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论文

法国大革命论文（精选12篇）

法国大革命论文 篇1

中世纪的法国,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任何一个人。其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都是可分的,属于不同的人。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不适应强调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法国大革命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推翻中世纪这种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确立现代意义的完整的土地私有权体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本文试图从土地所有权的确立这一角度,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做浅显的分析。

一、大革命前的土地权利结构

土地所有权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现代社会,土地所有权指所有人占有、使用、处置土地并从土地上获取利益的权利,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的特征。而中世纪的西欧,封建土地权利都是有限的、可分的和共同的。土地所有权可分为两个部分:从属所有权和高级所有权。从属所有权指所有人对土地有使用处置的权利。土地所有人可以使用、转让、分割和继承土地,但在法律上是不完全的且受到条件限制。高级所有权指土地所有人可以监督土地的使用和管理。此外,他们还保留收回已经给予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因此,在中世纪的法国没有任何人完全拥有一块土地。

由于土地并未为任何人所拥有,而是由各等级人士所持有,因此每一个等级的人都享有一部分的权利。就农民而言,大革命前绝大多数农民都持有一小块土地,但他们多只拥有土地的从属所有权。他们可使用、转让、继承土地,可获得土地上的收益,但要接受领主的监督管理,并履行一定的封建义务。他们不能随意转让出售土地,只有在得到领主的允许并交纳土地转让金后方可转让。土地可永久地由持有者及其后人占有,但子女在继承土地时须向领主交纳一定费用。农民每年还须向领主交纳封建地租、提供劳役等。总体而言,大革命之前法国农民的土地附着大量封建义务和封建租税,而这些封建义务和封建租税的存在是其土地所有权不完全的标志。唯有废除这些封建权利,才能确立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权。

二、君主立宪派的土地政策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首先上台的就是君主立宪派,他们提出一系列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如八月法令和三月法令。

(一)八月法令

1789年8月4日,君主立宪派颁布一系列法令废除土地上的封建特权,统称为“八月法令”。根据法令,封建权利被分为两种:无条件废除的封建权利和可赎买的封建权利。其中,按规定可无条件废除的封建权利主要包括:(1)永久管业权、封建徭役等旧的封建奴役制度。(2)领主的狩猎权、养鸽权、禁猎区等象征着领主身份的各种封建特权;以及领主通过禁令权强迫农民使用领主磨坊、压酒器;砍伐森林或河塘捕鱼而交纳的各种费用等。庄园法庭也被无条件废除,但在政府建立起新的司法体系之前旧司法人员继续保留岗位。(3)什一税,然而在法律尚未做出具体规定前,人们必须按照旧的方式交纳什一税。可赎买的封建权利主要是指各种封建租税,如年贡、庄园什一税,以及各种额外租税如土地转让金等。法令第6条宣称,所有的永久地租,无论是实物形式的还是货币形式的,无论是什么种类的,无论它们的起源是什么,无论它们应由谁来承担,它们都要赎买。庄园什一税也是如此,赎买的比率日后由国民会议确定,在此之前农民需要继续交纳封建租税。在最后,法令还宣布:“要采取保护措施在未来将不再产生任何不许补偿的租金。”[1]这实际上为各种封建租税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断绝了农民的所有幻想。

从上述法令内容可以看出,八月法令并没有实现其第一条所称的“彻底废除封建制度”的宣言。八月法令废除了各种封建劳役、农奴制、永久管业权等,使农民获得人身自由。但实际上当时法国绝大部分农民已获得人身自由,仅在弗朗什—孔泰等地还有约100万的农奴残留。1779年时路易十六政府也曾宣布于王室领地废除永久管业权,并号召其他领主也追随政府的行为。狩猎权等领主特权曾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但这些并不是农民最沉重的负担。不少富裕农民早已突破了这些特权限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民已自发突破领主禁令权的限制。1790年3月,国民议会正式废除禁令权,而此时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已经不再使用领主的磨坊并开始组建农民自己的磨坊和烤炉等。当时,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各种封建租税。然而八月法令并没有废除封建租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依旧是不完整的。著名封建法学家梅林·德·杜埃表示:“在破坏封建制度时,我们没有打算要剥夺采邑的合法土地所有者他们的所有权,但我们已改变了这些财产的性质:从此以后(它们)从封建法中解放出来,(但)它们依然服从地产法。”[2]对农民来说,无论是服从封建法还是地产法,年贡、土地转让金等封建租税的存在依然是其土地所有权不完整的标志。

(二)三月法令

1790年3月15日,根据八月法令的精神,君主立宪派颁布了有关封建权利的废除和赎买的具体方法及相关规定,这就是1790年3月15日法令。

三月法令依旧将封建权利分为两种:属人权和属物权。属人权是指封建动乱时期领主从公共霸占、公共出让或靠暴力确立的权利,是领主篡夺的公共权利。这其中包括荣誉权、司法权、永久管业权、奴役权、狩猎权、禁猎区、养鸽权、市场权、道路费等等。属物权被认为是领主最初将土地转让给农民所获得的权利,这些权利属于领主合法的正当收入,必须通过赎买方式才能获得解放。年贡、庄园什一税等封建年费和土地转让金等均属于需要赎买的权利。至于具体赎买方式完全由领主决定。倘若领主的地契在1789年大恐慌时期被烧毁,领主只需找到10个证人证明其在1789年前的三十年里曾拥有该土地就可被认定具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而农民若想拒绝支付赎买费用,就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这块土地是领主采取非法手段侵占的,当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790年5月,封建委员会确定了具体的赎买方式和赎买价格。根据法令的规定,以货币支付封建年费的土地的赎买价为年产值的20倍,以实物形式交纳封建费用的土地的赎买价为年产值的25倍。土地转让金等临时费用则为应支付转让金比率的5倍。其定价基准或按土地等级定价,或依据协议定价。假设土地转让金的比率为1/12,这块土地的购买价格为100利弗尔,以前农民购买土地时只需交纳8.34利弗尔的土地转让金。按照新标准,赎买土地的土地转让金比例达到5/12,即41.67利弗尔。农民可单独赎买自己的土地,若拥有多块土地也可分开赎买。但每块土地上所有的封建权利必须一起赎买,在赎买金全额交纳前农民必须继续缴纳这些封建租税。共同所有人可分开赎买临时费用但必须共同赎买年贡等封建年费。此外,农民还须补交三十年来拖欠的部分。如此苛刻的赎买标准使普通小农赎买地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791年9月9日,夏朗德滨海省一个土地占有者的代理人在佩莱(Paillé)城堡公证人的陪同下向领主提出申请,希望能赎买8茹尔纳勒土地(茹尔纳勒(Journal),古代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一人一天能耕作的面积)。这块土地每年每茹尔纳勒的产量约为3斗,年总产量为24斗(斗(boisseau),容量单位,1斗为12.5升)。按赎买前十四年间小麦的两个最高价和两个最低价之间的平均价格折算,每斗平均价格为317苏(苏(sou),法国辅币单位,旧时1苏为1/20利弗尔,1利弗尔相当于1古斤银的价格)6德尼埃(德尼埃(denier),法国古代货币单位,1德尼埃约为1/12苏,1/240利弗尔),3斗小麦的价格为1 012苏6德尼埃,即每年每茹尔纳勒的年产值约合1 012苏6德尼埃。这块地是以实物形式交纳,赎买比率为25倍,即每茹尔纳勒的土地需交纳25 312苏6德尼埃。再加上土地转让金的赎买费用,每茹尔纳勒的赎买费用约为28 618苏2德尼埃[3]。若按每利弗尔约合20苏的比率计算,约为1 431利弗尔。那么,8茹尔纳勒土地的赎买价达到上万利弗尔。封建赋税的赎买不仅赎买金额高,所需赎买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如免费磨麦的权力等。1791年6月1日,加尔郡阿莱镇批发商普朗蒂埃·弗朗索瓦赎买了圣贝尔纳—圣克莱尔修道院一笔封建地租的收取权,即7塞提埃面粉的地租和在阿莱镇的新磨坊免费磨16袋小麦的权力。普朗蒂埃为这笔地租税“仅”支付2 100利弗尔[4]。全国需赎买的封建租税估计达到1.2亿利弗尔[5]。按20倍的比率计算,则农民共需支付24亿利弗尔,按25倍的比率计算则需支付约30亿利弗尔。真正能赎买土地的多是大地产主、资产阶级,大多数农民实际上根本无法通过赎买方式获取完整的土地所有权。

三、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

君主立宪派的土地政策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为得到农民的支持,吉伦特派上台后决定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

(一)吉伦特派的土地政策

1792年2月29日,库通在国民会议上提议不应再有需要赎买的封建费用,除非是那些能提供证据证明土地费用最初就建立在确实的土地授予基础上或建立在双方都认可的基础上的。4月,国民会议就这一问题展开激烈讨论。1792年6月18日,议会宣布,国民会议取消1790年3月15日法令中第三章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以及所有相关的法令规定,无条件废除一切临时费用、年贡费用、封建费用等等。除非领主能提供证明其土地是非封建、现金租税租约的原始证书。8月20日至27日,议会又颁布多项法令再次强调年贡等封建租税被无条件废除,除非能提供证明其最初的土地转让的证据。这实际上已经废除了大多数农民土地上所附着的年贡、庄园什一税、土地转让金等封建租税,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象征。“从此以后,法国的土地从封建特权中解放出来,除了那些由私人协议所确立的和法律所支持的那些。旧制度时的格言‘nul terre sans seigneur(没有土地没有领主)’……被废除。”[6]此外,即使农民需要赎买各项租税也无须所有费用一起赎买,所有赎买都可分开进行,各项临时费用可一项项赎买,减轻了那些缺少资金的小农的负担。

吉伦特派的土地政策使大多数农民获得了完整的土地所有权,但是在领主不能提供证据的前提下。当领主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时,这些土地上所附着的封建义务依然得到承认,这也变相地承认地主所持有的土地上这些封建义务的合法性,土地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

(二)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

1793年,雅各宾派上台,走向更加激进的改革道路。7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规定:“所有以前的庄园租金、封建费用、年贡费用、固定的和临时费用,以及由去年8月25日法令保留的那些费用全部无条件废除。”[7]但排除了那些纯粹土地收益且非封建性质的地租,并规定以前领主、公证人等所持有的那些封建地契必须全部烧毁。8月10日前所收集的地契证书应当在市政委员会和乡村共同体委员会的组织下于10日当天当众烧毁,其余的必须在法令颁布后3个月内全部被烧毁。法令第7条规定,若有人窝藏、窃取那些理应被烧毁的地契证书的底稿或副本,将处以五年监禁。根据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土地上所附着的所有封建权利均被完全废除,消除了土地上所有权不完整的标志。至此,“农民的地权才充分的解放。”[8]农民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

1804年,《拿破仑法典》规定了“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9]概念,正式从法律上确立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大革命爆发前的法国,土地所有权并不明晰。上至国王、各级领主,下至普通农民,人人都持有土地上一部分权利,但没有任何人完全拥有一块土地。土地不仅附着大量封建义务,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和政治地位。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决定封建等级关系的土地所有制极大地制约了法国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大革命时期各派革命政权纷纷出台措施废除土地上的封建义务,逐步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从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到完整的土地所有权,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变革,更反映了这一时期法国政治上的变革,标志着法国由一个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

摘要：土地是农业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归属决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中世纪的法国,土地所有权结构混乱,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不完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纷纷出台一系列法令废除土地上的封建义务,逐渐确立起现代意义上完全的排外的土地所有权。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土地政策,土地私有权,土地问题

参考文献

[1]Ph.Sagnac et P.Caron,Les comités des droits féodaux et de législation et l’abolition du régime seigneurial(1789-1793),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05:2.

[2]Gérard Walter,Histoire des paysans de France,Paris,Flammarion,1963:380.

[3]J.-N.Luc,Le rachat des droits féodaux dans le départment de la Charente-Inférieure(1789-1793),in Albert Soboul(direction),Contributionsàl’histoire paysann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Edition sociales,1977:317.

[4]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第1卷制宪议会(下)[M].陈祚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31.

[5]Gérard Walter,Histoire des paysans de France,Paris,Flammarion,1963:389.

[6]P.M.Jones,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92.

[7]Ph.Sagnac et P.Caron,Les comités des droits féodaux et de législation et l’abolition du régime seigneurial(1789—1793),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05:775.

[8]施亨利.19世纪欧洲土地制度史纲[M].郭汉鸣,译.南京:正中书局,1935:154.

[9]拿破仑法典:法国民法典[M].李浩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72.

法国大革命论文 篇2

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结合本课内容和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是——

1、掌握《人权宣言》的内容。《人权宣言》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目标和理想，是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和主要成果之一，理解好了有助于理解资产阶级的目的和阶级性，也有助于理解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资本主义民展史上的地位。

2、拿破仑的主要活动。拿破仑是法国历史上一位伟大历史人物，对欧洲历史也产生重要的影响。无论是讲法国历史，还是讲近代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不可能绕过拿破仑及其主要活动。

教学难点——对拿破仑的评价。正确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站在一个比较高的理论高度予以把握，因此它是本课的一个难点。教学准备：

1、课前要求学生准备好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有关资料。

2、教师研读课标、教材，撰写好教案并制作好课件。

3、课前把全班分成六个学习小组进行合作探究学习。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课件出示拿破仑跃马驰骋的画像和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师：知道他是谁吗？ 生：拿破仑。

师：知道他的有关事迹吗？当年曾有人评价他“打个喷嚏就会使全欧洲感冒”，那么拿破仑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他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能量，他又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12课，了解这段历史。

（板书课题：法国大革命）探究新课

 学习第一部分“攻占巴士底狱”

多媒体出示问题：大革命前法国国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以此来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教材第一自然段，同时多媒体出示法国社会的等级制度介绍）

学生讨论，各学习小组指派代表回答。师在学生发言的基础上出示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当时法国波旁王朝统治腐朽，资产阶级有钱却无权，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第三等级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获得政治权利。1.2.3.1.导火线——三级会议的召开（课件出示三级会议的图片）

教师引导学生了解三级会议召开时间、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召开会议的目的及其结果即可。革命爆发的标志——攻占巴士底狱

课件出示“攻占巴士底狱”图片，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让学生有感情讲述攻占巴士底狱情景。问：谁是革命的主力军？进一步渲染革命气氛。了解法国国庆节（7月14目）的来历。

学习第二部分“《人权宣言》”

师：法国大革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颁布《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学生看书，多媒体展示材料：《人权宣言》的第1和第17条）

材料一 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民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提问：法国资产阶级为什么把自由和平等放在第一位？ 材料二 第十七条：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提问：这条规定反映了哪些人的利益？如何评价《人权宣言》？（学生分小组讨论回答上述问题）师根据学生回答后多媒体出示：  《人权宣言》①内容：强调人权、法治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②地位：纲领性文件、资本主义立国原则。

③评价：阶级性、进步性。

师小结：尽管《人权宣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追求。因此，《人权宣言》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超越时空，影响未来和异域。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权宣言》是新社会的出生证明。

师：革命虽然取得了些成果，但形势不容乐观。欧洲各国君主害怕本国受法国革命的感染，联合入侵法国，极力想把革命扼杀在摇篮里。法兰西儿女高唱《马赛曲》，为国赴难。（多媒体播放《马赛曲》片段）而国王和王后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也妄图恢复过去的生活，法国人民推动革命继续发展，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建立共和国。（多媒体出示《处死国王》图片）雅各宾派上台执政，把革命推向高潮，然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依然混乱。历史给了拿破仑机遇。

 学习第三部分“拿破仑的主要活动”

分析拿破仑上台的背景：

师：热月政变后，法国内部政局动荡，外有强敌压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面临丧失的危险。法国大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当时法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西哀耶斯说过这样一句话。（多媒体出示材料）

（法国）需要两件东西：一个头脑和一把宝剑

——西哀耶斯 师：西哀耶斯自认他就是法国的“头脑”。那么，他心目中的宝剑是谁？拿破仑为什么能够成为“宝剑”？（学生介绍课前搜集到的有关拿破仑的生平事迹，对拿破仑有初步的认识）

师：资产阶级要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反封建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击退反法同盟，需要卓越的军事才能，而拿破仑恰恰具备了这些。1799年，在法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夺取了政权。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上台以后，为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拿破仑的内外政策。

（师指导学生看书并思考）

师：拿破仑上台后分别采取了哪些对内对外政策？

生：对内制定新宪法，颁布《法典》；对外打击反法同盟。师：下面让我们走近《拿破仑法典》（多媒体出示〈法典〉内容）

《拿破仑法典》分为总则和第一、二、三编，共有2281条。第一编是人法，是关于民事权利主体的规定，共509条；第二编是物法，规定了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他物权，共195条；第三编是关于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共1571条。

师：《法典》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将革命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200年来，法国经历了王朝复辟，四次共和国和一次帝国的动荡，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是，《拿破仑法典》却始终屹立不倒。这充分表明了《拿破仑法典》的生命力。拿破仑是以战争起家的，也因战争而闻名于世。下面，我们就来了解拿破仑的对外战争。

（多媒体出示有关拿破仑的战争电影片段）

师：请同学们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拿破仑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军事成就？另一个是军事天才拿破仑为什么最终会被打败？

（学生介绍课前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六个学习小组各派一名代表发言）

生：拿破仑绝对不仅仅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想熏陶的军事家。1.1.生：拿破仑早期的战争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获得解放，这是拿破仑早期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

……

师：但是，从1812年开始，同样一个拿破仑，却不断遭到挫折，直至失败。1812年远征俄国失利，1814被迫退位，1815年滑铁卢又遭到噩梦。这又是为什么呢？ 生①：后期战争是不正义的。

生②：后期战争具有侵略性和争霸性。

生④：战争使法国国内矛盾激化，经济遭到破坏。

生⑤：当时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势力。

……

师小结拿破仑一生主要活动并用多媒体出示：

初露锋芒 政变夺权（1799）建立帝国（1804）颁布《法典》 对外征战 远征失败，被迫下台。1.探究活动：“历史的叹息——话说拿破仑”

（师用多媒体出示问题，学习小组进行讨论，深入探究）：

有人说：“拿破仑巩固了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是革命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也有人说：“拿破仑的对外战争给法国和其它国家人民带来灾难，是一个暴君！” ①你是怎样看待拿破仑的？

②我们在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要注意什么？

4、课堂小结：法国大革命中人民群众显示了伟大力量，结束了法国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震撼整个欧洲封建制度，并给予沉重打击，它的彻底性更为以后各国革命树立榜样，具有世界意义。作业布置：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雄人物辈出，如华盛顿、拿破仑等等，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经历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请你出一期手抄报，介绍他们的事迹，并对他们进行简要评价。

教学小结：

法国大革命是欧洲最大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人民的推动下，革命走向深入，拿破仑运用他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战争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本课对学生进行分组学习，一方面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激活课堂氛围，实现师生互动；另一方面注意培养学生综合归纳、全面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以合作探究、问题讨论等结合来组织学习本课知识，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板书设计：

法国大革命

一、攻占巴士底狱

二、《人权宣言》

三、拿破仑的主要活动

1、革命爆发原因

1、内容

1、上台背景

2、三级会议的召开

2、地位

2、对内对外政策

3、爆发标志

3、评价

法国大革命的光荣和不幸 篇3

书评人/康慨

革命是个神圣的词汇，反革命罪该万死。就是这样。

法国大革命以结论的形式教授给我们的是，其成果不容置疑，意义不可诋毁，成因和过程皆属不可避免。近现代一切民族革命的母亲和楷模，一场由人民发动也是为了人民的暴力革命。一切对反动派和落后分子的镇压都是合理的，一切对旧制度和旧传统的破坏都是必要的。暴力、断头台和内战被浪漫化了，恐怖区分出了红白两色。历史非但没有其他的可能，也不可以有其他的解释。但雅克·索雷的这本书从头到尾，通篇都是提问，然后以一种简便但高效的方式提供解答：他从两百年来汗牛充栋的大革命论著中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观点，加以比较和点评。

与中译本书名中的“拷问”二字带来的暗示不同，这不是一本标新立异或充满挑战的作品。相反，它汇总并经常试图调和那些相互冲突的理论和观念。此书首次出版时（1988）正值五月革命二十周年，加上大革命二百周年（1989）即将到来，在法国，革命史学界的焦虑达到了空前的强度——我们仍然不能盖棺论定吗？

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正统史学界和深受英美学派影响的“修正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论战持续了多年。前者捍卫革命的神圣，后者却立意鞭尸，名头最响的一位，非当时的“两百周年之王”弗朗索瓦·菲雷莫属，他轰动一时的名作《思考法国大革命》于1978年问世（中译本2005年出版）。书中充满了挑战式的诘问，有些观点，如“极权主义之母”的说法，连右翼政治家——他们同样自视为大革命的直系后代——也难以接受。

正因为如此，索雷在本书开篇写道：“对历史学家而言，法国大革命不完全是过去的样子了。”

18世纪的巴黎，穷作家的地位比妓女还低，而广阔的外省仍然属于欧洲最落后的天地。平民暴动拯救了革命，法学家登上领导岗位，他们对自由充满蔑视，他们宏伟的目标必定遭遇手段的匮乏，绝望使他们诉诸暴力，把“理性”奉为新的世俗宗教，他们拒绝了党派政治，让民主蜕变为小集团的独裁，恐怖统治很快由阶级镇压转为针对个人的社会净化。人民的痛苦从未减轻，外省的反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但仅就巴黎而言，君主制度下未能达成的中央集权达成了，还留下了一支有荣誉感和职业献身精神的革命军队，等待着一个军事奇才通过政变掌握大权。尔后，正像青年马克思指出的，拿破仑“以不断战争取代不断革命而完成了恐怖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已有许多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译入中国，索雷的综述有助于我们整体上的认识，这本书自身也是引人入胜的，尽管有时候并不容易区分索雷本人的观点。

两百年来出现了那么多新兴的国家，带着那么明显的大革命的血统，以至于“我们常常确信，国家和政府从此将永远按照这种模式建立和解体”，索雷写道，“大革命发明了现代政治，这既是它的光荣，也是它的不幸。”

《拷问法国大革命》

作者：[法] 雅克·索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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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思考 篇4

一个社会若不想发生大革命,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 公正而完善的法律拥有社会一致认可的权威, 二、公正而完善的选拔人才的机制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可以说, 法国没有公正而完善的且受社会一致认可的选拔人才的机制, 这就不利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衰落的贵族阶层依然拥有封建特权和崇高的社会地位, 而崛起的资产阶级却不能取得与其实力与能力相等的名誉和社会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 矛盾必然会加大, 资产阶级的影响必然会越来越大, 其要求也会随之而变大, 而日益衰落的贵族阶层也就更难以进行积重难返的改革。改革一旦失败, 革命便难以遏制了。

与其说革命前的法国是封建国家, 不如说它更像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真正掌权的人”主要来自第三等级中的知识精英和资产阶级, 这些办事人员并非都是由国王或中央政府任命的, 也不必经过国王或中央政府的批准, 也不会对国王或政府感恩戴德。他们掌权必然会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这就极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 而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就会要求与其权力和实力更加相配的名誉和地位。相反, 日益衰落的贵族阶层却依然享有旧制度赋予的特权和高傲, 这必然让第三等级感到不公并产生不满进而要用实力和手中的权力改变现状。革命前的法国封建的躯壳已经裹不住发生质变的躯体, 其破茧成蝶的条件早已成熟, 法国大革命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革命, 它把第三等级已经 “攫取”的权力合法化, 同时取消特权贵族并不但从事实上而且从名义上自己掌权。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和平等, 自由不自由平等不平等更重要的是一种感受, 是取决于人们认识能力和承受能力的大小,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自由, 并且这种感受是被宣传为不可忍受的。大革命前法国人相对于欧洲各国人民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衰落的专制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权益和自由, 也越发的感到只有获得全部的权益和自由才能获得幸福, 因此对阻挠自己获得剩下的权益和自由的专制政府越来越感到仇恨, 更不能忍受专制。强大的专制政权把人民划分为简单两大类, 一类是享有权力和特权的统治阶层, 一类是被严密控制的普通国民。被严密控制的国民因受到统治者巨大束缚和剥削即便不是赤贫但也都不太富裕, 因此广大国民之间差距不大。而享有权力和特权的统治阶层因其人数极少其大都居于首都或行政中心, 因此普通国民很难感受到这种差距, 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 大家触目所及, 互相差距不大, 自然也不易产生不平之心而爆发革命。但是衰落的专制政府则不然, 原本其专制权力充满了整个社会, 但随着自身的衰落和萎缩, 它已经无力控制和束缚国民, 这样就在社会上, 每个国民周围出现了权力空洞, 并且专制政权进行专制统治, 政策就是法律, 因此它的法律往往并不健全, 这样在其衰落时个人权利和自由必然开始扩张填补了专制权力退缩在社会上和个人周围造成的权力空洞, 甚至根据专制权力衰退程度和速度, 侵占部分专制权力, 从而加剧了其衰落速度。在这种条件下, 每个人取得的自由和权利则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 即便同样是第三等级, 人们之间的差距也渐渐拉大。革命前, 法国的专制统治其实早已只是空壳一具了, 其专制权力有一部分已经被第三等级吞噬。

大革命之初人们对专制王权是有敬畏之心的, 但当突发的克制的革命发现它的软弱无能后, 便变得狂野和不再克制了。各个阶层不同党派你方唱罢我登场, 高喊自由平等的口号不断革命不断变换政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最终稳定法国社会的却是拿破仑的帝国, 我们不禁感叹, 古今的政治形态竟如此之神似。一些所谓的革命, 其实是由一个组织更为严密的更强大的专制者取代衰落的专制者。

解除一个社会积存已久的社会痼疾, 也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由社会精英进行改革, 一种是革命。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社会矛盾的复杂程度和改革者的实力与策略, 革命则只需要一个突发事件。真正有理性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应该是改革而非革命。只有建立在传统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才可能长久, 法国之所以频繁革命和更换政体就在于剧烈的革命极大地摧毁了原有传统, 使得法国社会不得不重新洗牌, 而幻象依靠制定一部法律就能建立共和的想法是幼稚的。理论上的确如此, 但改革也不是都能成功的, 更有甚者, 失败的改革反而会引爆革命。因此, 面对一场革命, 我们不但要研究促其爆发的突发事件, 还应深入探求孕育革命的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 不仅要看到人民发动革命的积极斗争, 还要看到贯穿革命始终的调和努力和其中无力回天的无奈。

法国没有那么幸运, 革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也正因如此, 英国逐步走向民主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对后发民族来说是难以复制的, 而法国革命却产生了世界级的影响。从革命的目的和结果看, 它推翻了专制政权, 帮助法国人实现梦寐以求的了民主与自由, 使专制主义和它的变种在此后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我说, 它比之后的辛亥革命以及俄国十月革命都要成功!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柏克著, 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法国革命论》, 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3]阿贝尔·索布尔著, 马胜利、高毅、王庭荣译:《法国大革命史》

对比美国法国大革命 篇5

罗素曾讲过，“在落后国家，观念引起革命；在先进国家，革命引起观念。”在落后国家，除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力量外，其他力量都很薄弱，观念力量一呼百应，往往一上来就引起大革命。法国、中国、俄国都是观念引起的革命。在先进国家先有实际的革命，变动了政治制度以后，再释放观念的辐射力，观念跟着慢慢变化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姊妹革命”

人物周刊：有人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说就像性格差异极大的异卵双胞胎。

朱学勤：其实当时就有人注意到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一，时间距离极近。如果把美国革命从1775年到1787年作为界限，1787年后两年，法国就发生了革命。用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同时发生的事；第二，它们之间确实也有人员影响、思想渗透、相互回荡。当时横跨大洋两岸、同时参与两大革命的人很多。比如激进的革命者托马斯〃潘恩，他参加过美国革命，之后又到法国参加革命，曾被推举为法国的荣誉公民，参与国民公会辩论，被雅各宾派送进了监狱，差点断头。法国这边，类似的有拉法耶特。从政治家来讲，杰斐逊的革命民主主义就来源于法国，在《独立宣言》中看得到法国革命的启蒙思想，比如说，“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1792年法国国民公会辩论路易十六该不该受审判该不该死，华盛顿亲自给法国写信，用的是外交辞令，但充满真情实感，说路易十六帮助过美国革

命，如果法国把他送上断头台，会大大“伤害美国人民的感情”。法国革命第一阶段以美国为榜样，到第三阶段雅各宾派公然提出，相比美国革命，我们现在从事的是人类真正的革命。法国所做的，正在突破美国革命的狭隘眼界。有太多事例证明，这两场革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称为“姊妹革命”实至名归。

人物周刊：您似乎认为一般说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不完整的？

朱学勤：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国人讲的美国革命史有些不满。中国人只讲到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后面就不说了。这是腰斩了美国革命。如果仅仅讲到1783年，美国可以选择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也确实有过辩论，建立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没有国王是不是引进一个国王，种种可能性都讨论过。最后瓜熟蒂落是1787年制宪会议，所以后半段是更为重要的，可以检验当年用来号召人心的《独立宣言》。当年你讲的不只是要赶走英国，还包括尝试新的制度，新的制度在哪里？1787年才能看出来。否则这场革命仅仅是一批人战胜了另一批人，是一次战争的胜利，不是政治革命的胜利。

至于法国革命，对它的起没有多大争议，就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它的止，史学界有多种划分。最短的一种是把它截断到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雅各宾派被推翻，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也有往后延伸的，把拿破仑彻底失败看作法国革命结束。恩格斯就把拿破仑时代称作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那就要划到1815年。

人物周刊：《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托克维尔还说大革命到他写

书时还没有结束。

朱学勤：因为还有比恩格斯更长的划分。即使到拿破仑被彻底流放，王党归来，波旁王朝复辟，法国并未长治久安。在动荡中，大革命时活跃过的各大派别重新奋起。比如说1830年的“七月革命”，也就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义女的男朋友拿起枪杆子到街垒里干的那场革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后，建立政权的是路易十六家族的旁支。“七月王朝”时间也不长，1848年2月法国又革命了。“二月革命”没多长时间，1848年6月又起义，又被镇压。之后，是拿破仑的小侄子，路易〃拿破仑建立了一个短暂的稳定时期，一直维持到1870年9月他在普法战争中被俾斯麦军队俘虏，有二十多年。这20年，是路易〃拿破仑给法国带来繁荣的时代，法国经济高速发展，还举办世界博览会。今天许多法国历史学家都认为，如果要在法国史上找一个时代，和我们的邓小平时代相称，就是路易〃拿破仑的20年，当时称为自由帝国、繁荣帝国。

20年后，泡沫刺破，烟消云散。小拿破仑被俘，直接刺激了巴黎再一次奋起。那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不过72天又被镇压下去。巴黎公社起义之时，有雅各宾派的残余分子参与巷战。大革命的政治派别、政治力量一直活跃到七八十年以后。为什么叫巴黎公社？这个旗号在大革命前就有，大革命时也有人举过。巴黎公社既是激进的又是复古的，要恢复路易十六之前旧制度里面的地方自治，就是公社制度。大革命的余波荡漾到了1871年。对法国革命起止划得最宽的那一派历史学家也有理由把法国革命结束划到1871年。我个

人认为划到1815年比较恰当。我认同恩格斯的说法，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法国革命是从1789年到1815年，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人物周刊：之所以强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完整性，是因为后来这两场革命也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传统、制度设计。

朱学勤：最根本的就是制度本身。美国1787年制定宪法，以这部宪法为标志，建立了议会政府、三权分立、共和政体，到现在都没有动摇过。1787年后美国再无革命。即使今天存在那么多的问题，我想没有人认为美国有革命危机。至于法国，无论确立的是第一宪法、第二宪法、第三宪法，还是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是没有稳定性的。我们把1815年作为法国革命的终止，这场革命有它的成果，但制度层面上是失败的。

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人物周刊：相较而言，美国革命大致局限在政治领域，法国革命也涉及社会文化领域。您似乎比较欣赏前者，就是将革命局限在政治领域，所谓“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朱学勤：在社会层面，我是个保守主义者。我有一个基本观念：人类社会自身有演变逻辑，会自然而然发展、纠错。我尊重这个自发秩序，反对对社会做人为的外科手术。人类文明是怎么发展成这个样子的？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就是自发演变的结果显然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福祉。对此人类的理性到今天还没有能充分地认识和解释。人不仅没办法颠覆，也改造不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当年

亚当〃斯密曾强烈地反对法国革命激进阶段的暴行，他维护的就是社会本身自我演变的权利。

但同一种社会基础可以有不同的制度形态跟它衔接，有些能适应，有些不能适应，有些起初能适应后来不再能适应。社会不大规模破坏的同时政治制度可以选择。这意味着，你可以改革。而如果你不愿改、改不动，很可能就会促发危机，革命就会来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的对话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周期律与民主问题。政治制度有适应期有不适应期，如果到了不适应的时候还是不改革，那只能是被推翻。革命来了，我们应该限制革命的范围，不让革命扩及开去破坏社会秩序。所以我才提出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为什么我把美国革命称为小革命？从1775到1787年，美国有没有社会革命？没有。有没有在赶走英国人的同时把美国的土地所有制改一下？没有。当然那个时候美国土地太充足了，也没有这个需要。但美国也有冲突激烈的时候啊，传媒人特别熟悉的“扒粪时代”，腐败很多，官民矛盾也很激烈，但它没有过阶级斗争，更没有阶级革命。所以我们今天到美国去，除被南北战争破坏的地方，大多数的地方维持独立战争前的建筑、社区、社会结构。美国的历史是短暂的，但这短暂的两百多年历史没被破坏过。而在欧洲和亚洲，这两百多年里发生了多少次破坏旧的社会基础的革命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是最激进的也是最保守的。它成功遏制了革命浪潮越过堤岸冲击社会。

人物周刊：关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有所谓的大、小契约论，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政府合法性的问题？

朱学勤：契约论是从17世纪开始的。在这以前，君权神授，是没办法质疑的。从霍布斯、洛克一直到卢梭，契约论提出了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把权力的来源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其进步性、合理性就在这地方。但到了卢梭那里，夸大到要把整个社会都交给政府，所以叫“社会契约论”，这就非常危险了。如果仅涉及政治问题，民众和政府可以有一个契约，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它在制度上有一些仪式化的安排。比如4年选一次总统就是人民把让渡出去的权力拿回来再重新授权一次的意思。

人物周刊：比较英、美、法三次革命，革命之前，美国没有纯粹的观念活动，英国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而法国有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为什么看起来理论准备最充分的法国革命取得的成果实际上最不稳固？

朱学勤：法国革命前，所谓的启蒙活动扩大为启蒙运动，意味着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动员程度已经达到了最大值。一旦政治体制难以容纳，会引起爆炸性的后果，即小革命（政治）到中革命（社会）到大革命（精神）。历史上的小革命，其实都是有限革命，政治参与没达到爆炸性的程度。比如美国制定宪法，55个人的一个关门会议。但它不是一个拒绝民主的会议。如果说制宪的过程是共和，各种利益谈判形成双赢的结果，那么开门把宪法交给纳税人，经过投票同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了。法国不是，制宪一下子进入大民主阶段，所有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都可以否定另一个人的意见，民主进入到了广

场阶段，所以很难确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宪法文本。罗素曾讲过，“在落后国家，观念引起革命；在先进国家，革命引起观念。”这话很有深度。因为在落后国家，除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力量外，其他力量都很薄弱，观念力量一呼百应，往往一上来就引起大革命。法国、中国、俄国都是观念引起的革命。在先进国家先有实际的革命，变动了政治制度以后，再释放观念的辐射力，观念跟着慢慢变化。

人物周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领导集团的不同构成是否也对革命风格有影响？

朱学勤：有一个有意味的现象：两场革命的领导集团，美国的都全身而退，没有一个死于内部厮杀；法国有相当多的人，不是死在王党、反法同盟等敌人的手里，而死于革命内部的绞杀。丹东是罗伯斯庇尔所杀，罗伯斯庇尔是热月党人所杀。其他革命领袖被杀死的太多了。这情况在美国革命中找不到。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两国的领导集团不同。法国革命的领导集团，大多既无政治管理经验，也无经济管理经验。有这种经验就会知道人们的利益冲突是每天每时在发生的，这种冲突，其实可以通过博弈、谈判、双赢的方式获得一个结局。而美国革命的领导集团，要么是在英国管理时期已经成为议会精英，有过政治管理经验；要么本人是律师、企业主、农场主，有工商生活的管理经验，积淀了相当丰厚的工商文明。工商文明处理人们的观念冲突也好、利益冲突也好，都不是诉诸武力，而是通过谈判。而法国革命的领导集团，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这些人都是拿破仑讲的“意识形态分子”。拿破仑这么讲是对的。他非常惊讶法国革命 的领袖怎么都是意识形态专家，而非有经验的政治家或企业家。观念型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和政治家、企业家领导的完全不同。用韦伯的话讲，法国革命是把可以分解的量上升为不可分解的质；而美国革命是把不可分解的质下降为可以分解的量、可以量化的经济利益，讨价还价。为什么1787年的会议要开3个月？每天都在讨价还价。这批企业家和那批企业家在谈判嘛。而法国革命，你看国民公会辩论，全都是宏伟叙述、激越浪漫的诗篇，而且诉诸道德，在政治斗争中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只知道理，道德之理，不知事理，事物之理。

人物周刊：当时美国和法国对国家制度的设计是否也体现了对人性的不同认识？

朱学勤：其实两国是相互渗透的。像汉密尔顿更多认为人性本恶，设立制度就是为抑制人们在政治层面上的邪恶。另一方像杰斐逊等人，受启蒙思想影响比较多，认为人性本善，政治制度的安排应该最大限度调动人性的善，用政治来追求人间天堂，用今天的话来讲，相对而言是个左翼；汉密尔顿天然地就是个右翼。左翼和右翼达成了哪种共和？右翼设计好了制度，左翼在制度平台上批判这个制度。这就是共和制度上面的民主追求。问题在于杰斐逊在美国代表的这股民主力量，在法国革命中成了主流，没有力量跟它抗衡。它用政治来追求宗教的目标，要把日月河山乃至人心的道德是非重新安排，那革命承担的东西太多了。不光承担了制度变易，还承担了价值观的彻底颠覆、人性的改造，不成为大革命才怪。

一些根本性价值冲突只能靠宗教调节

人物周刊：大革命之初，法国自由派贵族的制度设计很出色，但后来革命失控，他们或逃或亡。他们原本有机会成功吗？或者说法国革命有没有可能停止在这个阶段？

朱学勤：假设的历史学是最迷惑人的。任何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假设。我觉得是有成功的概率的。法国革命1789年7月14日控制不了，但后面如果有一步控制得住，也许不会引起后来激进的状态，就是杀国王。杀国王最终促发了旧欧洲所有王室联合起来扑灭革命。法国革命中后期始终是在对内革命、对外战争的交织中进行的，这就导致内部清洗越来越残酷。杀国王是一个历史的三岔路口，错过这个路口，没有回头路，只能找下一个路口，后面的事就很难避免了。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性冲动，事实上辩论时也是以微弱多数通过。

人物周刊：大革命阶段是那样设计制度，但之后法国出过十多部宪法，重新设计制度时对人性的理解是否有所改变？

朱学勤：法国革命后来逐渐在收敛。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时，又一次冲破束缚，达到非常激进的阶段，追求一个崭新的人间秩序。所以72天的巴黎公社是必然失败的。你到法国的蒙马特高地去看，蒙马特高地是革命圣地，从法国革命到巴黎公社，不断爆发起义的地方。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国人在那里建了一个新教堂，叫圣心大教堂。他们已经认识到，一些根本性的价值冲突只能靠宗教生活而不是政治手段调节。

人物周刊：也许法国是特别不幸的，就像美国是特别幸运的，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同时具备那么多的条件。

朱学勤：美国革命有许多有利条件，法国革命没有。美国有辽阔的土地可以缓解民间的财富冲突；新大陆没有王室，不至于激起强烈的反对力量；没有强大邻国，不会遭遇战争的纠缠，等等。这些条件，法国都不具备。甚至当历史召唤，需要写《独立宣言》，正好杰斐逊在场；当历史第二次召唤，需要制定1787年宪法，汉密尔顿在场，杰斐逊正在法国。如果这两个人出场的顺序颠倒，那就既不会有《独立宣言》（或者会是另一个样子），也不会有1787年宪法。如果考虑到这么多因素，有句话政治不正确，但确实说出一些东西：上帝参与了美利坚建国的过程，让她有这么多的幸运条件。

但上帝也是公平的。在早期给了她这么多幸运的条件，在后期又给了她其他民族都没有遭遇的苛刻条件。如果说上帝选中北美这块土地做了一次人类大同的实验的话，那他最苛刻的一个考验就是把人类种族上距离最远的两个分支，黑白分明的两个分支放到同一块土地零距离接触，看他们能不能融合。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触发了第二次内战，那就是南北战争。那场战争虽然扑灭了所谓南部叛乱，重建南部却以失败告终。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或许我们可以说，到了2008年奥巴马竞选胜利，美国终于诞生一个黑人血统的总统，这场人类学的实验才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后面的考验仍然苛刻，就是移民问题。美国本是移民国家，没有移民也就没有美国，但这个移民而成的国家面临着更多移民的冲击。亨廷

法国大革命与清王朝覆灭 篇6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涅坚定地认为，路易十六不是什么暴君，相反“心地正直、善良”，“他可能是唯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一切好国王所应有的畏上帝和爱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在革命者的步步为营面前，路易十六步步退让，而实际上如果他不惜流血，从一开始就坚决镇压革命的话，他甚至有可能在有生之年保住王位。因此直到法国庆祝大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法国总统密特朗还认为，虽然处死路易十六在新旧交替的那个时代无法避免，但他坦承“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个悲剧”。

1856年，路易十六的头被砍下整整64年后，一部轰动欧洲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诞生了。作者托克维尔勇敢地捧出他的钥匙，试图解开这一谜团。通过深入研究，托克维尔很快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下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在后来成为大革命主要发源地的那些地方，恰恰是法国进步最明显的地方。相反，对大革命的反抗最激烈持久的地方，则是旧制度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以至于有人困惑地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如历史学家米涅所说，就路易十六的胸怀和品德来说，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当人们对独断专制的政冶体制不满时，他就自愿地放弃专制的做法；当人们对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感到愤恨时，他能够品行端正，生活俭朴。人们要求做一些必要的改革时，他也能够体察公众的需要并给予满足。在路易十六统治的后期，公共繁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尽管法国因为卷入北美战争而负债累累，但个人却依旧能继续发财致富，人民变得更加勤奋，更加富有事业心和创造性。

改革“深水区”矛盾激化 而就在路易十六的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反而激化了矛盾，引来了革命的风暴。这完全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到来的革命。至于其中的原因，托克维尔意味深长地总结道：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托克维尔当然没有机会看到大革命后法国迁延一百多年的社会政治持续动荡，直到1958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才算是大体稳定下来，法国人民为此吃尽了苦头。但托克维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都源自“旧制度”多年“教导”的结果。“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法国的激进革命者希望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新制度，但事实上，旧制度下的很多规则、习俗和程序都没有被革除。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

清王朝早期与法国的高层交往 路易十六的死讯，传回相隔一万六千里的遥远中国，在一位重要人物的心灵深处掀起了起伏跌宕的惊天狂澜，引来的完全是负面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落过程。他就是正统治着清朝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对法国并不陌生，与路易十六也可谓是神交已久。

中法两国的高层交往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和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是同一时代的伟大君主，他们都凭借雄才大略使自己的国家盛极一时，当时的大清称雄亚洲，法国则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中心。为了打通中国这个强大而神秘的国度，路易十四派出了精心挑选的科学传教团。

一生对祖父康熙深为敬重的乾隆皇帝，延续了对法国的友好感情。他不仅与法国神父保持密切的交往。而且也非常重视同法国的关系。清朝皇宫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就连乾隆皇帝阅兵时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而乾隆时期大量烧造的珐琅彩瓷器，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法之间来往的频繁。

对法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乾隆皇帝，决定要效法祖父康熙，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到法国，去会见路易十六国王，这不但是对路易十五遣使的回访，也是进一步加强两国交往的举措。

正当双方都为这次访问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时，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转眼间，曾与爱新觉罗家族有着几代人友好交往的法国皇室，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路易十六不仅自己身首异处，连皇后、皇子也血洒断头台。巴黎街头这种大逆不道的“谋反叛逆”行为，对乾隆来说，完全就是不可饶恕的犯上作乱“奸臣弑君”。路易十六身死国亡的悲剧下场，在乾隆皇帝内心所激起的恐怕绝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哀伤，更多的是对于民众反抗怒火的恐惧和警惕。

改革阻挡不了清王朝覆灭 当时大清朝已如落日余晖，暗流涌动。所谓的康乾盛世已进入绝唱的尾声。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川陕白莲教焚香起兵，无业之民如飞蛾般铺天盖地地起义响应，势遂大炽。而乾隆皇帝却没有从正面吸取路易十六的悲剧教训，而是从反面得到一个最大的启迪：用更加强硬的铁腕手段，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把任何胆敢反抗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到了晚清末年，慈禧太后重蹈覆辙，走过一条极其类似路易十六的改革之路。迟到的改革，居然再一次演变成为可怕的送葬。

为了应对庚子政局的困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表示清政府应顺应形势，“极意维新”。慈禧太后被迫推动了晚清的体制改革，“清末新政”正式拉开了帷幕。

然而，超乎慈禧意想之外的“奇怪”悖论居然出现了。

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本想造就“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却出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大多奔向立宪和革命，成了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扩编新军，原本是要以此弹压各种可能出现的变乱，却又给革命党人在各省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机会，新军的大多数成了王朝的“叛兵”；清政府奖励实业，原想借此以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却导致资产阶级利益、知识分子利益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越来越大。

所有这一切，都迅速滑向清政府意愿的反方向。晚清新政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抗革命，但新政的主要功能却是引来了革命。

从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势行急速，犹如天崩地裂，江河倾泻，推动中国无可抵挡地向前，荡漾着一切旧有秩序的存在，岁至圣巨人也不能扭转，只好随趋势向前。

慈禧主导下的晚清新政，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积聚太多的“负能量”，最终导致一场总爆发何其相似！慈禧太后与路易十六导演的改革悲剧，完全如出一辙。

法国大革命论文 篇7

关键词：狄更斯,《双城记》,法国大革命,历史,真实

1859年, 狄更斯的力作《双城记》 (A Tale of Two Cities) 首次在《一年四季》 (All Year Round) 上连载, 便引起评论界的强烈反响。与以往的掌声、鲜花、赞许不同的是, 此次狄更斯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反对浪潮, 质疑、反对、攻讦等负面评论可谓铺天盖地, 或说《双城记》是作者对历史的刻意扭曲, 对大革命的恶意中伤, 或说该书是作者对托马斯·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蹩脚模仿,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其中, 最为尖锐的批评要数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爵士 (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在1859年12月17日发表于《星期六评论》 (Saturday Review) 的《双城记》一文, 在文中詹姆斯指责道:“无论从文学、从道德或者从历史的角度看, 这 (《双城记》) 都是一部非常稀奇古怪的作品。如果不是标上了狄更斯先生的名字的话, 这部小说很可能会没有一个读者。”[1]

狄更斯, 一位批判现实主义大师, 面对的竟是众人对其批判现实主义历史小说的尖锐批判, 着实令人惊讶。那么, 作为此时英国文坛的巨星级人物究竟为何仅因为一部作品蒙受责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 使我时时反顾。”贮满了思乡的蛊惑的蔬果, 寄寓着童年温馨的记忆, 屡屡打动鲁迅的心灵, 勾起他的乡情乡思。他对故乡满怀着浓烈的眷恋与盛赞的情感, 并且持续终生。

故乡的人文山水也给予了鲁迅创作的素材。鲁迅的故乡是水乡绍兴, 因此鲁迅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大多是他所熟悉的水乡。如《在酒楼上》“我”的故乡就是离城不过三十里, “坐了小船, 小半天可到”的乡村, 这里的“小船”就是浙东水乡特有的“乌蓬船”。《离婚》中的爱姑就是坐着船去县城打官司的。《社戏》更突出了水乡人看戏的独特场景———临河的空地上一座戏台, 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人家的船篷。我们从这些描写中可以深切体会到作家不能忘情于出门就能见到“水”和“船”的故乡。《风波》开头有一段描述:“临河的土场上, 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 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 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 逐渐减少了炊烟, 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 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是晚饭的时候了。”又如《社戏》中的一段描写:“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 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 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 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 但我却还以为船慢。”读着这些文字, 作品中人物活动和故事展开的地点、时间, 乃至于气候都可以一目了然, 它们无一不是在向人们展示鲁迅的家乡风情画。鲁迅前期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作品就大多取材于家乡, 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优美的绍兴风光图。

故乡的民风民俗给童年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绍兴民间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难?难道这真的是一部抄袭他人旧作, 歪曲历史的三流小说?

从客观来说, 《双城记》一书缺少了作者早期作品中的幽默与乐观主义情调, 蒙上一层阴郁感伤的色彩, 这样的变化是读者与评论界一时无法适应的。从该作品的主题来说, 这又是一部以饱受争议的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和背景写就的历史小说, 作品内容本身敏感, 极易受到评论家的关注;而且狄更斯本人又是饮誉文坛的大师, 他对法国大革命和双城的描写是否属实, 评价是否精当也自然是众人讨论的焦点所在。接着, 人们又发现了《双城记》与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相似。

一、《双城记》与《法国大革命》

谈论《双城记》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 从某种角度来说, 也是在探讨《双城记》描写的真实性。因为, 若翻开本书的第一页, 便能看见作者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书中有关法国人民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的种种描绘, 无论多么细小, 全都是真实的, 有可靠的证人的证言为根据。我的希望之一是为那部帮助人们理解那个恐怖时期的深受欢迎的生动形象的著作增添一点东西, 虽然对卡莱尔先生的杰作的哲学再也无人可能有所增益。[2]

显然, 就作者而言, 这是一部真实的且可靠的历史小说, 至少是对大革命期间“法国人民”的真实描述。而序言中提及的“卡莱尔先生的杰作”正是指英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在1837年出版的名著《法国大革命》 (The French Revolution) , 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富有戏剧性, 两个“鬼”:一个是“带有复仇性的, 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 脚穿草鞋, 手捏芭蕉扇, 富有同情心的“无常”。鲁迅对这些世代相传的民间习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深沉的思考。他在作品中谈到了对民俗现象的最初感受。如《五猖会》上关于迎神赛会的津津乐道的陈述, 《社戏》中对社戏的充满神奇的迷人色彩的描绘, 以及《无常》中“鬼而人, 理而情, 可怖而可爱的无常”的形象。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迷人的画面深深吸引了少年鲁迅, 并为今后鲁迅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具体生动的素材, 以及大量的人物、事件的原型。可以说, 故乡的民风民俗是鲁迅小说创作的土壤。

传统文化与故乡情结两种作用相互交替, 使得鲁迅对故乡的迷恋持续终生。正如莫言所说:“一个人难以逃脱的是自己的经历, 而最难逃脱的是故乡经历。”[4]恋乡情结为鲁迅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灵感的来源, 它的精神内核更成为鲁迅人格及其作品风格的重要元素。

参考文献:

[1]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孙犁.孙犁文论集———鲁迅的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99.

[3]芾堂.乡土记忆———鲁迅之友忆鲁迅[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203.

[4]莫言.我的故乡与童年[J].星光, 1994, (11) .

[5]鲁迅.鲁迅全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6]李长之.鲁迅批判[M].上海:上海北新书局, 1935.并极具个人风格的历史散文, 也是一部深受狄更斯推崇并深深影响其《双城记》创作的历史文献。而从此序中读者也不难感受到狄更斯对卡莱尔作品的景仰之情。狄更斯在写给朋友约翰·福斯特 (John Forster) 的一封信中就说他读《法国大革命》已逾500遍, 他在写给卡莱尔的信中也表示:“我总是在满怀诚意地阅读你的作品, 并设法走你的路。”[3]很显然, 《双城记》的写作受到卡莱尔力作的影响。然而, 也正是因为两者之间如此明显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众多评论家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狄更斯在写就《双城记》时唯一研读的相关历史作品, 甚至于《双城记》中的诸多场景描写都是直接摘抄自《法国大革命》 (如攻陷巴士底狱, 使用断头台等) , 就连狄更斯的革命哲学也是卡莱尔思想的直接继承。

当然, 不可否认, 《法国大革命》对《双城记》的影响非比寻常, 两者关于革命的众多观点不谋而合,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狄更斯的《双城记》抄袭了前者。确切地说, 《法国大革命》, 犹如一只撩动琴弦的手拨启了狄更斯走向法国大革命的乐章, 启发了狄更斯, 赋予了狄更斯创作的灵感, 让他设法走上前辈所走的道路———真实而准确地描绘大革命。

而卡莱尔本人, 作为狄更斯的挚友, 在其寻找相关资料时自是不遗余力地给予了帮助。在狄更斯的传记作者Edgar Johnson的记录中, 写着为了让狄更斯更多地了解法国大革命, 卡莱尔将从伦敦图书馆找到的两马车的书送到了狄更斯家门口。可以说狄更斯写作本书得到了卡莱尔的鼎力相助, 但可以肯定的是, 同时他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功课。阅读好友的《法国大革命》只是其巨大工作量的一部分, 当然,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它让狄更斯的小说更加真实而形象。

不可否认, 当评论界一再强调卡莱尔对狄更斯的影响,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双城记》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因为正如J.S.米尔 (J.S.Mill, 旧译为穆勒) 所说:“它 (《法国大革命》) 是所有史诗中最为逼真的一部。”的确, 卡莱尔的著作正是以其形象而逼真的描写博得人们一致喝彩, 而狄更斯继承了这一点。更有评价说:“由于狄更斯的洞察、分析生活显示的能力, 使他能超越卡莱尔的认识水平, 因而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描写‘也许比卡莱尔更接近真的法国革命’。”[4]

二、《双城记》中的双城

说到《双城记》的历史性, 首先进入人们脑海的是法国大革命, 然后应该就是书中对双城的描写。而提及双城, 则不得不介绍一下狄更斯所处的时代, 这既是作者创作的社会环境, 又是该作品诞生的历史背景, 同时也是双城之所以为此双城的直接原因。

首先了解一下作者创作《双城记》的时代。19世纪中期, 英国正值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期, 也是大不列颠积极进行海外扩张的年代, 此时的英国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绘的那样———美好而糟糕, 智慧而愚昧, 信仰也怀疑, 光明也黑暗, 而且都是最高级的。此时, 工业革命业已完成, 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 英国资产阶级富上加富, 工人阶级则越来越贫, 甚至毫无政治权利。英国国会1834年通过的“新贫民法”, 居然逼迫贫苦民众进工厂接受剥削。凡此种种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直接导致了持续十数年的“宪章运动”的爆发。随着人民与政府间矛盾的不断激化, 到了1848年, 革命之火更是熊熊燃烧, 开始席卷整个欧洲, 法国的二月革命、柏林的三月革命、维也纳的三月革命等都是激烈矛盾的大爆发、大释放。

面临着如此混乱的国内外局势, 社会问题的观察家狄更斯又开始深深思索, 并逐渐萌发了写作一本关于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小说的念头, 试图借用历史小说的题材表达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看法, 通过历史材料提出并设法解决当代社会的问题, 意在借古讽今, 以史为鉴。于是法兰西的巴黎与英吉利的伦敦成为了他笔下的双城。

所谓双城, 是指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巴黎与伦敦。作者以19世纪后期的法国与英国社会为背景, 用大气中略带阴郁的笔触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 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动荡混乱和矛盾四起。

狄更斯写的虽然是历史小说, 但是鉴于特定的出发点, 他总是不忘与自己所处时代的英、法两国社会现实密切结合, 真实反映两国的动荡不安、危机四伏。而这样的写作手法也要比直接、正面描写作者所处时代的激荡的社会斗争要全面、深入而耐人寻味。

有趣的是, 作者在描述双城的同时也是在比较双城, 比较革命前的双城, 比较革命中的双城, 甚至是革命后的。在故事的开头, 狄更斯运用一系列似是而非、矛盾而又真实的字眼将两个国度拉到了一起, 之后情节的45章节有19个发生在英国, 24个发生于法国, 当然1789年到1791年间的巴黎是故事的重点。

在第一部分的描写中, 英吉利与法兰西是如此相似, 一样的高压统治, 一样的混乱秩序, 一样的草菅人命。然而随着情节的铺开, 两者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从第二部分开始, 巴黎, 尤其是革命期间的巴黎, 是混乱的、无序的、疯狂的, 宛如脱缰的野马把所有人卷进迷乱的历史中;而英国的伦敦, 此时却是截然相反的稳固、坚实, 是暴风雨夜的避难所, 是人们心灵休憩的驿站。这种极大的反差, 再次成为评论界的焦点。的确, 我们无法否认,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的英国其实是反动的堡垒, 是阶级斗争最残酷的场所, 但是, 为了立意的需要, 狄更斯将其幻化成田园诗般的静谧安详。这样的安排是刻意的, 却也是作者衷心希望的。

在狄更斯看来, 19世纪中期的英国正如汪洋中颠簸的小舟, 随时有被倾没的危险, 革命随时可能吞没整个大不列颠, 可以想见, 随之而来的就是流血与牺牲, 正如18世纪末的法国。如果政府能够采取合理举措, 积极主动地帮助人民改善生活, 那么宁静的前景也是可以预见的, 就如其笔下18世纪末的英国 (当然那是虚构的梦幻, 却是作者仍然抱有的信念) 。他相信只要人们认识到革命固然合理, 固然是对旧制度的颠覆, 但在英国改变旧制度不一定必须走革命的道路, 温和的改良主义带来的也许是另一番美丽天空。

那么抱有感性改良主义思想的狄更斯, 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是否会因为这样的心态而恶意中伤、扭曲这一历史事件呢?

三、狄更斯的革命观

值得庆幸的是,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 狄更斯坚定地选择了革命这一道路, 虽然他依旧不主张流血与暴力。

在《双城记》中, 作者继承了卡莱尔的一个基本观点:法国大革命“是神圣的公正天意对一个腐败社会的判决”。[5]

在狄更斯看来, “革命是通向希望、正义、和平和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 [6]所以“法国大革命尽管无节制地血腥残酷, 但人民正是通过大规模死亡和毁灭, 才从长期的饥饿、屈从、失败和挫折中胜利地得到解放”。[7]

正是因为作者清醒地认识着革命, 认识着法国大革命, 所以他在《双城记》中才没有一味地称赞革命的正义, 而是在描写民众深重苦难并肯定革命合理的同时, 对革命带来的血腥进行了控诉。狄更斯不是一个大革命的盲目崇拜者, 而是一个高屋建瓴的观察家, 他知道高压的统治、深重的苦难逼迫着法国人民必然掀起不可阻挡的反抗行动, 但同时他也清楚地明白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胜利的喜悦, 还有流血、牺牲, 甚至是冤假错案、草菅人命。也许, 这就是革命的哲学。

的确, 大革命期间断头台上的冤魂太多, 据资料记载, 当时人口2500万的法国, 在1793年到1794年一年之中, 就有1.7万人被送上了断头台。最快的一个记录是:在38分钟里, 断头台砍下了21个头颅。

因此在书中, 狄更斯毫不回避地写着暴动、杀人、复仇、断头台, 写着人们攻陷巴士底狱时的激动与狂乱, 写着德伐日夫妇的可怕与疯狂, 写着曼内特大夫的悔恨与无奈, 写着达尔内和露西的无辜与善良……然而, 这样的描写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却是另一番含义, 约翰·格劳斯 (John Gross, 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 认为:“他 (狄更斯) 以仇恨和憎恶的心情来看待革命;他没有写任何一件事可以说明革命是有益的、建设的或者甚至是悲剧性的。与此相反, 革命不时被写成瘟疫和疯狂。”[8]

很显然, 这是对作者意图的扭曲。如果仔细阅读本书, 便不难看出, 这疯狂的一切, 不是因为革命太可怕, 而是因为贵族的统治太罪恶, 他们居然将善良的人们逼迫成手持利刃的

浅析《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婚姻

王凤声

(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 江苏无锡

摘要:简·奥斯汀是18世纪伟大的小说家, 她的小说大多以爱情与婚姻作为题材。她认为:纯粹为了财产与社会地位而结婚是愚蠢的, 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婚姻仍然是不可取的。本文旨在分析简·奥斯汀的成名作《傲慢与偏见》中女主角伊丽莎白的婚姻, 从而指出经济是使女性在婚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女性婚姻爱情金钱

一、引言

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她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的。但她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被誉为“女性中的莎士比亚”。

奥斯汀的小说描述了中产阶级宁静的乡村生活, 多以爱情和婚姻作为主题, 常出现男女之间的冲突的情节;作品中人物性格各异, 引人入胜。《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的成名作, 这部作品中透露出作者的一些想法和观点, 到现在仍然对我们有着启示意义。

二、伊丽莎白的婚姻

《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伊丽莎白的爱情与婚姻是贯穿整篇小说的主要线索。在小说开头所提的“公认的真理”之下, 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姑娘都想嫁个好丈夫。然而伊丽莎白对“好丈夫”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诠释。她认为一个好丈夫不仅要拥有一定的家产, 而且必须尊重女性, 与自己在心理上能有相互契合的共同点。柯林斯先生是第一个向伊丽莎白求婚的人。起先伊丽莎白感到惊讶, 但是马上拒绝了柯林斯的求婚。伊丽莎白之所以这么果断是因为她并不爱柯林斯, 而且以后也不可能爱上他。之后, 伊丽莎白被韦翰优雅的行为和举止打动, 但是她仍然没有考虑选他作为自己的丈夫。她告诉她阿姨说, 她会处理好她跟韦翰的关系, 如果能够避免的话, 她不会与韦翰坠入爱河。

柯林斯世俗腔太重, 与聪明伶俐的伊丽莎白毫无共同语言。韦翰没有家产, 并且缺乏道德。尽管伊丽莎白很晚才发现韦翰的真面目, 但是丝毫不影响伊丽莎白择夫的原则, 韦翰的贫穷就让他置身于伊丽莎白的择夫范围之外了。但是之后为什么伊丽莎白拒绝了又帅气又富裕的达西呢?伊丽莎白清楚

地陈述了她的答案:“Why, with so evident a design of offending

复仇之神。由此可以想象旧制度是如何的荼毒生灵。故而可以说, 狄更斯对革命的态度是同情多于控诉, 而并非某些评论家所说的惧怕或痛恨, 因此他能够较为客观地展现这一历史时期的法国, 而英国则成为了他寄托理想的伊甸园。

四、结语

狄更斯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和这一时期的双城是真实的, 也是虚幻的;是历史的再现, 也是历史的折射, 透露着作者智慧的折射, 是狄更斯对同时代人的警示与告诫。正如上文所说, 书中的描写 (主要是针对英国部分的描写) 也许未必完全真实可靠, 但不可否认是经过作者思想折射后的理想世界。因而, 与其固执于《双城记》是否为历史完全而精确的拷贝, 不如认真思索作者借此书真正想要传达的思想精髓。

and insulting me, you choose to tell me that you liked me agains your will, against your reason, and even against your character?Was not this some excuse for incivility, if I was uncivil?” (Austen,

2004:139) 当然, 她对于达西的偏见, 韦翰编造的关于达西的谎言, 都对于她拒绝达西的求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伊丽莎白憎恨达西对自己傲慢的态度。

伊丽莎白并不想嫁给柯林斯和达西是因为她并不仅仅是想找个有钱的丈夫, 让生活有所依靠, 或者是满足她的物质需要。伊丽莎白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两个人向她求婚都不是出于爱情和平等的人格, 而是他们俩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伊丽莎白会因为他们的家产而接受他们的求婚。在这一点上, 伊丽莎白正确地判断了形势, 从而作出了明智的决定。伊丽莎白自由平等的信念给了当时盛行的“金钱婚姻”和性别歧视重重一击。

伊丽莎白拒绝了傲慢的达西, 但是她接受了谦逊的达西。他们的婚姻正是基于达西的财产和他们的爱情。而财产和爱情正是组成美满婚姻的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因素。伊丽莎白在跟她的姐姐简说明一切的时候, 当被问她爱上达西已经多

久了, 她回答道:“It has been coming on so gradually that I hardly know when it began, but I believe I must date it from my first seeing his beautiful grounds at Pemberly.” (Austen, 2004:275) 一方

面, 伊丽莎白是在调侃, 另一方面, 这也揭示了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正是这句话折射出了她对于金钱和婚姻的人生态度: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婚姻是不可取的。当她访问了达西豪华的彭伯利庄园之后, 伊丽莎白对于财产的态度一览无余。她在参观完庄园后感觉当彭伯利庄园的女主人还是挺好的。从心理上讲, 伊丽莎白在兴奋惊讶的时候暴露出的想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内心想法的直接反映。

或许伊丽莎白在婚姻问题上从来没有排除过对经济因素的考虑, 但是金钱和社会地位的诱惑始终不能使她忽视男女间平等的爱情。伊丽莎白十分看重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达西与伊丽莎白之间的爱情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在求婚被拒绝之后, 达西写了一封信给伊丽莎白, 在信中他详细地解释了一切。读完这封信之后, 伊丽莎白十分羞愧。她至此完全摒弃偏见, 以全新的角度正确而全面地看待达西。所以达西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他们两人爱情的摇篮。伊丽莎白的彭伯利之行是第二阶段。她从管家那里了解到:达西从来没对管家说过一

参考文献

[1][英]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双城记[A].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3, 第1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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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A.L.勒内著.段忠桥译.卡莱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7, 第1版: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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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T.A.杰克逊著.范德一译.查尔斯·狄更斯——一个激进人物的进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12, 第1版:178.

法国大革命论文 篇8

以上带有负面因素的大众心理便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 构成了封建专制统治时期所必需的心理基础, 这无疑带有一种较为客观的心理因素, 具有一种“理性的含义” (3) , 但正如柏克所言:“要民爱国, 国必须先有其可爱之处。” (4) 所谓的“可爱之处”, “若用现代的讲法, 应该是认同” (5) , 这种认同除了上述“从来不会自动发生”的压抑性的感情之外 (这些压抑性情感至今还依然或多或少地影响以理性著称的民主国家) , 还源于一种更为原始的、与家庭有关的心理, 即对父权的敬畏、服从心理, 这种心理可能源于原始社会中, 由于依赖强势而获得生存乃至足食的好处, 而趋向强势的心理。这种对父权敬畏、服从、信任、敬爱的心理, 是在微观上使封建王权矗立而不能轻易被推倒的感性因素, 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大众心理因素一样, 都源于对强权矛盾的需求, 这种心理需求从家庭出发, 发展至封建王权利用其与宗教、武装的结合来塑造自己成为一国之父, 从而即在感情上, 其实对大众而言也是最为敏感、最为彻底、最为直接的层面上, 扎实奠定了封建专制的统治根基, 即封建社会中, 公共政治蕴含着几近于根基性的私人情愫, 而这些私人情愫, 便能够解释, 为什么奴隶社会的命会比封建社会短得多, 为什么改称“传统文化”的封建因素, 或是说孕育于封建之中的传统文化至今还留给我们的现代化社会那无法一次性彻底抹去的记忆和影响。

“家庭罗曼史” (family romance) , “援引自文学批评领域, 通常与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学说有关。弗洛伊德以‘家庭罗曼史’指称神经官能病患的某种幻想, 在其幻想中病患希望能逃离自己鄙视的亲生父母, 而由某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取而代之”。“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 家庭罗曼史属个人层次, 是个人 (尤其是男性个体) , 美化社会地位的方式”, “由于涉及关于家庭的想象以及家庭内部之冲突, 因此‘个人心理层次’与社会秩序便发生了关系” (6) 。作者林·亨特利用“家庭罗曼史”中的“家庭” (相较于国家而言) 、“罗曼” (意识, 相较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言) 这两种含义, 指称此词为“政治 (换言之是一种集体) 的无意识, 并赋予此名词正面意义, 将其视为构成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某种集体而无意识的家庭秩序的设想”, “透过关于家庭关系的论述, 法国人形成某种集体却无意识的政治理念” (7) 。

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出于一种焦虑。这种焦虑, 源于子对父过分压迫 (如1789年的三级会议, 以及王印封书 (lettres de cachet) (8) ) 的反抗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 这种作用与被作用的实际上是由于基于强势者对利益的追求与维持, 依赖者的生存机会被超限剥夺, 强势者由起初的保护者角色 (虽然并非出于自愿而进行保护) 转化为杀手的角色, 当依赖者、被保护者无法从强势者处得到想要的生存时, 造反便有理了。这种违反传统稳定秩序的造访, 对父和子都造成了一种由于长久习惯了某种生活和阶层状态, 突然遭到扰乱甚至粉碎而产生的焦虑感, 甚至是一种恐惧改变的心理。这种焦虑, 对于子而言, 是一种对自己冒渎的滔天暴行所感到的惊恐, 为了掩饰、消除这种惊恐, 对于已经无可挽回的对旧有秩序体制的破坏, 子只能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对付曾强极一时、如今身体逐渐衰老的父, 使父无法再就自己的破坏对自己实施惩罚, 以及确保生存权, 能够在反抗后不会带来更残酷的压迫。法国人选择了弑父, 在找出父的种种不可容忍的罪状之后 (譬如法王滥用权力) , 子名正言顺地处死了父, 抚平了自己内心的惊慌所造成的精神压力——在吉拉德的仪式性献祭 (9) 的理论中, 某一社群犯下滔天罪行, 从社群中找出一名被认为是罪恶深重至极、足以抵消之前社群所犯错误的替罪羔羊, 作为牺牲, 献祭, 进而将罪恶从社群内部转向外部, 而社群经由替罪羔羊的选择, 也在这种偿还式的杀戮中, 完成了自我定位, 使新秩序得以较为稳定地建立。在法国大革命中, 这样一只替罪羔羊恰与作为子犯罪对象的父相重合。

法国人在使路易十六魂断断头台之后, 并不是如我们想象中, 大肆庆贺, 同时在共和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向前, 反而, 社会的态度模糊不清, 这可能是由于法王历来拥有的两具躯体中神圣性的一具 (10) , 对已经习惯, 或者说是潜意识上习惯了变相服从的人们的深刻影响:激进的一方, 强调国王的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行, 认定国王被处死, “系应所有了解‘自由代价’的人的要求而生。死刑的执行是为全体人类复仇。极端派只有透过将国王处死并接受人民全体的神圣性, 才能拒斥国王本身的神圣性。仪式性地献上法王以为牺牲, 并象征地食其肉, 是达成这场神圣性质转移的主要手段”, “极端分子要大家一起来纪念这场事件, 众人才不会忘记自己在这件行为里面同谋共犯的身份”。但不少人表示:前王“地位神圣, 人没有权利碰他” (11) 。国民公会的代表们, 作为弑君者的代表, 则更为犹疑不定——他们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思弑君的问题, 罪疚感日渐深重, 这种罪疚感可能是在最浅的层次对法王曾有的神性最后的回应, 但更多的是对“大革命所产生的暴力将有解除仪式牺牲的效力的危险”的担心——“如果情况不能控制, 因牺牲而产生的危机将永远不能度过, 食人的暴行与无政府的混乱, 必将威胁全体社群的继续存在”。于是, 该如何处理弑君周年纪的问题也就成了代表们在1794年1月所急需解决的问题。最终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该有的偏颇之处而导致的恶劣后果, 国民公会制订了常规的纪念办法——“法兰西末代国王周年祭”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the Last King o the French) , 在有必要纪念这场赋予共和生命的暴力的同时, 需移除、封制、驱散其中的暴力成分也是绝对肯定的 (12) 。至此, 王权已经从肉身和政治中心中被抹去, 作为其重要表征的父权, 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着逆子的反抗, 而逐渐退出家长制的主宰地位, 家长制也渐渐衰落。父权作为旧有家庭秩序的核心而衰落, 表明旧制度、旧秩序在不断解体, 同时伴随着新制度、新秩序的渗透, 曾经非常明确、非常成熟的旧秩序如今逐渐模糊, 不可遵循, 新生的秩序又缺乏清晰成熟的原则, 一切陷于混乱之中, 父系血缘遭到打压, 乱伦这一家庭秩序混乱的伦理话题在当时越来越多的文化载体中呈现, 反映这一时期人们对新社会既向往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向往其光明与新生希望, 恐惧其过渡阶段的混乱, 以及担心自身对新生事物的适应性。这一新生秩序的核心是兄弟 (而非“众子”, 因其父已死) 。如何维持兄弟间的紧密联系, 或者说“兄弟”一词在此时的本质上是否与血缘有关?父亲已死, 血缘的联系已经毫无意义, 感情的维系已经无法因为血缘一统而获得合法理由, 感情是否可以紧密联系与血缘是否相同已经毫无关系, 一方面, 革命通过为国捐躯的英雄死后的安详及对其反抗暴虐的道义行径的鼓吹使革命者获得心理上对投身革命的自我认可, 使得革命者之间的感情联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 则是革命者之间几分隐约的同性恋的气质已经无形中、有意无意中得到允许被保留下来, 这几分同性恋气质也隐约透露出乱伦的影子, 透露出动荡而不稳定的秩序中, 对乱伦的习惯性抵触, 以及一定程度的依赖与认可——乱伦背后似是含有新秩序常伦的意味, 但也只有在新旧交替阶段, 乱伦才会被认同为是一定程度上的常态, 过渡阶段之后, 当新秩序在旧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之后, 乱伦终究也会被定性为乱伦, 新的常伦依旧会与旧制度下的乱伦相对立, 而不是画上等号。

父子之间、夫妻 (男女) 之间, 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不安中, 源于一种双方对峙的焦虑, 这种焦虑无疑成为当时社会一种普遍的心理特征, 一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父子之间的冲突, 最终以子的胜利逐步结束, 了结的是国家层面的王权, 以及家庭层面的父权, 但是, 王权、父权并未结束, 在家庭中找到了可以被作用和寄生的对象——女性, 于是, 王权转化成父权潜入新秩序中的家庭内部, 与家庭中苟延残存的父权相结合, 转变为男权, 继续对女性进行专制统治, 所以, 法国大革命表面结果了王权, 限制了父权的发展, 都是为了解除男权的统治危机, 就正如之前所有的封建王朝, 我们也就不能过多地希望, 法国大革命。以及它那著名的《人权宣言》在人本的历史潮流中向女权主义迈出一大步, 而维护男权的统治, 恐怕也就是大革命根本目标所在。

摘要：法国大革命中, 父子之间、夫妻 (男女) 之间产生对峙的焦虑, 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心理特征, 父子之间的冲突, 最终以子的胜利逐步结束, 了结的是国家层面的王权以及家庭层面的父权, 王权转化成父权潜入新秩序中的家庭内部, 与苟延残存的父权相结合, 转变为男权。

法国大革命论文 篇9

一、拉威尔钢琴音乐的创作风格

1、从和声和调式上来分析

首先从和声上类分析, 拉威尔充分吸收德彪西的音乐创作风格。德彪西的音乐创作在和声上的突破性为印象主义开始的音乐创作之路以及现代音乐奠定的良好的基础。他打破了传统的和声的大小声的概念, 细腻的将钢琴各部分音色都晕染在整个乐曲当中, 他还大量的使用全音阶、五声调式等等, 对于各种不和谐的音程与品行无八度也给予了大量使用。除此之外, 拉威尔特别擅长使用五声调式和四、五度和弦, 其中《水的嬉戏》副部主题中就应用了这种风格。

从调式上来看, 拉威尔的《水的嬉戏》中, 它的调式在无调性的范围之内却更尊重古典主义形式《水的嬉戏》中, 无论它的和弦是多么不和谐, 但是他发出的音效效果却始终能保持清爽透明, 给人以美的享受。并且其整体都围绕一个主音调做的延生, 旋律线条相对明显清晰, 偶尔会有带着某种调式的倾向性, 并解疑一个大的调式泛音形成一个具有倾向性的旋律。

2、从写作内容和形式上来分析

拉威尔的作品大部分描写的是客观事物, 即便如此他描写的客观事物就能成为当时钢琴创作风格的代表。当时法国作曲家例如德彪西的作品也是以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为主但是他的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去体验周围的事物, 然后通过自己风格和技巧的运用添加到作品里去, 但是拉威尔的描写客观事物的音乐, 却是将自己放置到具体事物当中, 跟具体的事物融为一体, 再从中塑造自己的体会和想法, 《水的嬉戏》作品中, 拉威尔就是将自己完全融入到作品当中的环境中所创作出来的, 那种人与作品合一的境界赢得了业界的一致称赞。设身处地的创作自然更受到大家的喜欢, 所以当时有许多作曲家纷纷效仿拉威尔的这一作品内容,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法国的一种作品风格。

形式上, 根据拉威尔独特的创作内容的特点, 所以他更擅长用宽广悠扬的旋律和明亮辉煌的色彩。在《水的嬉戏》中, 透漏出来的更多的清新淡雅的曲风, 且给人一种朦胧中的清晰。因为拉威尔的作品是立足是自己的感觉出发, 所以难免在其中会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 但是由于自己的这种感觉是其身临其境迸发出来的, 所以又多了一丝鲜明主题意味, 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3、从音乐色彩上来分析

拉威尔的《水的嬉戏》具有一定的朦胧色彩的风格。在当时十九世纪初期社会环境动荡不安, 人们充满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对于音乐有更高的寄托就是情感的宣泄, 所以当时法国音乐作品大部分是色彩比较鲜明手法比较夸张的。他认为音乐的层次应当是宽广的, 钢琴乐不能作为发泄感情的工具, 所以他的《水的嬉戏》

有体现出大片弱音里出现强有力的小动机, 在《水的嬉戏》作品中经常会看到从ppp、pp、p、mp、到f、ff、fff六个层次的变化。这种强烈的对比使拉威尔的《水的嬉戏》种各种形态的水描画的清新无比, 也在音乐上形成了其独特的明朗、清新色彩。

二、拉威尔钢琴音乐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

拉威尔的音乐创作风格在法国钢琴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拉威尔这种创作风格的形成也是由于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而成。

1、成长经历方面分析

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对于其以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对于拉威尔来说, 其出身在一个家庭富裕的条件下, 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获取了大量的音乐方面的知识。拉威尔的父亲对于音乐就十分热爱, 所以这对于后来拉威尔对于音乐的执着也有起到巨大的影响。同时出自于拉威尔对于母亲的依恋、母亲民族音乐的热爱都使他对于音乐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就开始学习起音乐。在具体的音乐学习过程中, 正规的音乐教育和拉威尔的由衷热爱与专研对于拉威尔日后在法国传统音乐的寻找道路上打下深厚的基础。

2、社会背景方面分析

艺术一定程度上是对于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所以社会的变动对于创作家创作有着重要的向导作用。

拉威尔早起创作时候, 当时法国正在经历巴黎公社和浦发战争, 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所以他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作品都能有极大的浪漫主义情调。此时期的音乐风格中有一股狂野的气味, 大多数作曲家都想突破传统音乐的束缚, 创造出符合当下时代的音乐形式。拉威尔的音乐风格也大多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其《水的嬉戏》这部作品身上就有但是时代背景的影子。

3、浪漫主义遗风对于拉威尔创作风格的影响

拉威尔音乐创作风格出现在浪漫主义后期, 这个时期人们渴望变化渴望新事物, 而在这个天时地利与人和之际, 拉威尔的独特的创作风格给人们带来眼前一亮的感觉, 瞬间被传播开来, 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法国钢琴乐的代表风格。它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健康的发展, 是符合一定的规律的, 往往新事物是在对旧事物的否定之上的, 然而新事物的发展又离不开旧事物的孕育。所以创造出来的拉威尔新的音乐风格。例如他每个钢琴作品几乎都有标题, 可见是由“旧事物”代表人物之一李斯特那里继承而来。所以拉威尔的音乐风格虽然是一种新事物, 但是它却是在法国传统音乐发展的基础之上发展的。比如, 《水的嬉戏》中, 拉威尔在写作内容上就是继承了传统的浪漫主义李斯特的的作用关于“水”其次在具体描绘水的技巧上, 拉威尔又继承了李斯对于“水”的高难度炫技手法, 他用李斯特首创的刮键式验证方式。在《水的嬉戏》第二十九、三十小结的右手也是采用四、五度平行的和弦方式也是来自于李斯特在《艾斯特别墅的喷泉》作品中的技巧。

三、拉威尔钢琴作用的演奏技巧

1、《水的嬉戏》趋势结构上

有数据显示, 拉威尔《水的嬉戏》中的布局是以传统的古典奏鸣曲式的结构, 由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组成, 但是在这个传统的布局之内, 拉威尔巧妙地布置了许多和传统不一样的展开方式、调式、和声等。

首先从不一样的展开方式来看, 《水的嬉戏》的展开采用的是一个新的素材进行发展。在调性上, 《水的嬉戏》的发展部调式显得十分模糊。在材料运用上, 《水的嬉戏》中出现了大量的模进、反复, 例如第四十四到四十七小结中。

2、触键技巧方面

《水的嬉戏》是一部有强烈的浓郁音画的作品, 各种形态的水的描绘为大家呈现了一场“水”的听觉盛宴。如此神化的作品的完美呈现, 得益于多种不同触键技巧的运用。例如当时音乐最求的朦胧感促使拉威尔在具体演奏的时候必须控制整首曲目的触键位置, 避免指尖部分的触碰琴键。还要保持手指用力的适度使音乐听起来轻巧不笨重, 充分的运用了每一个触键技巧才能演绎出完整的作品。

3、力度和速度方面

《水的嬉戏》作品演奏之前, 拉威尔在作品中精确的标记出每一段所需要的速度, 例如他会在曲目的某段开头标记上Tres donx 144每拍。以保证演奏者在具体的演奏过程中都能演奏出符合他标准的音乐。严禁演奏者根据自己的主观随意践行快或者慢的改变处理。保证作品可以以最好的效果呈现在听众面前。

另一方面是指在下键的力度上, 《水的嬉戏》作品中下键的力度也是经过拉威尔精心设计的, 例如从三十八到五十小节, 拉威尔将力度从p mp到f ff fff有到最后的减弱。整个力度变化让听众完全融入到曲目当中, 跟着曲目的变化而澎湃、低昂, 让听众能一直保持新鲜感。

4、踏板的运用方面

踏板是钢琴的灵魂, 《水的嬉戏》对于踏板的巧妙运用让拉威尔所要求的朦胧音乐有了不一样的线条美。

《水的嬉戏》作品中在对于弱音的处理上, 可以看到弱音踏板的频繁出入, 这些弱踏板的出现为整首《水的嬉戏》注入了新鲜的力量使其整体的音量变得轻柔, 音乐的强弱层次有变得更加清晰。

其次在《水的嬉戏》中加入了延音踏板的运用, 将延音踏板一个接一个的连在一起, 在同一个音上换踏板, 使其有了泛音的效果。

四、结束语

拉威尔的《水的嬉戏》尽显了拉威尔的本人的创作风格和技巧, 故而这部作品在法国钢琴音乐上了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起到了一定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代表了当时法国钢琴音乐的流行创作风格, 也为当时钢琴音乐的演奏提供一定的技巧性建议。极大的有利于法国音乐的发展。

摘要：莫里斯·拉威尔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 据有关数据统计, 他一生当中创作的作品虽然不多, 但是都是精华, 都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技巧在当时西方音乐历史上留下辉煌的印记。莫里斯·拉威尔的钢琴音乐融入了多种创作风格, 将古典浪漫主义音乐赋予了新力量也为印象主义音乐开辟新道路代表了当时法国钢琴的演奏风格和技巧。本文主要通过拉威尔典型代表作《水的嬉戏》来分析其演奏风格和技巧, 来进一步照射当时法国钢琴演奏风格。

关键词：拉威尔,印象派,法国钢琴作品,触键,珍珠式演奏

参考文献

[1]范斯顿.拉威尔《水之嬉戏》初探[J].黄河之声, 2015, 23:6-7.

[2]王丽莉.拉威尔水中嬉戏的演奏艺术[J].艺术研究, 2016, 02:42-43.

触摸法国 篇10

一切都是6个月前的事情, 还记得第一次去超市的兴奋, 完全看不懂货架上的标签, 很辛苦地用电子字典和比划向服务员解释我的意思, 那样笨拙的表达让人很难堪, 好像自己是个低能儿一样。还记得第一次去学校, 没有欢迎会, 没有人接待我们, 找不到教室, 后来迟到了很久, 连午饭也没有时间吃就要去上课, 什么也听不懂, 没有人帮你, 机械地记笔记, 晚上洗澡的时候就哭了, 泪水和着热水落上肩膀。还记得第一次为了写论文挑灯夜战, 只睡2小时, 第二天早上就爬起来背案例。还记得很多事情, 那些散落在我脑海缝隙里的零碎时间, 在我洗完衣服盘子, 关掉台灯, 打开落地窗泡一杯热茶席地而坐的时候都蜂拥而至。有一次和法国的朋友通完电话, 在清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我以前的单词本, 音标和中文翻译用不同颜色的笔标记得五彩缤纷, 现在看着看着, 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笑着哭了。和法国同学说起来我们只学了2年的法语就来学连法国人都不敢轻易尝试的法律, 他们那些不可思议的表情叫我都佩服自己的决定。但是现在我已经可以很自然地和大家一起聊天, 开玩笑, 讨论问题甚至是嬉闹调情, 和法国人还有法国籍的人们。虽说学习还不能驾轻就熟, 但是学分已经比近一半的法国同学都高了。没有人相信我只学了2年的法语, 没有人相信我只来了6个月, 在巴黎的时候甚至有人以为我已经嫁来法国很久了。不知不觉地, 就半年了, 真的就过了这样久。

去图书馆的路上, 有美丽而平静的海岸线, 有被白云倾覆的冰蓝色天空好像大西洋的倒影, 有一大片枯萎的向日葵田地藏起暗涌的鸟群。风总是很大, 拉洛社尔的阳光和雨点一样暴虐。习惯了走得很快, 快得像亚瑟·蓝波寻觅他的新世界, 快得像巴黎冬天飘下的梧桐叶, 我不知道被吹向哪里, 我不知道那个新世界何时会来。我的耳边是周杰伦的歌, 仿佛闭上眼睛, 自己还是在武大的操场, 听他呢喃我年轻的剪影。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能停下来, 我不要停下来, 不然就会腐烂在地下飘不去我要的远方, 找不到我要的天堂。

有时候会短暂地停下, 停下足够的时间让自己拍一部法国味道的小电影。9月的时候武汉还是炎夏, 这里已经有穿戴优雅的homosexuel (同性恋) 围一条围巾, 招呼我和他们一起喝一杯咖啡, 大方地和我讲他们的爱情, 自然而然。10月的时候武汉应该有了初秋的气味, 在这里等车的时候遇到带着可爱小狗的老人, 和他闲聊, 和小狗打招呼, 感受着他们相依为命的满足与快乐。12月, 在巴黎, 被完全不同于拉洛社尔的大都会的气氛所包围, 那里咖啡厅里的服务生都会冲你眨眼献媚, 赞美你的帽子, 给你一小包咖啡豆给你讲它们如何从巴西飘洋过海来见一个charmante (迷人的) 中国女孩。从卢浮宫到凡尔赛, 每每坐在一家咖啡店里, 都像极了一出浪漫的戏。2月的时候我的整个国家都被雪灾困住, 而拉洛社尔的大风刮不走湿润的海风, 没有雪的鼠年春节, 我用英语演讲来庆祝, 在英语课上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新年, 他们用热情的Bisous (法式见面亲吻礼节) 来祝福我们。烟花3月, 不下了扬州, 但是我的电影还在拍。

我所在的小小城市, 坐落在被白色的帆船簇拥的大西洋畔。夏天很多游客来享受这里的太阳和大海, 据说在街上人多到你动都动不了, 冬天很多在巴黎有房产的人会回去过圣诞。哪怕在中法关系最紧张的时候, 走在街上, 还是会有就着Expresso晒太阳的人们冲你亲切地用上升的调子说“你好”, 问在哪里学的中文, 有的说是意大利, 有的说在西班牙, 都是在旅途中学的, 说着说着就感叹中国之大, 经济之发达, 中国人的分布之广。大家笑称中国人真是占领世界了, 一点也没有讥讽的意思。聊一聊, 就一定要请你一起喝一杯, 有的就大方地把地址给你, 请你去用晚餐。无非是面包加海鲜, 但是酒一定要有, 衣着考究戴着助听器的老人也好, 穿了耳洞的前卫青年也好, 说到政治艺术历史法律, 都有讲不完的话。酒瓶一空, 变戏法似的就又来一瓶。说法国人浪漫真是不为过, 走在集市里, 卖花的大叔都有送不完的铃兰和郁金香, 说想要玫瑰的话就要用一个吻去换, 我说太贵了, 我还是要免费的花好了, 大家笑做一团。在餐厅里吃晚饭, 挥手结账, 服务生很忙的话就会对我做一个吹萨克斯的动作, 要我稍等。我回敬他几个音符, 就是瞎哼哼, 结果他就放下别的客人, 和我一起用各种拟声词奏完这一曲没有乐器的爵士。其他的顾客也就笑着听着, 再轻轻鼓掌。问我还要不要跳个探戈, 我说不会, 他就自己踩了几个拍子, 又彬彬有礼地谢幕, 好像他如戏的人生, 没有舞台, 就随处起舞当歌。

要想真正地了解法国人, 还是要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我分别和3个不同的家庭一起生活过或长或短的时间, 在巴黎波尔多还有拉洛社尔。法国的男主人在我看来都很腼腆, 唯有在下棋的时候让你惊叹他们的思维缜密。早上给全家做好咖啡, 就着报纸在桌前等着和每个人行吻礼。女主人则都相当地热情奔放, 会哦啦啦啦啦啦地责备你用错了酒去配她的奶酪, 会为了多在博物馆里多呆一分钟和管理员争个面红耳赤。喧闹的时候, 圣诞夜, 全家人都呼喊着我们要卡门我们要卡门, 结果女当家放出一曲意大利歌剧, 惊呼着听这个颤音, 这就是意大利!安静的时候, 妈妈就着浓咖啡思考用什么样的蓝色结束她的作品, 孩子脱下击剑制服, 坐在阳光里弹着约翰·列侬, 简单而悲伤的旋律和着二十点的西晒把一切勾勒成一幅诗意的画。有时候我在樱桃树下睡去, 醒来的时候发现树叶里夹满散落的花瓣, 空杯里已是满满的冷咖啡。进房间去, 太妃糖色的大猫就蹭着你的腿, 被摸一下就幸福得呼呼响, 主人家捧着一本广告问你, 今晚在老港有音乐会, 去听么?更多时候,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 谈到个什么事, 突然就有人问, 是谁谁谁发明了自行车, 或是第一个卡蒙贝尔奶酪是几几年的, 于是大家就倾巢出动上网翻书……难怪一顿饭几个小时吃不完。总是有朋友对我抱怨法国人的淡漠和随性, 说他们活得没有激情, 然而看着这样较真的生活, 我总是被感动。在图书馆, 很多学生都把书包衣服丢在地上, 随便地席地而坐, 一边查资料一边自言自语, 脏字连篇地抱怨老师发神经啦怎么找不到啦, 叫人哭笑不得的孩子气。但是和你争论起一个问题, 层出不穷的案例还有数据, 让人奇怪。明明昨天晚上还看到他在酒吧里晕乎出丑, 明明早上还看到她为了借个火傻气地等在停车场, 怎么就知道那么多的, 不会是瞎编的吧!于是他或者她就把资料打印给你, 理直气壮地指来指去, 最后还很装地对你说, 不懂就问, 大不了再讲一遍。不服气的我当然会转移话题, 中国问题上, 怎么也不能输给你!一开始他们还说着这不是真的, 我不这样认为, 后来终于败下阵去, 就开始用很崇拜的语气问东问西了, Ah Bon?AhBon? (是吗?是吗?) 最后一定要用“我听说过……”, 或是“这个我知道, 就是……”这样的话来结束我们的争论, 吵再凶, 一杯咖啡后大家又嘻嘻哈哈起来了, 这个说我厌恶你的措辞, 那个说你以为你的用词很好么, 你的总结不够清晰啊, 这个又说怎么可能!其实一回去就开始反省了。

什么观点都可以不同, 唯有一件事, 所有的学生都有共识, 就是抱怨老师。一开始我们还对老师恭恭敬敬点头, 问个问题也是诚惶诚恐, 后来就和真正的法国学生一样吐舌头, 耸肩膀。老师不但不生气, 反而夸你越来越像个法国人, 有些活泼的老师还和你比赛吐舌头, 简直是一点为人师表的自觉也没有。考试前还会问有没有受贿的?价钱可以商量哦。当然了在法学院更多的老师都是碉堡, 开口闭口的拉丁文, 说是很“Chic” (优雅) , 上课前和大家问好, 要是大家回答的声音不够响就会很委屈很严肃地说我对你们问好, 你们也要向我一样。有段时间罢课风刮得紧, 别的学院纷纷被学生占领, 唯有法学院一切照常, 有时候正在上课, 就有经济学院文学院的学生代表来闹堂, 要做演讲, 老师耸耸肩对我们说要复习啊考试不取消, 等老师一走学生就散了, 根本没有人听什么演讲, 搞得别院代表很尴尬。最搞笑的是有的老师不妥协, 自己在课上搞起小演讲, 高呼我们就是要学习不罢课, 我们有自由工作的权利云云。下面就唯恐天下不乱地起哄, 简直没法上课。法国人最常说的不只是哦啦啦, 还有“我不在乎”, 开口闭口的自由民主, 我要怎么样是我的事, 你管不着, 拽得不得了。博爱就更不用说了, 和你没过说两句话, 打招呼的时候就亲热的一塌糊涂。来这里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自己把自己当回事, 不然没有人把你当回事;第二件事就是要会拒绝别人, 只要一句“我不乐意”就够了。

刚到这里的时候, 同学们向他们的朋友介绍我, 都说“这是唯一和我们行接吻礼的中国人”, 性格原因, 很自然地就可以和陌生的环境交融起来, 虽然还是有距离感, 但至少看得真切。我认识的法国人, 都是真诚的, 自我的, 在工作上绝对地严苛, 但是生活里随性地一塌糊涂。浪漫的时候要人合不拢嘴, 较真的时候要人咬牙切齿。如果说有不愉快的时候, 当然就是在西藏问题上, 其实我们都不能用单纯的一个“好”字或是一个“坏”字去解释, 他们的民族就是这样一根筋, 太强烈的欧式优越感让人又敬佩又愤怒。法学院是右派阵营的集聚地, 中法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在咖啡机旁都可以和人吵起来, 当然了我们都会用“辩论”这样专业一点的词, 但是辩论到后面火药味就会变得很不专业了。我会大声指责他们媒体的片面性, 还有谴责他们所缺乏的民族凝聚力导致二战的完败。他们呢, 当然会更大声地用人权问题来压制我, 然后以民主来做总结。这时候你就体会到了当年西塞罗还有亚里士多德在大庭广众下当街辩论的传统。我们可以互相比音高似的叫嚣着“耻辱”, “无知”之类的词, 别的法国人只是看着, 也不参与。这时候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在法国课堂上教授会很粗暴地打断一个学生的问题并指责他没有听讲, 而那个学生会更粗暴地把问题问完。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言论自由, 在咖啡厅, 在巴士站, 在电影院, 在路边, 任何人都可以不赞同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的赞同。就像一个朋友说的, “我就是说出我的想法, 你听不听是你的事。”如果你可以说服我, 你就会赢得我的尊重。所以在餐桌上, 辩论的阵营往往会有不同的阵型, 大家都竭力表达自己的想法, 否则就是被遗忘的人群。

小时候总是唯恐天下不乱, 觉得乱世造英雄。直到出国了, 站在课堂上大唱国歌, 才体会到无所谓乱世与否, 你的身后总有一个国家, 等着你的回归和创造。站在巴黎街头, 看着塞纳河上的晨曦, 勾勒出爱情的美丽颜色, 艾菲尔像一个梦的符号华丽地伸向空中。这就是美好的法国, 像一个爵士的尾音, 美得颤抖, 叫人不想停下。有一刻你会对自己说我想留下, 去感受它。但是在晚上, 站在华庭之下, 看着香榭丽舍像一场流动的盛宴, 远处的摩天轮旋转出无尽的遐想, 你就还是醉了, 有点忧伤, 觉得再美好的一切不过如此, 觉得你来了这里不只为了一瞥她的容颜, 哪怕绝色倾城, 你还是要回去, 用你自己开拓的天空去营造你的世界。你还是属于那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红色国度, 你恨不得马上就回去, 用你的双手, 用你的心, 去为她增添美好。

法国大革命论文 篇11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厉行廉洁政治。

中央苏区时期，地处赣南、闽西偏远山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加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和疯狂侵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军民生活异常艰苦。当时“临时中央政府的十个工作部门，全部集中在瑞金叶坪的一个大祠堂办公，每个部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村工作人员，除少量技术人员外，大家都没有薪饷”，苏区干部“每人一双草鞋、一顶雨笠，艰苦得很。”面对艰难困苦，党员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廉洁奉公。惟有如此，才能共克时艰，巩固和发展苏维埃革命事业。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同时强调“经费节省，决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1932年7月7日），《红色中华》1932年7月21日，第28期〕。毛泽东还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均须在不影响政府日常工作的条件下，帮助周围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自己更须就近开荒种田种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在积极倡导廉洁奉公的同时，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艰苦奋斗。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士兵就为此编唱歌谣：“毛委员带头吃野菜，艰苦作风传万代。”毛泽东非常节俭，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在饮食上也与干部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在夜晚工作时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但他却只留一根，经常在豆大点的光亮中伏案工作至深夜。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倡导下，中央苏区深入开展节省运动和反贪污浪费斗争。据统计，1933年11月，中央政府各部预算总额12032元，翌年3月尽管增设了粮食部，但预算总额仍减到2831元，仅4个月就节省了9201元，约降低76%。1934年3月13日，《红色中华》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中央政府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劳动部、土地部等部门率先响应，陈云、邓颖超等23名领导干部联合签名致信《红色中华》表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年不领夏天衣服，“把全部日常生活服从革命战争利益”（《中共中央机关外籍工作同志给本报节省运动号召的回答》，《红色中华》1934年3月20日，第164期）。广大干部群众也争相呼应，一场轰轰烈烈的节省运动掀起高潮。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严惩腐败行为。

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通病，也是难以根治的顽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腐败也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中央苏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贪污、浪费、挪用公款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给苏维埃政府和革命事业带来恶劣影响，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9页）

针对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的易发性、隐蔽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毛泽东特别重视预防与惩治相结合，思想教育与法纪处分相结合，并制定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他重视“教养”先行、防微杜渐，通过党校、苏维埃学校及各种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要求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修养和优良作风，树立一心为民、无私奉献、为苏维埃奋斗的思想，这就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党政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抗腐拒变的能力。另一方面，把惩治腐败和犯罪纳入法制轨道，制定并领导执行了相关法律措施。1933年12月，毛泽东和项英联合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明确规定：凡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苏区货币，当时1元可约买42斤大米或10斤猪肉，官兵伙食不含粮食每人每天5分左右）以上者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视具体金额分别判处不同年限监禁或劳改；“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玩忽职责，管理不善，存放不妥，造成损失，轻者重罚，重者法办”。

除了颁布法律法规外，还通过依法严惩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的司法实践有效地锤炼了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纯洁了苏维埃政府的队伍。譬如，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1932年5月9日打响了惩腐第一枪——枪毙了犯有谋财害命、强奸妇女、贪污腐化等罪行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陞。此后，无论是侵吞各种款项34项共折合大洋2000余元（浪费未算入）的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判枪决并没收其本人财产），还是贪污公款246.7元、携款潜逃企图投敌的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处主任左祥云（判枪决），等等，都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惩处。据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仅在1934年初的两个多月里，在中央一级的反贪污检举中，“查出贪污公款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棉花二百七十斤、金戒指四个……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二十九人，开除工作的三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一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七人，给严重警告的二人，警告的四人。”（《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3月27日，第167期）

“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加强监督警示。

毛泽东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同时郑重承诺“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监督警示，毛泽东和苏区领导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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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制度。其一，选举制度。建立民主选举制度和代表会议制度，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这就保证了苏维埃政权是切实代表广大民众的政权。其二，组织制度。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签署了《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等组织法令，通过领导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提高了苏区政府工作队伍的纯洁性和组织纪律性，防止投机分子钻空子。其三，监察制度。毛泽东领导苏维埃中央政府制定颁布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怎样检举贪污浪费》《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监察制度和工作守则，为监督行为提供制度保障，成为遏制腐败的“克星”。其四，财经制度。毛泽东还领导中央苏区各级政府建立了预算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税收制度等，在经济上实行供给制和经济民主制，统一财政，加强管理。以上四方面制度和措施构成了卓有成效的监督防范制度体系，并在践行中不断健全完善，大大加强了对干部的监督、警示和教育，有效提高了干部的自律性，成效斐然。

其次，设置机构。毛泽东等人非常重视建立健全监察机关等监督机构，他领导建立了由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地方各级检察部和各级检举委员会等组成的专门的监察司法系统，检查部（科）之下设控告局，负责“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及调查控告的事实”。群众可以通过控告局等途径和载体对不良现象进行检举控告。除正式监察系统外，还辅以可由很多工农群众参加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等构建的“群众性”检举监督系统。这两套系统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对党政干部中的腐败行为和不良风气进行毫不掩饰的监督、检举、揭露和批判，使中央苏区的腐败现象及时得到发现、清查和遏制。

最后，注重舆论引导。毛泽东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具的作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创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表示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它辟有“工农通讯”“来件”“专载”等专栏，大量刊登群众来信来稿，经常发表旗帜鲜明的社论。从1932年3月9日起，开辟了为监督检举工作而设置的专登批评稿的“突击队”栏目，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中央苏区各级政府中出现的大小腐败分子和各种腐败现象。从1933年1月7日起，又增设了广泛宣传苏区干部群众克己奉公等各种光荣事迹、专登表扬稿的“红板”栏目。通过批评和表扬两种截然相反的宣传方式，达到鲜明的舆论导向。据统计，当时中央苏区主要有《红色中华》、《斗争》（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青年实话》（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等312种报刊。它们构建出良性舆论氛围，切实发挥出巨大的舆论导向作用，成为当时对干部进行宣传教育和监督警示、反腐倡廉、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武器。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苏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中央苏区时期干部鲜明的廉洁奉公作风和廉洁政府。正如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所指出：我们可以夸耀地说：“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不仅对于加强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壮大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想启迪作用。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2月22日，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法国饮食文化 篇12

法国菜以其美味可口出名,且菜肴种类繁多,烹调方法独特。法国菜具有选料广泛、用料新鲜、装盘美观、品种繁多的特点。菜肴一般较生,还有吃生菜的习惯。在调味上,用酒较重,并讲究什么原料用什么酒。他们的口味肥浓、鲜嫩而忌辣。猪肉、牛肉、羊肉(肥嫩的)、鸡、鱼、虾、鸡蛋和各种烧卤肠子、素菜、水果是他们喜爱的食品,尤其爱吃菠萝。无鳞鱼是被排除在餐桌外,不受欢迎的食物。进餐时,冷盘为整块肉,边切边吃。法国餐是不能仅仅用味美或营养丰富来形容的。除了在对菜的配料、火候的讲究、菜肴的搭配、选料的新鲜程度以及不同地区所演变出的多元化菜肴与烹调方法,法餐可以说其在细腻、合理性和艺术性都在其他西餐之上。

法国餐的每一道菜与饮品搭配是一门“艺术”。餐前一杯开胃酒不可缺少。就餐期间酒的种类,甚至颜色都非常讲究。点肉类食品要配红葡萄酒。吃鱼虾一类的海味要喝白葡萄酒,有些人用餐后还喜欢喝一点白兰地一类的烈性酒。每种酒所用的酒杯都不同。

法国人还特别追求进餐时的情调,比如精美的餐具、幽幽的烛光、典雅的环境等等。大一点的餐厅大都布置得富丽堂皇。有的店里还存有16世纪的路易十四时期的豪华家具,精致的银餐具、水晶杯子等昂贵华丽的餐具。还有的餐馆把艺术收藏品作为店里的主打。墙上的名画是真正的珍品。绝不是牵强的装点门面的一般艺术挂画。也有的餐馆还将自己的收藏爱好放到店里与客人共享收藏乐趣,如果饭店的历史很短,他们也能想办法摆满各式鲜花。与品尝美味是绝好的情景交融。

法餐三宝

传统意义上的“法餐三宝”大多是指蜗牛、鹅肝和牡蛎。最适合女性享用的“法餐三宝”是蜗牛、鹅肝和龙虾。

1.烤蜗牛

被视为“肉中黄金”的蜗牛营养丰富,极具药用价值。在众多食用蜗牛的国家中,法国蜗牛最有名气。法国蜗牛高蛋白、低脂肪,含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据法国饮食协会的资料显示,蜗牛有清热、解毒、消肿等作用,能调节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长期食用能养颜美容、延年益寿。法国人一直将食用蜗牛视为时髦和富裕的象征。每逢喜庆节日,家宴上的第一道冷菜就是蜗牛。据统计,法国人每年要吃掉6 万吨蜗牛肉,折合30 万吨鲜活蜗牛,其中90%以上依靠进口。巴黎专营蜗牛食品的商店有500 多家。法国蜗牛的烹调别具特色,一般以烤为主:在蜗牛肉上涂一层奶油,再将蜗牛肉与葱、蒜等一起捣碎,拌上黄油和调料,塞进洗干净的完整的蜗牛壳中,然后将“改装”过的“蜗牛”放入底下有6个圆孔的圆形铁盘内,搁在炉火上烘烤。等奶油烤化了,就可以取出蜗牛食用了。法国人吃蜗牛的工具很特别,是一种特制的叉子和钳子。吃蜗牛的人一手用钳子夹住蜗牛,一手用叉子将蜗牛肉从壳里挑出,蘸上调味汁或辣椒酱,味道鲜美无比。

2.鹅肝酱

法国鹅肝酱,与鱼子酱、松露齐名的世界三大美食珍品之一,是法国的传统名菜。鹅肝酱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入口即化、唇齿留香。据记载,真正发现吃鹅肝的乐趣和美味的,是2000多年前的罗马人,他们搭配着无花果食用,被西泽大帝视为极品佳肴,后来在法国西南部乡村,有人用鹅肝制作肉冻及肉酱,并搭配法国面包食用,食法简单方便,后正式流传开来。

3.活牡蛎

驰名世界的法国大菜以海鲜为最,最值得称道的是俗称“蚝”的牡蛎。早在中世纪时,蚝已是法国人钟爱的珍馐。到了讲究豪华排场的17 世纪,蚝有了更多的吃法,但美食家始终推崇生食。蚝是一种有“海中牛奶”之誉的海洋生物,富含人体必需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尤其在生食时其营养价值极高。若佐以口感偏干的白葡萄酒,生蚝的味道会更臻鲜美。

吃牡蛎没什么配料,基本上是生吃活吃,挤点柠檬汁和一两样其他的调料就直接入口了。吃完牡蛎,都要把壳里一汪海水喝进去。大凡第一次吃法国生蚝的食客,都会有味蕾“惊艳”的感觉,端上桌的刹那,蚝肉还在微微蠕动,很鲜活,肉质丰满厚嫩,带着微微的甜味,尤其是那一口清澈的汁,咸咸的,新鲜!仿佛可以体验到大海波澜壮阔的味道。不必放任何的芥末、酱汁,就这样“裸吃”,方显真味道。

面包文化(“棍子面包”)

巴黎的大街小巷,清晨时分,有许多来去匆匆的行人,怀抱一根用作早餐的长条面包穿梭走过。这是令人好奇的时髦风景。对法国人来说,面包就像中国人碗里的米饭。早餐时涂上黄油和果酱,午餐时做成三明治,晚餐时用来揩净菜盘子里剩下的调味汁,放上干酪一起吃。每一餐都少不了面包。法国面包,因外形像一条长长的棍子,所以俗称法式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法国特产的硬式面包。与大多数的软面包不同,它的外皮和里面都很硬,所以除了法国人之外,并不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面包。法式棍的一部分法国面包的制作也是对面包师的考验,上等的法国面包的外皮是脆而不碎。法国人有边走边吃的习惯,儿童上学也喜欢手拿长面包,大口大口地啃食。有时,他们把面包当棍棒,追逐捅打,别具情趣。

红酒文化

法国的酒主要分三大类,红白葡萄酒是一类,白兰地是一类,再就是香槟酒,这些都是以葡萄作为原料的,不像中国人以粮食酿酒。

在法国最常喝的是红白葡萄酒,产地很多,主要是波尔多、勃艮第、阿尔萨斯、博若莱等地,酿造方法有的工业化、有的家庭传统式,在祖传的古堡内酿酒,酒瓶上的商标著名产地或古堡的名字。

白兰地则贵一些,葡萄酒比较大众化。法国著名的白兰地产于中西部一个叫干邑的地方,后来由于这里的白兰地有名,地名就成为酒名了。我们所知的路易十四、人头马、拿破仑、轩尼诗就是不同品牌的不同酒,均闻名于世,成了法国高品质文化的象征。

香槟酒产于东部兰斯一带的香槟地区,只有这个产区出的才可以叫香槟酒。这种酒浅黄色,加汽,有甜味,饭前当开胃酒喝,有时也配正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