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精选9篇）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 篇1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 受到杨昌济与陈独秀的影响, 将体育和富国强兵联系起来, 视体育为改变国贫民弱的有效手段。他认为中国若要成为世界强国, 必须先富国强兵, 而富国强兵的首要前提是民族体魄的强健。同时他还提倡教育应德、智、体三育并重, 使体育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毛泽东早期体育思想的形成

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 在两千多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里, 中国社会都崇文抑武。近代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等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 加上国人一向不注意体育教育和鸦片的肆意泛滥, 身体素质更是日趋孱弱, 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为了富国强民,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主张引进西学, 而近代体育也随着西学东渐的过程传入中国。中国人向来崇尚以静制动、以和为贵, 因此近代体育初进入中国时, 被国人认为太过暴力, 有失体面。但随着曾经的天朝在政治、军事上的接连失败, 尤其是甲午战争, 中国竟然惨败于日本这个曾经的学生手中, 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远远高于以往历次战败。除了愤怒、沮丧, 民众也开始反省, 认识到中国已今非昔比, 必须要变法图强, 在技术和制度, 尤其是思想上要有所转变, 才能再次中兴。1895年, 清末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在一篇名为《原强》的文章中认为,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才是救国的根本方法。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梁启超也认为, 尚武精神是成为新民目标的主要成分与新民途径的主要方式, 同时也是今日中国第一要务。这些有识之士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身体健康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 更是决定着国家是否强盛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尚武主义思潮很快盛行起来, 而体育也逐渐成为军国民主义、尚武精神的一种代表。清末一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运动波澜壮阔地展开, 体育也由此日渐兴盛。

毛泽东出生于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 年幼时体弱多病, 而两个哥哥被病魔夺去生命的痛苦事实使他在少年时便明白了锻炼身体的重要性, 并有意识地进行一些诸如游泳、爬山之类的体育活动。1913年春, 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 次年又被并到第一师范第八班。也就是在这时, 毛泽东认识了对其一生影响巨大的恩师杨昌济。杨昌济当时刚留学回国不久, 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修身课, 又于1915年教授哲学理论。在众多的学生中, 毛泽东以其非凡出众的领导才能很快令杨昌济刮目相看, 认为其资质俊秀若此, 殊为难得。杨昌济也以高尚正直的人格魅力、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衷心敬佩。毛泽东曾称其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杨昌济对于体育十分重视, 在其著作《教育学讲义》中便阐述了当时德、智、体三育不够并重的教育弊端, 主张应三育并重, 并格外重视体育的作用, 将体育视为教育上之养护。同时, 他也敏锐地发现学校教育钟点太多, 负担太重, 以致对儿童的身体伤害很大。这些主张对于毛泽东早期体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1915年时, 另一位对毛泽东影响重大、被其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的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创刊, 并很快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革命杂志。经过杨昌济的推荐, 毛泽东也成为其忠实读者。同年,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今日之教育方针》的重要文章, 并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中华民族的体格培养和体育价值。陈独秀认为:强大之族, 人性兽性, 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 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 是皆堕落衰弱之民。这段关于兽性主义的主张对于毛泽东有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两位重要人物的影响下, 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早期体育思想[1]1。年仅24岁的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体育之研究》, 并由杨昌济大力推荐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这篇在我国现代体育初期发展中极具代表意义的论文于1917年4月, 发表在了《新青年》第三卷2号上, 这也是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

二、毛泽东早期体育思想的集中体现———《体育之研究》

在《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中, 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体育的根本价值是动以营生, 此浅言也;动以卫国, 此大言也。他认为体育的本质是强身健体。体育的功效是强筋骨, 通过勤于锻炼增强筋骨, 同时达到体质由弱至强的转变, 以达到身和心的同时健康。体育的真义是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同时, 毛泽东将体育和富国强兵联系起来, 将体育视为改变国贫民弱的有效手段。他认为国力苶弱, 武风不振, 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根本原因是提倡者不得其本。将不好运动的原因大体归纳为无自觉心、积习难返、提倡不力、认为运动羞耻。又指出强身健体和意志力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只有身心都舒适, 才是最好的。毛泽东认为中国若要成为世界强国, 必须先富国强兵, 富国强兵的首要前提是民族体魄的强健, 只有提高全民身体素质, 才能加快生产力的发展, 才能拥有强大的军队, 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这篇文章中, 毛泽东还对陈独秀的兽性主义有了进一步发挥。他认识到国家的强盛以国民的体质为关键, 否则无法抵挡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 更无法建设一个富国强民的国家。这时期的毛泽东, 早已将体育同健身、强民、富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 毛泽东也承袭了杨昌济三育并重的观念, 认为无体就是没有德智, 将体育放在与德育、智育并重的位置。提出儿童及年入小学, 小学之时, 应将注重身体发育放在首要位置, 而增进知识和养成道德次之。到中学及中学以上, 就要德智体三育并重。毛泽东认为体育对国人而言实际占第一的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2]22。三育并重这一思想使体育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毛泽东早期体育思想的实践

早期的毛泽东视杨昌济为导师和榜样, 除了其人品、学识、体育等思想方面, 杨昌济坚持体育健身的行动也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尤其是冷水浴, 毛泽东曾经无论寒暑, 风雨无阻地坚持了三年多, 并认为对身体的健康、对猛烈无畏的精神培养都极有好处。除此之外, 毛泽东最钟爱的体育项目是游泳, 他少年时就在家乡的池塘里学会游泳。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 除了勤奋钻研学业, 也常常与伙伴相约去湘江游泳, 湘江俨然成为他及伙伴的天然锻炼场所。1917年毛泽东担任第一师范学生会主席期间, 还倡导成立了游泳部。毛泽东是游泳队中的佼佼者, 他的水性极好, 踩水堪称一绝, 不仅能长时间潜水, 还能静止地立在水中一动不动, 或是在水中闭目休息, 甚至能躺在水中吸烟。毛泽东体能极好, 即使是湘江涨水, 江面极宽时也能从容地横渡来回。寒冬时节江水刺骨, 他依然毫无惧色地跃入水中畅游, 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这段日子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 他后来曾写下“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的著名诗篇。战争年代, 由于环境和时间的制约, 毛泽东极少有机会游泳。但在建国后, 毛泽东又开始在江河大海中畅游。他时常在北戴河中体验征服大海的豪情。1955年, 他再次历时一个多小时横渡湘江。1956年, 他在武汉历时两个多小时横渡长江, 总计游了约26公里, 几天之后又先后两次横渡长江。脍炙人口的诗篇“才饮长江水, 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便是出自这一年。毛泽东曾13次横渡长江, 最后一次已是73岁高龄, 可见他体魄之强健。毛泽东的另一项终生爱好是登山。长沙有座著名的岳麓山, 虽然山并不高, 却以林壑清幽、峰峦叠翠闻名。为锻炼身体, 毛泽东常和同学蔡和森、罗学瓒等攀登岳麓山, 流连于山上的爱晚亭等处, 读书谈天。革命时期,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建立了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在反围剿中于湘、赣、闽、粤等山区转战, 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 这一切对毛泽东来说不过是万水千山只等闲。另外, 在湖南求学时, 毛泽东就注意到乒乓球对场地和器材的要求都较简单, 是最易开展的体育项目之一。因此在其任学生会主席期间, 就给各班配备了乒乓球台, 使这项运动在学校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延安时期条件艰苦, 物资匮乏, 毛泽东就利用自制的简陋乒乓板继续从事这项体育锻炼[3]16。毛泽东对于乒乓球的重视, 使新中国的乒乓球项目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同时还利用乒乓外交成功推动了中美建交, 成为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参考文献

[1]李力研.毛泽东与他的“豪杰”体育[J].体育科学研究, 2002 (2) .

[2]刘玉燕, 刘玉娥.体育本质的再认识[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2011 (4) .

[3]宋毅锦.毛泽东的体育情结[J].党史纵横, 2008 (6) .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 篇2

一、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毛泽东的科学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的形成大体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初步形成；第二步是体系形成。前者应该以毛泽东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作为标志；后者应该以毛泽东1937年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标志。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范文网

《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着作的发表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这篇着作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书”，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一种是“唯上”，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6]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

在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毛泽东的贡献都是最突出、最重要的。他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以及他对这些认识的哲学概括就处于全党超群的地位。毛泽东在此之前虽然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着作，但是这几篇着作毕竟只是渗透着哲学思想的政治论文。而《反对本本主义》却是一篇以调查研究为由头、专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专着，它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之所以叫“初步形成”，而没有叫“形成”，这主要是考虑到《反对本本主义》对一些问题的阐述还是初步的、提纲式的，还没有展开，还没有形成体系。它有待于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有待于哲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化。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反对本本主义》比起《调查工作》来有几处修改：一是题目的改动；二是删去了原先第五节中“我们的主要调查方法是‘横断法’而不是‘纵断法’”一句。三是增写了第三节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7]这几个情况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虽然毛泽东在1930年就已经有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但是当时并没有做出在1961年所增写的那一段概括。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形成 为什么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两篇着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特别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结合着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哲学角度和哲学层面的概括和总结，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动力、认识的目的、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理论，具体分析了认识发展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精辟地概括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8]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深刻地揭露了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即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

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9]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坚持并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观点；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新论断，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定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10]在这篇着作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原理，使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形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两篇最主要的代表作，它们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达到了理论化和系统化，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之后，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以及党的建设中的哲学、工作方法中的哲学等等，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1937年讲授哲学时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个部分，要真正理解这两篇着作的思想真谛，还需要完整地了解毛泽东1937年讲授的哲学特别是他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把两篇着作放在整个教材之中去把握。

1937年4月，毛泽东应抗日军政大学的邀请去讲授哲学课。为了讲课的需要，毛泽东自己编写了一本教材，题目叫《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本教材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唯心论与唯物论。这一章分为4节：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二章是辩证法唯物论。这一章分为11节：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二，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

的关系；三，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四，哲学对象问题；五，物质论；六，运动论；七，时空论；八，意识论；九，反映论；十，真理论；十一，实践论。第三章是唯物辩证法。按照原定计划也应该写11节，其中包括三个根本法则和八对范畴：一，矛盾统一法则；二，质量互变法则；三，否定之否定法则；四，本质与现象；五，形式与内容；六，原因与结果；七，根据与条件；八，可能与现实；九，偶然与必然；十，必然与自由；十一，链与环。不过，因为“七七事变”爆发，毛泽东不得不停止了原定的计划，第三章只写了第一节，其他10节没有完成，也没有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在第一篇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多处摘编了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实践论》、《矛盾论》之外的论述，反映了毛泽东1937年在很多重

要观点上的原创性阐述。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实践论》、《矛盾论》时，应该结合这些内容。

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由来

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和使用了。不过，历史地看，这个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对这个概念的涵义的科学规定却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粗分起来，这个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即1957年以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阶段；1957年到1977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开始使用并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概念同等对待的阶段；1978年以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明确使用并逐步给予科学规定的阶段。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

人们开始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

张如心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也是他最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积极评价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1941年3月在一篇题为《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的文章中，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他说：“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不仅关心全党的培养干部的工作，经常提供许多天才的意见，而且还亲自领导学校工作（如抗大），亲自讲授提纲（如战略学、哲学等）。”“毛泽东同志的讲演与着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正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底典型作品。”[11]同年4月，张如心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中不仅介绍了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着例证，而且强调指出：“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况，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从毛泽东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地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他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他在该提纲中，不仅通俗地简明生动地叙述了马、恩、列、斯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善于把辩证法主要的法则与次要的区分清楚，善于把辩证法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过去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最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与过去中国出版界关于辩证法许多‘枯燥无味’、抽象的公式主义的叙述，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区别。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在辩证法唯物论上是有了新的

发展，特别是在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应用上面，他的许多创作，特别是军事理论与实践，及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唯物辩证法最精彩最生动的运用的结晶体。”[12]

艾思奇在《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述评》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抗战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和中国化方面有着许多新的成果，“而在这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着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14]。

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思想方法。

王稼祥在1943年7月5日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6]

中共中央总学委于1943年7月11日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其中提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

艾思奇1943年8月11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指出：“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17]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出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的规定。他特别提到：“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18]

党的七大后，人们对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更为重视，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被多次翻印，他的那些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的其他着作被争相阅读。周恩来1949年5月9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向毛泽东学习”的口号，指出毛泽东在哲学上有很多创造。

从上面的回顾来看，从延安时期开始，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已经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来对待，已经把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来看待。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在建国之前还没有提出，当时使用的概念多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宇宙观”等等。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最初使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哲学界、理论界、教育界兴起了一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不过，这个时期使用

的概念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论文”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这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已经在一些论着中开始使用，但是总的来说，使用得还不普遍，通常比较多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而且，当时人们对这两个概念含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一样的。就在发表了严北溟那篇文章的那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同时还刊登了汤一介的题为《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改革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一文，用的概念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就是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论文集中，也只是书名用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正文中使用的概念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新建设》杂志在1958年12月号上发表了李光灿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谈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体会，其中使用的概念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他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就是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业经充实、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20]这个定义同严北溟给“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所下的定义差不多。孙叔平在那篇文章中也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最高的哲学概括，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着作则是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的哲学。”[21]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陷入混乱，走入了歧途，这期间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毛主席的哲学着作”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三）对“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内涵的科学界定

严格说来，普遍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并对这个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界定，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

1981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给予了科学的评价，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正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号召下，在《决议》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很快形成一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方向的专业理论工作者队伍；在高等院校、部队院校、党校干校中普遍开设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内容的课程；各地乃至全国范围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专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发表和出版了一批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课题的论文和专着。

也就是在这种新的学习热潮中，很多理论工作者不仅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而且提出了如何给这个概念的含义加以科学界定的问题。经过198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一次讨论会的讨论，比较多的学者接受了龚育之

提出的一个看法，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24]党的十二大之后，学界普遍又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表述中加上了“和建设”三个字。这个定义比较好地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关系，也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毛泽东的关系、与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关系。这个定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就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区别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实际上讲的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毛泽东那些科学的哲学思想为主要代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为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早期那些不成熟的哲学思想和他晚年的错误认识当然不能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从酝酿到提出、再到明确使用和对其含义给予科学界定的历史过程，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的不断深入。

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二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三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以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意义，四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作用。

（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几个方面的原理作出了具有原创性的贡献。这其中包括，毛泽东通过《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着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实际关系问题的科学理论系统。毛泽东通过《矛盾论》等着作，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

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尤其是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毛泽东通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着作，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如今，毛泽东在这些着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已经成了哲学原理教材中的重要内容。

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应用哲学的层面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特别表现在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建设哲学等方面的着作中。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着作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研究战争的方法论；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法，以及兵民是胜利之本等思想。如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着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又统一又斗争的方针；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等思想。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着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辩证法；革命转变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等思想。如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着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重点与非重点；统一性与独立性；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等思想。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渗透的、体现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 篇3

一、道德作用论

无论毛泽东还是恽代英，早期都认识到了道德对救国救民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早期就认识到了道德对国家的重大作用，并对此作了深刻的考察和阐述。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对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局面深怀忧患，并视之为当时中国的“危险”所在。在他看来，“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1]他把道德革命、伦理启蒙视作解决救国救民根本问题的大本大源，决心通过改造道德来改造人心与社会，把伦理革命视作比政治革命、技术革命更为根本的治国方略。1917年8月，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他把改造伦理学进而改造人心、重铸民魂国魂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显然夸大了道德的作用，由此也可见他对道德作用的重视。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与学习，逐渐认识到阶级斗争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根本良方，从而抛弃了“道德革命”的思想，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恽代英在五四运动之前一直抱有“立品救国”的思想，即强调必须依靠道德力量来改变社会面貌。他说过：“道德万能，实无待法律以救穷者。凡法律能收之功，道德皆能致之。”[2]同时，他还揭露了中国法律是达官贵人手中的玩物，不能治巨奸，并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法律可以自由解释。”恽代英主张用道德治理国家，希望通过培育民德，人人行“善行”，造成强大的善势力，使道德进步，改造国家和社会。为此，恽代英发表了《力行救国论》一文。他指出：“今日言救国，断宜以力行为唯一方法，以各行其良心之所信，为救国之道。”[3]

随着革命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的增长，恽代英逐步改变了用道德改造社会的信念。1919年6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修身说空道德，殊无足取。”[2]从这时起，他开始用经济原理观察社会，了解经济上的不平等所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时他就接受了用阶级斗争改造社会的方法。在经历一段痛苦的探索之后，他才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

早期的恽代英较之毛泽东更崇尚道德的力量。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毛泽东比恽代英更早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于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阅读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而恽代英是在1920年春第一次到北京，也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因而毛泽东能够更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地看待政治问题。诚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早期恽代英思想的这种矛盾性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复杂社会的反映。正如瞿秋白当时所写的：“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5]同样，“我们在李大钊、毛泽东等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思想演变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特征性。”[6]这正反映了近代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寻求真理的道路是异常曲折和复杂的。

二、道德标准论

无论毛泽东还是恽代英，在道德标准问题上都主张利己与利他——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基本平衡。

毛泽东从一开始在对人与我、利他与利己的关系认识上，就坚持以“自我”为中心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他把人的道德行为的动机全部归结于利己，视利他不过是利己所要采取的手段，从而强调个人本位、人格独立的意义，即所谓“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1]这样，对他人的义务便转换成对自己的义务，具有普遍性的群体道德从外部的社会关系中被剥离出来，收敛进个体人格的内部结构中，以打破压抑个性的传统社会秩序。一方面，他在处理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时，注意提高了利己的层次，即把利己看做是主要利自己之精神，利情与意，甚至说肉体无利己之价值。另一方面，他把利他行为的范围尽量拓展，而且把客观上的利他行为当做自我冲动。

毛泽东的这种道德标准论，决定了其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他不仅把偿债、践约、勿偷盗、勿作伪这些直接与他人有关系的事视为应尽的义务，还以为“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设见人之危难而不救，虽亦可以委为无罪，而吾心究果以此见难不救为当然乎?不以为当然，则是吾有救之之义务也。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无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1]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恽代英在《义务论》中曾对利己主义的“权利论”采取贬斥态度，即把义务和权利看做绝对对立的东西。他试图以义务论作为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认为“义务论之唯一主义，在使天下人无权利思想。”[3]这种片面义务论之所以会产生，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的比较优裕的家庭生活和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使他产生了同情劳动人民和弱者的平等思想。第二，他的家庭教育，使他把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的新文化结合起来。他通过读书，批判地吸收了上述两种文化的优秀成果，将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墨家的利他思想、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先驱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汇于一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义务论。第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使他产生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第四，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使他产生了反权利的思想。

我们可对恽代英的道德标准论即义务论作如下评价：(1)恽代英的义务论，是建设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观。他说：“使人人知保其应享之权利，则野心家不能乘间以蹂躏之……野心家技穷，而天下治矣。”(2)义务论具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色彩。(3)义务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封建主义和野心家的批判，以及关于实现理想社会的设想，等等，对处于封建专制主义桎梏束缚下的广大青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4)义务论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指出帝国主义的所谓“自卫”，实“即为其侵犯之又一名词。”

三、道德修养论

无论毛泽东还是恽代英，都十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毛泽东特别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曾把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的立业之本。1915年9月，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他认为，仅有功名并非圣贤，只能称豪杰，只有功业、德性双全者，才能称为圣贤。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毛泽东对圣贤的高度评价，折射了他内心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所谓圣贤，既要有智、有力，也要具德、明德，而德、道尤重于智、力。无疑，毛泽东已把修身养性作为实现其救国救民历史重任的一个重要主观条件。

毛泽东认为，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内部，道德建设必须同道德人的培养同步并行，偏废一方则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无功。他的全面道德要求是“学习”、“立志”、“修身”和“实践”。他所说的“学习”，更多的是培养和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内容。“为他人谋幸福”的学习和修养是其核心内容，也是培养圣贤的必由之路。他所强调的“立志”，是主观意志的树立，同时也是道德理想的树立。他把远大的理想和志向，看成做人的根本和道德行为的力量源泉。

恽代英也同样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并十分注重道德实践且身体力行。这种道德修养的实践观，自始至终在其早期伦理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他认为，要实现改造国家和社会的理想，一定要培养优秀的品格，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行为。“未来之世界，必不可不恃若干有真正切实品格之人，以开辟之。”[3]

比较毛泽东和恽代英的道德修养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相同点：(1)他们都将修身养性作为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2)他们都提出了道德修养的一些基本道德规范;(3)他们都强调实践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均主张在道德修养上要做到“知行合一”，并认为行比知更重要。

总之，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毛泽东和恽代英的早期伦理思想基本上一致，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相通和类似之处，但也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他们思想之间的相通和类似，不是简单的契合，恰恰说明了当时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受到了基本相同的文化熏陶，他们面对相同的社会大环境，有着大致相近的理论思考和价值观点。后来，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又逐渐抛弃了伦理观上一些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不甚正确的东西，从而建立起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并指导着他们一生的革命实践。

摘要：毛泽东和恽代英的早期伦理思想在道德作用论、道德标准论和道德修养论三个层面尽管存在某些差异, 但有着更多的相通或类似之处。这种相通或类似不是简单契合, 恰恰说明了由于他们早年生活在完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 受到了大致相同的文化熏陶, 因而他们的早期伦理思想有着基本一致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他们逐渐抛弃了一些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倾向, 从而建立起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观, 并指导着他们后来一生的革命实践。

关键词：毛泽东,恽代英,伦理思想,道德作用,道德标准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6—1920.11) [M].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0:86-236.

[2]恽代英.恽代英日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44-690.

[3]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1-244.

[4]李良明, 哈经雄, 黄杰.恽代英学术讨论会文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388.

[5]瞿秋白.瞿秋白文集 (Vol.1)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53-54.

毛泽东军事思想 篇4

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们主要学习四个问题：第一是它的科学含义；第二是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第三是它的主要内容；第四是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含义

1、科学含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如何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含义

（1）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3）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

（4）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思想五个部分。（重点掌握第二、三、四部分的内容）

（二）人民军队的建设理论

人民军队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1、“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和建设都需要人民的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说：“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在蒋介石背信弃义，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痛定思痛 1的共产党在血的教训前得出的经验。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严酷现实中，毛泽东第一个“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奥妙所在。

2、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则。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简单地说就是“党指挥枪”原则。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毛泽东讲：“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

三是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毛泽东十分重视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体现了我军内部在经济、人格和政治上的平等关系）、军民一致（体现了我军的宗旨）、瓦解敌军及宽待俘虏（这是人民军队所进行战争正义性的体现）。

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艰苦奋斗。

（三）人民战争思想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

1、人民战争的含义：人民战争是指广大人民群众为反抗阶级压迫或抵御外敌入侵而组织和武装起来所进行的战争。

人民战争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战争的正义性；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它是为了广大民众服务的，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二是战争的群众性；也就是说人民战争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2、人民战争的理论根据。

（1）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

（2）战争的正义性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

（3）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武器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关于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全面的观点来加强战备，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改善武器装备，一条是提高人才素质。

（4）党的正确领导是人民战争的必要条件。

（四）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简单地说就是毛泽东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它是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的总结，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十分精彩的部分。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高超绝伦，内容十分丰富，今天我主要把它概括为三点。第一是立足全局，审时度势。讲战略问题。第二是灵活用兵，因敌制胜。讲用兵思想。第三是集中兵力，运动歼敌。讲歼灭战思想。

一、立足全局，审时度势。

毛泽东军事思想最重要的是他的军事战略思想。所以我们称毛泽东为战略家。他在战略上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深谋远虑，气势磅礴，运用自如。中国有句古话，说：“自古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下面我们来举一些例子，简单地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第一个例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二个例子——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三个例子——论持久战。

第四个例子——三大战役的决策。

战例分析： “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

2、灵活用兵，因敌制胜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岳飞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

毛泽东所说的灵活用兵可概括为五个基本要素：因时用兵、因地用兵、因敌用兵、因己用兵、因势用兵。

战例分析：四渡赤水战役。

3、集中兵力，运动歼敌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毛泽东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的战法变幻无穷，奥妙无比。举例：《西北三战三捷》、《孟良崮战役》

四、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中的地位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界军事史上的地位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战争史上的地位

（四）毛泽东军事思想永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现实意义）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哪几部分？

2．掌握人民战争的含义及两个基本特征。分析人民战争的理论根据。

3．掌握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4．理解、掌握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5．怎样认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

6．概括毛泽东灵活用兵思想的五个基本要素。

浅谈“毛泽东哲学思想” 篇5

毛泽东同志读了六年的私塾, 中学就读于湖南第四师范学校, 后来第四师范学校被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兼并, 毛泽东成了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 在一师学习期间, 毛泽东认识了一些名师, 如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老师。这些老师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徐特立老师, 给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学习、做学问的态度, 一定要扎扎实实, 要弄通弄透所学知识。囫囵吞枣, 不求甚解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毛泽东以后的做学问, 秉承认认真真, 刻苦钻研的学习做学问的态度与这是离不开的。杨昌济老师是毛泽东的大恩师, 对毛泽东特别器重, 后来毛泽东与其爱女杨开慧共结连理, 毛泽东成了杨昌济的女婿。可以说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最深远的一个老师, 是他启蒙了毛泽东的现代伦理思想。后来杨昌济被北京大学聘为伦理学教授, 全家搬到北京居住。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筹集费用而到了北京, 受杨昌济所托, 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 把毛泽东安排在图书馆当管理员, 一个月8块大洋。在北京大学期间, 毛泽东认识了一些当时中国的先知先觉, 如李大钊, 陈独秀。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慢慢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了。尤其是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以后, 让毛泽东脑子里印有了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段。在往后李大钊发表的两篇著作《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更是加深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大感兴趣。可以说,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已经初露端倪了。

从北京回来的毛泽东, 回到湖南主办《湘江评论》, 并对农民运动进行考察,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5年12月1日) 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3月) 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谈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综上所述, 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 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 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 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 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充分体现的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 对社会存在的各阶级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而得出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 “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的思想, 后来组织了秋收起义, 可惜失败了。毛泽东同志所带的部队退下来到了文家市进行了三湾改编, 把党支部建在连级建制上, 开创并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历史。这就出现了毛泽东哲学辩证法的影子, 当然在这个时候更多地体现为军事哲学思想。部队退至井冈山, 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也来到的井冈山, 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论证革命之胜利必然, 唤起全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写了一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10月5日) 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 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 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 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 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必然是在帝国主义国间接统治的中国。第二, 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 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 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第三, 小地方民众政权只能否长期存在, 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第四,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 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 除了上述条件之外, 好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 就是共产党领组织的有力量和它政策的不错误。”这能体现出来, 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 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五次围剿, 在毛泽东提出面对敌人的围剿可以采用游击战, 集中力量, 各个击破。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下, 打退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红军人数得到大大的扩充。可惜的是, 新生力量的诞生和发展都是需要磨难来历练的,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在敌人进行的第五次围剿时, 博古、李德等人不顾实际条件片面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调动红军主力与敌人进行决战, “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是这一仗打下来, 红军被迫转移, 根据地被占领了。

在1935年红军部队行军至遵义, 这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召开了一个会议———“遵义会议”, 会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实际上的领导地位, 已过“不惑”之年的毛泽东, 重新确立了领导地位, 更加成熟和稳重, 在军事指挥上可以说是出神入化的地步, 如四渡赤水, 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巧渡金沙江, 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飞夺泸定桥, 把敌人远远的甩在了后面。当然这时的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主要还是受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影响如“兵者, 诡道也”“避实击虚”等, 但是哲学意味是很浓的。红军翻过大雪山, 越过大草地, 在甘肃会宁会师, 红军8万将士到达陕北就剩3万人。这个损失是惨重的, 可其意义是深远的, 这让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 中国还有一支抗日救国的军队。

从这一个时期来看, 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较为明显了, 当然是体现在军事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等认为, “打好仗, 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北上抗日才是最重要的”。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 内涵丰富辩证法思想。“当面对多种矛盾时, 必然有一个矛盾占主导地位, 对事物的发展起着支配的作用, 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 这就是主要矛盾, 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 才能抓住事物的关键, 才能从根本上把握问题, 做出正确的决策, 解决问题。”遵义会议上的做法即是如此, 对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做法, 只强调是军事路线的问题, 不提政治路线, 加之当时还有一些同志思想没法急转弯, 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出了问题, 所以为了“红军长征, 北上抗日”大局的顾全, 团结全党全军, 毛泽东毅然只提是军事路线的问题, 在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政治路线出了问题的情况下, 实事求是, 根据具体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把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体现出来了。可以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是已经有很大的体现出来了。这是早期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现。

二、毛浙东哲学思想鼎盛时期

这个时期的毛泽东, 结合中国的革命战争的实践过程, 写了很多篇哲学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6年12月) 、《论持久战》 (1938年5月) 等, 其中还有堪称哲学代表作的《实践论》 (1937年7月) 和《矛盾论》 (1937年8月) , 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了鼎盛时期。

毛泽东曾经被党内某些个别人嘲笑不懂马克思主义, 所以, 到达陕北后, 在指挥作战之余, 就发奋读书, 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如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进行了一系列治党之策, 如进行了“整风运动”, 肃清党内存在的政治路线“误向”残留问题, 继《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 之后, 写了一篇专门反对教条主义的著作《实践论》, 对于全党全军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确正。

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 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殊性, 文章开端就写道,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从抽象到具体论证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具体分析了中国国命战争的特点, 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当抗日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时, 由于中国正面战场上, 败多胜少, 国内出现各种关于抗日战争的言论, 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速胜论”, 一是“亡国论”。毛泽东从战争全局出发, 写了一篇长达5万字的文章《论持久战》, 其中指出, 中国的抗战, 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国力大比拼, 如人口、资源等的比拼“中日战争不是任何战争, 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一个决死的战争。”“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这是我们的结论。”这篇著作一出, 给全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大大加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和勇气。不妨大胆设想下, 要是当时能把这篇文章翻译成日文, 传播到日本军队和日本国土上, 会不会加深日本人民的反战效果呢?这篇文章内涵了丰富的哲学思想, 如关于矛盾的思想, 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 是一场特殊的战争, 日本是侵略的非正义的一方, 中国属于正义的一方,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陷于汪洋大海的人民战争之中的。并且科学预言, 战争的胜利最终必然属于中国, 从理论的高度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把握;但同时认为战争是持久的, 需要中国不断发展的国力, 中国人民的不断前赴后继, 浴血奋战, 坚持到底, 需要不短的时间, 才能打赢这场战争。这充分体现了矛盾具有特殊性的原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把握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并在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想。

针对党内一直以来存在的思想认识的误区, 如“教条主义盛行, 形而上学猖獗”的余波, 毛泽东写了两篇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 并且亲自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里演讲矛盾论思想。对党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治党之策, 如开展延安整风运动, 把唯物辩证法的思想, 实践论的思想深入党心, 军心和民心之中。

《实践论》中提到的, “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 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 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 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发生, 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针对各种“主义”在文章中提到,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 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 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 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号召党内要坚持以认识论的唯物论来作为行动指南, 反对教条主义, 本本主义。

我们应该“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 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 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这种形式, 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 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 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形成科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观, 正确处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 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矛盾论》中讲到,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当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 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的区别;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 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翻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 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 使之带上原则性, 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号召全党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 要看到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一面, 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正确认识事物, 处理矛盾问题。

“两论”的推出, 有效的遏制并肃清了党内“教条主义和行而上学”的言行。时年毛泽东46岁, 正处于年富力强时期, 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约经历20年的风雨历程, 现已达到了理论系统化水平的高度了。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时期的初露, 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鼎盛端倪。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与真理的发展历程一样, 由无到有, 由弱变强, 历经风雨磨难i, 百折不挠, 终成大器, 成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同时真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但是在这之后毛泽东的著作中内涵哲学思想, 《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思想具体内化在其中的著作还有不少。如《论联合政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决议》等等这些为处理革命与建设问题中所写的著作, 内涵着丰富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哲学思想, 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映射。还有我们当代的学者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这恰恰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具有与时俱进, 不断发展的内涵。所以作为现代人的我们, 应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给予高度的重视, 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思想, 为人生自我发展, 为贡献社会, 报效祖国, 尽一己之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第2版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第2版

[3]毛泽东选集地三卷毛泽东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第2版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我国改革开放 篇6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 我国人民开拓创新, 积极进取, 大力发展生产力, 我国大步踏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腾飞, 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这都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巨大成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智慧结晶, 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不仅包括毛泽东思想, 同时还包括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和继承, 是指导我国进行改革开放思想指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事物矛盾问题精髓”和实事求是的哲学原理指导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本文重点就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改革开放中的指导作用进行了相关探讨。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作用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 并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实践, 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两次历史性的转折。第一次转折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转折是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建设的结合。我党两次重要的历史性转折都是抓住了中国的实际,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而成功地指导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会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 也就是其开放性, 它是指导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 对我国的经济、政治建设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还是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武器。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建国初期经济建设过程中, 毛泽东理论的实践成果是我党进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两者的关系分析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 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现实情况、文化特点, 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要方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包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如何合理地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怎样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的经济建设时期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发展, 创新其内容。

(二) 关系分析。

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既一脉相承又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 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合理内容, 它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检验实践的标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等思想进行了发扬。在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我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工作都受到了邓小平理论的影响, 这既是邓小平理论的作用, 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体现。

四、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 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哲学原理。

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论断是由毛泽东提出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存在于一切过程中, 并贯穿一切过程的始终, 矛盾即是运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哲学原理指导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特殊国情下的产物, 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 是它的鼎盛时期, 包括经济, 科技等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所以中国要发展, 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国建国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这是由当时我国经济落后的条件和严峻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当时思想观念的影响, 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可经济发展依旧陷入了停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随着国内民众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原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因此, 在当时的条件下, 我国必须结合自身的文化特点、历史条件和政治制度对经济、政治、文化进行改革。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发展经济, 才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因此,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我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政治体制,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丰富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文化产业, 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的实现。

(二) 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哲学原理。

实事求是观点实事求是, 指从实际对象出发, 重点将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了解其发展的规律性, 以认识事物的本质为目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将其理解为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完成了党在思想路线上面的拨乱反正, 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重新确定为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和精髓, 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基础。

在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指导下, 我国的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 注重从实际的国情出发, 认真分析和总结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将得出的结论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各级领导干部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根据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要求, 解放思想, 积极进取, 在中央、地方的实际情况下, 大胆进行实践, 创新改革发展的方式。在农业上, 根据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条件, 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2年我国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了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三个“有利于”, 这为改革开放中正确认识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指导。

五、结语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 又加入了自身的认真领会和学习, 吸收了许多其他思想流派的有利成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国国际地位上升, 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武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我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结晶, 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参考文献

[1]李鹏, 陈答才.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J].理论学刊, 2012, 8

[2]李文苓.重视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第19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J].教学与研究, 2012, 10

[3]胡艺华, 彭继红, 建国初李达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众化主要方法初探[J].江汉论坛, 2011, 2

[4]杨瑞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兼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1, 12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 篇7

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中国化的结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的直接继承, 又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是人类社会近现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标志。毛泽东所遵循的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 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看待, 他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本质, 通过对中国文化历史演变及其缺陷的深入分析, 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 以其科学的、紧密结合中国文化发展实际的文化哲学思想解决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向问题, 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理论。

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所倡导建立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 是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民族性。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应该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上, 而且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主体选择性上, 以及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上。毛泽东对文化民族性的强调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论争中所出现的最高成果, 也是随后进一步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可待深化和完善的基础, 是对中国文化理念构建的一大贡献。科学的文化, “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 主张实事求是, 主张客观真理, 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为了具体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有的科学内容和科学方法, 毛泽东指出了应该如何清理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 总的态度就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可以看出, 毛泽东的文化立足点, 在于自己民族和自己时代现实发展的需要, 因此文化的科学性依然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始于人民大众, 也应以人民大众为归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化世界, 使人民群众都能发挥个性和潜能, 使文化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这也是继承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思想, 不但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即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 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

三、科学地阐明了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 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新民主主义文化要与政治和经济构成一个有机的立体的系统, 统筹兼顾, 协调发展。毛泽东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体化”, 并且以批判和重构的创造性综合, 为中国的民族独立、文化繁荣、经济富强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新方向。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和观念, 是对这一文化理念的继承和发展。

四、为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智力支持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文化发展规律运用于中国实际, 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等方法论原则。他认为, 要建立和谐的文化, 就要尽可能地繁荣文化;要充分发扬各自的个性, 弘扬文化上的想象和创造力, 同时又要做到相互批判和自我批判, 真正地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此同时,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还需要与世界文化进行紧密融合与交流, 而且, 我们应该采取谨慎科学的态度,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今天, 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正是坚持了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的“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 才逐步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才发展繁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文化哲学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和观点的概括和总结。研究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对全面推进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论毛泽东领导哲学 篇8

说到领导哲学, 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领导的含义。领导是一种以权力作为基础, 最终是影响组织成员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和活动。领导是离不开权力的, 如果没有权力, 领导的作用就很难实现。而领导哲学属于哲学的分支学科, 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它所研究的, 它所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领导活动的。而我们伟大的毛泽东同志, 就是运用这样的哲学方法论揭示了领导主体和领导客体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曾深刻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 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 还是要发生问题。”[1]他还指出工作方针的决定都是来自实际的情况才是值得学习的,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逻辑起点, 要以此来建构自己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是物质, 而毛泽东的逻辑起点则是群众。他指出, 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

二、领导哲学活动的基本矛盾

领导哲学认为可以把领导活动的基本矛盾与领导活动的基本内容大致等同起来。由此可以看出, 这样领导活动的矛盾就是领导主客体之间的矛盾。领导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领导的主客体问题, 如果它们得到了解决, 那么领导活动的其他问题同样就得到了解决。从这个层面来讲, 领导哲学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紧密相连的。毛泽东认为:“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 没有干部也不行, 但是, 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 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2]这些干部所起到的领导作用, 实际上就是领导者与领导活动的主体表现, 与此相对应的, 领导客体就是那些被领导的群体, 领导活动的基本关系是领导主体与领导客体之间的关系, 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样就构建成了它们之间的基本矛盾。其实这种关系, 就是不断地解决旧有的矛盾, 然后再产生新的矛盾, 只有这样不断地循环才能不断地推动领导活动向前发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分析领导主体与领导客体之间的矛盾呢, 怎么才能正确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在这方面, 毛泽东同志有着丰富的领导哲学思想。

毛泽东同志指出, 我们的宪法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 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3]在实践中, 毛泽东同志一生都是以身作则的好榜样, 而身为毛泽东同志的亲人们也都不曾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得到半点的私利, 他作为领导的主体, 是大家很好的榜样。作为我们的领袖, 其实有时他是可以为自己的亲人获取一些利益的, 但是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做, 没有给自己一点特权。毛泽东同志这种坚持为公, 反对以权谋私的精神, 对当前我党反腐斗争以及今后我党工作的开展, 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领导者必须增强服务意识, 要时刻谨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绝不能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凌驾于人民意识之上。领导者要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榜样, 一定要用好手中的权力, 记住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三、毛泽东对领导活动方法论的应用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完美地结合, 用哲学理论探索和回答领导活动问题, 他的领导活动方法论已形成一个科学体系, 成为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论的精髓。

(1) 毛泽东提倡坚持实事求是, 重在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指出, 在对同一个问题的调查中, 对这个问题现实的情况和历史情况如果没有进行彻底的调查, 就对该问题作出评论, 那么就一定是瞎说的。毛泽东历来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 形成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基本领导方法。其中, 调查研究是关键性环节。毛泽东同志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 自己进行调查研究, 亲自写调查报告, 从而形成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更好地来指导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样坚持下去, 按照实际情况来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 这是毛泽东关于领导决策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2) 在解决问题上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不能把所有的矛盾平均化看待, 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和次要的两类, 只有加以区分才能着重于抓住主要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我们要学会“弹钢琴”, 必须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 又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把各方面的工作安排好。做到纵观全局, 抓住重点。

(3)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注重事物的特殊性和方法的针对性, 才能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结合。毛泽东同志指出,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他举了许多实例通俗易懂地说明这一问题。对犯错误的同志, 必须一手跟他作斗争, 另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 这属于原则性。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 跟他讲妥协, 这属于灵活性。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毛泽东同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运用到了极致, 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就是很好的例证。原则性和灵活性是不可分割的。处理问题的共同准则是原则性的, 如果在原则性上发生了失误, 那么会给全局造成严重的损失。只有有了原则性, 才会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政策和统一的行动。灵活性是处置方法的灵活多变, 根据事态的不同而不断的发生变化, 不拘泥于固有的模式。灵活性是对原则的妙用, 没有灵活性, 原则将变成死板的公式, 从而得不到真正地贯彻。因此, 原则性和灵括性是对立统一的。这一方法的灵活运用, 成为领导者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4) 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史观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创造了“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充分实现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精髓。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党领导的一切工作中, 凡是正确的领导, 都是充分地认识到“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这一重要思想。在实际的工作中, 毛泽东同志也是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只要是群众提出来的, 他都做到了认真地听取, 然后回去好好研究, 再把这些意见运用到群众意见中看是否合适, 经过这样一次次的改正, 总会给群众一个满意的意见。

毛泽东提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 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我们党依靠这一根本领导方法, 制定出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政策, 不断夺取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这一方法同样是我们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的很多改革新政策和措施, 都是这一根本领导方法的生动体现。党的“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领导方法及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探索到的领导活动的一个根本规律, 是最宝贵的经验, 也是毛泽东领导哲学的基本结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440.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227.

毛泽东档案思想探源 篇9

一、求学阶段

毛泽东在学生年代就注重社会调查研究。1913年3月,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学生(1914年2月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合并),至1918年毕业。1917年7月中旬—8月中旬,毛泽东和老同学萧子升以“游学”的形式,到农村进行一次长途旅游,游历了长沙的多个县城。900多里的行程中,他们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从中了解中国社会的动态[1]131。“1918年春天,毛泽东与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对湖南的多个县城进行了社会调查”[2]39。通过这种体验社会实际的方式,深入群众当中,从而获取可靠材料和信息。毛泽东通过广泛接触老百姓(用现在时尚的话说叫接地气)的方式,深入农村,接触社会[2],获得了第一份宝贵的社会调查材料。宝贵的社会调查材料,为他后来撰写的《农村调查报告》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这一时期的农村调查实践,应该就是毛泽东档案思想形成的萌芽时期。学生时代的社会实践调查,为毛泽东档案思想的产生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二、建党初期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毛泽东是我党最早从事档案工作的。在建党初期,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三年(1923年的6月),毛泽东赴广州出席中央“三大”,担任中央局的秘书,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3]。而秘书工作除了有公文的写作、公文的修改、公文的阅读以及公文的草拟、公文的审批外,还涉及公文处理、公文收集、公文管理、公文的保存等等与档案密切相关的工作。可以说中央局的秘书工作,对毛泽东档案思想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潜在作用。

三、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国国内经历了十年的土地革命(1927—1937)。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继续沿袭他的社会实践路线,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整改意见和建议。他认为,在调查实践中得来的资料很真实,也很准确。这一时期,毛泽东越发认识到调查实践中收集材料的重要性。并将这种方式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一条途径。除此之外,毛泽东为了解土地革命的动态,在人民武装下,他会想出很多的办法、采取多种手段,找敌人的档案文件,并时常地通过当时的报纸、杂志这些实物资料,去了解敌人的情况[4]185。同时,毛泽东曾多次向他在土改一线的儿子询问土地改革的一些情况,了解和掌握土地改革的实际进展和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当时土改时期的现状。

1927年1月4日—1927年2月5日,毛泽东花了一个月时间,行程700公里,对湖南湘乡县、衡山县、湘潭县、醴陵县进行了考察,获取了农村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认真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并提出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及依靠农民同盟军进行革命斗争的主张。1930年12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十一号命令指出:“各团连之重要文件, 一律集中到师部去。”[3]163这个命令的实质就是要求文件材料要集中统一管理。我国实行的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就是缘于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十一号”命令。档案材料一定要专人管理、专人负责,这是毛泽东档案思想之一。毛泽东深入农村,走进农民的生活,体验社会实践,毛泽东将在土地革命时期通过社会实践得来的真实材料,经过思考、分析、研究,分别于1925年和1927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且,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1927年3月5日到4月3日,在《战士》周刊连载,同时在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以两种不同的文字(俄文和英文翻译)刊登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2]155。

四、长征途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军离开了中央红军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达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这一历史时期具有很特殊的意义,它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长征的胜利,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艰难的长征途中,毛泽东视档案如生命,装满两个竹箱的档案材料时刻伴随他,在两年的长征途中,档案材料也一直没有离开过毛泽东,档案材料与毛泽东一起“爬雪山、过草地”,一直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及红军长征结束。在长征途中,在战火纷飞的战场,毛泽东曾说过“生命可以牺牲,但档案材料不能丢”。的确,毛泽东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他对档案的重视。

长征胜利结束后(1937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颁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档案材料的通知》,决定成立红军历史征集编研委员会。这一“通知”的发布,更说明伟人毛泽东由对档案的重视推广到对档案材料编研工作的重视。这一“通知”发布,使档案工作由原来的收集、保管、利用到编研研究方面大大地上了一个台阶[5]。

五、战争年代

毛泽东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战争中,对文件、材料、档案非常重视,可以说胜于他生命,并进一步认识到要对文件、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毛泽东在其《改造我们的学习》文章指出“……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综合研究”。可见,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对档案材料重要性认识已升华到另一个层次,即对文献材料的研究。

六、和平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入了和平时期,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关心和重视。1951年,毛泽东作了“分门别类、便于保存和查找”[6]414的指示。通过对各种文件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达到加深对中国社会实际了解的目的。1953年2月1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施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文件保密工作细则》,像我们今天的文件材料,仍然有保密等级之分,如:机密、保密、绝密等级之分,以及《文书档案保密制度》、《文书档案利用制度》、《档案工作细则》等等档案管理方面的制度。这些都是源于毛泽东当年档案思想的结晶[5]。毛泽东档案思想,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月、两月形成的。毛泽东档案思想如同毛泽东思想一样,经历过从“量”到“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