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精选9篇）
《额尔古纳河右岸》 篇1
【内容简介】
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 一个弱小民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 向我们娓娓道来——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 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 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 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 人口式微。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等侵害下求繁衍, 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 乃至现代文明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大痛, 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 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 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和独特民风, 成就了他们的生死传奇, 展现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 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深重悲哀。
【权威评鉴】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 它关注的是一个很小的民族与群体, 反映了这个民族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 不断进行抗争和抵抗的现实, 其主题也具有着典型的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小说留下了最后的、一去不复返的、传统游牧民族的生活画卷, 不时激活着现代人麻木疲惫的心灵, 对鄂温克族的游牧文明持平等、同情的态度, 游牧文明对于现代人治疗都市文明病具有启示意义, 边缘地带的异族人民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也反映了整个人类正在面临的文明困惑。
小说语言精妙, 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 其“用小人物说大历史”的历史长歌, 展现了鄂温克的一个部落近一百年的历史以及鄂温克族的生活智慧与生命态度。在这个行将消失的鄂温克部落、面对其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的无奈现状时, 作者悲凉地目睹了这支部落的生存现状。人类文明的进程, 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作为代价的, 为了心目中理想的文明生活, 对我们认为落伍的生活方式大加鞭达。《额尔古纳河右岸》有意识地追求历史、文化的厚重感。作家激情极为饱满, 触动了读者灵魂深处对天人合一生活方式的向往, 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作者熟悉那片山林, 也了解鄂温克与鄂伦春的生活习性, 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 写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问题, 而其中浸润着作者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依恋和对流逝的诗意生活的拾取, 在气象上也显得极为苍茫。鄂温克族那些自然之子朴素的生存方式与价值, 这些朴素而优美的价值与现代文明的物欲、发展、贪婪、勾心斗角形成了另一种参照性的人文景观, 从而提示着我们现代文明的盲点。【精彩链接】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 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 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 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 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 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 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 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 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西班他们刚走, 雨就来了。在这之前, 连续半个多月, 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 晚上黄着脸落山, 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瘦了, 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弯了腰了。我不怕天旱, 但我怕玛克辛姆的哭声。柳莎到了月圆的日子会哭泣, 而玛克辛姆呢, 他一看到大地旱得出现弯曲的裂缝, 就会蒙面大哭。好像那裂缝是毒蛇, 会要了他的命。可我不怕这样的裂缝, 在我眼中它们就是大地的闪电。
……
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 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 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 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 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 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 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 使我成为一个瘫子;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 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 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 我要在山里, 把它还给神灵。
《额尔古纳河右岸》 篇2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记录了生活在中国东北山区的鄂温克族人们的历史变迁和演化。打开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一个民族的历史。风格不粗糙，充满了温暖和同情。读完这本书后，是我不得不提笔写下自己的感触。
小说讲述部落首领最后妻子的故事。从一百年前到现在的社会；从部落的第一个识字的人到第一个大学生；从动荡的晚清到第二十一世纪的安康，从生活在希愣柱到生活在红色砖白色瓦的村镇；这些变迁记录着这个民族的沧桑。
这是一个与自然和谐的民族。他们与驯鹿一起生活，保持一个游牧的的习惯，随着驯鹿迁移或停留。他们以打猎为生，生活在能看到星星的“希楞柱”，这是一个临时的“家”。他们现在没有工业文明，生活在原来的方式，与自然和谐相处。
这是一个充满着爱和恨的疯狂的民族。不娶他心爱的女人，被迫从母命嫁给金得，在新婚篝火燃烧正旺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达马拉与林克和尼都之间的爱，激烈的背后更多的是无奈；伊万对那杰什卡悠长绵远的爱，像一股清泉的味道，进入我的身体，洗刷了我的心扉。敢爱敢恨，有多少生命的挣扎是破碎和无奈；彼此的生死离别，说尽了多少生命的脆弱。
这是一个充满大爱的民族，他们信奉玛鲁神和萨满。()依赖萨满跳神来治疗疾病，趋避灾祸。作为萨满的妮浩以救人为己命，明知救人要失去自己的孩子，还依然为偷取驯鹿的汉族小伙跳神。他们明知会以危及自己亲人的代价去帮助另一个人的时候，仍然战胜畏惧，勇敢地选择帮助哪怕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是一种蕴含在一个民族内在品质中的善良和勇气，如金子一般闪闪发光。助人不难，难的是放下自己的得失，只为助人而助人。用真诚的心和行为去尊重另一个生命。那便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境界了。
这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通过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和谐社会的民族。他们实行平均主义，食品严格分配，多余的食物或财产储存由专人保管。男人负责狩猎，女人要负责熏猪肉，用动物毛皮制成衣服。没有利益冲突，人与人之间保持简单的感情，互相帮助，团结，共同抵御自然灾害、饥饿和疾病。
通过鄂温克族人质朴、高贵的品质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都应该团结、互助、自立、自强，更应该有大爱无疆的品质。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更加强大，更加繁荣昌盛。
《额尔古纳河右岸》 篇3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属于文本视野广泛的文学批评, 它以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 以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为借鉴标准, 着重探讨文学作品中对女性、自然的再现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简单的说,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从发掘赞美自然、讴歌女性的作品以及对作品中所反映的自然和女性受压迫的文本“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人们常道:文学源于自然审美, 是对自然的记述和礼赞。这正是对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准确写照, 它显出的意义不仅在于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尊崇和眷恋, 还在于它构建了人与自然平等对话的基础, 将大自然看作是我们人类的精神家园。但是迟子建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视角并不是对西方这一创作理念的完全照搬, 通过《额尔古纳河右岸》, 我们不难发现其创作有着独特的中国古典特色和迟子建特色。
迟子建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视角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她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所强调的鲜明政治性进行了弱化。即把社会历史的政治变化融入到某一个人、某一个小氏族的变迁上, 以“小传奇”的方式对政治性进行了弱化。同时, 她通过“万物有灵论”和“天人合一”思想把中国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特色加以进一步体现。迟子建堪称是“自然化育的文学精灵”, 我觉得她更像是诗人。因为诗人是那种能“最深切地根植于地球和自然的幽深处的人, 产生所有自然现象的‘原生自然’中的人”。[1]文学本就应该植根于天地自然中的, 若然与自然疏离, “诗人”将会沦为无根的浮萍, 文学也将会成为无本之木。迟子建无愧为一位将根深植于“自然”的“诗人”。东北边陲的自然风物赋予了她审美的灵性感知和思考深度, 而富有神奇宗教色彩的萨满文化的濡染则使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遍布着“万物有灵论”的浪漫气息。故乡的自然风景成了她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支点和焦点, 也使得她的这部长篇充盈着丰厚的生态意蕴: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 对生灵的关爱与体贴, 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礼赞与颂扬, 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的忧虑与不安, 对宇宙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与畅想。但是,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自然”实践着一种拒绝方式, 即文学创作中将自然对象化为“背景”和“死灭的图案”的方式的拒绝, 这种拒绝恰恰为自然构建起了可以与人平等对话的平台, 从而恢复自然的灵性主体地位。这实际上是生态批评学中提倡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文学表征。因而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 自然万物被赋予了灵性, 拥有了和人一样的生命尊严, 它们甚至“比人物更有感情和光彩”。《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清晨”中就这样叙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 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 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迟子建与自然的平等的友善。驯鹿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绝对是能与人类平等对话的灵物, 迟子建笔下的列娜因为病重, 尼都萨满用灰色驯鹿的孩子交换了列娜的“乌麦”, 这只灰色驯鹿在失去孩子的同时也失去了哺乳的能力, 直到列娜的意外死去才重新有了奶和活力;达西的老鹰, 在与主人的朝夕相处中培养的感情足以让它愿意为主人失去生命;父亲的猎犬“伊兰”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似乎也很想跟着父亲走, 用爪子在林地上刨来刨去, 好像在为自己挖墓穴”……可以说, 这些富有灵性的自然生命意象与人的和谐共处, 为迟子建的艺术世界的构筑, 为安放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人类家园点亮了一盏寻回灵魂的明灯。
在具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倾向的文学中, 大自然往往是缺席的, 或仅仅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 或是纯粹可奴役的资源出现, 毋庸置疑地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和失语的状态, 故而人与自然的丰富又玄妙的关系在这些作品中被冷漠的遮蔽。这种现象,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就日益引起文学界、评论界的关注和批评。尽管如此, 在21世纪已经过去近10年的今天, 这类文学现象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站在了这类文学的对立面而存在, 不能不说是21世纪文学创作中极为可贵的一篇。“在属于现代性话语谱系的人类中心论神话中,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主体, 需要通过‘使自然人化’来改造、解放、照亮人之外的领域。正是这种改变、塑造、控制万物的冲动消灭着世界的多样性, 造成了‘自然之蚀’乃至‘自然之死’。要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和相应病症, 就必须创造出每种生命都能获得倾听的话语平台。”[2]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以信奉“万物有灵论”构建起了人与自然对话的平台, 自然有灵性地与人类同悲喜的动人景象比比皆是:“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 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 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父亲的“伊兰”重情重义, 父亲的死让它也痛不欲生, 而母亲的死则让它也伤心得随着母亲的逝去而悄然死亡……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里, 自然万物都是一个个自由自在的独立个体, 被神性的光辉笼罩着, 拥有着生命的尊严。她以“万物有灵论”观照大自然, 以生命的眼光看待万物, 进而实现对宇宙生命的整体关注, 哪怕再微小的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也能在她富有诗意的叙述中被凸显。
迟子建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 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3]“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理念, 其基本涵义是“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 “所谓‘天人合一’境界, 就是与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状态, 而可以说是一种‘自由’”。[4]对“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使迟子建频频梦回故里, 将自己和笔下的人物置身于广阔而生动的大自然:月光、晚霞、森林、青草、溪流、轻风……引领着她去探寻人类及一切生命存在的价值, 捕捉自然万物赋予人的生命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总能在她轻灵诗意的彩笔下徐徐展开。她的“天人合一”的创作理念让我最为醉心的是她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表现为自然给予人心灵的抚慰与净化。她笔下的春光像是一种药, 能为母亲疗治丧子之痛;雷电是父爱, 它能平抚“我”思念父亲的苦;河流和湖泊是森林的眼睛为迷路的“我”带来指引和安慰……大自然在迟子建的笔下不仅超凡脱俗, 还博大幽深, 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圣洁感。对于迟子建来说, 自然就像是“形影不离的身体”, 她随时都能敞开胸怀去感知、体察和感悟。这实则是一种审美体验, 而且是审美体验中的“高峰体验”, 它超越了一切关系、利益和目的, 是一种自发的自由的状态;它具有某种和谐技能, 能弥合现实中的种种分裂和对抗。诚然, “天人合一”既是一种审美境界, 更是一种哲学境界, “天人合一”的境界对历代文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而迟子建当属21世纪文坛上体现这一思想的典型。她以灵秀之笔描绘出一幅民风古朴、山川秀美、并保持了原始清新意味和神秘感的边地乡土景观, 真正实践着道家“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德]舍勒.罗悌伦等译.资本主义的未来[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7:226.
[2]王晓华.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的生态批评[J].文艺理论研究, 2007 (1) :110.
[3]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J].文艺报, 2006年3月9日.
《额尔古纳河右岸》读书笔记 篇4
内容主要是描述了关于鄂温克人的家族的故事，好像描写这种一个家族，一个区域的这样的小说比较容易获奖来着，就像《尘埃落定》一样，它是描写了土司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写得也是非常好。它是以一个女人的口吻来向我们娓娓道来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所经历的故事。他们居住在额尔古纳河的右岸，他们的那种房子叫做“希楞柱”，并且驯鹿在他们那里是十分神圣的动物。
首先，我觉得他们与大自然的相处是十分和谐的，作为游牧民族，他们喜欢生活在大森林里，男人们出去捕猎，女人们则处理捕回来的猎物，所以在故事的最后，汉人要他们下山去住到他们所建造的房子里时，他们很多都是不太愿意的。并且驯鹿只有在山上才能生活，驯鹿很挑剔，要吃山上的蘑菇啥的，还爱吃盐。在鄂温克人眼里，驯鹿是十分高贵的，什么猪羊什么，和驯鹿比起来，那都是低贱的。他们在形容猪时，说它是连屎都要吃的家伙。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信奉玛鲁神和萨满，玛鲁神也就是所谓的神鹿，人们常常会去祭拜它。
萨满，是书中最为神奇的人物了。当一个人有一些非常奇异的行为之时，就预示着他要成为萨满了。在书中有两位萨满，分别是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萨满是充满神力的，他们可以通过跳神来救人生命，驱灾避祸等等。但萨满往往也是挺悲剧的。特别是妮浩萨满，我觉得她是书中最悲剧的人物了。萨满每救一个生命，就要失去令一个生命，这就仿佛是一种生命的平衡，一种大自然的平衡，凡有所得，必有所失。妮浩和鲁尼生了很多孩子，但是每次都有人求助于她，希望她跳神帮忙解救，妮浩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救起了他们就意味着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但每次妮浩都是答应了救助，虽然每次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全书下来妮浩死了好多个孩子，有一个甚至还腹死胎中了。她的一个女儿贝尔曼因此而害怕她跳神而逃走了。所以，萨满给别人自己的仁慈，带给自己的却是残忍，也带给了我们人性的善良。有次马粪包吃饭时喉咙卡了一根熊骨，请求妮浩跳神救他，马粪包一开始其实挺让我讨厌的，因为自己的堕落而去嘲笑欺侮别人，所以别人都很讨厌他。但妮浩这时还是救了他，当然了，代价就是自己的一个孩子。
血性，这也是我从书中所能体会到的，特别是马粪包，在被妮浩救了之后，他痛改前非，为了以示决心，他自宫了。好吧，确实很有血性，很勇敢。金得，因为母亲伊芙琳的逼迫，要娶自己不爱的女子，所以就在新婚之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爱恨情愁没有一丝丝掩饰，就那样真实强烈的展示在了我们的眼前。
《额尔古纳河右岸》 篇5
额尔古纳河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 是我国与俄罗斯的一条界河。河的右岸属于中国, 而右岸则是俄罗斯境地。居住在这里的鄂温克人, 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 充满了神秘色彩。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他们依然单纯而快乐地生活着:信奉萨满, 感激地享受着神灵赐予的一切;喂养驯鹿, 视之为自己的亲密伙伴;喝桦树汁, 乘桦皮船, 热爱自然中的一花一草;住在木头搭建的“希楞柱”里, 透过顶部孔隙看夜空中的星星;集体狩猎, 集体参与部落事务, 在相互扶持中坚强地生存。他们与许多游牧民族一样, 勇敢、坚强而又乐观。
萨满崇拜是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 其中有两个主要人物, 一个是尼都萨满, 一个是妮浩。他们肩负着沟通神界与人界的重任, 充盈着神的力量。自愿成为萨满的妮浩, 一次又一次以自己孩子的生命为代价, 挽救了他人的生命。每当她披着神衣神帽, 击打神鼓, 载歌载舞, 进入到那种迷醉癫狂的状态, 便构成了一幅苍凉而又震撼人心的图景。鄂温克族女人善良而令人敬佩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妮浩所救的人中, 既有人品卑劣的“马粪包”, 也有曾经偷走驯鹿的汉族少年, 但这位伟大的萨满——一位柔弱而坚强的母亲, 依然选择了牺牲自我。作者通过对这种神秘文化的呈示, 表达了对这一古老民族崇高而纯粹的民族精神深深的敬意。
二、民族性的衰落
生活在山林之中的鄂温克人, 生存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他们曾被瘟疫侵袭, 失去了大批心爱的驯鹿;他们曾在日寇的铁蹄下, 被迫与亲人的分离;他们曾因为各种矛盾, 伤害了彼此的情感……他们有大爱, 有大痛, 但依然坚强地在命运面前进行着殊死的抗争。然而, 刺耳的伐木声彻底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深爱着这片土地的鄂温克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 万般无奈。
自然的退化, 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虽然深爱着世世代代居住的山林, 但下山定居, 却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对于一个与大自然朝夕亲密相处的群体来说, 这样的选择无疑痛苦不堪。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特性与其生活环境息息相关。饮食、习俗、宗教、服饰、建筑等等, 无一不是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在与天地相接的地方, 在富有灵气的青山绿水之间, 萨满才能发挥神力, 庇佑一方;在茂密的丛林中, 才能有清甜的桦树汁, 轻便的桦皮船;在水草肥美的地方, 驯鹿才能自由自在地觅食、生活、成长……当外部世界的侵入使自然环境悄然改变, 现代性的膨胀使其思想产生剧烈动荡。一个民族的特性便开始逐渐消逝。
三、文明的霸权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到:“……一个单一意义上的文明事实上可能在多元意义上是相当非文明化的。”[1]以单一化的现代眼光来审视古老民族, 其生活方式显然是“野蛮”、“非文明”的。文明优越感使现代人对所谓的“落后”群体产生莫名的同情与怜悯, 以自我的文明标尺去衡量古老民族的生活方式, 并试图使之向自己看齐。然而, 事实上“他们保存的文化, 他们的生活状态, 是文明的, 唯美的, 我们……自以为是把‘落后’这样一顶帽子扣到他们头上……我们用所谓的‘文明’形式, 做了一次现代社会的野蛮人![2]”
汤因比认为, 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3]。自诩为“文明人”的群体在未能理解其他文明的情况下就将其斥为“野蛮”, 才是一种真正野蛮的行为。披着“文明者”的虚伪面纱, 肆意对其他文明进行裁决审判, 常常在不经意间就亵渎了其神圣性。
一个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民族, 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既不是因为野兽的侵袭, 也不是因为日军的铁蹄。现代文明以温情脉脉的方式, 让他们不得不与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挥手告别。面对现代性的冲击, 鄂温克人显得无所适从:环境的改变使得山林生活无法安宁地继续下去, 而山下定居点的生活又让人难以适应。在这种彷徨犹豫之中, 他们最终还是走向了妥协。“……这种妥协从外部的引诱转变为内部的主动自觉, 已经逐渐渗透到年轻一代的血液中”[4]。然而, 他们却终究只是现代文明中的边缘群体, 无法脱离, 却又难以走入主流。
即使有一天这些民族真正走入了现代文明的核心, 其民族特性大抵也就在走入的过程中消逝殆尽。那些曾经的辉煌与荣耀, 在后代子孙的脑海中, 将仅仅是课本上的插图和老人口中的传说。在现代性的冲击下, 无论他们是否能够走入现代文明的核心, 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与精神, 或许都是一场灾难。
四、民族性的回归
该书的结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一个鄂温克族的女画家, 在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与复杂之后, 满身困倦地回到了自己成长的故乡, 寄情于大自然, 最终随水而逝。对女画家来说, 生命的“回归”或许是其最后的心愿, 最好的归宿。然而, 失落的民族性与逝去的文明, 是否能够真正“回归”?
怀着一颗好奇心, 世人睁大眼睛想要对古老民族的文明一探究竟, 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副图景:丽江边的摩梭姑娘在灯红酒绿中扭动着身体招揽客人, 东巴文字的传承者廉价叫卖那些所谓的工艺品, 凤凰吊脚楼旁的老人要求拍照者付钱, 海南岛的回民纠缠着旅游者购买商品……这是一种比文明的彻底失落更让人痛心的存在。文明最后的尊严, 在浮华的世界中以充满铜臭的方式, 几乎彻底失去。所幸, 还有一些人固执地坚守着最本真的文明, 但终有一天, 他们也会成为历史。年轻的一代, 如何担起保护文化的重任?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P24-26
[2]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3]迟子建、郭力.《现代文明的伤怀者》[J].《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4]张喜田.《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溃败——“额尔古纳河”的哭泣》[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
《额尔古纳河右岸》 篇6
生态女权主义 (Eco feminism) 首先由法国作家弗朗西斯娃 · 德奥博纳提出来的, 它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弗朗西斯娃 · 德奥博纳号召女性发动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 这种革命将使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新型的关系。[1]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 自然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中被视为没有发言权的他者和被征服与统治的对象, 而女性在父权统治下的人类文明社会中一样是缄默失语的他者, 正如生态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普瑞特耐克所说:“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
生态女权主义从生态危机和性别歧视双重视角来探讨女性和自然的联系, 他们认为, 人类对自然的侵略等同于男性对女性肉体的侵略, 在批驳把妇女置于被开发的自然那样被动无力的位置上的同时, 也宣扬带有肯定意义的与自然的认同关系。对待西方现代科学, 生态女权主义者也是批判地审视, 认为现代科学削弱了自然位于宇宙中心位置的观点, 打破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 他们力图恢复母系社会的价值观及其艺术和仪式。生态女权主义注重多样化的统一性, 从生态角度, 主张建立一种人与非人类的动植物在内的健康平衡多样化的生态制度;从社会角度, 支持妇女运动的多样性, 并寻求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性来抵制单一的父权制文化。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来解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可以发现作品蕴涵的丰富的生态女权主义意识。
二、天人合一——小说中女性和自然的关系
在《右岸》中, 女性和自然无论在生活中, 还是在精神上, 都是和谐统一的。小说开头, “我是个鄂温克女人”拉开了故事的序幕。鄂温克女人住在“希愣柱”里, 仰头可以看见星星;生产在“亚塔珠”, 也是临时搭建简易木帐篷;喝白桦树汁液, 吃灰鼠肉熊肉;甚至死后, 也是风葬, “不用抬头, 就可以看见太阳和月亮, 小灰鼠会抱着松塔, 跳到她身上和她玩耍”[2]……她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与自然紧密相连, 她们敬重自然, 不向水里吐痰, 不往火里扔脏东西, 把垃圾清理后深埋, 这是发自心灵的对自然崇敬。在鄂温克女人这里, 自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母体。
鄂温克族女人对生命的繁衍也是唯美的自然。生命来源于性, 性传承着生命, 性是生命得以繁衍的前提和关键。《右岸》中女性的性意识是自然的醒悟, “希愣柱也有风声, 风声中夹杂着父亲的喘息和母亲的呢喃, 这种特别的风声是母亲达玛拉和父亲林克制造的。……就在这样的风声中, 母亲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不久, 我的弟弟鲁尼降生了。”[3]作为小女孩的“我”, 最早的性启蒙也就的这一阵阵的“风声”。而当“我”新婚之夜, “我和拉吉达紧紧拥抱在一起, 在新建的一座希愣柱里制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风声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4]成年的女性的性也是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自然中延续鄂温克族古老生命。
女萨满“妮浩”扮演了鄂温克人与自然的通灵桥梁。尼都萨满死后, 妮浩披挂上了萨满的神衣, 敲响了神鼓, 为氏族人畜的安危一次次地跳起舞蹈。这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女性形象, 她每次跳神去救助别人一次, 就会失去自己的一个孩子, 但是她依旧不拒绝别人的请求, 甚至主动拿起神鼓。“天要那个孩子去, 我把他留下来, 我的孩子就要顶替他去那里。”[5]在连续为拯救别人而失去自己的三个孩子后, 妮浩女儿贝尔娜选择了逃跑, 她不想因为别人失去自己的生命。 妮浩最后一次跳神, 是为了扑灭大兴安岭的大火而求雨。“妮浩在雨中唱起了她生命中最后一支神歌。可惜她没有唱完那支歌, 就倒在了雨中……山火熄灭了, 妮浩走了。”[6]妮浩身上有“神”的责任, 但更体现了女性在自然救赎方面不可忽视的力量。女性比男性更贴近自然, 对自然有更深的认同, 以一种具体的、行动的爱去联系自然。无论是对于生命的无私的救赎, 还是对于自然凝重的关切, 都表现了女性在精神上对自然回归的引导, 对天人合一的和谐宇宙观的向往。
三、迷茫无奈——小说中女性对现代文明侵袭的态度
《右岸》中女性和自然和谐共处的宁静美好时光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七年的林业工人进驻山里。“伐木声从此想起来了。……那些粗壮的树一棵连着一棵地倒下……驯鹿和我们都喜静, 从那时开始, 一到伐木时节, 我们在森林中的搬迁就更为频繁了……”[7]之前的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并未侵袭到这片遥远的森林, 而近代工业对木材等自然资源的需求开始了对大兴安岭的开发。林业工人蚕食了她们赖以栖息的自在生态境地, 她们只得在氏族迁徙中做最后的抗争。尽管后来政府给他们盖起了木刻楞房, 他们还是住不长, 还是喜欢山里的生活。
女性对于外来文明首次直接抗争表现在“我”和第二任丈夫瓦加罗对待女儿达吉亚娜上学的问题上。“瓦加罗认为孩子应该在学堂里学习, 而我认为孩子在山里认得各种植物动物, 懂得与她们和睦相处, 看得出风霜雨雪变幻的征兆, 也是学习。”[8]瓦加罗认为知识能带来光明, “我”坚持光明就在希愣柱尖顶的星光上, 在驯鹿的犄角上, 在树木和花朵上。最后, “我”取得了胜利, 但是瓦加罗自己教起了女儿识字。从这里我们看出, 小说中女性将自然摆在学习的首要地位, 认为知识是从自然中获得的, 应该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 并暗示在自然中净化心灵。这是女性有别于男性的自然认同, 也显示了浓厚的生态女权主义色彩。
对待现代文明, 小说里的女性更多的是迷茫无奈的态度。迷茫体现在与新鲜事物接触中的不确定和犹豫的情绪中, 而无奈则表现在对抗诸如疾病之类、自身能力有限无法拒绝外来文明帮助的问题上。在去激流乡定居的事情上, 大家意见不一。选择留下的, 因为担心驯鹿适应不了外面的环境, 自己也进入不了外面的生活, 愿意继续在森林中生活; 选择出去定居的, 对外面的生活还是有渴望, 有学校、商店、 粮店和猎品收购站, 生活便利, 设施先进。达吉亚娜的态度是“一种新生活, 只有体验了, 才能说它好或者是不好。”[9]表现了新一代女性对外界新生活新文明的期待和追求。从外面回来的达吉亚娜朝气蓬勃, 脸色红润。可是在她的婚姻上, 面对“有文化”, “有固定工资”的高平路和“爱吃生肉”, 同样“以养驯鹿和狩猎为生”的索长林, 达吉亚娜拿不定主意, 询问父母, 父母让她听从自己的心, 最终她选择了索长林。另外, 达吉亚娜充满才情的女儿伊莲娜“走- 回- 走- 归”的历程, 也明确了小说中女性对现代文明的挣扎, 作为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现实结合体, 在冲突中她一次次地离去, 又一次次地回归, 最终在作品完成时, 她落幕在森林深处的小溪里。由此可见, 小说中新一代的女性对待现代文明, 仍有徘徊和犹豫, 她们在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冲撞中迷失。叛逆还是归顺?小说到最后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然而, 由于鄂温克人医疗条件的落后, 在抵御身体伤害和疾病问题上, 还是无法拒绝现代文明的帮助。虽然“我” 坚持清风流水和日月星辰就是我的医生, 不相信冰凉的听诊器能听出我的病, 但是依芙琳在被听过心肺后, 医生准确地诊断她由于经常食生肉而患上了肺结核, 杰芙琳也把生育的希望寄托在乡卫生院的医生身上。这时, 女性对现代文明的拒绝是无奈的, 也是大可不必的。生态女权主义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 反对的是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和占有自然, 反对压迫自然, 压制女性。但是, 对于现代文明为自然和女性提供的有利条件, 是不应该排斥的, 可以积极运用。比如近代科学提出的环境保护方法, 女性生理疾病处理原则等等, 都可以拿来运用。通过这种运用使自然和女性自身都达一种更好的状态, 从而促进女性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结语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生态表述转换的长篇巨作, 充满了生态女权意识, 体现了女性和自然的认同, 展露了天人合一的诗意生存和信仰。作者也从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表现了鄂温克族女性对现代文明的焦虑和抗争, 为生态女权主义今后的批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女性在和自然认同的同时, 也应该积极吸取现代文明的有益成果, 为自身和自然服务创造有利条件。
摘要：迟子建是来自“白山黑水”的温情女作家, 她总是以女性对自然的格外关注来书写东北大兴安岭那片原始古朴的风貌, 同时对现代文明带来的冲击进行反思。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长篇小说里, 迟子建通过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这个女性视角来讲述这个民族的生存历史与精神信仰。小说大量体现了女性和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 蕴涵了丰富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本人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来挖掘《右岸》中的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解读作者希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初衷。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
参考文献
[1]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8.
[2]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197.
[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8.
[4]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86.
[5]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6]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253.
[7]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192-193.
[8]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193.
《额尔古纳河右岸》 篇7
鄂温克族是没有语言的, 在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交往下, 佛教和东正教对鄂温克人产生了影响, 形成了自己民族的宗教———萨满。萨满被称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 萨满以神鼓, 神锤为法器用来召集神灵, 降服邪魔, 拥有救死扶伤的神力。萨满企图以各种精神方式掌握超级生命形态的秘密和能力, 通过跳神来预测未来祈福祭祀以达天听。当一任萨满去世, 三年后萨满的神灵会降临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将这股神秘的力量延续下去。书中讲述了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如果说尼都萨满的命运是悲凉, 那么妮浩的命运是无奈、孤苦。妮浩的一生都是为别人活着的, 是在把别人的孩子看成自己的孩子, 她每跳一次神去拯救别人的生命却要以自己孩子的生命为代价。果格力、交库托坎、耶尔泥斯都都是这样的离去, 贝尔娜因为整日活在随时丧命的恐惧中而被迫逃跑。妮浩曾说:“天要那个孩子走, 我却要将他留下, 这就是代价!”作为母亲她想让孩子平安快乐, 作为萨满她有责任去保护子民, 拯救生命!
鄂温克族人崇拜自然。萨满教信仰的根本思想是时间万事万物都有神灵在支配着, 在此基础上他们崇拜自然, 认为森林里的物种都是有灵性的, 不能轻易冒犯, 否则会遭受惩罚。当鄂温克族人猎得黑熊, 堪达罕时会割下猎物的心脏先贡俸给萨满神, 然后再食用。每年他们都会举行祭祀活动, 宰杀驯鹿作为祭品以祈求上天能让开年风调雨顺。
2 游牧生活
鄂温克族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群居, 也称为一个乌力楞。白天, 男人们一起外出狩猎、布置陷阱, 女人们在营地里放养驯鹿。驯鹿可以说是上天赐给鄂温克人的礼物, 驯鹿富有脚力, 在迁移时负载很重的东西穿越山林沼泽都很轻松, 平时也不需要过多的照应。每天傍晚时分它们出去寻找食物, 春季时吃青草, 白头翁;夏季时肯桦树皮和桦树的叶子;到了秋天蘑菇和苔藓则是它们最爱, 第二天清晨就会听见驯鹿摇晃着铃铛回到了营地。女人们挤鹿奶, 用它的皮毛做衣服御寒;迎接男人们狩猎回来, 对猎物进行分类, 剥皮子, 将肉做成肉干, 熟皮子, 维持生计。鹿茸, 鹿筋, 鹿鞭, 鹿心血则是安达人的最愿意收入囊中的名贵药材, 这些可以换给我们米、面、酒、茶叶等生活用品。
每一个鄂温克人都是一名优秀的歌唱家和舞蹈家。傍晚时分整个乌力楞的人都会聚集在一堆篝火周围喝酒吃肉, 讲述白天打猎时的情景;兴致所以至之时会高歌一曲, 女人们会跟随这旋律跳着翰切舞。达拉玛是跳的最好的, 穿着裙子翩翩起舞, 那灵动的身姿让林克深深的陶醉, 营地里的孩子们一起追逐打闹, 整个乌力楞里弥漫着大人小孩欢快的笑声, 消解着一天的疲惫。这样的生活类似于《桃花源记》中的生活, 人们生性淳朴, 热情;生活平静, 自然, 快乐。所谓“无丝竹之乱耳, 无案牍之劳形”。
3 离别, 定居
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 政府对大兴安岭这片原始森林就行大规模的砍伐。电锯的伐木声惊醒了生活在森林中的动物, 运输木材的铁路线延着森林腹地铺开, 粗壮的树木在电锯的怒吼声中轰然倒塌, 山风也变得狂放而粗鲁。另一方面, 政府在山下的乌启罗夫建立了定居点, 有干净卫生的诊所, 物品充足的商店, 设施齐全的学校供孩子们读书。这使一部分的牧民心动了, 开始了第一次的搬迁。随之而来的矛盾也就产生了:一排排石砌的房屋隔断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密不透风的屋顶没有了夜晚在在希楞柱里看星星, 看月亮的舒畅。刚开始人们半夜睡不着觉便出来在街上瞎溜达, 陌生的猎狗也互相的吼叫着。驯鹿是受伤害最大的, 它们被圈禁在一个狭小的牧场中仿佛失去了灵性, 整日不吃不喝, 对情有独钟的盐吧也是不闻不问。这使得牧民们惊慌失措, 吵嚷着要回到山里。没过多久, 一批批的牧民回归森林。几年后, 政府在布苏建立了新的更好的定居点, 而当时的乌启罗夫只是剩下一排排的空房, 成为过往行人的歇脚地。布苏的乡党委书记游说下山定居时说道:“一个放下猎枪的民族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 一个有前途和出路的民族。”这句话无疑是对千百年来游走于大兴安岭, 沉睡在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彻底的否定。依莲娜是书中第一个走出大山, 考上大学成为一名画家的孩子。她的画作里少不了灵动的驯鹿, 连绵起伏的山峦, 世代相依的河流。每当依莲娜从城市归来时, 整个人是焦躁不安的, 讨厌城市的喧嚣, 人情冷漠, 渴求山里的清新自然来洗涤内心的烦闷和家人的温暖, 喜欢随着驯鹿四处游走寻找灵感。待到时间久后又会觉得山中太过安静, 通讯不便, 热烈的盼望着回到纸醉金迷的世界, 急匆匆的离开了。如此反复, 身心俱疲的回到森林, 带着困惑将自己交给了贝尔茨河, 随水而逝。
最近这些年, 据根河市委的介绍说:“驯鹿下山圈养的失败和老一辈人对新生活的不适应, 造成了牧民一批批的回归。”最终定居下来的是一批新生代的年轻人, 他们已经习惯了外面的世界, 不再依赖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的恩赐, 彻底放下了手中的猎枪, 慢慢融入现代化的生活中, 做一个会说普通话的普通人, 成为真正“文明”的民族!与此同时, 老一辈的牧民坚守在山里中, 延续这鄂温克族最后的传统。
《额尔古纳河右岸》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百年孤独, 更是击打我们内心的一种震撼, 是对我们56个民族未来的思考和忧虑, 是在大踏步现代化建设中一直被我们所忽略的城市通病。不论是政府, 还是我们自身都应该自觉的传承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化遗产, 不让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亡殆尽, 这不单单是我们的责任, 更是我们的使命!
摘要：《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任酋长的女人进行自述, 讲述了鄂温克族近百年的历史。作为曾经居住在贝加尔湖畔以东和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一带山林中的游牧民族从事游猎和驯鹿, 生活在原始的大兴安岭里。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政府大规模砍伐树木, 开采矿产, 并建立定居点游说牧民们前去居住。可面对一排排冰冷的房屋, 失去自由被圈养着的驯鹿, 与自己长期的传统生活习惯相抵触, 造成了牧民一批批的回归。游牧民族的文明与城市文明间相碰撞是牧民回归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游牧民族,鄂温克族,萨满,驯鹿,定居
参考文献
《额尔古纳河右岸》 篇8
一、作为表象的女性人物众生相
(一) 从苦难中净化的伊芙琳
伊芙琳是“一个心底积存着深深的情感忧伤的女人”, 对“别人的幸福和真情流露出嫉妒和鄙视”。伊芙琳看到妮浩和杰芙琳娜的悲剧后表现出令人胆寒的快感, “金得, 你听听吧, 听那哭声吧, 我从未听过这么美的声音啊!”伊芙琳这是在通过看别人痛苦的景象来达到减轻自己痛苦的目的, 这是一种报复。这种报复的极致便是她自戕式地终结了腹中的小生命。但是“她那快意的报复目光背后, 透露着一股难以言传的悲凉之情”。显然伊芙琳并没有真正解脱, 只要她还未完全看透生活的本质, 仍旧对生活怀有某种期望, 她就会继续沐浴痛苦。
伊芙琳逐渐意识到生活中一切的满足都只是表面的假象, 她如是说到“你喜欢拉吉达, 可拉吉达到哪里去了呢?伊万喜欢娜杰什卡, 最后娜杰什卡还不是带着孩子离开了他?”是的, 人们所获得的东西从未实现过它在我们追求它时所作的诺言。没有得到时感到痛苦, 得到后感到失望。
伊芙琳是个十分坚韧的生命存在, 尝尽生命的苦难, 在苦难的磨砺中逐渐认识痛苦, 在生命的痛苦中不断地体悟、净化, 静候涅槃。历经各种苦难的净化后, 生命意志已消逝在先, 伊芙琳夫妇都彻底对彼此不再抱有什么幻想、期待了, 于是也就不存在什么欲求了, 没有挣扎、反抗和痛苦了。她终于在漫长的斗争和痛苦之后, 撕开了摩耶之幕, 自愿放弃了她的执着, 真正达到解脱的境界, 因此伊芙琳在晚年变了, 对身边的人不再心怀敌意, 重拾了怜悯之心, 不再尖刻。此时伊芙琳真正克服了生命的欲望, 做到了否定生命意志, 从而得到了真正的解脱, “轻飘飘地倒在了篝火旁”。解脱之境正是无企求的境界, “是和清心寡欲相随伴而不可动摇的安宁, 是寂灭中的极乐”。[2]
(二) 人类永恒的困境:生的悲苦
《额尔古纳河的右岸》中达玛拉、杰芙琳娜和马伊堪都是自杀者。她们都企图用结束肉体的方式结束生活中的痛苦。但如叔本华所说人生的本质便是痛苦, 死亡也不能终止这种痛苦的延续, 这是人类永恒的困境。
达玛拉的痛苦源于与尼都萨满的感情受到阻抑, 因此她的心彻底凉了, 守着火, 却过着冰冷的日子, 最后在狂舞中耗尽生命的能量。达玛拉渴望身体的解脱, 用死亡来驱赶痛苦。“自杀者要生命, 他只是对那些轮到他头上的生活条件不满而已。”[3]因此就算死也得不到解脱。因为求死并不代表她放弃了对尼都萨满的情, 放弃了这种欲求、这种意志, 而是代表着她对族规的不满, 尼都萨满为达玛拉唱了一首关于“血河”的送葬歌, 说明达玛拉仍被痛苦笼罩, 她过不了血河, 灵魂将消亡, 到不了幸福的彼岸。
杰芙琳娜用残忍地方式流产后, 导致日后不孕, 她一生的痛苦都可以追溯至此, 是她自己的行为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然而把杰芙琳娜推向这个最不利、最卑微、最不堪的身份地位上的却是妮浩、伊芙琳、金得、达西等一群人的一层递进一层的关系网, 杰芙琳娜用自杀来反抗命运的不公。作为孤儿的马伊堪, 永远扮演着父亲眼中的小孩子的角色, 渴望爱情、婚姻的马伊堪注定不得满足, 生活一天天继续, 痛苦一天天加剧, 这朵娇艳的花朵黯淡了, 马伊堪生下私生子后就跳崖自杀了。“自杀者不能中止欲求, 所以他停止活下去, 而意志在这里正是以取消它的现象来肯定自己, 因为它已再无别法来肯定自己了。”[4]作品中的这些选择自杀的女性人物都是悲剧主角, 在生活中细细体味着痛苦的滋味。
二、作者意志的符号:伊莲娜
进入九十年代后, 新的一代鄂温克人在山下长大了, 过着完全不同于老辈人的生活, 伊莲娜是这个部落所出的第一位大学生, 每年游走于城市与山间。她嫌恶“城市里到处是人流, 到处是房屋, 到处是车辆, 到处是灰尘”, 在城市, 事业、爱情、生活都陷入不满足的泥沼中, 痛苦得使她逃离;但她同样嫌山里“没有酒馆, 没有电话, 没有电影院, 没有书店。”在山上, 远离功名利禄, 空虚无聊的生活同样使得她想逃离。但无论逃到哪里, 也摆脱不了痛苦、空虚, 因为她摆脱不了自己的欲望, 否定不了这种生命意志。伊莲娜不像儿时那么快乐了, 因为她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痛苦, 山上和山外都令她向往, 也都令她厌倦, 因为满足不了的欲求一直纠缠着她, 成为她痛苦的症结所在。
伊莲娜内心的矛盾, 正是作者迟子建自身内心的矛盾, 伊莲娜则是作者这种矛盾情感的替代符号。作者内心对现代文明中的种种不满使得她对鄂温克原始文明充满留恋, 但是在纯朴如作品中的乌力楞, 痛苦仍旧时时伴随着这些女性人物, 作者所要寻求的永恒的宁静乐土也寻而不得。伊莲娜内心痛苦, 无法觅得解脱之道, 她酒后失足跌入河中, 大抵作者也不知道何去何从, 就对伊莲娜的结局虚化处理了, 伊莲娜就是作者意志的化身, 自杀不能解脱, 活着亦不能解脱, 谁也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 “夕阳把水面染得一派金黄, 好像老天知道她喜欢画, 特意泼洒了一幅, 把伊莲娜给镶在画中了。”
结语
《额尔古纳河的右岸》里的人物生活在原始的、单纯的人际网络中, 这表现出作家迟子建对现代文明所承载的生活的一种失落感, 作家渴望回归, 渴望寻找真正的宁静的心灵栖息之地。[5]尽管与世隔绝、纯朴如斯的鄂温克族人同样摆脱不了生的痛苦, 迟子建自己用“悲凉”二字形容她目睹这支部落生存现状时的心情。[6]不和谐的阴云始终弥漫于整个乌力楞的上空, 通过女性人物的悲剧表现出一个永恒的话题——人生就是痛苦的过程。“文明看到最大的痛苦, 都是在本质上我们自己的命运也难免的复杂关系和我们自己也可能干出来的行为带来的。”[7]无论哪种文明下生活的人类同样都悲苦的活着以及死亡, 那又于何处寻找真正无痛苦的世界去?这种迷失、疑惑、虚妄之感必将永久潜藏于作家的内心, 影响着作家的写作, 迟子建是个骨子里透着悲伤、绝望的作家, 她的作品写的不仅是关于某些人的悲剧, 也不仅是这一个氏族的悲剧, 而是整个人类都面临的悲剧。也许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镶在画中”, 在艺术的世界中寻求超脱, 在纯粹而无意志的审美观赏中解脱。“从一切美得来的享受, 艺术所提供的安慰, 是艺术家忘怀人生劳苦的那种热情。”[8]
参考文献
[1][2][3][4][7][8]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柏彦飞.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博弈——读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J].文学评论.
《额尔古纳河右岸》 篇9
在叙述民族史实的过程中, 作者精心地描绘了这个民族浪漫的演绎。鄂温克是我国最后一个狩猎民族, 现实上中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很悲惨的, 这个民族遭受这来自自然和种族的重重地磨难, 在原始的社会形态中, 生产水平落后, 科学水平必然落后, 终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对自然灾难的无可抗拒可想而知, 遇到天灾时赖以生存的牲畜和族人的生命都如草芥一般脆弱。落后的医疗水平导致了族人的超高的非正常死亡率。本民族人口数量不断下降, 内部通婚造成的后果也日益显现。还要再加上外民族 (俄罗斯, 日本等) 入侵时的掠夺和迫害。而作者描写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却处处是诗意, 人与自然完全的融合了。以一种诗化的手笔来述说历史, 细腻、温情、别样的真实。诗意并不是虚幻式的乌托邦式的描绘, 不是沦为一种没有恶意的欺骗和虚妄, 没有显示不真实的虚幻。1作品借助的90岁老人视角, 是确有其人的2, 不管是隐藏了这个民族真正历史上的悲惨史实还是比局外人发掘了更多这个民族诗意的生存, 最终的结果是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比起历史资料中的记载, 我们看到了更多这个民族诗意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栖居过程。以一种诗意栖居的画面的刻画, 给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世人以精神的慰藉。
这部作品最大的亮点是为我们显示了一个与自然充分融合而生存的民族, 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的画面, 这可以是一场美妙的心灵历程, 也可以引发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态的思考, 以扭转我们的发展观念, 真正可以接近与自然情景交融。作者不仅审美地去理解这个民族, 而她的表述手法更是灵活自由, 纷繁多变, 让这部作品更具形式美,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时刻被新颖的内容和手法吸引。
二、小说文本的诗意表现
1. 平和基调。
“真正的哲学家确实总是想方设法获得明细清楚的表达, 使之像瑞士的湖水一样——透过平静的湖面望下去, 愈深处就愈是清澈, 湖的深度与清澈相得益彰——而不像浑浊湍急的山洪。”3以一位九十多岁老人的诉说为线索, 老人的故事没有讲给本民族的后辈们听, 没有讲给慕名而来的山下人听, 她只是对着火堆讲述了这一切。一个见证了民族百年风雨的长者, 没有年轻人的激昂和热烈, 她的讲述是那么的平和, 即使描述生死离别这般悲壮惨烈的故事时, 也只是淡淡地流淌过去, 没有此起彼伏的波澜壮阔, 没有跌宕汹涌的悲壮哀痛, 似无欲无求, 又看破红尘, 这种平静如水的叙述, 像是看透了生命的真谛, 看破了世间沧桑, 从骨子里渗透这一种平静的悲凉感。
2. 预言叙事。
这部作品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伊芙琳的预言。作品中一共出现6次预言。这是一个奇怪的生命之轮, 不难发现, 似乎作者有意让伊芙琳具备了这样一种看破命运的本事, 年轻一代族人的命运正是上一代族人命运的翻版。因此作品中呈现了一条并不十分明显的生命链条, 在这个与外界相对隔绝的世界里, 若隐若现的存在, 又在冥冥之中左右着族人的命运。于是在作品中, 形成了前后呼应, 息息相关的故事脉络。把叙事建立在命运之轮的深层基础之上的, 可谓别具一格, 引人入境。
3. 虚实交错。
尽管作品中的民族和历史都是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的, 但是文中还是穿插了不少亦真亦幻的神话色彩的故事, 如伊万葬礼上出现的两个白狐女子;达玛拉以蛇的形象出现, 安慰拯救了伊芙林;族人对火神、山神、树神等等的传说和现实经历, 都蒙上了亦真亦幻的神秘色彩。美国学者蔡斯在《神话研究该说》中认为:远古神话曾经驯服过人性中的毁灭力量, 现代神话应该发挥同样的功能。作者也正是借这些神话使得读者获得同样地功能, 作品中的神话无一不是浪漫的, 善良的, 温情的。这正是驯服了人性中那种卑劣的粗俗的毁灭力量, 给人以诗意的善良体验。4文章借助这些神话意象, 实现了这种共性的神祗从神话想文学“移位”的结果。
4. 场景再现。
作品中呈现了许多如岩画、风声、月象这一类的意象, 且不看这些意象蕴含着什么样更深层的民族心理, 但只把这些意象联合起来, 就足以构成一幅唯美的画面了, 一幅人类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的唯美画卷。在这部作品中, 人与自然是完全交融的。妮浩为孩子命名是用花朵、桦树的名称, 而族人又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命名, 在这里, 人类是自然的孩子, 在自然的规律之下繁衍生息。当日渐衰老的“我”有病痛缠身的时候, 并不相信激流乡的那些大夫, 而是相信, 只要回归到自然, 就会痊愈的。作者描绘了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 并希望读者也可以领会到这其中的美妙真谛。
作者用纷繁的叙述方式, 并非是要讲述, 而是要显示给读者一个美轮美奂的鄂温克民族风情;她也并非是要概述, 而是要描绘出一幅唯美诗意的鄂温克民族历史。这样做不仅引导读者进入她所勾画的世界, 也留给读者足够的自我思考的空间。
三、心灵体悟的诗意接受
接受美学把读者和阅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接受美学看来, 文学作品包括具有未定性的文学文本和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具体化, 二者合璧才是完整的文学作品。没有读着的阅读, 没有读者将文本具体化, 文本只能是未完成的文学作品, 也就没有文学作品的实现。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 这部作品在这一过程中的诗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 美感体验。
作品的诗性建构, 旨在对于读者, 品读作品是一个欣赏的过程, 而谈到欣赏, 就是一个美的范畴了。通过前面的解析, 这部文学作品使人审美的获得自由是可以确定的。它为我们勾勒了诗意栖居的维度。美丽的忧伤, 执着的力量, 卑微生命的颤动, 人性的光芒, 温情主义等等这类叙述, 展现出的含蓄蕴藉, 空灵澹荡的审美意蕴。这种审美特性与《右岸》息息相关, 体现其美学的诗性建构具有唯美倾向。
2. 思考空间。
在接受美学的角度, 读者对于鄂温克民族是比较陌生的, 所以阅读作品时的“前解释”几乎没有, 这就使得出现一种读者完全“被引领”的状态出现, 被动的接受过程并不太能引发读者的心灵的互动和交流。而作者还是留给了读者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 不管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也好, 还是社会发展中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好, 作者并没有去述尽鄂温克民族, 把自己的认知和情感灌输给读者, 而是尽量显示一个真实又浪漫的民族文化, 让读者自己去体验, 感悟它的美, 思考现象背后的问题。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认为, 作者的意旨不能穷尽作品的意义。当作品从一种文化环境传播到另一种文化环境的时候, 一些新的意义就可能从作品中抽取出来。作品的意义, 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对话之中。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对文学作品会产生不同的解释。5
结论
“受众参与”状态中的“认同”和“移位”分析
杨晓琼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000)
摘要:“受众参与”状态中的两个核心问题是“认同”和“移位”。文章首先从概念的角度对“认同”和“移位”进行界定, 然后说明“认同”和“移位”的区别、以及二者对“愉悦感”的影响。最后指出“移位”对“愉悦感”的积极影响要甚于“认同”。
关键词:受众参与;认同;移位;愉悦感
一部文艺作品 (本文专指叙事性文艺作品) 对受众的吸引力、影响力以及使受众感到满足的程度, 取决于它使受众从内心“参与” (audience involvement) 其中的能力。通俗地讲, “参与”的程度是指受众在理解了作品中故事情节之后所投入情感或心思的多寡, 它同样也反映了受众对作品的关注程度。“参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指当受众融入情节中的时候, 他 (她) 就会对故事的细节格外关注, 同时也会变的全神贯注, 并为情节所吸引[1]。本文试图通过对“参与”理论中的“认同” (identification) 和“移位” (transportation) 进行分析来界定“参与”的形式。
1.对角色的“认同”
叙述性的艺术作品 (书、电影或戏剧) 通过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 “邀请”受众忘掉自我, 融入到故事中去。如果受众接受这种“邀请”并融入到故事当中去, 就会有两种体验:观察者和参与者 (这两种体验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通常当我们被一篇故事所深深吸引的时候, 我们开始关心故事中的角色。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 我们会焦虑;当他们高兴时, 我们也会分享喜悦。这种情况即是说明了我们已经共享了角色的本体, 这种本体迁移行为就是“认同”, 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参与”方式, 这时的受众会对故事的发展及其传达的信息投入更多的感情[2]。“认同”是一种流行词汇, 广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学者、电影理论学者以及媒体研究人员所使用。文学学者将“认同”定义为通过虚构来触动并帮助人们理解周围的环境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依据媒体心理学的解释, “认同”被定义为是一个想象的过程:与角色融合、共享角色的知识、接受角色的目标、分享角色的感情[3]。根据这个定义, “认同”是一个短暂而充满想象的过程。在认同的过程中, 受众为文体所吸引, 并削弱了自我的意识。但是这种吸收并不是针对文艺作品的整体而言的, 而是为其中的某个角色所吸引, 并且是暂时性地迁移进了这个本体中。
2.移位
根据“移位”理论, 受众往往会经历一个“移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的思想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故事发生的事件中, 同时进入了故事中的世界里, 而暂时失去了与真实世界的接触。“移位”, 通常又被称为“融入”“吸引”, 同时对于心理学家以及媒体学者非常重要, 因为它决定了艺术作品的趣味性、受众的态度和信念的转变[4]。
3. 认同和移位的区别及联系
“移位”和“认同”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二者的主要区别
这部作品的包罗万象、纷繁多变、灵活自由, 构成了它的形式的美。作者驾驭这种美的形式能够充分地享受创作的自由, 施展自己的创造才能, 在创造的过程中得到自由的愉快。读者又通过欣赏作者创造的美和美的创造, 并进行二度创造, 得到美的享受。我想这正是小说所应该带来的审美效应。
是:“认同”描述的是与特定角色之间的关系, 而移位是指叙事体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对受众的吸引, 例如一个刻画反面人物的小说因为其极佳的悬念设计而会对受众产生强烈的移位, 但是受众不会对这个反面人物有“认同”感。同时二者在使受众产生愉悦感方面起着共同作用, 比如受众可能是因为对角色有着“认同”而产生愉悦感, 也有可能是受众移位到小说中去, 而对角色产生亲切感, 继而增加对角色的“认同”, 从而产生愉悦感。同样地移位对于态度转变的影响也会受到“认同”的影响。处于移位状态的受众可能会“认同”角色, 因此这些角色的经历以及他们宣扬的信条会改变这些受众的态度。
“认同”和“移位”都可被视为描述受众是如何被作品所吸引的方式, 但是移位描述的是受众“参与”的程度, 并没有界定叙述文体中的哪些具体东西使受众融入其中;“认同”描述的是受众对角色有着强烈的喜好, 因此尽管受众可能会由于密切关注中的悬疑情节而会“移位”, 但并不一定会发生对角色的“认同”。
4.“移位”对“愉悦感”的积极影响甚于“认同”
“认同”产生的前提是受众和角色之间观点的一致。因此如果受众知悉角色过去的经历, 认同感可能会更强烈。如果是这样, 行为发生的时间就会对受众的“认同”有着较大的影响。受众在接受到角色过去的信息后会更趋于“认同”主要角色, 而接受将来的信息则不会有这种影响。之前提出人们更趋向于与正面的积极的角色产生联系, 正如在生活中人们乐于与有好运的人交往, 另外, 厄运和困境可能比好运会更让人产生认同感, 因此如果陷于困境中的角色释放出积极的信息, 可能会比消极的信息更能让受众产生认同感。
因为“移位”与故事情节所塑造的悬疑密切相关, 因此悬疑的增加可能更容易引起“移位”。另外当预计到的某些事情肯定会发生的时候, 悬疑就会增加。基于这个前提, 可以设想当给受众提供关于未来的一些充满戏剧性的信息的时候会比提供过去的信息更容易引起移位。“认同”和“移位”都与叙事性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愉悦感有关。愉悦感是当作品能够反映出受众对于作品的理解时产生的。因此当受众充满感情地融入到一个作品中时, 受众往往就会视为它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同时产生的愉悦感也会越高[5]。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界定“受众参与”的两个重要概念:认同和移位。通过分析说明“认同”和“移位”的区别是合理的, 而且, 受众对于有着正面积极行为的角色比那些有着负面消极行为的角色更为“认同”。受众所接受的关于将来的信息越多, 就越容易“移位”到情节中去。表明“移位”对愉悦的影响要大于认同对愉悦的影响。
杨晓琼, 江苏徐州人, 现就读于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攻读艺术学硕士。
摘要：《额尔古纳河右岸》对鄂温克民族原始社会部落生活和历史变迁的描写, 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欣赏与赞誉, 主要是作者迟子建以温和诗意的笔调来描绘了一个古老狩猎民族百年的风雨兴衰, 使读者如身临其境般体会个中滋味, 获得独特的心灵震撼。笔者试从创作者、叙述者、接受者三方面的蕴含分析作品的诗性建构, 以彰示作品的艺术造诣。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诗性,艺术造诣
参考文献
[1].於可训《小说家档案》
[2].新华网2003年8月10日《我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今天搬迁》
[3].叔本华《论充足根据率的四重根》第一章, 第三节。
[4]. (美) 理查德·蔡斯:《神话研究概说》, 潘庆国等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 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