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民本思想

毛泽东的民本思想（精选11篇）

毛泽东的民本思想 篇1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民本思想,封建统治时期的民本思想更是不计其数,唐太宗“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将君民比作舟水关系,属于封建时代较为典型的民本思想。但是,封建统治之下的民本思想,其根本还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和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有着天壤之别。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是在历史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西方的民主思想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后,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中进行考察而形成的。毛泽东民本思想具有独创性,是一系列的经验和理论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中华民族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科学、系统、独创的民本思想。

一、毛泽东民本思想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民本思想的萌芽、形成和成熟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其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扎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环境之中,是在对前人相关的思想理论成果进行充分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经过现实的实践而产生和发展,逐步走向成熟。毛泽东民本思想的产生,有着十分成熟的思想条件,中华民族传统民本思想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文化资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对毛泽东民本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成为毛泽东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是在其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才逐步形成民本思想的,其民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并非简单复制马克思主义,相反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此外,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均对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同时,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形成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在创造性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发展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现实斗争实践成为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实践基础,其源自实践,是在实践中总结和升华而来的,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证实、补充、丰富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思想体系。

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其他任何思想体系一样,均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和成熟的历史进程。第一个阶段,即1908年到1920年,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萌芽时期。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民众的联合的力量最强”的了不起的观点。在此期间,毛泽东立志救国救亡,萌发了民众是社会历史主体的思想,在理论上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问题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研究,表明毛泽东民本思想已经逐步开始萌芽[1]292。第二个阶段,即从1921年到1945年,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形成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著作中提出了“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当家做主”“、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一系列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成为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第三个阶段,即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开始,是毛泽东民本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在此期间,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在新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对上述民本思想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论述,在实践中践行其民本思想,不断修正和完善民本思想,从而促使其民本思想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新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民本思想又反过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毛泽东民本思想不断走向成熟。

二、毛泽东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1.人民是实践主体。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这成为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经验,在理论的层面上深刻地论述了“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动力。关于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实践是一种社会性活动,而在此社会性活动中,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体均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生产活动中是最重要的因素,在阶级斗争中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科学实验活动中极富创造性。认识源自于社会生活实践,而人民群众正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主体,因此,认识的主体也是人民群众,认识来源于人民群众和来源于实践两者是相互统一的,因为“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2]287。毛泽东雄辩地指出,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人民群众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基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毛泽东进而提出并践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主张,认为国家权力和利益的主体就应该是人民群众,国家治理的主体也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还是对政权进行监督的主体,这些思想中均充满了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充满了对历史的辩证看法,构成了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实质在于其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张,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因而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利益。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没有其他任何利益,也没有自己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和民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共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最为显著的标志,因而,中国共产党开展一切工作均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决不能从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出发开展各项工作。“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1096

3.群众路线是中共的指导思想、工作方法。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伟大推动者,他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促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使之符合中国的实际,能够较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将其作为我党开展一切工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而其提出的群众路线也成为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民众利益的方法和途径。关于群众路线的内涵,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的意见中充满了各种经验和智慧,同时也体现了群众的意愿,从群众中来就能保障我党的一切工作均符合群众意愿,同时减少工作开展中的障碍和困难,因为从群众中来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中已经包含了群众无穷智慧,同时又由于其符合群众的意愿,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帮助,在群众的帮助下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同时,还要“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之中取得胜利。关于如何践行群众路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因为群众是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保障,群众有着一种伟大而深厚的力量。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做人民的先生,必须先做人民的学生,必须向群众学习,拜群众为师,从群众中将各种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之后去组织和教育群众,对群众的行动提供指导。总之,群众路线是我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进行总结后得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毛泽东思想智慧的根源,是其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鲜明个性

1.公平性。公平性,即追求社会的彻底的公平、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鲜明个性特征之一。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看到过许多社会底层困苦不堪、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有着忧国忧民情怀的毛泽东在青少年之时便树立了伟大的报国志向,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民群众艰难困苦的生活状态。毛泽东自小就具有公平的理念,对社会底层人物、困苦百姓十分同情,给予了他们许多关注,对农民的生活状况开展了许多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让人民群众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更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斗士不懈的追求,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毛泽东认为,只有在公平的情形下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其民本思想中处处彰显公平的价值理念。

2.强调思想改造。毛泽东民本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还在于强调思想改造“,从群众中来”就是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改造“,到群众中去”是强调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改造,其民本思想中也处处体现出其强调思想改造的鲜明个性。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主张,认为改造人心是对中国进行改造的前提。毛泽东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和著作中强调说中国人“国民性堕,虚伪相常,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家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大文学家,如俄国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从毛泽东所强调的这些思想主张中可看出,毛泽东反复告诫党员干部要在干好革命工作的同时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注重培养对群众的阶级感情,强调通过马克思主义克服党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初,毛泽东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教育改造的任务,同时提出了对农民进行教育的观点[4]78。即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仍强调必须对人心进行改造,要求“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民本思想中强调思想改造的鲜明特色。

3.强调集体利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个人、集体、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释,肯定了个人对于集体和社会的重大价值意义。同时,马克思并不是在单纯肯定个人的价值意义而否定集体、社会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5]84。毛泽东十分强调个人的价值以及个性的解放,却认为个人是不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认为个人的存在、自由、创造和他人、社会是不能对立起来的。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强调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认为工厂、合作社和作为个人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都必须处理好,决不能只顾一头而忽视了另外一头,强调应该做到个人、集体和国家三个方面兼顾,也就是做到“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十分注重贯彻集体主义的原则而强调集体利益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而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强调必须贯彻集体主义原则,在此基础上适当关注个人的利益问题。

毛泽东的民本思想 篇2

朱熹认为裕民富民的最大障碍是来自豪强地主与贪官污吏的勾结,主张严厉打击扰民敛财的贪官污吏,为官者则应做到清廉自守。

朱熹在为弟子们授课时也表露了为官要以民事为重的思想:“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9]所谓“民事为重”,就是“以民为本”,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办事。朱熹关心民生,反对官吏贪恶,他在同安为官时在米仓墙上题诗作为他和官吏们的信条:“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10]淳熙八年,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他六劾台州贪官唐仲友,为民请命,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

朱熹也严格要求朱氏子孙如果从政一定要以民为本,严禁贪贿,在武夷山星村镇大年村,至今仍然生活着二十多户人家,他们都是朱熹的直系子孙,村里朱子家祠墙上至今仍保留着乾隆时期留下的禁贿碑,碑文写明朱氏子孙当官若有贪贿行为死后不得进朱家祖坟。朱熹的为官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者。

黄干(1152—1221),朱熹四大弟子之一,他在浙江嘉兴石门酒库任上揭露库吏同奸商公造私酒;嘉定五年,黄干在江西新淦县令任上,上奏揭发该县胥吏勾结豪民,将职田当作官田变卖,“遂使一千二百余石之职田,一旦尽变而为豪民田。”[11]朱子学者真德秀非常重视民生,提出为官要以身作则,以通下情,他说:“某愿与同僚各以四束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

何谓四事“曰律已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于公、莅事以勤是也。

何谓十害?曰断狱不公、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纠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是也。”[12]真德秀作为地方官吏能想到这些是难得可贵的。

真德秀认为为官要存心以公,他说:“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这禁,其可忽乎?故愿同僚要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于私情,不挠于私请,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13]李光地为官业绩显著,在政期间,无有私谒,不徇私情,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他曾弹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设诏旨,贩鬻私盐,得银百六十余万两,结果朝廷将张霖论斩。李光地本人却能清廉勤政爱民,深受地方百姓喜爱,离任泉州时,百姓夹道送别。康熙曾说:“李光地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14]三、省赋恤民,关心民苦其一,朱熹主张薄取于民。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苛捐杂税最多的一个时期,朱熹认为“民富”是“君富”的基础,针对统治阶级在赋税方面的各种弊端,提出了一系列补救的主张和措施。

朱熹《庚子应诏封事》中主张:“天下国家之大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于省赋;省赋之实在于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纲纪而已矣。”[15]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赴同安主簿任上,他就对朝廷经总制的QIAOQUHAODUO进行了抨击,他说经总制钱是“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制之无艺,而取之无名。”[16]朱熹知南康军,一到任便在第一道榜文中宣布了宽民力、敦风俗、砥士风三条施政大纲,把对百姓施仁政、除繁税,解决民力日困的严重社会问题放在首位,并先后八次上书为星子县减税。

其二,朱熹重视救灾扶弱。在遇灾荒年景,朱熹主张豪家大姓以余米存恤和接济佃户,以使贫民下户没有流移饥饿之患。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崇安发大水,朱熹奉府檄视察灾区,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赈灾救荒,但同时也对部分官僚救灾不力感到不满,他说:“今日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于图事。”[17]他首创社仓,在青黄不接之际,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面,薄利贷给饥民,使其免受高利贷等的盘剥。

淳熙九年(1182年),长江下游旱情严重, 53岁的朱熹任浙东常平使,朱熹冒着酷暑察访灾情,朱熹不顾疲劳,连夜起草《奏台州免纳丁绢税》等五道奏章,将台州灾情和百姓的痛苦如实向皇帝作了汇报,恳请朝廷减轻台州人民负担,这些体恤民情的奏章最终打动了孝宗皇帝,同意了朱熹的奏章中免除台州赋税的要求。

朱熹知南康军时全力救灾,向朝廷上《乞放租税及拨米充军粮赈济状》,最终使朝廷在南康检放苗米八分以上,共三万七千余石,并多方招引其他州郡的客贩米船来南康出售米粮以缓解灾情。经过努力,朱熹在这次救灾中“凡活饥民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18]朱熹省赋济民的思想影响着历代朱子学者,黄干追随朱熹二十余年,对朱熹的道德、学问都十分推崇,认为朱熹的人格为理想人格。他说“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刚毅勇决者先生之气,严威俨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博广者先生之学。”[19]朱熹去逝世后,黄干继续发扬其变革社会,为民请命的作风。嘉定八年(12)八月,黄干受命知湖北汉阳军,当时湖北数郡大旱,成以汉阳军为甚,“乡村草民皆掘草根以食。”[20]监司无一人过问旱情,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黄干力抗两司,全力投入社会救灾,从各处设法筹集米粮七万余石,以市价的一半卖给灾民。从嘉定八年冬至嘉定九年春,黄干共收外地流民二千七百多人,皆发常平仓赈济。他还上书漕司,主张将湖北诸州所管鱼湖,所收课利,尽行蠲免,而“所产渔蚌之属,听贫民从便采取。……使贫民得采鱼为食,以度饥荒。”[21]真德秀思想墨守朱熹,并发扬了朱熹的民本思想,最终成为一个封建社会中难得的关注民生的政治思想家。他为官二十余年,素有盛名,全祖望说:“西山之望直继晦翁。”[22]真德秀在任江东转运副使时,当时旱、蝗极为严重,其所属太平、广德两州尤甚,他与留守宪司大讲荒政,亲自到广德、太平两州救荒,发禀赈给,裁判不关心民间疾苦的贪官污吏。在知泉州时,真德秀同情民困,设立惠民仓、社仓、慈幼田和置义田,使百姓在青黄不接和灾荒时能得到救济。

蔡清生于明武宗正德三年(15),是明代朱子学者的典型代表,一生历礼部祭主事、南京文选郎中、江西提学副使等多种职务,清雍正二年(1724年)年从祀孔庙。他在为官时能关心民间疾苦,反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蔡清针对当时的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上书朝廷:“今士民之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宦官厕养至有宅舍拟于公侯,金银动以万计,比皆万民膏血所萃也。[23]他在《艾庵密箴》中对做官者提出了自己的原则:“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24]为了使他的民生思想得到实现,蔡清发展了朱熹省赋思想,蔡清认识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严重性,提出授田以民、量减寺院多余田亩分给贫民为业等措施来改善农民阶层的主张。他说“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无卓锥之产者何限!各处之无征田粮洒派贫民又何限!”[25]林希元,明代著名理学家,是朱熹思想的坚定捍卫者,他一生关心民苦,将其救灾思想总结写成《荒政丛言》,主张在救灾中对特贫户紧急发放救济粮,对一般贫困户发放救灾款,对生活稍困难户予以低息或无息贷款,并得到朝廷采纳。明代朱子学者周瑛提出从政要爱道重于爱官,要以尽心行教为大。

“政无善恶,安民者为善政;法无当否,便民者为良法。”[26]朱子学者李光地向康熙帝提了很多积极的民生建议,促成了康熙帝亲民政策的形成。他关心民瘼,在任直隶巡抚时,皇帝经常出游其地,随从众多,当地百姓负担过重,李光地请求从宽减损以纾民力。当时,漳河、永定河等水患严重,百姓深受其害,李光地数次上奏皇帝拨款治理,并亲自督建工程,一年即告完成,为当地百姓解决了一个大患。此外,他还建议放松海禁,使沿海百姓尤其是渔民有了一线生机。

曾五任地方官的朱熹主要政事之一,就是要实现其信奉的儒家民本思想,以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朱熹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继承者。历代朱子学者大多能以朱熹民本思想为范:为官,则正直清廉,体恤民苦;为民,则墨守朱学,为民请命。朱熹和朱子学者的民生践行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影响深远,至今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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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源之作 篇3

“以民为本”思想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经历了远古时期的“天本”、殷商时期的“神本”，而成熟于两周时期，它不是上帝的恩赐，更不是统治者的施舍，而是关联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的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千载以下，民本思想已经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哺育了一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鼓励着一批先行者前赴后继颠覆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统治。因此，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经典表述的民本思想，有着巨大的本原大义和深厚而辽阔的阐释空间。探索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衍变的历程，追问其间的微言大义，从而为确立新型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制度提供借鉴，有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王保国著《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朝着这一目标所做的积极努力。著者以“忧天下，探世变”的拳拳之诚，踏上了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清流探源的艰辛历程。作者认为，从萌芽到转型，两周民本思想的发展在整个传统民本思想的演进历程中构成一个明晰的单元，故而全书把两周民本思想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细致的勾勒，从商周政权的转移谈民本思想的萌芽，从春秋民人地位的提高谈孔子民本思想体系的形成，从战国政治空间的开放谈民本思想的百花齐放，从封建集权的确立谈民本思想的工具化改造。这样做，就清晰地展现了民本思想在两周发展的脉络，给人以系统完整的印象。

关注民本思想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轨迹，探讨两周民本思想的内涵，是本书着力所在。而要达此目的，并非易事。两周民本思想犹如一颗宝石，只有拂去厚裹的岁月尘埃，洗尽长期批判烙下的现代垢印，才会熠熠生辉。全书主体部分由八章组成，按照时代顺序，将两周民本思想置于政治文明以及社会生活的大环境下进行考察，正源辨流，勾勒出两周民本思想演进的总体画面。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远古之时，“钻木取火，以化腥臊”，燧人氏能让人民“饭熟食”是对“民本”思想的践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是有巢氏能让人民“安居”而对“民本”思想的践行。黄帝为民操劳，得民心，顺民意，颛顼“养材以任地……治气以教化”；帝喾“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尧“九族既睦，便章百姓”；舜能“举八恺，内平外成”；禹为治理洪水，造福于民“乃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民本”思想自有史以来，就有萌芽可见。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散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以及新出土的帛书、简牍中，由文献的爬罗剔抉，从而阐幽显微，在对远古洪荒时代的追溯中，分明已感受到了民本思想胎孕的信息。

在五帝的重民、爱民之后，出现了夏桀、商纣的轻民和虐民，汤武革命的发生则使统治集团对民本政治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商周政权的转移催化了民本思想的诞生。于此著者提出了一些富于新意的独到见解。周人借鉴“殷鉴”之教训，开始怀疑“天命”，进一步看到了“民本”的重要性；提出了治民就必须“先知稼穑之艰辛”，要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代的统治者，已将民本意识升华到“保民”如同“敬天”的高度。故而对“天命”产生了怀疑，认为“天命靡常”，继而责难天命：“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这是民本意识的一大进步。作者认为，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周初民本思想最基本的内容。

第三章通过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考察民本思想的兴起，以《左传》《国语》《论语》《墨子》等典籍为据，客观而全面地显示时代思潮概貌。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民本思想也随之取得了重大发展，于是，“民为神主”、“君为民设”演化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孔子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民本思想体系，这使民本思想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飞跃。

进入战国中前期，激烈的政治竞争和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终将民本思想的发展推达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本思想在诸子的思想体系中都结成了十分完善的形态。著者对战国儒、墨、道、法诸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庄基于悲天悯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权力的深邃思辨，都显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开和全方位推进。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巅峰的是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孟子。孟子呼吁解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强调从“恒产”即产权制度入手建立社会和谐。孟子将君与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权衡，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超越政治的结论，奏响了民本思潮的最强音。孟子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从而使民本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著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礼赞。著者认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以及“节用”、“节葬”、“非攻”、“尚贤”等主张，荀子的立君为民和舟水之喻，老庄的“高以下为基”和“无为”观点，都是为来自民众的权利诉求提供理据，均为颇具识见的破的之论。

众所周知，在秦汉以下的中国历史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政治虽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但从未制度化与法律化，实际上已经异化为统治者手中玩弄的用民之道、御民之术，成了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著者设《民本思想的转型及其与集权政治的整合》一章，通过对“霸道”的胜利和战国中后期“势利主义思潮”的分析，探讨“民本思想”被“君本思想”所改造整合的过程，认为随着封建集权的进一步确立和强化，民本思想也逐渐向集权靠拢。战国后期的荀子及其法家弟子韩非初步完成了对于民本思想的理论改造，西汉中期的董仲舒则最终在政治实践论中使民本思想完成与封建政治的整合，由一种先进的政治理念沦落为统治者手中的权术、工具，逐渐丧失了对封建集权的制衡能力。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著者“探世变”、“忧天下”(龚自珍语)的热忱，思接千载、洞幽烛微的识力。据笔者所知，在著者的学术规划中，一部《中国民本思想史》正在筹划中，其中将有更为深入而精到的探究，笔者期待这一巨著早日面世。

《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可谓一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源之作，全书以两周时期民本思想渊源为线索，既有民本思想的生成与衍变，又有学者的论说和治者的实践。显然，著者在以兩周民本思想研究作为自己庞大学术计划的开篇之作时，不是着意在写一部民本史，也不仅仅满足于把历史现象和事实准确地表述出来，而是在此基础上，站在客观的立场，以冷静的心态，运用现代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原理，对民本思想的真实内涵及其衍变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评判，全书提供给读者的既有知识，又有思想，还有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未尽之言。

还要提及的是，全书虽然资料引证丰富，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但行文清新流畅，呈现出一种平易之态、朴实之风。

毛泽东的民本思想 篇4

的民本思想。在这些民本思想中, 都看到了民众对国家的根基性作用。毛泽东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传统文化中这些丰富的民本思想为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毛泽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造性转化,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的民本思想, 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升到一个新的, 更高的理论层次, 从而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一、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形成

1. 毛泽东民本思想的萌芽

1908年到1920年毛泽东在立志救国、探求中国出路的过程中提出并阐述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萌发了人民是社会历史主体的思想, 并提出了“人民自治”的主张, 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伟大作用, 并在理论上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尤其是五四运动使毛泽东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毛泽东提出, 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一个方法, 就是民众的联合。”他认为社会革命的发展是由于民众大联合的结果,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 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 (1) 在这篇文章中, 毛泽东阐述了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条件、途径, 以及联合的前途等问题, 论证了民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 强调民众的大联合才是国家的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这表明, 毛泽东从寄希望于圣贤在、转向寄希望于民众, 有了民众是历史的动力的意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期, 毛泽东在人民革命的现实斗争中, 对中国的国情和广大民众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有了正确认识。1920底至1921年初, 毛泽东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通过革命活动, 尤其是目睹了北伐战争, 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之后, 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 群众行动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最有力的保证, 开始意识到农民群众是革命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提出了:“农民问题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 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2)

2. 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形成

从1921年到1945年, 毛泽东民本思想的理论体系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的思想越来越清晰。1939年12月,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 毛泽东不仅再次阐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而且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者。这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两个基本论点。1945年,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3) 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的思想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内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 毛泽东要求每一个革命的同志都必须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 要“真心实意的为群众谋利益”, 初步创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理论。1939年2月, 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 首次使用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随后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 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要求。1944年9月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 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3. 毛泽东民本思想的成熟

抗日战争胜利后, 毛泽东在新的实践中对其民本思想的某些观点的进一步的阐述, 使其民本思想逐步的走向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 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 毛泽东对“人民”这个概念作了新的界定, 指出一切被蒋介石反动派政府就压迫的, 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爱国分子都是人民的范畴。在1946年, 毛泽东提出并阐述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因为他们脱离人民,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 而是属于人民的思想。1948年底, 他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共和国。” (4)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从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更加完善。

新中国的成立, 标志着毛泽东民本思想进入了全面实践和实现的历史时期。也为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实践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建国后, 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从政治、经济、文化、国内外环境等方面保证和维护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的斗争。1956年9月, 党的八大又重申了党对待人民群众的立场和观点, 提出要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围绕着一个方针, 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5) 1957年初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 对“人民”这个概念作了更为科学的阐释, 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建国后, 毛泽东所领导的这些工作, 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对其民本思想的运用。

二、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民本思想内容丰富, 思想深刻, 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内容体系。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依靠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观;树立群众观点的公仆观等。

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为人民服务, 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 用中国式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进行提炼和总结而提出的。它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 集中反映了毛泽东民本思想的精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把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观点“化”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为人民服务简洁明了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无产阶级立场, 对于广大人民了解、接纳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与此同时,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理论上又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 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植根于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深刻认识和理性把握。毛泽东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重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 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观。

在革命战争年代,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依然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依靠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非常乐观地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 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 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 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治好战争的创伤, 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6) 这既寄托着毛泽东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又蕴含着他真心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建设美好家园的期盼。毛泽东提出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不是回避问题, 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7) 新中国成立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把广大人民群众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和主力军,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并且让人民群众来检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3. 树立群众观点的公仆观

毛泽东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树立群众观点, 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毛泽东尤其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 把人民群众作为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在现实工作中, 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要求党员干部要树立群众观点, 做人民的公仆。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是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树立群众观点, 做好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要求干部清正廉洁, 严惩贪污腐败, 他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 并且多次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警惕贪污腐败。毛泽东对贪污腐败问题非常重视, 主张对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严惩不贷, 因为贪污腐败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 它严重地败坏了党的形象, 严重背离了群众路线, 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基本立场。据薄一波回忆:“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 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 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 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 敢于硬碰, 从严治党。” (8) 这是毛泽东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当时的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毛泽东民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民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 把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 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 并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民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结出的丰硕果实。

摘要：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形成了独特的科学的内容。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依靠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观;树立群众观点的公仆观等。

关键词：毛泽东民本思想,形成过程,基本内容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5:292。

[2]毛泽东文选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21。

[3]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031。

[4]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375。

[5]毛泽东选集 (第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3.

[6]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684。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第490页

牢固树立民本思想 篇5

长期以来，由于在如何评价和衡量干部的政绩、如何用政绩来对待和使用干部这些问题上存在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影响了一些干部正确政绩观的树立。总觉着职位是上级给的，权力是领导赋予的，要提职升级就必须经常向上级组织靠拢，向上级领导靠拢，眼睛要向上看，做事要适合上边的心思。对组织，只说好听的话，只讲做成功的事，树政绩；对领导，吹吹拍拍，请客送礼，联络感情，拉近关系；对工作，好大喜功、“拉长、吹大、垫高”，摆成绩；对同事，你好、他好、我也好，不讲原则，只求大家说我好；对群众，能瞒就瞒，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不愿“耽误”工夫。当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如上所说的干部一定是少数，但做过这样表态发言的干部一定是多数。感谢组织，感谢领导，感谢同志，想到的都感谢到了，为什么独独没有想到最应该感谢的人民呢。表态，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在任职表态时都想不起“人民”，那么在今后的具体工作中还有多少时间想起人民呢。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民群众推动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人民群众既是改造自然的主体力量，也是改造社会的主体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就是顺应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根本规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把党的宗旨确定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作为一名干部，只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

中国共产党执政8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一些干部却不能正确面对这些，只记着自己的努力却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功绩，脱离群众的思想滋生，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出现，群众观点的淡化和缺失在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身上比较突出，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告诫全党同志和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区委组织部组织开展的“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振奋精神谋发展”专题教育活动的目的也是如此

浅析民本思想 篇6

关键词:民本思想;和谐;张载

一、民本思想的历史缘起

早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每个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国家,有了阶级,也有了君主、贵族、贫民和奴隶之分,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变成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民”。

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

二、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历史实际也确实如此。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以为戒。这一点,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政体》)正所谓“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不难看出,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

三、张载的民本思想

张载的民本思想实质上是消化吸收了孔孟哲学中“民本”思想的内核衍化创新而来的。

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国以民为本”。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他反对横征暴敛,提倡薄赋敛,重教化。他斥责“苛政猛于虎”,承认国人有权杀暴君。孟子更把这一主张发挥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张载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政思想,把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与北宋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主张施仁政,以仁道感化民心、博施天下民众,把仁道推及到天下,才能治理好天下。他从改革时弊的愿景出发,认为必须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使民众生活富足,才能国定邦安。用张载的政治抱负概括其民本思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一)“为天地立心”

“天地”也就是“天地之间”的意思,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个人和人间社会。张载把社会含义的“天地”也称作“天下”。“为天地立心”是指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在张载看来,“立心”也就是“立天理”之心,因为天理“能使天下悦且通”,从而使“天下”(社会)必然会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价值。含义很清楚,其重点不在认识论,而在价值论。

(二)“为生民立命”

毫无疑问,“生民”指民众,“命”指民众的命运。这涉及儒家一直关注的“安身立命”问题。史称,张载“喜论命”。“为生民立命”之“命”,主要指人的命运。历史上长期流行的是命定论,认为人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然而张载却认为,只要通过自己的道德努力,人就能够在精神价值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赋予生命以意义。因此,“为生民立命”是说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确立生命的意义。

(三)“为往圣继绝学”

顾名思义,“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儒家所谓圣人,其实就是指人格典范和精神领袖。“绝学”,指中断了的学术传统。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学统自孟子之后就灭绝了,所以要努力恢复。张载继承“绝学”,却并非照搬前人,而是力求创新,是消化吸收再创新。

(四)“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大同”等观念,是周公、孔子以来的社会政治理想。到北宋,以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出过“致太平”的主张。张载不局限于当下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远的视野展望“万世”的“太平”基业问题,这是他的不同凡响之处。

(五)综述

對“四为句”的理解,不能脱离宋初的建国背景。赵宋统治者总结国家长期分裂的经验教训,为了重建社会秩序,确立了“以儒立国”的国策。在这种政策环境下,以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家的最大关怀,是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秩序奠定永恒的精神基础,而不是认识“自然界的规律”。

总之,“四为句”涉及社会和民众的精神价值、生活意义、学统传承、政治理想等内容。我们可以把张载的“四为句”翻译成现代汉语: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

四、结语

在中国历史上,关注社稷的盛衰、追求民族的兴盛,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已成为民族史学的瑰宝。以人为本的思想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振兴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要求。

如果宋朝之前的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实施暴力统治的隐蔽工具的话,那么张载的民本思想的实质内核则是一种和谐的人文关怀,是更上层楼的社会认知。这种认知脱胎于民族分裂、国家动乱、战争与饥荒、贫困与富裕并存的混杂时代。尽管维护阶级统治秩序是民本思想的最终归宿,但是张载却给我们吹来了一股跨越时代局限的民本之风。我们如沐清风,备受裨益。

实践证明,充分挖掘民本思想的智慧,不断赋予民本思想以时代内涵从而古为今用是大势所趋,更是民心所向。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确立生命的意义亦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最佳诠释和无限追求。

参考文献:

[1]吴怀祺.民本思想与历史盛衰的总结[J].史学集刊,2008,(1).

[2]怎样看待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N].解放日报,2007-9-4.

[3]罗肖军,刘良训.关于民本思想几个问题的再思考[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19(3).

毛泽东的民本思想 篇7

一、传统民本思想是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重要渊源

在历史的长河中, 传统民本思想蕴藏着无数精华与瑰宝。从先秦时期到清末, 统治阶级都把民本思想作为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尚书》有云:“民可近, 不可下;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孟子曰:“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 周公说道, “经国家, 定社稷, 序人民”, 唐代魏征提出“为人父母, 抚爱百姓”, 应“忧其所忧, 乐其所乐”, 要“以百姓之心为心”, 宋元时期, 程颐指出, 为政之道, 以顺民心为本, 以厚民生为本, 以安而不扰为本。清末明初, 梁启超更是强调, 国也者, 积民而成, 国之有民, 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正是在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深远影响下, 毛泽东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创新,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观:“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一切依靠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进而为坚定走群众路线提供了强大支撑和有力保障。

二、毛泽东群众观的经典语录剖析

毛泽东的群众观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探索, 一次具有转折性的指导, 他第一次把群众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一次提出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奋斗目标。

1. 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在毛泽东看来, 依靠群众的力量, 相信群众的能力, 并与群众打成一片, 任何困难难不住我们、任何敌人打不倒我们、任何大山压不垮我们。正所谓“滴水不成海, 独木难成林”, 在异常险恶、强大的敌人面前, 中国革命步履维艰, 革命的胜利的道路曲折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找到了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坚力量和坚实基础, 那就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1941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指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不了解这一点, 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正是这样的觉醒, 才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方法。1929年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 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 再经过群众去执行。”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群众工作的方法,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 凡属正确的领导, 必须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随后《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指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毛泽东在不断实践探索中, 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群众观, 指导着中国革命走向了新的征程。

3. 甘当“小学生”

只有当好群众的学生, 才能避免走弯路、转急弯。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序言和跋》中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 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 没有求知的渴望, 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心当小学生的精神, 是一定不能做, 也一定做不好的。”1949年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上强调, “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 要“不耻下问”, 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 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 然后再下命令。”1963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 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 制定政策, 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 就得先当学生, 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 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 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毛泽东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学生, 深入广大的基层, 向群众学习、请教、咨询, 与群众打成一片, 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

三、毛泽东群众观对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启示

毛泽东深入贯彻群众路线, 坚定走群众路线, 持之以恒坚持群众路线, 将群众路线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石, 对当前开展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启示。

1.“信民则福, 靠民则兴”是凝聚群众力量的根本途径

凝聚群众力量, 拧紧民心不是空洞的目标, 而是真正的行动。要始终坚持依靠群众, 坚信群众观点。古往今来, 无论是封建王朝, 亦或是革命年代, 还是当前社会, 群众的力量不可小觑。古语有云:“人聚则强, 人散则弱”, 毛泽东强调,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人民群众, 只有依靠相信团结一切群众, 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们。也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下, 在革命年代, 中国共产党最终打败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 取得了胜利;在新中国建设初期, 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 才让中国逐渐恢复了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改革开放后, 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众志成城, 让中国屹立于民族之林, 逐步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 所面临的形势越严峻, 所出现的问题也就会越错综复杂, 越是在这样的情况, 越要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始终坚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 鼓励群众投身于改革的浪潮中, 携手并进。

2.“适销对路, 多思为民”是满足群众诉求的有效载体

群众路线怎么走?用心了解群众所需、所急、所盼, 用情关心群众的基本生活, 关注群众面临的实际困难, 放下官架子, 走进菜园子, 扎起裤管子, 把做好群众工作当做自觉, 把服务好群众当做追求。毛泽东曾多次强调,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 从土地、劳动问题, 到柴米油盐问题, ……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 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 应该决定, 应该实行, 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 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在广大的农村, 走好群众路线就得以带领群众致富、实现群众增收为前提, 进而丰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丰富广大群众的业余生活, 尽一切可能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在企事业单位中, 要建立畅通的诉求和信息渠道, 关心、关爱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提高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 积极参与到建言献策中, 共促发展。在社区及社会组织中, 要建立矛盾纠纷处理机制, 凝聚群众力量, 协调各方矛盾, 营造和谐氛围。

3.“用权于民, 聚心凝力”是实现民主决策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的民本思想 篇8

关键词：民本思想,和谐,张载

一、民本思想的历史缘起

早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 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 每个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 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 有了国家, 有了阶级, 也有了君主、贵族、贫民和奴隶之分, 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变成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民”。

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 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这句话, 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 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

二、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

秦汉以后, 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这是因为, 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 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 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历史实际也确实如此。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 残酷剥削和压迫, 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 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 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以为戒。这一点, 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 必须先存百姓, 若损百姓以奉其身, 犹割股以啖腹, 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 可畏非民。天子者, 有道则人推而为主, 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诚可畏也。” (《贞观政要·君道、政体》) 正所谓“夫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 亦所以覆舟”。

不难看出, 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 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 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 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 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

三、张载的民本思想

张载的民本思想实质上是消化吸收了孔孟哲学中“民本”思想的内核衍化创新而来的。

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国以民为本”。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 说“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他反对横征暴敛, 提倡薄赋敛, 重教化。他斥责“苛政猛于虎”, 承认国人有权杀暴君。孟子更把这一主张发挥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张载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政思想, 把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与北宋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主张施仁政, 以仁道感化民心、博施天下民众, 把仁道推及到天下, 才能治理好天下。他从改革时弊的愿景出发, 认为必须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 使民众生活富足, 才能国定邦安。用张载的政治抱负概括其民本思想就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一) “为天地立心”

“天地”也就是“天地之间”的意思, 既包括自然界, 也包括个人和人间社会。张载把社会含义的“天地”也称作“天下”。“为天地立心”是指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在张载看来, “立心”也就是“立天理”之心, 因为天理“能使天下悦且通”, 从而使“天下” (社会) 必然会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价值。含义很清楚, 其重点不在认识论, 而在价值论。

(二) “为生民立命”

毫无疑问, “生民”指民众, “命”指民众的命运。这涉及儒家一直关注的“安身立命”问题。史称, 张载“喜论命”。“为生民立命”之“命”, 主要指人的命运。历史上长期流行的是命定论, 认为人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然而张载却认为, 只要通过自己的道德努力, 人就能够在精神价值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赋予生命以意义。因此, “为生民立命”是说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 确立生命的意义。

(三) “为往圣继绝学”

顾名思义, “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儒家所谓圣人, 其实就是指人格典范和精神领袖。“绝学”, 指中断了的学术传统。理学家普遍认为, 儒家学统自孟子之后就灭绝了, 所以要努力恢复。张载继承“绝学”, 却并非照搬前人, 而是力求创新, 是消化吸收再创新。

(四) “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大同”等观念, 是周公、孔子以来的社会政治理想。到北宋, 以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出过“致太平”的主张。张载不局限于当下的“太平”秩序, 而是以更深远的视野展望“万世”的“太平”基业问题, 这是他的不同凡响之处。

(五) 综述

对“四为句”的理解, 不能脱离宋初的建国背景。赵宋统治者总结国家长期分裂的经验教训, 为了重建社会秩序, 确立了“以儒立国”的国策。在这种政策环境下, 以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家的最大关怀, 是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秩序奠定永恒的精神基础, 而不是认识“自然界的规律”。

总之, “四为句”涉及社会和民众的精神价值、生活意义、学统传承、政治理想等内容。我们可以把张载的“四为句”翻译成现代汉语: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 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 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 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

四、结语

在中国历史上, 关注社稷的盛衰、追求民族的兴盛, 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已成为民族史学的瑰宝。以人为本的思想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又是振兴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要求。

如果宋朝之前的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实施暴力统治的隐蔽工具的话, 那么张载的民本思想的实质内核则是一种和谐的人文关怀, 是更上层楼的社会认知。这种认知脱胎于民族分裂、国家动乱、战争与饥荒、贫困与富裕并存的混杂时代。尽管维护阶级统治秩序是民本思想的最终归宿, 但是张载却给我们吹来了一股跨越时代局限的民本之风。我们如沐清风, 备受裨益。

实践证明, 充分挖掘民本思想的智慧, 不断赋予民本思想以时代内涵从而古为今用是大势所趋, 更是民心所向。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 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 确立生命的意义亦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最佳诠释和无限追求。

参考文献

[1]吴怀祺.民本思想与历史盛衰的总结[J].史学集刊, 2008, (1) .

[2]怎样看待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N].解放日报, 2007-9-4.

浅析《论语》中的民本政治思想 篇9

关键词：《论语》,大同理想,均富观念,贤人政治

春秋时期,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 政治、文化、思想等社会结构方面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王室的权威不断衰落, 官学的体制逐渐败坏, 文化的重心也开始下移。直至私学兴起, 逐渐形成了“士”的阶层。因为天命思想受到质疑, 变革与动荡又促使人们去思考现实, 所以百家争鸣的学风逐步形成。各家学说相互争鸣, 相互吸取、融合, 不断丰富, 不断深入, 形成了文化上空前繁荣的局面。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有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抱负。在《阳货》中, 他说:“如有用我者, 吾其为东周乎?”1他在总结西周政治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整套的德治理论, 影响深远, 意义巨大, 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治国思想之一。2本文将从大同思想、均富观念、贤人政治三个方面来阐释《论语》中所具有的早期朴素民本思想内涵, 并就此浅析儒学思想中对于理想社会的标准。

一、大同理想

古代传说中的尧舜时代, 是历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在《论语》里, 孔子四次评论尧, 十一次评论舜, 还有五次评论禹, 对于他们, 孔子都给予热烈的赞颂。如《泰伯》篇中:“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 唯尧则之。荡荡乎, 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焕乎其有文章。”又说:“巍巍乎,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3还有几章, 也都是赞美他们任用贤能, 促进社会兴旺发展, 平时生活简朴, 而致力于公众福利……等等。孔子的赞美, 表明了他对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的政治领导十分向往。

《礼记》中《礼运》一篇冠以“孔子曰”的名义, 其中有明确地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 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理想图景: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 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 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样的大同社会确实是美好的, 用我们现代的词汇来说, 其中具有原始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因素。

这篇文章虽不是记录在《论语》里, 而是出现在《礼记》中的《礼运》篇。不过, 我们与《论语》作比较, 《礼运》这段文字是符合孔子的政治思想的, 可以认为是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孔子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他所崇尚的理想是为了更多地关注解决现实问题, 没有较多地谈论未来的问题。但是, 我们说“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的思想确实感染了后代许多的民主人士, 使他们为着这一个理想中的大同社会的实现前仆后继, 流血奋斗。

二、均富观念

《论语》中《子路》篇第九章记录了孔子与冉有关于治国问题的对话:

子适卫, 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4

而《季氏》篇第一章最后一段, 孔子说: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5

《子路》篇中, 孔子提出了“庶、富、教”的学说。这段话中, 是以“富”为核心的。如果老百姓肚子也吃不饱, 俗话说“饥寒生盗心”, 他们便会从怨恨走向反抗, 铤而走险, 破坏社会秩序;民穷而国弱, 更不用谈拿经费来开办教育了。因此, 只有人民富裕了, 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 才有力量扩大办学规模和发展文化事业。

而《季氏》篇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名句。“均”, 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平均, 而是合适分配。能够合适分配就不会有贫穷。在前面共同富裕的基础上, 孔子提倡“按劳分配”, 甚至是更进一步的“按需分配”的思想。在社会物质生产达到了极大丰富, 人民的思想水平普遍地极大提高的条件下, “按需分配”是可以实现的。但是, 现在要实现“均无贫”, 只能是“按劳取酬”, 实行“各尽所能, 各取所值”和“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同时, 通过社会福利措施, 对丧失劳动能力和遇到意外灾害或事故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 给予帮助和社会救济, 使他们也能得到基本生活资料。从公众劳动所得中均出一些给他们, 当然也属于“均无贫”的范畴。

三、贤人政治

《子路》篇第二章:

仲弓为季氏宰, 问政。子曰:“先有司, 赦小过, 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 尔所不知, 人其舍诸?”6

孔子向仲弓说了三条:先有司, 赦小过, 举贤才。举贤才, 不仅要举荐自己知道的贤才, 还要大家都举荐贤才。这样, 贤才就不会被埋没了。

前文提到了孔子对尧、舜、禹的赞扬。他同样向往这些明者对贤才的提举。《颜渊》篇第二十二章:“舜有天下, 选于众, 举皋陶, 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 选于众, 举伊尹, 不仁者远矣。”7因为选拔了贤能, 就使坏人不能存在了。《泰伯》篇第二十章:“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 (治) 臣十人。孔子曰:才难, 不其然乎?唐虞之际, 于斯为盛。”8舜有五位贤才而治理得天下太平, 武王得十位贤才从而开创了国家。所以孔子才感叹说人才难得, 现在不如尧舜时代人才兴盛了。

过去的统治者历来是“任人唯亲”的, 而孔子提倡“任人唯贤”, 主张打破“任人唯亲”的制度。他的学生仲弓品德好, 又有才干。孔子认为他可以担任重要的政务领导工作。但是, 仲弓出身贫贱。于是, 孔子在《雍也》篇第六章打了个譬喻:

子谓仲弓, 曰:“犁牛之子且角。虽欲勿用, 山川其舍诸?”9

这个譬喻的言外之意很明白:仲弓虽然出身低贱, 根据他具备的德才条件却可以重用。在任人唯亲的宗法社会时代, 孔子能提倡不分贵贱, 任人唯贤, 确是难能可贵的。

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虽不能说《论语》中有万古不变, 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但孔子在《论语》中确实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原则性意见, 值得我们进行总结, 分清哪些是可取的, 哪些是已经落后的、过时的。大同思想、均富观念、贤人政治, 这些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的意见, 是值得我们后人借鉴和吸收的。毕竟, 《论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 是我们永远值得骄傲的财富。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9年版.

[2]朱熹《四书集注》, 长沙:岳麓书社, 1985年版.

[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4]董国军《孔子德治思想初探》, 江苏大学学报, 2004年第2期.

[5]程兰华, 李利《<论语>民本思想探赜》.中国教师, 2008年第16期.

儒家民本思想的法律文化价值 篇10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 内涵丰富, 应用面广, 其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的价值;儒家民本思想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体;二是人与神的关系中人是主导;三是国与民的关系中民为邦本。儒家把民本思, 发挥到行政、刑政、道德伦理等社会的各个方面;主张重视民心向背, 刑罚适中, 反对苛政与滥罚。儒家提出了“天生民而立君, 以为民也”、[1]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2]、“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3]又如“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4]等观点。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儒家思想中, 民的地位代表着天, 在统治者之上, 尊重人的价值构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家民本思想所包含的内容, 决定了其地位和作用, 也因此而成为儒家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其实孟子这里所说的“民”、“社稷”和“君”的关系, 就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法律文化价值

(一) 儒家民本思想对现代民主的启示

儒家的民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 尊重人的主体地位, 但是儒家民本主义扎根于宗法制中;其所包含和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文化, 也是扎根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之下。儒家的“民本”和“仁政”、“德治”是分不开的;一方面要求对“民”的关注, 主张“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施“仁政”, 行“德治”, 由此可见儒家民本思想也有在乎和尊重平民意志的一面。具体表现在:第一, 统治者必须从民利出发, 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政”慎刑罚、薄赋敛, 处理君民关系要做到“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5]第二, 把民意和天命等同起来, 统治者合法性受命于天, 同样也来源于民。第三, 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足食、足兵、民信”,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 “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6]“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7]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因此“得人心”在统治策略中应该渗透到法治中去, 尊重公众意志, 建立民意表达的机制和渠道, 把公众意志的重要性融入到现代民主政治中去。

(二) 儒家民本思想对刑罚人性化要求

当代社会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在我国逐渐得到广泛认同,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人性化的要求越来越高, 呈现加速趋势。人性化是刑罚理念中的一种价值取向, 其基本蕴涵是以人为本, 把人作为刑罚里面必须尊重的主体, 弘扬人的主体价值, 尊重人的权利, 以及给罪犯的以以应有的人文关怀。刑罚的目的、手段、量刑、执行, 要求既要保护受害人利益, 又要保护犯罪人作为人不应该在刑罚中失去的基本人权和人格权, 在实现刑罚的全过程中, 都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1.刑罚实施中加强对人权的尊重

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罪的人所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一定权益严厉的强制性的法律制裁方法。刑罚的属性决定了对人身制裁的严厉性, 所以在司法实践首先应该依据法律的规定实用刑罚, 而且尽最大可能的给予罪犯人文关怀, 即尊重罪犯的基本人权, 这也是儒家民本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体现。刑罚实施中加强对人权的尊重具体要求表现在:第一, 在立法上, 提升人在法律面前的主体性地位;通过立法来保障人权在刑罚中的实现;第二, 量刑中要人权, 对特殊人群的特殊照顾和考虑, 如孕妇女不适用死刑和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与量刑上的减轻等, 在量刑和用刑上都应该体现人性化的要求;第三, 执行刑罚时更应该体现人性化, 围绕保护基本人权和人格权来执行刑, 如罪犯的受刑能力, 死刑的执行手段等尤其需要体现人性化。

2.建立现代化的刑罚人性化理念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必然要求法制的现代化, 构建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刑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刑罚作为传统的治国手段和方法, 延续到当代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 古代儒家虽主张施“仁政”、行“德治”, 但也主张用“刑政”作为治国的辅助手段, 最为典型的就是“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儒家刑罚思想是以民本论为其哲学基础, 因此其基本逻辑是:重教化反严刑, 教化、感化在刑罚之前, 儒家民本思想派生出来的法治理念对当代刑罚理念的转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 要在刑罚的价值取向上予以改变, 树立现代民主法律意识, 增强人性化在法治中体现。其包含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 从立法观念上, 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并且予以必要的尊重;第二, 刑罚的目的性应增强“民本”意识, 使其更能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第三, 从刑罚的效应上看, 公正、人性的刑罚, 更能让人民的普遍守法。要构建一个具有人性化的刑罚体系, 其次必须形成一个正义的刑罚价值体系, 公众的利益得到维护, 公众也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 同时也要保证刑罚的威严不被其他权力所践踏。我国传统的泛刑化、重刑主义、刑罚万能的思想既和人类文明进程背道而驰, 也不符合我国刑法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 必须转变传统泛刑化、重刑主义、刑罚万能的刑罚观念。建立现代化的刑罚人性化理念, 就应该完善刑罚的价值体系。

摘要：儒家民本思想所体现的法律精神, 不仅在古代的中国发生作用, 而且延续到我国现代法律文化中和当代司法实践中;对我国当代法治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民本思想,法律文化价值,司法实践

参考文献

[1]《荀子.大略》

[2]《孟子.万章篇》

[3]《孟子.尽心下》

[4]《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太誓》

[5]《孟子.尽心下》

[6]《论语.颜渊》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探微 篇11

关键词 以民为本 民贵君轻 民主原初观念形态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6-0152-04

中国儒学的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之际，始于周公，成熟于春秋战国的孔孟。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历史，而且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及安邦治国有一定借鉴价值。

民本思想开始于殷周之际。在商代，人们“尚神”、“尊神”，对天神的崇拜几乎支配着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统治者认为自己的统治是上天所赐的。如商纣说:“我生不由命在天?” ① 因此，他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敢于横征暴敛、荒淫无道而丝毫不想到人民的怨恨。代殷而起的周，汲取了夏商残暴百姓而亡国的教训，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② 的思想，认为“天”只辅助那些有道德的人，商朝所受的“天命”之所以改降在周，是因为商已经没有道德而只有周才是有德的。德在周公那里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德的具体含义是修身正心、敬天保民。由于“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③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④ 这样，“聿修厥德，永言天命”的努力自然与施德于民联在一起。对统治者来说，只有广泛地施德于民，才能证明自己有德。同时，只有施德于民，才能获得民心，获得百姓的支持，稳固政权，感动上帝，获得天命，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⑤ 那么，如何“敬德”、“明德”呢?周人认为，一是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记取殷人的教训;二是要关心民间疾苦，“怀保小民”。这些思想虽然是出于巩固统治秩序的考虑，却也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认识，同时它也标志着“迷信鬼神，不重人事”时代的结束和“既信鬼神，注重人事”时代的诞生。可以说，周人开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之先河。到了春秋时期，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动，不少进步思想家进一步看到了民的地位和作用，对西周初年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①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才智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② 郑国的子产则进一步说:“天道远，人道弥。” ③ 把施政的中心转向了民，这标志着民本思想有了很大发展。

孔子继承了周公及春秋诸贤的遗产，并把它们加以完善化系统化，在“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为政以德”的德政学说。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仁”的主要内容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④ 孔子在《中庸》中也提出:“仁者人也”。孔子这里所说的人是包括奴隶和平民在内的。因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⑤ 这里的人，显然的指喂马的奴隶或平民，因此，孔子的爱人就是爱民。在孔子那里，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肯定。他把奴隶和牲畜明显地区分开来，反对肆意虐杀劳动者，针对当时社会盛行的用奴隶作为殉葬品（即俑）的风气，严厉谴责“作俑者”，认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⑥ ，这说明孔子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主张把劳动者作为人看待的第一位思想家。

如何做到“爱人”呢?孔子认为:首先，要尊重人，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帮助民立、民达。“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⑦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⑧ 其次，要使民富。“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⑨ 这里的庶指人口众多，其中大部分是自由民，特别是奴隶。孔子认为，民富与君富是紧密相连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⑩ 只有民富，才能君富。而要使民富，孔子认为必须做到二点:第一，要养民也惠，“使民以时”，孔子的学生南宫适向他提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的问题，他称赞南宫适说:“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11 孔子之所以称赞南宫适 “尚德”，就是因为南宫适肯定了“耕稼”，重视生产的发展。以此出发，孔子提出:“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 12 的主张，要求统治者要力戒奢侈，不加重百姓的负担，役使百姓要不违农时，不妨碍耕作生产。第二，要轻徭薄赋。主张“敛从其薄”、“使民如承大祭”，劝戒统治者应慎重力役之征，爱惜民力民生，决不允许横征暴敛。郑国子产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颇得孔子赞扬:“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13 而冉求为季氏“聚敛而附益之”， 14 未能“敛从其薄”， 15 孔子大为恼火，公开宣布冉求“非吾徒也”，弟子对他可“鸣鼓而攻之”。 16

孔子从“仁者爱人”的立场出发，认为对百姓不仅要“庶之”、“富之”而且还要“教之”。他首创私学，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教无类” 17 的口号，使学在官府下移到民间，并进一步提出“学而优则仕”，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使平民百姓不仅可以受教育，而且可以做官，这是孔子“仁者爱人”的体现，是实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有效途经。

“仁者爱人”推广到政治上，就是要实行仁德政治，把人主的“仁爱”之心体现在治国方略之中，为此孔子提出了“德政”学说，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18 认为为政者自觉地行仁践义，百姓就会心悦诚服，自愿地讲仁重义，主张慎用刑罚，实行宽猛相济的统治方法。“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① 孔子所拥戴的君主都是关心百姓疾苦，除暴安良，彰善瘅恶的圣明君主。

从以上不难看出，孔子提出的爱民、富民、教民及德政主张，为民本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把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明确提出民本哲学思想的人。他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把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标志着民本思想的成熟。孟子的民本思想（仁政说）表现在政治、经济、教育三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② 并对此进行论证:“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盗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③ 这是说天子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固，土谷神社只有保佑人民，其设立才有意义。如果国君无道，危及国家存在，那就应该换掉国君;如果祭祀很周到，还发生旱涝灾害，就应该废置社稷。但人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变换，更不能丧失，所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孟子对桀纣的亡国原因也作了最深刻最精辟的提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忽施，尔也。” ④ 这就是说民心向背是政治成败的决定力量，君得民心则国家昌盛，失民心则国家衰亡。关于如何得民心，孟子认为:第一，国君要以身行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⑤ 第二，要宽猛相济。认识到“徒善不是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⑥ 认为法治是外在的强制力量，而善政则是对人的内在约束。第三，要选贤举能。孟子希望国君能

“贵德而尊士”，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⑦ 至于 该怎样选拔人才，孟子认为要尊重民意，举贤人并非以国君的意向为标准，而是以国人的意向为依归，人民的意愿是国王决策的主要依据。第四，要与民偕乐，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⑧ 他把“仁”与“不仁”视为得民心、得天下与失民心、失天下的根本所在。

经济方面，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和减轻征税给民以物质上的保障，“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⑨ 他认为民众必须有保证生活水平稳定的财产，才能有安于生活的“恒心”，才能有生活稳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否则，民众会“放辟邪侈”，去干坏事。所以“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10 面对当时繁重的赋税，孟子主张“省刑罚，薄税敛”、 11 “取于民有制”。认为统治者只有减轻对民众的奴役和剥削，使民众生活稳定，民众才会服从统治，社会才会安定。总之，“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12 教育方面，孟子提出先富后教。认为人民富裕之后，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13 兴办教育，教化人民，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民从内心自觉地“明人伦”，从而建立起一个道德高尚、丰衣足食、人人安居乐业、和谐安定的社会。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把民众放在了社会安危治乱的根本地位上，同时重视对民的教育，体现了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民本思想发展到孟子时期已基本成熟。

纵观先秦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民本思想起源于殷周，基本成熟于战国时期。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民贵君轻”，在君民关系这一对矛盾中，主要方面由君转移到了民。“民贵君轻”的深层含义旨在说明，政治的主体是人民，不是国君，也就是说，国君得失天下的关键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即所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就把君权源于天意说变成了君权取决于民意说，人民成了政权更替的最终决定力量。第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君主之行事，必须以民意为依归，孟子甚至提出若君主不能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人民可以把君主当作仇敌起来推翻他，故民心向背是政治成败的决定因素。第三，选贤举能，与民偕乐。民主的核心，是权力不为任何人所有，先秦儒家既然主张以民的意向选贤举能，以决狱讼，主张君民同乐，也就有了抵制独裁、专制的内涵，他们为提倡民权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可惜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而只能称之为中国古代朴素的民权观。第四，以保民、养民、富民、教民为主要内容的民生思想。

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研究既不能任意拔高，也不能擅自从现代的高度去苛求古人，因而笔者认为:先秦儒家的民本哲学虽然在总体上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但其客观效果上却起到了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作用，而且教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明君贤吏。纵观中国历史，历史上的清官、廉政者无不具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另一方面，从先秦民本思想最本质的内涵分析，已蕴含了近现代民主的原初观念形态，朴素的民权思想以及爱民、富民、教民的民生主张等对现代民主建设依旧有借鉴意义。当然，先秦儒家民本与现代民主又有质的 区别，具体来说:第一，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家民本是以君为主体，老百姓在明君时代是被爱被怜的对象，在昏君和暴君条件下是被虐被暴的对象，始终逃不出客体的地位和被动的状态。而现代民主从总体上讲是主体型和主动式的。天赋人权，不可让渡;生而自由，主权在民;分权制衡，以防专制等就总体而言都是主动地争取民权，将人作为主体看待的学说。第二，就出发点而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提出者大多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的立场上的，而现代民主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人民主权的。这自然与理论产生时代背景和地缘政治有关。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巩固封建帝王统治被视为第一需要的时代，而现代民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人民幸福安康被视为社会发展终极目标已成为初步共识的年代。第三，就防范手段而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虽然也提出以革命手段防止暴君专制，但总体上是温和的，而且以牺牲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为代价———人民采取暴力革命方式推翻旧政权。而现代民主防止统治者专制有其更为有效、更为廉价的方式———民主选举。

二千多年前的先秦学者虽然不可能提出民主这个概念，却提供了探索民主政治的思路和近现代民主的原始观念形态，并赋予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历史实践证明，西方民主模式不可能照搬到中国。中国儒家的民本哲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政治理念。从此意义上说，先秦儒家的民本哲学在当代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