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倾

“右”倾（共5篇）

“右”倾 篇1

大革命时期, 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但共产国际、联共 (布) 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鲍罗廷也认为,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 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本文将从历史的本然出发, 客观陈述大革命时期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的关系, 以总结经验教训, 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理论提供经验借鉴。

一、大革命时期的联共 (布) 、共产国际的对华外交策略

(一) 中苏外交关系对联共 (布) 、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影响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西欧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 为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世界革命而建立的。共产国际自成立即存在两个痼疾:第一, 共产国际的目的是世界革命;第二, 共产国际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和集权。1925年洛迦诺协定签订, 标志着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式结成反苏联盟。联共 (布) 中央认为, 目前苏维埃国家和中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最主要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阻止帝国主义建立反华统一战线, 对日本采取妥协的方针, 打破帝国主义的反苏阵线。联共 (布) 从主观出发, 制定了右倾方针:“党内不要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收 (未加入共产党的) 国民党员……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三二○事件的爆发, 标志着共产国际完全服从于联共 (布) 中央的指挥, 在国共合作的后期, 为了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 共产国际逐步走向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正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二) 苏共中央内部权力斗争对联共 (布) 共产国际的对华策略的影响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国内外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政见分歧。托洛茨基反对国共合作他否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成暂时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他的观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 必然引起斯大林的反对。中山舰事件发生后, 托洛茨基批判了联共 (布) 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 此时的斯大林为了反对“新反对派”的斗争, 严重申明:中共必须留在国民党内, 通过加强左派及建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盟的办法, 保证“左”派在中央和地方领导机构中占据多数和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且要求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对中国政策的探索, 必须被框定在上一理论内, 通过理论和实践证明上一理论的正确性。从此, 共产国际、联共 (布) 的对华政策皆遵循以上教条的理论。

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

(一) 苏联对华政策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形成的影响

三二○事件之后, 陈独秀准备反蒋, 最后遭到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的的批评。陈独秀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中共失去了发展自己的机会。

共产国际代表与苏联政府代表的心态有些许的不同, 鲍罗廷作为苏联政府的代表, 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比共产国际利益更为重要。维经斯基曾给联共 (布) 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 中共发展受到国共两党既存关系的约束, 确切地说共产党是“国民党组成部分, 因此它不得不从现阶段革命利益出发, 竭力维护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来同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进行斗争”——这是所有问题之源。这一任务必然要求对阶级斗争, “特别是农村斗争进行某种约束, 而革命的胜利本身正取决于这一斗争”。但在农村, 农民竟然同地主和豪绅结成了统一战线!在具体执行这条机会主义策略过程中, 让他头疼的是如何处理当前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要加以明确, 资产阶级现实作用问题和对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也是一样, 必须发展农民运动但同时又不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 陈独秀极其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中。

(二) 大革命后期, 苏联对华政策的急剧变化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正式形成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 而国民党右派日趋反动, 联共 (布) 多数派和反动派在国共合作的政策上的争论也达到了白热化时期。此时的多数派仍然坚守着用国共合作政策来推动苏联的外交方针, 联共 (布) 对蒋介石仍抱着“作出一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的幻想。直到四一二实践的爆发, 反对派开始对多数派进行新一轮的斗争。此时的联共 (布) 将维护国共合作的希望转到了武汉政府的汪精卫和冯玉祥身上。反对派一再斥责联共 (布) 关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判断错误问题, 斯大林却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来维持国共合作。但是, 他的这一系列措施都是自相矛盾、毫无可实施性——苏联 (布) 指示, “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 不要触及军队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 , 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显然, 联共 (布) 是希望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中执行与国民党利益相悖的政策, 并且不可破坏国共合作这一大前提, 此时的中共中央、包括鲍罗廷都感到命令难以执行。

陈独秀的思想早已经被联共 (布) 、共产国际的政策模式教条化——共产党要坚决留在国民党内, 在统一战线中协助国民党, 不能改变国民政府现行的组织机构。此时的陈独秀是一个矛盾体, 坚守着共产国际的对华总政策, 在共产国际的土地运动命令下达后后困难的难以实施, 正是他的执行不到位, 使得斯大林最后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全部归结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三) 陈独秀被动走上右倾机会主义道路

四一二以后, 土地问题、武装斗争和国共关系等问题越来越棘手, 此时的联共 (布) 总的策略是:国民革命革命联合阵线和农民土地革命方针的相结合。为了打击联共 (布) 内部少数派的联共 (布) 多数派始终不肯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 蒋介石右翼的叛变又使联共 (布) 感到紧张, 不得不宣布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由“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结盟阶段, 转入由“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结成联盟”的“过渡时期”, “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发展方针”, 土地问题是过渡的关键。此时的联共 (布) 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民党的性质, 坚持要在国民党内部实现这一过渡。

显然莫斯科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存在两个误区:对国民党组织性质的错误认识, 认为它经过改造会转向左;过高估计武汉国民政府对苏联政府的依赖, 认为苏联的援助可以使武汉政府接受共产党及激进的土地政策。斯大林为了反击反对派, 证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统一政策的正确, 把论证话题转移到土地革命上, 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认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后期土地政策执行不力, 中共对领导力一窍不通, 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 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处于共产国际严格控制下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被动的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道路, 陈独秀这一错误也被斯大林利用作为推脱自己对华政策错误的借口, 以打击少数派、维护联共 (布) 多数派的威严。

总结

在联共 (布) 党内权力之争的背景下, 共产国际的总政策是国共统一战线, 国民党右派的一次次叛变革命, 莫斯科不得不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工农群众运动, 但是国共合作和工农群众运动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政策。联共 (布) 对国民党组织性质的错误分析, 使其企图利用苏联的外交政策解决中国的阶级斗争。直到以上两个政策无法同时进行时, 当联共 (布) 利益多数派利益和中国共产党利益受到冲突时, 联共 (布) 选择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坚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为了推卸责任, 共产国际又激进的推进土地政策, 直到七一五事件的爆发, 大革命失败, 斯大林轻易地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转嫁到贯彻土地政策不力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以维护联共 (布) 对华政策的正确性, 打击联共 (布) 少数派的清算, 维护联共 (布) 多数派的威严。显然, 国共合作已经变成联共 (布) 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 斗争双方为了权力之争, 牺牲了中国革命, 斗争的成败都与中国革命的最大利益不相关。最终, 斯大林等多数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终于放弃了国民党这一“武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年12月25日)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257—1258页。

[2]中共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册) ,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第221—222页。

[3]《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 (1) , 第665、695页。

“右”倾 篇2

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日本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倾向。一直以来日本的政治倾向都是舆论界关注和一个敏感的话题。自1982年民党内鹰派政治家中曾根康弘任首相后便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口号一是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二是打破一切禁区。从那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加快了速度。桥本首相公然以内阁首相的身分参拜靖国神社。自民党部分议员至今还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间题”主张在教科中抹掉“日本侵略”一类的说法。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与日本国内外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变化有关：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日本提供了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机会，刺激日本加快向政治打过迈进的步伐，导致了政治上的激进和右倾化现象。二：日本经济发展自90年代以来长期出去对状态，为了摆脱经济萧条给人们心理和精神上带来的消极影响，继续寻求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举国上下大国意识加强，开始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利用军事手段确保国家安全。三：冷战后全球性民族主要浪潮的星期出发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导致错误的战争史观流行，在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翻案风”

日本的政治右倾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恣意歪曲历史事实，开脱，否认是指公开美化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日本否认、掩盖侵略罪行，反对向被害者谢罪赔偿最突出的是对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以及细菌战、三光政策历史的否认和掩盖。日本右翼势力疯狂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件屡屡发生，并且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二：力图突破并修改和平宪法。在日本的右翼势力眼里，和平宪法制约的日本发挥其大国作用，一些右翼分子和政客公开叫嚷修改宪法，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三：极力扩充军事力量，以期最终走向战略独立，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美梦。四：纵容、支持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在对华政策上渲染“中国威胁论”利用台湾问题等制造事端，并把中国作为战略防御重点。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政治右倾化如此表现必然会给中日关系蒙上重大阴影。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在世界各国和中国贸易上升的背景下，日本与中国的外贸量却处于下滑的趋势，这种负面影响在未来会更加严重，因为日本是外需导向，1亿多人口内需有限。中国的发展为日本提供了现实的市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持续冷却，必然带来经济上的冷却。这会影响日资企业在华投资的扩大和新的企业的投资。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其中以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冲击最明显。1985年８月，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不过当时日本总体上还对亚洲邻国的反应有所顾忌。但是到小泉纯一郎时代，参拜就成了日本右翼与亚洲邻国特别是中国进行意志较量的方式。当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脱离了反省路线时，在处理和邻国的纠纷中就显得更加强硬。因此中日之间的领土纷争---钓鱼岛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日本政府将钓鱼岛部分岛屿国有化，并准备依据其海洋战略进行开发的行为，客观上打破了中日之间长期以来搁置争议不改变现状的默契。在钓鱼岛问题的背后是日本右翼的战略取向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发生了碰撞。日本右翼之所以不断地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其核心目的是要摆脱所谓战后体制，即要摆脱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发展和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制。安倍二次执政，主要目标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

日本政党正加速右倾？ 篇3

小泽再立山头，直接导火索是在日本众议院表决消费税增税法案时投了反对票，并由此被民主党开除出党。其被民主党清理出门户，也显示了民主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白热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廉德瑰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在民主党内，野田佳彦、前原诚司等出身于松下政经塾的少壮派与特立独行的小泽进行权力斗争是必然的，而消费税议题的分裂，正好给了他们除掉党内最大政敌的机会。

虽已另创新党，但浸淫政坛多年、已步入迟暮之年的小泽，并不被外界视为具有改变日本政坛格局的能力，共同社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80%的民众对小泽新党不抱希望。厌倦了政治羸弱、经济停滞局面的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热切期盼一位强势人物来引领改革使日本走出困境。在民众和舆论的改革呼声下，以大阪市长桥下彻领衔、多位地方少壮派组成的大阪维新会迅速崛起，正成为影响整个日本的新政治势力。

简而言之，从民主党到大阪维新会，少壮派政治人物正逐渐把持着日本朝野上下，这一变化迎合了日本大众呼求改变的心理。而已有的迹象已表明，少壮派政治家的新思维将对日本的内外政策包括防卫政策转向强硬产生重要影响，对周边国家而言，必须保持警惕和未雨绸缪。

崛起的大阪维新会

当下的日本，如果有一名政治人物能被称为“炙手可热”，那么非大阪市长桥下彻莫属。

1969年出生的桥下彻早年曾是一名律师，因出演日本热门电视节目《大家都想去的法律事务所》而成为日本知名人物。2008年，桥下彻以无党派身份当选为大阪府知事，成为“日本最年轻知事”，其后桥下彻更因为执著于推进“大阪都”构想，任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民众眼里逐渐成为敢想敢做、直率而务实的实力派政治明星。

2010年4月19日，支持时任大阪府知事桥下彻“大阪都”构想的30名大阪府议会议员成立大阪维新会。其后，不断有大阪府议员、大阪府所属的大阪市、堺市议员脱离原来政党加入大阪维新会。

去年底，桥下彻的声望迎来了新的高峰。为了推进“大阪都”构想，桥下彻辞去大阪府知事竞选大阪市长，这在日本政坛极为罕见。最终，桥下彻击败反对其“大阪都”构想的平松邦夫获选为大阪市长，而其得力助手松井一郎也成功当选为大阪府知事，这使得桥下领导的大阪维新会成功掌控了大阪府和大阪市的行政运营权，其推进的“大阪都”构想又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在死气沉沉的日本政坛，桥下彻彻底改革的勇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追捧。“现在的政党令日本民众很失望。自民党多年来不仅政治没搞好，经济更没搞好。民主党上台后，日本国民曾对他们抱有很大希望，结果一连串的政治丑闻后支持率持续下降。人们认为，民主党现在也已经做不出什么成绩了。”廉德瑰认为，桥下彻和大阪维新会的出现适逢其时，让日本民众的改革期望有了新的寄托。

声望日隆的桥下彻也逐渐展露参与日本国政的意向。今年2月，大阪维新会效仿明治维新时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提出了下届众院选举的竞选纲领，即包括提升自主防卫能力和修宪的“维新八策”。随后，又开设维新政治塾，并计划从学员中推荐300人，争取在下次众院大选中赢得200个以上席位。从各地精英踊跃投报维新政治塾的现象来看，桥下彻和大阪维新会已渐成日本政坛的改革派“山头”，桥下彻也被寄望为下一个改变日本的人。

“国民未必真的了解它、真的预测它能做什么。” 廉德瑰说，但是因为相信它能带来改变，一旦举行众院选举势必会使很多人站队支持。

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大阪维新会已私下与朝野各党的两院议员进行接触，提前为解散众院做准备。部分民主党现职议员正向维新会询问能否代表该会参选，暗中行动频繁。如果维新会决定公开招募，或将引发政坛的人员流动。

面对一片大好形势，桥下彻6月28日在大阪举办的政治资金募集会上，对进军中央政坛信心满怀：“这是改变国家的最后机会。只要能得到大家的支持，我有信心能带领日本走上新的道路。”

分裂的民主党

桥下彻的利好消息还在于，最强劲的对手执政党民主党由于分裂，实力受到削弱，且仍然具有再次分裂的可能。

由多个党派聚合而成的民主党，内部政见一直存在左右之争。小泽一郎被清除出党后，政见偏左、和小泽关系紧密的前社会党议员仍未脱党，此外在民主党内曾跟随小泽的亲信也大有人在。这些人的理念与野田佳彦、前原诚司控制的松下政经塾派的政治理念向来不合，存在再次分裂的可能。廉德瑰认为这些变量可能会对民主党未来选情和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民主党的另一大不稳定因素来自前首相鸠山由纪夫。鸠山由纪夫同样极力反对野田佳彦的消费税增税改革，并在众院表决中投了反对票。随后他也遭到了民主党的处罚，被停止党员资格3个月。

据共同社报道，反对消费税增税的鸠山由纪夫派系议员正考虑于7月内组建新党，规模为20名议员左右。若新党一旦建立，可能对野田佳彦内阁造成致命打击。小泽一郎出走带走37名议员后，民主党在众院的议员只剩下250名，仅比简单多数多10席。如果有16名以上的民主党众议员退党，面对在野党提交的内阁不信任案，执政党将无力单独否决，野田佳彦将陷入困境。

“对民主党新生的少壮派来讲，肯定会想办法清理鸠山。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投鼠忌器，因为如果鸠山出去，哪怕他只带走10人，民主党就会失去在众院的多数，陷入极大被动。”廉德瑰分析称，鸠山本人也未必希望脱党，因为毕竟民主党由他一手创建，他仍可以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面对党内外严峻形势，民主党在对外政策方面也趋向于保守和强硬。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最近还与自民党联手，修改了原子能基本法和宇宙航空相关法、被外界视为开启了迈向“核武装”之路。同时其政府幕僚机构也公开提议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样的鹰派政策。

廉德瑰指出，“日本的新生代政治家面对中国崛起、美国重返亚太的国际格局新变化，也在思考日本应该怎么办。他们的新思维就是，依靠美国可能是不可靠的，日本最好还是要自己发展防卫能力，这是一种新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几乎成了这些少壮派政治家的普遍主张。

大阪维新会最新的众院竞选纲领就明确表现了修宪意图，提出对“对规定不能拥有军队、不能进行交战等放弃战争的日本宪法第9条”的修改与否进行国民投票，并提议修改防卫政策，提升日本军队能力，“以自身力量守卫日本的主权和领土”。他们还主张宪法修改所需条件应从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下降到二分之一。因此外界担忧，若大阪维新会在下届众院选举中能得到多数议席，日本的宪法修改恐怕会加速。

向右看齐：以色列弥漫右倾气氛 篇4

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以色列右翼势力的影响不容忽视。人们不会忘记，1995年当奥斯陆和平进程正取得积极进展时，以色列右翼极端分子沙米尔枪杀了和平斗士拉宾，从此中东和平走入低谷。如今，正当以巴双方顺着美国提出的和平“路线图”开始新一轮艰难跋涉时，一些右翼极端分子又扬言要暗杀沙龙。6月4日，两万右翼人士在耶路撒冷市中心锡安门外集会，翌日四万人示威，抗议沙龙接受“路线图”，其规模为近年最大。利库德集团、全国联盟党、全国宗教党、沙斯党等右翼政党部分议员和政府部长参加了游行。

目前，右翼势力在以色列正处在风口浪尖上。

感受异样气氛

以色列本来是个民主社会，左右翼政治势力基本平分秋色，并驾齐驱。在以巴争端问题上，左派总是高唱和平，右派不断挥舞铁拳，彼此阵营分明，互不相让，在民众中各有支持的力量。但自2000年9月巴勒斯坦人发动第二次“石头起义”，“以暴易暴”周而复始，自杀爆炸此起彼伏，造成大量以色列平民伤亡，民众对安全关切上升，对和平政策失去信心，对工党以及左翼党派失望。不但右翼更右，连左翼也偏右。

笔者从2000年到2002年在以色列公干，亲历以巴冲突的起始、发展，感受到以色列社会弥漫的右倾气氛。从公寓的房东到外交部的官员，从新来的俄罗斯移民到定居多年的东方犹太人，每次谈及此事，总抱怨巴勒斯坦人要得太多，说巴拉克(以色列前总理)在戴维营会谈中对领土问题已做出高达90%多的让步，但阿拉法特还是一口回绝，并发动第二次起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工党元老佩雷斯是主张和平的旗手，但并不受许多以色列人欢迎，他描绘的用贸易、科技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融合在一起，建立“新中东”的构想被认为太不切实际。以阿双方从领导人到老百姓还没做好实现和平的准备。以色列人还说阿拉伯人只懂得武力，必须对自杀爆炸以牙还牙，进行报复。也难怪，隔三岔五总有自杀性爆炸，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牺牲品，自然神经紧绷。连我们这些在以色列的外国人也胆战心惊，尽量减少出行，到超市、市场购物时，都是一路小跑，快进快出。但也有同胞未能幸免于难，去年4月12日耶路撒冷爆炸，中国劳工两死两伤。

数字的背后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一个研究中心今年初完成的调查显示，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和国家安全空前失望。92%的人担心自己或家人成为恐怖袭击的牺牲品，高出2000年的79%和2001年的85%。78%的人认为安全状况恶化是自和平进程开始后。与此相对，仅有53%的人认为2001年3月沙龙执政后安全状况不佳，仍有71%的人支持沙龙政府继续和平与安全兼得的政策。不少人支持单方面修建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隔离开的大墙计划，反对撤出定居点，反对归还1967年战争后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主张以武力解决冲突。而支持在加沙和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人数，从2001年的57%降至2002年的49%。

在痛苦中能否让步

以色列是个政党繁多的国家。他们自嘲说：100个以色列人就有100个政党，100个总理。这些政党还不断变化。以建国半个世纪来，共有数百个党派参加议会竞选，先后进入议会的就有60个党。有30万人的工党，还有昙花一现的几个人的小党。有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老党，也有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建立的“一事党”。由于政党泛滥，小党可以左右政局，掣肘大党，对政府和议会有相当的影响。以色列各党派不仅相互牵扯，而且党内还搞分裂，如今的工党就内讧不断，才导致在今年大选中落马。

以色列政党可分为右翼、左翼、中间、宗教和阿拉伯四种类型。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后的头29年，是工党政府掌权，执行中左政策。右翼政党兴起于1973年赎罪日战争和贝京政府与埃及媾和后，目前主要有：利库德集团、全国宗教党、全国联盟党、上升的以色列、全国犹太运动和估美特党。

今年年初，利库德集团等右翼党派在议会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胜出。利库德的得势，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右翼势力当道，整个社会向右转。新选举法保证沙龙政府可执政到2007年。显然，与巴勒斯坦实现妥协的和平努力会困难重重。但左翼力量还在顽强抗争，不甘退出政治舞台。佩雷斯虽是“孤独的鸽子”，但还想为和平摇旗呐喊。以色列民众尽管右倾，也没有放弃追求和平。最近民调显示，75%的人支持利库德与工党再组联盟政府，毕竟实现以巴和解离不开左翼。同时，右翼党派也在调整战略。利库德集团最近提出“有限的巴勒斯坦政权实体”计划，即可对巴建国让步，但坚持不在边界问题上妥协。

“右”倾 篇5

《日本国宪法》因其第9条规定日本放弃“交战权”且“不拥有军队”而被称为“和平宪法”。由于有了这部宪法，战后日本的“和平国家”形象得以确立。但是，由于“和平宪法”导致“主权”部分丢失，日本朝野围绕日美关系及修宪问题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在1960年前后便达到顶峰，此间日本经历了战后的“第一次右倾化”。上世纪80年代，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的“新保守派”为了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主张对日本政治进行“战后总决算”，修宪、参拜、修改教科书、强军是其具体步骤，这期间，日本经历了战后的“第二次右倾化”。

安倍早在第一次执政时期就提出了恢复日本传统文化、“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主张。其背后的目的和现在一样，是要使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国”。

为此，安倍不仅动员自民党党内外政治势力结成统一战线，还在民众和舆论面前表演作秀，甚至不惜“绑架”天皇搞“政治利用”。4月28日，在纪念日本“主权恢复日”的仪式上，安倍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率领全场人员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不仅令包括天皇在内的在场人士愕然，更让世界目瞪口呆。修宪、强军、复古……安倍已掀起日本战后的“第三次右倾化”。

安倍试图恢复日本民众对民族及传统文化的认同，提升日本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找回战后丢失的主体性，并认为这一切必须通过修宪才能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而日本的右翼政客和右倾文人一直以来都对《日本国宪法》的序言及第9条耿耿于怀，他们认为，日本的传统文化被削弱，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防卫权已被剥夺。他们要修改这部“盟军司令部的外行人仅用8天时间就编制出来的宪法”，要让日本民众亲手制定自己国家的根本大法。

但修宪谈何容易?日本宪法第96条规定，修宪须众参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同意才能成为讨论议题。这也是为什么安倍要先修改宪法第96条的原因，他想先降低修宪门槛，然后再对宪法第9条实施大手术。

安倍修宪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日本不能拥有军队和交战权的现状。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安倍曾组织智囊团为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寻找理论根据，但未待报告书出炉他便下台。再度担任首相后，安倍再次组织人马研究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其报告书将于今年秋天出炉。

对于“集体自卫权”问题，战后日本政府的官方解释是：日本拥有作为主权国家的集体自卫权，但是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不予行使。

安倍要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理由是：日本在公海上不能与美国对等防卫，不利于维持同盟国之间的信赖关系；由于自卫队不能在国外使用武器，日本无法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时保护他国维和队员。

安倍认为，“和平宪法”规定日本自卫队不能在国外使用武力，已成为日本军事力量走向世界的累赘。他身着迷彩服登上坦克的惊人一幕，就是要向世人宣示其挑战“和平宪法”的决心。

中曾根康弘曾说，要想实现修宪目的，日本的政治家必须“转守为攻”。目前，安倍执政团队正在高支持率的引导下，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勇往直前”，挑战日本的“和平国家”形象。也许安倍的鹰派色彩能为自民党在7月的参议院例行选举中加分，但是，日本“和平国家”形象的改变将给日本民族带来负面影响，安倍构建“美丽国家”的愿望也会随之落空。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日本的一系列挑战行为会使本就紧张的亚太局势更加复杂化。不仅日本与邻国的关系会恶化，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也将经受考验。

日本民族的合理诉求应得到尊重，但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狂妄野心更应引起世界的警惕。

(环球)

即使没回扣摩尔探测器照样能在中国畅销

最近有报道，英国一名富豪因采取欺诈手段，向中国、伊拉克等国军队和警察出售假炸弹探测器(摩尔探测器)，在英国被起诉。笔者由于有特警安检的工作经历，并直接参加了北京奥运的安保，所以对摩尔探测器特别要说上几句。准确讲，在中国的安保器材圈内，摩尔探测器的伪科学性早已被知晓，所以说我们今天真正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如此的简单骗局会在中国大行其道?

我们先从安保实践角度对摩尔探测器做个介绍。首先，对爆炸物的探测与检测有着天壤之别。检测是指通过化验等手段对已经怀疑是否属于炸药的物质进行鉴定，此项技术一般国家都已经掌握。但探测是指在不知炸药是否存在的大前提之下，对所有被检物品的一种筛选。此技术又有市场又急需，试想如此多的安检领域和物流、人流，如果能有设备预先查到炸药，那必然大有卖场。但有一点爆炸物知识的人都应知道，此类设备几乎不存在，就灵敏度问题姑且不谈，仅就爆炸物的种类而言已是千变万化。因为爆炸物绝不仅限于火药、TNT等等之类，只要通过反应能够迅速膨胀的化学品都可以制作炸药，所以怎么可能有一种仪器通杀地探测所以爆炸物呢!如此简单的道理即使采购人员不知道，那通过最简单的实验也可以使摩尔探测器露馅吧?所以说摩尔探测器行骗全中国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当前政府采购的理念。

至于摩尔探测器在推销过程中有没有回扣的潜规则笔者确实不知晓，但笔者可以肯定，即使没有任何采购回扣，摩尔探测器依然会在中国销路很好，这是因为其能够探测炸药的神奇“功能”已经足够了!我们的采购理念不是实用、管用，而是其功能是否听起来好用!这就类似于根据电视广告买药治病的原理一样。其充分说明当前采购体系没有一个真正的论证机制。可能不少人认为这是外行人员采购的问题，以为由内行人员采购就不会发生此类错误。此观点大错特错，没有一个科学的论证机制，内行同样会犯错误。

首先，采购应该以实际需求为首要原则，而不能把花钱当做一项任务。对此点很多局外人不理解，这是因为在某个“大帽子”之下，所有局内人都没有了任何成本意识，“拍脑门”、信马由缰的提需求成为各级的常态，总以为用钱多多益善，而且又没有任何追责机制，最后就形成了以想象力为需求，以花钱为任务，以“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为操作方式的采购局面，所以类似摩尔探测器的现象一定是屡见不鲜。

nlc202309051129

摩尔探测器的骗局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主要是伊拉克政府曾花费8000多万美元购买这种探测器，但依然发生了多起针对英美军队的自杀式攻击，造成数百人死亡。当局这时才发现这种无用的炸弹探测设备是导致自杀式炸弹攻击者能够顺利通过安全检查的原因。也正是在伊拉克方面强烈要求之下，英国政府才开始调查自己的这个创汇大户、“高科技”企业。此点再次提示我们采购中依然存在的隐性骗局，中国没有这么多的恐怖袭击，所以摩尔探测器骗局在中国就没有首先被识破。可想而知，我们现在还在采购着多少具有神奇“功能”，而又不容易在实践中检验出来的神奇产品呢?

我们随便在网上搜索关于摩尔探测器的消息，排在前面的依然是其发现烟花爆竹或其它爆炸物的新闻，这些伪证据与伪科学之间的相互推动，再配合上没有科学论证机制的采购体系，那纳税人的钱也只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深圳晚报)

美俄或联手削弱中国对中亚影响力

美国和俄罗斯围绕中亚地区激烈博弈之余，可能把矛头指向中国，试图联手将中国的影响力排挤出这一地区。

据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晚报》报道，今年夏天，上海合作组织将在比什凯克召开元首会议。在此期间，中吉两国将就双边合作进行磋商，并签署一系列文件，中吉合作可能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水平。

据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报道，吉尔吉斯斯坦在2010年4月发生的政治动荡一度牵动着中国的神经，那场暴力冲突令身处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商人心绪不宁，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打消了对这个国家进行投资的念头。中国企业在吉国投资的电力和矿产等项目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事实证明，中吉关系没有因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变动而受到根本性影响，任何一届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都不可能忽视中国。近两年来，中国逐步恢复了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非常重要，它是中国中亚政策甚至欧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线长1100公里，两国在1992年时的贸易额只有3.55亿美元，但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已取代哈萨克斯坦，成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头号出口市场。报道称，中亚地区对于中国有着重要而广泛的战略和能源意义。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美国一直致力于削弱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在东半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其标志之一就是它获取了中亚地区的资源。美国试图利用中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阻止中国“扩张”，使中国的中亚战略受到制约，美国则可借机扩大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报道称，美国甚至可以同俄罗斯建立联盟，以抗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美方认为，俄罗斯可能接受这种方案，因为俄在中亚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利益。

俄罗斯《独立报》称，中国“正在将中亚邻国置于自己的影响力之下”，俄罗斯的利益已经受到影响。莫斯科可能考虑同华盛顿联手“制约中国”。报道援引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亚历山大·拉林的话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巨人”，而美国已开始衰落。对于俄罗斯来说，理智的做法就是在中美之间寻找平衡，并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俄罗斯《莫斯科新闻报》称，中亚地区是中国海外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已出现两条管道，一条从里海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输送石油，另一条从土库曼斯坦向中国输送天然气。一旦地区局势发生变化，中国的这两条能源线有可能得不到保障。中亚地区是中国所急需的能源产品的重要来源地，而这些国家的市场对于中国产品的接受度也很高。因此，中亚目前已成为中国的能源生产和商品消费基地，是名副其实的“财富地带”。如果中国的中亚战略受到制约，将遭受损失。

不过，也有媒体认为俄罗斯没有必要在中亚地区“制约中国”。俄罗斯《消息报》指出，事实上，中国的中亚政策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它与其他国家没有出现直接竞争，而是以睦邻、富邻为宗旨开展合作。而且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都是出于自然需求，同时也是出于边境地区稳定的考虑。

(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