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共10篇）

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篇1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和谐稳定是主题之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政府管理模式是管制型的。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政府管理的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首先要放弃过去那种管制式的模式,向管理型、服务型方向转化。也就是说在中国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政府还应该有一个管理加服务的过渡期。在构建管理服务型政府过程中,政府各管理部门迫切需要对被管理或服务的各组织机构,提供贷款融资、信用消费、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交易交换、申报审批、信息传递等官方信用管理和服务。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当前, 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对于打击恶意拖欠和逃避银行债务、逃骗偷税、制假售假、非法集资等失信现象非常重要。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权益,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责,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信用体系发展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相适应。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建设和完善以组织机构代码和身份证号码等为基础的实名制信息共享平台体系,做到谋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是社会信用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和使用者。2007年我国提出,以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2005 年以来,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个人信息基础数据库先后上线运行,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国防范社会信用风险、改善社会信用环境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在提高金融机构审贷效率、降低信息成本、方便广大企业和个人借贷、辅助信贷决策、防范信贷风险及根据信用风险确定利率水平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仅在信贷部门建设和应用信用体系已远远不够,市场交易、政府审批、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向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各级政府正在推行产品质量信用、环境质量信用、合同履约信用、纳税信用、价格信用等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并逐步形成独立的信用记录,为强化信息共享、信息交换、信息分类,逐步建立公共服务和信息管理交互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做准备。为市场主体建立诚信档案,让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向社会公开,使守信者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使失信者无处藏身,为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代价。

3.建设中国和谐社会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要求

市场主体的信用如何, 是由其具体行为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随时间而积累的真实记录对综合判断行为主体的诚信与否、信用程度等尤为重要。因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对信用信息记录的获取、使用等就有更高的要求。

3.1 信息记录的可塑性、不可抵赖性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 被考量的对象是作为市场主体的组织机构和自然人,其市场行为和社会活动的过程及结果被客观地记录下来,作为评定其信用程度的第一手资料。单个行为主体的行为记录应当是真实的,并可以进行历史性的查阅、追溯,确保与行为主体一一对立,不能被随意更改,应该形成永久性的档案。同时,这些证明其信用的信息记录使行为主体不可抵赖,不论优良记录还是不良记录都不能因时间或行为主体的角色转换和主观意志而不被认可。

3.2 信息记录的电子化、标准化

各类组织机构和自然人的活动或行为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是鲜活的。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需要筛选其中涉及信用的那部分信息,并以电子化的形式记录并保存下来,不至于随时间的流逝被遗忘或丢失。同时,对大量的信用信息进行统一的分类、整理、归档等标准化处理,便于使用。

3.3 信息记录额网络化、共享和交换

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充分发挥系统效能,使信用信息网络化,改变我国政府各部门间大量可以开放的组织机构和个人信用信息处于分散和相互屏蔽的状态。有条件的实施网络信息交换和共享。在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间形成“系统互联、信息共享、业务联动、交叉稽核、统一监管”的社会监督机制。

3.4 信息的安全与应用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 信息的安全保证在一定程度上比信息本身更重要。在信用信息采集、查阅和调用、共享和交换等阶段的安全都很重要。一是在采集时,确保对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实效性审核,避免差错。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个人隐私等信息应当保密,杜绝随意泄露。二是在查阅和调用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避免因随意性或缺乏安全意识而造成泄密。三是加强网络安全,不断升级完善软件,从而提高安全技术含量,保证信息共享和交换在网络安全状态下运行。

总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趋势,做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确保信息的标准性和可塑性,安全性与实效性,便捷性与共享性,为建设和谐社会打好夯实基础。

摘要：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建设内容,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命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关键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谐社会,要求

参考文献

[1]李广乾周刚司琳华洪悠悠袁东明.我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体制的现状、问题与建议[J].电子政务,2011年Z1期:11-23.

[2]中国电子政务网.电子政务建设的现状、问题及趋势http://www.e-gov.org.cn/news/news007/2010-08-09/109681.html

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篇2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中国古代法律也不例外。它与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维护当时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社会结构，竭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瞿同祖先生在其大作《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详细地阐述了产生这一法律的社会背景，研究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揭示了法律的意义和作用。通过他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脉络，了解其演变的规律和不同阶段的基本特色，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深入了解其实质。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两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中国历代法制都明确限定了人们在社会以及家族内的身份等级，并且无论刑事、民事、诉讼、行政诸多方面都与这种身份等级密切相关。瞿先生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了家族、婚姻和社会阶级，揭示了其和法律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突出了儒家思想对法律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看到了古代中国社会法律的发展轨迹，了解了古代中国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明白了当代中国某些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历史缘由……

与欧洲社会早期国家产生不同，在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的联系非但没有被打破，反而愈加紧密，宗族成为政治结构的主要单位，稳固宗族关系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早在西周时期就确定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制血缘关系网并根据了尊卑、亲疏、远近程度不同，确定了“五服”制度，因此丧服不仅是简单的服丧衣饰，更主要是确定亲属之间关系和等级的标志。中国家族主义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其父权本位上。“父为子纲”，父对子孙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对子孙有支配和惩罚的权力，不仅对子孙的日常生活加以严格限制（如婚姻等大事也要由父所决定），甚至对子孙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正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法律对此种行为一般都会网开一面，从轻甚至不用追究责任。子孙对父母要绝对服从，不许忤逆、违背父母，不然会被法律、社会当成罪人。“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五刑之属三千，最莫大于不孝”，对于父母等至亲尊长的不孝行为，历来被当作罪大恶极的事情，法律都要对其加以严厉惩罚，隋朝确立的“十恶”中有一类是被认为严重侵犯家长权的，如恶逆、不孝、不睦、不义（部分），内乱等，这些罪行都要受到严厉打击，一律不得被普通的大赦所赦免，所谓“常赦所不原”。而且贵族官员犯有这些罪行，也不得援引八议、收赎之类的特权来逃避刑罚，从中可以看出父的绝对权威。“为亲者讳”，儒家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不应互相告发，这才算“直”，这种“直”当然是超乎法律之上，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原则为准绳的。不过，在法律上，父告子是可以从轻甚至不用承担责任的，而子一般是不能告父的，不然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所告是实情，也要接受惩罚。……讲到家族，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婚姻，因为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婚礼者，礼之本也。”而婚姻的目的则被认为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主要是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婚姻一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基于血缘、等级和特殊事件等设定了许多限制，如同姓不婚等，婚姻的缔结一般都要经过繁缛的程序。“夫为妻纲”，夫就如同是妻的家长，对其行为负责，要求妻对夫百依百从，决不能有半点怠慢，夫也可以纳妾，甚至可以以“七出”单方面解除婚姻，休弃妻子（虽然有“三不去”对夫单方面休妻的限制，但是夫休妻的权利还是很大）。妻对夫的殴打等侵害行为，只能默默忍受，不能付诸诉讼，更不能加以反抗，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侵害严重甚至造成死亡等，夫也会照凡人有所减罪；而妻对夫的侵害行为却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妾则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总之，妻妾对夫要绝对服从，勤恳祭祀祖先，延续后代，才可以免遭被休弃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健全，父子、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了一步一步的改变，当代社会不会再强调父权、夫权的绝对权威，也不会在法律里规定“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夫妻更多是平等、互相扶助。但是，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在当代还是有一定影响。在许多农村，重男轻女、暴力干涉婚姻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痕迹。为此，有关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条文，以次来削弱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势力。

欧洲社会早期国家权力的形成主要是循着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中国的国家权力是通过政治性的集权方式得以形成的，所以统治阶级更加注重王权的巩固，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儒家便是维护这一制度的“忠实奴仆”，儒家向往礼制，“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荀子说得更明白：“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得其宜。”（《荀子•礼论》），礼成为早期国家划分并确定社会成员尊卑贵贱地位及其相应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依据。“序上下，正人道也”（《白虎通德论》卷一，《礼乐》）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一切重要领域建构了一套贵贱有等、上下有序，极具严肃性和威严性的规范体系。统治者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天子、诸侯、各级贵族、平民以至贱民等阶级，不同阶级在社会中有不同的地位，各异的权利义务，权利从天子递减，义务则是从天子递增，权利义务并不对等。不同等级的人应遵循不同的生活方式规定，服装、饮食、房舍、舆马等都有严格的限制，“见其物而知贵贱。”（《新书》卷一，《服疑》。君主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最高地位，对臣民拥有根本性权威，“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对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利是毋庸质疑的。臣民对君主要绝对服从，任何时候都要为君主着想，不得侵犯君主的权威，否则会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逃不了严厉的刑罚。地位高的阶级一般都能享受特权（如“八议”制度等），而且能支配、统治地位低的阶级，对地位低的阶级的侵害行为一般也能较凡人减等，而且可以以赎官法、官当法等逃避法律的惩罚，而地位低的阶级承担了大量的义务，对地位高的阶级惟命是从，不得侵害他们的权利，不然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严刑竣法。不同阶级一般也不允许通婚，所谓“门当户对”是基本准则，特别是地位高的女方不得嫁给地位低的男方，不然会受到社会的唾弃。等级一般是世袭的，特权阶级永远是特权阶级，而贱民阶级只能世世代代做牛做马，不可能成为特权阶级,而且，不同种族中也有不平等，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这种不平等的情形异常显著，人民都被划分为层次井然的阶级，无论政治、法律及社会各种待遇都依其顺序而定其高低…… 几千年过去了，中国法律得到了健全和完善，许多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都已剔除，法律向着平等、公平的方向发展，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阶级观念还是在不少人心目中存在，有些官员自以为是特权阶级，整天鱼肉百姓，凌驾于百姓之上，而且官官相卫，形成了新时期的官僚集团，而百姓竟以为自己是弱者，不敢加以反抗，更不用说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世袭制”也没有完全消失，市长的儿子再差也能当个官，而百姓想当官却要费劲周折，这样，真正的英雄只能无用武之地。悲哀！法律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平之如水”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执法过程中和社会活动中都要剔除阶级观念，真正做到法律、社会面前人人平等，给以公平的机会，则真正的平等指日可待。

儒家成功地将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统一起来，在儒家心目中，家族和社会身份是礼的核心，也是儒家所鼓吹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建立了以“亲亲”、“尊尊”为中心的不平等但有序列的社会格局，强调了君父的绝对权威，构建了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这种格局维系了几千年，成为各个朝代的社会基础。直到现在，我们似乎还可以窥见其痕迹，国人的家国观念还是很浓重，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法律反映着社会，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可以说，法律和社会的发展脚步是一致的。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国法律史，便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篇3

第一，全球化本身，特别是生产链条的全球分布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内经济结构。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要义就是在经济要素的流动方面消除国界的约束。以前的经济活动都是沿着国界线进行分布的，都是国内经济活动。一旦跨国了，就叫国际经济活动，国际经济活动有很多障碍。现在全球化了，一个企业的生产链条分布在全球，基本上不受国界线的影响和局限。在这种情况下，由商务精英所推动的全球化，其核心表现就是企业的生产链条在全球分布，这直接导致美国的国内制造业大规模地转移。

所以我在美国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国的超市，包括在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超市，除了农产品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商品是美国本土生产的，特别是普通的日用品。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既然美国普通制造业的产品都是由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组织生产的，那么美国这些传统制造业的工人们去哪里寻找就业机会？当然品牌和创意可能是美国的，但是生产环节已经分布在全世界。曾经的产业工人仍然存在，然而他们曾经工作的生产线已经不在了，这就直接导致美国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种裂变。

我们说美国是世界上运行得最好的民主制国家，特别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一百多年，美国的民主制度虽然遇到过一些冲击，但总体上运行比较良好。运行良好的一个很重要前提就是美国建立在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而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量拥有股份的产业工人。

制造业是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一个产业，现在制造业基本上都消失了之后，美国的产业工人就发生了裂变，一部分人逐渐向科技工人、高技术工人转变，另外一部分人成为投资银行家，进入金融行业。但是绝大多数产业工人却逐步沦为美国的贫困人口，这些人虽然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太多的其他收入来源了。特别是加上现在医疗、养老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这部分群体就逐渐沦为美国社会的底层，被认为是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受损的一个利益群体。不仅如此，大量技术移民来到美国，又抢占了不少就业机会和福利。

所以提到全球化，这部分人是不满意的，在政治上的主要表现为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力量。在纽约州的初选中，特朗普到过的一个很重要的竞选城市就是锡拉丘兹。这个地方又叫“雪城”，是美国很重要的传统制造业城市，现在基本上已经衰落了。特朗普在那里很受欢迎。雪城离康奈尔大学很近，我曾经去过，基本上处于很破落的、相当于中国县级城市的状态。

产业的大规模转移直接导致美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促成美国中产阶级形成的制造业几乎全部消失了。根据皮尤中心对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美国城市的中产阶级规模正在大幅缩减，这成为21世纪美国最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之一。中产阶级的萎缩加剧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失衡。现在美国的产业结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阶层。美元是世界货币，美联储是世界的银行，所以美国就担当着世界银行家的角色。美国向全世界提供了两样东西：一个是硬货币，全世界使用美元，又把美元回流到美国；另一个是与此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美国不生产制造业产品了，只生产金融产品，所以华尔街的这部分人特别有钱，成为整个美国社会当中最富裕的群体，希拉里就代表这部分群体。特朗普，特别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攻击希拉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希拉里竞选的“金主”都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桑德斯和希拉里很大的不同，就是前者的竞选资金来源主要是每人100美元的平民小额捐助，而希拉里的竞选资助主要来自大财团。

除了制造业的转移，与此相关的是美国整个经济结构的过度金融化，全部政策、资源都向华尔街转移。除了华尔街以外，美国最赚钱的、最有利润的、支撑美国这个国家权力基础的就是以硅谷为代表的高技术，比如以IT为代表的企业，像IBM，还有提供信息服务的脸书和谷歌，特别是谷歌这样的企业。东海岸以华尔街为代表，西海岸以硅谷为代表，成为美国力量的基础。

而在制造业领域，包括汽车，甚至稍微高端一些的产业，美国基本上都转移出去了。经济结构的变化一定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当然，目前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其态势、发展趋势是这样的。在这样一个阶级冲突的结构下，就容易出现极端主义。当一个社会结构是扁平的，人与人之间是比较平等的情况下，大家是很温和的。所以以前人们常说，美国虽然有两党，但是这两党有高度共识，现在这个共识正在分裂，所以极端主义开始出现。这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表现十分明显，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打败共和党的体制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美国国内的焦虑和极端主义情绪。

另外，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全球化的第二个力量是人的全球化，就是所谓的移民政策给美国带来的冲击。美国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开放的移民政策，是导致美国有力量的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同时，我觉得有朝一日美国如果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崩溃，或者美国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跌落下来，很可能就源于它的移民政策。当年亨廷顿所写的《我们是谁》，有些政治上的不正确，一直受到美国精英人士的批评。但今天我们再和精英人士讨论美国移民问题的时候，美国精英阶层也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北美自由贸易区直接导致大量拉丁裔人口涌入美国，包括首都华盛顿，都有大量的非洲裔。而南部，像迈阿密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是拉丁裔占主体地位。这次大选中，除了特朗普、希拉里和桑德斯是地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外，其他几个，比如代表共和党精英人士的克鲁兹、卢比奥等都是拉丁裔，而杰布·布什的夫人也是拉丁裔。甚至有人在争论克鲁兹到底符不符合参选总统的条件，因为他的母亲是在加拿大怀孕的，尽管他本人是在美国出生的。这一争论说明这些人的身份认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跟美国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精英人士还是觉得忌讳，但是我能感受到美国上下对这个问题的焦虑感，特别是在南部。整个族群的变化对美国的冲击特别大。移民实际上是整合的力量，但是如果不能实现有效融合，移民也可能成为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如今，正是让美国最引以为豪的移民政策，很可能会成为今后让这个国家出现问题的所在。总之，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所导致的阶级冲突，还有开放的移民政策所带来的族群冲突，这两个冲突结合在一起，可能使得美国今天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分裂，这种分裂我觉得是一百年以来所没有过的巨大分裂。

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篇4

一、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

一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 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也就是说, 社会要和谐, 就要谋求发展;而要实现科学发展, 一定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两者相互依存, 都强调以人为本, 都强调统筹兼顾, 都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都强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有机统一, 共同构成当今时代的两个最强音。

二、社会活力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统

一

社会活力包括物的活力和人的活力, 物的活力是指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 生产要素得到充分整合, 人的活力是指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激发社会活力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投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社会公平涵盖了理念、制度和机制上的公平。社会和谐是社会活力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 既注重激发社会活力, 又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 提出“要通过发展保障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以‘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 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等等, 这些强调的都是在不断激发社会活力、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同时, 更加注重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

三、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

一

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是两个概念、两种状态。稳定是和谐的基础, 和谐高于稳定。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要善于把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有机统一起来, 找到二者的结合点, 在群众承受能力范围内逐步推进改革开放, 确保社会稳定。不可否认, 在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 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矛盾和斗争, 这些矛盾和斗争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对这些矛盾和斗争, 我们不能回避, 必须正视, 要努力掌握化解矛盾的能力, 掌握斗争的主动性, 把矛盾化解到一定程度, 把握斗争的“度”, 确保社会稳定。

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和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有机统一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 与自然界相对应的社会是大社会, 与国家、公民相对应的社会是小社会。和谐社会既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大社会, 也是人与人和谐的小社会。十七大报告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建设和谐文化, 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等, 倡导的是做好为了人、提升人、关心人的工作, 促进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

五、促进国内和谐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有机统一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强调“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 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 “两个实现”的目标把促进国内和谐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有机结合到了一起。在促进国内和谐上强调“创造机会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解决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上, 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等方面对建设和谐世界作出部署, 并宣告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理, 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六、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

一

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篇5

关键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传媒市场化；传播功能；媒介转型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185-01

一、大众传播的功能说

大众传播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媒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传播。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伴随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络媒体作为新兴力量迅速崛起，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大众传媒包含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拉斯韦尔最早提出传播的三功能说，即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文化遗产继承三功能。赖特围绕大众传播的内容在其基础上增加了娱乐功能；施拉姆系统的总结各种功能理论，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角度重新阐释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其中，关于大众传媒的经济功能，施拉姆指出，大众传媒具有传播关于资源以及买和卖的机会的信息、解释这种信息、制定经济政策、活跃和管理市场、开创经济行为等功能。经济功能演说的提出也进一步明确了大众传媒作为传播主体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从资本主义国家传媒经济来看，传媒主体作为经济主体，以经济效益为首要目标，传媒产业在其本国国民经济中越来越占据重要比重。而我国传媒产业从依靠政府支持也逐渐向独立经营转变，大众传媒的经济属性也日益体现明显，并成为主流。而由于大众传媒肩负的各种功能，其社会属性所赋予的社会责任也不容忽视。因此，在市场化经营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化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双效益的平衡发展，是媒介经营者一直以来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寻求的发展方向。

二、我国大众传媒的功能转变

1.以中国航空报为例简看到众媒体的成功转型

《中国航天报》创刊于1986年1月1日，是中国唯一一家权威介绍航天高科技产业的报纸，主要报道中国航天产业的发展动态、科研成果、经济活动、企业文化、国际交流等信息；介绍国内外航天界的重大活动和发展走势；同时普及科学知识。它是中国航空集团面向全国发行的机上报纸，是一份品味较高的窄众航机读物。2006年国际航空报全新改版，在引进专业媒体人才的同时，确立了“开门办报”的方针，推出了几个亮点，从颜色上改成了纯蓝色版面，美术风格简约而大方，并成功打出了中国第一张蓝色报纸的概念。在内容上，针对首先针对70%都是商务旅客和政府官员的受众比例，结合经营需要和国航品牌需要，以财经信息和人文阅读为报纸的主要内容，采用简约板式。在2007年由新闻出版总署《传媒》杂志社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上，《国际航空报》和计算机世界、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等同当选为“2006年度十大创新行业报”。中国航空报，作为党政机关报，转变功能，走向市场化经营，其党政宣传为主要功能转向机上读物服务乘客的功能转型，集中体现了其市场化的趋势。从内容上讲，伴随其功能的转型，其窄众化市场的选择取向-------国航的3000-4000万人次的乘客，决定了其报纸内容-----财经和人文阅读和版式----简约。而且在实现成功转型的同时，也实现了品牌的创建，为媒体的二次营销创造了机会。通过《中国航天报》的功能成功转型，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大众传媒，在走向市场的时候，需要以受众市场为导向，受众市场决定传播内容，传播内容影响传媒价值。转型后，不仅“效率”----经济效益得到了提升，其“品格’---质量也得到的了提升，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所以，在市场化趋势下，大众媒体的功能转型极其重要，而且必须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面顾。

2.转型中存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陷阱”

在媒体转型中，有成功的案例存在，但同时也存在不成功的例子，而这类媒体，除了由于市场取向不明确，经营不善，信息匮乏，盲目投资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缺乏长远目标，将短期内以低俗迎合大众口味而后取得暴利，认作市场出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报纸宣传功能和引导作用。近年来虚假新闻充斥网络、“艳照门”“受贿门”“吸毒门”等新闻报道层出不穷。在众多大众媒体以此类推报道作为吸引受众的噱头的年代，也逐渐将我们带进了一个误区，要实现传媒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必然要迎合受众的需求，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而这必然导致大众传媒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但实践证明，一些知名媒体及其品牌栏目都是依靠“新闻性、知识性、趣味性”来赢得受众的欢迎和关注的，并且获得了权威性的社会地位。所以说，我国传媒产业若想成功通过转型期，真正的纳入市场化、产业化经营轨道，不仅要确立正确的媒体定位和行之有效的经营战略，还要坚持积极向上的舆论导向，在迎合受众的同时以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引导受众，以防陷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失衡的“陷阱”。

三、结语

从市场角度讲，传媒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方面，文化产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重，所以传媒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大众传媒自身的特殊属性与功能，使得其在发展中需要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作为迈入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大众传媒，更是承担着维护人民言论自由，宣传党政方针，倡导民族公家统一的责任。即我国媒体应始终将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在其基础上，提升媒体的效率与竞争力，以一流的质量与价值赢得受众，赢得市场，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喻向午.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12），18（4）：19-43

[2]胡智锋，杨金月.中国电视策划与设计[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78-102

[3]李礼. 航空市场的窄众媒体运作思路[N]. 传媒日报2007-04-18 10：36《世界媒体实验室》（传媒·精英讲谈社----国际航空报总编辑 李礼访谈）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1-113

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篇6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突出位置, 号召全党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它的提出是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 是一个具有时代性, 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在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范畴, 涵盖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 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其基本要素和评判标准是各不相同的。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2月19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科学论断。他指出,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论断是对以往人类思想史上有关和谐社会思想的科学借鉴, 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谐社会思想的合理吸收, 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要树立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务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有四点:一是人本, 即以人为中心、为根本着眼点;二是全面;三是协调;四是可持续。其中人本是核心,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由人本的派生。以“发展”为主题, 强调“科学”发展, 为和谐社会定了一个基调。解读上述六个基本特征和十七大报告可以看出, 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以人为本, 这是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科学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它还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执政风貌和施政特色, 是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情况下, 在执政理念上的新飞跃。它真正解决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体问题。从这一理念出发, 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理成章。如果没有全面发展的人, 就不会有社会的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和谐作为社会终极价值目标之一, 是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的统领;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 则是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得以实现后所结出的果实;作为人与社会关系的完美体现, 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相协调。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与生存环境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的个性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和谐, 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它创造的高度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 构成个人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而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则是社会和谐的主要条件和关键环节。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 是社会发展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双向互动作用, 对于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在价值目标上高度一致。人的全面发展是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的价值目标, 构建和谐社会则是从社会发展角度提出的价值目标, 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马克思曾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实现社会和谐, 建设美好社会,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 根据社会关系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 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由低到高的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 即前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个人没有独立性, 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不论是原始社会还是后来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人的社会关系都是依赖关系, 谈不上什么自由, 更谈不上全面发展。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 即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认为资本主义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 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劳动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 只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另一方面, 马克思又严肃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片面的发展, 认为那里的劳动不是自由的劳动, 而是异化的劳动, 那里的人不是全面发展的人, 而是片面发展的人。第三阶段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 即共产主义社会。认为未来社会将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 进而在劳动上实现“各尽所能”, 在分配上实现“各取所需”, 最终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 从而使人的物质的、精神的、生命的个性与能力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早在1848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谐思想的基础上, 我们党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 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两个目标虽然提出的角度不同, 但在价值目标上是一致的。

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在进程上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强调, 不能离开人的现实关系和过程去理解人的发展问题, 更不能用理想主义态度去对待人的发展而要用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去思考和对待人的发展问题。这就要求把人的发展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 把它看作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 人的全面发展就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相对性, 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分阶段逐步实现的, 是一个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生态的发展相互协调、相互推进的过程,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这一过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高度契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论“三个代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揭示了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制度属性, 把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 这是六中全会和十七大的重大理论贡献。十七大报还明确指出要“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邓小平文选》) 因此可以说, 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人越是全面发展, 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创造的越多, 社会就越和谐;而社会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 社会越和谐, 就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离开了社会和谐, 人的全面发展就失去了基础, 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和谐就失去了意义。

综上所述, 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相互结合, 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和谐发展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 没有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社会和谐是不可能的。只有人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当代人类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分化、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等都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相脱离的结果。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是高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 我们只有紧紧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第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周围, 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才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摘要：我们提倡的全面发展并不等于孤立于社会发展的畸形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 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先决条件。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和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94页。

[2]江泽民:《论“三个代表”》, 第180页。

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篇7

人生价值包括人生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人生的社会价值是个体的活动对社会、他人所具有的价值, 衡量标准是个体对社会和他人所做的贡献。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体的人生活动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价值, 表现为对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两者共同构成人生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 自我价值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自我价值的实现构成了个体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前提;另一方面, 社会价值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 没有社会价值, 自我价值就无法存在。正如在社会生活中听到的“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这一哭一笑, 反映了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取向, 毫不掩饰一部分人对物质财富的欲求。但是物质是生活的全部吗?如果连快乐和幸福都没有了, 要宝马又有何用?由此, 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实践中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价值观念, 是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发展的价值导向, 体现了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 是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升华和高度概括。基本内容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明确了国家社会的价值诉求与社会成员个体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当前,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的不断提高和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 不仅经济体制、社会结构、行业格局有了很快的变化, 而且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并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因而在全社会形成相对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成员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的终极选择成为当务之急。

二、影响人生价值选择与实现的主要因素

1. 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

西方国家利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对我国实施文化战略。西方认为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主流, 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应该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 他们在发挥传统权力资源的同时更注重用多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进行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洗涤, 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 在全球化背景下, 西方民主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不断涌入, 对我国价值观建设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部分人由于辨别能力不强, 过分地夸大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 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更值得提倡, 更认同西方社会体制, 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困惑与怀疑, 这无疑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

2. 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社会转型、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等导致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并相互交织, 价值观出现多元并存、新旧交替的局面, 人们的信心、信念和信仰受到剧烈的冲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逐渐丧失, 精神生活也出现了危机,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人出现思想混乱、毫无目标、价值迷茫、生活空虚等情况, 对待学习、生活的态度以及人际交往方式、恋爱婚姻观和价值追求等都发生了改变, 甚至出现不分是非、颠倒黑白、价值观错位与缺位的现象。加之社会上不正之风和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等实际民生问题的存在, 使一些人对深化改革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及个人前途产生困惑, 这些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和内化。

3. 市场经济利益思想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迅速发展, 对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无形的渗透作用, 它对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形成有基础性的影响, 市场经济更突出利益、竞争、务实等观念, 客观上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同时也造成了部分人集体主义观念淡薄, 很多人以社会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赚钱的多少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标准。此外, 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也使得人们的价值判断趋向功利。这种现象反映到个人身上就是实用主义, 造成人不注重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缺乏远大的理想和信念, 不考虑长远利益, 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 这更加降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正面引导作用。

4. 人的自身因素的影响。

价值观, 是分层次的, 价值观的构成主要分为直接利益层面和理想信念层面。相当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刻。另一方面, 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与行存在矛盾和背离。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过程最核心的环节就是由知转化为行, 而这个转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跨越。

三、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的终极选择

首先, 遵守认知规律, 着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民教育。国民教育过程中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应当与时俱进。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教育中, 重义轻利和义利并重的价值观都得到鼓励和提倡。应该特别重视公平公正的价值观教育。国民教育过程中价值观教育的形式, 应当打破因循守旧, 提倡敢于创新。在德育教育中关注对提高价值判断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

其次, 大力宣传引导, 营造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环境。环境与人的作用是辩证的。首先要确保舆论导向正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武装人民。引导干部群众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重要意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深入开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 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引导人们继承和弘扬我们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 要深入开展荣辱观教育, 努力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使人们明确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同时, 营造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环境, 必须构建一个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必须要加强对各种文化载体, 如电视、网络、媒体、书籍、报纸、商业广告等的社会责任感、社会使命感的理想价值导向。要大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优秀资源, 并促进其大众化、时代化、生活化。营造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环境, 必须发挥典范的重要作用。在我国, 人们普遍认同的榜样对社会大众具有典型示范作用。所以, 树立道德模范、英雄人物等善的榜样对社会伦理生态环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一个重要条件。

再次, 完善政策法规, 提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重要保证。政策法规是全社会行为的准则和准绳, 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保障。任何社会要使其主流价值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并保持稳定性、持续性, 都必须通过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对核心价值的基本精神加以规约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须有政策法规的支持和保证。

最后, 加强制度建设, 激励和约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践行。制度作为社会整合机制通过对主体提供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的信息, 从而减少了因主体利益不同而在互动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制度具有强制性, 要求人们遵守和服从, 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没有制度, 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一堆杂物, 制度的最基本的功能是激励和约束, 通过激励和约束控制人的价值观选择和行为选择。好的制度激励积极的价值观和行为、约束消极的价值观和行为, 坏的制度激励消极的价值观和行为、约束积极的价值观和行为, 制定和建构好的制度是核心价值观建设得以有效实现的重要途径。

总之,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选择将会决定人生方向和质量, 而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是每个人最终的价值选择。

参考文献

[1]梅荣政, 杨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思潮析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2]陈章龙.论主导价值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3]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篇8

一、统一战线的历史和未来的贯通性

统一战线是在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提出的,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就其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时指出:“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 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 一个由这样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 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征, 从团结的目的出发, 从人民的角度着想, 这就与一般传统的为达到某个目标而结成的政治同盟具有明显的不同。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统一战线理论首先值得注意的。但是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的、曲折的、多种因素聚合的。统一战线的团结范域边界, 往往具有既敌既友、忽敌忽友的性质, 这给确定和争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这有赖于多方面的沟通才能实现, 同时这要经过一定的历史过程才能实现, 这里就体现了与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内在联系。

三大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一个理论越是离我们久远就越是要从这个理论原则出发来提炼其永恒意义。统一战线理论把历史、现代和未来贯通。新的世纪, 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必须实现最广泛的团结, 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今天, 统一战线是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发, 从社会和谐出发,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内在统一的, 任重而道远, 因此统一战线绝不是权宜之计,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统一战线,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离不开统一战线,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离不开统一战线, 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统一战线, 实现祖国统一也离不开统一战线。

二、统一战线的科学性与时代性

统一战线理论是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有力武器,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指导思想, 我们不仅强调其理论意义, 更要突出它的可操作性。

今天,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要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发挥出来,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 同时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工作, 以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形成合力, 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 我们的政治制度与统一战线密切相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的宗旨, 要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 扩大各界人士的政治参与, 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广泛的政治动力。

统一战线的出发点是团结人, 它汇集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学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成果, 提高全民族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所有制、不同社会制度的人士, 他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对加强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三、统一战线思想的恒久指导性

统一战线是以团结为出发点, 因此我们当前运用统一战线解决实际问题, 就应该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 都是在平衡与不平衡、协调与不协调的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的。历史发展到今天, 整个世界呈现出快速、多变、复杂、多样的特点, 不同利益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摩擦, 人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 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就越来越突出, 和谐共存、协调共进的问题已经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世界多极化及经济全球化发展, 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 建立统一战线, 处理好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建立统一战线, 同样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一个突出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经济成分、组成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 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 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差异和矛盾错综复杂, 协调的任务更加繁重, 统一战线如何联系各界和协调矛盾, 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力量, 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如何促进祖国统一, 扩大对外友好交往, 指导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都是我们要深入思考与认真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 应该透彻领悟, 突出其指导性和针对性, 失去了时代的特征, 就失去了灵魂, 就很难收到实际效果。

毛泽东思想具有恒久指导意义。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依靠者和同盟者到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 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 到改革、发展和稳定, 到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到科学发展观, 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参考文献

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篇9

一、初次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1. 初次分配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调节初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初次分配下的社会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的初次收入分配机制, 需要建立良好的初次分配关系。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和谐关系, 符合和谐社会的宗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科学地回应了初次分配将极大地回归和谐社会的宗旨, 让人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改革的成果, 充分实现和谐社会的民生福祉, 为国家稳固的发展提供保障。

2. 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

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在涉及范围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交叉性, 这也决定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

第一, 公平与效率具有统一性。公平是效率的基石, 是实现资源禀赋的源泉。效率是公平的基础, 效率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在机会均等、待遇公平的环境下, 劳动者会充分调动起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去工作, 发挥自己的最大才能, 从而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增加社会财富, 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公平还为效率的提高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不公平结果是人们的收人拉大, 贫富悬殊, 导致社会的动荡、效率的损失。此外, 效率为实现公平提供物质基础, 推动公平的发展。效率决定并给予公平以现实意义, 效率为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当经济效率提高, 不断增加社会财富, 直到效率提高到能够提供剩余产品之后, 社会的公平问题才有现实意义。物质利益原则决定着人们把效率作为一种基本的追求目标, 同时也是公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第二, 公平与效率具有对立性。过度侧重经济效率, 必然导致公平的减弱。效率的实质在于促进社会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它鼓励市场竞争, 由市场来决定分配。优胜劣汰必然会把社会成员收人档次拉开, 扩大社会成员之间的收人差距, 从而使低收人者产生不公平感。相反, 过分强调收人公平的均等化, 会减弱社会经济效率。公平在于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无限缩小。但是, 过分强调公平, 导致政府对收入的调节力度将超过社会生产发展水平, 也超过了劳动者的劳动收人水平, 则会起到降低效率的反向作用。因此, 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 在初次分配领域, 公平和效率不是相互绝对对立关系, 它们是相辅相成、共存共荣、和谐共处的正相关关系。在制定中国初次收人分配政策时, 必须把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思想作为初次分配理论的重要依据, 在实践中将二者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不偏废任何一方, 初次分配的公平和效率是辩证统一的。

二、初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失衡, 制约着和谐社会的发展

1. 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演变。

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到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十多年里, 一直延续“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提法。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具体的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发挥市场的作用, 再分配注重公平, 调节差距过大收入”。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报告既提出“把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又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0年10月,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1年3月,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 指出2011年工作重点之一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从以上初次收入分配制度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的改革演变来看, 一般而言,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初期, 生产力落后的社会状态下,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当时的政策是为了克服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提高经济效率,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提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 “效率优先”或“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刺激竞争效应和赶超效应, 极大地丰富了初次分配的总量和规模, 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阶段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今, 中国经济和过去相比有了快速的增长, 人民的物质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但却出现了“高效率”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隐患, 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背道而驰。中国政府在发现问题的同时, 积极的调整政策取向, 逐步淡化“效率优先”的提法, 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公平的重要地位, 这一改革趋势反映了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及中国政府对初次分配的公平偏好不断增强。

2. 初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率的失衡状态制约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初次分配领域一旦出现效率与公平的不协调运行, 将导致初次分配本身整体失衡。这种失衡状况将形成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是初次分配内部的对峙, 初次分配的高公平是效率提高的制约瓶颈, 而初次分配高效率是一种以公平为代价所得到的畸形效率。另一方面是在初次分配外部的负效应, 初次分配的失衡导致再分配公平调节乏力, 而再分配对解决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失衡问题效用不佳, 从而造成整体分配公平与效率相矛盾状态。此外, 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失衡状态不仅在收入分配领域产生不良影响, 且会对和谐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后果。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以及低收入阶层物质资料匮乏。这些问题使社会发展面临和谐危机和许多潜在风险。调控好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使之辩证统一, 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三、促进初次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途径探索

1.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促进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发展。

中国是农业大国,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这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首先,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十七大明确地提出, 中国农村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发展现代农业。这为提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有效途径。其次, 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制定城市带动农村的政策, 利用城市的生产要素、各种资源等优势帮助农村的发展;扫除城乡之间的制度及各个行业和地区之间的障碍, 使农业自由流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通过以上途径, 能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 提升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促进效率的提高。

2. 统筹区域发展,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之初, 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达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 对于一些地区, 在政策方面实行了倾斜。但如今, 这些政策的实施成为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直接原因。为了维护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些政策已经不适宜。要解决中国地区间差距扩大的问题, 首要的任务是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其经济。具体而言,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统筹区域发展。第二, 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第三, 加快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3. 加快产权制度改革, 促进行业间的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

消除垄断是解决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出路。行政性垄断与地区壁垒、行业壁垒、政府限制交易有着紧密联系。为了解决行业收入差距问题, 我们必须打破行政性的行业垄断,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间的公平与效率。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继续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完善产权制度及相关法律体制, 做到政企分开, 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则;推进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步伐, 使政府的角色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和引导者, 营造和谐的市场竞争环境。

4.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

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这不仅不利于实现收入的公平, 而且还影响到生产效率的提高。财产性收入是增加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要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由以下途径:提高人们投资理财意识, 加强群众的理财教育, 以提高群众的理财水平。应建立有效规范和控制群众的投资行为运行机制, 引导群众理性投资。要不断的拓展投资渠道。通过这些途径, 我们不仅促进了收入的公平, 更重要的是在于充分调动了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和投入者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就促进了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梁展凡.初次分配、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J].求索, 2008, (6) .

[2]周克伟.解决好初次分配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J].改革与开放, 2008, (6) .

[3]王琦, 梅建军.初次分配公平原则的理论基础[J].经济问题, 2009, (2) .

[4]彭升.对中国收入分配公平理论依据的探讨[J].学术界, 2009, (3) .

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篇10

一、法治文明的缺失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法治社会, 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 法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 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 法治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活动均依法而治, 达到文明的程度。法治文明是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 因此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 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 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人民文明程度和水平, 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历史上各种和谐社会的超越,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 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 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 在新世纪新阶段,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 既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 也必然带来各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存在,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善, 现代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差很远。比如, 城管执法问题, 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 中国至今还没有出台一部全国性的独立法规, 导致城管执法的合法性屡受争议, 结果导致城管似乎“无所不管”, 执法职能与卫生、工商、交管等政府部门均有交叉, 在城管和其他部门的管理职能有交叉和冲突的执法领域, 形成“有利益就争着管、无利益就没人管”的局面。并且, 随着《物权法》的实施, 城管在执法中没收包括流动摊贩在内的他人的生产工具、或者是其他的私人财产, 很显然与《物权法》有冲突;再如, 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问题, 很显然“钓鱼执法”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是一种公开的“公权敲诈”。“钓鱼执法”违法之处在于, 执法和非执法人员采用了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 违背了法治的基本精神。“钓鱼执法”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漠、法治观念不强、法治文明缺失的问题。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 都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 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 实现法治文明。

二、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丰富的科学内涵。2005年2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不仅充分说明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地位, 而且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个方面的要求看, 每个要求都必须通过法治才能得以实现, 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民主是以法治作为保障的民主, 民主和法治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 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标志, 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就是法治化的过程, 离开法治来实现民主不是沦为无政府主义就是陷入专制政治, 从而伤害民主自身;公平正义只能通过法治化的途径才能实现, 法治的最基本价值就在于捍卫公平正义, 离开法治绝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因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衍生出不公和邪恶, 而法治就是制权的, 只有防止权力的异化, 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诚信友爱是人性好的品质, 这种练好品质的实现及实现的程度, 既靠人自身的道德提升, 更需要有良好的制度, 而法治既对诚信友爱的给予肯定, 使人们认同并实践, 更对违背诚信的行为进行制裁, 进而促进社会的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因为, 法治为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 如果离开了法治的保障, 活力就可能演化成为危害社会的力量, 最终摧垮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法治之所以优于人治, 最根本的在于它使一切社会活动有序运行, 因此, 社会要安定有序, 必须依法治国, 摒弃人治;人与自然相和谐相处就是要建设生态文明, 不能违背自然规律, 不能破坏生态环境, 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恰恰是基于“人统治自然”、“掠夺自然”而非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实现的, 而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必然要改变这种观念。但是受利益的驱动, 要实现从观念到实践的转变单靠人的自觉是不够的, 必须通过法治文明的培养、法治的途径来约束人们行为, 唯此, 才能够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2]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看, 在每一个方面都存在着问题和矛盾, 而它们的解决内在的要求依法解决。

三、法治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措施

法治文明既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那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走法治之路。在当代中国, 伴随着政治的民主化, 人们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方式不应是强制而是法治, 法治不是治民的工具, 而是民治的方式。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法治不完善的根源在于法治文明的缺失:法治精神没有充分体现到一切社会事务中、依法办事没有成为人们的一种社会习惯。

因为只有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依法治国, 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才能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才能使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通过法治来解决, 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所以, 除完善其他条件之外, 必须从一切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 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铺设良好的管道。

为此,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 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 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 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加强制度建设。首先, 完善法律制度, 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完善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加强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 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形成全体公民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其次, 完善司法体制机制, 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治、司法鉴定、刑事赔偿、司法考试等制度。加强司法民主建设, 健全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制度, 发挥律师、公证、和解、调解、仲裁的积极作用。加强司法救助, 对贫困群众减免诉讼费。健全巡回审判, 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 方便群众诉讼。规范诉讼、律师、仲裁收费。加强人权司法保护, 严格依照法定原则和程序进行诉讼活动。完善执行工作机制, 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维护司法廉洁, 严肃追究徇私枉法、失职渎职等行为的法律责任。

从这些要求、原则和措施看, 都充分体现出法治的重要性,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措施。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体存在的社会, 如何使多元的主体和谐共处, 首先就需要由法律来对这些主体的权利范围做出界分, 用法治规范人们的行为, 提高“法制化水平”[3], 使全体社会成员在任何场合下崇尚法治, 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紧密衔接, 使依法治国的方略得以落实, 使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得以协调, 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总之, 在高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教学实践中, 既要以教材体系为依据, 又要实现理论内容的整合, 努力体现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彰显与内在统一, 只有这样, 才能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服力、感染力, 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1997-09-12.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2007-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