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书笔记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书笔记（共3篇）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书笔记 篇1

山东农业大学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书笔记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经验与智慧的完美结合，一个渴望智慧，追求成长的人应该重视它；就像一个不懂得历史的人，如何去把握自己的未来，预测社会的明天？历史如长江之水滚滚向前，奔腾不息，它不为任何人静止，亦不为谁停留，无人能挡住它的脚步。然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里，知识技术更新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在有线的生命中，要想将所有知识收于囊中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能从经典中汲取那深厚的蕴藏。

毛泽东不仅是一代军事家，更是一位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他以其清爽不输与胡适、犀利不逊于鲁迅的文笔，以及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特有的政治嗅觉完成了这篇清晰透彻，鞭辟入里的文章。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要想最终取得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他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文章的第一段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政治是长期革命中形成发展的。所谓政治，首先就是区分敌我。毛泽东谈政治的第一方面就是先去区分敌我。“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他首先指出区分敌我的重要性，然后提出要区分敌我的前提是对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的分析。

毛泽东的分析是由对革命态度最消极的阶级到最积极的阶级从最反动的阶级到最革命的阶级的顺序而来的也是按照当时社会经济地位由上至下的顺序，一步一步递进的阐述各阶级的革命性。他首先分析的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指出它们的生存与发展都是附属帝国主义的，代表着中国最落后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极端的反动派，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右派。其次分析了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革命是具有矛盾的态度，并在文末指出对待他们的态度“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使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是我们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用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小资产阶级，按照经济地位毛泽东又把这这个阶级分成三个部分，这三部分人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可以看见胜利的曙光时，这三部分都会加入革命。对于半无产阶级可以分为五种，都就有一定革命性，但革命性各不相同，有优劣顺序之分。而无产阶级，尤其是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命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近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其中不难看出，相对经济地位越低下的人们，越渴望革命，同样也越支持革命。

毛泽东分析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逐层剖析，层层深入，揭示这几个阶级的革命性。毛泽东很会分类知识宽阔不像有些人思维狭窄。毛泽东看问题很深透,思维缜密,观点独到,针对性强。虽然当今社会不会出现这种需要靠阶级分析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当遇到问题时，可以学习他这种逐步解剖，逐层分析，逐渐递进的分析方式。

这篇文章，虽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且以相当大的篇幅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但是我所学到的不仅是这种分析方式，还有一句适用于任何时候，也可以说适用于任何人的话：“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看到这句话就会让人想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正是因为团结了真正的朋友，战争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是团结的力量。每个人都有进入逆境的时候，我们在有充分的把握逆转，并有朋友同行的情况下，更容易摆脱这种情况。

这篇文章浅看是对一九二六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我们现下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深入下去，你会发现，里面透露出的道理，渗透出的哲学，可以让一个人受益终生。

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这么一句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所吸收的是“道”，而后自我发展使之成“万物”。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篇2

一、充分估计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这只有靠发动农村大革命才能完成。农民是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这是”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二、指出了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必要。文章说：”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分析了农村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文中强调：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村革命运动的中坚，”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四、阐述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指出：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发动和组织亿万农民，造成一个大的革命热潮，在革命中出现”反常“的举动是完全必要的。文章列举了农民协会做的十四件大事，给予充分肯定。文章的发表驳斥了一切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成为中共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的一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总结了湘赣边界斗争的经验，并针对党内存在的右的和”左“的思想倾向，科学地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的条件。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由于中国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从而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使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大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的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也是红色政权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文章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并以大量事实论证中国革命政权之所以可以存在并发展壮大的道理；对中国革命的蓬勃开展，对激励工农群众、鼓舞革命斗志，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井冈山的斗争》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8年4月以后，中国工农红军以弱小的兵力，与湘赣两省前来”会剿“的敌军斗争达4个月之久，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之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进攻，边界进入一个全盛时期，边界党组织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整顿党风，纯洁组织，并于1928年10月14日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确定了巩固发展根据地的大计方针。11月14日，毛泽东领导召开了红军第六次全军党代表大会，并对如何反对敌军”会剿“作了详尽说明。至此，边界的险恶局势有了根

本好转，革命力量又蓬勃发展起来。本文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写给中央的汇报。全文分为两大部分共9个问题。第一部分是”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第二部分是”割据地区的现势“。文章有助于全党正确认识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以及进行武装斗争、加强党政建设的重要性；对革命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对革命力量

迅速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答复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究竟应如何估计而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对此，林彪及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对时局作了悲观的估计，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势力和影响缺乏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信。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删改，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毛泽东一方面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同志，指出他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而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小看革命的主观力量而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的悲观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走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农村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道路，才能树立革命群众的信心，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从而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认为，革命高潮并非遥远无期，强调要以积极的态度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

《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调查工作》一文，同年8月曾印过石印单行本；后遗失。1961年1月在福建龙岩地委处发现。经毛泽东本人校订，收入1964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均以《反对本本主义》为题。收入1991年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主要内容：（1）首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著名论断。（2）文章指出了本本主义的危害，即”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quot;，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3）明确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因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4）具体阐述调查的技术。此文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第一次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反对唯心主义，克服“本本主义”具有现实意义，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共产党人〉发刊词》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发刊词》创刊号写的发刊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了显著增长，党组织发展很快，但是许多新党员没有很好地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的教育，因而党内许多非无产阶级现象又有所抬头。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巩固党的组织，毛泽东写下这篇发刊词，发刊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系统总结了党创立以来18年的历史，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部分主要阐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发刊词从历史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对我党在今后的革命工作中少犯错误，加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这是1939年12月毛泽东与其他几位在延安的同志合写的一个课本。原拟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同志起草，经毛泽东改定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党的建设”因执笔的同志未完稿而停止。原文刊载于1940年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第4至5期。当时写作此文的目的，一是为了回击国民党在舆论上的进攻，二是为了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全书两章共10节，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

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提

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

三、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四、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该文是标志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代表作。

《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最初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于1940年2月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登载此文时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加紧反共活动，他除了在政治上、军事加紧对我党我军进攻外，在思想战线上则利用反动文人大肆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所谓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的“一次革命论”，提出取消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等反动主张和观点。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人民对于如何继续坚持抗战以及革命前途如何等重大问题，困惑不解，忧虑重重。为了驳斥顽固派的反动宣传和教育全国人民，回?quot;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最重大而迫切问题，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理论，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毛泽东这一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成熟，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亦称《八一三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结束了，而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斗争的实质，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把中国引向什么样的前途，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还是建立一个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当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前途。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地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方针，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在这篇讲演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根据蒋介石对人民所采取?quot;寸权必得，寸利必得”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有充分准备，不抱幻想，组织群众，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这篇报告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保持清醒的头脑，推动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国政权作了思想准备。

《关于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至10月11日返回延安。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谈判结果进行评价。这篇报告主要内容是：（1）肯定了重庆会谈的成果；（2）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双十协定》应抱的态度是不轻信国民党的诺言，重庆和谈是各方面力量共同促成的，但它还是一个纸上的东西，内战如果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将从自卫立场出发，坚决地维护人民的利益；（3）强调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向人民宣传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前途，使人民树立起胜利的信心。报告对重庆谈判的结果进行了分析，说明这是针锋相对方针的正确运用，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和方针，并对共产党人的使命和工作方法作了一定阐述，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作了思想准备。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次谈话实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国际形势方面，主要表现在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美国依据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聚起来的雄厚的经济力量，大力推行扩张政策，妄图称霸全世界。然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力量也相当强大，肩负着保卫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是阻碍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因此，美国极力进行反苏宣传，着手准备反苏战争，妄图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形势方面，蒋介石依靠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向各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面

对这种新的形势，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这个论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指导人民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中国人民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分析和总结了全国形势，毛泽东的报告因此而出。报告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新形势，提出了革命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需要解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政策问题。报告正确分析和总结了二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成为全军的行动指南，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日打败蒋介石政权，建立新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了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作了这个报告，分析了当时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行动方针和指导思想。报告共分10分部分，其主要内容是：（1）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2）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结束，城市领导农村的工作方式就要开始，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3）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4）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并不值得骄傲。全党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报告为夺取全国胜利，为全党进一步领导全国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反映了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变化的方向，是一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文献。

《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一篇政论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到1949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士，正在商议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即将诞生。为了回答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驳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批判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及各种错误观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建立新中国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中描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的人士寻找革命真理所走过的道路；批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论述了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说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及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阐明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它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集中地反映了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83周年时首次公开发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本文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阐述了国内的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全文以十大关系为标题，即：

（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如何处理这十大关系也即十大矛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毛泽东对此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且许多思想和观

点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该文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重大发展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文中的许多观点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经过补充整理于同年6月公开发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章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不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quot。文章把繁纷复杂的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强调”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加强党的机器的作用；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哥达指挥安全机构；并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般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为斯大林五十寿辰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的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这位“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绝不会有青年一代人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另外，苏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项谈话的内容。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虽然这些人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但这些人已对他统治构成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一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才开始交代并承认自己“罪行”。到一九三七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肃反运动的后果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

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他手中不仅掌握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把经济全部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斯大林个人有权决定对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肃反运动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书笔记 篇3

梁军 原创 | 2014-02-18 12:05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经典语句出自毛泽东同志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开篇之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面对革命的态度和立场的准确分析，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这样的阶级分析法，不仅在暴力革命中发挥作用，在和平时期，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对我们科学分析各阶层利益诉求，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依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由于中国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因此，在宏观政治意义层面，我们一般不再提阶级之分，一切问题都笼统地算作“人民内部矛盾”。即使有提“阶级斗争”，也仅限于党内政治斗争。尽管是你死我活，其对立面也不能算是一个阶级，顶多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局面在改革开放以后其实就已经被打破了。因为，作为阶级划分的依据——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出现了，并随着其资本积聚速度的加快，中国的阶级分化已经十分明显，并具有了一切阶级划分所必需的印记。由于两大阶级阵营（即有产与无产）的出现，也使得其他模糊的、原本属于某一个阶级的群体，如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也不得不产生了为其所处阶级谋取利益的阶级意识，越来越具有了其所属阶级的印记。因此，事实上，中国是存在着阶级之分的。

但是，主流意识形态似乎一直不主张按阶级来划分社会人群。于是，聪明的中国人与深奥的汉字发挥了调和的作用。1997年，著名作家梁晓声推出了时政专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用“阶层”替代“阶级”，既回避的敏感的政治术语，又可以使我们对社会结构分析有了通用的术语。时至今日，“阶层”已经成为代替“阶级”敏感字眼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其实，从梁晓声先生的专著与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的一字之差来说，谁都明白是什么回事儿，不说破而已。这项发明堪比当年以“待业”替代“失业”、“停工”替代“罢工”、“民营”替代“私营”。这既反映了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也暴露了中国文化中油滑、中庸的一面。

在如下的分析中，笔者也暂且以阶层（甚至是“层面”）的概念进行笼统归类，来做不同政治、经济地位和不同立场人群的划分，算是对当下政治生态的一种妥协。但是，对新生私营企业大鳄，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在华代理人，如果我们不承认其阶级属性的话，那就真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

关于国企改革，事实上，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争执一刻也没有消停。有时候还算温情脉脉、斯文相向，有时候则毫无顾忌、赤裸裸地宣示，也算是政治舞台上的一景。

分析从官、产、学、民四个层面展开，形成一个立体、饱满的社会形态。本文先在宏观层面作一粗略概述，针对具体各阶级（阶层）的立场分析，将在随后的系列评论中展开。

官：上下不同声的官方立场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的官方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这是民主发展进步的福音？还是中央权威动摇的悲哀？

关于国企改革，虽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很多场合发表过重要讲话，在历届党代会的报告中，和历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表述，但是由于这些表述只能宏观而原则，根本无法涵盖具体而微观的改革实践。况且，改革尚处在不断地认识深化和政策调整的动态之中，于是，各级官员各方诸侯的各自表述，便有了“合理冲撞”的理由。在政界发言体系中，纵向可以分为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办、省级政府、地市县政府四个层级（注：此处划分不代表国务院各部委办与省级政府之间的级别高下）；横向可以划分为党政领导、国资委系统、其他党政系统三个板块。

仔细分析该体系中不同层级和不同板块官员的立场，就不难理解其各自的政策主张之不同。其中妙趣横生、意味深长。

产：国民不同德的企业立场

这里所说的“国”系指国有企业，“民”系指非国有企业，包括私营和外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民”系相对于“国有”的一个概念的统称，而非指“人民”、“民众”、“市民”。

这个界定非常重要！

本人从不赞成将私营企业称之为民营企业。因为将一个“私”字换成了“民”，对意识形态的刺激似乎不强烈了，但是却被别有用心的群体偷换了概念，并极大地误导了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

比如某位人士在全国两会上大会发言称：“国有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国强，民营经济发展才能拉动民富”，即时博得满堂喝彩。从法理上说，国有经济的所有者就是全体国民，其收益也当然归全体国民所有，此为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的基础和载体。现在对国企的监管和利润征收、再次分配等环节上存在问题甚至腐败，但并不等于说国企的资产及利润与每一位国民无关。说到底，即使国企利润不直接分配予“民”，也留在全体“民”所共有的“国”之中，并没有分配到某一些“民”的手中。将国有经济的“国”解释成与国民无关的国家，此为第一次偷换概念。同样道理，民营经济的所有者是每一个具体企业的出资人，其收益也毫无疑义地归出资人所有。尽管民营经济实体雇佣了不少的“民”，但是这些“民”只是以劳动换取工薪，并不参与利润的分配。将民营经济的“民”解释成每一位国民组成的“民”，此为第二次偷换概念。两次概念对倒以后，结论就变得似是而非，国家与人民成了无法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自由主义学者开出的药方却是将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让位、变卖给打着“民营企业”招牌的私人。由于现今国有企业控制的国家经济命脉产业，一般私营企业根本无力染指，其结果必然成为极少数寡头式的私人老板与跨国资本的囊中之物。

尽管资本市场已经将“国”与“民”这两个根本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搅和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从阶层立场来说，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各有其精神领袖及其革命军中马前卒，围绕这两大阵营而分野的理论界也基本是楚河汉界，各司其主。或阵前集体叫骂，或单挑捉对厮杀，从学派纷争到人身攻击，八辈祖宗，煞是热闹。如果有人硬是不承认这就是典型的阶级分化，只能说他是自欺欺人。

即使是分析国有企业一方，虽然之前说到各级国资委的态度和立场，这里还必须单独扯出各级国企来说事，并非鸡蛋里面挑骨头。国资委是一回事儿，国有企业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说的再明白一点，国资委领导是一回事儿，国企老总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弄清楚这一点非常关键。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领导作为政府一级官员，其关注重心在于保值增值，在于“不出事”；国有企业作为资产经营实体，国企老总作为资产经营的直接代理人，其关注的焦点在于企业利润，在于个人及其经营团队利益实现机制。因此，国企和国资委声音不一致甚至偶尔唱唱反调，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国企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国企管理层的激励与监管问题。国企改革取得成效，与国企老总的努力密不可分；同样道理，国企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是这个群体所为。

事实上，国资委和国企之间，构成互相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并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运动属性。而作为巨无霸的中央企业，和夹在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地方国企，其掌门人所思所想所谋也大相径庭。

将国有企业细分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两大类别研究，将非国有企业拆分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两大类别观察，才能更准确地在整个企业群体中区分出不同声音的出发点和阶层诉求。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坐标系统来分析企业界的“阶层”立场，才有可能变得简易而清晰。

学：左右不同调的学界立场

在国企改革意见分歧问题上，首先表现为学术界的理论分歧。

有的时候，学术界是因理论流派的不同，而导致政治主张大相径庭。这样的争论倒也无所谓对错，它更多的是在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或者是整个社会思想活跃的基础。比如在西方世界里，各类经济学思想流派林林总总，各领风骚。或默默无闻，孤芳自赏。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被相容于间，被一些学者在“学理”上所膜拜，在世界金融危机突起之时，偶发热潮，过后即去，不必为喜。

但是更多的时候，却是因为政治主张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流派的完全对立。因为国企改革的议题所涉及的体制背景，不同的学术派别，往往自觉不自觉、主动被动地与政治路线挂钩。在中国当代历史中，学术界的争论是政治路线斗争的试探区，学术界也经常被当枪使，自甘充当急先锋，因而中国历次政治斗争，都先拿学术界开刀，这自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当下，在国企改革理论上，明显地，而且是越来越明显地划分出理论鸿沟，在近十几年的温和舆论环境下，早已造就了此鸿沟的不可逾越性。

因此，不管主流社会承认不承认，点破还是不点破，学术界的左右立场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当下政治权力更替的关键时候，学术界几乎就成了某一派政治势力的代言。有时候，已经到了只讲结论不讲理论，只讲政策不讲学理的地步。

另外还必须指出，中国的学术界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名利场，有相当多根本谈不上学理性的“理论”混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以其迂腐与不谙世事，自以为是地参杂其中，开口就闹笑话，成为某一派势力愿意听其胡说八道的同盟。也有一部分学者，以其对自身的市场包装并套现为目的，走激进的媒体先锋路线，热衷于喊口号，搞学术“打砸抢”，成为某一派愿意接纳的帮凶。

关于学术界或隐含其后的政治势力的左与右问题，将在以后的评论中阐述。在此，暂且使用“左”和“右”这两个通用概念，划分学术界的立场和观点，以此表现学术界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的分裂。

民：里外不同心的民众立场

上面说到上下官员、左右学者，以及“国”与“民”不同属性企业家的立场和观点，还要说说最广大的劳动阶级，看看这本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内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分歧。

官员、学者和企业家，是社会治理的精英阶层。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他们还拥有舆论话语权、信息优先知情权、优先发展权和财产最大化的优先增值权。尽管这些权利看似都在公平的法律与市场条件下。其实说白一点，就是整个社会劳动剩余分配的规则制定权与优先获取权。

广大的劳动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弱化、异化和西化的条件下，日益沦为完全的附属地位。尤其是在中国当下劳动力严重过剩，而劳动者权益保障机构不作为、无法作为的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的买方市场原则，他们不可能有源自自身地位的发言权。但是，他们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及不稳定性，使之成为各方力量争相予以表面性讨好和依靠的对象。有时候，其实就是堂而皇之的欺骗和赤裸裸的利用。

明白了上述分析，就便于我们了解这个阶级是如何被分化，如何被分而歼之的了。

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劳动阶级的立场基本上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两大阵营，即国企职工阵营与普通民众阵营。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了格局。这个格局很有可能使国企改革走进一个失去最广大民众支持的困局之中。而困局之中的国企，或将走向与广大民众背离的反动。当这样的格局与结局慢慢形成之时，当两大阵营针锋相对视同水火之时，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他们原本就同属于一个阶级，他们的利益原本就是共同的，他们这是典型的群众斗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