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科技思想

2024-05-22

毛泽东科技思想(精选9篇)

毛泽东科技思想 篇1

1 概述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的科技事业面临着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一片废墟, 科技机构严重残缺, 科技人员极端匮乏, 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 在如此艰难情境下,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首先面临的是建立起自己的科学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的问题。虽然在陕甘宁边区中共已经拥有了数百位科学技术人员, 但简陋的条件和恶劣的环境使正规的科学研究工作根本无法展开, 由此在全国胜利来临之际, 中共为建立起自己的科学研究队伍和机构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早在1949年春, 中共中央就一面联络和争取科学家, 一面委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上海科协的地下党与旧中国两大综合科学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进行联系, 成功争取到科学家和研究机构留为己用。

至上海解放后, 同年6月11日和16日, 中共对北平研究院沪区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进行军事接管。为将“原有的国家科学研究机构加以整理和改组”, “更广泛的团结中国科学研究人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18条之规定, 新中国的全国性科学研究机构———科学院被赋予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行政职能, 并最终定名为中国科学院。

9月,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拟定之共同纲领第43和44条为中国科学院确定建院基本宗旨和方针, 即“努力发展自然科学, 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 奖励科学的发明和发现, 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 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 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

11月1日, 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完成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第一项重大举措。从此中国科学院以国家最高科学机关、全国科学中心的身份和地位在全国科技界发挥引领、示范和带动的作用, 对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发展历程

建国以后,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我党将确立了要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社会发展总任务, 并且提出要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由此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加强经济建设、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迫切需求。

毛泽东在1953年发出了“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的号召, 引导我国各种经济成分积极转型, 鼓励各生产单位逐步转变使用简单、落后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的现状, 努力提高先进机械和大机器投入到生产实践中去, 倡导农业规模生产, 提高工农业生产产品的科技附加值, 破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同时, 他进一步指出, 在国防领域更要加快发展现代化, 提高科技投入占比, 强化国防意识, 增强国防实力, 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 警惕帝国主义的新形势下的变相侵略。将科学技术提升到一个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科技思想的重要发展, 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所重视, 该思想得到全党的广泛认可, 尤其是在党中央高层形成了共识, 当时的党中央政府高瞻远瞩, 认识到社会主义要想强大, 要想富裕, 必须要提高社会生产力, 必须要依靠科技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科技进步能够促进社会发展。

同时, 党中央政府也深刻地认识到, 只有掌握了最新的科技手段, 才能够有效地巩固国防, 才能够在广大的中国构建起强有力的社会经济基础。

而且, 苏联作为我们的盟友, 是帮助我们改进科技进步的有生力量, 但是, 我们又必须抓紧时间, 攻克难过, 加强自身科技发展能力, 提高科技发展水平,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1956年年初, 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知识分子会议, 在会议报告中, 清晰地指明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将科学技术与国防、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一一厘清。报告中表明, 科学是关系中华民族崛起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关系着中国国防、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文化复苏的各方面, 在整个过程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才能够有效巩固国防, 才能有效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才能够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文化需求。

同时, 报告中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未停止, 我们的发展速度不能够太慢, 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要尽可能集中一切力量助推科技发展实现新突破, 在不发达的基础上迎头赶上, 努力赶超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56年年底, 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成立, 在其领导和组织下, 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1956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958年, 党中央对科技管理机构进行调整合并, 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地方亦相继成立各级科委, 从此中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系形成, 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国家计划下进入到发展的春天。

3 指导方针地确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技指导方针的制定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技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 新中国的外交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 为了克服在向苏联学习过程中在科学领域出现的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现象, 同时为繁荣我国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 在1951年为中国京剧发展问题所题“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以及1953年所确立的历史研究工作“百家争鸣”方针基础之上, 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 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学术和科技发展交相呼应, 相映成趣, 艺术和科学相互渗透, 文科和理科交叉渗透, 极大地提高了科技软实力。

“双百方针”的出台为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确定了重要的指导方针, 是繁荣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一项重要政策举措。

4 科技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确立

科技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确立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又一重要科技决策。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周恩来总理早在1954年9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 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要客观地面对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搞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个是前提, 是现状, 我们必须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 发展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事业, 唯有如此, 中国人民才能够实现富强民主, 中华民族才能够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才能够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 走向新的辉煌。

在1956年党八大通过的党章中, 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 以及党必须努力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进步的问题被再次提及。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中则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三个现代化主张, 将科学文化纳入国家现代化。

1960年年初, 毛泽东改变其三个现代化的观点, 主张将国防现代化加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此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在中共中央文件中被多次使用, 1963年1月29日, 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明确指出, 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简称“四个现代化”。

与此同时,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 我国要变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没有科学技术现代化做保证, 我们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的建设不是喊口号, 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进步关键在于要有卓越人才。

我们面临一场新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科技战, 我们已经夺取了建立新国家的战争, 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巩固国防, 富强国家, 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带来的新生活, 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要依靠科学来推动。

我们搞社会革命是为了人民, 我们发展科技也是为了人民, 我们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关系, 现在的问题在于生产力跟不上生产关系, 一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破解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和机制性难题, 千方百计提高科技竞争力。在毛泽东的建议下, 周恩来于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重大决策, 即在二十世纪内,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由此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得以确立, 这既是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目标所进行的科学的政策定位, 同时也成为激励全国科技工作者为之共同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316.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1956年1月-1958年12月[C].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207.

[3]冯文彬, 高狄, 王茂林.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1921-1991第八卷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M].太原:山西出版社, 1991.1000.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351.

毛泽东科技思想 篇2

二、主要内容

1、人民战争思想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能动作用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民战争思想。其主要内容有:

1.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

2.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社会条件下,要首先在反动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逐步加以扩大,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依托。

3.革命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战争,要实行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和基本政策。

4.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使革命获得最广泛的国内社会基础和国际同情援助,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5.要把武装斗争这种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各种非武装斗争形式,包括工人的、农民的、青年和妇女的斗争,经济战线、外交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公开的和秘密的斗争等,在总体上配合起来,从一切方面的努力中不断增加革命的战争力量,减杀反革命的战争力量,使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面逐步变化,最后达到获得力量优势,战胜敌人的目的。

6.以人民军队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实行主力兵团(野战军)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体制。

7.实行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和作战形式

2、人民军队思想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军了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中的作用,强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他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系统地创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其建军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着广大人民利益而建立、而战斗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2.这支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也执行工作队、生产队等革命政治所要求的其他任务。

3.这支军队作为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工具,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兵权只属于党,决不属于任何个人。

4.这支军队实行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5.这支军队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建立自觉的严格的纪律,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6.这支军队要加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7.这支军队要加强教育训练,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大力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提高官兵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掌握新的技术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全面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

8.这支军队要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注重把自己的战争经验上升为理论,同时批判地借鉴中国古代和外国军事思想的有益成分,发展中国现代的军事科学。

3、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其基本精神是: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灵活机动,不拘一格,扬长避短,力争主动,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退却时反对逃跑主义,有效地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2.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作战的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城市和地方的夺取或保守是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

3.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必须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

4.实现歼灭战,必须审慎地选择打击方向和攻歼目标,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

5.采取恰当的作战形式,实行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

6.力求主动,力避被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应慎重初战。

7.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勇于近战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善于利用作战间隙休整部队,以利再战。

8.立足现有装备战胜敌人,同时注重从作战缴获中不断充实和改善自己的装备。

9.把对敌军的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结合起来,重视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各种矛盾,在军事打击的强大压力下开展有力的政治攻势,利用多种方式解决敌人。

10.大力组织支援前线,搞好后勤保障,切实做好人员和各种物资的动员补充工作及医疗救护工作。

除了以上三点,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还有很多内容,比如: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战争 观及方法论,即毛泽东军事哲学等等。毛泽东在集中全党智慧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时,除了 马列主义原理的指导外,确实批判地吸收了古今中外优秀军事家的思想,其中包括中国传 统兵学《孙子兵法》,列宁的军事著作《国家与革命》,《战争论》等等。毛泽东军事思想可谓博大精深、海纳百川啊。

三、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指出: 军队建设的战略目标就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信息化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给整个世界的军事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变化,使人们产生了种种疑问:今天,信息化已经是新军事变革的核心,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否还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1、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人民战争思想及其战略战术思想。面对信息化战争,有些人认为人民战争思想已经没有指导意义,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围绕着人民战争思想展开的,其战争观和方法论是人民战争的理论基础。坚持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中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在信息化战争已经来临的今天,战争的正义性仍然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条件。美军入侵越南,除了原子弹外,所有的先进武器都用了,但失败了;苏军入侵阿富汗也用了最先进的武器,同样失败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性的。伊拉克战争美军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伊拉克人民完全不支持萨达姆政权。当然, 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信息化武器的作用,但现代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若没有人们群众的支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片面地从战争的表面来看是不是人民战争,而应该看战争是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广大人民参加战争的内容、形式也可能随着战争形态的改变而改变,但这并没有减弱人民战争的作用。既然,在当今信息化战争中,人民战争思想仍具有巨大的作用,那么,我相信,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也是不可或缺的。

2、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三湾改编开始就从政治上组织上确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并逐步形成了人民军队的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还阐述了政治工作是生命线的建军原则,这是确保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三大根本法则。虽然学术界依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对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理论的某些具体内容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在人民军队已夺取了政权的条件下,不宜再用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来概括新的历史时期军队的职能,主张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表述来替代; 人民军队的宗旨也应重新定位,应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但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理论,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不能动摇的,这一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是不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的。

毛泽东军事思想刍议 篇3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思想,精髓

研读《毛泽东思想概论》, 感悟颇深, 不仅得到了心灵的洗礼, 而且思想上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在革命战争中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实在令人折服。对此, 本文无意面面俱到地论述和歌颂他思想的每一部分, 而只是就他的军事思想谈些浅显的看法。

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先明白“武装”的重要性

毛泽东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 第一个在中国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 提倡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并取得的了阶段性的成功。在遵义会议以后, 毛泽东在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 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 科学的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精辟的论证了党的政策和策略。这也正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走向成熟。这位最有战略头脑的军事家始终相信, 只有武装的革命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 才能推翻旧政权, 建立和保卫新政。

一句“抢杆子里出政权”, 像是一颗明亮耀眼的明珠指引我们的军队奋勇前行, 勇往直前。实践证明了理论的指导性和正确性。

二、“二万五千里长征”--使人民军队组成更加纯洁、意志更加坚定更加坚强

1935年1月遵义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后, 是毛泽东在生死关头,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挽救了中国革命。“沧海洪流, 方显出英雄本色”, 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红军完成了长征。长征是红军经受了世界军队史上最为惨烈、最为艰苦的考验和磨练, 使红军组成更加纯洁, 也铸造了人民军队烈火金刚一般、敢于蔑视一切敌人的顽强的战斗意志, 长征完成了中国革命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 奠定和树立了钢铁洪流一般不可阻挡的的铁军形象, 最终使解放军成为敌人闻风丧胆的超级杀手。

长征中、后期, 红军之所以能以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爬雪山, 过草地, 克服沿途重重自然险阻, 其精神力量在相当程度上来自对领路人毛泽东及其军事思想的高度信赖。也正是这种高度信赖验证了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正确性。

三、“持久战理论和游击运动战法”---解放军有弱到强的发展之路

抗日战争时期, 面对国内抗日的消极氛围和在国民党内出现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 1938年5月, 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一文, 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 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 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 并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不仅指明了抗战的前途, 同时也找到了战胜日本的正确军事路线。

毛泽东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 也深刻明白如何在自己弱小的时候保持自己的实力, 选择有利的时机会和策略战胜强大的敌人。他总结我国古代运动战法经验, 在坚持持久战的基础上, 倡导人民军队开展多种形式的“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作战原则。但当时大家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 不甚了了”。不过实践是最好的评说家, 最终还是毛泽东高瞻远瞩, 指导人民军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与强敌的一次次斗争中逐步战胜敌人、成长壮大。

四、“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战略上蔑视一切敌人给解放军注入冲天豪气

1946年8月6日, 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 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 而是属于人民。”这对解放战争时期, 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 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 立刻传遍国内外, 深入人心, 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 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 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从此,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同时也成为我们军队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也足以看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在人民群众间的影响力又多大!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为解放军指明了肩负的历史使命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 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 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那么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 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在人民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 美国和苏联同时向共产党施压, 要求与国民党“划江而治”。毛泽东顶住压力, 他赋诗明志:“意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发出“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命令。关键时刻, 决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非常重视祖国的统一。他多次明确:“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一个“解放”二字, 不仅为人民解放军指明了肩负的历史使命, 也让台湾和美国人惶恐了几十年, 毛泽东“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句明言始终成为扣在“台独”头上的一条紧箍咒, 让台湾时刻都不敢轻举妄动。

一切从实际出发, 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军事工作,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实现祖国统一, 将革命进行到底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军事理论在为中国的和平和统一以及长久治安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用自己独有的一套军事策略理论, 一手缔造人民军队, 用他战无不胜的勇气培育了人民军队;毛泽东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人民、奉献给了他所培养的军队;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传》, 文献出版社。

[2]《军事理论教程》, 厦门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军事思想讲稿 篇4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念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独特理论贡献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活的灵魂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歌从上世纪40年代,从古老的黄土高坡,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当时处于苦难中的亿万中国人民朴素的“救星”思想,到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在黑暗中还要摸索更长时间的科学论断。毛泽东用他的智慧、人格、思想,带领中国人民缔造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全新的社会制度。他好比是一位天才的历史的总导演,凭借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大舞台,导演了一出出石破天惊、扭转乾坤的革命活剧;出神入化、千古绝唱的战争活剧,安帮定国、主导格局的政治话剧;深邃磅礴、雷霆万钧的理论活剧;叱咤风云,驾驭大势的战略活剧;以及笔飞龙、鲲鹏展翅的艺术活剧。我们通常把在某一领域有突出贡献、独到见解的人称作“家”,那么我们归纳总结一下毛泽东是什么家? 革命家——开天辟地; 军事家——天才绝世; 政治家——卓越无比;

理论家——拓荒求是、勇开先河; 战略家——运筹帷幄、气吞山河;

思想家——跨越地域、党派、民族、历史 宣传家——深入人心 外交家——世界共鸣 哲学家——传承古今 书法家——世界文化瑰宝 诗 人——豪迈雄放

毛泽东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幸运和骄傲。没有毛泽东,20世纪的人类历史就会暗淡。

在上下万千年的中外历史上,没有人能够象毛泽东一样集如此多的大“家”于一身;没有人能够在漫漫历史进程中留下惊雷巨响、推动社会全面变革的人物;没有人能够象毛泽东那样赢得那么多的赞誉、歌颂、尊重和身后若干年仍有一批崇拜者的人物。

毛泽东如此伟大我们学习他还必须从最基本的学起: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念 思想

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

思想

提问:那么到底什么是思想?

翻开汉语词典,是这样定义思想的,思想是概念、判断、推理,是相对于感觉、印象的一种认识结果,属于理性认识。

军事思想(定义、特征、分类、发展规律)

定义: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的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包括战争观、战争问题方法论、战争指导思想、建军指导思想等基本内容。不同的时代、阶级、国家和人物,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军事思想主要揭示战争的本质和基本规律,研究武装力量建设及其使用的一般原则,反映从总体上研究军事问题的理论成果。军事思想来源于军事实践,又给军事实践以理论指导,并随着战争和军事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特征:

军事思想源于战争实践是大量战争实践的总结,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它又反作用于战争,对战争有指导作用和意义。军事思想有四个特征: 第一鲜明的阶级性 第二突出的时代性 第三明显的实践性。第四明确的继承性。

鲜明的阶级性。

军事思想作为人类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势必要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种种观念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军事思想总是以阶级利益为目的来研究战争问题的。任何一种军事思想都是一定的阶级利益在军事问题上的反映,不同的阶级所奉行或推崇的军事思想,体现各个阶级对战争的不同认识和立场。不同的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这就是说,军事思想带有强烈的阶级性。突出的时代性。

军事思想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总是处在人类社会发展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事思想各有着自己的特征,这种特征往往最能反映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和军事实践活动的总体水平。由于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任何时代的军事思想都具有局限性。军事思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时代环境的改变,会使军事思想的内容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使军事思想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明显的实践性。战争不是神物,乃是世界的一种客观事物,作为战争与军队问题集中反映的军事思想,其全部内容都必定来源于军事领域客观存在和军事实践。正如毛泽东指出:“一切带有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军事实践不仅是军事思想的来源和基础,而且是军事思想发展的动力。军事领域是一个充满变革精神的领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武器装备的变革、作战方式的变化,军事思想也相应地要以新的理论、原则和方针加以充实和发展,否则就不能适应未来作战的要求。反过来,军事思想是军事实践的指南,对军事实践活动与客观存在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明确的继承性。

战争特性之一,是强制人们必须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相一致才能取胜。所以,历史上所形成的许多军事原则、概念和范畴,有些因其反映了军事活动的共同规律,而流传下来为后人所继续使用,并不断地得以丰富和发展。可以说,军事思想的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对以往军事思想的扬弃,是人们以往军事实践认识成果中正确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分类

按时代区分,有古代军事思想、近代军事思想和现代军事思想

按阶级性质区分,有奴隶主阶级军事思想、封建地主阶级军事思想、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等

按地域和国家区分,有外国军事思想和中国军事思想

按人物区分,有孙子军事思想、拿破仑军事思想、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等等 发展规律

人类军事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人类军事思想的发展有三个里程碑。

一、孙子及《孙子兵法》。它代表的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包括《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

二、克劳塞维茨及《战争论》。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基础上,对军事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战争的本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军队的建设、战略与战术的区分、攻防作战的基本原则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1838)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具有奠基性质的理论名著。从19世纪中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资本主义获得重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的时期。

三、毛泽东及《论持久战》。毛泽东是中国继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之后,又一次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军事理论,闪耀着普遍的真理光芒。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为启始的第三次飞跃,为真正科学地考察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首次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南。毛泽东军事思想则代表了这次飞跃的最高成就。

毛泽东军事思想 定义: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 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 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它是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

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

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

它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军事思想的理论基 础;(《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发展历程: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经过了完整的科学演变过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1921.7——1927.7)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阶段,是在大革命时期。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今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1927.8——1935.1)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发动广大农民开展广泛的人民战争,并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此,毛泽东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思想开始产生。

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建立(1935.1——1945.8)

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建立,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所阐明的内容,包括了毛泽东战争观和战争方法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面成熟(1945.8——1949.10)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面成熟,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以其雄才大略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统帅千军万马,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发展(1949.10——今)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发展,是在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使我军进入了建军的高级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组成及相互关系: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内容非常丰富。

有五大部分组成,分别是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理论、人民战争理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和国防现代化理论。

其科学体系是由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问题的基本原理、原则而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分别具有不同功能、不同作用,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这个整体中,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是整个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人民战争思想是我军从事战争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人民军队理论是建设人民军队的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原则和作战方法,是人民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是进行国防建设,保卫国家安全,防止外敌入侵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实践意义:

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这场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影响之深远、指挥艺术之高超,在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民革命战争,以其辉煌的胜利彻底洗刷了中华民族百余年遭受列强侵略与欺凌的耻辱,使中国 人民重新获得自豪、自信和自尊,表明中华儿女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驾驭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指导这场战争的理论原则是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创造了以弱胜强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

根据美国人杜普依主编的《世界史百科全书》统计,从公元前3500年到本世纪70年代,人类经历了约1、5万次战争。

古今中外的战争各不相同,激烈的竞争的基本的现象,没有可比性,但战争指导艺术高低却具有可比性。一般说来,在力量上拥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下赢得战争胜利,所以战争艺术的最高荣誉从来属于那些以弱胜强的统帅。西方历史上的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等人,都因此而摘取并获得了 “战略之父”、“战争巨人”等桂冠和荣誉。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战争艺术更为高明。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在我党我军的发展中,大部分岁月里,我军的劣势程度,从数量上,远远超过西方战史上那些最著名的以弱胜强战例。

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分别是:10万人比4万人,20万人比不足3万人,30万人比3万人,50万人比7万人,平均比差6、5倍,最大的一次10倍。而世界上公认的以弱胜强的战例中,马拉松战役两军的兵力对比为1万人比4万人,坎尼战役为5万人比8、6万人,马伦戈战役为2、7万人比3万人,平均比差1倍多,最悬殊的一次也仅4倍多。以往世界战史上的以弱胜强,基本上是总兵力对比上的以少胜多,而在武器装备上则相差不大。具体到历史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刀、红缨枪对步枪,革命的武装不断的发展壮大;抗日战争时期,小米加步枪,赶跑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两条腿跑过了敌人的四个轮子,把反动派赶到了台湾。抗美援朝打败了拥有飞机大炮的美帝国主义者。

在如此悬殊的劣势兵力和装备下,却数十次、上百次地创造了辉煌的战争奇观,这就足以使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在世界军事理论上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并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独特贡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毛泽东一生中有过许多敌人。然而,他那深刻的洞察力、坚毅的性格和高超的谋略艺术,即使是有头脑袋的高明的对手也不能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作为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前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心悦诚服地对毛泽东当面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构思了一篇文章,开创了一条道路,打造了一个政党,创建了一支军队,组成了一个战线,实行了一个转变,奠定了一个基础,指出了一个危险。

二、独特的理论贡献

1、血论——完整的战争本质学说

2、能论——战争中的强弱转化学说

3、桥论——军事辨证学说

4、节论——战争指导枢纽学说

5、绝论——党管武装学说

1、血论——完整的战争本质学说

理论:

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代表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列宁把战争的本质概括为“战争是这个和哪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就是在克劳塞维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从而更加科学、更加准确地揭示了战争的本质。

毛泽东指出:文明史以来,战争就是一种流血的政治;战争的目的决定其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军事目的服从并服务于政治目的。

战争作为政治的特殊手段,具有其特殊性:组织特殊,过程特殊,方法特殊,经验特殊。所以,不能用一般政治的观点来看待战争,必须按照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应用:

(1)政治贯穿军队建设始终

战争的本质决定了政治必将贯穿战争的始终,所以政治要想发挥全部的作用就必须贯穿战争的方方面面,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全面的进行管理,要实现这个目的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控制人,控制人最好的方法就应该建立一个核心。将支部建在连上无疑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军队的其它组织机构中设立党的组织,保证组织的目标从二个系统传达和执行,起到相互监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作用,将决策层和执行层区别开。以上措施和办法从制度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2)政治优势是胜利的基本条件

发挥政治优势,切结自己,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次革命战争能以弱制强、最后战胜敌人的奥妙,就是党中央、毛泽东善于发挥政治优势,高举解放人民、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旗帜,从而能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以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还成功地运用了“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并举”的战略、策略,在强大的军事攻势的震撼下,采用各种形式,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争取敌人起义和公开劝降。解放战争四年中,争取敌人起义84.69万人,投诚 63.35万人,和平改编 29.3万人。(3)政治斗争的高级形态武装斗争 通俗的讲法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对毛泽东军事理论的不断学习和探索中,使我们从政党的生死存亡的历史角度再次认识了它的作用,实践证明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内在的规律性,我们的军队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共同开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我们的党有了发展,但是作为一支独立的政党要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应该是从党懂得掌握“核心竞争力”开始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直到现在西方霸权主义国家能够指手画脚,核心的原因还是它们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武器装备。(3)政治斗争的三大法宝。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三大法宝”的核心是党的建设。中国人民所以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赢得革命的胜利,基本地是依靠了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组成了一条“统一战线”。落后的近代工业,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较少。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要达到革命胜利,就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他把“统一战线”当成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始终结成坚定同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可靠同盟,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买办资产阶级也结成过同盟。但是,毛泽东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实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方针;实行统一战线下的教育转化,促进统一战线中友好阶级共同进步;实行统一战线下有理、有节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毛泽东所说的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而是体现在根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思想意识形态上。毛泽东说的统一战线不是搞和稀泥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兼顾其它阶级的利益的同时,始终不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共产党的阶级阵线,保持清醒头脑,做到在重大是非、方向路线问题上不含糊,而不是做其它阶级的尾巴,使中国革命保持了正确的方向。

(4)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中国革命必须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但也不能够放弃其他的斗争形式。毛泽东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的相互配合。开展其他形式的斗争,也是非常必要的,如工人的斗争、青年的斗争、妇女的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开展起米以配合武装斗争。没有其他斗争形式的配合,武装斗争也难以取得胜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蒋介石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时间国民党文武官员大惑不解。蒋介石为了向世人表明他对国共和谈的诚意,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8月28日,毛泽东赴渝谈判,毛泽东向国民党代表提出八条谈判要点,率先表明了中共对和谈的诚意。此时,蒋介石正加紧破坏和平。他命陈布雷重印《剿匪手本》,又暗命国民党十九军围剿山西上党地区的共产党军队。毛泽东则以中国的前途命运为重,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做出重大让步,显示出了非凡的斗争才华。在决定让出江南解放区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蒋介石秘密下发《剿匪手本》的阴谋,使蒋介石非常难堪。经过43天的反复谈判,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协议。

2、能论——战争中的强弱转化学说

理论

提问: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那些?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很多,也许可以达到成千上万种,好像没有人准确统计过。尽管因素非常之多,但总体上看,仍主要受到这几种因素的影响:自然条件、士兵训练程度、指挥官的能力、武器装备以及军队的士气。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因素对战争的影响是不同的。远古时期自然条件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一条河、一座山、甚至是一段城墙或者一条沟都会影响战斗的进展。但随着科技的进步,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影响变小了。指挥艺术和训练程度以及军队的士气永远都是非常重要的。变化最大的是武器装备,同样也是由于科技的原因,导致武器对战争的影响要比过去大得多。从总体上看,这几项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影响力大小 有了改变,例如自然条件的影响在降低,而武器方面的影响有很大提高。归纳起来:

西方一个著名的军事学家曾经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至少有上千个”;(多元论)

孙子认为:道、天、地、将、法;(五元论)马克思认为:与经济、军事实力、人心有关;(三元论)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胜负概括为,“客观物质基础”和“人的自觉能动性”两大范畴。(二元论)

“客观物质基础”包括政治、军事、自然、国际援助等方面的条件;

“人的自觉能动性”不仅包括军人的勇敢、士气,指挥才能、军事技能,还特别包括人民群众的主动参与作用。毛泽东认为,军队战斗力的强弱既取决于武器装备等物的因素,更取决于人的因素,是“人”与“物”两种因素的结合。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坚持两种因素的建设齐抓并进。对于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来说,人的高度政治觉悟和优良精神品质是较之旧军队的一大优势。著名的观点:“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人和武器是构成战斗力的两个基本要素,正确处理人与武器的关系,是人民战争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战争是人和武器的综合竞赛。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了“唯武器论”的观点,科学地阐明了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战争问题上对人与武器关系的精辟论述和高度概括。

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中的人包括人力、人心、人的能动性三个方面,人心是人的能动性的动力,人力是物质的力量,人心、人的能动性是精神的力量。因此,人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一体,是具有精神活动的物质力量。任何武器和物质,都要靠人去掌握,从而构成了人和武器之间的主导与非主导的关系。

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谁充分发挥了人的能动作用,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武器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毛泽东重视武器这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以往战争年代,在我们没有军事工业的条件下,毛泽东采用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的办法,以缩小敌我武器的差距,建国后又强调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迅速建立起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毛泽东历来反对忽视武器装备片面夸大精神作用的“唯意志论”,同时又反对片面夸大武器作用的“唯武器论”。

毛泽东综合以上理论提出“能”论。他认为:战争初期双方的力量对比是相对的,战争中力量对比的转换是可能的;进而指出,战争的正义性是强弱转化的基本条件;正确的指导是转化的关键。是毛泽东第一次科学而系统地回答了,关于战争中的强弱转化问题。从而揭示了战争中的一个特殊规律。

应用

(1)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能转变敌我力量对比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抗日的政治动员”一节中是这样写的:“如此伟大的民族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政治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再次,是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结,靠干部人员去动员。最后,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动员是经常的”。通过上面的论述,结合毛泽东同志的其他军事著作,许多时候毛泽东用政治立场来阐述军事理论。在实践中他经常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军事问题。在战略战术的使用中,军事策略从属于政治策略。他将政治和战争(军事)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创造性的发展了无产阶级军事理论。

通过动员和教育,人民群众和官兵都能够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惟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使人民和官兵都清楚,他们是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战的。

事实证明,向人民群众申明进行人民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方针、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一条重要的战争指导规律。

这条战争指导规律所获得的战略效益,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例如:以淮海战役为例,我军参战人员60万人,自愿参军10万人,支前民工225万人,常备民工130万人,担架18万付,手推车41万辆,扁担4万2千条,运送粮食5亿7千斤,弹药物资330万吨。

例如: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定下决心准备在河北省清风店举行一次大的战役,为了使我们的晋察冀野战军提前到达指定地域展开伏击阵地,就必须有效的阻止由石家庄出来的敌军。但是,敌人是机械化行军,速度非常快,而我军不但靠两条腿走路,而且按正常的速度根本无法实现预先进入指定地域的任务?人民战争就是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聂荣臻司令员马上把正在军区开会的冀晋军区政委王平招来,命令他迅速向敌人行进的沿途党组织传达指示,无论通过什么方法一定要有效的阻止敌人的前进。王政委接到命令迅速行动。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发动了群众破坏公路、坚壁清野、小股游击队袭扰,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真正体现了寸步难行。敌人所有的行动计划全部落空,本来二天的路程走了五天,从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赢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战后,聂荣臻为人民群众对赢得胜利人民群众的伟大功绩给于了极高的评价。

通过战争动员,使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变成了现实。使战争强弱转化理论得到了例证。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队中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说明了一种人心之所向,使老百姓能够主动自觉的参军参战成为可以理解的原因。

人民战争就是要充分动员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就是在调动人的自觉能动性,以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进行战争动员,充分发挥战略后方的作用,保障战争胜利。毛泽东指出,要战胜强敌,必须进行军队、人民、政治、经济总动员,以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采取后方供应、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相结合的方式,解决战争的物质保障问题。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耕战互助”、“一切服从战争”等方针、政策,动员、指导后方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全力以赴支援战争,保障战争的胜利。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淮海战役强弱转化。

(2)战略藐视敌人能转化为战胜敌人的信心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一切反动派看作纸老虎,从理论上讲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决策思想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决策思想的结合,其核心思想是在对客观实际的全面分析下得出的科学理论成果。这个理论也成为毛泽东科学预测事物发展的理论基础。比如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3)精神激励能演化成直接的战斗力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首先提出的是在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某部班长阳廷安,后来经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毛泽东汇报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指示全军作为基本的战争精神来提倡。

这种精神,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使人的思想、精神作用得到最大程度张扬,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并转化成一种无坚不摧、移山倒海的强大力量。没有这样的精神,人们会相信红军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军队吗?没有这样的精神,长征后只有不足三万人的革命队伍能打跑日本鬼子、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正规军、夺取全中国的胜利吗?

这种精神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无往而不胜的奇迹,甚至使一切强大敌人闻风丧胆,出现了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这种精神在和平建设中创造了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攻难关、建伟业、“当惊世界殊”的无数奇迹,创造出任何金钱物质因素都无法比拟的宝贵财富。

出现了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这种精神的力量成为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之魂。

邓小平将我军的这些精神风貌概括为“五种革命精神”,即:“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4)集中兵力能使局部变的强大起来

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歼灭战,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核心。毛泽东的解释是: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的基本方针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为主要作战方法;先打弱敌,后打强政;在战役、战术部署方面,每战集中六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务求速决、全歼、不使漏网;在战略部署方面,集中一个或两个野战军和军区的主力,实施一个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围歼敌人的战略集团。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论述特别精彩,令人回味无穷。他作了前人所没有的独特的贡献。下面,我从四个方面来介绍毛泽东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的奥妙所在。一是重点用兵

要想集中兵力,必须重点用兵。二是后发制人

以劣胜优、以弱胜强,是我军的传统战法。古今中外,先弱后强,弱者胜强不乏其例。

著名军事家,刘伯承元帅把以弱耗强,以散耗集,后发制人,作为我军以弱胜强的基本战法。这种打法,刘帅比喻为“猫盘老鼠”战术。意思是说,同强大的敌人作战,要象猫盘老鼠一样,盘软了再吃。盘的过程,就是调动敌人,将肥的拖瘦,瘦的拖疲,疲的拖垮,使其由强变弱。尔后集中兵力,加以各个歼灭。三是击其要害

先弱后强,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并不排除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打“强”敌。打敌要害,往往能够取得全盘皆活的效果。

1947年,蒋介石以重兵进攻山东,妄图消灭我华野主力。在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指导下,陈毅元帅在孟良崮投下了一着奇正相济,反常用兵的活棋。孟良崮战役,在选择歼击目标上,华野陈粟首长认为,强与弱是相对的。其强点是:整编第74师全部美式装备,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师长张灵甫精明强干,敢打敢拚。从这些方面来看,是强敌。

但也有其弱点:一是该敌是重装备部队,进入沂蒙山区,机动受限制,坦克、火炮难以发挥作用;二是师长张灵甫因是蒋介石黄埔嫡系,平时骄横狂妄,不把其他将领看在眼里,同友邻敌军矛盾很深。这些,又是其致命的弱点。陈老总认为,74师孤军冒进,在我围歼该敌时,友邻敌军不会奋力救援。同时,74师是国民党5大主力之首,歼灭该敌,必将给敌人以重大震慑,其他各路敌人将不战自退,于是定下了歼敌74师的决心。不出陈老总所料,孟良崮战役打响以后,友邻敌军行动迟缓,坐山观虎,见死不救。结果我军如愿以偿,74师3万2千人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被击毙。

“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林彪说集中就要像一把尖刀直戳敌人之弱点。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命令。要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效果:一能全歼;二能速决,这是我军“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5)集小胜为大胜能变局部的胜利为整体的胜利 “零敲牛皮糖”。最早是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后,为了对付美帝国主义新的作战方式,经毛泽东提示由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总结并实施的,在常时间没有和敌人进行大规模战斗的情况下,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如通过小的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和主动,通过数量的积累,最终实现大的方面,战略上、总体力量对比的根本性的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6)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能变被动为主动。

3、桥论——军事辨证学说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集中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指导军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对创立和推进中国现代军事科学和现代哲学,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 史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深刻的揭示了战争是有许多矛盾所组成,这些矛盾在运动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而这些规律不但可以被认识,并且可以被利用。提问:那么战争中到底有多少矛盾呢?

敌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目的、意图)

正反(侦察、摧毁、干扰、监视、控制、突击、伪装、破坏)

客观(军与政、官与兵、平时与战时、有利与不利、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优势与劣势、内线与外线、强与弱、集中与分散、软杀伤与硬杀伤)

主观(全与破、打与走,战争与和平、胜利与失败、进攻与防御、进攻与撤退、持久与速决、歼灭战与击溃战、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作战方向的流动性与固定性、连续作战与休整部队)

信息化战争产生的新的矛盾(军事技术的综合与分化、军兵种的分化与融和、信息改造与系统集成、表面透明与深层模糊)

如何正确处理军事活动领域的种种矛盾,历来是战争指导上最感吃力的难题。古今中外的许多军事统帅,往往由于用机械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而招致失败。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观点和中华民族历代兵学的辩证思维精神运用于战争指导实践,一贯强调处理军事上的各种矛盾时,不要企求以径情直遂的方式去实现目的,而应注重把握矛盾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结与转化,通过“相反”达到“相成”。

规律之为物,有个独特的品性:“顺我者昌,逆找我者亡”。

当顺应规律办事、事情进展顺利时,人们往往不大会感到它的存在;相反,常常是在违背了规律、受到惩罚时,才能对它产生感触尤深的认识。毛泽东所说的“从战争学习战争”,不仅包括从正面经验中认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还尤其包括总结反面的教训,从教训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

例如,以消灭敌人作为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以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进攻,达成战略上的内线持久防御;通过无数局部的优势和主动,逐步改变战争全局上的劣势和被动;通过巧妙的必要分散去调动和扯散敌人,以便使己方在决战时节和决战地点达成集中优势兵力;通过必要的“走”,为有把握地“打”创造条件,等等。

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过程看,这种相反相成的方法,贯穿在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整个理论与实践之中,构成了他用兵艺术的一大特色。毛泽东综合以上观点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理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船就不能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39页《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认为我们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桥”或“船”。这就是“桥”论,关于军事辩证法的学说。

为此,毛泽东为我们取得胜利总结了大量的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桥”。应用:

(1)战争中学习战争

战争从来不是预演室内的活动,中国革命战争更不是事先学成、有了现成答案之后才进行的。

毛泽东的名言“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曾经是革命战争年代全党全军的座右铭。正是靠着这一条,我们党从战争实践中逐步摸索到战争的制胜法则;我们军队从“土包子”中涌现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帅才、将才,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许多奇迹。

(2)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毛泽东指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都不能实行正确的作战指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他指导每次革命战争,总是首先找出敌我双方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强点和弱点,据此制定战略战术,用于指导战争和作战。具体使用中灵活多变。⑴因时用兵

自古以来的兵家,多重视时间因素。

所谓因时,即天时,指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战场情势变换无穷,战机稍纵即失。

因时用兵,要抓住战机,分秒必争;

定下决心要当机立断,切不可犹疑寡断,贻误战机;古今中外战例无数因时用兵者胜,反之则败。例如平津战役一开始,我华北野战军扬成武部,在新保安以9个师的兵力包围了敌35军3个师,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但毛泽东考虑到我对天津、唐山等地的敌人没有形成包围,过早的消灭35军,其余的敌人就会失去向西逃跑的希望,进而从海上跑掉,对整个战役不利,因此,对敌35军围而不歼,静待时机成熟,不久对上述之敌形成合围,我军发起攻击一举全歼敌35军。扬成武等待时机是因时用兵。扬成武急行军抢时间也是因时用兵。当时,为了打通四川通往康藏地区的咽喉泸定桥北渡大渡河,实现继续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时任我红2师2团政委的扬成武,率领部队一昼夜冒雨急行军二百四十里,抢占泸定桥西,进而打过桥东夺桥成功,圆满实现战略意图。都是在因时用兵。毛泽东的这个方法在西方军事界称作:“用时间换空间,用空间换时间” ⑵因地用兵

“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孙子所讲的意思就是天时地利。

战争指导者不仅要巧借天时,还要会妙用地利,根据战场环境摆兵布阵。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决定首先发起辽沈战役,集百万大军谋取关外,应用“关门打狗”的战略战术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东北背靠苏联,东临朝鲜,南是大海,西有高山、长城,我军进可控制关内,退可自保有关,战场环境对我十分有利; 战前选择歼敌目标上,毛泽东决定置沈阳、长春两地的敌人于不顾,南下北宁线,首攻锦州城。毛泽东身在华北的西北坡,为何如此看中东北的锦州呢?锦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攻克锦州,即可彻底切断东北和华北之敌的联系,造成对东北敌人的“关门打狗”之势。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另有自己的打算,面对中央坚决要求打锦州,内心的矛盾和大战前的焦虑,使他在整天在小院内渡步,多次打只有4岁的豆豆,所以有的人说:“不打锦州打豆豆”。从一个侧面也能看到元帅的心力交瘁的思考。

辽沈战役战役打响以后,我军先克锦州、后取沈阳和营口。我军以百万大军对卫立煌55万人马,历时52天,就地歼灭了卫立煌集团38个师47万人,取得了我军第一次战略大决战伟大胜利!⑶因敌用兵 解放战争,对国民党军队作战,我军多以大兵团决战,一次歼敌几万乃至几十万人;

朝鲜战争,美军有强大的空中优势,且战术上采取集团滚进、齐头并进。尤其是作战初期,遭到几次惨败以后,变得谨慎小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毛泽东变换战法,采取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术。

牛皮糖是湖南乡村中用稻米精制的一种粘力很强的传统糖块,一般是几斤或十多斤重一块,糖味很甜,当地群众很喜欢吃。但吃起来很费力,必须用铁占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才便于吃。

1951年,毛泽东用这种“零敲牛皮糖”的方法,启发在朝鲜指挥作战的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创造了痛打美军的? “零敲牛皮糖战术”。彭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用这种战术,指示志愿军广泛开展? “你歼敌一个班,我歼敌一个排”的小歼灭战运动,一口一口地吃,集小胜为大胜。

我志愿军第42军,约10个月没有正面接敌,但“敲”掉美李军5027人;阻击英雄张桃芳,一个人在33天时间里以422发子弹,敲掉美军214人;仅在上甘岭地区,敲掉美李军2、5万人。⑷因己用兵

毛泽东因己用兵,有两大要则: 一是择其优,避其弱。

参战部队情况不同,有的强,有的弱,有的能攻,有的善守,有的能攻善守。指挥员必须是明白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如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流行一句口头语,“大炮不动,准时十纵”,说得就是宋时轮司令员领导的十纵的特点,善于防守。

二是知人善任,择优选将 这里,我又要把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一个简单的比较。蒋介石在用人选将上多不是以才取人,而是以是否嫡系来划分亲疏,尤其对黄埔生宠爱有加,并委以重任。对其他派系则进行排挤打击,或削弱其兵权。

而毛泽东恰恰相反,他既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法,又懂得用才之道。我军初创时期,我军的一些高级领导人来自于不同山头。毛泽东从不以山头分亲疏,而以才华委大任。

毛泽东对其统领的将帅知仁善任,非常了解,非常信任,除委以重任外,还赋于其指挥决策权。而各路将帅都能根据毛泽东总的战略意图,临机处置,灵活指挥,在各自统领的战场上,打得有声有色。⑸因势用兵

势指态势、气势。简明地说,孙子兵法中,将“势”解释为“水库中储集的水”,“搬上山的石头”,也就是军队实力的发挥。因势用兵,要因势而乘,因势而动。

因势用兵,就是要善于利用有利的态势,充分发挥压倒敌人的气势。

毛泽东向来重视谋势,解放战争之初,原计划要用4~5年的时间解决问题。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蒋军主力分散在5个战场上,态势非常孤立,对我集中兵力歼敌非常有利。毛泽东决定因势而动,加快这一进程,他抓住了非常有利的歼敌态势,以伟大的胆识和高超的指挥艺术,连续发起了三次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性大决战。这就是著名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

三大战役结束后,我军控制了大半个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已基本解放。这时,国内外许多人提出了穷寇莫追,划江而治的主张。“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吸取了项羽未能乘势击败刘邦,纵虎归山,最后落得霸王别姬、自剔乌江的教训,乘势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一声令下,我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分三路突破国民党70万大军防守的长江天险。以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对敌实施战略追击,夺南京、战上海、攻武汉、取重庆,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南各省,终于赢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3)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是毛泽东战略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点。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对“积极防御”是这样解释的:“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地打击组成的盾牌。” 毛泽东认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基本原则是:在战略防御中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和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实行“ 诱敌深入 ”的方针,以“走”创造歼敌良机;通过大量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消灭敌人,逐步创造有利战略态势,把战略防御导向战略进攻。

1956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积极防御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始终是清醒的,到了晚年,他更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他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这用着想。“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毛泽东经常向人民灌输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思想,提醒人民绝不要相信什么持久和平或者所谓一代人的和平。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我们充分地准备战争,敌人就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即使战争来了,我们也能应付裕如。

(4)“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用军事术语将就是:“运动中歼灭敌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的精髓。古今中外,聪明的军事家都力争打运动战。在毛泽东的著作里,军队的机动被他简单地称之为“走”。有人曾作过这样一个颇为有趣的计算:从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率军实际作战的时间,远不如他率队转移的时间。毛泽东善打运动战。为此,西方军事界称毛泽东为“东方运动战的大师”。还有人称毛泽东是以走起家的统帅。

在战争指导上,毛泽东从不按常规办事,他的办法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战争年代,我军除济南战役等少数战例外,大多是运动战。如被毛泽东称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河战役、三次反围剿战役,都是运动战。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运动战规模越打越大,从几万人的仗发展到几十万乃至上 百万军队参加的大战役。毛泽东说:“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调动敌人各个击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具体应用还有: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你时,就能吃掉你;你打我时,叫你看不见,打不着。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简称“十六字决”。(5)力争主动,力避被动

毛泽东指出,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保持主动地位,最主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在战略上处于劣势、被动地位时,要通过许多战役、战斗的进攻战,造成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逐步夺取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地位;用战略进攻夺取绝对的战略主动权。

(6)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紧密结合,适时的进行转化

毛泽东用兵如神,不拘一格,依据战略形势,适时改变主要作战形式。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红军弱小,敌人强大,红军以游击战为主。1930年 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实施了第一次战略转变,开始以运动战为主,赢得了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开始时,依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实施了第二次战略转变,转变为以游击战为主,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在八年抗日游击战争中,歼灭日军 52.7万人、伪军l18.6万人,对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日本宣布投降后,为粉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实施了第三次战略转变,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并把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紧密结合运用,四年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人。抗美援朝战争中,指导志愿军实施了第四次战略转变,把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世界型的正规战争,五次进攻战役中,以运动进攻战为主,以后转入以坑道为主体的坚固阵地防御战为主,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歼敌 71.8万人。

(7)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毛泽东认为这是战争的军事目的和基本原则。毛泽东指出,战争的目的,在军事方面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的原理原则和行动,都必须遵循这个战争的目的。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只有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8)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9)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10)科学的预见未来的战争。(11)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2)中国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13)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14)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4、节论——战争指导枢纽学说 理论:

局部与全局,是战争中普遍存在的一对矛盾关系。毛泽东作为大军统帅,历来强 调战争指导者必须关照好全局,不能顾此失彼。但是,他所说的关照全局,不是半斤八两式地面面俱到,而是强调围绕枢纽去统一筹划全局。“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是他的名言。所谓枢纽,就是那些对全局具有关键意义的局部。先敌一步抓住枢纽,就能夺得全局上的主动地位,整个战局就活了。“抓住枢纽,统筹全局”,就是任何一级指挥员都要懂得:对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局来说,本战区、本部队的全局只是其中的一个局部,本部队、本战区的“枢纽”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局枢纽中的一个环节。

各级指挥员必须根据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局及其枢纽,来统筹本部队、本战区的全局,确定本部队、本战区的“枢纽”。也就是说,各级指挥员不仅要有本部队、本战区的全局观念,尤其要有全党、全军的全局观念。战争年代,我军所以能以弱胜强,屡屡以劣势装备打败拥有优势装备的国内外敌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各战区、各部队的领导人高度自觉地坚持以革命战争的整体利益为重,自觉以局部服从全局,紧紧围绕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各项部署,统筹本部队、本战区的全局,抓住本部队、本战区的枢纽,实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和协调一致。只要是大局需要,再艰巨的任务也争着上,再大的局部利益也肯于牺牲,从不计较谁啃“骨头”谁吃“肉”。

辽沈战役中先打锦州,淮海战役中攻取宿县,平津战争中控制张家口和塘沽两点,即是抓枢纽的范例。

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通过分析比较沈阳、长春和锦州各个守敌在整个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攻克锦州是全战役带有决定性的一着,它不但可以关闭东北大门,切断东北国民党军回撤关内的退路,而且还可以实现攻锦打援,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因而明确指示东北野战军,必须把中心注意力放在锦州作战方面,务求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也正是由于抓住了攻克锦州这一事关战争全局的重要关节,因而取得了就地歼灭东北守敌的重大胜利。例如,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敌人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而被迫实行“重点防御”,企图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经营华南。正在敌人举棋未定之际,毛泽东从战争全局出发,权衡利弊,毅然决定首先在东北与敌实行战略决战。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辽沈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为了稳住华北守敌,保证平津战役顺利进行,毛泽东又立足全局,暂时放弃了淮海战役一些局部的有利战机,对杜聿明集团做出了暂不做最后歼灭的决策,从而使平津战役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综合以上毛泽东认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那么什么是战争中的关节或枢纽呢? 应用:

(1)拣弱的打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认为,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一是易于全歼,二是可以速决,三是利于从整体上削弱敌人,进而达成各个歼灭之目的。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之前,红军在讨论先打哪一路敌人时,曾就先歼灭弱敌,然后打强敌,还是先攻坚、打主力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则从实际情况出发,摆事实,讲道理,用充分的理由说明各个歼灭敌人的大体设想,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会后,毛泽东在闲谈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时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应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 毛泽东所引用的这段话,出自《管子•制分》。意思是说,用兵的一般道理是,进攻强点会碰钉子,一时难以取胜,进攻弱点易于速决和成功;攻强点攻不下来,弱点就会变成强点,攻弱点成功了,因强点失去友邻,也会变成弱点。

先拣弱敌打的思想,在毛泽东指导的战争中比比皆是。如在正太战役期间,毛泽东就明确作过“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指示。在定陶战役中,毛泽东根据徐州之敌较强,郑州之敌较弱,敌两个系统指挥不一,嫡系与杂牌又有摩擦等情况,确定先打郑州出动之敌。而在郑州各路敌军中,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四十七师的战斗力又较弱。其中,整编第三师又是郑州诸敌中惟一的嫡系蒋军,并与其他各敌都有矛盾,先歼该敌,可造成敌人全线溃退和被我各个歼灭的条件。我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利用徐州和郑州两敌尚未合拢,郑州各敌仍处分散状态,以及敌整编第三师陷于孤立疲惫之机,以主力对敌整编第三师发起猛攻,致使该敌全师覆没,并活捉该师中将师长赵锡田。继而,我军又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对敌整编第四十七师侧背实施猛烈卷击,将该师全部歼灭。此役共歼敌4个旅1.7万余人。莱芜战役时,毛泽东于1947年2月3日给陈毅等人的电报中,也曾明确指示:先打弱者,后打强者。可能进攻之敌的22个旅中,战力较强者8个旅,较弱者14个旅,如我能首先歼敌较弱的14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敌较强的8个旅,便很从容。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中,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先打伪军,后打美军,由弱及强,各个歼敌。结果,在此战役过程中,我军先歼灭敌伪军几部兵力之后,敌军甚为恐慌,我军接着又在云山地区将伪军1个团和美军1个团大部歼灭。(2)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

把战略防御导向战略进攻,以战略决战解决战争命运。毛泽东指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目的,是“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以战略决战“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解放战争第一进行战略防御,歼敌 l12万人,打退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于 1947年 7----9月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经过备战场上的攻势作战,举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百万雄师过大江实施战略追击等战略行动,于 1949年底解放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中国大陆。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页

“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2页)。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5页)(3)慎重初战,首战必胜 在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中,都要“慎重初战”。第一仗,是战争或战役的“序战”,它的胜败能极大地影响于全局。打第一仗,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到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简称“初战三原则”。(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是会很快的。”一点儿小火星可以把整个原野烧起来。比喻小事可以酿成大变。也比喻新生事物开始虽然弱小,但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给当时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回信,意在帮助林彪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悲观思想认识,指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能性。1930年新年刚过,在刚刚结束的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收到一封信,信中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股悲观情绪,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因此,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写信人是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林彪。

(5)建立稳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回顾历史,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依托,法国的“巴黎公社”,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把主要战略方向首先指向中心城市。

毛泽东把主要战略方向首先指向农村,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基础上,对马克思列宁军事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当时的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旧中国,是基本的特征,三座大山的主要力量盘踞在中心城市,农村是它们统治的薄弱环节。

毛泽东还认为,旧式的人民战争,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能巩固胜利果实,没有战略后方的支援。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是历史和当时的现实给我们的唯一选择。

在巩固的根据地,建成了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成为了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发展生产、准备干部的战略基地,为人民军队提供人力物力支援,提供了一个巩固的后方,占据天时地利的条件,实现和达到了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争目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在南方和陕甘地区建立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19个大型根据地;解放战争中建立了东北根据地,发展了华北、华东、华中、西北等根据地扩大了解放区。

关于根据地的影响许多人是山寨式的,是点的概念,固定的东西,静态的东西。然而,毛泽东所建立的根据地是面的东西、动的东西。包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是这样,当年红军活动的范围大约有800平方公里,我们熟悉的茅坪和茨坪相距在30多公里。

通过对中国革命的历程回顾,就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就不能巩固胜利果实,就没有战略后方的支援,人民战争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形成这样的的生动局面,“根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实践证明,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通过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道路。

5、绝论——党管武装理论 理论:

苏联红军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就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个事实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在长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我们的人民军队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没有象苏联红军那样成建制的向敌人投降。和前苏联的军队相同的是在现代企业中,困扰许多企业家的是“职工尤其是掌握核心技术或管理高层的集中叛逃”。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原因呢? 由于历史条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是有过完整的理论的,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建立过一支军队。列宁曾经创立了第一支人民军队,但用日本的一位军事专家的话说,列宁的革命是“趁火打劫”。他利用了沙皇政权昏庸腐败的空子,即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巧妙地利用时机,夺取了权力。当然,我并不觉得这样做是可耻的;相反,我以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是一位卓越的革命家。正因为如此,革命成功后,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军事问题才突出出来。八国联军的入侵,迫使托洛茨基急忙从旧沙皇军队中挑选了三、四万军官,加上士官共20万人,把这些职业军人编入自己的部队,建设了红军。这些职业军人的存在,尽管后来加强了党的监督教育,但军队的性质始终无法加以纯洁。近年,一些学者甚至把今天苏联的解体联系起来。

熟悉毛泽东生活起居的人都知道,中晚年的毛泽东生活中有一大难题。就是睡觉难。我党著名的军事家--黄克诚大将,在回顾毛泽东脑子紧张过度的原因时曾说过:造成这种入睡难,恰恰始自上井岗山。面对当时的险恶形势,毛泽东吸取了中外军事家的管理军队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的治军方略和建军原则。其中核心思想就是党对于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毛泽东曾经说过,孙中山和蒋介石都非常重视兵权,在这一方面他们是我们的老师。非常重视兵权,器重兵权,是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亲身体验,也是他通览古今中外历史,以史为镜而得出的结论,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的形成,就是从遵义会议起,他开始掌握兵权时形成的。我们通常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实在建立这条原则的时候并没有“绝对”二字。当时还没有用“绝对”这个词,“绝对”是后人加上去的。绝对其实也就是非常可靠的意思。即便你把“绝对”念上一百遍,一千遍,乃至一万遍,还是绝对不了。可靠当然要靠精神,但也不能仅仅靠精神,也要靠一种机制。而毛泽东伟大的功绩和具有跨越时空的指导性,在于毛泽东找到并实际应用了“精神”和“机制”,实现了相对意义上的绝对。

从“精神”和“机制”二个方面毛泽东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应用:

(1)党指挥枪保证了党的领导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党开始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同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在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1929年12月底,根据红军第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1938年1月,针对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争个人兵权的分裂主义,用事实说明党指挥枪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往常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性的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党对于军队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

从政治领导上,就是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全军的思想行动,使军队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为保证和落实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军队内部设立了严格的政治学习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审查、政治考核、政治检验制度。

从组织领导上,思想领导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提高官兵的政治思想觉悟,抵制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保证和落实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人民解放军中建立总政治部,作为全军最高政治领导机关;在团以上单位,建立党委和政治委员;在营和相当于营的单位设立党的基层组织,作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将“支部建在连上”作为部队最基层的党组织。从思想领导上,为保证和落实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各级机构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围绕该内容开展活动,如思想汇报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定期谈心制度等。党的绝对领导需要有制度作保障。它就是:坚持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制度;坚持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连上”是连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思想。我军在战争年代,打不垮、拖不烂,在和平年代拒腐蚀永不沾,都同支部建在连上,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分不开。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整团整师的向德国人投降,然而,翻开我军历史,个别的投降有,但成建制的向敌人投降的绝对没有。这是中外建军史上的伟大成就,所以直至今天,仍然是我军遵循和坚持的根本原则。

党对人民战争的绝对领导。人民战争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认为它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必然”是因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一个政党或团体能够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选择”是有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的。

党对于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军队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所决定的。

(2)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了党的领导

军队宗旨,又称建军宗旨,是指建设军队是干什么的,是为谁服务的;军队的宗旨是军队的性质决定的,同时又是军队性质的集中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其唯一宗旨。

早在红军创建之初,毛泽东就提出红军建军的目的是“挽救民众疾苦”、“为工农群众打仗”。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年,“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铸造了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代表了先进军队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我军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是我军忠实履行历史使命的可靠保证。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是区别于其他任何阶级军队的显著标志。军队性质的不同反映了军队本质的区别。其一,军队的职能不同。正如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反动阶级的军队是“压迫工农、侵略殖民地的工具”,“而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是解放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其二,内外关系不同。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关系形成鲜明对照,人民军队体现了和谐的内外关系,实行官兵平等,红军的“一切礼节,只以表示亲爱和整齐为主”。人民军队热爱人民,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当军事需要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考察一个军队宗旨之时。国民党政府为阻拦日军的进攻而炸毁黄河大堤的事件。1938年6月6日,日军占领河南开封,直逼郑州。国民党军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堤,但未能阻止日军南下,却淹没豫、皖、苏44县,淹没耕地1200余万亩,造成黄泛区,共计有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淹死89万人,国民党军死于洪水人数达到7452名,成为一场人祸。

(3)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保证了党的领导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

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我军的政治工作,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形成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

官兵一致的原则:体现了我军内部尽管职务上有上下之分,军衔上有高低不同,但在政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阶级兄弟关系。军民一致的原则:是人民军队本色的体现。

瓦解敌军的原则:瓦解敌军,其实质是从精神上给敌以威慑、瓦解和征服。毛泽东历来重视攻心制敌。他说:“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策反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和士兵

在平津战役中,北京能够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堪称是一个奇迹。

当时,以傅作义为首的55万国民党军队盘踞京津地区。如果硬打,只能是城毁人亡,其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高瞻远瞩,一方面在军事上兵临城下,以造成大军压境之势;一方面开辟第二条战线,进行政治瓦解。最后迫使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使古老的名城丝毫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作为二朝古都的北京,我军在兵临城下,万炮待发的情况下,通过瓦解敌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以和平解放的方式,使这座文化历史名城完好的回到人民的手中。是我军应用三大原则取得的辉煌业绩。提到北京和平解放和我们山西大学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和平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山西大学教授、中共党员杜任之受党组织的委派,利用自己和傅作义的特殊社会关系,从策划到谈判成功参与了全部过程,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周北峰是国民党二个谈判代表之一,他也曾在山西大学任教,谈判中杜和周都为北京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傅作义:山西省,永济人。杜任之,山西省,万荣人。1927年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聘为山西大学教授。周北峰,山西省,永济人。1932年起任山西大学教授,在学校期间和杜为好朋友。

优待俘虏

基本内容。战争年代,我军官兵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敌军,敌人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为我所用。对待俘虏不歧视,不虐待,只要志愿加入,来者不拒,一视同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从而增强了战斗力,瓦解敌军士气,在军事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

实践精粹。1928年2月18日,工农革命军在数千群众的配合下,攻克宁冈县治新城。赣敌第三军独立营及县靖卫团基本被歼,150多人成为俘虏,被押往茅坪。随着湘赣敌军的频繁进剿,红军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越来越多。5月下旬在永新县草市坳,红军全歼敌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俘虏官兵300余人。朱德与军参谋长王尔琢等人经过紧急计议,考虑到红军缺乏医疗条件,决定对这些俘虏全数开释,用船送往吉安。下午,这300余敌方官兵乘坐租来的4条船,顺着禾河前去吉安。这件事就像晴空里的响雷,在国民党军队引起普遍的震惊,许多不相信红军优待俘虏的人,这回深信不疑了。相隔了1个多月后,在6月23日的新老七溪岭战斗,打垮了“江西两只羊”的朱毛红军,又全部开释了数目更多的国民党被俘官兵。有少数的俘虏两次、三次地被红军释放。有个叫曹福海的敌军班长,就是在红军连长杨至诚手上两次放走。至同年11月中旬在永新烟阁的一次战斗中,曹福海带了全班的人员投奔了红军。

作用:彻底消除管理中人对人的歧视;红军从组织上,从制度上彻底革除了在一个团体中最容易受虐待、歧视的人能得到平等对待;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威力,以不可抑制之势显示在对敌军的分化瓦解上。(4)政治工作的三大民主保证了党的领导 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执行特殊任务的团队,古今中外的军队没有敢于讲民主的,普通认为叫民主肯定要削弱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国民党和许多反动军队甚至提出“军人不过问政治”,搞“愚军”政策,简单把军队变成某一个阶级或集团统治的工具。

1927年9、10月间,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时,宣布实行军内民主制度,规定官兵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团以下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参加部队管理。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规定: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坚决废除肉刑,禁止辱骂,让士兵有说话的权利,反对打击报复;克服极端民主化,保证民主生活的正常开展。那么毛泽东是怎么考虑的呢?

毛泽东后来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写作的《论持久战》中,总结了它的出发点:“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民主主义的巨大作用:自从实行了民主主义制度,士兵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士兵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地激发起来,士兵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也明显加强了。部队中出现了一种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由于士兵委员会参与军队管理,代表士兵利益,在军中享有一定的权力,深受士兵的拥戴。在当时不少军队干部来自旧军队,打人骂人的军阀作风还有一定市场的情况下,“士委会”挺身而出与之斗争,维护士兵们的权益,起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和俘虏兵,影响更大。“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这是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论断。

有一件“徐彦刚受罚”的事情,在部队中影响很大。徐彦刚是1926年入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秋收起义时随毛泽东上井冈山,担任过袁文才部的军事教官,袁文才的部队升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三十二团后,徐彦刚担任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有一天,徐彦刚和几个人在一起玩牌九赌钱,被连士兵委员会主任吴照明发现,上报到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那里。陈毅当即差人把徐彦刚批评了一通,表扬了特务连士兵委员会。徐彦刚在陈毅的开导下承认了错误,并请求处分。结果,徐彦刚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受罚站岗三天。这件事传开后,“士委会”在部队中威信大震。红军中的这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不但把红军士兵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且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敌军。敌人对此惊恐万状,连杨池生部办的《九师旬刊》对于红军的这种办法也有“毒矣哉”的惊叹,所以不少敌军俘虏会在精神上醒悟出一个真理:红军是真正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是两个世界,虽然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解放。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谭冠三回忆说:“士兵委员会对于克服军阀主义残余,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俘虏兵,起的作用更大。他们来到红军部队后,感觉与白军中不一样,觉得很舒畅,心情愉快。同时士兵委员会也教育士兵由不自觉到自觉遵守各种纪律,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士兵委员会有一定的权力,在平时可以和政治部一起出布告,有些问题解决不了也由士兵委员会来解决。”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内部以组织士兵委员会的形式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是一大创举,也是红军区别于白军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对于健全军队民主,反对军阀残余,克服官僚主义,破除雇佣思想,密切党与士兵群众的联系,团结广大的士兵群众,起到了积极作用。红军的民主主义像一座红色的大熔炉,熔炼着每一个红军战士。毛泽东在向中央汇报说:“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三大民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

政治民主。官兵政治上一律平等,只有职务和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军人都享有公民权利和规定的基本政治权利。主要制度包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军队建设,参与军队管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并提出建议;揭发批评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的现象,反对一切不良倾向;通过会议、书信、谈话等形式,按照规定的组织程序对上级提出意见和批评;表扬好人好事,评选功臣、模范和英雄;对土兵入学、选拔培养技术兵、提升正副班长、选改专业军土进行推荐;依照法律提出控告和申诉。上级尊重和保护下级的民主权利,重视和听取官兵的合理建议,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官兵打击报复。

经济民主。官兵有权管理、监督经济生活,通过军人委员会了解和反映官兵对伙食的意见,提出改善办法,发展以养殖、种植为主的业余农副业生产,实行经济公开,维护财经纪律,监督经费开支。定期检查公布连队伙食帐目,防止贪污盗窃、铺张浪费、多吃多占等侵占土兵利益的现象,以及其他违反经济政策的行为,不断提高和改善物质文化生活。

军事民主。在军事训练中,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开展群众性的评教评学。在执行作战、训练等各项任务中,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发动官兵出主意、想办法,讨论如何执行命令,解决难点,使领导的意图变成群众的决心;完成任务后,进行群众评议,总结经验教训。在军事学术研究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自由讨论的风气。三大民主,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官长压迫士兵的不平等关系,废除了旧军队的管理制度和带兵方法,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使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随着军队现代化和官兵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发扬民主的条件将更加充分,军队内部民主生活将更加丰富和成熟。(5)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加强革命纪律,并严格执行统一的纪律,这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同时也成为党领导军队的保证。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间,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从而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

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又将“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这就是我军现在执行的并谱成歌曲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言简意赅,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格纪律,以及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等具体要求,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体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人民军队内部下级服从上级的指挥关系,是达到全军高度集中统一,保证军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胜利完成各项任务最基本的纪律要求。一切缴获要归公,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在革命战争中必须充分利用缴获敌人的物资发展壮大自己的原则。不虐待俘虏的规定,体现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政治胸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瓦解敌军的原则。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对于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人民解放军官兵来自人民,具有高度的 革命事业心,自觉地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行为规范严格遵照执行,从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和欢迎。(5)三项任务保证了党的领导 第一次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人民军队的基本任务是: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6)人民军队是四队保证了党的领导 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宣传队。

毛泽东提出,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和宣传队,这在世界治军史上都是独一无二,只有真正的人民军队才能够做到,人民军队也确实做到了。(7)长征三大作用保证了党的领导 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毛泽东在1935年写成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三、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精髓、根本点、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就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的生命力是永恒的。我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发扬毛泽东思想。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取舍,也不能以对错标准来衡量,更不能以实用主义来解释,而要完全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系统的而不是割裂的研究、分析、归纳、概括、总结。

1、群众路线——人民观 毛泽东的人民观,可以称为天下第一观。人民路线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条生命线。

人民观就是对人民的地位、作用和生活所持的态度、看法和行为。毛泽东心中装着人民,人民心中也装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越来越牢固、越来越凸显出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观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民本思想。殷周时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春秋战国时期有孔子的“仁政”、“爱民”和孟子的“民贵君 轻”,汉唐时期有贾谊的“民为政本”和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明清时期有张居正的“知人安民”和乾隆的“以民为本”,民国时期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种民本思想从古至今传承下来,在中国的传统治国之道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文明的最高成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一种崭新的人民观。我们一定要不断强化人民观,践行人民观,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定位和最长远的价值取向。

2、阶级路线——矛盾观 毛泽东的矛盾观,是中国化的唯物辩证法。阶级路线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条生命线。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历史转变时刻,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创立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矛盾。

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所谓民主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个总的原则。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例如,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民族关系上,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的方针;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的方针等。

3、政治路线——政治观

毛泽东靠什么打败了蒋介石?一靠枪杆子,二靠笔杆子,发挥“两杆子”的作用,都是要靠武装人民力量,枪杆子是武力武装,笔杆子是精神武装。二者相结合,就把美式装备的蒋家军打得跑到了台湾。但指挥“两杆子”的是政治,不是别的。毛泽东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政治观点决定一个人的立场,你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私企老板的立场上?你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官僚买办汉奸的立场上?这是个政治问题。

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指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根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或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提出的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或总政策。党的政治路线决定革命事业的发展方向,是党制定各方面工作方针和政策的根据。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就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

4、认识路线——实践观

实践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毛泽东的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实践观的基石之上的。有了科学的实践观,才能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毛泽东思想具有唯物、辩证、发展的性质,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这一切都导源于实践的观点,导源于对实践的科学理解。因此,从强调实践观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上讲,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实践辩证法哲学、实践历史观哲学,也可以称为实践论哲学。

5、文化革命路线——文化观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泽东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性地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通过批判性的总结,他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他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中西方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指导意义。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形形色色的文化观相比,毛泽东的文化观旗帜鲜明,对今天和未来都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

毛泽东秘书思想浅议 篇5

一、毛泽东秘书思想丰富多彩

在古今中外历史上, 有过秘书经历的领袖人物不少, 而既有秘书工作经历又有丰富秘书思想的人则凤毛麟角。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 对秘书工作提出了很多教诲, 充分体现了对党的秘书事业的关怀, 同时也闪烁着秘书思想的光辉。

毛泽东秘书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 涉及秘书工作和秘书学的各个方面, 如秘书工作的原则与方法, 秘书工作机构设置与职责, 以及怎样写作公文、如何利用秘书开展工作, 开展调查研究, 注重情报信息搜集利用, 重视督促检查工作, 改进领导秘书工作, 改善会议工作、保守机密、档案管理、信访工作, 加强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等。从理论到方法, 毛泽东秘书思想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只不过, 我们对此研究不够, 理解不深, 运用不到位。个人深切地感受到, 越联系实际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 越能体会到毛泽东秘书思想的博大精深。

第一, 关于秘书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在民主革命时期, 毛泽东就倡导秘书工作要忠诚并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第二, 关于秘书部门的职责。1941年1月23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了“加强中央秘书处”的建议。他提出:秘书处应该从五个方面着手加强, 即“政治———包括政策、时局的问题;军事———作战室;党务———研究各地报告提出意见;情报———要研究国际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延安———秘书处与延安各机关工作的联系。”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一致赞同。

第三, 关于树立良好的文风。秘书工作也要反对党八股, 改善与端正文风。为了落实毛泽东关于反对党八股和纠正文风的指示, 中央办公厅在秘书处新设立了电讯科和文印科, 并制定了《文书守则》。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 不但要注意准确性, 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 都应当简明扼要。”

第四, 关于正确处理领导与秘书关系。毛泽东认为, 领导与秘书都是革命同志。领导工作不能依赖秘书, 重要文稿起草“不要秘书代劳”, 重要工作“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一切依赖秘书, 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 要自己动手, 或者合作起来做。”在领导秘书配置上, “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的制度, 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

第五, 关于重视和加强调查研究。毛泽东始终倡导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提出了一系列调研思想与方法。1930年, 毛泽东写下了《调查工作》, 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之中。1941年8月1日, 毛泽东起草并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此, 党的省委以上机关都建立了调研机构, 切实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毛泽东多次强调深入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1月,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领导干部要带助手下去搞调查研究。

第六, 关于情报信息工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 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并建议将情报工作作为秘书工作的重要职责。

第七, 关于督促检查工作。早在1933年8月, 毛泽东就提出对重要工作要“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 去督促, 去检查。”同时提倡用制度化的方式保证督促检查工作的持久开展, “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

第八, 关于领导秘书工作。毛泽东为领导秘书制定了五条守则:一要保密。二不要摆架子。三要宣传。四要提高警惕。五要调查研究。

第九, 关于会议工作。会议工作既是领导工作, 也是秘书工作。毛泽东对调研会、座谈会、工作会议、代表大会等各种会议的召开与服务都提出了丰富的思路与要求。

第十, 关于保密工作。1941年, 毛泽东在一次题词中强调“保守机密、慎之又慎”。1951年2月, 毛泽东在中央一次重要会议上又指出:“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 九分半不行, 九分九也不行, 非十分不可。”并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领导实践中对文件、档案、通讯、重大活动等保密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

第十一, 关于档案工作。毛泽东对档案与保密工作非常重视, 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签发了相当多的有关文件。充分体现了档案是党的宝贵财富, 党要重视档案工作, 注意搜集、整理、保存、利用档案等重要思想。

第十二, 关于信访工作。1951年5月, 毛泽东指出并明文印发:“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 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 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 要把这件事看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 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

第十三, 关于秘书作风建设。从我党秘书工作创建初期, 毛泽东就提倡“布尔什维克”作风。毛泽东在日常工作中, 对秘书的政治思想与工作作风有许多针对性很强的教导, 对于整个秘书队伍建设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以上举例, 挂一漏万, 但可见毛泽东秘书思想多么丰富多彩。

二、毛泽东秘书思想内涵深刻

毛泽东秘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出发点是实事求是, 而毛泽东思想的落脚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毛泽东秘书思想的核心, 概括的说, 就是实事求是为人民。勿容置疑, 毛泽东秘书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内核是一致的。

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 是我们做好任何工作都不可偏离的思想指南, 做好秘书工作毫不例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 也是我们党政秘书工作的宗旨。当然, 在不同时期, 根据形势的需要, 党和政府都有不同的工作中心, 但任何时期的中心工作都是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大局, 忠诚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所提倡的“三服务”的秘书工作宗旨, 即为本级党委服务, 为各部门和各地区服务, 为人民群众服务, 其实质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不为人民服务, 秘书工作就失去了根本目标与意义。为中心工作服务, 目的也是为人民服务, 因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都事关国计民生。

无数事实证明, 不论是哪类秘书工作, 不实事求是就会出问题, 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也会出问题。有些显赫的秘书人物出了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了实事求是为人民的基本原则。秘书工作不实事求是, 脱离实际, 心好也可能把事办坏;秘书工作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而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或是不正当的小集团利益, 最终会脱离人民群众, 甚至走向人民的反面。

从根本意义上说, 学习理解毛泽东秘书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理念, 就从根本上抓住了毛泽东秘书思想的灵魂。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毛泽东秘书思想的这一精髓, 就能全面推动秘书事业不断前进。

三、毛泽东秘书思想来自革命与建设的实践

毛泽东秘书思想怎么产生的, 是像专家学者那样研究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是来自革命与建设的需要与实践。毛泽东秘书思想体系,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思想体系, 更不同于从事理论、教学、科研工作研究形成的某种思想体系。毛泽东秘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结晶。

毛泽东秘书思想不仅仅来自其秘书工作实践, 更重要的是来自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

毛泽东既亲手做过秘书工作, 又指导过秘书工作。毛泽东丰富的秘书工作经历, 是产生毛泽东秘书思想与方法的重要源泉。

1915年曾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友会文牍 (掌管报告、文件、造表、速记) ;1920年9月, 在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上, 被推举为书记干事;同月, 在湖南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大会上, 被推举为文牍干事;192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大会秘书;1923年6月, 在中共三届一次会议上, 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秘书, 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秘书;1924年1月, 由孙中山提名, 当选出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2月被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命为组织部秘书, 代理秘书处文书科主任。一身兼两党秘书, 在国共历史上, 实为罕见。

毛泽东对党的秘书事业的贡献是长期的。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主要以党的秘书工作建设为主。建党初期, 他不止一次出任秘书, 首创了党的秘书制。之后多次强调党的秘书工作的隐密性、开创性和科学性, 提出秘书工作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思想。二是在建国后, 他提倡领导起草公文要亲自动手, 不要秘书代劳, 加强督促检查工作, 加强思想、工作作风建设等。毛泽东不仅领导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 也为中国秘书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秘书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完整的体系, 可称之为毛泽东秘书思想体系。这一体系, 既包括秘书思想方法, 也包括秘书工作方法, 还包括技术方法等等。

四、新时期秘书工作仍要践行毛泽东秘书思想

毛泽东秘书思想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秘书工作的理论指南。在新时期, 仍要继续学习运用毛泽东秘书思想, 进一步用毛泽东秘书思想指导秘书工作。

一要深刻认识毛泽东秘书思想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毛泽东没有秘书学专著, 但不影响其创立秘书思想完整体系;毛泽东没有长篇大论地阐述秘书工作, 但不影响其秘书思想的博大精深。毛泽东秘书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秘书工作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 是我国党政秘书工作的指导思想。

二要加强对毛泽东秘书思想的深入研究。既要对毛泽东秘书思想的创立与发展进行历史的纵观研究, 也要对毛泽东秘书思想的体系、内涵与方法进行深入的横观研究。一应着重研究毛泽东秘书思想的科学性、实践性。二应深入研究毛泽东秘书思想的科学方法论, 三应研究毛泽东秘书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准确把握毛泽东秘书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完整体系, 为指导现实秘书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三要自觉地运用毛泽东秘书思想指导秘书工作。当前, 仍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学习、研究与运用的关系。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 联系当前秘书工作实际, 边学习边研究边应用。二是把握基本原则与具体指示的关系。要着重研究运用毛泽东秘书思想的基本方法, 不拘泥于毛泽东对秘书工作中的某一特殊事件提出的某种意见。三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自觉地在学习研究运用毛泽东秘书思想的同时, 从新时期秘书工作实际出发, 认真总结新鲜经验, 升华与创新秘书工作理论与方法, 不断丰富与发展毛泽东秘书思想。

浅谈“毛泽东哲学思想” 篇6

毛泽东同志读了六年的私塾, 中学就读于湖南第四师范学校, 后来第四师范学校被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兼并, 毛泽东成了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 在一师学习期间, 毛泽东认识了一些名师, 如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老师。这些老师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徐特立老师, 给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学习、做学问的态度, 一定要扎扎实实, 要弄通弄透所学知识。囫囵吞枣, 不求甚解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毛泽东以后的做学问, 秉承认认真真, 刻苦钻研的学习做学问的态度与这是离不开的。杨昌济老师是毛泽东的大恩师, 对毛泽东特别器重, 后来毛泽东与其爱女杨开慧共结连理, 毛泽东成了杨昌济的女婿。可以说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最深远的一个老师, 是他启蒙了毛泽东的现代伦理思想。后来杨昌济被北京大学聘为伦理学教授, 全家搬到北京居住。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筹集费用而到了北京, 受杨昌济所托, 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 把毛泽东安排在图书馆当管理员, 一个月8块大洋。在北京大学期间, 毛泽东认识了一些当时中国的先知先觉, 如李大钊, 陈独秀。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慢慢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了。尤其是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以后, 让毛泽东脑子里印有了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段。在往后李大钊发表的两篇著作《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更是加深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大感兴趣。可以说,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已经初露端倪了。

从北京回来的毛泽东, 回到湖南主办《湘江评论》, 并对农民运动进行考察,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5年12月1日) 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3月) 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谈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综上所述, 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 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 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 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 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充分体现的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 对社会存在的各阶级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而得出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 “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的思想, 后来组织了秋收起义, 可惜失败了。毛泽东同志所带的部队退下来到了文家市进行了三湾改编, 把党支部建在连级建制上, 开创并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历史。这就出现了毛泽东哲学辩证法的影子, 当然在这个时候更多地体现为军事哲学思想。部队退至井冈山, 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也来到的井冈山, 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论证革命之胜利必然, 唤起全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写了一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10月5日) 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 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 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 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 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必然是在帝国主义国间接统治的中国。第二, 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 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 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第三, 小地方民众政权只能否长期存在, 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第四,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 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 除了上述条件之外, 好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 就是共产党领组织的有力量和它政策的不错误。”这能体现出来, 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 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五次围剿, 在毛泽东提出面对敌人的围剿可以采用游击战, 集中力量, 各个击破。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下, 打退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红军人数得到大大的扩充。可惜的是, 新生力量的诞生和发展都是需要磨难来历练的,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在敌人进行的第五次围剿时, 博古、李德等人不顾实际条件片面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调动红军主力与敌人进行决战, “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是这一仗打下来, 红军被迫转移, 根据地被占领了。

在1935年红军部队行军至遵义, 这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召开了一个会议———“遵义会议”, 会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实际上的领导地位, 已过“不惑”之年的毛泽东, 重新确立了领导地位, 更加成熟和稳重, 在军事指挥上可以说是出神入化的地步, 如四渡赤水, 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巧渡金沙江, 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飞夺泸定桥, 把敌人远远的甩在了后面。当然这时的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主要还是受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影响如“兵者, 诡道也”“避实击虚”等, 但是哲学意味是很浓的。红军翻过大雪山, 越过大草地, 在甘肃会宁会师, 红军8万将士到达陕北就剩3万人。这个损失是惨重的, 可其意义是深远的, 这让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 中国还有一支抗日救国的军队。

从这一个时期来看, 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较为明显了, 当然是体现在军事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等认为, “打好仗, 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北上抗日才是最重要的”。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 内涵丰富辩证法思想。“当面对多种矛盾时, 必然有一个矛盾占主导地位, 对事物的发展起着支配的作用, 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 这就是主要矛盾, 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 才能抓住事物的关键, 才能从根本上把握问题, 做出正确的决策, 解决问题。”遵义会议上的做法即是如此, 对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做法, 只强调是军事路线的问题, 不提政治路线, 加之当时还有一些同志思想没法急转弯, 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出了问题, 所以为了“红军长征, 北上抗日”大局的顾全, 团结全党全军, 毛泽东毅然只提是军事路线的问题, 在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政治路线出了问题的情况下, 实事求是, 根据具体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把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体现出来了。可以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是已经有很大的体现出来了。这是早期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现。

二、毛浙东哲学思想鼎盛时期

这个时期的毛泽东, 结合中国的革命战争的实践过程, 写了很多篇哲学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6年12月) 、《论持久战》 (1938年5月) 等, 其中还有堪称哲学代表作的《实践论》 (1937年7月) 和《矛盾论》 (1937年8月) , 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了鼎盛时期。

毛泽东曾经被党内某些个别人嘲笑不懂马克思主义, 所以, 到达陕北后, 在指挥作战之余, 就发奋读书, 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如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进行了一系列治党之策, 如进行了“整风运动”, 肃清党内存在的政治路线“误向”残留问题, 继《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 之后, 写了一篇专门反对教条主义的著作《实践论》, 对于全党全军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确正。

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 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殊性, 文章开端就写道,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从抽象到具体论证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具体分析了中国国命战争的特点, 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当抗日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时, 由于中国正面战场上, 败多胜少, 国内出现各种关于抗日战争的言论, 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速胜论”, 一是“亡国论”。毛泽东从战争全局出发, 写了一篇长达5万字的文章《论持久战》, 其中指出, 中国的抗战, 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国力大比拼, 如人口、资源等的比拼“中日战争不是任何战争, 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一个决死的战争。”“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这是我们的结论。”这篇著作一出, 给全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大大加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和勇气。不妨大胆设想下, 要是当时能把这篇文章翻译成日文, 传播到日本军队和日本国土上, 会不会加深日本人民的反战效果呢?这篇文章内涵了丰富的哲学思想, 如关于矛盾的思想, 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 是一场特殊的战争, 日本是侵略的非正义的一方, 中国属于正义的一方,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陷于汪洋大海的人民战争之中的。并且科学预言, 战争的胜利最终必然属于中国, 从理论的高度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把握;但同时认为战争是持久的, 需要中国不断发展的国力, 中国人民的不断前赴后继, 浴血奋战, 坚持到底, 需要不短的时间, 才能打赢这场战争。这充分体现了矛盾具有特殊性的原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把握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并在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想。

针对党内一直以来存在的思想认识的误区, 如“教条主义盛行, 形而上学猖獗”的余波, 毛泽东写了两篇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 并且亲自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里演讲矛盾论思想。对党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治党之策, 如开展延安整风运动, 把唯物辩证法的思想, 实践论的思想深入党心, 军心和民心之中。

《实践论》中提到的, “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 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 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 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发生, 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针对各种“主义”在文章中提到,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 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 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 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号召党内要坚持以认识论的唯物论来作为行动指南, 反对教条主义, 本本主义。

我们应该“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 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 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这种形式, 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 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 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形成科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观, 正确处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 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矛盾论》中讲到,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当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 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的区别;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 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翻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 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 使之带上原则性, 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号召全党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 要看到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一面, 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正确认识事物, 处理矛盾问题。

“两论”的推出, 有效的遏制并肃清了党内“教条主义和行而上学”的言行。时年毛泽东46岁, 正处于年富力强时期, 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约经历20年的风雨历程, 现已达到了理论系统化水平的高度了。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时期的初露, 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鼎盛端倪。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与真理的发展历程一样, 由无到有, 由弱变强, 历经风雨磨难i, 百折不挠, 终成大器, 成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同时真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但是在这之后毛泽东的著作中内涵哲学思想, 《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思想具体内化在其中的著作还有不少。如《论联合政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决议》等等这些为处理革命与建设问题中所写的著作, 内涵着丰富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哲学思想, 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映射。还有我们当代的学者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这恰恰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具有与时俱进, 不断发展的内涵。所以作为现代人的我们, 应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给予高度的重视, 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思想, 为人生自我发展, 为贡献社会, 报效祖国, 尽一己之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第2版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第2版

[3]毛泽东选集地三卷毛泽东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第2版

毛泽东合理分配思想初探 篇7

一、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在民主革命时期, 毛泽东在《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一文中, 深刻地阐述了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严肃地批评了那种轻视经济工作的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错误观点。他认为, 共产党人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 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所谓给人民以东西, 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 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 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毛泽东说,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 根本政策, 每个同志 (军队的同志也在内) 都要好好去研究。”提倡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具体运用。

1933年11月, 他在《长冈乡调查》中提出:“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 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 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 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 帮助战争, 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 (1) 1934年1月,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会上的讲话中, 进一步指出, 只有帮助群众解决了生活、生产方面的问题, 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群众才能围绕在我们周围, 拥护我们, 才能使我们达到革命胜利的最后目的。1942年5月, 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承认,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 以占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作为出发点。他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 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 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 (2)

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也是革命者的崇高宗旨。毛泽东在接见周世钊时曾说过:“人生在世, 肯定是希望要过得幸福些。”既然人人希望过幸福富裕的生活, 那么, 只有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和政府, 才是人民需要和拥护的。只有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才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 流血牺牲, 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就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就是为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地丰富起来。

二、公私兼顾, 贯彻物质利益原则

毛泽东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并不反对物质利益原则, 他一贯主张公私兼顾, 贯彻物质利益原则。1956年, 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 曾经提出必须注意群众的物质福利。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一方面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对于农民, 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 又注意帮助农民发展生产, 使农民在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的年头, 大多数人收入有所增加。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苏联对农民采取“义务交售制”的办法, “把农民挖得太苦”, 提出:“你要母鸡多生蛋, 又不给它米吃, 又要马儿跑得好, 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3) 他要求在农业合作社的收入中, 国家拿多少, 生产队提留多少, 农民分配多少, 都要有个适当的规定, 必须让群众年年见到有所增加的物质利益, 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50年代中后期, 毛泽东还是注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1957年底, 毛泽东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 曾指出:公是对私来说的, 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 不能有公无私, 也不能有私无公。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 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 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了反面, 又过分强调个人利益, 不大注意集体利益, 这样强调下去, 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 又说过先公后私。物质刺激不能单讲个人利益, 还应该讲集体利益, 应该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 集体利益增加了, 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并说, 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等等。

1960年, 他针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平调风”, 严厉指出,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他在紧急指示信中说:“从现在起, 至少 (同志们注意, 说的是至少) 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 即使将来变的时候, 也是队共社的产, 而不是社共队的产。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 (各尽所能, 按劳付酬) 坚决不变, 二十年后是否能变, 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总之, 无论何时, 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 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 (4) 不仅如此, 对于已经平调了的财务, 他斩钉截铁, 毫无商量余地要求“坚决退赔”。他说:“退赔问题很重要, 一定要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 破产也要赔。” (5) 要纠正“平调风”, 就要退赔, 就要兑现。不退赔, 不兑现, “不受整, 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 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等价交换这个原则。” (6) 才能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才能转变干部作风,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三、要考虑人民群众当前的物质利益

将人民群众的当前物质利益放在必要的位置, 关心群众的利益, 关心群众的生活, 是我们党的一项根本政策, 是一项根本任务。1933年8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的经济建设大会上的演说中, 就曾指出:“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兴”, 必须切实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 “才能使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 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 去作革命工作”。在同年11月18日写的《长冈乡调查》中, 毛泽东又指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 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 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 取得了群众对苏维埃的信仰, 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 帮助战争, 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因此, 让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 与帮助群众争取提高物质生活水平, 这两者之间是一致的。1934年1月27日, 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着重指出了要注意关心群众的当前物质利益问题, 认为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群众的生活, 包括土地、劳动, 到柴米油盐的问题、婚姻问题, 都不能看轻和疏忽, 要认真地引起高度重视和注意。

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关于要注意群众物质利益的思想更趋成熟, 论点更为明确。他认为共产党人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不是向人民要东西, 而是给人民以东西”, 那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 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 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 只有这样, 才能使群众有能力、有可能去自觉地支持党, 支持革命, 支持抗日战争。对于不考虑甚至反对注意群众当前的物质利益的人,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认为他们是伪善者, 是虚伪的一群。1942年5月,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 以占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作为出发点。“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 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 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对于这样的伪善者, 我们只有去揭露。

1942年12月, 毛泽东在其《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指出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 根本政策, 每个同志 (军队的同志也在内) 都要好好去研究。”是否实行这个根本路线和根本政策, 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志。这样的认识, 是毛泽东从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总结而得出的。1945年12月,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也说, “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群众才会拥护我们, 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 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 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 甚至反对我党, 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1948年1月18日, 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 更明确地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 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率领被领导者 (同盟者) 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并取得胜利, (2) 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 至少不损害其利益, 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 就不能实现领导。”

四、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人民群众的远大利益

对于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始终认为必须正确处理, 处置失当将导致我们政策的失败, 影响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综观起来,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 劳资关系。毛泽东认为不能要求过高的物质待遇, 不轻易提增加工资的口号。1947年12月, 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 在谈及劳资关系时, 批评了“左”的以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为代价的错误政策, 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 如象我们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 (过高的劳动条件, 过高的所得税率, 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 不以发展经济、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 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 , 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 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明确地说明了劳动者的片面的近视的福利, 会实际上损害劳动者的长远的正当的利益, 因此是不能允许的。

第二, 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1956年9月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 艰苦奋斗、克勤克俭, 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收益的分配政策, 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 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第三, 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中作了专节论述, 作为五大经济关系之一, 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大问题。1957年2月, 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三者利益关系问题作了阐述。他指出, 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 必须处理适当, 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要保证国家和集体的积累, 当然都不能过多, 因为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五、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不应当超过当前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

在毛泽东看来, 一方面, 党和国家要关心和考虑人民群众眼前的物质利益, 坚持按劳分配。另一面, 我们又决不能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人民群众的远大利益。就是说, 在改善人民群众当前的生活水平时, 不要忘了长远利益, 不要超过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

在民主革命时期, 他着重强调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工人的福利要在发展生产中求得。1946年3月29日, 他在审阅《关于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时, 增写了一段话作为这个《通知》的第7项, 这段话说: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 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无论公营、私营都是如此。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 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 力求以较低之成本, 得较多较好之产品, 从此获得较多之盈利, 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 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 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毛泽东关于工人群众的福利要在发展生产中求得, 在解放战争中是一贯的。1946年4月19日, 他在致彭真等的电报中, 在指示占领长春后的东北工作部署中又说:“工人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切不可提得过高, 必须采取劳资合作, 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 劳资两利的政策, 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 结果害了自己。”

建国以后,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 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生活要逐步有所提高。1956年4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明确指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在农村, “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 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 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 如有减少, 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毛泽东的这一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的极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得到了全党同志的认可、赞同。1956年9月27日, 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 艰苦奋斗, 克勤克俭, 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收益分配政策, 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 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越来越注意到生产消费的关系问题。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在分配问题上, 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 必须处理恰当, 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 合作社也要积累, 但是, 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在正常的年景下, 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认真学习并领会毛泽东合理分配思想, 发掘其深刻的内涵, 科学总结其实践经验、是非得失, 对于坚持以人为本, 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摘要:毛泽东始终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纳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的轨道, 统筹考虑, 全面安排。提出了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必须坚持的一系列原则。这些思想对于坚持以人为本, 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人民利益,合理分配

参考文献

[1].关雅梅.毛泽东的价值观与公平分配理想[J].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4)

[2].杨奎.毛泽东合理分配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唯实, 2009 (7)

毛泽东的人才思想探析 篇8

1 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

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人才思想。1937年,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说明了“德才兼备”人才标准的内涵。他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里明确指出了我党干部和人才应该具备的正确立场和思想作风,即“德”,以及我党干部和人才应该具备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即“才”。“德才兼备”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德”与“才”是辩证统一的,二者不能割裂与对立起来,毛泽东一直坚持以“德才兼备”作为选拔干部和各类人才的标准,且将德置于首要地位,他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是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定的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在毛泽东那里,“德”与“才”不仅各有其具体含义、辩证统一,而且还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德”与“才”也各有其不同的内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还处于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主要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打倒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从而建立人民大众的民主政权。这时毛泽东对于衡量干部与人才“德”的标准主要是看他立场是否坚定,斗争是否坚决,对党是否忠诚,是否勇于战斗不怕牺牲,是否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而对于“才”,则是看他是否善于团结、发动和组织群众,是否会带兵打仗、开辟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以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指出:“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此时的“德”主要是指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才”主要是指精深的业务水平,精通业务和技术,也就是“又红又专”。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证明,只有始终坚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干部和人才选拔标准,才能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地取得胜利。

2 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

自古以来,得人才者得天下。“治国之道,务必举贤”,“得良才能举天下,纳奸究必乱江山”,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的问题历来就是统治者选拔官吏和人才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明智之君坚持任人唯贤的选拔路线,而昏聩无能之君则通常滑向任人唯亲的错误深渊。在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的关系上,毛泽东则始终坚持前者,他认为,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毛泽东反复强调,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立党为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反对任人唯亲,坚持任人唯贤。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封建社会,往往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传统色彩十分浓厚的国家,在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上往往私相授受,任人唯亲。新中国建立之初,正是用人之际,毛泽东也绝对毫不徇私,绝不任用亲朋故旧。凡是要求他给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他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甚至亲自致电要求进京的妻兄杨开智:“湖南省委派你做什么工作,你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这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高度的原则性、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正因如此,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开穿的社会主义事业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3 坚持知人善任、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

用人之前首先要有人别人才的眼光,只有识人之长,才能加以利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他明确指出识别干部“不但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对人才不求全责备,坚持辩证论才。能做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即使在旧政府人员中“凡是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也予以妥善任用。

毛泽东认为,“常格不破,人才难得”,只有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够有大批的人才涌现出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清朝龚自珍有名的诗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曾说:“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无论是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经济建设中,他都一贯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领导干部只有大胆放手,才能发挥广大干部以及人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了不拘一格选人才,毛泽东独辟蹊径,开拓了四条选才用人之路:一是重视工农兵人才;二是鼓励自学成才者;三是尊重毛遂自荐;四是反对论资排辈,主张大胆启用优秀年轻人才。

4 坚持五湖四海、关心人才的待人理念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星辉灿烂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伟大民族,“‘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只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华民族就完全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五湖四海”被毛泽东作为我党选拔使用人才的一条重要准则。

关心和爱护人才是我党干部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和广大干部群众同甘共苦,无论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是警卫员,无论是党内人士还是党外仁人志士,他都做到了关怀备至,从而更加坚定了广大干部革命的决心,激发了他们大无畏的革命奉献精神。

5 坚持人才来源于群众、在实践中造就人才

“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人民群众是人才成长的培养基础,人才来源于群众,人才所具有的知识都来源于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毛泽东深刻阐述了人才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人才的成长离不开实践,鲁迅先生说:“其实即使天才,在他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绝不会就是一首好诗。”毛泽东也曾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人才和干部是在革命实践中培养产生的,又要在革命实践中去锻炼和提高,实践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任何人才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培养产生出来的。

总而言之,人才的培养是以人民群众为土壤的,并伴以实践的浇灌才能健康成长,因此人才来源于人民群众,人才必须在实践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3]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4]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 2003.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毛泽东廉政思想及其启示 篇9

关键词:毛泽东,廉政思想启示

党的廉政建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的廉政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党的重要精神财富,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启示价值。

一、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条件与发展历程

1. 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条件。

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有其独特的条件,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在理论渊源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公仆理论对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公仆理论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廉洁的政府。马克思就曾经指出,非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其属于“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取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1]12列宁也十分注重向苏联共产党和通过共产国际向全世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工作人员灌输“公仆”思想,这些思想成为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在历史文化渊源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精粹对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和“尚贤”思想、传统“民本”思想、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等,均对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2. 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廉政思想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便已经开始萌芽,该时期的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对党和军队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制定颁发了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严肃军队纪律防止军队中产生腐败现象。该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组织还严格了入党的条件,确保党员先进性,毛泽东于1929年在古田会议上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坚决反对享乐之风。1930年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坚决反对走单纯的“上级路线”。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以坚决清除党和军队中的腐败分子,加强法制建设严惩贪腐分子,该时期毛泽东廉政思想已经获得了初步发展。在延安时期,该时期中共将反腐倡廉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于1938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之下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颁行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毛泽东本人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要求共产党员在工作中要“十分廉洁”[2]522。此外,该时期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继续建立和完善反腐败法规,进一步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等行为的活动,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建国前后,毛泽东十分强调全面加强党的廉政建设,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经得起考验并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将“三反”作为党的重要工作任务,切实加强针对党政工作人员的廉政教育,将廉政和反腐败等内容纳入《共同纲领》之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惩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贪腐分子,毛泽东廉政思想完全形成。

二、毛泽东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1. 强调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深知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的政权来之不易,认为要稳固政权和提升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保持党的廉洁性,必须防止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贪腐行为,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严肃惩戒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分子。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之时就反复强调,民众可随时揭发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消极怠工和贪污腐化分子,苏维埃政府查实后就会立即惩戒。1933年,对苏维埃政府中的贪腐人员熊仙壁,毛泽东亲自批准对其处以死刑。1939年,毛泽东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鉴于通过法制强化廉政建设的思路,规定凡是贪污1000元以上的贪腐分子均应判处死刑。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十分注重廉政建设,反复强调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对于贪污腐化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2. 深入分析了产生腐败的根源。

关于产生腐败的根源,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毛泽东曾经分析说,有的县被土豪劣绅霸占了权力,这些县的知事无论什么样的人前去担任,几乎都是贪污分子无疑。而在人民拥有权力的县实现了无产阶级的统治,不管什么样的人前去担任县长,几乎都是廉政清廉的[3]15。新中国建立后,鉴于人民政权必须消灭腐败的认识,毛泽东领导下的新生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严惩买官卖官现象。毛泽东还结合我党、我国的实际,对党内和政府内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经济根源、国际背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3. 提出了加强廉政建设的举措。

毛泽东提出了通过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廉政教育、精简机构等方面加强廉政建设的思路,并在其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予以践行。关于党内监督,毛泽东提出了党内监督是反腐败的重要举措的观点主张,在毛泽东的直接建议之下,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就建立了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的纪律监察委员会,通过党内监督反对党内腐败。关于群众监督,毛泽东认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开展廉政建设反对腐败也必须依靠群众来进行。关于民主监督,毛泽东认为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是我党的宗旨性质决定的,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有利于清除党内的各种毛病。关于舆论监督,毛泽东认为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高度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通过舆论揭露鞭挞贪污行为。关于廉政教育,毛泽东认为应通过对干部开展廉政教育筑牢反对腐败的坚固长城。关于精简机构,毛泽东吸取历史上机构臃肿官僚队伍庞大而产生腐败的教训,先后提出“兵贵精而不贵多”、“要精简机构”等主张。

4. 廉政的核心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提出,廉政的核心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廉政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毛泽东指出,我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共产党本身并没有私利可图,党员和干部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干部不管职务的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贪腐行为为人民所不齿有悖我党的宗旨。毛泽东提出,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能否实现廉政的关键,如果我们的干部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就必定走上腐败的道路。毛泽东强调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明了,共产党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始终强调,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于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并实现廉政,消灭腐败,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三、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启示

1. 反腐要有极大的勇气和决心。

毛泽东对产生腐败的根源分析十分深入透彻,深知反腐败任务艰巨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抓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过程中,其决心十分坚定、措施十分有利,“从上层抓起”,敢于碰硬,同时按照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对当前我们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启示借鉴价值之一就是,反腐败必须有极大的勇气和决心。下定决心反腐败,是反腐败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比如,在中央处理党内的贪腐分子刘青山、张子善之时,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经请出薄一波,由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意见,认为刘青山、张子善在革命战争时期出生入死、功劳较大且在干部群众中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要求不枪毙刘张二人而是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而毛泽东回答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在坚决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毛泽东反腐败的极大勇气和决心。

2. 廉政建设要讲求方法路径。

毛泽东廉政思想中,强调要通过廉政思想教育和开展群众运动两种方法开展廉政建设。今天我们在进行反腐败斗争的过程中,依然应该切实加强廉政教育,同时发动群众参与到反腐败斗争之中,始终相信群众并依靠群众打赢反腐败斗争。毛泽东廉政思想给我们的更为重要的启示在于,反腐败除了要有极大的决心和勇气之外,还必须讲求方法路径。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败斗争得到深入推进、深得民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廉政思想并加以借鉴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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