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规制论文（精选10篇）
质量规制论文 篇1
原奶作为乳制品供应链体系的源头, 对乳制品质量的影响至关重要, 本文通过对我国原奶安全的规制研究, 分析规制失灵的原因, 探究原奶安全规制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意图从源头保障乳制品的质量安全。
1我国的原奶质量安全规制现状
1.1规制机构现状为了保证乳制品质量的安全, 我国采取分段式多部门管理的方式来保障乳制品质量安全, 管理机构包括卫生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商务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五个中央管理机构, 并且在省、市、县都分别设有相应的延伸机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也参与乳制品质量安全管理, 如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环保部门等都在乳制品质量安全管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1.2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我国实施了《乳制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对原乳收购的设备、技术、人员、工艺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确保原乳在收购过程中不受到污染。
1.3质量检测标准现状目前主要在两个环节对原奶进行质量检测:一是对收购的原奶进行检测;二是对生产企业的检测。在检测方面, 国家有明确的标准, 为了使产品质量达到要求, 各个企业都要依照标准进行生产。
2我国原奶安全规制存在的问题
2.1政府监管缺位在乳制品生产的各个阶段, 都有相应的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然而在奶牛的饲养、奶源的获取、原奶的收购过程中, 却缺乏监管机构, 造成了监管的空白。
2.2相关法律不完善当前, 相关部门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乳制品进行安全规制。然而, 在乳制品产业链长、市场复杂的情况下, 可以参照的法律很多, 这些法律对乳制品规制而言不具专业性, 在一些特殊问题上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当前我国并没有一部完整的、针对性极强的法律体系。
2.3质量标准低、检测设备落后现在仍采用人工方法对抗生素和重金属进行检测, 导致耗时长、成本高, 结果不准确。
2.4执法力度不严当前企业的违法成本过低, 现有处罚力度并不能警示违法者, 致使有些违法者敢于冒险, 继续造假。
3规制失灵的原因分析
3.1机构设置不合理目前各个规制机构的状况是各司其职, 工作独立, 这些机构的监管范围基本包括了乳制品加工的各个环节。然而, 监管部门的相对独立, 使得其很难对监管活动进行协调。
3.2地方保护主义经济效益与GDP增长是目前地方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 所以在对乳制品进行安全规制的同时, 地方政府要兼顾经济利益, 这样便容易造成对本地企业的偏袒。
3.3信息不对称乳制品企业和奶农、奶站的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与乳制品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政府规制部门与各利益集团的信息不对称, 这些都会影响原奶的质量和规制部门的决策。
4建议
4.1加大对各相关责任主体的监管力度作为政府而言, 通过对乳品产业的扶持、监管, 可以达到使奶农、奶站、企业协调发展的目的。政府应该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原奶进行质量检测, 同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加强奶站的监管工作, 建立相应的预案, 发现问题及时整顿, 将不良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4.2提升乳品企业管理与检测水平首先, 企业自身要加强管理并坚持行业操守。企业应制定合理的价格, 使企业和奶站更好地履约, 如果奶站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违约, 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违约金来保证交易顺利进行。
4.3大力扶持奶业发展政府要加大力度扶持奶业发展, 使奶业安全的自我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社会化服务功能, 提高奶农生产生鲜乳的质量水平。
4.4成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应成立第三方检测机构, 使原奶检测环节独立出来, 这对乳制品加工企业和奶牛养殖户都公平, 有利于提高奶牛养殖户提供优质奶源的积极性, 也有助于提高我国乳制品检测水平和检测手段。
电信行业的规制 篇2
摘要:本文对电信行业的自然垄断特性,规制合理性,电信规制的内容及实现方式,电信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和分析。
关键词:规制;自然垄断;范围经济
电信行业规制是指政府基于电信行业的自然垄断性电信服务的基础性以及运营商之间的竞合要求依法并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对企业行为以及电信市场结构进行的直接干预活动,其目的在于提高电信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保证使用者对电信基础设施的公平利用保障公众对电信服务需要的满足。本文对电信行业的自然垄断特性,规制合理性,电信规制的内容及实现方式,电信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和分析。
一、自然垄断行业
所谓自然垄断,是指由于存在着资源稀缺性和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及成本的劣加性(subdaditivi,yt也被称为成本的弱增性或部分可加性),使提供单一物品和服务的企业或联合起来提供多种物品和服务的企业形成一家公司(垄断)或极少数公司(寡头垄断)的概率很高。我们把这种由于技术理由或特别的经济理由而成立的垄断称为自然垄断。如果在某行业中某单一企业生产所有各种产品的成本小于若干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则该行业的成本就是劣可加的,该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
从以上的概念可知,电信行业是一个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
二、电信行业的自然垄断特性
电信行业是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我们可以从其生产设施,传输设备,投入成本,所提供的服务性质等方面对其自然垄断特性进行分析:
第一,具有传输产品或服务的网络系统。电信行业在向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必须具备从生产到用户室内服务所需要的完整统一的网络。这种网络的覆盖面积越大,越能体现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如果同时存在多家企业,各自重复安装自己的传输网络,无疑会造成资源浪费,提高经营成本。
第二,存在巨大的沉没成本。电信产业,无论是生产,还是传输,都需要投入非常大的固定成本,这就导致了电信产业的巨大的沉没成本。除此之外,这些生产和传输的固定资产又很强的专用性,很难作为其他用途。这些因素就造成了电信行业的进入壁垒,使市场成为了垄断或是寡头的格局。
第三,具有统一的生产技术标准。由于存在生产和配送方面的网络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所以在大多数电信产业中,其产品或服务的基本技术标准必须实现统一。否则,联合生产、联合配送就会遇到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
第四,具有普遍服务的特性。普遍服务是让自然垄断企业以绝大多数人都能承担得起的价格提供基本的产品或服务。这就要求其服务质量和价格要一视同仁,这些也是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最基本要求。
三、电信行业规制的合理性
电信行业规制的合理性在于:第一,电信业目标的双重性。一方面电信业多具有普遍服务性特征,决定了该类行业应将公益性目标摆到一定的位置上;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企业,它要追求利润,追求经济效益。如不进行适当规制,垄断企业会倾向于制定垄断高价,掠夺消费者。第二,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相对于垄断生产者,消费者处于明显的信息劣势地位。第三,市场经济秩序条件的缺失。我们的市场秩序条件并不是令人十分满意的,如不加以适当规制,难免会出现垄断欺市、特权经商的现象。
所以,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对电信业的规制是必要的。
四、电信业规制的基本内容和实现方式
由于电信产业的基本特征,政府的电信规制内容较为广泛,具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市场秩序规制和企业行为规制。市场秩序规制内容主要包括:市场准入规制(经营许可规制),电信资费规制,电信资源规制。企业行为规制包括:互联互通规制,普遍服务规制;服务质量规制:信息资源规制,网络安全规制。
目前,在我国电信市场的发展还不是非常完善,电信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经营秩序有待规范和调整,市场准入规制、电信资费规制、互联互通规制以及普遍服务规制已成为我国电信规制改革中的焦点问题。
电信规制的实现方式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宏观调控手段,包括法律手段、市场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包括电信法和相关法规。市场手段主要体现在由市场作用力来调节运营者的数量。经济手段是指在运营者之间的利益产生分歧时,尽量通过经济手段辅助法律手段进行解决。
第二个层面是微观手段,主要是通过实施许可证制度进行电信规制。此外还有申报制、政令和命令、合同制以及登记制等手段。
五、电信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通过立法和改革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规制体系和法律框架,而在大多数发展国家,其电信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发达国家信息网络的普及,如果不尽快建立完善的电信规制体系,促进电信服务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将在信息全球化中面临着更多风险和挑战。
中国10多年来的电信规制改革总体上无疑是成功的,但是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电信服务业发展的横向比较,还是与许多其他产业部门的纵向比较,中国的电信规制都显得比较迟缓和落后。
目前的中国电信业存在着发展凸现结构缺陷,价格规制滞后制度形同虚设,网间互为壁垒现象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规制理念和政策落后手法简单,不对称规制扭曲了运营商行为,互联互通机制不合理对运营商的约束和激励不对称,缺乏适应新形势的普遍服务政策,价格规制滞后等原因造成的。
参考文献:
[1]高 斌:《通信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
[2]让.雅克.拉丰让.泰勒尔,《电信竞争》,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年.
[3]黄海波:《电信管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4]周其仁:《数网竞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质量规制论文 篇3
1 欧盟药品质量规制体系概述
1.1 政策法规。
欧洲的药品立法至今已经有35年历史, 欧盟统一药品立法的最主要目的是保障公共健康[1,2,3,4,5]。欧盟的法律分以下不同层次:Regulation, 具有强制性, 其法律义务成员国必须遵守。Regulation确立了由EMEA集中审评药品。Directive, 是属于指导性法律框架各成员国有一定的灵活性, 各成员国来转化为国内法执行。Notice主要包括一般技术指南, 不具有强制力, 不要求必须遵。
1.2 执法机构。
欧盟委员会负责制定法令和政策, 欧洲议会是审议和监督机关, 欧盟委员会是执行和协调机关, 欧洲法院是咨询和审判机关。欧盟委员会在食品药品领域的主要职责是:实施欧盟有关食品药品的条约、法规和欧盟理事会做出的关于食品药品的决定;向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出食品药品政策实施报告和立法动议;处理欧盟日常事务。欧洲食品安全局根据欧盟《食品安全基本法》的要求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机构, 在食品安全方面主动收集信息或者根据举报进行调查把收集起来的信息进行评估后通报给欧盟委员会以供决策。欧盟调查官是欧盟官方机构与公民的一个中介机构, 其主要作用是修复“不当行政”。
1.3 欧盟食品药品执法检查。
欧盟食品药品执法检查的基本依据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欧盟食品药品执法检查的三大基本原则为保护消费者权利原则;预防性原则;透明性原则。欧盟制定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规需要各个成员国执行, 欧盟委员对各成员国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欧盟的建议和决定, 由成员国根据自己的国内立法进行实行。对于执法检查, 欧盟委员会只能借助于欧洲法院, 没有强制力, 即使是进入欧洲法院也只有罚款权, 如果当事国不缴纳罚款, 法院也是不能强制收取的。
2 我国与欧盟药品质量规制体系的对比分析
2.1 政策法规。
我国以《药品管理法》为药品质量规制的基本法。虽然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相比欧盟, 我国药品质量规制政策法规体系有些缺乏[6,7,8,9,10]。药品质量规制立法留下了执法空隙和风险隐患;法律的施行需要一定具体的标准作为执行保障, 我国标准老化现象十分严重等[11,12,13,14,15,16]。欧盟药品质量规制政策法规体系虽然庞杂, 但由基本法作为药品质量规制的重要支撑, 设立了合理的监管制度;各种标准的设定也很具体。当然, 欧盟的政策法规并非一成不变, 标准都在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和要求。
2.2 执法机构。
在我国, 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实行地方分级管理, 取消省以下药监机构的垂直管理, 使得药监部门的独立性大大降低, 致使整个药品质量规制出现一定的问题;少数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发展与地方政绩, 对于药品质量出现问题隐瞒不报。EMA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 由执行董事和大部门领导共同组成了EMA的部门管理团队。EMA与地方政府、制药厂商以及医院无任何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或利益关系, 执法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保证了执法的公正性。
2.3 执法能力。
虽然从直观上看我国执法人数较多, 但是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工作人员还要负责食品质量和安全等工作, 因此对企业的检查概率下降, 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制售劣质药品的动机和行为。地方政府药品质量规制机构还存在执法队伍专业素养不够、信息技术配置有限等问题。在执法过程中缺乏规制政策评价体系, 直接导致执法人员的寻租行为。
3 完善我国药品质量规制体系的建议
山寨现象的法律规制 篇4
关键词：山寨；知识产权；商标权；专利权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21-03
一、山寨概述
（一）山寨内涵
“山寨”这一词，其原意是那些占山为王的地盘，而不接受被官方管辖的意思。而目前我国社会中流行“山寨”现象，主要是指一些商家通过抄袭、模仿等不规范手段发展起来，但其具有反智性、反主流、反权威且带有解构性、后现代性的大众文化现象。
对社会属性内涵可从三个方面阐述。
第一方面，从物质层面上看，主要针对“山寨产品”描述，一般最初意义是指新型电子等产品在版权、商标权等被仿制而受大众追捧的现象。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仿造性、侵权性、快速化、平民化。比如：一些商家通过对某手机品牌快速模仿，由于仿制行为而大大弱化了生产成本而迅速打开市场。
第二方面，从精神层面上看，即是指“山寨文化”，这一文化现象主要涵盖山寨行为所反应的市场主体者、大众等的社会心理状态、审美价值取向、社会价值体系构建等。
第三方面，从行为层面上看，它可分为面对山寨现象所产生的价值观，同时对山寨产品所产生法律问题处理机制，比如：商家对相关知识产权、经济法中不正当竞争法等规避和问题。
（二）对山寨现象观点
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山寨现象不仅是人们话题，也是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至于其是草根精神的体现，还是创新的“杀手”，众口对其不一。
其一，大部分人趋于认可态度。据一份手机使用统计调查数据显示，35.89%的人选择支持山寨机，41.67%对其不持否定态度，可见超过70%的人对山寨机持不反对态度。同时另一调查对山寨文化认可度称，五成以上的网友看好山寨文化，认为应该任其发展。有些学者指出这种民间“草根文化”是对市场“精英文化”的挑战，或者一些群体在外界压力不断增大下而是一种情感宣泄的需求。其在2008年的兴起以来表现出公众对主流文化的不满，同时激发草根文化发展。
其二，同时部分学者对其持反对态度，葛剑雄教授认为，“山寨文化”以模仿的手段，利用自身优势对被模仿企业的知识产权造成一定程度的侵犯。其还认为不能对“山寨”过于宽容，一旦形成不良的环境，会对国内刚萌芽的创新文化造成抑制。有媒体指出，其体现了草根阶层敢于不断冲破市场垄断的权力，由于法律机制不健全，而这些行为在一些灰色地带游走，因而这种不规制法律现象无形中给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增加了阻力。比如，以山寨电子产品为例，对于一些山寨企业不注意品牌规划和发展的，不仅使国内同行业丧失了创新发展的可能，也是给一些知名品牌带来不必要损失也打击其创新的积极性。
其三，应该根据我国客观情况看待山寨问题。一些专家建议，由于山寨主体行为不同，也应对产生行为区别对待。比如纯以物质层面为主的山寨现象，必须要得到禁止。因为其是打着法律和监管“擦边球”的商业产物，其行为严重侵犯了相关商家知识产权和经济法中的权利，对违法行为一定要规制；但也有专家认为，对不同山寨企业应实行不同类监管，比如，鼓励有科技创新潜力的“山寨企业”通过积极引导其走向合规的企业轨道上来。同时以山寨文化为内容的现象，比如“山寨春晚”由于其主要表现为一些个体或团体的表现欲望和参与文化娱乐精神，且不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活动，不应该禁止和限制其活动。
二、山寨现象的法律分析
（一）山寨与知识产权碰撞
1.外观专利
“山寨”侵权主要是涉及侵犯了他人合法的专利权，尤其是外观设计专利权。外观设计又称为工业产品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相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它保护的是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产品的外观设计中往往倾注了研发者大量的心血和厂商的资金投入，对产品的更新换代、技术提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在当前社会上涌现出的大量山寨产品中，通过仿制其他知名品牌产品的外观、形状或者图案的现象非常严重，其中主要表现在数码电子等高科技产品上。它们主要借助相关名牌效应来宣传销售自己的非法仿制产品，试图在外观等能够引起消费者的混淆，以从中谋取非法利益。
2.商标权
《商标法》第7章第52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的规定，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违法表现形式：第一，商标名称的模仿。通过使用相近的字或字母模仿著名商标或在知名商标前后加上词缀的方式而得到的一些与著名商标非常像的标志。如洽洽瓜子（模仿治治瓜子）、雷碧饮料（模仿雪碧）、周佳牌洗衣粉（模仿雕牌）等。第二，商标外形的模仿。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鳄鱼牌”，比如有的商家把其尾巴朝右边，有的朝左边，有的嘴巴紧闭，有的张开，有的摆尾，有的静坐。德国的PUMA商标，在我国也是受到三流服装的不断模仿，不断使用与之看似相近的词。
3.著作权
著作权侵权行为，是指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又无法律上的依据，使用他人作品或行使著作权人专有权的行为。对一些作品侵犯了他人相应的著作权，比如典型案例“非诚勿扰”与“我们约会吧”版权之争事件，虽然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但这种版权之争把山寨现象推到一个高度。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虽然版权使用者仅对其使用权，但如果在其授权范围内有其他侵权行为，使用者可以提起侵权之诉。这种创新能的不足和严重的相互模仿，很可能重蹈10年前婚恋交友节目的覆辙。
（二）山寨与经济法中权益摩擦
众所周知，山寨产品对相应品牌造成重大冲击就是时尚和低成本。而其具备的时尚往往建立在仿制一个或多个品牌产品创意，同时它的低成本也在不断挑战产品质量极限和以不负售后服务责任的商业模式上的。在生活中大部分山寨产品一般不提供发票，逃避税务监管，当出现质量问题时，往往会造成举证困难。因而商家这种违法行为，实际上也已经触犯了《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
（三）山寨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交锋
在司法实践中，在打击山寨产品时，一般以侵犯他人商标权、著作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三种侵权行为控诉山寨厂商，以达到保护知名商品的目的。但是，实践中违法的手段多样，仅仅依靠上述三项权利的保护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与《专利法》和《商标法》的规定相比较而言，《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仿冒行为的规定更为概括，覆盖面更广，所以往往是作为兜底条款的形式出现，即当不构成具体侵权行为时，就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规制。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第5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
山寨违法表现形式主要是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装潢、包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或者手段进行市场交易，损害其对手。对于山寨产品而言，可能构成对商标或产品的外观的侵权，第一，要判断被模仿的商标标示是否具有特有性与区别性，因为这是产品商业标示获得相关法律保护的必要条件。商业标示其主要作用在于其能使消费者联系到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也因为其商品标示价值功能突出，产生被逐利者争相模仿的可能。第二，要看商业标示在某行业、某一区域的知名度。对于物质性山寨现象其模仿最大追求应该追逐其行为所带来的高额利益。比如苹果、三星这些品牌不仅在行业中是佼佼者，而且在全球知名度远远高于其他品牌，在消费者心中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原则性的规定，其积极作用值得肯定，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采取具体列举式的立法技术，导致保护范围较小，灵活性差，无法跟上日益更新的山寨手段。这种方式一方面不可能穷尽所有，只能保护部分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对于各种新的侵犯知识产权的手段无法规范。就以山寨手机为例，在智能手机问世之初，绝大多数都是采取贴标的方式仿冒产品，但是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高级的商标仿冒或者外观模仿。其次，我国立法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严重不足。发展至今的山寨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对于品牌机的模仿也越来越逼真。为了以假乱真，一些不法厂家违反保密协定，利用别人的技术生产自己的山寨产品，最为突出的国内代工厂，利用其固有的条件，大量生产相似或相同产品进行销售。对于诸如此类的商业秘密侵权，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并不健全。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有第10条和第25条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的行政责任进行了规定。
三、如何规制山寨现象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虽然我国知识产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对其问题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山寨”引起的法律问题仍然存在，其原因在于这些法律在现实的操作中缺乏具体、统一的实施标准，因此相关立法部门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法律做出相应的完善，以致其能有效规制目前严重的山寨现象所带来的问题。应该加紧健全和完善我国《竞争法》，从这些山寨现象等侵权案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法条的兜底条款，因此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时，要打破列举的限制，扩大其适用对象和范围；对知名商品界定不明确，要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立法经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我国仍然是目的性立法，它对企业积极创新和知识产权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很大。
（二）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1.工商部门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制度
行政执法部门要严格执行企业市场准入机制和行业标准。比如，工商行政部门对于自然人或法人申请成立易模仿的制造企业，一定要警示，只对达到相关技术、设备等条件才给予注册。在必要情况下工商部门可以联合质量监督部门协同执法，对于一些企业严重违法者应给予取缔相应的营业资格。
2.质量监督部门严格监督和检查
企业不仅自己设立相应的生产检查制度，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企业的生产质量、生产设施、生产能力等，而且质量监督部门一定要严格执法，对于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和侵权其他企业权利的，应责令限期整改，甚至责令关闭企业。
3.支持具有潜力山寨企业发展
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对一些山寨现象也应合理对待，比如对于有发展潜力且我国在相关行业发展薄弱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扶持政策和鼓励，比如在引进设备和企业积极主动加大科研力度的，可以在税收、财政等政策上给予支持。
（三）积极引导行业自律
在目前市场法律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加强行业自律显得力不从心，在大量“物质性山寨”产品层出不穷的中国，加强行业自律的监督尤显必要。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企业外部相关利益体监督机制。企业自律能力有效的发挥不仅来自于自身内部监督机制，更一大部门来自于消费者、供应链的下方等意见反馈，因为，它们是相关切实体会者。为了使企业自身有效自律，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机制。
第二，加强同业之间的监督。企业的不规范、不诚信行为，其严重影响企业自身的形象，同时也会给同行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对于同业在技术、经营、服务等方面相似性，加强其之间监督，有助于行业自律实现。
四、结语
对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山寨产品在大部分行业呈现喷发的现象，它一方面说明了以低廉和时髦的产品迎合了大众对高端品牌的追求，另一方面仿制性突出的山寨产品又对给法律带来一次重大的考验。因此，对于目前频频出现的“山寨”现象，我们更要以理性、客观角度去分析其成因，以法律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引导其在法律规制下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思洁.由“山寨风”引发的法律思考[J].中国商界：下半月，2009，（9）.
[2]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原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3]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黄晖.商标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蒋志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2008[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6]林治波.山寨现象与低成本现代化[J].人民论坛，2009，（1）.
[7]马秀山.专利法创新与山寨文化[J].中国发明与专利，2009，（2）.
[8]夏姗姗.当“山寨”遭遇知识产权[J].中国发明与专利，2009，（8）.
[9]段燕.山寨产品侵犯专利权可能性研究[J].经营管理者，2009，（10）.
质量规制论文 篇5
市场化改革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近二十几年, 国企民营化浪潮也几乎席卷世界各国。俄罗斯以及许多东欧国家采取了全面快速民营化这样一种激进式的经济转轨方式。这种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是标准的现代经济学产权理论, 它认为清晰界定的产权是经济繁荣的先决条件。而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经济转轨方式。田国强提出内生产权所有制安排理论, 论证了经济自主化、市场化和民营化三阶段式渐进改革方式的合理性。斯科特·沃尔斯顿的一项关于电信业改革问题的研究认为:民营化之前先行确立规制权威的电信企业, 与电信投资环境的改善和电话普及率的提高有着直接的联系。提供了关于改革顺序应如何安排的经验性证据。本文试图在竞争与规制的制度框架中分析国有产品质量检验部门改革的方式与步骤。
二、改革的背景
近几年, 国内外对于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在质量方面掀起质疑声浪, 特别是三鹿奶粉事件, 给企业以及市场监管者都重重地敲响警钟。以往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国家质检总局浮上台面, 频频成为媒体焦点。虽然国外对中国制造产品的围攻难免让人看出别有用心的痕迹, 显然背后藏有贸易保护主义的手。但是以三鹿奶粉为代表的典型事件, 也不得不引起人们对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进行深入的思考。我国承担技术监督和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的机构是成立于200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简称国家质检总局) , 由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合并而成, 直属国务院。其中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前身是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总局、国家经贸委质量局三个部门。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经济自由化的阶段, 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共存于经济中, 同时市场体系也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发展壮大起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对于产品质量的管理职能逐渐强化, 发展成为一个兼具科学研究、市场监管以及技术服务的综合性部门。1999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开始实行省以下的垂直管理。质检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分四级设置, 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各级质检系统都由行政机构和技术机构两部分构成。行政机构即国家、省、市、县各级技术监督局, 行使行政执法职能。各级技术监督局又分别下设各类事业性技术机构, 包括产品检验机构、计量器具检测机构、标准及信息研究机构等等。这样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的国家质检系统就构成了一个站点遍布全国由国家直接管控的庞大系统。
三、质检部门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暴露出的体制性弊端
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工作职责主要有三个层面:⑴科学研究和政策法规的制定。国家质检总局下设有各类科研机构, 这些机构和总局各职能部门共同承担着国家各项科研与政策制定的任务。比如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承担着研究建立、维护、保存国家计量基、标准和研究相关的精密测量技术的任务。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负责组织起草有关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 研拟各项方针政策。⑵行政执法的职责。质检系统依法对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有关事项进行监管。以维护国家在生产、流通以及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⑶检验检测校准工作。质检系统各级技术机构面向企业、个人承担具体的产品检验、检测和校准工作。一方面为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机构履行职责提供技术保障, 另一方面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标准化、计量测试和和产 (商) 品检验技术服务。从这三方面的职责不难看出, 技术机构虽然将逐步被推向市场, 但是它依然在行政上是直接隶属于技术监督局的, 因此整个质检系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项工作的立法者、执法者同时还是为市场提供服务的经营者, 其中所固有的矛盾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样一种矛盾的状况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行政性垄断导致检验检测机构低效率
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的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系统, 其技术机构虽然是事业单位但是与上级行政部门有着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 整个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行政性垄断。而这种垄断特性又直接导致了检验检测工作的低效率。⑴行政垄断导致了监督人事实上的缺位。质检系统技术机构的监管部门是其上级行政管理单位。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行政官员监管技术机构, 监管人往往不具备实施监管所需要的技术知识。虽然监管人可以外聘专家, 但是这些专家只是起到一个咨询的作用, 并不能代替监管人实行监管权利。二是监管部门是被监管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 这样实际上就是自己管自己。不可否认, 自己管自己也可以发现问题, 纠正错误, 但是无法保证其可以完全客观地发现并评价自身存在的问题。所以这样的监督机制, 监督人既没有足够的动力, 也缺乏相应的能力来实施监督, 造成监督人事实上的缺位。⑵垄断造成激励机制缺失, 行政垄断更加恶化了整体低效率的状况。虽然行政执法权在上级行政部门, 但是具体实施检验检测出具技术报告的是技术机构, 而技术机构又是按行政区划设置, 所以每一个技术机构总有自己基本固定的市场份额。技术机构作为行政管理部门的直属事业单位, 人员工资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国家财政拨款, 为社会提供技术服务所得收入成为员工津贴、奖金的来源。在市场份额比较固定的情况下, 其检验检测行为普遍表现为只追求数量, 忙于收取检定费, 不追求质量, 不顾及本单位的信誉。技术水平较低的一些技术机构常常会出现乱出检验数据和检验结果的情况。这样的行政垄断只激励技术人员创收, 这种创收只建立在业务数量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服务质量的基础之上。低水平的检验检测使得强制检验的实质变成了强制收费。
2. 激励不足科研工作滞后
科研开发的速度和水平跟不上企业和市场的步伐。尽管我国质检系统的科研机构和技术机构中有很多优秀的科研技术开发人员, 并且完成了众多的国家、地方、企业的科研项目, 但是, 相对于整个经济社会中不断涌现出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经济问题来说相应的检验检测技术、法律法规的制定是滞后的。据商务部针对2002年国外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影响的调查显示, 2002年, 我国有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了国外贸易技术壁垒的限制, 形成出口损失高达170亿美元。事实上, 作为一个政府部门在检验检测技术方面很难真正做到与企业日新月异的产品完全同步。而传统体制对科研技术人员激励不足, 使这类人才流失严重, 也是导致科研工作滞后的重要原因。我国的现实情况是, 由于行政垄断的低效率, 产品技术检验检测市场需求量很大, 富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企业却被市场拒于门外, 因此市场存在大面积的没有被覆盖的空间, 同时, 技术进步又会制造出新的市场, 供给却明显不足。
四、竞争与规制——质检部门的改革
1. 技术机构的民营化改革
质检系统的技术机构向企业或个人提供检验检测调修的技术服务。技术服务的内涵包括:新检测技术的研发、对于技术标准的宣贯培训、先进的仪器设备、工作人员高水平的技术操作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以及认真负责、热情积极的工作态度。在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企业凭借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和企业自身良好的信誉和知名度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检验检测服务其实是企业生产活动的延伸。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 专业化分工水平越来越高, 独立公正的检验检测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高水平的专业化服务。比如:市场委托检验、产品认证等。也可以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有关产品质量的争议提供公正、专业的仲裁。技术机构向市场所提供的这种服务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 具备效用的可分性, 这样一种生产活动具有明显的私人产品的特点。对于私人产品生产的最优所有制安排,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已经给出了充分的解释和论证, 民营化并且促进竞争是目前我们所知最好的制度安排。但是正如田国强对转型经济的分析,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特别是产权理论都基于两个暗含基本假设:所讨论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经济选择自由和存在着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而这些条件是我们当前社会还不具备的, 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三阶段论来说, 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市场化的阶段。对于具有行政性垄断特点的庞大的国有质检系统来说, 快速民营化以期望市场自动促进竞争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斯科特·沃尔斯顿使用了200个国家从1985年至1999年的分组调查数据, 检验了电信行业规制改革和民营化之间的选择顺序是否有直接结论关系, 结果发现:仅仅是迅速民营化而完全忽略了竞争和规制是一个错误, 其结果是南辕北辙的。特别是质检系统本身的工作就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建设, 其改革的方式和步骤更应该从转轨经济的现实条件出发。
田国强提出中国经济制度平稳转型三阶段:⑴经济自由化。这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⑵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市场化阶段。市场化阶段的时间非常长, 至今仍然没有完成;⑶市场环境达到了一定程度时进行民营化。质量技术监督系统各级站点遍布全国, 从业人员数量众多, 固定资本投入总量巨大。虽然职工人数很多, 但是由于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技术机构转制过来的, 很多部门中通过各种权利关系安排就业的人员为数不少, 特别是在一些相对不发达地区检验检测的技术技能不仅不能跟进企业新产品的创新速度, 而且连基本应达到的水准都不能保证。固定资本投入总量虽多, 但是办公设备不足、陈旧, 检验检测设备过时、重复建设、浪费等现象也十分严重。在这样情况下迅速民营化可能遇到的国有资产流失、人员下岗分流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和对立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在目前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 渐进式的改革同样适用于质检系统。本文认为今后的改革应打破这一领域行政性垄断的格局, 采取有效的规制政策允许盈利性的私人机构进入检验检测市场, 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产品质量技术方面的咨询、培训、检验检测调修服务。从而与现存的国有技术机构形成竞争, 以达到提高效率, 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事实上, 质检系统作为基础部门之一, 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巨额资金需求, 有限的政府财政力量对于技术机构设备升级换代和科学研发的市场需求显然难以支撑, 目前已经出现捉襟见肘、步履维艰的局面。与此同时大量民间资本却在闲置待用, 不知投向何方。政府与民间在资金运动上的不平衡, 源自国家垄断体制下形成的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为此, 解除国家垄断, 放松市场准入限制, 充分吸收社会和民间资本进入检验检测市场, 进而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 将为市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适宜的政府规制使服务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趋向一种良性的循环, 也就是说服务质量与信誉成为该服务供应商的核心竞争力, 从而, 产品的消费者就是企业生产活动和产品质量的真正监督人, 良好的获利能力就是激励检验检测机构提高服务质量的动力。市场机制和合理的政府规制可以解决目前没有解决的激励不足、监督人缺位的问题。在推动民营化之前, 先行设置合理的规制政策已被证明是非常必要的。
2. 规制、监管部门与技术机构脱钩
为维护市场秩序、度量衡的统一以及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人身安全、保护环境, 政府应该对于为市场提供检验检测服务的民营企业或国有事业单位所从事的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制。这项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 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的特性,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但是正如上文所说, 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如果有着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 从而形成了行政性垄断的格局会导致监管不力和监管不严。在开放民间机构进入市场的同时, 要使那些进入市场为企业、个人提供检验检测服务的原国有事业单位也逐渐与上级行政执法部门脱钩, 与民营公司保持平等的竞争关系。作为有行政执法权的技术监督部门则应该保留有自己的技术力量, 包括人员、设备、场地等等, 以便为行政执法提供技术支持, 但是其不应再参与任何盈利性的市场经营活动, 即完全退出市场。监管机构一方面要监管市场, 另一方面应对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的企业进行规制, 包括: (1) 对于进入企业的规制管理。可以成立独立于行政机构的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对进入企业资质的考核, 比如对于人员技术水平、设备、场地、资金的考核; (2) 对服务信息的监管。采取强制性产品信息以及违规检验检测信息披露的措施; (3) 严格责任原则。加大对于市场中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机构的处罚力度等等。
五、结论
本文在中国渐进式的三阶段经济改革的背景下, 思考我国国有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深化改革问题, 对于改革的方式和步骤提出了建议。本文深入分析梳理了质检系统目前的业务内容, 认为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 即科学研究和政策法规的制定;对市场进行监管的行政执法的职责;向市场提供服务的检验检测校准工作。进一步对这三项活动的经济属性做出了分析, 认为其中向市场提供的检验检测服务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因此应该推动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机构的民营化, 使原国有事业单位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逐渐脱钩, 在该领域内引入竞争;鼓励民间机构参与科研活动, 而政府退出市场。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对市场的监管显然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政府部门则应该做好监管人的角色。不仅如此, 本文采用在某些行业已经被理论和实践检验证实了的流行观点, 即在推动民营化之前应先行设置好合理的规制政策的观点, 认为政府不仅应做好市场的监管人, 还要对于进入检验检测市场的私营企业以及与政府部门逐渐脱钩进入市场的原国有技术机构进行有效的规制。
摘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工作来说, 面临着新的挑战, 同时也是本部门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一个机遇。本文在中国渐进式的三阶段经济改革的背景下, 思考我国国有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深化改革问题, 对于改革的方式和步骤提出了建议。本文深入分析梳理了质检系统目前的业务内容, 认为政府部门在一些领域内应退出, 并推动民营化;在另一些领域内则应加强管理, 并且对于进入市场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进行规制。
关键词：民营化,规制,市场化改革
参考文献
[1]安佰生.标准化的准公共物品性与政府干预.中国标准化[J].2004年第7期
[2]田国强.一个关于转型经济中最优所有权安排的理论.经济学[J].2001年第1卷第1期
[3]田国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M].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3
[4]斯科特·沃尔斯顿.在规制和民营化之间:改革的顺序选择--以电信行业改革为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3期
[5]苏志明.质量技术监督管理[M].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3
[6]高本虎、李贵宝等.水利技术监督.技术标准与科技研发协调发展战略研究[J].2005年第1期
[7]孙早、鲁政委.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经济研究[J].2003年第4期
[8]杜传忠.激励规制理论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J].2003年第2期
[9]何喜冠.WTO/TBT与质量技术监督.技术监督实用技术[J].2003年第3期
[10]彭辉.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的原因分析及有效打假的途径[C].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公厅.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调研文集.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2年
[11]王冰.西方市场理论的演进.经济学动态[J].1997年第3期
质量规制论文 篇6
一、现有质量规制政策的分析
理论上讲,由于消费者的食品质量知识是有限的、获取质量信息的成本是高昂的,因而食品质量安全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和不充分的。仅靠声誉机制、标签管理等市场化手段,难以完全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特别是在食源性危害和化学性添加等方面,食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特征更为明显。因此,对食品质量安全进行规制有着现实的必要性。但是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规制工具和适度的规制强度,一直是食品安全经济学争论的焦点。当前,我国对乳品的质量规制政策主要由以下一系列制度组成:许可证管理的厂商准入制度、基于国家检测标准的产品市场准入制度、质量信息公布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目前这些规制政策的质量监管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其主要特点及原因如下:
(一)厂商准入规制
厂商准入规制是对生产经营者进入乳品行业的事前门槛限制,试图通过政府的行政许可,来区分合格与不合格的生产经营者,将不具备资质的生产经营者拒之门外,以保证乳品的产出质量。由于厂商准入的管制目标是厂商的生产经营能力,而不是厂商的质量生产努力,因此其质量管理效果必然存在一定的偏差。
首先,检测费用高昂,具备规定资质(如一定的生产环境、设备、工艺、检验能力)并获得准入资格的生产经营者,同样会进行低质量生产。例如在质量检测方面,乳品生产经营者必须配备规定的检测设备(如三聚氰胺检测仪),才能获得准入资格。但在配备了相应设备和获得准入资格后,乳品生产经营者出于节约可变成本等考虑,却未必会使用该设备进行应有的质量检测,仍可能低质量购进原奶。以奶站与分散奶农的原奶交易为例,每户奶农每天与奶站的平均交易价值约为120元(1),而仅三聚氰胺一项指标的检测费用就高达10元/样本[1](以每户奶农每天交易的原奶作为一个样本)。如果加上其他的理化指标、卫生指标和添加剂检测的费用,来自检测方面的高昂可变成本,将大幅度地压缩原奶交易的利润空间。理性的乳品生产经营者必然选择尽量减少对各种规定设备的使用,结果乳品的产出质量并未因厂商具备规定资质而得到完全有效的保证。即厂商准入规制针对的只是生产能力的信息不对称,却仍然无法解决厂商生产努力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其次,厂商准入规制所要求的生产环境、设备、工艺、检验能力等强制标准,构成了厂商的大量固定成本投入,使厂商的沉没成本增加,提高了厂商从行业退出的门槛。但是市场行情周期性的波动变化,却要求厂商及时地进入与退出,进行行业产能与厂商数量的及时调整。这样,当市场行情下行时,因沉没成本提高而难以退出的厂商,特别是中小企业,将不得不采取降低可变成本的手段来缓解压力,结果往往是乳品质量的降低。即在准入管制下,当厂商进入与退出的刚性约束同市场周期性波动对厂商数量的弹性要求相矛盾时,即便是曾经合法准入的厂商、甚至获得了免检资格认证的企业,也同样会低于质量安全标准进行生产。
(二)产品的市场准入规制
产品的市场准入规制主要是制定并依据国家标准,对乳制品进行定期监督抽查,以阻止劣质乳品进入消费市场。由于市场准入规制针对的是供应链末端的最终产品,所以乳品的生产全过程对于规制者来说仍然是个“黑箱”。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通过最终产品检验,供应链“黑箱”中的众多生产经营者就可能采取对策性行为,应对质量安全国家标准。乳品供应链上的奶农、奶站和乳品加工企业等,都默认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行业“潜规则”,集体应对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而置身于供应链之外的质监等部门则被长期蒙蔽。这种最终产品检验制度的动态博弈结果就是:国家的质量安全标准更新总是相对滞后于供应链内部的制劣技术创新,质量管理部门总是处于事后的、被动的监管地位;而不是主动的、事前的质量干预与预防。
(三)质量信息公布规制
乳品质量信息公布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而乳品质量安全事故信息的公布与否,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成本收益对比。由于考虑到辖区经济绩效、区域间竞争等收益损失,现实中,地方政府将实际发生的乳品质量安全事故全部查处并公布的边际成本要远大于其边际收益,因此乳品质量信息公布的均衡数量往往低于实际的发生值。乳品的信任品属性也决定了乳品企业可以不必顾虑自身声誉而降低乳品质量以更加靠近地方政府信息发布的成本收益均衡点。尽可能地透支政府声誉的公信力,成为乳品企业的上策,直至地方或中央政府的信息公布收益超过其成本,乳品质量安全事故的信息才会得以披露。因此,在地方政府作为利益相关主体之一的条件下,乳品质量信息的公布往往不是充分、及时和独立的。
(四)责任追究规制
责任追究规制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索票、索证制度,要求乳品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生产经营者建立相应的养殖档案、交接单、购销和检测记录等证明文件。当质量安全事故发生时,便于监管部门据此来确定质量安全事故的责任人,并给予相应处罚。在规制者不介入乳品供应链内部的条件下,这种索票、索证制度所形成的事后责任追究预期,可能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生产经营者捆绑为一个利害攸关的整体,共同隐瞒供应链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隐患。供应链上下游结成隐性的利益联盟,规避可能的责任追究,直至难以掩盖的、重大的食品质量安全事故的集中爆发。而且,相对于食品质量安全事故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对责任人亡羊补牢式的事后惩罚显然是微不足道的。食品质量安全事故一旦发生,往往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且施害者一般都没有足够的损害赔偿能力。
综上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乳品质量安全规制主要是对供应链两端的监管,即事前的准入规制与事后的终端检验、责任追究与信息披露。事实证明,这种以被动的结果检测、事后的责任追究和管厂商能力不管厂商努力为特征的质量规制模式,由于忽略了对供应链生产过程本身的质量干预,必然难以有效地遏制食品质量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供应链“黑箱”中的乳品生产经营者,有充裕的策略空间与规制者的两端监管进行质量博弈,如准入后缩减可变成本的投入、创新制劣技术以满足国家标准、透支政府声誉、集体隐瞒供应链内部的“潜规则”信息,等等。因此,对乳品质量的有效规制,应该不仅仅是对供应链两端的监管。有效的乳品质量安全管理政策,应该以源头控制和供应链过程干预为主,以事后的信息公布管理为辅;以对产品的市场准入管理为主,对厂商的行业准入管理为辅;以事前的主动干预为主,以事后消极的责任追究为辅。
二、食品供应链质量规制工具的比较:强制性公共规制失灵与私人规制的优势
(一)强制性公共规制失灵
政府的强制性公共规制主要包括设计标准规制与性能标准规制。设计标准规制是对食品厂商的生产过程和质量管理进行规范,如规定食品厂商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检验能力、包装储运等;性能标准规制是对食品中生物和化学物质含量的标准限制,如规定牛奶中的细菌和药物含量的许可水平。
虽然食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为政府的强制性公共规制提供了理由,但对于安全食品的供给,来自政府的强制性公共规制却并非是绝对有效的,即存在着食品安全的公共规制失灵。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强制性公共规制失灵主要表现在,难以有效地介入和控制供应链的生产过程。
1.强制性公共规制难以低成本地获取供应链质量信息。我国农业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奶农户小规模分散养殖与奶站布点收购的“奶站+农户”模式是我国原奶供应的主流。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与交易的特点,决定了乳品生产质量信息的分散性,规制者获取乳品质量信息的成本是高昂的。尤其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没有便捷、高效的质量检测手段出现,政府的强制规制必然是低效率的。譬如,三聚氰胺多是在奶站环节添加的,但如果向每一家奶站派驻一名质量监督员,则就是有限的行政资源所难以承担的了(2)。在总量上,我国卫生监管人员总数已经到达500万以上,卫生监管费用也在逐年攀升,从2000年的4.76亿元到2003年的5.5亿元,近年来的卫生监管总费用已经占到GDP的5个百分点以上。即“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作为市场失灵的一个来源在公共部门里也是普遍存在的”[2]。
2.强制性公共规制难以克服供应链的对策性低效率。食品生化学、基因研究和食品添加剂等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食品产业中的广泛应用,增加了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知识不对称程度。食品科技的进步在制约了政府规制效能的同时,也为被规制者以质量手段寻求利益最大化留下了充分的对策空间。规制者面对的是乳品供应链的“黑箱”,虽然强制规定了牛奶中的乳蛋白和乳脂等的含量指标,但这些指标却很容易被相应的食品添加剂所满足。对于强制性规制手段来说,要揭示微观层面这种持续更新的技术和专业信息的成本是高昂的,监管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
3.规制者缺乏获取供应链质量信息的激励。理论上,公共规制者代表的是公共利益,但现实中的政府机构和官员为了自身利益,其规制行为可能有悖于公共利益。一般地,公共规制者面对的是多元化的目标,除了食品质量安全的社会性目标外,还有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规制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会将有限的行政资源在这些多重目标间切换,使得现有的规制资源未必被充分应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领域。如面对制劣的乳品厂商,对于规制者来说,考虑到地区经济、利税、就业等其他目标,放松监管的得益往往大于充分监管的得益。因此,乳品供应链上的质量信息往往不易被规制者及时准确地揭示。
另外,除了难以深入供应链的质量生产过程外,强制性公共规制还会导致效率损失、小厂商的竞争劣势和阻碍技术创新。由于实际中每个生产者的设备和管理都是不同的,规制者设计和强制推行的标准,未必符合厂商实际生产中的技术效率,因而存在着可能的效率损失;另外,由于设计标准规制是一种强制的固定成本支出,无论厂商规模大小都必须投入,因而会造成小规模厂商的竞争劣势;因为强制性的公共规制缺乏弹性,在控制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的同时,也阻碍了微观领域技术和管理等创新的发生。
正如威廉姆森所指出的,各种治理方式的有效性是有边界的,如果一种治理方式被不适当地用到不适用的边界,就容易引致错置,导致边界失灵[3]。强制性公共规制有效发挥作用的范围仅限于供应链中组织化和产业化程度较高的部分,对于小规模、分散经营的食品生产与交易环节,公共规制则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而由供应链核心企业实施的恰当的私人规制,则可以有效地弥补这部分供应链的质量规制空白。
(二)供应链私人规制的优势
厂商间的私人规制包括纵向的供应链契约规制与横向的食品行业规制(3)。纵向的供应链契约规制是供应链上的核心厂商通过契约设计,来控制上下游厂商的质量生产行为,以实现食品产出和交易的质量安全。不同于市场机制与政府公共规制的是,这种私人规制是由供应链的核心企业通过契约手段实施的一种私人的质量激励约束机制,契约内容与履约方式是由厂商自发组织制订并在供应链内部自愿实施的。
如2003年,当黑龙江完达山乳业公司面对原奶收购的低质量困境时,就运用了这种私人质量规制,成功地控制了供应链上游的生产过程,并有效地提高了原奶的收购质量。
2003年底,完达山乳业公司发现收购的原奶蛋白质含量在不断下降,有些分公司原奶蛋白质含量甚至下降了0.16%,严重影响了制成品的蛋白质含量指标。虽然公司加大了对收购原奶的检测力度,但是蛋白质含量下降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抑制。经公司调查发现,奶农交付的原奶蛋白质含量下降的原因是:奶农饲养的奶牛品种差,决定了原奶的蛋白质含量低;奶农户分散饲养的管理水平有限;饲料价格上涨,但原奶收购价格不变,奶农为节约成本而降低了饲料标准;虽然规定了乳脂和乳蛋白的“双项”检测指标,但实际操作中仍以乳脂检测为主,乳蛋白检测为辅。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大批量地拒收不达标的原奶,即会影响公司效益,也会导致奶农亏损[4]。公司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针对这种由于上游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水平落后、质量成本投入不足、检测成本太高等原因所导致的原奶质量问题,政府的强制性公共规制显然难以有用武之地。再完备的设计标准和性能标准规制,也不可能深入到每个农户的圈舍去执行质量控制。面对这种情况,完达山凭借其专业技术和资金优势,实施了以下的私人质量规制。
1.对上游的原奶生产过程进行质量干预,以节约交易的质量信息成本。由于与奶农事后交易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质量不确定的风险,完达山通过介入原奶的生产过程、提前进行质量干预的办法,来保证高质量产出所需要的高标准投入,从而节约了日后原奶交易的质量检测费用。(1)用收购价格补贴的方式,激励奶农使用完达山牌精饲料;(2)对公司辖区的奶牛每年进行两次结核病、布氏杆菌防疫;(3)用奖励和补贴来激励奶农建设青贮窖、购买青贮铡碎机,推广先进的“青贮舍饲”养牛法;(4)定期对奶农的饲养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并对每户奶农进行记录评价;(5)聘请技术人员对奶户进行饲养管理培训。[4,5]
不同于一般的乳品公司,完达山不是简单地规定奶农交付原奶的质量指标,而是将饲养监督、疫病防治、生产方式奖励等质量规制内容,渗透到奶农的原奶生产过程中去。通过从源头上控制原奶的产出质量,来节约了日后原奶交易的检测费用;将难以测度属性的交易转化为企业控制下的可测度属性物的交易[6]。这样原本公共质量规制难以介入的农户养殖领域,因完达山对农户的私人契约规制而得到有效操控;原本质量成本投入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因完达山的一系列激励约束措施而得以改善。
与公共规制相比,这种私人规制的信息成本优势来源于私人规制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供应链的核心厂商一般比政府官员掌握更多的专业技术知识,能够低成本地获取食品生产的质量信息。与监管部门等外部规制者相比,私人规制者是供应链的内部成员,食品质量信息在私人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分布相对比较均衡。因而,由核心厂商实施的私人质量规制在节约信息成本方面比公共规制者更有效率。尤其是在规制准则的动态更新上,私人规制者对供应链内部的食源性污染和添加剂滥用的反应速度更快、应变弹性更强,缩短了食品安全事故被发现的信息时滞。
2.通过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担,减少供应链上游的对策性行为。在原奶生产过程的“黑箱”被打开后,针对奶农生产高质量原奶的成本太高、缺乏投入激励、被动低质量选择的问题,完达山采取改造农户的落后生产方式、提升其利润空间的办法,来进一步减少农户的对策性行为。完达山凭借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通过把奶农分散式的高成本原料采购,变为由公司集中生产或统一采购,并向农户优惠发放,使农户生产高质量原奶有利可图,以减少其对策性行为。(1)自主研制完达山牌精饲料,统一向奶农户优惠发放(对使用该饲料的奶农,在每千克原奶收购价格上补贴0.03元);(2)集中供给疫病防治、技术咨询等服务(公司每年对农户奶牛统一进行两次疫病防疫);(3)聘请专家集中对奶农进行饲养管理培训,提高奶农的饲养管理水平;(4)奖励和补贴采用先进饲养方式的农户(对采用“青贮舍饲”养牛法的农户,每立方米青贮窖建设,公司补贴30元;每购置一台青贮铡碎机,公司补贴500元);(5)及时提高原奶的收购价格(在原价基础上每千克奶价上调了0.04元)。[4,5]
这样,虽然奶牛养殖仍然分散在奶农间进行,但供应链上更多的配套生产环节却在完达山公司层面实现了集中,实现了规模效益。过去奶农分散购买饲料和技术服务等的高成本,被完达山凭借其规模优势大幅度压低和分担。这些措施不仅有效地降低了高质量原奶的生产成本,也大大提高了供应链的利润空间,降低了奶农针对质量投入所采取的对策性行为激励,使高质量原奶生产所需的高投入成为可能。
与公共规制相比,私人质量规制之所以能够减少对策性行为的发生,是由于私人规制是厂商间自愿实施的一种质量激励约束机制,而不是外力的强制施加,因而具有内生性和自组织性。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契约合作关系,使得被规制者的对抗性较小,对策性行为较少。此外,与公共规制相比,私人规制者所设计的规制内容与供应链生产实践的契合度较高,因而具有较好的实际可操作性,规制实施的摩擦成本也相对较小。
3.高质量产出所带来的高收益,使得完达山实施私人规制的激励进一步增强。以上的私人规制措施运作一年后,完达山收购的原奶蛋白质含量逐渐上升。到2005年初,完达山的原奶蛋白质含量平均上升了0.18%,个别分公司甚至上升了0.35%。2008年9月“三鹿事件”爆发后,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检查结果中,完达山的受检产品全部合格。在这次食品安全“风暴”中,完达山凭借私人规制下的产品质量优势,不仅避免了劣质乳品所导致的企业破产风险、赢得了消费市场声誉、增强了供应链核心控制力,还在而后的同业竞争中赢得了稀缺的市场份额。规避政府干预的风险、品质的声誉收益和同平行供应链的竞争优势,为核心厂商实施私人规制提供了充分的激励,使得私人规制作为一种质量约束激励机制,具有了可能的长效性与持续性。
与私人规制相比,虽然公共规制的作用方式直接、作用力强,但其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也往往较短。尤其在当前转型期的行政体制下,有力的公共规制往往是以“行政风暴”的形式出现,其作用力度受制于政府某一时期的主观偏好,不具有平稳性。而私人规制影响厂商质量选择的方式是间接的,对关联厂商的作用力较为缓和。在高质量产出所带来的高收入预期下,一旦私人规制成为某一食品生产的行为模式,这种制度安排对行业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具有演化的路径依赖性和可持续性,平稳性较强。
从完达山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私人规制的优势。在私人质量规制中,核心企业通过对生产过程干预,可以节约食品质量鉴别的信息成本;通过与上游厂商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担,能够减少供应链成员的对策性行为;通过高质量食品产出对私人规制者的回报激励,能够使私人规制具有可持续性和平稳性。以往公共规制所难以介入的供应链生产领域,因私人质量规制的一系列精细的契约设计而得以有效控制。
私人规制作为介于公共规制与市场规制之间的中间手段,在解决食品质量市场失灵与补充公共规制失灵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转型时期,不仅要对政府的公共质量规制进行改革,更要推动供应链私人规制的实施,才能有效地控制食品生产过程的质量安全。
三、私人规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虽然供应链私人规制对食品生产过程有着明显的质量规制优势,但这些优势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是有条件的。从完达山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私人规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几个条件。
(一)良好的支持政策环境
私人规制的培育和发展,需要供应链厂商间的长期磨合与持续的投入。由于一般乳品企业都缺乏这种与上下游厂商深入合作的能力与激励,因此,私人质量规制往往难以实现。针对乳品企业实施私人规制的能力不足和长期合作的激励缺乏,黑龙江当地政府部门及时出台了有利于私人规制的相关扶持政策:(1)以贷款贴息政策诱导奶农购买良种奶牛;(2)实行原奶价格直补政策,在完达山的原奶收购价格基础上,每交售1千克原奶,农垦总局直接补贴奶农0.10元;(3)对奶农的青贮饲料用地给予50%的利费减收政策;(4)规模型家庭牧场购买挤奶机,给予购机差额补贴;(5)在养殖集中区建立“技术咨询、防疫灭病、饲料发放、奶资兑现”综合服务站。(6)全省各地成立由奶农代表、加工企业、奶业协会和政府四方组成的原料奶价格协调委员会,协调确定本地区的原奶购销参考价格,定期发布,来引导原奶市场交易价格的合理形成。[4,7]
黑龙江当地政府的相关扶持政策,为私人规制的有效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提高了完达山实施私人质量规制的能力与积极性。银行信贷、财政直补、土地利费、利益协调机制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支持,弥补了完达山实施私人质量规制的能力不足,使得私人规制的实施成为符合厂商经济理性的选择。完达山与奶农的原奶交易从低质低价的简单交易模式中摆脱出来,走上了利益协调、成本分担、质量信息透明、长期合作的私人规制模式上来。
(二)核心厂商的利益协调与成本分担
奶农的原子式特征和乳品公司单边垄断收购的强势谈判力,使得乳品公司往往偏好于向上游奶农转嫁来自于下游的市场压力,在原奶收购中对奶农实施压级压价的短期行为;相应地,奶农的调整对策只能是降低质量成本投入以避免压级压价所造成的亏损;又因为对小规模、分散供应的原奶进行逐户充分检测的信息成本高昂,制约了乳品公司的质量检测力度。所以,乳品公司不得不被动承接上游的低质量原奶,并默认其流入消费领域,最终乳品生产落入了低质量“陷阱”,难以脱身。这种低质量“陷阱”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司“压级压价”的短期行为所导致的奶农被动低质量选择。如在整个供应链的总投入中,奶牛养殖环节的投入约占总投入的75%,加工和流通环节各占15%和10%;三个环节的利润分配比却是1:3.5:5.5,投入最多的奶农团体得到的收益份额却是最少的[8]。
私人规制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由核心企业对供应链的弱势团体进行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担,促使各环节的利润分配比例向着合理的水平回归。否则,很难避免弱势团体以质量手段来谋求应有利润和规避亏损。如完达山所采取的利益协调措施:以集中采购和优惠发放的规模优势,来分担农户的部分高成本;以技术指导、养殖方式奖励和生产监督,来改造农户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其获利空间。因此,只有对薄弱环节进行适度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担,才能使高质量食品生产成为农户经济理性的选择,才能使高质量原奶生产所需的高成本投入成为可能。可见,核心厂商行使市场势力的模式需要发生转变,要从针对价格、行使短期市场势力的“单赢“模式,转变到针对质量、行使长期市场势力的“双赢”模式上来。
(三)明确私人与公共规制边界及政府行为
虽然核心厂商有着充分的激励来实施私人规制(如消费市场的声誉收益、行业内的竞争优势等),但毕竟其实施主体是私人厂商。这就决定了其质量规制努力只能是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最大化。即私人规制虽然有助于弥补政府在生产过程方面的监管缺失,但其规制的质量绩效却未必与社会对食品质量的要求完全吻合。这时,就需要政府实施惩罚性的激励,促使厂商的规制努力及质量绩效与社会目标相一致。如按照公共食品安全的要求,将安全食品供给的责任,界定给具备私人规制能力的核心厂商。通过高昂的预期惩罚成本,激励核心厂商提升私人规制努力,使私人规制的质量绩效尽量靠近公共食品安全标准。
核心厂商提升私人规制努力的前提是预期惩罚成本的可置信性,如果可以通过贿赂地方监管官员、透支政府公信力等手段大幅度地减少惩罚成本支出,则理性的核心厂商就缺乏实施充分私人规制努力的积极性。私人规制的食品质量水平就可能均衡于低于公共要求的水平上。因此,规范的政府规制行为也是私人规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综上可见,单纯的强制性公共规制可能会加重由政府干预导致的市场失灵,而放弃公共规制,完全依赖私人规制,也未必是最优的选择。比较理想的方案就是在公共规制失灵的领域引入私人规制,通过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规范的政府行为,来激励核心厂商实施充分的私人质量规制。
四、结论
我国的农业经济现实决定了,主流的“公司+农户”模式短期内将难以改变(4)。这种小规模农户分散生产的食品供应模式,使得来自政府的强制性公共规制难以有效介入食品的质量生产过程。对食品生产过程的质量规制缺失,导致了添加剂滥用等供应链对策性行为的不断发生。尤其是对于那些异质性强、质量信息成本高昂的食品,公共规制失灵的特征更为明显。与公共规制相比,来自供应链核心厂商的私人质量规制,凭借其信息成本优势、对策性行为少和规制的可持续性,能够有效地弥补公共规制对供应链生产过程的质量监管缺失。政府的扶持与激励、核心厂商的利益协调和规范的政府行为,是私人规制实施并充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在西方发达国家,食品规制政策一般都经历过一个从单一刚性规制的传统模式,向放松政府规制、倡导自我规制、尝试间接规制的转变过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食品行业中,政府对私人规制的扶持与激励也多以法律的形式长期固定下来。如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立法限制大型工商企业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而是引导农业企业与农户缔结契约型的农产品产销关系。政府积极鼓励涉农公司与农户的深度契约合作,对于同上游农户实施利益协调、成本分担的公司给予扶持。如与农户签订诸如贷款契约、利润分成契约和保障起码收入契约的涉农公司,美国政府会给予税收优惠[9]。
在我国当前的转型期,市场组织结构的发展要求政府退出一些无效率的规制领域,但政府退出后留下的规制空白,却没有被市场经济主体的私人规制所及时填补,造成了许多类似食品质量安全这样“青黄不接”的社会问题。因此,面对食品生产过程的质量规制空白,政府需要做的不是进一步强化低效率的公共规制,而是培育和扶持食品供应链上厂商间私人质量规制的尽快形成,以弥补政府对生产过程进行质量规制的先天不足。
正如科斯对灯塔的考察所表述的,“历史表明,与许多经济学家的信念相反,灯塔的服务可以由私人提供”[10]。长期以来,在质量规制领域,从理论到实践,人们对于政府公共规制与企业市场行为间的关系往往采取割裂的态度,使得私人规制在国内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实际的需要。诸如私人规制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问题、私人规制的演化机制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摘要：在现有的质量规制政策下,食品质量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的原因是强制性公共规制难以有效地介入食品供应链的质量生产过程。对供应链生产过程的公共规制失灵,为被规制者以质量手段谋求利益最大化留下了充分的对策性空间。由供应链核心厂商实施的私人质量规制,以其信息成本优势、对策性行为少和规制的可持续性,能够有效地弥补公共规制对供应链的质量规制空白。
关键词：食品质量安全,乳品供应链,规制
参考文献
[1]中央政府门户网.快速检测三聚氰胺激光仪:检测半分钟准确率100%[EB/OL].[2009-03-01].http://www.gov.cn/jrzg/2009-03/01/content_1246907.htm.
[2]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79.
[3]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59-61.
[4]张辉.完达山奶业基地原奶蛋白质下降的原因即解决措施[J].中国奶牛,2006(2):50-51.
[5]崔文平,江吉福,彭乐东.完达山注重奶源基地建设促进产业发展[J].黑龙江畜牧兽医,2001(8):31-32.
[6]刘东,徐忠爱.关系型契约特殊类别:超市场契约[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9):54-59.
[7]聂迎利,林少华.建立原料奶价格协调机制保障奶农利益[J].中国乳业,2008(7):2-7.
[8]王林枫.我国奶业主产区奶牛生产效益与牛奶品质的调查分析[D].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6:110.
[9]陈怡,周应恒,吴群.国外涉农企业与农户处理利益关系的经验及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3(1):80-88.
质量规制论文 篇7
然而,随着乳品行业的快速飞跃式的发展, “还原奶”、“抗体奶”的报道见诸报端,引起消费者对于乳制品安全的担忧,尤其是2008年三鹿奶业“三聚氰胺”事件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给消费者造成了身体损害和心灵创伤,对于乳制品行业持续发展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同时,乳制品质量安全成为了消费者关注的焦点。政府加大了对于乳制品质量安全监管的规制的力度,同时不断改革乳制品监管的措施和完善体制建设。
1 博弈模型
1. 1 博弈假设
假设1: 假设有两个博弈参与者,一个是乳制品安全规制机构,中央及各地方规制机构; 另一个是乳制品生产企业。
假设2: 博弈过程仅为一次博弈。
假设3: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双方都有两个可选策略,对乳制品规制机构来说策略为规制与不规制; 而对于乳制品企业来说是生产或销售安全乳制品和生产或销售劣质乳制品。
假设4: 博弈过程只研究双方采取某项策略的超额收益,而不计算规制者因其他策略而获得的收益和遭受的损失,也不计算被规制者与策略行动无直接影响的正常生产所带来的利润或亏损。
假设5: 支付函数的假定。第一,假定乳制品安全规制者规制收益为V (政府官员业绩收益俗称选票收益), 政府规制成本为C1; 企业生产安全乳制品获得的超额收益为R,为此所需付出的成本为C2。第二,当规制者进行规制时,被规制者不配合依然生产低质量商品时,规制者收益为从被规制企业中获得的罚款F减去规制所付出的成本C1 ; 被规制者在此策略下的收益为生产劣质品所带来的超额所得P减去因为受到规制者的处罚上缴的罚款F。第三,假定规制机构不进行规制,企业依然选择生产合格乳制品,在此种策略选择下,规制者因为不做为,收益为0,乳制品企业收益为声誉收益R减去为此所需付出的成本为C2即是R - C2。第四,假定规制者不规制,企业选择生产劣质品,在此种情况下,规制者由于没有进行规制活动而造成的声誉和失职损失C3,而乳制品企业因为在不受规制的情况下生产劣质品的收益为P。第五,规制者采取规制策略的概率为r,不规制的概率为 (1 - r), 被规制企业采取生产安全乳制品的概率为s,生产劣质品的概率为 (1 - s)。
1. 2 博弈模型的构建
1. 3 博弈结果的分析
1. 3. 1 纯策略纳什均衡
第一,假定规制机构选择规制,此时如果被规制企业的收益R - C2 > P - F,被规制企业选择生产安全乳制品。如果在R - C2 > P - F假设下,被规制企业选择生产安全乳制品时,如果规制的收益为V - C1 > 0,规制机构选择规制。此时寻找到了一个纳什均衡结。但是如果V - C1 < 0,也就是规制动机不强时,不能找到纳什均衡结。
第二,假定规制机构选择规制,此时如果被规制企业的收益R - C2 < P - F,被规制企业选择生产劣质乳制品的收益更大。如果在R - C2 < P - F假设下,也就是被规制企业选择生产劣质乳制品时,如果规制机构此时的收益为F - C1 > - C3,则规制机构将选择规制策略。此种支付收益假设下,规制机构选择规制和生产劣质乳制品这一策略组合实现了纳什均衡。然而如果F - C1 < - C3,此时规制机构选择不规制,因此不存在纳什均衡。此种情况说明,如果政府的惩罚力度过小或者惩罚成本过大都不利于乳制品质量提高。第三,假定规制机构选择不规制的策略,此时如果被规制企业的支付收益R - C2 > P,被规制企业将选择自觉生产安全乳制品,而该假设在现实中往往是不成立的。第四,假定规制机构选择不规制的策略,此时如果被规制企业的支付收益R - C2 < P,被规制企业选择生产劣质品,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此假设下即R C2 < P,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生产劣质品,规制者策略取决于F - C1与 - C3的大小。一般来说F - C1 > - C3,政府的行为将是选择规制,此时不能实现纳什均衡。只有F C1 < - C3,规制者将选择不规制,从而实现了策略组合不规制与生产劣质乳制品的纳什均衡。然而这种假设又是不符合我们的常识判断的。通过以上假设及策略结果分析,我们发现找寻纯策略纳什均衡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 因此,纯策略纳什均衡的政企策略组合未必能具有普遍适用性。
1. 3. 2 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现实中,由于乳制品规制机构与乳品企业间,以双方各自的收益作为博弈对象,纯策略纳什均衡是不存在的。长期来看,双方真正的博弈结果只有在扩展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中才能找到。假定规制机构不对乳制品安全采取规制的失责损失为C3 < C1 - F,且乳品企业生产不安全乳制品被查处或罚没的损失F大于其从制假造假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P,这时,乳制品安全规制机构的规制才有意义。在乳制品规制机构以概率r选择对乳品企业进行规制,以概率 (1 - r) 选择不规制,乳品企业不违法违规而生产安全乳制品且配合规制的概率为s,违法违规概率为 (1 - s)。
规制机构的期望效用函数F1为:
F1 = r [s ( V - C1) + (1 - s) ( F - C1)] + (1 - r) (1 - s) ( - C3)(1)
对式 (1) 求关于r的一阶导数,得到乳制品规制机构最优选择的一阶条件为:
乳品企业期望效用函数F2:
对式 (3) 求关于s一阶导数,得到乳品企业最优选择的一阶条件为:
从结果来看,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r*,s*) 即如果乳制品安全规制机构以概率r*= ( P + C2 - R) / F进行规制的情况下,那么被规制的乳品企业将以概率1 - s* = ( C1 - V) / ( F + C3 - V) 生产不安全的乳制品。如果 (1 - s) > (1 - s*),乳制品安全规制机构的最优选择策略为规制; 反之,则不规制。如果 (1 - s) = (1 - s*), 则乳制品规制机构的规制行为将是随机的。如果r > r*, 乳品企业的策略选择将是生产安全的乳制品并且积极配合规制机构的规制; 反之,乳品企业的策略选择为生产不安全的乳制品。如果规制机构对乳品企业规制的概率r = r* 时,乳品企业将随机选择生产何种类型的乳制品。
1. 4 对于企业行为分析的总结
一是如果规制机构对企业采取规制的成本C1,越大, 乳品企业则越有生产不安全乳制品的倾向,以此降低成本,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而不是积极配合乳制品规制机构的规制。二是乳制品规制机构由于规制失灵所带来的损失C3和对生产不安全乳制品的乳品企业的罚没数额F均与乳品企业生产安全的乳制品的概率正相关。三是在实际工作中,除了加大对于生产劣质乳品企业的处罚力度,同时要加强安全乳品和劣质乳品的宣传力度,加大信息透明度,理性选择乳制品,从而减少劣质乳品的销量,从根本上降低乳制品企业生产劣质乳品的激励。
此模型构建的主要局限在于: 模型构建的基础,是为了分析和研究方便,找到问题的本源,抽象掉了一些诸如乳制品安全规制的体系不完善,存在规制漏洞,规制的能力不足,技术手段落后,以及公众参与不足等因素。另外,静态分析中没有把规制机构或规制人员与乳品企业的合谋行为引进来,现实中可能存在合谋行为,也最可能导致对乳制品安全“越规制越乱”的局面。
2 政策建议
质量规制论文 篇8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与进步, 我国城市集中供热事业发展迅速, 形成了燃煤、燃气、热电、地热及其它不同热源的多种供热模式, 供热模式的变革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 对促进节能环保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热源结构不合理, 以天津为例, 截止2012年底, 燃煤锅炉供热占全市供热面积的66.8%, 热电联产占25.6%, 燃气供热占3.9%, 地热和其它能源供热占3.7%[1]。作为占热源重大比例的燃煤供热企业由于面临严重的成本倒挂问题, 需依赖政府的财政补贴。为保障供热企业的持续运营, 国家相关部委做出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但目前按供热面积的财政补贴办法缺乏科学、规范的标准。要解决供热企业运营困境, 保障供热企业可持续发展, 迫切需要研究科学的财政补贴方案。本文试图基于成本规制的和服务质量考核管理理念研究财政补贴新方案, 一方面为构建政策性亏损补贴机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对促使供热企业加强日常运营管理和激励其提高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发放燃煤供热财政补贴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1.1 基于集中供热事业本质属性的分析
作为关系民生的城市集中供热企业兼具经营性和公益性双重特征, 其中公益性是供热企业的根本特性, 因为它承担为本区域居民提供公共热源服务的基本功能, 供热企业必须在确定的时间和周期以可能低于或等于成本的取暖价向居民提供热量, 满足居民用热的基本需求, 这决定了企业必须首先保证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 不能把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唯一的目标。但供热企业也具有一般企业的特点, 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追求经济效益, 因此具有经营性。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城市集中供热事业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 作为准公共物品,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 政府的财政补贴必不可少。
1.2 基于供热企业“成本倒挂”经营现状的分析
作为准公共物品, 热价原则上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 有省 (区、市) 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经授权的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城市供热价格有供热成本、税金和利润组成[2], 而处于下游的煤炭生产企业则完全市场化经营, 煤炭企业有自主定价权, 煤炭作为燃煤供热企业燃烧锅炉主要的燃料, 在其成本支出中占很大的比例。为理顺煤、热价格关系, 促进煤炭、热力行业协调发展, 经国务院同意, 发改委与建设部特制定了煤热价格联动机制, 当煤炭到厂价格变化超过10%后, 相应调整热力出厂价格[3]。近年来, 煤炭价格不断攀升, 而热价的调整受到居民承受能力、审批程序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不能及时调整到位, 燃煤供热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成本倒挂问题[4]。
2013年, 天津市物价部门所抽取的部分供热企业成本监审数据显示燃煤供热成本为每平方米29.87元[5], 而天津市居民住宅集中供热价格每平方米25元[6], 非居民住宅每平方米36元[7], 天津市90%左右的供热企业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从保障集中供热事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确保居民公共利益视角分析, 财政的燃煤供热补贴必不可少。
2 目前天津市燃煤供热财政补贴方案及其存在的问题
2.1 目前天津市燃煤供热财政补贴方案及资金拨付管理流程
燃煤供热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成本倒挂问题, 不仅对供热企业带来显著的成本压力, 使供热稳定性缺乏保障, 同时也潜在地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 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指出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确保居民温暖过冬[8]。目前大部分城市结合当地财政补贴总额, 均采取了基于燃煤企业总供热面积补贴管理办法, 每平方米补贴标准一致。
天津市燃煤供热财政补贴按照2008年统计的全市各供热单位燃煤锅炉为居民用户供热的总建筑面积, 按照每平方米补助标准一致的分配原则。现行的资金拨付流程为:首先市供热办向市财政提供补贴方案 (具体到每个供热单位和补贴金额) ;其次市财政局将补贴资金拨付各区县财政, 并要求各区县财政同比配资;最后, 各区县财政会同各区县供热办, 将补贴款发放到各供热单位。2008年, 市及区县两级财政分别拨付2亿元燃煤供热财政补贴资金。目前, 市财政将补贴资金减少至1.2亿, 调研中发现, 区县财政由于资金紧张, 补贴资金到位率很低。
2.2 现行燃煤供热财政补贴方案存在的问题
目前这种大平均的燃煤供热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缺乏科学、规范的计算依据, 没有区分供热企业的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 看似公平实则不公平;同时补贴资金也没有与供热企业服务质量考核相挂钩, 可能使很多供热企业花费较多的精力争取更多的补贴资金而不是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供热服务质量。总之, 这种补贴办法没有对供热企业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不利于财政资金优化配置。
在理论上, 集中供热具有公益性和商品性双重特性[9], 依据供热企业的二重特征供热企业的亏损可分为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 凡因供热企业公益性功能造成的亏损为政策性亏损, 因供热企业自身管理因素造成的亏损为经营性亏损, 经营性亏损有企业自负, 而政策性亏损政府必须对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温晶 (2005) [10]指出我国集中供热单位还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不能完全企业化经营, 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相互混淆, 测算价格调整方案时, 人为将经营性亏损扩大达到调价的目的;找有关部门要补贴时, 将经营性亏损向政策性亏损转移, 以获得更多补贴资金。宋洁尘、奇锋 (2007) [11]提出应该优化财政对供热和采暖的补贴方向, 变救死扶伤型的普遍补贴为优化型的重点补贴, 采暖补贴应该主要面向规模大、效率高的供热企业。
3 成本规制和与服务质量考核相挂钩的补贴管理理念及其应用意义
3.1 成本规制管理理念及其应用意义
“成本规制”是指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建立科学的单位成本标准, 合理的界定某行业成本范围, 测算、审核和评价其经营管理状况, 并据此测算财政补贴和科学定价调价的政策, 目前这种规制管理办法在公交行业财政补贴方案中得以广泛应用。
成本规制管理政策有利于行业内成本监管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公开化, 同时还有利于政府相关部门确定企业政策性亏损, 从而为制定燃煤供热财政补贴标准和定价调价策略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此外还有利于促使行业企业加强成本控制、提高日常经营管理效率。
3.2 与服务质量考核相挂钩的补贴管理理念及其应用意义
与供热企业服务质量考核相挂钩的补贴管理理念是指在计算燃煤供热财政补贴方案时, 综合考虑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 使财政补贴资金与企业经营管理综合考核指标相挂钩。这种补贴管理制度, 一方面可以引导和规范供热企业主体经营行为, 激励其重视供热服务质量, 另一方面可以优化财政补贴资金的配置方向,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4 基于成本规制和服务质量考核的燃煤供热财政补贴方案设计
4.1 方案设计的原则及计算方法
燃煤供热补贴方案的制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要考虑成本和热价等各个影响因素, 而且还涉及财政等多个政府部门;此外, 不仅要考虑企业的经济利益, 而且还要考虑政府的财政能力, 因此供热行业燃煤供热补贴应遵循政府主导、合理性与适度激励相结合的原则。基于成本规制和服务质量考核的燃煤供热财政补贴方案设计如下:
(1) 当C>I, 即供热企业规制收入不足以弥补规制成本时, 燃煤供热补贴金额为:
(2) 当C≤I, 且a%≤r, 即供热企业规制盈利, 但规制成本利润率小于标准成本利润率时, 燃煤供热补贴金额为:
(3) 当C<I, 且a%>r时, 即供热企业规制盈利且规制成本利润率超过标准成本利润率时, 不对供热企业进行燃煤供热财政补贴, 即B=0。 (3)
其中, I-规制收入;
C-规制成本;
B-供热企业燃煤供热补贴总额;
r-标准成本利润率;
R-标准成本利润额, R=C×r;
a%-规制成本利润率, ;
n-服务质量考核占燃煤供热财政补贴的权重;
S-供热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档次系数。
4.2 补贴方案各项指标标准的制定
为了合理界定供热企业的公益性收入、成本费用范围, 准确地反映供热企业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供热服务质量, 并据此测算财政补贴额度, 则财政补贴方案中的各项指标应进行详细的规制, 具体规制标准制定办法如下:
4.2.1 规制收入 (I)
指供热企业供热运营期间按照物价局规定的收费标准所收取的采暖费。
4.2.2 燃煤供热企业规制成本 (C)
指供热企业正常运营时与公益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成本费用, 包括直接运营成本、期间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和其他运营成本组成。其中直接运营成本包括供热企业运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与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成本费用, 包括人工费 (含社会保障、工资附加、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 、燃料费、水费、电费、折旧费、锅炉设备大修理费、运行维修费等;期间费用指供热企业为组织和管理营运所发生的管理费和财务费等;营业税金及附加指供热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负担的税金及附加, 包括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费及教育费附加等;其他运营成本是供热企业实际发生的与经营生产直接相关的成本和费用, 包括营业外支出和其他业务成本。
(1) 直接运营成本。
对于燃料费、水费、电费、锅炉设备大修理费、运行维修费按单位供热面积进行规制标准值, 燃料费、水费、电费、大修理费、维修费允许规制值在标准值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浮动。当成本监审数超过浮动范围上线时规制值取范围上限;当成本监审数在浮动范围之内时规制值取监审数;当成本监审数低于浮动范围下限时, 规制值取浮动范围下限。标准值依据本区域行业内单位面积平均消耗水平确定。
对人工费、锅炉设备折旧费等成本项目只设立确定的标准值, 不设浮动范围。其中人工费、折旧费规制值的确认的原则为:当实际发生数超过标准值时规制值取标准值;当实际发生数额小于标准值时, 规制值取实际发生数。人工费规制标准按照本地区统计部门公布的行业内年平均职工工资标准核定, 职工人数按照企业平均人数确定。折旧费:原则上按行业内规定的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计提。
(2) 期间费用。
管理费不包括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费和固定资产折旧费, 等于全部营业成本乘以管理费费率。管理费费率依据近几年供热行业管理费费率情况取平均值, 可设置浮动范围, 允许标准值在管理费浮动范围上下限浮动。当管理费监审数高于标准值上限时规制值取标准值的上限;当监审数在标准值上下限范围内时规制值取监审数;当监审数低于标准值下限时规制值取标准值下限。财务费:原则上按实际贷款额及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核定, 并按照经营期计算平均贷款利息。
(3) 营业税金及附加。
按照税法相关规定据实计提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列支的总额。
(4) 其他运营成本。
未具体规定约束标准的其他费用按照行业相关规定和有关财务制度和具体政策执行。
(5) 不计提补贴基数的成本支出。
不应计提在补贴基数的成本支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企业发生的非持续、非正常活动发生的费用;与供热服务无关的费用;滞纳金、违约金、罚款;公益性捐赠、公益广告、公益宣传费用;所属与供热运营无关的单位补助支出;其他不合理的支出等。
4.2.3 标准成本利润率 (r)
标准成本利润率根据本地区供热行业实际情况确定一定的比率。
4.2.4 标准成本利润额 (R)
标准成本利润额 (R) =规制成本 (C) ×标准成本利润率 (r)
4.2.5 规制成本利润率 (a%)
4.2.6 供热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档次系数 (S)
企业质量信誉等级分为优秀 (综合考核评价值W≥90) 、良好 (综合考核评价值80≤W<90) 、一般 (综合考核评价值70≤W<80) 、较差 (综合考核评价值60≤W<70) 、很差 (综合考核评价值W<60) , 分别为AAA级、AA级、A级、B级、C级表示, 相对应的考核档次系数分别为1、0.8、0.6、0.4、0。
5 实施燃煤供热财政补贴方案的对策建议
5.1 制定完善的燃煤供热财政补贴监管制度
供热企业的公益性决定了政府财政补贴的必要性, 为保障燃煤供热补贴方案的科学性以及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必须对供热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因此, 可以设立供热行业成本费用评价委员会, 其成员有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专家组成,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为日常工作机构, 办公室由相关单位派员参加, 办公室人员在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对供热行业规制成本标准、企业成本监审以及财政补贴方案的制定, 成本费用委员会负责对燃煤供热财政补贴方案的合理审核, 同时授权成本费用委员会监督供热企业的整体经营情况, 并对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情况实施必要的监管。燃煤供热财政补贴方案制作流程图, 如图1。
5.2 制定科学的供热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标准
为加强供热行业经营管理, 规范企业经营行为, 提高其供热服务质量, 保证广大热用户的合法权益和建立健全燃煤供热财政补贴资金的奖惩机制, 供热行业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应遵循合法、公平、公正、公开、科学、合理的原则, 针对供热企业服务的内容和质量, 建立综合考虑供热企业财务、节能、环保以及供热服务质量和日常运行管理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 (如图2) , 并针对供热行业整体情况制定科学的标准指标以便评价考核内容的具体量化, 形成财政补贴与服务质量考核相挂钩的激励体系, 采取多元化的评价主体, 充分发挥热用户对供热服务质量的监督作用。
6 结论
“商标蟑螂”的法律规制 篇9
一、商标法基本目的与“商标蟑螂”
“商标蟑螂”申请商标注册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实质性的生产经营，而是为了对其商标待价而沽或等待其他市场主体使用其注册商标进而利用其商标权的排他性对使用者进行讹诈。“商标蟑螂”的基本运作程序分为如下几个步骤：首先，搜索当前社会上或市场上的“流行语”或“热词”，并根据情况，在多个商品或服务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申请；其次，通过各种途径销售其商标注册申请或注册商标；再次，密切关注市场对商标标识的使用情况，如有他人使用该商标标识，“商标蟑螂”通常先放水养鱼，等到他人使用该商标标识达到一定规模后，再以商标侵权诉讼相威胁，进而获得超额利益。
商标法的基本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建立商标与商品或服务的一一对应联系，标示商品或服务的来源，避免消费者的混淆，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二是对于市场主体而言，通过其诚实守信的市场经营和实质投资，建立起商标与商品或服务的对应联系，并依法排除仿冒者，从而确保市场主体优质的产品或服务唯一地到达消费者，进而也就确保了市场主体的销售渠道、市场份额和市场利益。通常而言，商标法的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保护市场主体诚实守信经营与投资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当然，并不完全排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在仅转让商标而不转让生产制造能力时，商标法的两个基本目的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冲突。但是，商标法必须至少保证上述一个目的的实现；否则，商标法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商标蟑螂”对其所声称的产品或服务并无实质投资，因此，保护其诚实守信的市场经营和实质投资无从谈起。同时，由于“商标蟑螂”本身无商品或服务的特性，更不可能建立起其商品或服务与该商标的对应联系，从而也不可能达到商标法有关避免消费者混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基本目的。因此，虽然“商标蟑螂”的产生与商标注册制度和先申请制度密切相关，但是“商标蟑螂”的存在并不符合商标法的基本目的，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
二、商标注册、无效、撤销程序对“商标蟑螂”的规制
为了避免“商标蟑螂”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我国商标法在商标注册、无效、撤销等程序中均非常重视对“商标蟑螂”进行规制。商标法规定：对于具有不良影响的标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的标志或者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以及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志，不得申请注册商标。我国商标法的无效程序将商标无效理由划分为绝对无效理由和相对无效理由。任何人均可根据绝对无效理由申请宣告商标无效，并且不受时间期限限制；在先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根据相对无效理由在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申请宣告商标无效，对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则不受五年的时间限制。同时，上述人员在商标初步审定公告后三个月内有权根据相应理由提出异议，要求商标局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另外，商标法还规定了商标撤销制度，如果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上述这些规定，对于从源头上遏制“商标蟑螂”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具体适用上述法律时，尤其是涉及商标申请异议或商标无效问题时，还应注意到在商标标识实际使用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大面积混淆应属于商标无效或商标申请异议的绝对理由。商标法第10条规定了商标权无效或商标申请异议的绝对理由。其中，该条第1款第8项是一个兜底性条款，即“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即使已被注册，但也应被无效。
今年初，在“非诚勿扰”案作出判决后，很多人认为江苏卫视败诉的根源在于江苏卫视在推出“非诚勿扰”电视节目时没有进行商标检索就贸然使用，故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非诚勿扰”纠纷的主要时间节点是： 2009年2月16日金某某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非诚勿扰”商标，2010年1月15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全面推出并立即获得了全国广大电视观众的关注，2010年6月6日国家商标局对金某某的商标申请进行初步审定公告，2010年9月7日国家商标局对金某某的商标申请予以核准注册。之后，金某某将江苏卫视告上法庭，指控江苏卫视构成商标侵权。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社会公众能够得知某个标识已经向商标局提出商标申请的时间是初步审定公告之日，而非商标申请之日。因此，江苏卫视能够得知金某某已提出商标申请的理论上的最早时间是2010年6月6日，而在此时，江苏卫视推出“非诚勿扰”电视节目已经将近五个月，该电视节目早已家喻户晓，人尽皆知。所以，虽然江苏卫视在推出该电视节目之前已经做了非常尽职的商标检索和调查，但并不能得知该标识已经被他人提出了商标申请。由此，可以看出，江苏卫视使用“非诚勿扰”冠名电视节目完全出于善意。同时，考虑到全国公众已经将“非诚勿扰”与江苏卫视的电视节目建立了紧密联系，如果维持金某某的注册商标有效，就会使公众误认为金某某所提供的婚介服务是江苏卫视提供的，造成公众的重大误解，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在商标标识实际使用人没有过错且出于善意的情况下，如何在商标的在先申请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进行判断和取舍，自然容易得出结论。
三、商标侵权诉讼层面对“商标蟑螂”的规制
“商标蟑螂”实现其利益的终极手段是商标侵权诉讼。因此，人民法院为了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亦非常重视在商标侵权诉讼程序中对“商标蟑螂”进行规制。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23号，以下简称“服务大局意见”）明确要求：“妥善处理注册商标实际使用与民事责任承担的关系，使民事责任的承担有利于鼓励商标使用，激活商标资源，防止利用注册商标不正当地投机取巧”。结合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案例，正确理解上述意见的精神，有效规制“商标蟑螂”，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时有必要重点关注如下问题：
第一，应以商标在先申请人是否有实际损失为主要标准，确定商标标识实际使用人的商标侵权法律责任。“服务大局意见”明确规定，如果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未实际投入商业使用，那么在确定侵权人民事责任时可将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作为主要方式。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可以酌情考虑未实际使用的事实，除为维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外，如果确无实际损失和其他损害，一般不根据被控侵权人的获利确定赔偿。如果注册人或者受让人并无实际使用意图，仅将注册商标作为索赔工具的，可以不予赔偿。另外，如果注册商标已构成商标法规定的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情形的，人民法院也可以不支持其损害赔偿请求。
第二，应综合考虑标识实际使用人的使用情况，合理确定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商标权利本质上来自于商标持有者的使用，商标获得保护范围的大小应与该商标的显著性和市场知名度成正比。服务大局意见明确提出：在商标侵权认定过程中，“认定商品类似和商标近似要考虑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的显著程度和市场知名度，对于显著性越强和市场知名度越高的注册商标，给予其范围越宽和强度越大的保护。”因此，如果对上述规定进行反对解释，商标注册人如果并未将其注册商标实际投入使用，其商标缺乏显著性和市场知名度，那么在考虑商品类似或商标近似问题时，就应该从严掌握。
从单一企业规制到关联企业规制 篇10
一、关联企业法的立法模式
我国学者普遍注意到了，在对关联企业的规制上，各国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分散调整模式和集中调整模式。所谓分散调整模式，是指没有专门的集中的立法对关联企业进行规制，相关的规定分散地隐藏在其它制度中。大多数国家都属于这种情况，在英美法系，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大陆法系，则包括法国、日本等国家都是如此。所谓集中调整模式，是指专门针对关联企业进行专章的集中规定，这种情况以德国为典型。德国股份公司法专章对关联公司的概念，一般关联公司的规制，公司集团(康采恩)以及公司归附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定。葡萄牙、巴西、斯罗文尼亚、我国台湾地区在其公司立法中也采用了德国股份公司法这种集中调整模式。
学者们普遍赞同我国的关联企业法应该采用德国的集中调整模式。本文认为，不仅是法系渊源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德国在对企业之间关联关系的调整上建立了更全面的、集中的、系统的法制，这种立法上的经验确实值得我国立法的借鉴。但是，我们也应考虑到问题是，不同法律部门，如证券法、税法、反垄断法等，都有自己不同的着眼点，有自身不同的规制角度和方法。这些着眼点的不同，导致不同法律在对待关联企业的认定上宽严不一，或者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规制的方法也有较大的不同。例如，证券法规制的对象是公开发行上市的公众公司，而公司法规制的公司包括各种形式的公司，前者自然在关联企业的认定和规制措施上要细密和严格得多。从立法学角度看，如果全部内容都系统的规定在公司法里，会导致在公司法里容纳了不同的视角，其自身无法达到逻辑的自洽。
因此，立法模式上，可以由公司法对关联企业做出一般性地较全面的规定，为其它部门法提供基础，同时也应当允许各个部门法从自己的规制角度出发，做出特别的规定。
二、关联企业的界定
对关联企业进行法律规制，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关联企业，也就是必须解决规制对象问题。坦率地说，关联企业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涉及合同连接、股权连接，还涉及董事连锁及其它形式，要涵括一个完备的关联企业形式，并不容易。尽管如此，目前界定方法却存在内在的缺陷。例如，吴越教授《公司法之关联企业与企业集团法草案初稿及说明》第1条就是直接界定关联企业，而没有以关联关系的界定作为方法性前提。
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在逻辑上并不妥当。理由有两点：
1、关联企业作为企业本身与单个企业并没有什么不同，仅仅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而使它们与单个企业区别开来。因此，关键的区别是关联关系，而不是企业本身。直接去界定关联企业而不是关联关系是没有抓住本质。
2、目前法学的基本分析是建立在法律关系理论基础之上。因此，在解决关联企业法的调整对象时，也应从关联关系入手才能达到理论的贯通。基于这两点主要理由，本文认为，正确的研究程序是，先界定关联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地界定关联企业。
关联企业界定中的另一问题是“控制-从属”概念的定义。吴越教授的界定方式是：“本法所称控制企业，是指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对一公司施加实质性影响的企业，该公司为从属公司。”从此条可知，所谓控制是指实质性影响，这仍是一个不确定概念，无法解决与其它一般商业影响之间的区别。例如，由于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了成品油的批发，对民营加油站的生存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这不是一种关联关系。但很明显，这种影响也并不能构成关联关系。因此，吴越教授的控制概念过于宽泛，没能将那些一般的商业影响剔除出去。
笔者认为，关联关系中的控制概念应当理解为一种“作用于决策过程的实质性影响”。这里所说的作用于决策过程，具体是指通过在内部运用表决权、安排董事和高管人员等决策人来影响决策结果。同样能影响公司的决策结果，但关联关系和一般商业关系的作用方式不同：一般的商业影响总是从外部、作为决策的考虑要素来影响决策结果，它不是通过作用于决策过程来影响结果;而关联关系则不同，它是通过作用于决策过程来影响决策结果。
这一区分标准不仅具有明显的区分效果，而且在理论上与公司的独立人格理论有完美的衔接。独立人格的核心要素在于其独立意志，而独立意志体现在公司的自主决策上。当关联企业运用关联关系通过运用表决权、安排董事和高管人员等决策人来作用于决策过程时，就使企业的独立意志受到影响，导致决策结果偏离企业的最佳目标。这种关联关系的滥用就破坏了公司的独立人格。
基于上述两点理由，界定关联企业的方法应是，首先以控制-从属概念为核心定义关联关系，然后进而指出具有这种关联关系的企业为关联企业，最后列明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推定为关联企业。这样的处理，逻辑关系非常清楚，也更符合我国的立法表述习惯。
三、一般关联企业的规制
关联关系滥用的直接危害就是破坏了正常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过程，导致公司治理的异化或变异。因此，法律直接而本能的反应就是采取有效的法律手段对治理的结构和过程进行控制，从而使之得以维持或恢复。这些通常的控制手段包括：
1、增加透明度
关联企业造成危害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在于相对方不了解企业之间的隐蔽的关联关系。正因为如此，强化企业的关联关系披露，增加关联企业的透明度，是公司法、证券法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中小股东的知悉权。具体而言，有如下三项披露措施：
第一，规定具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必须履行告知义务和证实义务。例如，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当一企业持有一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表决权股份总数四分之一的，应于事实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以书面通知该公司。另外，在上述份额发生变动时，也应当履行通知义务。
第二、关联关系报告。从属企业的董事会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的前三个月内制作其关联关系报告。报告应列举上一年度内控制公司与其他关联企业的名称、受控制企业或其它关联企业指使而作的任何交易，以及在控制公司指使下为控制公司或其它关联企业利益而采取的任何措施。如果这些交易或措施损害了从属公司利益，报告还应当说明是否约定了补偿。
第三、专项审查。德国股份公司法还规定，在特殊情况下，任何代表从属公司表决权总数的百分之一的股东之书面申请，从属公司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应任命审计师对控制企业与从属公司或其它关联企业间的交易进行专项审查。从属公司董事会有义务配合审计师的专项审查，控制企业也有义务配合审计师的审查。专项审查的目的在于及时地发现关联企业间的不当交易，尽量减少从属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
2、正常商业往来准则
约束关联企业的业务往来应当是关联企业法的核心内容之一。英美公司法要求具有关联关系的企业按照等臂原则进行交易，自我交易必须接受“公平交易法理”的审查。台湾的关系企业法则规定，关联企业间的业务，尤其是关联企业间的贷款、贷款担保或资产转让等业务，必须像独立企业间的业务往来一样进行，不得以关联业务损害从属公司之利益。关联企业为第三人或另一关联企业之利益而承担任何超过公司注册资本10%以上的担保责任，须经过该担保企业的股东大会或投资人会议的四分之三多数通过始得生效。关联企业之间相互贷款或转让资产，准用前款规定。如果关联企业间的业务若违背公平原则因而不合理，如经公司的局外股东或债权人释明，可由局外股东或债权人申请由法院撤销。
3、强化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受信义务
强化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的受信义务，将大大减少不正当关联关系对公司利益的影响。同时，加强控制企业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也是防止关联关系滥用的重要方面。例如，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控制企业指使从属公司采取有损公司利益的交易或措施，且未提供补偿或在合理的期限内无补偿保障的，除控制企业承担损害赔偿外，控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作为连带债务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除非该法定代表人能够证明，即使一个独立公司的正直的负有责任心的企业领导人也不能避免该从属公司所遭受的损失。
4、利益补偿和赔偿责任
一旦控制企业滥用关联关系，损害了从属企业的正当利益，控制企业应当首先履行补偿义务，如果未履行该项义务，则承担赔偿责任。一般规定，控制企业不得利用其控制权指使从属公司采取有损从属公司利益的措施，从属公司的董事会无听从控制公司指示之义务。如果支配企业指使从属公司从事有损从属公司的交易，或者采取积极或消极措施损害从属企业利益，则该支配企业应当对该从属公司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四、企业集团的规制
所谓企业集团，是指两个或以上的企业或公司在控制企业的统一管理之下的联合，其中各企业为成员企业。这里的核心概念“统一管理”，是指两个企业至少在人事、财务会计、融资、采购、生产、销售、盈利的使用等某一方面实现了统一计划或协调，以至于与独立企业内部的上述事务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
为什么要在关联企业中划出企业集团进行重点规制呢?原因在于企业集团已经与一般关联企业在管理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如上所述，在企业集团架构下，控制企业对成员企业拥有一般性的统一管理权，而从属企业必须服从这种管理。而在一般的关联企业中，这种统一管理权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受到法律限制或禁止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在企业之间建立统一管理的内在商业需求。但由于费用、税收等各方面的商业考虑，合并程序并不是一项最佳选择。所以，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回应，必须承认统一管理权的合法性，但同时也应当为保护局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对控制企业施加更广泛的责任。正是这些考虑的不同，导致建立作为关联企业法的特别法的企业集团法是恰当的。
对于通过集团管理合同形成的企业集团，法律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规制：
首先，强化对集团管理合同本身这一重要管理手段的管理。确立合同强制原则，即要求集团管理合同必须具备一定内容，如果缺乏这些法定内容，集团管理合同自始无效。例如，德国股份法规定，控制企业对从属公司的统一管理权的范围;保护从属公司利益的约定，尤其是对从属公司因为集团的统一管理遭受的损失的补偿的约定;保护从属公司局外股东或投资人的约定，尤其是对局外股东的年度分红的约定，以及对退出从属公司的股东的合理补偿。通过对这种合同的强制，达到为局外股东和债权人提供参与企业集团形成的控制和事后采取合同救济的有力手段。
第二，强化信息披露。如前所述，造成关联关系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关联关系的隐蔽性，导致局外股东和债权人在毫无自我防备的情况下与之建立商业往来。因此，无论是一般关联企业，还是企业集团，都将关联关系的披露作为重要手段，提高关联关系的透明度。
第三，局外股东的参与和退出。德国康采恩法制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向局外股东提供了参与和退出的选择。通过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局外股东可以对管理合同的内容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支配合同的控制企业应局外股东的请求，必须按约定以支付补偿金的方式购买局外股东的股份。
第四，控制企业对从属企业债务的担保清偿责任。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在支配合同终止时，公司债权人就拥有提供担保的请求权。原因在于，当支配合同终止时，往往出现从属公司无法独立生存的局面，公司自身的资产已经无法对债权人提供充足的担保。
从以上分析来看，德国的股份公司法在预防、制止和恢复公司正常的治理结构和过程方面的规定是相当全面、系统和细密的，确实值得我国在进行公司法增补“关联企业”章时作为基本参考。当然，我们同时也应参酌英美法系的在提供法律救济方面的许多有益法律原则和规则，并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和经验，以期能制定出能对关联企业进行有效规制的法律规定。
摘要：现有的着眼于单一企业规制的企业法制已不能有效应付企业关联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必须实现从单一企业规制到关联企业规制的迈进。我国关联企业法的制定应当采用集中调整模式, 但应允许其它部门法律根据各自着眼点的不同制定其特别规定。关联企业的界定应当遵循先界定关联关系, 再界定关联企业的逻辑顺序。对一般关联企业和企业集团应当可以综合采用多种法律手段进行规制, 如提高透明度、遵循正常商业准则、强化管理者受信义务等。
【质量规制论文】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