。国民党来了，需要找人维持，共产党来了，也需要找人维持。”

既然并不是一贯怀有“阶级仇恨”，那么张德才为什么要投毒呢？

在平陆县纪委工作的李敬斋曾长期关注过此次中毒事件，并写有纪实文学《穿越时空的真情》。据他介绍，张德才在1949年后的经历比较波折。1958年他被太原钢铁厂招聘为工人。可惜好景不长，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被清退，押回原籍管制改造，1959年10月来到风南公路工地。刚到工地的张德才，工作勤恳，深受大家喜欢和尊敬，很快被营里安排为三排排长，可是，一场风雨终结了他短暂的辉煌。

当年12月的一个雨雪天，北风肆虐，民工们又冷又饿，但连长坚持“突击”。吃过午饭后，张德才倒下就睡，没听见下午开工的哨子，一直睡到天黑。这一次酣睡成了张德才命运的转折点。

当天晚上，他被揪到公路营的辩论会，站在会场中间，所有的干部轮番上阵批判。有人说他干活偷懒，有人说他吃的馒头总是比别人多。此时，副连长仝仁明站了出来，揭发他曾扣压过某个民工两块钱。

张德才的排长职务被当场免掉。随后，张德才捂着肚子，声称自己生病，没打招呼就回到了前滩村。1960年1月19日，村干部通知，如果不马上回到工地，食堂将停供伙食。次日，张德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张沟，晚饭后，他被指定站在空地中央，又一场批判会开始了。

批判会上，张德才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怠工偷懒，多拿多占，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参加修路一贯消极怠工。利用春节时间，说什么：过年在外吃不习惯，吃白面少，肉少，煽动民工要求放假，制造混乱，瓦解军心，企图破坏公路的修筑。”

民工赵铁成至今还记得，这一次的辩论会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晚饭后开始，一直辩论到鸡叫”。而后来平陆县交给上级的调查材料中则称，当时“有高度觉悟的群众，绝不受骗，对他的言行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中毒事件发生之后，各地涌现了无数宣传画。其中一幅漫画反映的正是辩论会的场景：民工们围坐，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站在桌子前，严肃地举起右手，坐在场地中央的张德才缩着脖子，脸色发绿。远处的山峰上，太阳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辩论结束后张德才的心理。而据档案材料记载，张德才事后交代，正是这次辩论使他产生了报复的想法，报复对象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

张德才承认，他设想过三种报复方法。其一，是悄悄把毒药丢进仝的碗里，效果虽好却很难实施；其二，把毒药拌到玉米面里蒸成馍，但“副连长从来瞧不起自己”，不会吃他的东西；其三是用利器暗算，可“一下子解决不了，就会暴露自己”。

李敬斋说，十多年前，他认真查阅过当地公安局保存的投毒案卷宗，在张德才的供词里，录下这样一个细节：张德才产生报复想法后，也犹豫过，但有一天上午，他突然想起了女儿。他决定为女儿买一双小花鞋，可口袋里没有钱。他只好向民工们借钱，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被批臭了的人，没有一个人肯借给他。“这一切，都是该死的仝仁明造成的，我一定要碎了你！”后来他决定，“干脆把红信放进大锅里”。

刘克武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刘克武的父亲刘振江，当年与张德才同在三连，住在一个窑里。“事情过去之后，听我父亲说，张德才其实也没想要毒死这么多人。春节嘛，他想偷懒，不想干活，其实大家都不想干活。他就想着丢一点红信，致使全连的人都拉肚子，这样就不用上工了。”一个佐证是，中毒当天张德才还拿着碗说，“振江哥，把我的也喝了。”刘克武相信，如果张德才知道红信会把人毒死，他绝对不会劝平素跟自己关系很好的邻居多喝。

张德才的红信来自一个叫回申娃的人。“有一次，张德才发现雪地上有狐狸的脚印，他跟民工回申娃和议，毒死个把狐狸弄张皮子，回申娃回家拿了半斤红信交给他。”刘克武说。红信有杀虫效果的，被当地农民用来拌种子，并不难找到。

事发后，回申娃被张德才供出，也被公安机关逮捕。有关档案这样给回申娃定性：地主成份，土改中被批斗，家产被分，从此对党和新社会产生不满与抵触，时时图谋对党和人民进行报复。

但在刘克武的印象中，这个回申娃憨厚老实，是地主家的养子，耳朵有点背，他被判刑是因为“倒霉”。

新闻热潮

中毒事件在平陆县引发了轩然大波。时任平陆县县长，今年82岁的郭逢恒对当时的紧张气氛记忆犹新，“有人投毒，你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问题？领导要追问啊！”正因为如此，县委立即打招呼：严格保密。

实际上，就在中毒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已经有记者赶到了出事地点。这就是《平陆小报》头版编辑常建华。当天，他正在另外一个公社采访，突然接到报社领导的电话：张沟工地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快去看看。第二天一早，常建华就赶到现场。

“写了大概一千多字的稿子，下午就带回报社了。”常建华回忆，报社领导立即向县委请示，但得到答复却是：目前不宜宣传报道。

但事情却在2月6日发生了逆转。当天晚上，常建华俯在收音机前收听和记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这是当时各地媒体获取中央消息的最佳途径。突然，音箱传出一则消息：首都军民抢救六十一个中毒民工。他猛地站起来，扭大音量，大声喊道：“快来听！中央台报道中毒事件了！”编辑部里正在工作的几个人全都围了过来。

“我们一下子醒了。”常建华说，当时大家七嘴八舌：“还是大报有水平，选择救人的角度，真巧妙！”“这不就坏事变成好事了嘛！”“我们也上报！”

2月8日，《平陆小报》一版头条刊发了题为“毛主席派飞机送来救命药”的“好消息”。一版下角，配发了《敌人的任何破坏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的评论。

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消息，来源于《北京晚报》2月6日刊发的“千里救急”，作者是北京卫生系统的一个通讯员。没想到的是，这篇一千多字的通讯员来稿，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旷日持久的新闻热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报纸也迅速转载或刊发了这一消息，“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和“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成为这场新闻热潮的主调。

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长篇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及长篇社论《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并配发了社论和编者按语。各省、地、县各类报刊及各个电台、广播站的广播紧跟其后。这篇特写引起了巨大轰动。

一个名叫张胜学的读者，给《中国青年报社》写信，“深夜十二点了，我们仍围着文书的办公桌，听他读《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长春师专速成中文一班的全体学生围坐在火炉旁，一边讨论，一边由一名同学代笔写到：“《中国青年报》的长篇特写把我们的心都揉碎了……当读到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因缺乏特效药生民垂危时，我们的心都要急出血，恨不得马上变成巨鸟，展翅飞到平陆……当降落伞带着药物顺利落到地面时，我们的一颗心‘腾’地放下。这时，大家不知为什么一个个变得‘傻呵呵’的样子，表情那么的认真和严肃。不知谁喊了声‘社会主义好！’大家都跟着叫起来。”

全国各地报刊，纷纷派出骨干记者，奔向平陆这个地处偏僻的山区小县。

“为了满足采访要求，县委决定，分成两个班子，一个抓生产，另一个主要是搞接待。”郭逢恒回忆，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平陆“有点吃不消”。新县城刚刚建好，县招待所只有几间接待室，十几个床位。面对大批记者、演员和上级领导接踵而至，县委只好紧急动员，加紧收拾新建的政府大楼，当作临时招待所。

“我去三门峡，跟他们的市委秘书联系”，时任县委秘书的张明亮边比划，边笑着说，“那天搞了一辆车，把三门峡市百货大楼里所有的毛毯和被子全拉过来了。”县委还专门找了一个烹调技术高的炊事员，增设小灶，张明亮按单点名，不能按时回来地等着，随回随热，保证吃好。

当时，身为县长的郭逢恒，一年只能签批一万元资金，可中毒事件发生后，短短两个多月，流水式的接待，耗资巨大。“粮食当时很紧张，但没办法，挤一些出来，肉啊蛋啊，还多少要找一点。”郭逢恒不得不冒着挨上级处分的危险，批了近三万元招待费。

新闻热潮一直持续到四月上旬。仅仅根据平陆县档案馆的资料统计，这时期发表在各级各类报刊上的通讯、报道、评论和读者来信，达六百多篇。与此同时，大量慰问信寄到平陆，仅长春师专，就写了248封。

这些慰问信至今还保存在平陆县档案馆。翻开这些慰问信，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抬头大多直接写着“敬爱的毛主席”。的接下来是摘抄几段《人民日报》的社论，然后是表达自己要“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的决心。

惩治“反革命分子”

3月12日，平陆县人民法院在县礼堂公开审理投毒案。山西新闻电影制片厂现场录影。礼堂舞台上高悬一条横幅，上书“平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反革命投毒案”17个大字。

公诉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回二犯确系一贯反动，仇视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民愤极大，罪恶昭彰。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精神，建议法庭对反革命投毒犯张德才、回申娃处以极刑，以清民愤。”

次日，合议庭办公室收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职工送来的300多封控诉书。控诉书中，人们对张、回二人设计了22种执行死刑的方式，有枪毙、杀头、割丸、解剖、放天灯、油锅炸、活剥皮、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抓舌、挖眼、钉在城墙、挂十字路、乱棍打死、吃五脏六腑、鼻子扎钻、两肩吊罐等等。不少人甚至要求政府将张、回二犯交给自己处理。

“我看这个材料的时候也想，大部分死刑方式，他们也都只是听过而已啊。”李敬斋说。这些残酷的刑罚，很多出自历史故事和民间传奇，关键时刻，当地人们的记忆力和想象力着实让人惊叹。或许，当时的他们认为，这些控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罪犯是想毒害我“阶级弟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

仅有三封控诉书建议回申娃判处无期徒刑，但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两个人都执行枪决。

4月2日，平陆县一万多个群众代表参加了行刑大会。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到现场拍摄。中毒民工，一个接一个冲向主席台，控诉张、回二人的罪行。

群情激愤的受害者家属也在怒吼声中冲上台控诉，“你是一个本质不变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就是挖了你的心，也难解我的恨，要求政府枪毙反革命分子，为六十一个民工报仇。”

枪声刚落，《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便先后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了“平陆事件的教训”、“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等长篇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开门见山地说：“这个反革命暗害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平陆民工受暗害的事件清楚地说明，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诈骗、盗窃、流氓等反革命分子，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而《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提高警惕，肃清残敌”则强调：“认为在肃反、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后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风平浪静了，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

一时间，作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平陆事件”被众多的文章引用，从理论界到党政部门，从企业单位到人民公社，阶级斗争的呼声骤然高涨，各地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学习。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认为政治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理论家和官员的武器，以及阶级斗争升温的催化剂。“平陆事件”本身结束了，但引起的“阶级斗争”热潮刚刚开始。

各级党政部门籍此清除了很多“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在山西太原，从4月3日起，不到半个月，就从省直及太原市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各大厂矿剔除了一千多名“五类分子”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平陆县则从炊事员中清除“五类分子”64人，调整富余中农44人，增添贫下中农373人，实现炊事员、管理员中没有五类分子，贫下中农占管理员和炊事员总数的80%。

“平陆事件”之后，全国各地到底清除了多少“五类分子”，很难统计。更难计算的是隐性的影响。据刘克武和张明亮回忆，张德才和回申娃二人被枪毙后不久，前滩村又发生一起牲口中毒事件。后来经过证实，是因为一个饲养员误将六六粉当成水泥，抹牲口槽而致。但当时阶级斗争情绪异常高涨，尽管这个人是贫农、老党员，还是被枪毙了。而另外一个叫回运虎的饲养员，出身地主家庭，恐惧不安，听说有人被枪毙，便跳井自杀了。

波澜过后

1960年6月26日，风南公路全线贯通。锣鼓欢腾，民工们的使命就要结束了。过去的4个月中，这些普通农民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波折，先是突然中毒，随后竟然被新闻媒体炒得火热，按李敬斋的统计，四分之一的人上过各类报刊，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摄入各种镜头，五分之一的人在各类集会做过报告。

但随着新闻热潮的跌落，他们身上的光环也慢慢隐没。在民工解散大会上，公社领导曾宣布过一个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县里准备给他们安置工作。可是，当年8月，中央做出了加强农村工作提高粮食生产的决定，平陆县陆续下放了几百名干部到农村。安置工作的事情不了了之。他们依然按照原来的轨迹生活着。六十一个农民里，只有四个年轻人后来走出大山，其他人终生与土地相伴。

在这批“阶级弟兄”里，有几名本是地主、富农家属成份，在中毒期间，他们短暂地享受到了“阶级弟兄”的待遇。但“平陆事件”过后，他们依然没有逃脱厄运。

西牛村的赵铁成，回村后参加了“突击队”，表现积极，但因为是地主成份，一直被冷遇。文革中，他和父亲被造反派拉上大街，戴高帽，挂纸牌，游村串巷。他的子女，也因为成份问题影响了升学和婚姻。地主子弟景五福，当年中毒发生的时候，就生怕自己被公安机关怀疑。文革开始后，他负责看管的柴油被偷，于是他被揪出来批斗。在批斗会的前夜，他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在井边，随后跳下去了。

与前两者相比，贫农出身的李中年则要幸运的多，中毒事发后，他作为民工代表，被到处邀请接受慰问。回村后，当过10多年的生产队长，之后一直在做护林员。已经80岁的他，至今还认为“平陆事件”是自己人生中最“热闹”的时刻，“经常与有全国各地的慰问群众通话。”

截至到2008年年初，如他一样健在的“阶级弟兄”，尚有十个左右。

时任平陆县长的郭逢恒如今回头再去回想自己在“平陆事件”中的种种经历，感慨说，“很多事儿像是闹笑话，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

而48年后，刘克武在回忆到“平陆事件”时，会常常提到那个被枪毙的儿时伙伴回申娃，“他很老实的，人不坏，比我小几岁，当年一块割草放羊，如果不死的话……”。

中国近代三大革命阶级分析 篇12

我国近代社会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 农民仍是落后的生产力的代表。从生产过程来看, 农民阶级所代表的小农经济, 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只要有微薄的土地、简单的工具就可独立地完成整个的生产过程, 基本上不需要分工协作和与外界交流。从产品的分配方式上看, 近代农民, 由于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沉重的封建剥削, 无论是农产品还是手工业产品都所剩不多, 绝大多数的家庭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 这就决定了农民只有在节俭的基础上实行消费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虽然说平等和平均在当时是比较革命的思想因素, 但是中国农民阶级的平均观念仍然是“不患寡, 而患不均”的经济观念, 是宁愿集体贫穷而不愿部分人富足的消极的平均主义。从生活的价值追求来看, 农民阶级千百年来最大的愿望是得到并保持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三亩土地一条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就是农民的最高理想, 既没有求富的冲动, 又没有扩张的愿望, 所以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是农民阶级较为普遍的心态。从生存状态上来看, 近代由于中国的工业落后, 城市化进程缓慢, 绝大多数的农民无法离开土地而生存, 农民就像庄稼长在土地上一样对土地有着严重的依赖, 生活空间十分狭小。这一切就决定了中国农民阶级既有勤劳善良、质朴憨厚等优良品质, 又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如自私狭隘、自我封闭、自由散漫、因循守旧、安土重迁等等。这使得农民阶级既缺乏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 又缺乏合作精神与进取精神。这种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农民阶级在近代革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重大失误和不足。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的悲剧必然性, 也说明中国农民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鸦片战争后, 当中国社会自身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定客观条件和可能的时候, 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 (买办) 就应运而生, 充当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19世纪六七十年代, 投资近代企业的地主、官僚和买办商人开始了向资产阶级的蜕化历程, 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 但由于特殊的国情, 自身的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始终都未能有较大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身二任的特点, 即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的革命性和生产发展依赖于压迫者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 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 但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出政治上理论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妥协性。这种局限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十分突出。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也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中国革命期待更先进的阶级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