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共7篇）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篇1

摘要：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是音乐史上具有最高价值的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创作达到了古典主义的高峰,开创了浪漫主义先河。他的《第三交响曲》首次将政治内容引入到音乐的创作领域,体现了贝多芬独有的音乐表达方式。为此,笔者通过对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具体分析,探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对贝多芬音乐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贝多芬,法国资产阶级,第三交响曲

一、贝多芬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18世纪的欧洲,涌现出一批先进的思想家,他们抨击封建专制和愚昧的宗教,并向人民宣扬民主、平等、自由,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进行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贝多芬的一生正处于这个动荡年代,在波恩他受到了“法国启蒙思想”和“德国狂飙运动”的思想冲击,曾听过激进的施奈德教授的讲座,并对其创作歌曲《谁是自由人》,主题就是对德国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讴歌。这是贝多芬第一次现实意义上接触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思想,也是对贝多芬的思想轨迹做了真实的记录。在他创作成熟阶段,正处在拿破仑的王朝复辟,这让贝多芬大失所望,原本认为的资本主义革命因为领导人的私利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一轮的王朝更替。人民仍然要受神权和皇权的压迫,依旧得不到平等和自由。贝多芬深刻地了解到人民对自由的期待是不会退缩的,所以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仍然充满了向往。在逆境中,他的音乐逐渐向浪漫主义生根发芽。在他晚期的创作中,由于拿破仑王朝彻底失败,民族意识在贝多芬的作品中愈加明显,他的《第三交响曲》及《庄严弥撒》都成为对民族自由、人民平等、博爱信念的证明。

可以说,贝多芬一生都在不断拼搏,为音乐更是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他不断超越自己挣脱束缚。就像蝉的破茧成蝶,即使过程惨烈,他也一样用乐观的心态和坚持不懈地执着面对,而最终得到升华。

二、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

(一)创作背景。

《第三交响曲》(英雄Op.55)是贝多芬在1803-1804年间所创。这部作品与拿破仑有着不解的渊源关系。据说当时,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建议贝多芬写一部交响曲,贝多芬确实是将拿破仑·波拿巴作为英雄来谱写的,其作品的规模也是其他同类乐曲的两倍。也正是这首《第三交响曲》的完成,标志着贝多芬创作盛期的到来。不仅如此,《第三交响曲》还开创了音乐史上的先河,将具有重要社会政治意义的内容首次引入到大型交响乐作品的音乐领域上来。

(二)《第三交响曲》作品分析。

作品共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为奏鸣曲式结构,快板,降E大调,四分之三拍。此乐章雄壮伟大,变化无穷。罗曼·罗兰曾经这样形容它:“英雄的战场扩展到宇宙的边界,在神话般的战斗中,被砍碎的巨人像洪水前的大蜥蜴那样重又长出翅膀,意志的主题投入烈火冶炼,在铁毡上捶打,他裂成脆片,伸展着,扩张着。”①

贝多芬用古典奏鸣曲式结构来讲述一位英雄的故事。一开头的两个主三和弦,将完美的英雄主义和豪迈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呈示部中第一主题是对引子的详尽描写,该主题朴实,简洁,兼具有德国传统的乡村圆舞曲风格。第二主题则包含了两条旋律,一个是木管和小提琴交替呈示的抒情性旋律。值得众人惊叹的是,贝多芬在展开部不仅将呈示部的主题重点阐述,还有插部主题的两次涌现。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新主题的出现,在弦乐上演奏的属九和旋在渐行渐远之后,加入e小调与第一主题遥相辉映,亦在尾声上再此出现。正是此原因,第一乐章展开部的分量是呈示部的两倍有余。再现部的第四小节,长号吹奏出第一主题的主和旋,有趣的是,小提琴声部却演奏的是七和旋音,结果就造就了主和弦与属和弦混合的一种新的音效。这在古典主义时期的创作上又是新的创举。

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慢板,c小调,四分之二拍,用复三部曲式来呈示。该乐章极为著名,曾多次在音乐会单独演出。这一乐章,赋格的效果分外明显更加突出英雄性。A部分构建在c小调上,第一小提琴在弦乐四声部上柔和奏出主题,缓慢而深沉。八小节后,换为双簧管为其续奏,同时鼓乐声清晰可闻。B部分从葬礼的沉重转为坚定的信仰。这一转变由乐队的配器来实现。B部的配器相对比A部更为丰富、明确,调性也转到了明亮的C大调。此时可以听到军号声,这是由英雄主题演变而得出的,仿佛是对英雄一生做出的总结。A’部分则回到原先的c小调上,在原先的主题上,由第二小提琴呈示新的主题,同原主题形成赋格曲的形式,仿佛在对英雄生平再一次地陈述和回顾。之后,送葬主题的再一次呈示,让送葬的队伍向英雄生命的终点缓缓走去。长达38小节的尾声,由第一小提琴断断续续地奏出主题走向结束,音乐时断时续,像人们的叹息,又像对英雄的缅怀,在一片宁静中,步伐沉重但难掩希望地走向终点。

第三乐章,谐虐曲式,生动的快板,降E大调,四分之三拍,仍然沿用第二乐章的复三部曲式。这一乐章通篇都沉浸在嘈杂的战斗声与骑兵们的嬉游中。这一乐章,是英雄从死转向生的涅磐,经历诸多苦难,英雄在黑暗中痛苦的挣扎,在沉痛中深思,他艰难地爬出死亡的领域,在无尽的痛苦中重获新生。贝多芬将自己融入了作品中,耳疾让贝多芬心中充满了负面情绪,曾经的自杀,也不能阻挡贝多芬对死亡的向往,并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但幸运的是,那个贝多芬死去了,这个贝多芬重生了。

第四乐章,变奏曲式,快板,降E大调,四分之二拍。此乐章的主题材料引用自己早年所创作的《普罗米修斯》中的主题。

他用长达十一次的变奏,将主题逐步推向了高潮,最后以急板收尾,成为英雄凯旋的颂歌。其中,我们可以从每一次的变奏中,看到贝多芬心目中英雄的成长,他的胜利,他的辉煌。贝多芬式的发展手法,将音乐从简单走向复杂,同时也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雄在一步步地成长,为信仰而战,直至燃尽生命的火种。

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对《第三交响曲》创作的影响

谈到《第三交响曲》如何深受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对贝多芬音乐的影响,首先要提到的是该作品的创作背景。1804年的贝多芬正处于他人生的低谷,爱情上的失意以及即将失去自己爱若生命的音乐事业的恐惧使他写下了《海里跟斯塔特遗嘱》。此时,恰闻拿破仑的胜利,让陈云笼罩中的贝多芬看到了一丝生命的希望。贝多芬将普罗米修斯,拿破仑,他自己以及千百个过去的、现在的英雄融为一体,创造出独特的具有史诗性质的并且独属于贝多芬特色的《第三交响曲》

其二,《第三交响曲》的四个乐章,都是由一个主题发展而来并贯穿全曲。四个乐章相连,如同史诗般叙述并且还原了那一段历史,那个曾经波澜壮阔也曾宁静悠远的年代。四个乐章,记录了一位英雄的诞生,成长,胜利直至死亡,在饱受苦难后,英雄得到了涅磐,重获新生,最终,人们终于迎来真正的胜利。

其三,《第三交响曲》中,贝多芬将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为自由而战的拿破仑等英雄形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在四个乐章中,大量使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音乐特点作为各个乐章主题的音调基础。比如,在第一乐章,引子的两个极具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特点;第二乐章的主题动机源于戈塞克为米拉波葬礼写的《葬礼进行曲》;第三乐章的主题动机来源于梅尔序曲《年青的亨利》;第四乐章的主题动机来源于格列特里《共和国之女代表》等等。在《第三交响曲》的创作上,贝多芬突破了海顿和莫扎特所固有的框架,创作出独属于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法。

1.整部作品从一个题材出发,通过不同动机的走向变化,形成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使四个乐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包括内容之间叙述连贯,在音调上相互关联,布局安排慎密,结构合理;2.整曲从头部到尾部一直建立在以英雄形象的塑造上,英雄式主题从始到终贯穿于整部作品;3.通过有意识地运用标题性的创作理念,将《第三交响曲》中复杂多变的结构及布局中的细节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刻画从里到外深刻地展现给观众;4.作品中不断吸取与运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音乐的基调,使旋律穿梭于每个乐章之中;5.《第三交响曲》所体现的音乐内容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相结合,大大加深了交响曲题材所赋有的社会意义,并为器乐创作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其四,贝多芬的一生,都深受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认为受到压迫,反抗和斗争是必须的,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音乐旋律往往通过激烈的斗争最后取得艰难的胜利,这种思想贯穿了贝多芬一生的音乐创作,所以他的作品绝大多数极具英雄气质,并巧妙地将英雄与平民揉在一起。贝多芬作品中的英雄,都来自社会下层人民,在宗教和贵族的欺压下艰难求生,在资产阶级争夺政权时觉醒,拿起手中的武器,向神权和皇权宣战。英雄刚劲豪迈,不屈不挠的意志都汇集在贝多芬那如史诗般宏伟壮丽的篇章中。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音乐家,贝多芬不会通过一种方式来千篇一律地表达他思想。贝多芬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辩证地看待事物。

四、结语

贝多芬作为古典主义音乐的大师之一,更是将浪漫主义音乐引入人们的视线,他一生都致力于将钢琴以及交响曲音乐推上新的巅峰,为此,无论是致命的耳疾还是不如意的爱情,都成为了他创作前进的动力。身体上的坎坷和爱情路上的不顺都没有打倒贝多芬,他在重重困境中,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站着走完了他的一生,甚至在历史上划下了重重的一笔。他的音乐不单单代表着个人,还道出了人民内心的声音,同样也正是因为自由、民主、斗争的思想深刻骨髓,贝多芬的音乐才会那么动人心魄。贝多芬将这种从革命中领悟到的心声融入了他的音乐中,不仅创作出独有的艺术表现手法,还为音乐创作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浪漫主义。

参考文献

[1]于润洋主编.西方音乐通史(修订版)[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1).

[2]张春雷.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作品分析[J].今田(励志),2012(11).

[3]沈丽.浅析贝多芬《第三交响曲》[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0(04).

[4]林苗.贝多芬钢琴奏鸣曲“英雄性”情感特征表现手法的独创性[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4).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篇2

一、大革命前的土地权利结构

土地所有权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现代社会,土地所有权指所有人占有、使用、处置土地并从土地上获取利益的权利,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的特征。而中世纪的西欧,封建土地权利都是有限的、可分的和共同的。土地所有权可分为两个部分:从属所有权和高级所有权。从属所有权指所有人对土地有使用处置的权利。土地所有人可以使用、转让、分割和继承土地,但在法律上是不完全的且受到条件限制。高级所有权指土地所有人可以监督土地的使用和管理。此外,他们还保留收回已经给予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因此,在中世纪的法国没有任何人完全拥有一块土地。

由于土地并未为任何人所拥有,而是由各等级人士所持有,因此每一个等级的人都享有一部分的权利。就农民而言,大革命前绝大多数农民都持有一小块土地,但他们多只拥有土地的从属所有权。他们可使用、转让、继承土地,可获得土地上的收益,但要接受领主的监督管理,并履行一定的封建义务。他们不能随意转让出售土地,只有在得到领主的允许并交纳土地转让金后方可转让。土地可永久地由持有者及其后人占有,但子女在继承土地时须向领主交纳一定费用。农民每年还须向领主交纳封建地租、提供劳役等。总体而言,大革命之前法国农民的土地附着大量封建义务和封建租税,而这些封建义务和封建租税的存在是其土地所有权不完全的标志。唯有废除这些封建权利,才能确立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权。

二、君主立宪派的土地政策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首先上台的就是君主立宪派,他们提出一系列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如八月法令和三月法令。

(一)八月法令

1789年8月4日,君主立宪派颁布一系列法令废除土地上的封建特权,统称为“八月法令”。根据法令,封建权利被分为两种:无条件废除的封建权利和可赎买的封建权利。其中,按规定可无条件废除的封建权利主要包括:(1)永久管业权、封建徭役等旧的封建奴役制度。(2)领主的狩猎权、养鸽权、禁猎区等象征着领主身份的各种封建特权;以及领主通过禁令权强迫农民使用领主磨坊、压酒器;砍伐森林或河塘捕鱼而交纳的各种费用等。庄园法庭也被无条件废除,但在政府建立起新的司法体系之前旧司法人员继续保留岗位。(3)什一税,然而在法律尚未做出具体规定前,人们必须按照旧的方式交纳什一税。可赎买的封建权利主要是指各种封建租税,如年贡、庄园什一税,以及各种额外租税如土地转让金等。法令第6条宣称,所有的永久地租,无论是实物形式的还是货币形式的,无论是什么种类的,无论它们的起源是什么,无论它们应由谁来承担,它们都要赎买。庄园什一税也是如此,赎买的比率日后由国民会议确定,在此之前农民需要继续交纳封建租税。在最后,法令还宣布:“要采取保护措施在未来将不再产生任何不许补偿的租金。”[1]这实际上为各种封建租税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断绝了农民的所有幻想。

从上述法令内容可以看出,八月法令并没有实现其第一条所称的“彻底废除封建制度”的宣言。八月法令废除了各种封建劳役、农奴制、永久管业权等,使农民获得人身自由。但实际上当时法国绝大部分农民已获得人身自由,仅在弗朗什—孔泰等地还有约100万的农奴残留。1779年时路易十六政府也曾宣布于王室领地废除永久管业权,并号召其他领主也追随政府的行为。狩猎权等领主特权曾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但这些并不是农民最沉重的负担。不少富裕农民早已突破了这些特权限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民已自发突破领主禁令权的限制。1790年3月,国民议会正式废除禁令权,而此时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已经不再使用领主的磨坊并开始组建农民自己的磨坊和烤炉等。当时,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各种封建租税。然而八月法令并没有废除封建租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依旧是不完整的。著名封建法学家梅林·德·杜埃表示:“在破坏封建制度时,我们没有打算要剥夺采邑的合法土地所有者他们的所有权,但我们已改变了这些财产的性质:从此以后(它们)从封建法中解放出来,(但)它们依然服从地产法。”[2]对农民来说,无论是服从封建法还是地产法,年贡、土地转让金等封建租税的存在依然是其土地所有权不完整的标志。

(二)三月法令

1790年3月15日,根据八月法令的精神,君主立宪派颁布了有关封建权利的废除和赎买的具体方法及相关规定,这就是1790年3月15日法令。

三月法令依旧将封建权利分为两种:属人权和属物权。属人权是指封建动乱时期领主从公共霸占、公共出让或靠暴力确立的权利,是领主篡夺的公共权利。这其中包括荣誉权、司法权、永久管业权、奴役权、狩猎权、禁猎区、养鸽权、市场权、道路费等等。属物权被认为是领主最初将土地转让给农民所获得的权利,这些权利属于领主合法的正当收入,必须通过赎买方式才能获得解放。年贡、庄园什一税等封建年费和土地转让金等均属于需要赎买的权利。至于具体赎买方式完全由领主决定。倘若领主的地契在1789年大恐慌时期被烧毁,领主只需找到10个证人证明其在1789年前的三十年里曾拥有该土地就可被认定具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而农民若想拒绝支付赎买费用,就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这块土地是领主采取非法手段侵占的,当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790年5月,封建委员会确定了具体的赎买方式和赎买价格。根据法令的规定,以货币支付封建年费的土地的赎买价为年产值的20倍,以实物形式交纳封建费用的土地的赎买价为年产值的25倍。土地转让金等临时费用则为应支付转让金比率的5倍。其定价基准或按土地等级定价,或依据协议定价。假设土地转让金的比率为1/12,这块土地的购买价格为100利弗尔,以前农民购买土地时只需交纳8.34利弗尔的土地转让金。按照新标准,赎买土地的土地转让金比例达到5/12,即41.67利弗尔。农民可单独赎买自己的土地,若拥有多块土地也可分开赎买。但每块土地上所有的封建权利必须一起赎买,在赎买金全额交纳前农民必须继续缴纳这些封建租税。共同所有人可分开赎买临时费用但必须共同赎买年贡等封建年费。此外,农民还须补交三十年来拖欠的部分。如此苛刻的赎买标准使普通小农赎买地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791年9月9日,夏朗德滨海省一个土地占有者的代理人在佩莱(Paillé)城堡公证人的陪同下向领主提出申请,希望能赎买8茹尔纳勒土地(茹尔纳勒(Journal),古代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一人一天能耕作的面积)。这块土地每年每茹尔纳勒的产量约为3斗,年总产量为24斗(斗(boisseau),容量单位,1斗为12.5升)。按赎买前十四年间小麦的两个最高价和两个最低价之间的平均价格折算,每斗平均价格为317苏(苏(sou),法国辅币单位,旧时1苏为1/20利弗尔,1利弗尔相当于1古斤银的价格)6德尼埃(德尼埃(denier),法国古代货币单位,1德尼埃约为1/12苏,1/240利弗尔),3斗小麦的价格为1 012苏6德尼埃,即每年每茹尔纳勒的年产值约合1 012苏6德尼埃。这块地是以实物形式交纳,赎买比率为25倍,即每茹尔纳勒的土地需交纳25 312苏6德尼埃。再加上土地转让金的赎买费用,每茹尔纳勒的赎买费用约为28 618苏2德尼埃[3]。若按每利弗尔约合20苏的比率计算,约为1 431利弗尔。那么,8茹尔纳勒土地的赎买价达到上万利弗尔。封建赋税的赎买不仅赎买金额高,所需赎买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如免费磨麦的权力等。1791年6月1日,加尔郡阿莱镇批发商普朗蒂埃·弗朗索瓦赎买了圣贝尔纳—圣克莱尔修道院一笔封建地租的收取权,即7塞提埃面粉的地租和在阿莱镇的新磨坊免费磨16袋小麦的权力。普朗蒂埃为这笔地租税“仅”支付2 100利弗尔[4]。全国需赎买的封建租税估计达到1.2亿利弗尔[5]。按20倍的比率计算,则农民共需支付24亿利弗尔,按25倍的比率计算则需支付约30亿利弗尔。真正能赎买土地的多是大地产主、资产阶级,大多数农民实际上根本无法通过赎买方式获取完整的土地所有权。

三、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

君主立宪派的土地政策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为得到农民的支持,吉伦特派上台后决定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

(一)吉伦特派的土地政策

1792年2月29日,库通在国民会议上提议不应再有需要赎买的封建费用,除非是那些能提供证据证明土地费用最初就建立在确实的土地授予基础上或建立在双方都认可的基础上的。4月,国民会议就这一问题展开激烈讨论。1792年6月18日,议会宣布,国民会议取消1790年3月15日法令中第三章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以及所有相关的法令规定,无条件废除一切临时费用、年贡费用、封建费用等等。除非领主能提供证明其土地是非封建、现金租税租约的原始证书。8月20日至27日,议会又颁布多项法令再次强调年贡等封建租税被无条件废除,除非能提供证明其最初的土地转让的证据。这实际上已经废除了大多数农民土地上所附着的年贡、庄园什一税、土地转让金等封建租税,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象征。“从此以后,法国的土地从封建特权中解放出来,除了那些由私人协议所确立的和法律所支持的那些。旧制度时的格言‘nul terre sans seigneur(没有土地没有领主)’……被废除。”[6]此外,即使农民需要赎买各项租税也无须所有费用一起赎买,所有赎买都可分开进行,各项临时费用可一项项赎买,减轻了那些缺少资金的小农的负担。

吉伦特派的土地政策使大多数农民获得了完整的土地所有权,但是在领主不能提供证据的前提下。当领主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时,这些土地上所附着的封建义务依然得到承认,这也变相地承认地主所持有的土地上这些封建义务的合法性,土地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

(二)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

1793年,雅各宾派上台,走向更加激进的改革道路。7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规定:“所有以前的庄园租金、封建费用、年贡费用、固定的和临时费用,以及由去年8月25日法令保留的那些费用全部无条件废除。”[7]但排除了那些纯粹土地收益且非封建性质的地租,并规定以前领主、公证人等所持有的那些封建地契必须全部烧毁。8月10日前所收集的地契证书应当在市政委员会和乡村共同体委员会的组织下于10日当天当众烧毁,其余的必须在法令颁布后3个月内全部被烧毁。法令第7条规定,若有人窝藏、窃取那些理应被烧毁的地契证书的底稿或副本,将处以五年监禁。根据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土地上所附着的所有封建权利均被完全废除,消除了土地上所有权不完整的标志。至此,“农民的地权才充分的解放。”[8]农民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

1804年,《拿破仑法典》规定了“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9]概念,正式从法律上确立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大革命爆发前的法国,土地所有权并不明晰。上至国王、各级领主,下至普通农民,人人都持有土地上一部分权利,但没有任何人完全拥有一块土地。土地不仅附着大量封建义务,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和政治地位。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决定封建等级关系的土地所有制极大地制约了法国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大革命时期各派革命政权纷纷出台措施废除土地上的封建义务,逐步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从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到完整的土地所有权,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变革,更反映了这一时期法国政治上的变革,标志着法国由一个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

摘要：土地是农业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归属决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中世纪的法国,土地所有权结构混乱,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不完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纷纷出台一系列法令废除土地上的封建义务,逐渐确立起现代意义上完全的排外的土地所有权。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土地政策,土地私有权,土地问题

参考文献

[1]Ph.Sagnac et P.Caron,Les comités des droits féodaux et de législation et l’abolition du régime seigneurial(1789-1793),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05:2.

[2]Gérard Walter,Histoire des paysans de France,Paris,Flammarion,1963:380.

[3]J.-N.Luc,Le rachat des droits féodaux dans le départment de la Charente-Inférieure(1789-1793),in Albert Soboul(direction),Contributionsàl’histoire paysann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Edition sociales,1977:317.

[4]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第1卷制宪议会(下)[M].陈祚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31.

[5]Gérard Walter,Histoire des paysans de France,Paris,Flammarion,1963:389.

[6]P.M.Jones,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92.

[7]Ph.Sagnac et P.Caron,Les comités des droits féodaux et de législation et l’abolition du régime seigneurial(1789—1793),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05:775.

[8]施亨利.19世纪欧洲土地制度史纲[M].郭汉鸣,译.南京:正中书局,1935:154.

法国大革命教案 篇3

课标要求：以法国大革命中波旁王朝被推翻、共和国建立的基本史实为例，认识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斗争的深刻性和艰巨性。

导入新课：政治制度变化过程：波旁王朝（封建专制）—（1789年大革命）—君主立宪－（路易十六出逃、巴黎人民起义）－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热月政变、督政府－雾月政变、执政府）－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封建专制）—（1830年七月革命）－七月王朝（君主立宪）－（1848年二月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巴黎人民起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法国大革命的特点：政治制度多次变化，斗争曲折复杂，下面我们学习。

一、波旁王朝在大革命中被推翻

（一）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第一、根本原因：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学生回顾英美两国的革命原因，从中总结规律，认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都是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学生学会运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来分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18世纪晚期，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法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专制王权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第二、启蒙运动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为法国大革命准备了思想武器。

引导学生学习联系历史上重大社会变革前的思想解放。如：商鞅变法前的百家争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中认识历史上的重大社会变革无一不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分析，懂得通过史料和课本中提供的信息来认识历史，比较历史。

18世纪，启蒙运动在法国出现高潮。启蒙思想家猛烈抨击专制王权和神权,，使民主、法制等思想深入人心，并提出了三权分立等一整套政治构想，为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充分的思想洗礼。这也是革命中人民群众能够广泛参与，并不断把革命推向高潮的重要原因。第三、路易十六的腐朽统治, 使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经济上又遭受沉重剥削，和特权等级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

第四, 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危机，被迫召开三级会议，成为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1、三级会议中的斗争。

出示三级会议的概念。三级会议是洛议机构，是国王为解决国家重大问题而召开的。但这次三级会议的召开，却使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有了进行政治斗争的合法途径。他们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在三级会议中与国王展开斗争。尤其是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第三等级的代表单独组成国民议会，后又改为制宪议会，着手制定宪法。这使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直接导致革命爆发。

2、攻占巴士底狱。

巴黎人民在1789年7月14日，攻占了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一一巴士底狱，这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标志。随后，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人民起义，各地政权相继被起义者接管，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并没有彻底推翻。

（三）君主立宪派的革命措施

1、君主立宪派：君主立宪派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 主要是一些银行家和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他们在制宪议会中占统治地位，因此革命开始后首先掌握了政权。君主立宪派是民主力量的代表，因此主张制定宪法，限制王权；但他们社会地位较高，与波旁王朝关系密切，因此又主张保留君主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2、君主立宪派的革命措施。

制宪议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废除封建特权的法令，通过《人权宣言》，颁布《1791 年宪法》。引导要求学生阅读相关史料来了解。

《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把启蒙思想中的人权、法治等观念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作为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彻底否定并摧毁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1791年宪法》规定了法国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这就适应了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确保了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合法性。

3、对君主立宪派的评价。

从英美等国的革命过程来看，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主要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些任务在君主立宪派当政时基本完成，后来的革命进程只是进一步巩固和深化这一革命成果。因此, 君主立宪派是法国大革命的奠基者，贡献巨大。

《1791年宪法》中关于公民权的财产限制, 和君主立宪派始终不愿废除君主制, 则暴露其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推翻波旁王朝

1、推翻波旁王朝的直接原因。

法国革命初期建立的政权并不稳固。国内封建势力强大，不甘心丧失权利，积极进行反扑；国外普奥等国封建君主害怕法国革命危及自身利益，积极进行武装干涉；路易十六叛卖革命。面对国内外旧势力的进攻，君主立宪派软弱无力，又不同意人民群众废除君主制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卫革命成果，巴黎人民再度起义。2、1792年八月起义推翻了波旁王朝, 这是法国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观看60页图片。

二、第一共和国的建立

（一）第一共和国建立的原因

第一、八月起义推翻了波旁王朝，法国君主政体垮台，为建立共和国创造了前提条件。第二、人民群众的积极推动是主要原因。

君主立宪派保留了波旁王朝，吉伦特派虽然比较激进，但也想中止革命。但广大人民由于受压迫最重，反封建也最坚决。他们不仅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统治，还要求得到土地，改善生活，摆脱受剥削的处境。

人民群众既要和专制势力斗争，又要与资产阶级斗争，恰恰说明法国大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立法议会决定召开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建立共和国，审判并处死国王。

第三, 雅各宾派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积极号召。第四, 外来武装干涉促使采取更激进的革命措施。

普奥联军武装干涉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法国的君主政体，法军在瓦尔密大胜入侵的反法联军，极大地鼓舞了法国人民的斗志。瓦尔密大捷后的第三天，国民公会就决定建立共和国。

（二）第一共和国的建立

1792年9月国民公会开幕，立即通过决议，宣布废除王权，建立共和国。共和制取代君主立宪制，法国大革命又前进了一大步。

（三）审判并处死路易十六

学生讨论，为什么处死路易十六？培养学生思考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共和国建立后，如何处置国王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人民群众要求惩办国王，另一方面国内外复辟势力围绕路易十六蠢蠢欲动。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1793年初，国民公会以“阴谋反对公众自由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

意义：路易十六作为法国专制势力的总代表，其被处死，是法国民主力量在与专制势力的斗争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

总结：法国大革命初期，法国政体经历了从封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到共和政体的演变。反映了民主取代专制、法治取代人治的过程，是法国民主力量在与专制势力的斗争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是历史的进步。

第2课拿破仑帝国的建立与封建制度的复辟 导入新课：播放《英雄交响曲》，讲述贝多芬写此曲的目的和经过。

一、拿破仑帝国的建立

（一）巴黎人民第三次起义：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的第二次起义，将吉伦特派推上了革命的领导地位，在反封建方面，吉伦特派推行了比立宪派更激进的政策。推翻君主制，实行法制，1792年9月22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即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1793年1月21日又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吉伦特派在反封建方面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但面临外国的干涉和国内的动荡的局势，却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1793年英国以处死路易十六为借口，联合俄奥等欧洲封建国家组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年轻的共和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当时举国上下最强烈的要求就是限价和打击投机商，而吉伦特派不愿失去应有的利益，坚决反对限制物价，结果巴黎人民于1793年5月30日到6月2日，进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将激进的雅各宾派推上了领导岗位。（前进，祖国儿女，快奋起，光荣的一天等着你！你看暴君正在对着我们举起染满鲜血的旗，举起染满鲜血的旗！听见没有？凶残的士兵嗥叫在我们国土上，他们冲到你身边，杀死你的妻子和儿郎。

这一帮卖国贼和国王，都怀着什么鬼胎？试问这些该死的镣铐，究竟准备给谁戴？究竟准备给谁戴？法兰西人，给我们戴啊！奇耻大辱叫人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把人类推回奴隶时代！）

（二）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

简介雅各宾派的由来和领导人罗伯斯庇尔。

雅各宾派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政权。彻底废除封建制度。（让一学生朗读主要措施的内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无条件地废除封建义务。

实行恐怖政策：经济上实行限价法令，政治上惩治嫌疑犯。

发布总动员令，宣布法国处于危急之中，大批青年应征入伍。到1793年底，国内的叛乱被镇压，战场上法军也击败干涉军，战场从国内转到国外。（学生谈谈对恐怖政策的理解，提高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

教师总结：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挽救了革命，但它只是一种战时体制，它打击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限价法令违反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原则，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政治恐怖使得人人自危。在形势稳定后继续实行恐怖政策，导致雅各宾派失去人心。

1794年7月27日反对雅各宾派的人联合起来，发动了“热月政变”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雅各宾派专政被颠覆，法国进入热月党人统治时期。（学生阅读64页历史纵横）

（三）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建立：

热月党人是反对罗伯斯庇尔的各派人物的联合，他们实行的是一条中间路线，一方面取消恐怖政策，一方面打击复辟势力，维护共和制，1795年制定了共和三年宪法，它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宪法，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根据宪法成立了督政府。但督政府软弱无能，对内不能稳定经济、解决财政困难，无力镇压来自各方面的反抗势力以控制局势；对外无力抵抗反法同盟的进攻。经过多次动荡的人民渴望过安定的生活，而资产阶级更加盼望有一个强大、稳定的政权出现，以发展资本主义。在这种形势下拿破仑的出现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简介拿破仑：拿破仑1793年在收得土伦中暂露头角，后在同反法联军作战中多次取得胜利，1799年，在军事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推翻了督政府，以波拿巴为第一执政的临时执政府的建立，表明法国从民主共和制向军事独裁制转变。

这与法国大革命创立的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完全相悖，是大革命的对立物。但当时建立独裁统治是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客观需要。

1804年5月，元老院根据拿破仑的意愿，起草新宪法，宣布法因为帝国。同年12月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这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

二、波帝王朝复辟

拿破仑统治法国的15年有两个特点：一是国内改革，巩固了革命成果；二是对外战争激起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最终导致他的垮台和波旁王朝的复辟。

（一）拿破仑巩固政权的措施：

在国内，拿破仑实行独裁统治，有效地统治了国家，颁布《民法典》，加强中央集权，组织国民教育体系，鼓励发展资本主义。

《民法典》成为近代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法典的典范。恩格斯称这部法典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对此拿破仑也为之自豪，他曾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一一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过渡：巩固政权的措施和对外战争使拿破仑帝国在1810年达到全盛，但同时帝国又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二）拿破仑帝国的灭亡和波旁王朝的复辟 结合书上插图，《拿破仑入侵那不勒斯》《滑铁卢战役》《拿破仑从俄国撤退》，提问：拿破仑对外政策的突出特点是什么？这一特点给帝国带来什么后果？（学生思考回答）拿破仑自当政之日起就不断地对外战争，起初的战争都是为了保卫大革命的果实和法国的独立，进行反干涉，但到第四次反法同盟失败，拿破仑继续对外战争，就不是为了反干涉，而是只想谋求欧洲霸权和侵略弱小民族了。连年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物价高涨使人民日趋贫困，人员的伤亡不仅给无数家庭带来痛苦和悲伤，而且也破坏了生产。同时在其统治后期，他竭力模仿和承袭传统封建王朝的习俗和礼仪，极力要把帝国变成那种古老的封建王朝，这就背离了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使其失去人心。

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惨败，这成了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813年10月，拿破仑与反法联军在莱比锡进行了一次决战，最后法国战败，法兰西帝国开始瓦解，这次战役被称为欧洲的“民族之战”。

1814 年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法兰西第一帝国灭亡，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登上法国的王位。

复辟的波旁王朝疯狂地反攻倒算，这使得资产阶级和人民难以容忍，10个月后，拿破仑逃离被关押的厄尔巴岛，回到巴黎重建帝国，欧洲封建势力迅速地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在1815 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中，彻底击败拿破仑，路易十八再次复辟。此后拿破仑被押往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52岁的拿破仑在该岛去世。拿破仑战争的失败说明了欧洲封建势力的强大，正如恩格斯所说：“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

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建立

（一）背景

复辟王朝加倍实行“白色恐怖”，经济发展缓慢，法国的社会生活处于相对封闭和静止状态，社会各阶级之间壁垒森严。

1824 年，极端王党分子路易十八之弟查理十世继位，采取更加反动的政策，解散议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这直接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导致了1830年七月革命的爆发，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为国王的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

（二）二月革命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建立 七月王朝代表金融贵族的利益。工业资产阶级被剥夺了选举权，这给工业发展造成严重障碍。七月王朝统治后期，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维护金融贵族的利益；对外从不考虑为工业资产阶级争取海外市场。1845~1846 年的农业歉收和1847年的经济危机，加剧了七月王朝统治的危机，1847年下半年起，全国到处出现工人示威运动和农民骚动。资产阶级共和派利用群众运动高涨的形势，在全国掀起了“宴会运动”。后转变成武装起义，起义者占领王宫，推翻了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力普仓皇逃亡英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观看《自由引导人民》名画，简介七月革命。

革命胜利后，成立了共和派为主的临时政府。为了完成反对七月王朝的预定目标，临时政府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同时宣布实行普选制度，新闻自由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得到保证。临时政府在完成革命任务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本课总结：热月政变结束了雅各宾派的统治，拿破仑的雾月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统治，以拿破仑·波拿巴为第一执政的临时执政府的建立，表明法国从民主共和制向军事独裁制转变。这与法国大革命创立的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完全相悖, 是大革命的对立物。但当时建立独裁统治是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客观需要。法国政体的不断变动说明了民主力量反对封建专制势力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

第三课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最终确立

需要让学生掌握的主要概念有法兰西第二帝国、1875年宪法。历史名词较多, 如保守派、共和派、君主派、“秩序党”、君主制、共和制等, 且容易混淆。

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立

（一）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

学习此目前, 可引导学生简单回顾法国大革命, 特别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灭亡后的法国社会状况, 使学生明确由于法国的政局动荡, 为路易·波拿巴的上台创造了机会。也可回忆拿破仑上台时的社会状况, 将两者进行比较。

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 主要是得到了农民的支持。

法国农民在法国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 发挥了较大作用, 但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 由于不直接涉及农民的利益, 农民的各种观念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因此, 决定他们手中选票投向的因素, 除了那些因小土地观念而引申的对拿破仑的崇拜以外, 再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忠诚以及对社会权威的服从精神。

（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立

关于帝国的建立过程, 虽然课文中的篇幅不大, 但却十分复杂, 主要是各种政治派别间的关系难以清晰, 教师不可在此过多纠缠。路易·波拿巳虽然当选为总统, 但统治极不稳定。他通过组织“秩序党”内阁、解散制宪会议、主宰立法议会, 排挤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又通过1851年政变、解散立法议会、镇压反对派等一系列活动, 实现了个人独裁。在政变之后, 路易·波拿巴又于1852年初制定了新宪法, 总统独揽大权, 同年11月, 路易·波拿巴通过公民投票, 恢复帝制。1 2月2日, 在政变周年纪念日, 隆重宣布帝国成立, 即法兰西第二帝国。路易·波拿巴称拿破仑三世。同拿破仑一样, 路易·波拿巴也成了法国人的皇帝。

（三）拿破仑二世的独裁统治

对于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 要引导学生通过分析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措施来理解帝国的性质。

拿破仑三世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中的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的利益。

对内, 一方面实行军事独裁, 取消“自由、平等、博爱”等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和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 确立政治宣誓效忠制度, 通过强化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

另一方面, 极力为大资产阶级提供发财致富的机会, 资本家通过操纵公债、从政府借贷、包办各大城市的建设工程等, 获得了空前的财富。

另外, 拿破仑三世不断进行侵略扩张, 使法国获得大片殖民地。

（四）第二帝国的覆灭

关于帝国的覆灭, 首先要理顺帝国覆灭的过程。

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 法国大败, 拿破仑三世被俘, 但帝国依然存在。直到9月4日, 巴黎人民起义, 迫使资产阶级宣布废除帝制, 恢复共和国, 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其次, 引导学生分析帝国覆灭的原因: 一是阶级矛盾的激化;二是对外战争的失败。

二、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最终确立

（一）共和制的危机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虽然建立, 但共和制还面临着危机。

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 保卫共和制的力量遭到削弱。保皇党人一心想推翻共和国, 复辟君主制。

1873年保皇党人麦可马洪继任总统, 并积极筹备复辟君主制, 使法国共和制出现危机。关键时刻, 保皇党出现分歧, 分成三派, 给君主制的复辟带来一定的困难。

1875年, 议会进行选举表决, 由于一位共和制宪委员瓦隆的努力, 资产阶级共和派以一票的多数, 通过一项修正案, 将“共和国”一词写入规定总统当选条件的条文之中。共和派初步扭转了形势, 使法国君主制复辟的危险过去了。

（二）1875年宪法

1875年宪法是由一系列单行法律组成的, 其中规定了法国政体、议会、总统、内阁之间的法律关系。要使学生准确掌握其内容, 应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相比较。1875 年宪法虽然是共和派与君主派妥协的产物, 但还是具有很大意义的。第一, 为共和国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 , 限制了君主派的复辟活动;

第三, 为共和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四, 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共和制的最终确立

1875年宪法的通过, 并不意味着政局的稳定,君主派并不甘心失败, 共和派和君主派继续利用选举进行激烈的斗争。

在1876年下议院选举和1879年上议院选举中, 共和派取得稳定多数。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 共和派迫使君主派领袖麦可马洪辞职, 共和派格雷维当选总统。

至此, 议会、内阁、总统等职位全由共和派掌握。资产阶级共和制终于在法国确立。

拿破仑便向黛丝蕾求婚，并许诺当她十六岁时就来迎娶她。拿破仑忘记了自己许诺，到在了约瑟芬的坏里，而黛丝蕾却在自己十六岁到来时找到了巴黎。戏剧性的冲突发生了，黛丝蕾正赶上拿破仑和约瑟芬的订婚舞会，当她听到主持人宣布这个消息时，她正好走到了这对情人面前。拿破仑的“小欧仁妮”一声尖叫将手中的酒杯摔到了约瑟芬足前，约瑟芬洁白的礼服上印满了斑斑点点的红葡萄酒的痕迹，全场一片惊愕，约瑟芬也惊叫起来。

初识约瑟芬时，拿破仑已经二十七岁了，一无所成的他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但约瑟芬十分钦佩他，和他一样认为拿破仑一定会成为一个不凡的人物。而拿破仑对这位三十三岁寡妇的感情却要复杂的多。从当时的情景看，影响拿破仑感情抉择的原因有三点。一是约瑟芬的美貌和魅力；二是约瑟芬不凡的学识和谈吐，拿破仑特别叹服这一点；三是约瑟芬已有的社交群体和其特有的社交能力。拿破仑结识约瑟芬后不久很快就挤身巴黎的主流社会，认识了更多繁荣贵夫人、政客和其他社会名流。

1815年6月29日拿破仑也是平静的独自坐在自己的花园里，此时约瑟芬已经离开了人世，他的皇后玛丽·露意丝也已经背叛了他。这是一位身穿白色衣裙的女人缓步向他走来，拿破仑喃喃自语，轻声呼唤“约瑟芬„约瑟芬„”而是欧仁妮·黛丝蕾，拿破仑一阵惊喜，是你吗，我的“小欧仁妮”？命运在这里戏剧性的报复了拿破仑，她不是来和他叙旧的，而是代表当时的政府向他递交放逐令，这时的“小欧仁妮”已经是瑞典的太子妃了。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8.15～1821.5.5），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及百日王朝的皇帝（1804-1814，1815）民族：科西嘉族身高：159cm 国籍：法兰西

拿破仑1769年出生在科西嘉岛，科西嘉岛刚刚被卖给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拿破仑出生时正好是这一交易的周年纪念日。9岁时就到布里埃纳军校接受教育。17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选送到巴黎高等军事学校，专攻炮兵学，只用一年的时间就考取了别人用三年才能取得的军官资格，被任命为皇家炮兵少尉。他阅读了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其中让·雅各·卢梭的思想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在1793年7月，拿破仑带兵攻下了保王党的堡垒土伦，因此受到雅各宾派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准将。1794年热月政变中拿破仑由于和罗伯斯庇尔兄弟关系紧密而受到调查，1795年他受巴黎督政官巴拉斯之托成功平定保王党武装叛乱，一夜之间荣升为陆军中将兼巴黎卫戍司令，在军界和政界中崭露头角。1796年3月2日，27岁的拿破仑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3月6日与情人约瑟芬结婚，之后便匆匆奔赴前线。

1799年8月，拿破仑赶回巴黎。1799年10月，回到法兰西共和国的拿破仑被当作“英雄”来欢迎。11月9日，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并获得成功，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实际为独裁者。《拿破仑法典》基本上采纳了法兰西共和国大革命初期提出的比较理性的原则。法典在1804年正式实施，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从法律上得以稳固，拿破仑：“我的伟大不在于我曾经的胜利，滑铁卢一战已使它随风而去，我的伟大在于我的法典，它将永远庇护法兰西的人民享受自由”。

1807年6月法军又在波兰大败俄国军队，法兰西帝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得到了确立。拿破仑一世兼任意大利国王、莱茵邦联的保护者、瑞士联邦的仲裁者，并分别封他的兄弟约瑟夫、路易、热罗姆为那不勒斯、荷兰、威斯特伐利亚国王。

拿破仑率领操12种语言的50万大军进入俄罗斯。俄军采取了撤退不抵抗的战术，直到1812年9月12日法军历经博罗金诺战役（法军有7万人阵亡和重伤）后，进入莫斯科。拿破仑本以为亚历山大一世将会妥协，未料到迎接他的却是莫斯科全城的大火。而此时在国内又有人策划了一次失败的政变，令他不得不赶回法兰西帝国，最后回到法兰西帝国的只有1万人。

1813年第六次反法同盟，双方在德国境内多次激战。10月的莱比锡战役法军被击溃，1814年4月13日拿破仑签署退位诏书，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一个小岛厄尔巴岛。拿破仑保留了“皇帝”的称号，可是他的领土只局限在那个小岛上。

左拉与法国工业革命 篇4

一、左拉对现代工业、速度、机械文明的恐惧与不安

小说《人兽》体现了左拉对现代工业和机械文明的态度。小说中, 一系列蓄谋的情杀和意外事故都与铁路联系了起来, 人物的活动、情节的安排和事件发生的地点都受到火车运行时刻和到达地点的影响, 空间成为一个结合暴力和死亡的地方, 工业图景与人的精神情感世界交织在一起。与铁路相关的各种空间, 如火车站、铁路沿线、隧道、车厢、火车机头、铁路局、职工宿舍等的描述都充满了混乱、阴郁和古怪的特性。小说表现了在机械和速度控制下的生活, 反映了左拉对速度、对机械文明的恐惧和不安。左拉从根本上说是浪漫主义者, 他受泰纳、福楼拜、科罗德贝纳尔的影响, 正是从这种浪漫主义的诗意和美感出发, 他对工业主义、科学和都市所代表的文明世界表现出极度的厌恶。

19世纪, 法国经济总量成倍增长, 工业化所产生的令人不快的景象与臭气熏天的地方在左拉作品中也有体现, 巴黎常常是阴暗的、灰色的, 浓烟笼罩。铅色的天空下充满残物和恶臭的、热烘烘的油脂味, 马粪的臭气和腐烂的胡萝卜味, 骚乱、喧闹、嘈杂、疯狂拥挤的人群, 衣衫褴褛的乞丐, 肮脏的建筑物, 泥泞不堪、令人作呕的街道。多雨、多雾、潮湿、寒冷天的季节特征占据主导地位, 这是不适宜生命生长的环境的象征, 而这正与他小说中的社会衰败、腐烂、堕落、死亡主题和人的非人处境相呼应。在诸种自然元素中, 左拉最常运用的是水 (冰、雾、雨) , 其次是土, 然后是气, 水和土结合形成泥, 不仅寒冷, 而且肮脏;水与气的结合以雾的形式出现, 或阴冷或闷热, 这些元素的组合形成阴暗和压抑的世界图景, 给人带来的是强烈的不适感。这种感觉主要通过人的感官, 即运用通感的方式表现, 具有强烈的主观意味, 象征着人与环境的对立。这些都是工业主义对人类环境的破坏。

在《妇女乐园》中左拉如实地记录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车轮带着血滚动着驶向胜利的过程。所有旧的道德、情感、可贵的传统和艺术, 统统被它碾碎压扁, 抛向身后。左拉以历史学家一般的真实, 科学家一般的严肃, 描述了这一历史的真实。在为那些美好的东西的毁灭无限惋惜的同时, 左拉没有忘记指出这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 就像左拉通过小说中人物之口多次指出的那样, 这种大生产的发展对大众有好处, 它受到大众的欢迎。

又如在《巴黎的肚子》中左拉把中央菜市场比喻成一部庞大的新式机器, 是威力的象征, 现代的标志。它矗立于首都的中央, 充满了神秘感。它带来希望的同时, 也给主人公带来了焦虑和不安。中央菜市场作为左拉小说中影响人物性格、气质与行动的因素, 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这部小说集中体现了左拉对现代工业和机械文明的态度, 工业图景与人的精神情感世界交织在一起。小说表现了在机械和速度控制下的生活, 反映了左拉对速度、对机械文明的恐惧和不安。小说更表现了其对科学、现代文明的隐忧。左拉通过象征, 含蓄地暗示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变革带给人的深刻的心理影响, 反映了其对工业文明的否定态度。

二、左拉作品中工业化的城市下层人的悲惨生活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生产技术上的巨大变革, 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资本家利用机器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 使无产阶级陷入贫困、失业和饥饿的境地。富人越来越富, 穷人越来越穷, 穷人的悲惨生活在小说中也有不同的体现。

长篇小说《萌芽》集中而典型地描写了矿工马赫一家三代人的悲惨生活。万桑·马赫老爹在井下当牛做马干了四十五年, 三次死里逃生, 双腿致残, 行动不便, 为了多拿几个养老金, 忍痛干了几年清理工。他成年累月在矿上干活, 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他凄苦地对艾蒂安说:“那是煤……我身子里有的是煤, 够我烧一辈子的。”马赫老爹的祖父是蒙苏矿区最老一辈的矿工, 父亲刚刚四十岁就葬身沃勒矿井, 两个叔叔、三个哥哥也都死于矿井。现在, 马赫老爹的儿孙又和他的父兄一样为同一个老板挖煤, 仍然过着朝不保夕、牛马不如的生活。马赫老爹的儿子杜桑·马赫一家十口人簇拥在一个简陋不堪的小阁楼里, 过着衣不蔽体, 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马赫嫂愤怒地控诉这奴隶般的非人生活:“一家人弄得七零八落。只剩下父亲 (指杜桑) !一个人在矿上干活儿, 不算艾斯黛一家七口人, 只靠父亲每天的三个法郎怎么能活得下去, 倒不如干脆全家跳河死了好。”更为可悲的是, 马赫及矿工们的三法郎日薪是冒着种种危险拿命换来的。矿主为了获取巨额利润, 根本不顾矿工死活。矿工们是在暗无天日、破烂不堪、毫无安全保障的矿井中, 流血流汗为资本家开采煤矿的。左拉描绘道:“矿井好似一个饕餮的野兽, 蹲在那里等着吃人。”矿工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异常恶劣, 他们在狭窄的岩壁间挖煤, “像一个被夹在两页书里的小甲虫一样, 有彻底被压扁的危险”。由于地下水渗出, 坑道里越来越潮湿, 矿工们人人自危, 唯恐突然出现一股急流冲破岩石把人卷走。由于矿井狭窄阴暗, 通风不良, 巷路里毒气四溢, 时时处处有爆炸的危险。更有甚者, 矿主压低每车煤的工价, 逼得工人顾不上支坑木, 结果造成塌方, 伤亡事故屡有发生。同在蒙苏矿区, 矿工们生活在地狱, 而矿主及其代理人却生活在天堂。左拉以极大的愤怒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的不均, 人世的不平。矿主股东们住在巴黎的琼楼玉宇, 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自不必说。就连矿主代理人蒙苏矿总经理埃纳博先生的生活也阔气得很。他每年四千法郎薪水, 住一个豪华的公馆, 昂贵的壁毯、珍奇的古玩、耀眼的金饰, 应有尽有, 客厅中最不值钱的东西, 也够矿工们吃一个月的。这些都体现了左拉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批判, 对下层社会的关心, 以及对工人阶级悲惨命运的同情。

三、左拉作品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工业革命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日益加剧, 促进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资本主义是富人的天堂, 穷人的地狱。“在《萌芽》中, 我们看到了矿井, 这个埋伏在地底下的妖怪, 它吞噬工人, 产品, 以及机械, 它倾吐煤块;它改变自然, 使空气浑浊而且毒化, 在它张着的大口周围, 草木不生;它将原作为小土地所有者而分散地生活的那些农民集合为队伍;它窃取他们各人的小块土地, 判定他们不能再见天日, 而在惨白和摇晃不定的小小的灯光之下做苦工, 天天冒着四面包围住他们的各种危险, 丝毫不感觉到他们是多么英勇;我们看见这个妖怪隐伏在地下, 通过共同的苦和贫困, 通过在资本主义桎梏下所受的折磨, 把那些人困在一起。那资本主义的桎梏, 就帕斯卡尔的上帝一样, 无往而不在, 同时却又无形迹可寻, 推动那些人们罢工, 流血斗争, 以及犯罪”。左拉的控诉是建筑在事实的基础上的, 也只有用事实, 他才能把这个竟然允许这样剥削的社会尖锐地揭示出来。左拉满怀着对劳苦大众的同情, 用写实的手法, 以鲜明的对照和活生生的事实, 表现了煤矿工人的衣食住行, 展示了他们贫困生活的各个方面, 并形象地把伏安矿井描写成食人怪兽, 把格雷古瓦这类人说成是靠煤矿工人的血肉“喂饱养肥的神祇”。而贫富的不均, 社会的不公, 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是导致矿工罢工的直接原因。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日益赤贫化。他们不满, 他们罢工, 他们反抗, 劳动和资本的斗争此起彼伏, 日趋加剧。在长篇小说《萌芽》中, 左拉不仅忠实地反映了他的整个时代, 而且在作品中突出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 即劳资矛盾, 第一次正面地描写了产业工人声势浩大而旷日持久的罢工斗争。左拉的创作较多地着眼于下层社会, 尤其是他创作的后期, 着力描写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 令人信服地预言了工人阶级将战胜资产阶级的历史趋势。左拉在《萌芽》中并没有用低沉的调子来表现罢工的失败, 而是对产业工人的成长壮大充满了希望, 把《萌芽》写成了一部悲壮的史诗。作者在小说的最后写道:“黑色的复仇大军正在田野里慢慢地成长, 要在未来的世纪获得丰收。这支队伍的萌芽就要破土而出, 活跃于世界之上。”历史证明, 左拉的预言是正确的, 无产阶级在二十世纪的崛起, 正是《萌芽》的最好续篇。

在左拉的作品中也有由于工业化使财富集中, 金钱刺激了人们的野心和贪欲的部分。如《土地》中, 莉慈为了夺得家产, 唆使大夫强奸怀孕的妹妹佛兰梭史, 并蓄意杀了她;《巴黎的肚子》中的弟弟为金钱的占有欲所驱使, 最终忘却亲情而出卖了养育自己的哥哥。

四、结语

左拉的个人生活和作品都表现出他对十九世纪工业革命进程不同寻常的激烈反应, 他的作品表现了都市化、现代化给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造成的创伤性影响。他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姿态揭示出那些被物质繁荣所遮蔽的痛苦体验、个人为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 人文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种种思想危机和困惑, 以及价值重建的努力。左拉的生活和创作与这个时代, 以及巴黎的现代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隐含着他对工业进步的谴责, 以及希望重新回到前工业社会生活中去的思想, 还有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的同情。

摘要：左拉经历了法国工业革命从起飞到完成的历史时期, 法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迅猛发展, 工业化在左拉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本文通过对左拉笔下的不同作品和不同人物的研究, 探讨了工业化给其作品带来的影响。全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左拉对现代工业、速度与机械文明的恐惧与不安。二是左拉作品中工业化的城市下层人的悲惨生活。三是左拉作品中工业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思考 篇5

一个社会若不想发生大革命,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 公正而完善的法律拥有社会一致认可的权威, 二、公正而完善的选拔人才的机制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可以说, 法国没有公正而完善的且受社会一致认可的选拔人才的机制, 这就不利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衰落的贵族阶层依然拥有封建特权和崇高的社会地位, 而崛起的资产阶级却不能取得与其实力与能力相等的名誉和社会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 矛盾必然会加大, 资产阶级的影响必然会越来越大, 其要求也会随之而变大, 而日益衰落的贵族阶层也就更难以进行积重难返的改革。改革一旦失败, 革命便难以遏制了。

与其说革命前的法国是封建国家, 不如说它更像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真正掌权的人”主要来自第三等级中的知识精英和资产阶级, 这些办事人员并非都是由国王或中央政府任命的, 也不必经过国王或中央政府的批准, 也不会对国王或政府感恩戴德。他们掌权必然会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这就极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 而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就会要求与其权力和实力更加相配的名誉和地位。相反, 日益衰落的贵族阶层却依然享有旧制度赋予的特权和高傲, 这必然让第三等级感到不公并产生不满进而要用实力和手中的权力改变现状。革命前的法国封建的躯壳已经裹不住发生质变的躯体, 其破茧成蝶的条件早已成熟, 法国大革命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革命, 它把第三等级已经 “攫取”的权力合法化, 同时取消特权贵族并不但从事实上而且从名义上自己掌权。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和平等, 自由不自由平等不平等更重要的是一种感受, 是取决于人们认识能力和承受能力的大小,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自由, 并且这种感受是被宣传为不可忍受的。大革命前法国人相对于欧洲各国人民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衰落的专制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权益和自由, 也越发的感到只有获得全部的权益和自由才能获得幸福, 因此对阻挠自己获得剩下的权益和自由的专制政府越来越感到仇恨, 更不能忍受专制。强大的专制政权把人民划分为简单两大类, 一类是享有权力和特权的统治阶层, 一类是被严密控制的普通国民。被严密控制的国民因受到统治者巨大束缚和剥削即便不是赤贫但也都不太富裕, 因此广大国民之间差距不大。而享有权力和特权的统治阶层因其人数极少其大都居于首都或行政中心, 因此普通国民很难感受到这种差距, 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 大家触目所及, 互相差距不大, 自然也不易产生不平之心而爆发革命。但是衰落的专制政府则不然, 原本其专制权力充满了整个社会, 但随着自身的衰落和萎缩, 它已经无力控制和束缚国民, 这样就在社会上, 每个国民周围出现了权力空洞, 并且专制政权进行专制统治, 政策就是法律, 因此它的法律往往并不健全, 这样在其衰落时个人权利和自由必然开始扩张填补了专制权力退缩在社会上和个人周围造成的权力空洞, 甚至根据专制权力衰退程度和速度, 侵占部分专制权力, 从而加剧了其衰落速度。在这种条件下, 每个人取得的自由和权利则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 即便同样是第三等级, 人们之间的差距也渐渐拉大。革命前, 法国的专制统治其实早已只是空壳一具了, 其专制权力有一部分已经被第三等级吞噬。

大革命之初人们对专制王权是有敬畏之心的, 但当突发的克制的革命发现它的软弱无能后, 便变得狂野和不再克制了。各个阶层不同党派你方唱罢我登场, 高喊自由平等的口号不断革命不断变换政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最终稳定法国社会的却是拿破仑的帝国, 我们不禁感叹, 古今的政治形态竟如此之神似。一些所谓的革命, 其实是由一个组织更为严密的更强大的专制者取代衰落的专制者。

解除一个社会积存已久的社会痼疾, 也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由社会精英进行改革, 一种是革命。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社会矛盾的复杂程度和改革者的实力与策略, 革命则只需要一个突发事件。真正有理性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应该是改革而非革命。只有建立在传统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才可能长久, 法国之所以频繁革命和更换政体就在于剧烈的革命极大地摧毁了原有传统, 使得法国社会不得不重新洗牌, 而幻象依靠制定一部法律就能建立共和的想法是幼稚的。理论上的确如此, 但改革也不是都能成功的, 更有甚者, 失败的改革反而会引爆革命。因此, 面对一场革命, 我们不但要研究促其爆发的突发事件, 还应深入探求孕育革命的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 不仅要看到人民发动革命的积极斗争, 还要看到贯穿革命始终的调和努力和其中无力回天的无奈。

法国没有那么幸运, 革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也正因如此, 英国逐步走向民主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对后发民族来说是难以复制的, 而法国革命却产生了世界级的影响。从革命的目的和结果看, 它推翻了专制政权, 帮助法国人实现梦寐以求的了民主与自由, 使专制主义和它的变种在此后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我说, 它比之后的辛亥革命以及俄国十月革命都要成功!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柏克著, 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法国革命论》, 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3]阿贝尔·索布尔著, 马胜利、高毅、王庭荣译:《法国大革命史》

托克维尔论法国大革命 篇6

一、问题的提出

自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 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无数的冲突和分歧, 并且笼罩在它们上面的争论至今未曾衰减。“对于这样一场复杂的革命, 托克维尔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他的综合性、探索性研究的论述风格, 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他也被认为是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中最冷静和最公允的一个。”他为我们解答了很多困惑, 如:何以法国贵族与教士所享有的特权比同时代欧洲的贵族少却激起更大的仇恨?何以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 即旧君主制最繁荣时期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为全社会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何以大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 而旧体制的中央集权制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在所有的问题中, 最让人困惑, 同时也是最难以解释的就是大革命所产生的悲剧性的结果——大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却又完整地保留了中央集权制, 亦即从“旧制度”又导致了“旧制度”。本文试图追寻托克维尔的足迹, 竭力寻找法国大革命这一悲剧性结果的答案。

二、相关背景

在经历了“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到王权至高无上的路易十五, 国家正面临着愈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到路易十六的统治时期, 他力图扭转局势, 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财政上的问题, 如:在社会上普遍推崇节俭、不断增加赋税、借贷、改革政府的财政制度等。但是正如卡隆 (当时皇家经济的财政总长) 所指出的, “增税是不可能的, 经常借贷不是办法, 只限于经济改革是不足够的, 实情如此, 普通的方法无法达成我们的目标, 唯一有效的挽救之道, 唯一剩下的途径, 唯一能使财政走上轨道的手段, 必须是重振整个国家的活力, 改正它的结构里的一切弊端”。

经济上的危机带来了一场大范围的行政和司法体系的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包括行政体制的重建;省、县、市镇行政组织的重设;民法体系改革和刑法体系改革等。可以说这是一场改革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的大规模变革, 是一场彻底改变整个政府结构的改革。这使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 更新了所有准则”, 而“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 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 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财政危机、行政体系以及司法体系的改革又使得整个市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民社会中最深刻、影响最大的是三个阶级的变化。

三、原因分析

1. 法国革命前, 市民社会状况——三个阶级。

(1) 阶级自身状况的变化情况。

早期的法国像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 贵族支配着法国。无论是在象征荣誉的国家行政部门、抑或是象征财富的经济领域, 都展现着贵族的身影。并且他们也支配着法国的文化生活, 可以说, “他们是艺术的最伟大的奖掖者, 风尚的主领者, 学术生活的主要支柱”。然而随着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淡出, 这一切都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他们对国王的影响逐渐变小, 并且他们不再是领土上的行政首长, 对农民的支配也不如以前, 他们保留着一部分的司法权和一些特权。这些特权大致可分为在公共场合的先行权、公开挂剑与展示一块特别的盾形纹徽等荣誉特权以及强迫人民为其领地服徭役、征收道路通行税及市场税以及征收来自土地年贡、地租、现金或实物税等的实用特权。在贵族阶级内部, 变化也在悄悄地进行着, 由于统治权的丧失, 贵族趋于贫困化;贵族之间的分配变得极不平均, 有的贵族拥有大量的财富和地位, 而有的贵族则有名无实。这一切使整个贵族阶级的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 随着法国的工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国家日益繁荣,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正在日益壮大。资产者阶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位已渐渐发生变化, “在很多情况下, 他们变得与贵族一样富有, 有时比贵族还要阔气。”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相应地发生变化, 他们可以接受同贵族一样良好的教育, 享受更加高雅的生活。实际上革命前的资产阶级还没有阶级意识, 他们并不自视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价值社会团体, 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期望是成为贵族。因此,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 都想从国王那里谋得一官半职”, 以此来达到自己真正的目的。

农民占了法国人口的80%, 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确实不得不引起人们对农民状况变化的高度重视。在法国, 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上看, 可以把农民大致分为以下几类:拥有大地产的农民、拥有一部分土地能自给自足的农民 (中农) 、拥有小部分土地但须从事其他活动以求生存的农民、无土地的农民。在这些划分中, 像地主和中农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 而大部分的农民仅仅依靠土地是不能生存的。

当时法国农民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 “农民不仅仅不再是农奴, 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农民地位的变化其实并未给人们带来太多的好处, 事实上反而加重了人们的负担, 因为“假如农民没有土地, 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他不是承租人, 什一税与他有何相干?他从租金所得中缴纳什一税。如果他不是土地所有者, 地租与他有何相干?如果他替别人经营, 那么经营中的种种盘剥又与他有何相干?”

其次, 农民已经日益被抛弃。贵族状况的改变带给农民的变化也是巨大的, 贵族不再统领农民, 因此不再需要对农民负责;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逃离使乡村日益凋敝;农民受到了一种“新奇的压迫”——他们“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 拥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 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总的说来, 农民的生活在日益贫困, 没有庇护人的保护而使得他的负担日益加重, 财政困难使他们承担了更重的赋税, 公共工程的建设所需要的劳役也让农民背负着, 农民的状况苦不堪言。

(2) 各阶级之间的日益分离。

在三个阶级自身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之后, 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容易分离了。资产阶级从财富上看正在日益接近贵族, 并且不断想办法进入贵族队伍中。他们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实质上, 所有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都彼此相似;他们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习惯、同样的嗜好, 从事同样的娱乐, 阅读同一类书, 讲着同一言语。他们除权利外, 概无差别。”而恰恰是特权, 尤其是税收的特权, 使他们分化日益严重, “捐税不平等危害最大, 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 并且, 可以说, 使不平等与孤立二者变得无可救药。因为, 请看后果:当资产者和贵族不再缴纳同样的捐税时, 每年, 捐税摊派征收都重新在他们中间划出一条清楚明确的线——阶级的界限”。就这样, 资产阶级和贵族最终分离了。

农民与贵族的分离也是显著的。当贵族不再统领农民, 却依旧享受种种特权时, 农民对他的仇恨就自然的被激起了, 因为“当贵族不仅拥有特权, 而且拥有政权时, 当他们进行统治管理时, 他们的个人权利更大, 却不引人注意。在封建时代, 人们看待贵族近似于我们今天看待政府:为了取得贵族给与的保障, 就得接受贵族强加的负担。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 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 主持公正, 执行法律, 赈济贫弱, 处理公务。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 贵族特权的份量便显得沉重, 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因此, 农民与贵族也自然地分离了。

由于居住地点、生活方式不同, 加上最常见的利害关系, 资产者与农民分离了。实际上, “资产者根本不接近农民, 避免接触农民的贫困;资产者没有与农民紧密联合, 共同对普遍的不平等进行斗争, 反倒试图为一己的利益创立新的不公正:贵族拼命维持特权, 资产者也同样拼命谋取特殊权利。”资产阶级本应该最接近农民, 因为他们本身就来自农民, 只是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 他们忘却了自己的过去, 最后他们成为了农民的敌人而非同盟, 分离始终未能避免。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 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 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 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 它们彼此孤立, 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 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 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 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 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倾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王的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的改革, 使中央和地方高度的集权;社会各阶级的分裂使得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来对抗中央集权;这一系列状况都是为何法国的革命能从倾刻坍塌的宏伟大厦中, 走出了旧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原因, 这也是从法国的社会状况来探索这一原因。

2.法国革命的目标——两种追求。

(1) 平等与自由的关系。

平等与自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但这两者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平等是民主的社会基础, 民主政治的最大危险表现为暴政, 而抵制暴政的唯一出路是自由。“平等激发的独立, 使人养成只按自己的意志进行个人活动的习惯和爱好, 使人对一切权威投以不满的目光, 并很快激起关于政治自由的思想和对于政治自由的爱好。”而政治自由又几乎是那些威胁人类的平等的弊端的最佳良药。因此, 从更为理想的状态来说, 平等和自由是应该并驾齐驱。“这不光是因为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主要趋势, 还因为在民主的时代, 自由唯一的源泉就是平等本身。只有自由才能在民主社会中与其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 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

然而, 平等与自由之间却并不总是能并驾齐驱。“在精神生活领域上平等有两个趋势:一个是每个人的精神趋向新的思想, 另一个是使人容易不去思想。”可以说, 平等“一方面, 人们打破了对权威的迷信,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的独立感和对个人理性的自豪;另一方面, 个人的软弱无力也容易使随大流和难以独自坚持被多数人所反对的意见。”同时“在这样的平等的社会情况下, 政治社会可能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 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人们容易看清第一种倾向, 并加以抵制;而对第二种倾向, 则由于发现不了而误入歧途, 因此需要特别警惕。”

(2) 法国人民对平等与自由的不同追求。

在18世纪的法国人民心中是存在着两种激情——平等与自由, 它们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 也从不指向同一目标。前者的情感渊源更深更远, 长久以来对不平等的仇恨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的一切制度, 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而后者的出现较晚, 根基较浅。触发法国大革命的正是这种“积极活跃、不安现状、机智灵敏、锐意革新、雄心勃勃”的平等精神。在这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下的旧制度, “只存在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 它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 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连在一起, 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 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 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这种自由, 尽管范围狭小、形式改变, 仍富有生命力。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 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 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 鲜明的色彩, 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 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

在追求自由、平等的过程中, 人们渐渐地抛弃了自由, 选择平等。更多的人热爱自由是出于自由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而非自由本身。“但有些时候, 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 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 从未长久保持自由”。同时法国也错过了两种成功结合平等与自由的模式:一是由受贵族控制并得到教士帮助的资产者来治理的朗格多克模式, 经由这种特殊政体, 新的时代精神平稳地渗透到古老的制度中, 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二是自上而下模式。托克维尔认为, 如果当初有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 革命可能是法国有朝一日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族, 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 不可能使法兰西成为自由的民族。

正是这种对最先征服人心并且占据人们内心深处的平等的酷爱, 以及法国人民所特有的病态的自由的发展, 最终使法国人未能把自由与平等成功的结合, 而是使自由与平等分道扬镳。这一切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 然而也正是这种关系, 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 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 最后中央集权制度占据了整个法国的心脏。法国大革命粉碎了旧制度下的社会联系, 但未能代之以政治联系, 结果是革命的同时准备了平等和奴役。

3. 法国革命过程——一个性质。

大革命的性质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 他不仅要摧毁个别社会秩序, 而且要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不仅要摧毁某一政府, 而且要摧毁社会权力本身。它在革命的过程中, 宗教、法律以及整个政治制度都成为其攻击的目标。

(1) 攻击宗教。

法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 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 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是反宗教的激情。以往人们攻击现存宗教总是出于对新宗教的虔诚的呼唤, 而法国大革命中, 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 却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托克维尔认为, 法国教会并没有什么比在其他国家更应受到攻击的理由:教会中混进的罪恶与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较少, 并且法国的教会比其他民族宽容得多。

人们攻击教会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 教会本身在当时是首要政治权力, 而且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令人厌恶的。教会不断地违背本性和使命, 卷入政治权力;在别处谴责罪恶, 却使政治权力中的罪恶神圣化, 并利用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来掩护罪恶。第二, 教会恰恰代表政府中离他们最近、最直接与他们对立的这一部分。他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与教会打交道, 接受教会的影响。第三, 教会是他们进攻的整个庞大建筑物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统治者有暴力机关, 必要时可以用来维护其统治, 而教会相比而言则更加缺少防御。另外, 时代的呼声与教会的教义有很大的冲突。对建立在尊重传统之上的所有制度的极度轻蔑、个人理性的蓬勃发展、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与教会的依靠传统、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以及等级制观念矛盾重重。一系列原因导致了人们把革命的矛头指向了教会。

在托克维尔看来, “人要是没有信仰, 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 就必须信奉宗教。因为笃信宗教的国家的长处, 正是民主国家的短处。宗教通过尊重不与它对立的一切民主本能, 并利用其中的一部分, 便可以顺利地抵制它的最危险敌人即个人的独立意向。而具体而言, 宗教的主要任务, 在于净化、调整和节制人们在平等时代过于热烈和过于排他地喜好安乐的情感。”所以说, 攻击宗教对人们情感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为当人们热情而不懈地力图把曾充斥灵魂的信仰扫除掉, 却使灵魂空空荡荡。

(2) 攻击司法和政治制度。

司法是保护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托克维尔认为, “司法工作的最大目的, 是用权利观念代替暴力观念, 在国家管理和物质力量使用之间设立中间屏障。在统治者经常注意和干预个人的最微不足道的行动, 而个人又软弱得无力自我保护和孤立得不能指望得到与自己同样孤立的人的支援的时代, 尤其需要司法来保证自由。”约翰·洛克也曾说过, 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 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所有能够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 哪里没有法律, 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这种自由在不存在法律的地方是不可能存在的。

从古至今, 攻击现存法律的革命者尊重信仰, 而在大多数宗教革命中, 攻击宗教的革命者从未试图一举变革所有政权的性质和秩序, 彻底废除旧的政府体制。故而在最大的社会动荡中, 始终有一个基点是牢固不动的。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 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 民事法律也被推翻, 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 这样, 中央集权制也就又一次被强化了。

四、小结

托克维尔向我们展示了一场如此突然, 如此彻底, 如此迅猛, 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的真相。对于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悲剧性的结果——大革命从消灭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完整地保留了旧体制的中央集权制,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给了我们很多有意义的启示。

摘要：法国大革命这场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给人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称赞和感叹, 还给世人留下了许多的困惑。托克维尔以其深刻的洞察力, 极具综合性、探索性研究的论述风格, 向我们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真正面纱。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篇7

关键词：狄更斯,《双城记》,法国大革命,历史,真实

1859年, 狄更斯的力作《双城记》 (A Tale of Two Cities) 首次在《一年四季》 (All Year Round) 上连载, 便引起评论界的强烈反响。与以往的掌声、鲜花、赞许不同的是, 此次狄更斯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反对浪潮, 质疑、反对、攻讦等负面评论可谓铺天盖地, 或说《双城记》是作者对历史的刻意扭曲, 对大革命的恶意中伤, 或说该书是作者对托马斯·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蹩脚模仿,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其中, 最为尖锐的批评要数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爵士 (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在1859年12月17日发表于《星期六评论》 (Saturday Review) 的《双城记》一文, 在文中詹姆斯指责道:“无论从文学、从道德或者从历史的角度看, 这 (《双城记》) 都是一部非常稀奇古怪的作品。如果不是标上了狄更斯先生的名字的话, 这部小说很可能会没有一个读者。”[1]

狄更斯, 一位批判现实主义大师, 面对的竟是众人对其批判现实主义历史小说的尖锐批判, 着实令人惊讶。那么, 作为此时英国文坛的巨星级人物究竟为何仅因为一部作品蒙受责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 使我时时反顾。”贮满了思乡的蛊惑的蔬果, 寄寓着童年温馨的记忆, 屡屡打动鲁迅的心灵, 勾起他的乡情乡思。他对故乡满怀着浓烈的眷恋与盛赞的情感, 并且持续终生。

故乡的人文山水也给予了鲁迅创作的素材。鲁迅的故乡是水乡绍兴, 因此鲁迅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大多是他所熟悉的水乡。如《在酒楼上》“我”的故乡就是离城不过三十里, “坐了小船, 小半天可到”的乡村, 这里的“小船”就是浙东水乡特有的“乌蓬船”。《离婚》中的爱姑就是坐着船去县城打官司的。《社戏》更突出了水乡人看戏的独特场景———临河的空地上一座戏台, 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人家的船篷。我们从这些描写中可以深切体会到作家不能忘情于出门就能见到“水”和“船”的故乡。《风波》开头有一段描述:“临河的土场上, 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 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 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 逐渐减少了炊烟, 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 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是晚饭的时候了。”又如《社戏》中的一段描写:“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 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 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 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 但我却还以为船慢。”读着这些文字, 作品中人物活动和故事展开的地点、时间, 乃至于气候都可以一目了然, 它们无一不是在向人们展示鲁迅的家乡风情画。鲁迅前期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作品就大多取材于家乡, 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优美的绍兴风光图。

故乡的民风民俗给童年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绍兴民间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难?难道这真的是一部抄袭他人旧作, 歪曲历史的三流小说?

从客观来说, 《双城记》一书缺少了作者早期作品中的幽默与乐观主义情调, 蒙上一层阴郁感伤的色彩, 这样的变化是读者与评论界一时无法适应的。从该作品的主题来说, 这又是一部以饱受争议的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和背景写就的历史小说, 作品内容本身敏感, 极易受到评论家的关注;而且狄更斯本人又是饮誉文坛的大师, 他对法国大革命和双城的描写是否属实, 评价是否精当也自然是众人讨论的焦点所在。接着, 人们又发现了《双城记》与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相似。

一、《双城记》与《法国大革命》

谈论《双城记》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 从某种角度来说, 也是在探讨《双城记》描写的真实性。因为, 若翻开本书的第一页, 便能看见作者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书中有关法国人民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的种种描绘, 无论多么细小, 全都是真实的, 有可靠的证人的证言为根据。我的希望之一是为那部帮助人们理解那个恐怖时期的深受欢迎的生动形象的著作增添一点东西, 虽然对卡莱尔先生的杰作的哲学再也无人可能有所增益。[2]

显然, 就作者而言, 这是一部真实的且可靠的历史小说, 至少是对大革命期间“法国人民”的真实描述。而序言中提及的“卡莱尔先生的杰作”正是指英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在1837年出版的名著《法国大革命》 (The French Revolution) , 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富有戏剧性, 两个“鬼”:一个是“带有复仇性的, 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 脚穿草鞋, 手捏芭蕉扇, 富有同情心的“无常”。鲁迅对这些世代相传的民间习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深沉的思考。他在作品中谈到了对民俗现象的最初感受。如《五猖会》上关于迎神赛会的津津乐道的陈述, 《社戏》中对社戏的充满神奇的迷人色彩的描绘, 以及《无常》中“鬼而人, 理而情, 可怖而可爱的无常”的形象。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迷人的画面深深吸引了少年鲁迅, 并为今后鲁迅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具体生动的素材, 以及大量的人物、事件的原型。可以说, 故乡的民风民俗是鲁迅小说创作的土壤。

传统文化与故乡情结两种作用相互交替, 使得鲁迅对故乡的迷恋持续终生。正如莫言所说:“一个人难以逃脱的是自己的经历, 而最难逃脱的是故乡经历。”[4]恋乡情结为鲁迅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灵感的来源, 它的精神内核更成为鲁迅人格及其作品风格的重要元素。

参考文献:

[1]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孙犁.孙犁文论集———鲁迅的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99.

[3]芾堂.乡土记忆———鲁迅之友忆鲁迅[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203.

[4]莫言.我的故乡与童年[J].星光, 1994, (11) .

[5]鲁迅.鲁迅全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6]李长之.鲁迅批判[M].上海:上海北新书局, 1935.并极具个人风格的历史散文, 也是一部深受狄更斯推崇并深深影响其《双城记》创作的历史文献。而从此序中读者也不难感受到狄更斯对卡莱尔作品的景仰之情。狄更斯在写给朋友约翰·福斯特 (John Forster) 的一封信中就说他读《法国大革命》已逾500遍, 他在写给卡莱尔的信中也表示:“我总是在满怀诚意地阅读你的作品, 并设法走你的路。”[3]很显然, 《双城记》的写作受到卡莱尔力作的影响。然而, 也正是因为两者之间如此明显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众多评论家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狄更斯在写就《双城记》时唯一研读的相关历史作品, 甚至于《双城记》中的诸多场景描写都是直接摘抄自《法国大革命》 (如攻陷巴士底狱, 使用断头台等) , 就连狄更斯的革命哲学也是卡莱尔思想的直接继承。

当然, 不可否认, 《法国大革命》对《双城记》的影响非比寻常, 两者关于革命的众多观点不谋而合,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狄更斯的《双城记》抄袭了前者。确切地说, 《法国大革命》, 犹如一只撩动琴弦的手拨启了狄更斯走向法国大革命的乐章, 启发了狄更斯, 赋予了狄更斯创作的灵感, 让他设法走上前辈所走的道路———真实而准确地描绘大革命。

而卡莱尔本人, 作为狄更斯的挚友, 在其寻找相关资料时自是不遗余力地给予了帮助。在狄更斯的传记作者Edgar Johnson的记录中, 写着为了让狄更斯更多地了解法国大革命, 卡莱尔将从伦敦图书馆找到的两马车的书送到了狄更斯家门口。可以说狄更斯写作本书得到了卡莱尔的鼎力相助, 但可以肯定的是, 同时他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功课。阅读好友的《法国大革命》只是其巨大工作量的一部分, 当然,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它让狄更斯的小说更加真实而形象。

不可否认, 当评论界一再强调卡莱尔对狄更斯的影响,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双城记》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因为正如J.S.米尔 (J.S.Mill, 旧译为穆勒) 所说:“它 (《法国大革命》) 是所有史诗中最为逼真的一部。”的确, 卡莱尔的著作正是以其形象而逼真的描写博得人们一致喝彩, 而狄更斯继承了这一点。更有评价说:“由于狄更斯的洞察、分析生活显示的能力, 使他能超越卡莱尔的认识水平, 因而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描写‘也许比卡莱尔更接近真的法国革命’。”[4]

二、《双城记》中的双城

说到《双城记》的历史性, 首先进入人们脑海的是法国大革命, 然后应该就是书中对双城的描写。而提及双城, 则不得不介绍一下狄更斯所处的时代, 这既是作者创作的社会环境, 又是该作品诞生的历史背景, 同时也是双城之所以为此双城的直接原因。

首先了解一下作者创作《双城记》的时代。19世纪中期, 英国正值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期, 也是大不列颠积极进行海外扩张的年代, 此时的英国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绘的那样———美好而糟糕, 智慧而愚昧, 信仰也怀疑, 光明也黑暗, 而且都是最高级的。此时, 工业革命业已完成, 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 英国资产阶级富上加富, 工人阶级则越来越贫, 甚至毫无政治权利。英国国会1834年通过的“新贫民法”, 居然逼迫贫苦民众进工厂接受剥削。凡此种种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直接导致了持续十数年的“宪章运动”的爆发。随着人民与政府间矛盾的不断激化, 到了1848年, 革命之火更是熊熊燃烧, 开始席卷整个欧洲, 法国的二月革命、柏林的三月革命、维也纳的三月革命等都是激烈矛盾的大爆发、大释放。

面临着如此混乱的国内外局势, 社会问题的观察家狄更斯又开始深深思索, 并逐渐萌发了写作一本关于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小说的念头, 试图借用历史小说的题材表达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看法, 通过历史材料提出并设法解决当代社会的问题, 意在借古讽今, 以史为鉴。于是法兰西的巴黎与英吉利的伦敦成为了他笔下的双城。

所谓双城, 是指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巴黎与伦敦。作者以19世纪后期的法国与英国社会为背景, 用大气中略带阴郁的笔触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 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动荡混乱和矛盾四起。

狄更斯写的虽然是历史小说, 但是鉴于特定的出发点, 他总是不忘与自己所处时代的英、法两国社会现实密切结合, 真实反映两国的动荡不安、危机四伏。而这样的写作手法也要比直接、正面描写作者所处时代的激荡的社会斗争要全面、深入而耐人寻味。

有趣的是, 作者在描述双城的同时也是在比较双城, 比较革命前的双城, 比较革命中的双城, 甚至是革命后的。在故事的开头, 狄更斯运用一系列似是而非、矛盾而又真实的字眼将两个国度拉到了一起, 之后情节的45章节有19个发生在英国, 24个发生于法国, 当然1789年到1791年间的巴黎是故事的重点。

在第一部分的描写中, 英吉利与法兰西是如此相似, 一样的高压统治, 一样的混乱秩序, 一样的草菅人命。然而随着情节的铺开, 两者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从第二部分开始, 巴黎, 尤其是革命期间的巴黎, 是混乱的、无序的、疯狂的, 宛如脱缰的野马把所有人卷进迷乱的历史中;而英国的伦敦, 此时却是截然相反的稳固、坚实, 是暴风雨夜的避难所, 是人们心灵休憩的驿站。这种极大的反差, 再次成为评论界的焦点。的确, 我们无法否认,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的英国其实是反动的堡垒, 是阶级斗争最残酷的场所, 但是, 为了立意的需要, 狄更斯将其幻化成田园诗般的静谧安详。这样的安排是刻意的, 却也是作者衷心希望的。

在狄更斯看来, 19世纪中期的英国正如汪洋中颠簸的小舟, 随时有被倾没的危险, 革命随时可能吞没整个大不列颠, 可以想见, 随之而来的就是流血与牺牲, 正如18世纪末的法国。如果政府能够采取合理举措, 积极主动地帮助人民改善生活, 那么宁静的前景也是可以预见的, 就如其笔下18世纪末的英国 (当然那是虚构的梦幻, 却是作者仍然抱有的信念) 。他相信只要人们认识到革命固然合理, 固然是对旧制度的颠覆, 但在英国改变旧制度不一定必须走革命的道路, 温和的改良主义带来的也许是另一番美丽天空。

那么抱有感性改良主义思想的狄更斯, 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是否会因为这样的心态而恶意中伤、扭曲这一历史事件呢?

三、狄更斯的革命观

值得庆幸的是,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 狄更斯坚定地选择了革命这一道路, 虽然他依旧不主张流血与暴力。

在《双城记》中, 作者继承了卡莱尔的一个基本观点:法国大革命“是神圣的公正天意对一个腐败社会的判决”。[5]

在狄更斯看来, “革命是通向希望、正义、和平和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 [6]所以“法国大革命尽管无节制地血腥残酷, 但人民正是通过大规模死亡和毁灭, 才从长期的饥饿、屈从、失败和挫折中胜利地得到解放”。[7]

正是因为作者清醒地认识着革命, 认识着法国大革命, 所以他在《双城记》中才没有一味地称赞革命的正义, 而是在描写民众深重苦难并肯定革命合理的同时, 对革命带来的血腥进行了控诉。狄更斯不是一个大革命的盲目崇拜者, 而是一个高屋建瓴的观察家, 他知道高压的统治、深重的苦难逼迫着法国人民必然掀起不可阻挡的反抗行动, 但同时他也清楚地明白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胜利的喜悦, 还有流血、牺牲, 甚至是冤假错案、草菅人命。也许, 这就是革命的哲学。

的确, 大革命期间断头台上的冤魂太多, 据资料记载, 当时人口2500万的法国, 在1793年到1794年一年之中, 就有1.7万人被送上了断头台。最快的一个记录是:在38分钟里, 断头台砍下了21个头颅。

因此在书中, 狄更斯毫不回避地写着暴动、杀人、复仇、断头台, 写着人们攻陷巴士底狱时的激动与狂乱, 写着德伐日夫妇的可怕与疯狂, 写着曼内特大夫的悔恨与无奈, 写着达尔内和露西的无辜与善良……然而, 这样的描写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却是另一番含义, 约翰·格劳斯 (John Gross, 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 认为:“他 (狄更斯) 以仇恨和憎恶的心情来看待革命;他没有写任何一件事可以说明革命是有益的、建设的或者甚至是悲剧性的。与此相反, 革命不时被写成瘟疫和疯狂。”[8]

很显然, 这是对作者意图的扭曲。如果仔细阅读本书, 便不难看出, 这疯狂的一切, 不是因为革命太可怕, 而是因为贵族的统治太罪恶, 他们居然将善良的人们逼迫成手持利刃的

浅析《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婚姻

王凤声

(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 江苏无锡

摘要:简·奥斯汀是18世纪伟大的小说家, 她的小说大多以爱情与婚姻作为题材。她认为:纯粹为了财产与社会地位而结婚是愚蠢的, 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婚姻仍然是不可取的。本文旨在分析简·奥斯汀的成名作《傲慢与偏见》中女主角伊丽莎白的婚姻, 从而指出经济是使女性在婚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女性婚姻爱情金钱

一、引言

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她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的。但她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被誉为“女性中的莎士比亚”。

奥斯汀的小说描述了中产阶级宁静的乡村生活, 多以爱情和婚姻作为主题, 常出现男女之间的冲突的情节;作品中人物性格各异, 引人入胜。《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的成名作, 这部作品中透露出作者的一些想法和观点, 到现在仍然对我们有着启示意义。

二、伊丽莎白的婚姻

《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伊丽莎白的爱情与婚姻是贯穿整篇小说的主要线索。在小说开头所提的“公认的真理”之下, 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姑娘都想嫁个好丈夫。然而伊丽莎白对“好丈夫”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诠释。她认为一个好丈夫不仅要拥有一定的家产, 而且必须尊重女性, 与自己在心理上能有相互契合的共同点。柯林斯先生是第一个向伊丽莎白求婚的人。起先伊丽莎白感到惊讶, 但是马上拒绝了柯林斯的求婚。伊丽莎白之所以这么果断是因为她并不爱柯林斯, 而且以后也不可能爱上他。之后, 伊丽莎白被韦翰优雅的行为和举止打动, 但是她仍然没有考虑选他作为自己的丈夫。她告诉她阿姨说, 她会处理好她跟韦翰的关系, 如果能够避免的话, 她不会与韦翰坠入爱河。

柯林斯世俗腔太重, 与聪明伶俐的伊丽莎白毫无共同语言。韦翰没有家产, 并且缺乏道德。尽管伊丽莎白很晚才发现韦翰的真面目, 但是丝毫不影响伊丽莎白择夫的原则, 韦翰的贫穷就让他置身于伊丽莎白的择夫范围之外了。但是之后为什么伊丽莎白拒绝了又帅气又富裕的达西呢?伊丽莎白清楚

地陈述了她的答案:“Why, with so evident a design of offending

复仇之神。由此可以想象旧制度是如何的荼毒生灵。故而可以说, 狄更斯对革命的态度是同情多于控诉, 而并非某些评论家所说的惧怕或痛恨, 因此他能够较为客观地展现这一历史时期的法国, 而英国则成为了他寄托理想的伊甸园。

四、结语

狄更斯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和这一时期的双城是真实的, 也是虚幻的;是历史的再现, 也是历史的折射, 透露着作者智慧的折射, 是狄更斯对同时代人的警示与告诫。正如上文所说, 书中的描写 (主要是针对英国部分的描写) 也许未必完全真实可靠, 但不可否认是经过作者思想折射后的理想世界。因而, 与其固执于《双城记》是否为历史完全而精确的拷贝, 不如认真思索作者借此书真正想要传达的思想精髓。

and insulting me, you choose to tell me that you liked me agains your will, against your reason, and even against your character?Was not this some excuse for incivility, if I was uncivil?” (Austen,

2004:139) 当然, 她对于达西的偏见, 韦翰编造的关于达西的谎言, 都对于她拒绝达西的求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伊丽莎白憎恨达西对自己傲慢的态度。

伊丽莎白并不想嫁给柯林斯和达西是因为她并不仅仅是想找个有钱的丈夫, 让生活有所依靠, 或者是满足她的物质需要。伊丽莎白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两个人向她求婚都不是出于爱情和平等的人格, 而是他们俩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伊丽莎白会因为他们的家产而接受他们的求婚。在这一点上, 伊丽莎白正确地判断了形势, 从而作出了明智的决定。伊丽莎白自由平等的信念给了当时盛行的“金钱婚姻”和性别歧视重重一击。

伊丽莎白拒绝了傲慢的达西, 但是她接受了谦逊的达西。他们的婚姻正是基于达西的财产和他们的爱情。而财产和爱情正是组成美满婚姻的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因素。伊丽莎白在跟她的姐姐简说明一切的时候, 当被问她爱上达西已经多

久了, 她回答道:“It has been coming on so gradually that I hardly know when it began, but I believe I must date it from my first seeing his beautiful grounds at Pemberly.” (Austen, 2004:275) 一方

面, 伊丽莎白是在调侃, 另一方面, 这也揭示了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正是这句话折射出了她对于金钱和婚姻的人生态度: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婚姻是不可取的。当她访问了达西豪华的彭伯利庄园之后, 伊丽莎白对于财产的态度一览无余。她在参观完庄园后感觉当彭伯利庄园的女主人还是挺好的。从心理上讲, 伊丽莎白在兴奋惊讶的时候暴露出的想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内心想法的直接反映。

或许伊丽莎白在婚姻问题上从来没有排除过对经济因素的考虑, 但是金钱和社会地位的诱惑始终不能使她忽视男女间平等的爱情。伊丽莎白十分看重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达西与伊丽莎白之间的爱情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在求婚被拒绝之后, 达西写了一封信给伊丽莎白, 在信中他详细地解释了一切。读完这封信之后, 伊丽莎白十分羞愧。她至此完全摒弃偏见, 以全新的角度正确而全面地看待达西。所以达西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他们两人爱情的摇篮。伊丽莎白的彭伯利之行是第二阶段。她从管家那里了解到:达西从来没对管家说过一

参考文献

[1][英]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双城记[A].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3, 第1版:25.

[2][英]狄更斯著.孙法理译.双城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6.6, 第1版, 序言.

[3]王治国.狄更斯传略[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11, 第1版:120.

[4]王治国.狄更斯传略[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11, 第1版:124.

[5][英]A.L.勒内著.段忠桥译.卡莱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7, 第1版:67.

[6][英]T.A.杰克逊著.范德一译.查尔斯·狄更斯——一个激进人物的进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12, 第1版:177.

[7][英]T.A.杰克逊著.范德一译.查尔斯·狄更斯——一个激进人物的进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12, 第1版: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