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共3篇)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 篇1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的浓厚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构成毛泽东建党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渊源,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在毛泽东关于建党问题的著述中,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火花,鲜明地表现出了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表明,任何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形态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民族性规定了它的基本特征,而世界性则反映着它超越民族界限的普遍意义和共同价值。探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历史渊源及精神实质。
一
探究毛泽东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这使毛泽东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毛泽东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毛泽东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毛泽东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好范文版权所有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毛泽东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毛泽东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毛泽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 篇2
1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党的建设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 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 作为党的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如何适应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 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在国际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没有先例。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命运和前途。井冈山斗争时期, 毛泽东就开始了在农村环境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艰辛探索。
井冈山斗争时期, 边界经济社会条件相当落后。除了县城有些小型工业外, 广大乡村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 党员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 加之边界党员大多数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红军中还有一部分士兵来自旧军队, 致使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党内和工农革命军内。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 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 面对井冈山艰苦斗争中不断出现的悲观思想, 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对此, 毛泽东强调:“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 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 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 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为了保证边界“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的先进性, 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强调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训练。边界党的“二大”《决议案》规定:“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员的基本理论的训练。”“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 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二大”以后, 特委即着手举办各期党团训练班, 第一期开办于宁冈茅坪象山庵。训练内容主要以授课为主, 毛泽东、朱德等还亲自给党团训练班的学员讲课, 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除特委举办的训练班外, 县、区、乡也举办了各种短期训练班。党团训练班的开办, 有效地提高了边界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 为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奠定了思想基础。
井冈山斗争时期,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 注重将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 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基础的先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办法, 也为毛泽东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条件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 而是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产生和形成, 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2.1 毛泽东建党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建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 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作用, 强调先进行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充分准备, 然后着手开展党的建设实践。列宁对于党的思想建设的探索, 更着重于寻求在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的运动”, “只有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南的党, 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的精辟论断, 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正是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 在同中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 毛泽东找到了“从思想上建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并且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 又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认为:“只有解决思想上的问题, 才能解组织上的问题。”“掌握思想教育, 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 党的一切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4]毛泽东突出了思想上建党的重要性和实践意义, 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2.2 毛泽东建党理论是在总结“左”倾建党思想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工人阶级的形成:是我们建党的根本条件。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 就重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要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不大现实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 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这样的斗争环境下, 如何从中国特点出发, 处理好吸收工人之外的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与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的问题。党内那些只靠书本和外国党的经验来决定我们党的建设的领导人, 在此问题上犯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 片面地认为只要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大量发展党员, 就会改变党的性质, 就有使党变为”小资产阶级农民党”的危险, 由此他们片面强调领导机关工人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面临的阶级基础的实际情况, 在总结共产国际和“左”倾建党思想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决定在实践上大胆地吸收农民入党。在大规模吸收农民入党的过程中, 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
2.3 毛泽东建党理论是在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特殊的建党条件下提出来的。
井冈山斗争时期, 党和红军队伍成分复杂, 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1928年10月, 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 毛泽东列举了边界党内非无产阶级化的种种表现, 指出:边界各县党“很有农民党的色彩, 有走上非无产阶级的倾向。”“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同年11月, 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 汇报了湘赣边界党的建设的困难情形, 列举了党内存在的逃避斗争、盲动暴动、地方家族观念、闹土客籍矛盾等等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严重存在的情况, 党的基层组织, 往往一个乡村成一个支部, 开起支部会来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封建宗族势力浓厚的地方, 若党组织的领导素质较差, 党支部就等于“家族党”。面对这种情况, 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况下, ‘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 真是难得很。”[5]地方党组织中存有的家族观念、地方主义、土客籍矛盾等问题给党的建设造成不良影响。军队党的建设, 由于官兵构成复杂, 也造成了党员队伍思想和组织不纯等现象的发生。这些情况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 由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客观实际所决定, 党必须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员, 不断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进而实现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巩固和统一。
3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现实启示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的提出, 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为当前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3.1 坚持党的领导, 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保证
井冈山时期实施思想建党原则, 是在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同志认为, 边界红旗始终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她们政策的不错误”。“三湾改编”, 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同时包含了对思想政治建设的领导。“三湾改编”后, 在根据地的红军中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 支部建在连上, 班、排有党的小组。除作战外, 党小组通常每周一次, 讨论党的方针、政策、群众工作、党员队伍的思想状况,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为更好地“在思想上建党”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3.2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
特委决议规定“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员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应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 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毛泽东同志和前委、特委通过办教导队、办训练班, 编印《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教材, 抓紧教育党员干部, 提高党员干部理论水平。在训练班和教导队, 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苏联十月革命经验、政治形势分析等政治课程,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亲自为党员授课, 讲党的纲领, 讲革命形势, 讲党的政策, 讲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讲“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来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 从而为思想建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3 坚持依靠群众, 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法宝
井冈山时期, 由于白色恐怖, 党的建设中特别强调要扎根于群众之中, 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克服“只偏重机关工作, 犯了与群众隔离的错误”倾向。 (下转第104页) (上接第75页) 一方面, 毛泽东同志十分注重地方党组织的作用, 向人民群众反复宣传党的主张;认真汲取当地群众的意见, 根据群众意愿, 修订党的有关政策和党内制度, 进一步严格党的纪律和军队纪律。另一方面, 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 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 对党员干部进行有效的群众监督, 派党代表列席士兵委员会会议, 这都体现了党对依靠群众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视。坚持依靠群众, 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有效途径。S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4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77.[3]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11-312.[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049.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426-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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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049.
概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篇3
1、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延续性、凝聚力、同化力和包容性。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没有中断,世代相传。其他三个,或因自然灾害,或因战争侵略,已中断甚至消失。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产物,并不像西方崇尚对外扩张。这一特定区域和人类圈,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凝聚力。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朝或者大清帝国。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影响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同化力和包容性的表现。各文化间融合互补,长期共存,数千年的发展中,各地域、多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的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中原文化为核心,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
2、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与西方社会以神为本的宗教信仰不同,中国自西周开始就出现了“重民轻神”的思想。《礼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在国家治理上,家族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根本原因。在家庭生活中,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人伦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注重孝道。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提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而,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重伦理、倡道德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德教为先,育人重德。
3、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忠君爱国,舍生取义。与西方倡导的个人享受和拜金主义不同,中国人以家庭、家族為重,重視孝友睦淵仁恤,重視敦親睦鄰,重視整個宗族、社區並進一步講求忠君愛國。歷史上的理想人格典範:殺身成仁,捨身取義。先秦·孟轲《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文天祥、谭嗣同等人就是典型代表。
4、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中庸,追求和谐。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提出了“天人协调”的观点。认为人不能违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只能在顺应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然后体现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贵和尚中”。中国文化把协调人际关系放在首位,必然强调和谐。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再者在民族关系上,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形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
5、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外儒内道,儒、佛、道三教合一。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以儒释道三教文化为精髓而千古流传。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长期以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佛教自从印度传入以来,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发扬光大并广为传播。唐代是三教并立的时代,开明的政治造就了唐代的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即使是后来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无不被汉文化所征服,说明了三教文化的生命力。而这一点,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化力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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