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专题

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专题（精选8篇）

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专题 篇1

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的解决中国革命多面临的问题，还必须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源于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正是坚持了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系统的、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战略策略和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应用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理论应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独具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应用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落足点.毛泽东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 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基本点：一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二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法宝。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

第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１／４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主张，对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不断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中国共产党是鸦片战争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进步潮流同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步潮流相交汇中应运而生的。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更是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鲜明特点。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支柱，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专题 篇2

一、专题式教学法的内涵及其特点

(一) 专题式教学法的内涵

传统的教育模式重教有余, 重学不足;重灌输有余, 启发不足;复制有余, 创新不足;过分重视灌输和分数, 忽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学生不是学习的主体, 只是被动地听、写、记[1]。在采用这样的模式下, “概论”课实际的教学效果并不太理想。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为了找到好的教学方法, 我和教研室的同事在教学中不断进行探索, 并于2010—2011学年第1学期在2008级部分本科生中进行了教学改革的首次尝试, 采用了专题式教学法。结合我们所进行的尝试, 浅谈一下对专题教学法的认识。

所谓专题式教学法, 就是打破传统的按照教材的章节体系依序授课的方式, 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要求, 按照课程内容的内在思想和逻辑关系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提炼、概括和充实, 形成既有先后连接又相对独立的系列专题, 并围绕着专题确定教学方案, 相对集中深入地进行教学的一种课堂教学方式[2]。专题式教学打破传统授课方式重在知识传授的特点, 在对教材内容全面系统把握的基础上, 结合现实需要和学生特点, 将教材中的知识点用专题的形式贯穿起来, 重在每个专题内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严谨性以及回答学生的思想困惑问题。专题式教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独立承担课程的一位教师自行设计、并全部独立完成的专题式教学;另一种是由承担同一门课程的多位教师集体设计, 不同专题由不同教师分别承担的教学形式。前者通常是教师个人在教学过程中所作的改革性尝试, 后者则表现为集体的探索和协作, 是更大规模和更大力度的教学改革尝试[3]。受本校师资力量和每位教师要完成的教学任务量存在差异的影响, 我们在教学运行过程中将两种形式进行了结合, 首先由承担“概论”课的全体教师共同研究, 集思广益, 制定出专题教学实施方案, 每位任课教师再依据该方案独立完成所有的专题的讲授。

(二) 专题式教学法的特点

1. 专题式教学具有针对性、现实性的特征。

实行专题式教学所讲授的各个专题都是围绕一些热点、难点、疑点、焦点问题设置的,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有助于弥补“概论”课教材内容相对滞后的不足。“概论”课的内容与现实联系非常紧密, 而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腐败现象、就业难等, 导致一些学生认为一些理论是脱离实际的, 书本上的理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同时在中学的学习中, 学生已经接触和学习了有关的理论知识, 从电视、广播、报纸、网络上也不断接触到这门课程的内容, 因此有内容重复的感觉, 从而影响了学习的兴趣。实施专题式教学能突出地体现时代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 既有效克服同中学政治课学习内容的简单重复, 又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角度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探究, 适当地提高学习的难度和抽象性, 并赋予这种理论的抽象性以更为具体、更为丰富的时政内容, 使理论同现实更好地结合。

2. 专题式教学具有探究性的特征。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增强。为了能让自己在激烈地竞争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大学生们学习专业课的热情很高, 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认为该课程只是简单的说教, 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加之, 大学生除了课堂教学之外, 还可通过其他的渠道获取知识, 虽只是知其然, 并不一定知其所以然, 但是也会对“概论”课教学内容失去兴趣。

专题式教学法强调对教学内容的深入研究, 例如在讲述某一理论时, 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理论的内容并让他们死记, 而是告诉他们该理论产生的背景, 在现实的应用以及效果, 还有对未来应用前景的预测、探究等。对一些热点、焦点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 除了对其产生、发展加以描述外, 还要分析其根源, 揭示蕴涵在其中的规律性, 以便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进一步的指导。采用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每个专题进行深入研究或探究, 以学术性带动意识形态性, 从而切实提高“概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3. 专题式教学具有灵活性特征。

专题式教学的内容具有灵活性, 不拘泥于原有教材的内容, 而是根据教材重点内容和社会热点问题设置具体内容。在教学方式上具有灵活性, 改变过去单纯的板书式教学法, 采用板书和多媒体教学相结合的方法, 还可以采用讨论式、案例式、演讲式、研讨式、视频播放等各种方式、方法。教师还可以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状况, 灵活地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二、专题式教学法在“概论”课教学中的运用

在“概论”课教学中, 我们根据教材内容又结合2010年的一些热点、难点、焦点问题, 经过教研室各位教师集中讨论, 最终将课程分成了八个专题, 进行了专题式教学的初步运用。这八个专题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方位;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新贡献;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等。

同时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发挥他们课堂主体的作用, 在实施专题式教学中, 在每一个专题里除了教师的理论讲述以外, 还设置了一些讨论题目, 这些讨论题目都是与现实社会、学生生活, 尤其是与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紧密相连的, 如坚持实事求是为什么那么难;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对于领袖来说, 个人崇拜是不是需要, 你对毛泽东时期的个人崇拜现象是怎么看的;按照中国现代化的标准, 你认为河南省大约什么时间可以进入现代化;如何看待现在收入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这一现象与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有什么关系;如何看待腐败问题;你认为应该怎么看目前存在的就业难问题, 大学毕业后, 你准备怎样把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融合一致, 去实现自己的科学发展;你认为应该怎么看目前存在的看病难问题,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你认为应该怎么看目前存在的房价过高的问题;你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应采取什么办法好, 一旦发生台海战争会是怎么样的局面, 周边一些国家会采取怎样的态度;你认为和平发展能否成为世界的趋势, 2010年4月, 西方一些国家说:中国劫持了哥本哈根会议, 你对此有何看法等等。具体的讨论方法是根据班级人数, 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 每组推荐1~2人进行重点准备, 然后进行课堂交流。交流后组织学生测评打分, 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本课程结束前, 努力能给每个学生至少有一次课堂发言交流的机会。学生课堂讨论后, 任课老师安排一定的时间进行讲评总结。这些问题让学生们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再只是学习空洞的理论, 而是要解决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又迫切需要理解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很高, 收集了大量资料, 很多同学还制作成了精美的ppt课件。这样的教学活动不但有利于学生运用辩证思维理解现实问题, 借助社会现实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问题, 也有利于探究性学习和开放式教学的开展。

要想使专题式教学法真正达到效果, 切实增强“概论”课的实效性, 还必须改革传统的考试方法。专题式教学法由于强调在研究基础上教学, 在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上效率更高, 这种能力提高应当作为考评专题式教学方法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为此, 需要大力创新考试方式[4]。在考试改革方面, 主要进行了如下尝试:加大了平时成绩的比例, 提高至50%;考核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平时成绩的评定主要依据出勤状况、课堂表现、平时作业的完成情况等, 期末考试也以论述题和材料分析题为主, 并且在教材上找不到现成答案, 主要是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做到“知”、“行”统一, 进而坚定信念、正确理解和认同并去贯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实施专题教学的效果

(一) 学生方面

专题式教学法改变了传统的单向“满堂灌”的旧模式, 教师可根据学生特点和对知识掌握的程度灵活地安排教学内容。专题教学法也改变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形式, 形成了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新的教学形式。这种模式下学生不再只是听众, 他们也是课堂教学的参与者和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可以畅谈自己的观点, 甚至可以质疑老师的观点, 在讨论、争论、释疑的过程中, 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 也增强了学生学习“概论”课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 教师方面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教师的两个基本任务, 而长期以来由于教师的职称评定重科研而轻教学, 所以, 现在高校教师更加注重科研, 忽视教学。而采用专题教学法有利于教学与科研统一起来。对专题的专门研究, 能够使教师对该专题更熟悉, 更有心得体会, 在讲述时更能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一时间传授给学生。同时, 教师知识结构的改善、学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专题的专门研究, 使他们在教学过程中思路开阔, 也能站在新的高度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更新, 丰富教学内容, 对学生进行生动的、灵活的教学。再者, 积极进行科学研究的教师, 在教学中会比较自然地用科研所必要的实践精神和创造精神感染学生, 使学生受到鼓舞, 得到启迪, 更快地步入学术研究的正途[5]。在过去的教学中, 很多教师认为教学和科研不能同时兼顾, 在一方面付出时间多, 必然会影响另一方面的提高, 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 特别是对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认识不足。采用专题教学法, 不但提高了“概论”课的教学效果, 增强了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成就感, 也使教师自身的科研能力明显提高。

四、实施专题教学法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面

1.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在专题内容设计上, 既要把握教材内涵和精神实质, 提炼出里面的重点内容, 又要理论联系实际, 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等, 突出“要精, 要管用”的要求[6]。

2.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题教学具有更强的探究性、更大的跳跃性和更难的理论深度, 要求教师在放弃传统时序性和整体性观念的基础上, 塑造更高层次的时序性和更深刻的整体性的新观念, 使之成为教与学的新纽带[6]。这就要求教师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广博的专业知识, 有对于所涉及的理论和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还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补充一些新的内容。教学是一门艺术, 作为教师上好课的前提除了要备好课外, 还要备学生。因为教学过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对学生的充分了解, 对教学艺术的深入研究都是提高专题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还要提高组织课堂教学活动的能力。因为“概论”课基本上都是大班授课, 学生人数较多, 在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时如何合理安排时间, 如何对讨论内容加以引导不致偏离主题等都需要教师在实践中进一步把握。

3.做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效结合。实践教学是“概论”课教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理论课教学的延续, 也是其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不能只重视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要不断探索出符合本校实际情况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和方法, 例如写调查报告、组织演讲比赛、外出参观、邀请专家作报告、观看有意义的视频等。

总之, 专题式教学法不但能够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促进教与学的良性互动, 而且能够使任课教师在提高教学效果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 是创新“概论”课教学的有效途径。

摘要：所谓专题式教学法, 就是打破传统的按照教材的章节体系依序授课的方式, 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要求, 按照课程内容的内在思想和逻辑关系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提炼、概括和充实, 形成既有先后连接又相对独立的系列专题, 并围绕着专题确定教学方案, 相对集中深入地进行教学的一种课堂教学方式。专题式教学法具有针对性、现实性、探究性、灵活性的特征。专题式教学法不但能够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且能够使任课教师在提高教学效果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实施专题教学法还需要在一些方面进一步改进。

关键词：专题式教学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运用

参考文献

[1]谢拓, 沈宝莲, 滑生荣, 张海社.论“两课”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5, (8) .

[2]王珏.高职“概论”课专题式教学的实践与探索[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4) .

[3]刘婧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专题式教学探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38.

[4]蒋荣, 代礼忠, 胡同泽.专题式教学法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的运用[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 .

[5]卢波.谈专题授课在“毛邓三概论”教学中的运用[J].教育与职业:理论版, 2008, (6) .

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必然性 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运动

我们常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具体情况却要复杂的多。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思想能够中国化，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接收方，它在本土的一些内在因素更是不能忽略的。

一、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发展脉络

中国妇女受到几千年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压迫，在明朝末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产生了一些反对封建传统的“异端”。如李贽等人就对封建男女观进行了批判，这种质疑封建礼教的民主主义思想虽然随着清朝入主中原而绝迹，但是它不愧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本土萌芽。不过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真正的启蒙还是由于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可以追溯到西方传教士所宣扬的西方女权主义。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妇女启蒙思想传播的更加迅速。总结起来，西方传教士在妇女解放运动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倡导不缠足和兴办女学，即解放女性的身体和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兴办女学可以说是为之后妇女运动进一步推进培养了人才。从1844年，宁波第一所女子教育学校成立到1896年，教会女校已达308所。西方传教士所倡导的新型的男女模式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展示出了影响力，虽然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思想比较笼统且多半没有付诸于实践，但是它既是妇女解放思想已经启蒙的一个表现，也是一段富有启迪意义的插曲。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真正的兴起和发展为妇女运动是在戊戌维新时期，继承了早期改良派的一些思想，维新派在妇女问题上的主张主要的特点就是把女性问题和救国强国联系起来，是出于“救国保种”的需要，具体的体现还是倡导不缠足和兴女学。维新派把妇女从封建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提升到“国民之母”的地位，为的是国家的需求，维新人士在倡导不缠足时这样论述到：“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熟有过缠足乎？”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维新时期出现了一批参与变法的女性，他们首次正式地喊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她们提出的“天下兴亡，女子有责”表现出她们所倡导的新的男女角色模式，切合了中国当时时代的需要，具有进步意义。

近代中国的妇女运动是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发生的，此前的妇女运动重在反传统，辛亥革命时期是现代女性角色萌生的时期，而五四则是现代女性角色初步构建的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是女权运动、妇女参政运动和废娼运动等等。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继承了此前妇女运动的爱国主义传统。孙中山重视发挥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积极鼓励妇女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这一时期女性的角色定位已经由“国民之母”发展为“女国民”，她们的出发点是：尽男子一样的义务，享男子一样的权利，由此女性掀起了一股参政从军的热潮。妇女的解放演变成了以女性为主体的革命斗争，各个阶层的妇女，或是激进或是间接地参与到了这一时期的反帝反封的斗争。妇女解放运动著名的宣传者和实践者秋瑾就号召“把争取自身的解放同推翻清朝统治，争取国家和民族的解放结合起来。”但是妇女的参政运动并没有取得成功，随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妇女解放运动陷入了低潮。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思想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西方民主思想不断传播，启蒙思想家从西方的“民權”思想中发展出了“女权”思想，当时社会上知名的启蒙人士都对妇女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胡适、鲁迅、蔡元培、周作人等人虽然对妇女运动的观点各有侧重，但是他们在报刊杂志中多次讨论妇女问题，批判封建礼教，主要是就贞操问题、女子受教育问题、婚恋观等问题提出批判。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宣传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妇女问题成为五四思想大解放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一时期参与讨论的有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有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女子的各种问题提出各种主张，形成各种派别，主要有经济独立派、女子教育派、女子参政派等等。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大讨论中，人们对于女子要不要解放，以及在哪些方面得到解放是基本达成共识的，分歧在于妇女解放的途径问题，即在现在私有制的社会下可以实现妇女的解放还是只有彻底变革私有制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这也是资本主义女权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分野。

二、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思想传播的客观条件

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思想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生根发芽，既是基于前一个阶段妇女运动的基础，更是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继续发展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性反映在当时社会妇女所面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活动的核心，而且马克思妇女观也指出妇女参与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鸦片战争之后，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模式遭到冲击，随着列强在华投资设厂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现了一批现代化的工厂。而一些缫丝、纺织、面粉、火柴厂正好吸收了大批剩余的女劳动力，构成了近代妇女中一个新阶级的代表——女工。女工在近代工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甲午战争前，人数约在3.5万左右，占工人总数的35%；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女工人数发展到了23万余，占工人总数的37%；到1919年，增至35万人左右，所占比例不会低于35%。这一在比重上占1/3以上且在数量上不断增加的女工是当时最迫切要求进行妇女解放的群体。此前的妇女解放运动解决了她们从家庭角色到社会角色的转型，但是她们却由此要承受更沉重的压迫和束缚，沦为“三重奴隶”。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使得她们依然还是家庭和道德的奴隶；她们作为工厂的女工又沦为资本家的奴隶，同时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女工她们还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同时女工由于抢夺了原本男工的工作岗位，所以女工还遭到男工的排斥。所以当时的女工在经济地位上是受到最深重的压迫，她们承担着最繁重的劳动却获得微薄的薪水。所以当时女工是最迫切需要妇女解放，获得和男人平等的地位。除了女工，早期留学国外的女知识份子的回国和国内新式教育培养的新式女性都纷纷踏上了职业岗位，成为一批批女医生、女教师、女记者、女演员等等。这样一些上层妇女追随时代的潮流走向了社会，以追求独立的经济价值和人格的独立为目标，这样一些女性群体以女性的名义组成了各式经济体，诸如女子银行、女子商店等，这是女性独立登上经济舞台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未能持续，20世纪妇女解放的主要潮流还是劳动妇女的解放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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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解放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妇女解放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与加诸于女性身上的重重藩篱相对应，妇女解放需要依次冲破道德、家庭、教育、经济、政治的层层束缚，而这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构成了一曲双重变奏曲，在20世纪初，共同交汇于政治、经济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妇女解放与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结合。所以，在20世纪初，妇女解放不可避免地要处理好与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这三者相互缠绕，难以剥离，能不能把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奏出一首和谐的时代交响曲是问题的关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及此前的妇女运动都致力于传播理论或者探讨具体的道德问题等等，但新的历史条件下，妇女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由谁领导”和“往哪里走”的问题，即领导者和方向的问题。

随着女性经济状况的变化，女性团体也不断的出现，如1919年后在北京、上海、广东、广西等地出现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则是尝试通过团结大家的力量来进行妇女解放，但是这个曾经被誉为“妇女解放的利器，社会革命的基础”的组织被无情的现实击的粉碎。事实证明不把解放妇女问题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的任何尝试都是一种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当时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亟需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理论做指导和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就在中国妇女运动面临选择的关键时刻，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传入了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党对于共产国际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案的领悟和执行为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的组织前提。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在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也是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不仅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指导，还开启了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目标的新时代。从此以后广大妇女不再是孤军作战，她们和无产阶级结成了弱者同盟一起反抗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整个妇女阶层被纳入到无产阶级不仅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而且使妇女解放和劳动解放融合成“天造地设的伴侣”。再则由于女工走向社会岗位和男工抢夺劳动的权利，在工人阶级中男工和女工的斗争愈演愈烈，大有取代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趋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女工的身份认同，如何处理妇女解放和阶级斗争以及劳动解放的问题成为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共同问题，把二者结合又共同融合到中国反帝反封的时代使命中去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

从文化的角度讲妇女解放和民族革命是一组有内在矛盾的概念，尤其是妇女解放和国家民族主义，因为国家民族主义实质上是父权的衍生物，民族主义和父权主义、资本主义的相似之处在于用霸权的力量把国家、民族凌驾于性别之上。但是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出现了妇女运动和民族革命相伴生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不独立的社会背景更加导致了女性地位的低下，而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存状况又成为鼓动和传播革命的有力方式之一，也成为控诉半殖半封社会暴行的最佳例证。所以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论难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好女性主義和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面临这样一个窘境：妇女在还没有享受到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平等权利之前，国家却以民族大义为号召，要求妇女支持民族的解放。辛亥革命中妇女参与到了革命，甚至组成女子敢死队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但是革命后的女子参政运动却遭到了失败。这也是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指导中国妇女运动上的一种失败。西方的女权主义没有中国妇女运动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没能很好地调和妇女解放和民族革命的需要，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遭遇中国近代两半社会不可避免的尴尬。

三、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这里需要阐明的是马克思关于男女平等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即它对中国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适用性和指导性。

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思想最初的传入不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这与后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运动思想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化而来的，他们对于此前妇女运动的认识和了解，使得他们既重视妇女运动的重要性又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他们还纠正了无政府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上的不足，更加全面、科学、合理地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去指导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思想能成为指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实践的指南针在于它理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而先进性和科学性就体现在这一理论能有效的解决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长期不能解决的与民族革命之间的关系和20世纪初所面临的新问题：与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思想中国化的开端。这个决议案在开篇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认为在当时只有苏维埃俄罗斯的妇女获得了解放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首部以政党形式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当时中国共产党结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妇女运动的具体问题，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又考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创造性地提出了把妇女解放和劳动解放结合进行的主张。这个主张有三个基本特点：把妇女看成一个整体纳入到被压迫阶级参与无产阶级革命；充分认识到了近代中国妇女的多重奴隶身份和深深被压迫的事实，如陈独秀就指出：女性当时“离了家庭，便变了资本家的奴隶，无论如何，都是奴隶。”第三点就是指明经济独立是女性独立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不是孤立地思考妇女解放的问题，而是把妇女解放放在人类的解放和发展的大进程中去思考，得出了妇女解放最根本的桎梏是私有制；女性解放和民族革命、阶级斗争、人类解放具有同步性。把妇女解放和劳动解放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顺应20世纪初的国际潮流，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妇女受压迫的特点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这样就解决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一直纠缠不清的与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在解决具体的中国妇女问题上的体现。此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发展到了实质性的飞跃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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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刘凡（1988— ），女，湖南常德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专题 篇4

毛泽东在许多方面以其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成功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而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他提出的群众观点、群众方法、群众路线等群众思想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还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也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其思想上的原创性、作用上的奠基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生地,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将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放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视野中,深入思考他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互关系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桥梁。

一、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群众观的中国式发展

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阶级斗争观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基本观点,形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体认。

毛泽东在反复研读革命导师经典著作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概括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1318。这个概括不仅表明毛泽东科学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表明其群众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存在着确定无疑的理论渊源关系。事实上,毛泽东不仅经常直接引用马恩关于人民群众及其作用的论述,而且他的许多关于群众思想的观点也是对马恩相关论述的化用。例如毛泽东经常讲到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2]1031,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始终把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看作是无论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始终把人民的力量看作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的直接化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790,其中“起码的知识”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知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常识。

毛泽东用中国人民喜闻乐道的言说方式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的群众思想,使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不仅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具有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点,而且增添了许多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例如他指出群众是“诸葛亮”、“力量的来源”和“铜墙铁壁”等,“`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等。他用形象的比喻例如“种子”和“土地”、“学生”和“先生”说明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他曾说: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3]324这些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中国化无疑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用群众思想来指导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把它转变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根本路线,转变成为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和今天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传家宝,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把认识世界的精神力量转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例如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4]409、“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5]、“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2]809等,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和作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南和思想指导作用。

二、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了谁的问题,又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靠谁的问题

作为一个体系严整的理论或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或问题域,有一系列逻辑自洽与相互关联的理论范畴,有被科学哲学家库恩称之为“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这些问题域的确定、范畴的推演与“范式”的存在都是基于最基本的“总范式”的,或者说它们就是“总范式”的逻辑展开与延伸。当然这里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类似科学哲学的理论特征,无意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阶级性和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发展性。相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实践性、阶级性等的强力支撑才成为一门理论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这一“总范式”,或者说贯穿于其发展始终、体现于理论内容各方面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基本命题。这一基本命题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一个学科名称。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

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开始了探讨。例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包括“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4]408,要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具体革命行动,要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6]707表现出来,“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374等。概言之,它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7]这个定义一方面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回答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其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进行的。例如围绕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回答,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马克思主义又一重大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

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属人的理论,其生成、传播和变化的背后都需要一定人们的推动与参与。因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发生“中国化”这一变化是满足了谁的需要或者说是由谁参与的?又是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中国化的?而且,作为结合的对象的“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又是谁的实践、谁的历史和谁的文化?简言之,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离不开对这一问题隐含的“主体是谁”的回答,亦即“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为了谁和依靠谁呢?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毛泽东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上面问题中的这个“谁”就是毛泽东经常讲到的“群众”或者“人民群众”(准确地说,是中国人民或中国人民群众),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或党的最高领袖或者理论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也认识到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作用。例如,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要求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1925年中共中央提出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与引导群众,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红军的革命行动“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1945年中共七大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和组织路线。而毛泽东更是重视群众的作用与群众运动。例如,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总结农民运动经验,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一切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在抗战时期提出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筑成革命的“铜墙铁壁”,提倡工作“群众化的方式”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等等。

联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历史我们更能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还是很早的。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由吴贻谷译的英国人可卡普著的《泰西民法志》(即《社会主义史》)可以认为是第一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该书最早介绍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20世纪初,不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孙中山、马君武、朱执信)、小资产阶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和海外留学生都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些介绍很快就湮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梁启超等不能说不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与理论家,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在屡屡受挫的情况下也未必就一定排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开端呢?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历史时期既不缺少优秀的革命领袖,也不缺少天才般的理论家。从一定意义上讲,仅仅是当时中国缺少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的群众力量或阶级力量即中国工人阶级及其革命运动形成的历史发展潮流。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马克思之名喧传于全国,上自所谓名士,下至初级学生,殆无不汲汲于马克思学说之喧嚣”。[8]特别是从1919年到1921年,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改良主义,与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论战并取得胜利,使许多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连戴季陶在内的理论界人士都热衷于参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一股不可遏抑的历史潮流。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急剧的历史变化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候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级基础——二百多万中国工业无产阶级,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需要和呼唤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激励着人们进行理论创造。极具思想创造力与理论敏感性的毛泽东及时捕捉到这一难以为常人所关注与察觉的变化,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28年革命斗争中,先后提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统一战线、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群众路线等思想观点,逐步形成了独特完整的群众思想,具体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和理论主体的问题。

三、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经验做法的真实写照,又是对这些做法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升华

在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不是“一次革命”论者想当然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性质决定了革命的出路是正确寻找到根本依靠力量,也就是在不同时期提出符合实际的统一战线结成巩固的政治同盟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最广大的人民”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核心概念,并对其作用唯物辩证地加以理解。“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2]808,“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6]674,认为这些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9]139。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还独创性地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也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理论。

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是他终身心系人民的精练概括与理论写照,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问题的科学回答与实际解决。综观毛泽东的群众观点与群众理论,无论是他对人民群众本身与作用的认识,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的认识,还是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贯彻群众路线都离不开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问题的科学回答与实际解决。特别是毛泽东正确地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甚至提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与当时一些党的领导人例如陈独秀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忽视农民、张国焘只注意工人运动而轻视农民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一生都心系群众与依靠群众。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9]136“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10]因而,他非常重视群众工作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群众的关心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例如他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9]138他提出“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11]可以说,这些饱含深情的话语与论述是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最生动的中国化表达。

建国后,毛泽东仍然在许多场合强调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发展出在和平建设年代如何认识与处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方法和群众观点。例如《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文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12]581“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3]293因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3]291。“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12]581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由于毛泽东看到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因而他不止一次将党群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用这一比喻说明其对于革命建设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13],因而要求每个党员摆正好自己与群众的关系:“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6]522他要求牢固树立人民群众观点的思想,“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12]581,他强调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四、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是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桥梁,也是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理论桥梁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本质特征是革命性和实践性。但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本质特征的实现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和劳苦大众相结合这个条件。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是头脑,无产阶级是心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4]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客观的条件。而这个客观条件的创造是与毛泽东的群众观点、群众理论和群众路线的科学指引分不开的。

毛泽东历来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让马克思主义走进群众、掌握群众。例如毛泽东通过在全党提倡“为人民服务”、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1096、确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等使马克思主义在感情上走进群众、掌握群众。毛泽东通过开办农民讲习所等形式宣讲马克思主义,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等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理论武装工作,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全党乃至全国更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方向。

因而,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群众化。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的思想武器。”[15]毛泽东许多著作大量地体现了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通俗化地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他用“实事求是”表达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用“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来说明认识的发展过程,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坏事和好事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来说明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思想具有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蕴与方法论价值,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与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899不难理解,由于人民群众的认识在整体上是分散和不系统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需要甄别、加工与提炼,因而“从群众中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观点,对来自群众的认识、意见与要求进行科学的抽象,化为总体上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集中的、有系统的、有条理的认识或领导意见。这个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把这种认识或领导意见化为群众的认识并见之于群众的实践,实际上也就是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概而言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概括,是把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提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在理论上的无缝对接与直接统一,这是毛泽东又一独创性的贡献。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认识论也是一种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因而,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不仅要自觉贯彻两个原则即“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2]1012-1013,而且,还要自觉地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工作做得好坏的尺度。毛泽东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2]1095;“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1]1319-1320。这样中国共产党就不会犯命令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群众尾巴主义的错误,就能真正地使共产党人和人民结合起来,像种子一样在人民群众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当然,毛泽东的群众思想博大精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远非本文所述的这些方面,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挥着同样不可小视的作用。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述。

参考文献:

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专题 篇5

(时间45分钟 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5分，共60分)1．(2014·南通调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写道：“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里满衙门，公议乃行……事无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这一介绍反映了魏源（）A．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愿望 B．对西方民主的朦胧认识 C．反对当时清朝的专制制度 D．向往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 2．(2014·烟台模拟)(它)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设法把这部分引进到中国来，而成为中西文化频繁接触后的当时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形式……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材料评述的是（）A．经世致用

B．中体西用 C．维新思想

D．兼容并包 3．(2014·衡阳联考)有史家评论道：“须知那个时候的中国，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此观点强调了“中体西用”（）A．充斥封建主义的旧文化 B．容纳资本主义的新文化 C．符合当时的国情 D．是理想的救国方案 4．(2014·武汉训练)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流行语，在新式学堂及学会均以其作为办学创会的口号，实际教学内容和发展目标却偏重于西学。形成此现象的原因是（）A．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力量日益壮大 B．西学已经成为当时国人的共同追求 C．新式学堂和学会创办人多为洋务派 D．以“中学为体”为旗号有利于西学传播 5．(2014·太原模拟)郑观应在《商务叹》中写道：“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郑观应感叹的是（）A．股份经营弊端丛生

B．政府大力干预经济 C．民族工业发展艰难

D．外商挤压民族工业 6．(2014·临沂模拟)“但是任何一种改革运动要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必须借助于外国，改变老一套办法，并在哲学上找到根据。这种根据还得从孔孟之道里去找，因为那仍然是中国统治阶级信仰的命根子。”(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这可以用来诠释（）A．抵抗派的师夷制夷思想 B．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 C．维新派的维新变法思想 D．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思想 7．(2014·荆州质检)1891年和1898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分别刊出，康有为“既不尽依公羊典范，更不秉承今文家法。惟取能合用其说者，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

(1)依据材料一，指出清政府的外交理念发生了什么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8分)

(2)依据材料二，指出民众的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结合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2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析这一变化的原因。(8分)

(3)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指出上述变化反映的近代前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4分)

14．(2014·临沂检测)近代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有识之士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传统，足以影响士大夫对外之基本态度。其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其二是戒勤远略的历史教训……历代积累的经验，造成中国人素来具有一切自足、无待外求之心理。

材料二 中国人对于中国所处地位“变局”的发现，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中国先知先觉之士议论中的一项重要前提。这些人的共同认识，以为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一个巨大的变局，在中国历史上将产生一个前所未见的创新机运。

材料三 自1840年以来，各时代思想特征虽十分不同，流派分立，各具理说，个别概念之琐屑，复不可胜计。而最基本之原始动力则是完全一致的。——以上材料摘编自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析“造成中国人素来具有一切自足，无待外求之心理” 形成的原因。(6分)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19世纪中后期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什

想来论证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故B项错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把西方政治学说同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打着孔子的旗号来宣扬维新变法的思想，故C项正确；民主共和思想与题干“这种根据还得从孔孟之道里去找”不符，故D项错误。

7．选A 康有为两部著作“既不尽依公羊典范，更不秉承今文家法”，而是选取其中符合自己需要的部分，是为了达到为政治改革服务的目的，故A项正确，D项错误；“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不符合客观的考据考证，故B项错误；材料没有反映出康有为著作中的“今古文之争”，故C项错误。

8．选A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把斗争矛头指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故A项正确；B、C、D三项不是对材料的正确理解，错误。

9．选A 由题干中“废除汉字、不读中国书等种种骇人听闻的说法便一个接一个地喊出来了”可知作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存在过激的倾向，故A项正确。B、C两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作者的观点批评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过激倾向，有一定的道理，故B、C、D三项错误。10．选C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列强的侵略和西学的涌入，仅仅反映出外部的因素，故A、B两项错误；近代西学地位不断提高、中学地位逐渐下降的主要原因既有外部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救亡图存的需要，也有内部近代中国对西方认识不断深入，即中国社会的变化和逐步转型，故C项正确；知识分子的思想渐趋激进也是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故D项错误。

11．选A “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意即是从中国社会中已存在的思想继承而来，只有民族主义，故A项正确；民权主义属于“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故B项错误；“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是指民生主义，故C项错误；民主主义不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容，故D项错误。

12．选A “更多工人参加进来”说明孙中山思想的转变，提出了三大政策，故A项正确；材料没有显示消灭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目标，故B项错误；1922年清政府已经被推翻，故C项错误；题目要求对史料的解读，而非评价，故D项错误。

13．解析：第(1)问第一小问根据材料一信息内容可知由“天朝上国”自居到平等外交的理念；第二小问结合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开展洋务运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反思，西学东渐等来作答。第(2)问第一小问根据材料二中的“进入20世纪，‘国民’‘权力’话语逐渐取代了‘臣民’‘子民’话语”来作答；第二小问结合20世纪左右发生的事件或运动来作答即可。第(3)问根据材料一中的外交中的变化和材料二中的称呼的变化，可以得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趋势。

答案：(1)变化：由“天朝上国”到平等外交的理念。原因：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开眼看世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技；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反思；西学东渐。(任意两点即可)(2)变化：由“臣民”到“国民”。原因：戊戌变法传播了启蒙思想，促进了思想解放；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确立了共和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观念；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

(3)趋势：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近代化)。14．解析：第(1)问原因直接从材料中可概括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戒勤远略的历史教训”，再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根源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第(2)问第一小问抓住题干时间“19世纪中后期”，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的出现；第二小问结合所学知识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归纳西方冲击的表现即可。第(3)问第一小问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进行分析可知近代思潮不断涌现的原始动力是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第二小问结合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进行归纳即可。

答案：(1)原因：中国中心的优越感；戒勤远略的历史教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专题 篇6

第一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

1.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2.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3.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二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和科学体系

1.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和科学内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实践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专题 篇7

一、实行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1.实施专题式教学模式是实现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需要

就目前《概论》课的教材而言, 它是集本学科全国的理论功底深、学术水平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精心编写、逐级审议的教材, 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权威性、严肃性和针对性,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但在教学中, 我们觉得教材内容体系还是没有完全摆脱旧的教学体系的局限。比如:与中学政治课的重复, 没有体现出知识深度的层层递进等。这就使《概论》课的教学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 《概论》课不能重复学生已经熟知的内容, 要在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精神实质的基础上, 淡化知识功能, 强化教化功能, 探索专题式教学的新教学体系。通过选择某个方面的专题, 深入探讨, 深化教学内容, 就可以克服长期以来由于教材内容重复和肤浅所带来的课堂教学“一般化问题”, 从而真正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

2.实施专题式教学模式是解决目前《概论》课教学过程中诸多矛盾的需要

目前《概论》课教学中存在诸多矛盾, 这主要表现为:教学内容多与课时少的矛盾, 教学大纲相对稳定与理论实践不断发展的矛盾, 理论的学术性与学生的针对性矛盾等, 这些矛盾需要广大教师在教学中通过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加以解决。而专题式教学模式既立足教材, 教师还可以充分利用诸多教学手段, 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实践的热点实践新的教学理念, 紧扣教学目标, 以教观点、教方法为己任, 进行“少而精”的教学, 灵活地安排教学内容, 从而可以有效克服课时不够等矛盾。既能真正实现科学理论“进课堂、进头脑”的目的, 又能有效培育大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3.实行专题教学是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需要

现在的教材教学内容非常丰富, 涉及领域很多。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全面驾驭整个课程体系的教学内容, 教师会感到力不从心。实行专题化教学模式就有利于教师发挥他的专业所长, 集中精力准备他所负责的那一部分内容, 同时带动教师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的良性发展, 把教师打造成专家型的教师, 这也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增强其实效性和授课深度。

二、《概论》课专题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施方案

1.《概论》课专题教学模式下的专题设计

《概论》课学分多, 内容丰富广泛。从纵向看, 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 而且每一个理论成果都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从横向看,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社会等各方面理论, 内容庞大而且涉及面广。这些理论成果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我国的社会生活实践, 对大学生应该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是课堂教学课时有限, 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所以, 必须设计若干专题, 进行专题式教学的改革。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 考虑到避免与学生高中所学内容重复和大学生兴趣点, 我们精心设计了12个专题。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如何看待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为什么可以和市场经济兼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与发展民族经济;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中国特色到底“特”在哪里。

以上专题的设计, 在内容上力争求精、求新、求实。“求精”就是紧紧围绕教学大纲的要求, 着重阐述《概论》课最精华、最核心的内容;“求新”就是与时俱进的选择新的教学内容和相关的新热点, 把最新的前沿知识和实践的热点介绍给学生;“求实”就是注重教学的针对性、现实性, 既结合中国社会实际, 也考虑学生成长的需要。

2.《概论》课专题教学模式的实施方案

第一, 确立和设置专题。

以上专题已经确立, 确立和设置专题是专题教学的关键。

第二, 安排和选定专题教师。

安排和选定专题教师很重要。要认真挑选教师, 要结合专题的内容和相关教师的专业特点、学识专长、讲课风格, 以及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来选定教师。尽量发挥每个教师的特长, 让学生获得最大收益。

第三, 制定专题教学计划。

制定专题教学计划要根据专题教学内容、教学班的专业特点, 拟订各专题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教学课时、教学班级、教学课件的制作, 以及实践教学的准备, 要因人施教、因地制宜, 充分发挥专题式教学的长处和特色。

第四, 专题式课堂教学的实施。

首先是教师导入新课, 向学生交代本专题教学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并提供与专题教学相关的现实材料及知识背景。其次是交互式教学的展开, 教师不仅要围绕专题教学内容讲授理论知识, 使学生掌握《概论》课某专题的主要理论观点, 而且还要围绕该专题探讨和解决重大的实际问题, 并组织学生自由讨论, 相互辨析。最后是根据上述各项教学实践活动的思考和积累, 全面具体地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难问题。课堂教学是专题式教学模式实施的核心, 教师一定要贯彻以下三点原则:

一是要把共性的问题讲具体。

也就是要把大道理讲实在, 不能照本宣科。

二是把抽象的道理讲形象。

《概论》课大多是讲抽象道理的, 但我们要采用寓事于理的办法。寓事于理, 就是善于运用生动、新颖、针对性强的事例, 阐述自己所要讲授的理论和观点, 使抽象的理论借助于事例的形象贴近于生活, 走进学生心灵深处。

三是把严肃的课堂讲活泼。

《概论》课教学是严肃的, 但越是严肃的道理, 越需要增加授课内容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使学生听起来津津有味, 想起来意味深长。但这里要把握好一个“度”, 就是要把思想性摆在核心位置, 使知识性、趣味性为思想性服务。再有, 必须使教学方法适合当今大学生的特点, 采取学生易于接收的方式, 使学生坐得住、听得进、学得好, 并引起兴奋点和共鸣点。要采用参与式教学, 注意研究分析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 多用生动鲜活的事例, 新颖活泼的形式活跃教学气氛, 启发学生思考。

第五, 加强课堂管理, 采取科学的考核方法。

加强教学管理制度建设是成功实施专题式教学的重要保证。实施专题式教学, 由于由多人轮流执教, 从而给教学管理带来难度。为此, 一是要建立严格的考勤和课堂管理制度, 各专题教师之间必须互相配合, 互通信息, 各班班干部、班主任参与管理;二是要加强教师和学生的联系, 建立感情, 教学效果才能充分体现;三是要改革和更新《概论》课教学的评估考核制度, 构建以调动学生学习《概论》课的积极性主动性为标准的、以提高学生的能力素质为中心的测评指标体系。

总之, 专题式教学是《概论》课改革中一个较为有效的教学创新模式。我们在实施过程中, 要注重整体性和部门之间的协调性, 更要从教学实际出发, 扎扎实实地将每一个专题做好, 并克服改革中存在的困难, 真正提高《概论》课的教学实效性。

摘要：专题式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改善教学效果而探索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它可以根据教学大纲的重点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和当前的社会热点中去提炼和确立教学专题、重新编排教学内容、构建新的教学体系。这样既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又可以发挥学有专长的教师的特长。本文就《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实施专题式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施做一点探讨。

关键词：概论,专题式教学,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罗勇歧.“概论”课专题教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重点[J].广西教育学院院报, 2008, (6) :19～22.

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专题 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实践

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就多国多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思想。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的含义，是指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团结。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就深切体会到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团结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中个别资产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为了对付已经联合起来的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在1847年11月9日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讲中说到：“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恩格斯将这一共同利益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生活水平的均衡，各民族工人党派利益的一致，这些都是机器生产的结果，因此机器生产将继续成为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指出了这一共同利益的产生来自于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大工业的结果。并且，“要使他们(各民族)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这就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的基础——共同利益。

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之间是辩证的关系。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民族团结是民族平等的结果。恩格斯在庆祝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上指出：“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有特定的范围和阶级，其团结的主体是有着共同利益、共同敌人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明确指出这一无产阶级民族大团结的领导核心是共产党人，因为“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二

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从中国的国情和各民族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解决民族问题，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方针和政策，走出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从事民族团结工作的实践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天起就非常重视民族团结，早在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案和宣言中就指出，要建立真正民主统一的共和国，“尊重边疆各族人民的自主权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始终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团结。首先，在少数民族中间发展党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蒙古族、回族、壮族、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中间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如水族的邓恩铭，回族的马骏、郭隆中，蒙古族的李裕智、多年松，侗族的龙大道等。

其次，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便在《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决议案》中强调指出：要把少数民族团结在苏维埃周围，增加革命力量，使他们得到自由和解放，建立自治区域。抗日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先后为蒙回民族建立了自治地方。1947年，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

第三，在民汉杂居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在广西壮族、瑶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海南的黎族地区、湖南和湖北省的苗族、土家族地区都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红军长征经过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甘肃等苗、侗、布依、彝、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帮助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了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并吸收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1935年4月，红军长征路经四川冕宁县，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之滨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

(二)新中国建立后党的民族团结实践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极为重视民族团结工作。他精辟地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木保证。为了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党采取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和措施：

(1)制定法律法规促进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总政策之一，在中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新中国建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维护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处理带着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褐、匾联的指示》指出，“为加强民族团结，禁止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条之规定，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加于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褐、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各级有关政府在执行以上工作时，“在大多数人了解之后开始具体执行，以便进一步的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而不致增加民族隔阂，甚或发生民族纠纷。”

(2)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任用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种基本的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集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最合适的政策。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到1959年，全国共建立了4个自治区，29个自治州，4个自治县(旗)。民族区域自治的稳步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使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祖国大家

庭中。

建国后，党和国家开始了有计划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明确提出了“普遍而大量的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并确定了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与技术干部为辅”和尽量吸收培养知识分子以及“既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又培养适当数量的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的原则。因此，党和国家先后办起了中央、中南、西北等10所民族学院。开办了各级民族干部学校和民族干部培训班、以及民族师范院校、民族卫校，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3)进行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济和文化，改善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

我国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的表现在少数民族和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就说过，“不把经济搞好，民族自治就是空的”。毛泽东提出要认真地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搞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制定了组织比较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加强横向经济联系的政策；因地制宜的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在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兼顾国家利益和民族地区利益政策等。与此同时，党和国家还组织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内地省、市，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卫生等方面进行对口支援，有力地支持和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4)开展民族团结政策的大检查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并运用多种形式进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1952年和1956年，进行过两次民族政策的大检查、大教育，1979年又在全国进行了民族政策的再教育，不断地促进民族团结。

毛泽东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但大汉族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仍然存在，这不利于加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国内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新时期以来党的民族团结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形势下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首先，经济方面突出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明显增大。其次，民族自治地方的一些自治权利在某些方面未得到切实的保障。第三，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极少数分裂分子加紧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这些都影响和危害着民族团结。以邓小平、江泽民为首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民族团结的政策，采取妥善措施来解决这些难题。

(1)进一步打好各民族大团结的经济基础，强化民族团结的政治保障。

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政治协商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更加巩固。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可见，加强民族团结，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经济来解决。多年来，党和政府在给予许多优惠政策的同时，从财政上加大了投入，并加大了各省、市对口支援的力度。我国已经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

(2)加强立法以落实和巩固民族区域自治

强化民族族团结的政治保障就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使民族区域制度得到有效实施，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用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规范。目前，我国建立的民族自治区域159个，其中自治区5个，30个自治州，120多个自治县(旗)，在杂散居地区建立了一千多个民族乡，实行自治的民族45个，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0％以上。虽然，民族区域自治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但经过不断的完善，它一定会发挥其优越性，促进各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

(3)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党校和民族院校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等课程，对各民族学生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并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如新疆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是五月。此外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利用各种媒体宣传，使全社会牢固树立民族团结的思想观念，坚持不懈地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基本知识的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大力表彰民族团结的先进集体、个人，使“三个离不开”的原则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心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4)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分子，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新疆地处祖国西部，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新疆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长期以来，境内外“三股势力”猖狂从事针对新疆的分裂破坏活动，妄图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以邓小平、江泽民、为首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对此高度警惕，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央制定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战略决策，全面恢复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民族团结的基础更加牢固。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团，坚持、完善并创造性的发展了党的民族政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积极的处理民族间的矛盾。对于部分地区存在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进行坚决的打击。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大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