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精选9篇）
妖魔化 篇1
当人们对于互联网的狂热渐渐隐退, 当海量信息、相对自由的言语空间已经从胸口的一颗朱砂痣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 对于Web2.0的批判如同当初盲目的追随一样来势汹汹而缺乏理性和冷静。信息真假难辨、隐私泄露、劣质草根的自我炒作 (如芙蓉、凤姐) , 似乎Web2.0总是在喧闹散去后留给人并不甘醇的余味。于是, 有人开始将洪水猛兽与之相提并论, 将批判的利剑直指这个成长中的少年。
一、Web2.0之妖魔化
(一) 对于Web2.0虚假信息的置疑
这里的虚假有两层含义。其一, 是互联网的匿名特征让很多的网民不用为他们在互联网世界中的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于是, 互联网充满了伪造的新闻、伪造的纪录片、伪造的身份, 甚至是伪造的性别。在最近出版的《网民的狂欢》一书中, 作者安德鲁·基恩就例举了若干事实, 证明Web空间是虚假信息的集散地。在基恩的描述中, “9·11”事件被捏造成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策划、耸人听闻的强奸案竟是“受害者”自己对其一位男性朋友的恶作剧、You Tube网站排名第二的“原创”连续剧竟是一群职业人士实验性的艺术尝试……网络成为人们发泄私愤、打发无聊时光的最好工具。[1]许多用户以匿名方式任意写入信息的Web2.0成为无聊和虚假信息的“垃圾场和回收站”, 充斥着虚假信息的网络更严重侵害着用户的利益, 无论是时间上的消耗还是信息甄别的难度, 以及受虚假信息误导的潜在危险。其二, 由于Web2.0的草根性, 使得每个网民都能够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于是, 在互联网世界中就出现了由“高贵的业余者”操控的“伪百科”。[2]以维基百科为例。维基百科以极高的浏览量位居全球排名前列。但有人指出, 在维基百科中, “业余者取代了专业人才, 门外汉取代了词典编撰专家, 从未受过教育的平民取代了哈佛教授”, “他们企图用无知代替经验, 用浪漫主义的幻想代替启蒙运动以来的智慧和常识”, 因此, “维基百科上面往往就是2加2等于5之类的知识”。[3]
(二) 对于Web2.0侵犯知识产权的置疑
打击盗版在Web2.0问世后显得更加力不从心。免费的或收费低廉的网络下载让人们不再光顾音像制品商店, 用高于网络几十倍的价格去购买同内容的音像产品;不再去电影院购买相对高额的电影票去看一场在网上同样能够看到的电影, 而书籍同样也是如此。再以基恩为例。在其著作中, 基恩对传统的文化产业报以无限的同情, 同时对传统文化形式能否继续健康长久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他以塔楼唱片公司的倒闭、流行音乐人低廉的难以维持创作的收入、新的允许用户任意修改的网络音乐作品形式为例, 旨在说明Web2.0环境下, 传统的文化产业由于网络盗版和低成本运营而受到的致命冲击。而另一方面, 网络本身拼贴和解构的后现代特性, 使得传统艺术形式很难健康发展。
(三) 对于Web2.0侵犯隐私的置疑
曾经, 偷看他人信件、日记是何等让人心存罪恶感的行为, 然而今天, 人们却公然在网络上将自己最隐私、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公之于众, 并乐此不疲, 这就是博客, 这就是Web2.0。与此同时, “瓦尔德斯数据泄漏”之类的事件频频发生, 换言之, 互联网用户的隐私正在主动或被动地被泄漏着, 主动的泄漏是一个心理学或者社会学问题, 而被动的泄漏则是一个法律问题。黑客盗取资料、个人或企业电脑丢失造成隐私或机密信息泄漏都造成个人信息和隐私的被公布, 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却是现代生活对电脑和互联网的高度依赖。
此外, 诸如Web2.0师出无名、至今没有明确定义、概念模糊等置疑和反对之声也是层出不穷。[4]纵观当前互联网发展态势, 反对之声并非只是学院派的无病呻吟。以安德鲁·基恩为例。早年他也曾是硅谷淘金热中的一员, 曾经创办过网站, 对互联网可以说有过非常深刻的融入, 他列举出的诸多互联网罪行, 如网络色情、赌博、隐私等, 在今天也的确成为各国政府和正义网民的担忧。在今天Web2.0突飞猛进的时候, 这样的反对之声多少能够让血脉喷张的网民们恢复一点理性和冷静。然而, 这些反对之声是否也来自冷静的思考和观察?他们自己是否理性?
二、关于对Web2.0批判的思考
细数上述三大罪状, 我们不难看出, 这其中多少有些逻辑前提错误或夸大之辞。
(一) 过分夸大了网络对大众生活的影响力
以维基百科为例。安德鲁·基恩在其著作中, 曾认为维基百科的错误信息将会严重误导大众的工作和生活。在他的描述中, 维基是被作为准则、定律、真理被人们使用着, 因此, 它的非专业性、非准确性会造成巨大的负影响。这一因果推导完全符合逻辑, 但问题是, 它的前提出现了问题。在日常生活中, 至少在以相对理性著称的中国网民眼中, 维基百科、百度知道的确扮演了很多顾问的角色, 比如, 我们在百度知道上经常可以发现这样的提问, “误吞了泡泡糖会不会出问题”、“美剧《绝望的xx》第n季最后一集出现的那个男人是谁?”并且, 很多时候在回答的列表中, 不乏“建议咨询专业人士”的答复。不仅如此, 又有多少人真的会以网络为圣经?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维基百科和一般的BBS论坛只是名称的不同, 不会有人因为它有一个百科的名字而认为它就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网络版。此外, 维基百科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并非它专有。在很多论坛、BBS中, 同样也在答疑解惑。那么他们是否也应如某些建议者所说的应该具有相对的专业性?是否也应该设定回答者的资质要求?如果是这样, Web2.0岂不失去了它大众茶馆的特色与魅力, 而成为了高处不胜寒的精英沙龙?
(二) 网民的智商和辨别能力被低估
在《网民的狂欢》中, 作者曾经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06年9月, 德国新纳粹党———国家民主党模仿德国权威新闻节目《每日新闻》制作了一段声称该党在地区选举中获得显著成绩的新闻视频短片上传You Tube网, 并造成了“许多德国网民”的“极度震惊”, 并描述说“只有那些目光锐利的人”看出了视频的破绽, 发现不是真正的《每日新闻》。[5]我们并未看到这段视频, 也不熟悉《每日新闻》的风格。但凭借常识, 以及国内类似的事件, 我们就可以提出诸多质疑。既然是国家级的权威电视节目, 《每日新闻》的制作水平可想而知。即使是一个可以称其为政党的组织, 其在视频制作上的能力究竟有多高?况且, 这里的重点不是制作, 而是仿真。一个节目的风格在诸多方面都呈现着自己难以被完全复制的风格。画面质量、摄影构图、语言风格等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节目的特色。即使这些都被高相似度的模仿了, 那主播总该不一样吧!既然是权威节目, 主播应该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至少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主播都换了, 这样的节目还会有人认为是真的?可见, 所谓的“许多德国网民…极度震惊”[6]应该更接近于一个理想情节。如果真是有“许多德国网民…极度震惊”, 那也只能感叹于德国人民的纯良。由此不禁联想到“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陈凯歌导演应该庆幸他生在中国, 并拥有如此“不纯良”的同胞, 否则他应该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不久前, 在国内一项针对90后大学生对于媒介使用和信任度的调查中, 互联网是六成学生最常接触的媒体, 但在信任媒体类型的调查中, 传统媒体还是以压倒性优势成为他们最信任的媒体 (其中电视57.3%、报纸杂志23.9%) 。[7]即使是新新人类的90后, 他们仍然更信任传统媒体而非他们所常用的网络, 足见网民对于网络信息的信任程度并不乐观。
(三) Web2.0对于传统文化产业的冲击能力被严重高估
每一种新事物的诞生都会引起卫道士们的恐慌, 每一个新的传播媒介在问世最初都被认为是将会推翻旧有统治的珀尔休斯。这样的情形在若干年前电视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时也曾出现过。“电视将取代纸质媒体”、“电视将对电影造成致命性的冲击”……这样的预言在电视几乎快要进入暮年的现在仍未实现。我们仍旧生活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共同组成的传媒矩阵中。而今天, 这里只是多了一个新的婴孩———网络。在反对声中, 似乎所有的用户都会冲着低廉的收费投奔到网络的怀抱中。然而, 反对者们大概太过精英而戒除了一切大众娱乐, 以至于忘记了电影和音乐吸引人们的是最直接的感官体验。小小的电脑显示屏如何能够与巨幕影院在观影体验上相提并论?简陋的电脑音响系统如何能够和黑胶唱片甚至是CD的高品质音质称兄道弟?即便是精英, 他们应该也不乏欣赏音乐会的经历。试问, 亲临现场的审美仪式与窝在自家松垮的沙发上听MP3中的盗版音乐之间难倒不是天差地别?无论是不久前《阿凡达》的全球热映, 还是Lady Gaga蹿红之后的唱片大卖, 无不都在彰显着传统文化产业不容怀疑的旺盛生命力。因此, 有关Web2.0将会是传统文化产业的2012的言论显然有些杞人忧天。作为新的传播媒介, 互联网的确具有传统媒介不具备的优势, 但是这样的优势并非就会带来旧有模式的终结。从印刷术的发明到今天, 出版业几乎已经存在了近千年, 然而书籍在今天仍然是大众生活不可缺少的文化商品, 它从未被广播、电视这些后来者掩埋。
其实, 高估与低估只是表象, 其根源则是对于互联网认识的“不客观”, 过于理想化的态度是这一切的根源。互联网只是一个新的通讯技术, 它提供给了人们更大面积的人际交往平台, 产生了一种新的传播媒介, 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件艺术品, 不是也不可能是近乎完美的单细胞生物, 它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况且, 对于这个正值懵懂期的少年, 年少无知的犯错自然是在所难免, 无需对他过于苛刻。而虚假信息、欺骗行为又哪里只是Web2.0的产物?其他的传统媒介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电视、报纸上的假新闻同样层出不穷, 充满夸张和欺骗的广告在传统媒体中同样铺天盖地, 又怎能说这是Web2.0的劣根?
在《网民的狂欢》一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对Blog、Myspace、Youtube以及其他网络新媒体的不良使用正在摧毁我们的经济、文化和价值观”、“毁掉我们的, 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 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作为营销策略, 这样的推介是抓人眼球的, 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购买行为的发生。但是, 正如美国当年所谓的“垮掉的一代”如今正在各个领域发挥着支柱作用一样, 被妖魔化的Web2.0也不会为预言所阻挡, 成长、发展、完善, 它终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留下不可抹杀的一笔。
参考文献
[1][2][3][6][7]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M].丁德良,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0:67-80;35;35-44;64-65.
[4]刘峰.Web2.0, 互联网历史上最大的谎言[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591a83bf01008k6a.html.
[5]“90后”大学生媒体使用习惯及消费习惯调查[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62ee6b210100fusg.html.
妖魔化 篇2
显然，当前的维稳模式难以持续，“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需要与时俱进。过度使用维稳手段适得其反
Q：《国际先驱导报》：近来，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尤其强调维稳。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社会背景？
于建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汪玉凯：这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内在矛盾突出，呈现被激化的趋势。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演变趋势。以前，民众多数都是为了维权争利，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后来发展成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再严重的泄愤就是引发群体骚乱。
换句话说，群众利益诉求以前是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现在却是通过比较激烈的方式。这样的社会背景是政府强调维稳最关键的原因。
Q：如今政府对维稳工作“很给力”，为何社会反而越来越不稳定了呢？ 于建嵘：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汪玉凯：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维稳思路，但是这样的思路现在却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
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台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那么工人、农民、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利益表达的途径，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不该把维稳和维权对立起来
Q：国外发生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比如今年的法国工人大罢工，以及英国大学生抗议学费上涨等，所在国政府并没有“维稳”一说。跟中国的情况相比较，当中有何不同？
汪玉凯：在国外，这样的事件被看做是正常的利益表达，是老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了。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我认为，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Q：这么说来，政府要维稳，民众要维权，两者并不是矛盾的？
汪玉凯：表面上二者有冲突，其实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维稳需要在保障老百姓个体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否则维稳就没有基础。老百姓是社会的权利主体，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主体服务的，只有维护老百姓的权利，执政才有合法性基础。在维护个体权益的前提下谈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维稳以及保障社会秩序是为了打击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而不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是维权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对建设和谐社会缺一不可。
于建嵘：在社会转型期，本来应是民众大量“正常”表达意愿的群体行为，却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Q：那为何政府当前的维稳方式比较容易采取压迫式的手段？ 汪玉凯：是的。现在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过于强势，不是从政策上的疏导，而是以压制、出警的方式，造成民众与政府情绪上的对立，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把问题复杂化。现在网络的传播效应如此之快，很容易把小问题放大。于建嵘：刚性稳定就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执政者惊慌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
Q：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治理观念是不是值得反思？
于建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以“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来指导工作，现在到了反思这个观念的时候了。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
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我们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我们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当下中国需要“脱敏”
Q：摆脱“维稳”困局的出路在哪里？
汪玉凯：首先要调整维稳的整体思路，不要认为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就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
其次，维稳的政策本身有可能存在疏漏，以政策调整来整合社会利益格局，实现利益表达，这样才能化解社会矛盾冲突。
另外，除了利益表达路径以外，通过制度建设均衡城乡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格局，不能用二元政策，征地、拆迁等方面的政策也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以此来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大家均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事实上，这只是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是严重的不自信表现。我认为，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另外，应该打开司法大门，通过司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理论上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的形式。必须看到，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当前我们的法院处境尴尬，“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司法地方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可以设立专职人大代表，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发现，人大代表有一个特点，敢于“骂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对方还不会有太大意见。这就说明了专职人大代表机构可以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作用。
怎样的妖魔化 篇3
另一种安全
转基因的科学解释是什么？
2011年农业部科普材料《转基因明白纸》中的解释是：“转基因技术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将人们期望的基因导入目标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改善生物原有的性状或赋予其新的优良性状。”
百度百科的定义是：“转基因技术（Genetically Modified，简称GM）是将基因片段转入特定生物中，并最终获取具有特定遗传性状个体的技术。”
所有科学的解释都难免冰冷、枯燥，要让普通百姓能够理解，需要更细致、通俗的解读，这就是科普。记者为此采访了多位科学界人士和科普界人士，把得到的解读简单综合一下大概是：自然界的基因改造原本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而转基因就是通过科技的介入，加速了这一过程。基因的改造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引入外源（来自其他生物）目的基因，一种则是在不导入外源基因的情况下，通过对生物体本身遗传物质的加工、敲除、屏蔽等方法，来改变生物体遗传特性，并使其在生物体内表达出来。
人类的转基因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真正的商业化却是近20年的事。美国是转基因食品最多的国家，60%以上的加工食品、90%以上的大豆、50%以上的玉米都是转基因的。转基因食品有转基因植物，如西红柿、土豆、玉米等，还有转基因动物，如鱼、牛、羊等。它们的优势是：优质高产、抗虫、抗病毒、抗除草剂、改良品质、抗逆境生存等。
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基因改造作物研发技术，都被孟山都等少数跨国公司所控制。这些生物巨头通过专利技术和国际公约，垄断了一些国家的粮食控制权。
孟山都无疑是行业翘楚，它拥有600多项生物技术专利，超过全球任何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种子的价格是普通种子的5倍，还以“技术费用”的形式收取20%—30%的专利费，并被赋予了一种“技术保护系统”，如果农民自己留种，三代之后，产量就会下降，甚至不如普通种子。在美国，法律允许孟山都对未经许可传播其种子的农民，处以每公顷1200美元的罚款。农民一旦选择使用孟山都的产品，便锁定在了对方的商业轨道中，每块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土地，都会成为孟山都的“印钞机”。
而在他们眼中，中国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种子市场，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农业基地。因此，各大跨国公司都在想方设法布局中国。
让很多专家痛心的是，中国在转基因研究和推广方面已经全面落后。目前，美国转基因种植面积达6950 万公顷，而中国只有400万公顷，仅为美国的1/15。
从粮食安全的战略角度考虑，中国自主研发转基因势在必行。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拟投入专项资金240亿元。另据光明网披露，围绕转基因产业化，中国已投入1200亿。
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粮食安全似乎还离得远，食品安全却就在眼前。
利益的妖魔化
面对传统种植业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引起的一系列环境和安全问题，人类选择了两个不同的方案。一个是转基因，另一个则是有机农业，采用原始的种植方式。由此，产量低、成本高、利润高的有机农业，和产量高、低成本的转基因是天然的死对头。
或许也因为如此，对转基因的妖魔化便被赋予了更多利益的层面。
2010年9月15日，北京赞伯营销咨询管理公司项目策略总监郭成林在天涯社区论坛及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帖子，批评金龙鱼食用油利用转基因大豆“毒害”国人身体健康。该文很快被转发、回复超过80万次。
10月23日，出差回京的郭成林刚下飞机就被深圳和北京警方联手拘捕。11月30日，他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批准逮捕。
法庭上，郭成林否认指控，称自己是为公众利益发帖。法庭外，有人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呼吁，试图将郭成林推举到“民族英雄”的高位。然而公诉方指出，2010年8月，赞伯公司与山东鲁花集团签订《营销策略咨询协议》，鲁花集团委托该公司提供鲁花坚果油营销整合方案，支付赞伯公司服务费180万元，而赞伯公司指派郭成林负责此项目。至此，郭成林是在个人化地宣扬科学，还是在职务化地营销运作，成为辩论的焦点。
实际上，将食用油作为转基因食品加工的反面典型是经不起推敲的。作为基本的科学常识，基因只存在于蛋白质中的，而食用油的成分是脂肪酸，蛋白最后是被分离出来的。因此，转基因不太可能出现在食用油中，尤其是经过高温精炼之后的成品油。
然而，金龙鱼事件对益海嘉里（金龙鱼、胡姬花、欧丽薇兰等知名品牌的缔造者）的影响至今不绝，每到中秋、春节等销售旺季，那篇让郭成林获刑的文章便会一再被人翻腾出来，在网上散发、评论。益海嘉里很自然地将其归结为竞争对手的营销手段。
据介绍，益海嘉里的加工原料，既有转基因大豆，也有非转基因大豆，以及非转基因的油菜籽、花生、玉米胚芽、米糠、葵花籽、茶花籽、芝麻、花椒等。转基因大豆及大豆毛油主要向中粮、中纺粮油等国内贸易商采购。
益海嘉里公共事务部经理李平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说，益海嘉里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非转基因食用油供应商，没有之一。该公司的研发团队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非转基因大豆的深加工产品，经济效益较转基因大豆更为可观。但现实是，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产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了。
事实上，鉴于国产油脂油料作物产量严重不足，中粮、鲁花、中储粮等企业都不得不采购大量进口大豆、油菜籽等产品。
有业内人士帮《中国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要完全杜绝转基因大豆和油菜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7.8亿亩耕地以及大量的水资源。而我们目前的18亿亩耕地，连三大主粮的自给自足都不能保证，已然没有可能再腾出7.8亿亩耕地来种大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资本去拒绝转基因油料作物。endprint
转基因技术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着各方面的拷问。在美国，甚至有些诺贝尔奖得主也表示强烈反对，这其中有对科学无极限发展的担忧，也有科学突破伦理的哲学忧思。
美国的一项民调显示，21%的人确信转基因食品安全，64%的人不确定，15%的人认为不安全。90%的人都认为那些由转基因原料制成的食物应被特别注明。另一项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可以接受转基因蔬菜、水果和谷类，只有30%的人愿意尝试转基因肉类和鱼类。
长期在美国纽约工作的张筠女士告诉记者，近年美国关于转基因的讨论并不算多，各阶层对转基因的态度也不同，有钱人和白领尽可能吃有机食品，普通人则更多去超市采购常规食品。通过水果和蔬菜的标签，公众很容易分辨食品类别，9字头的是有机食品，3字头的是转基因食品，而4字头的则是非有机的常规食品。
在很多人看来，美国公众对采购食品比较“松心”，公众普遍认为，凡是政府批准上市的产品都可以放心食用。美国对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实行极为严格的审批制，在转基因种子投放市场前，有严格的评审过程，由多个部门负责，整个过程历时5至10年，乃至更长时间，种子公司需要支付1000万至3000万美元的巨额评审费。同时，美国企业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损害赔偿数额往往十分惊人，加上美国发达的信用体制和完善的法律制度，致使企业在转基因食品方面会足够谨慎。美国民众的“松心”源于知情，源于信任。
而在中国，转基因认知的最大困境却正是源于不信任，有对专家职业操守的信任盲区，也有对政府监管能力的信任盲区。
尴尬的冷场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人在此前10年里，总共消费了3万亿份转基因食品。包括婴儿食品在内，美国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已超过3000多种，消费群体达2亿人。
这样的对比下，针对转基因技术，非常需要有专家站出来为我们去除其妖魔化的成份，还原一个科学生活的真实。
然而，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这项原本看起来并不复杂的事情，却在实践中遭遇了蹊跷的冷场。《中国周刊》记者约访了多位业内知名专家，得到的却是不约而同的“婉拒”。谢绝采访的理由大致有三个：一是现在的转基因讨论并非科学层面的对话；二是现在还不是科普的好时机，各方面都有点不太理智；还有专家指出，公众对转基因的抗拒并非源于技术层面的不认同，更多的是源于情感层面。
有专家表示，袁隆平投身杂交水稻研究，被国人奉为民族英雄。筛选优质精子和卵子，并协助其完成受精过程，试管婴儿专家因此而被敬为现代“送子观音”。然而，基因专家为解决虫害、倒伏等农业难题，借助转基因手段培育良种，却遭到一片质疑，甚至被骂成民族罪人。这让很多从事转基因研究的专家感到难以接受，并因此选择了缄默。
科学界普遍的观点是：转基因是一项技术，其本身是中性的，不能笼统地说安全或者不安全。科学的态度是，对某项具体应用进行评价和评估。有专家指出，我国对于转基因技术在粮食生产方面的应用，以及进口转基因种子和粮食，应本着“风险预防”的基本原则，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确保不犯颠覆性的、难以挽回的错误。尤其对于小麦和水稻等主粮的转基因实验和推广，更应该慎之又慎。
无疑，相对于传统农业监管，转基因时代的农业监管则更为复杂。谈到这个问题时，很多专家都谈到了“巴西坚果事件”。
大豆的氨基酸中缺乏含硫氨基酸，而巴西坚果中富含这种蛋白。1994年，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的科研人员尝试将巴西坚果中的这种蛋白转入大豆。但随后的实验表明，对巴西坚果过敏的人同样会对这种大豆过敏，而转入的这种蛋白质可能正是主要过敏源。基于此，先锋种子公司立即停止了这项研究计划。这是迄今唯一因过敏而未被商业化的转基因食品案例。
大家都知道，对于过敏人群来说，这样的转基因确实很危险。
近年来，国内过敏人数大幅提升，专家给出的数字是：近十年来翻了一倍。于是，便出现了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会引发过敏的流言。特别是，对小麦这样的主粮的过敏人群日渐增多，直接引发了人们关于转基因食物流入市场并导致过敏的猜测。
小麦是国人的主粮。由于体质原因，此前欧美国家对小麦过敏的人群较多，而中国人则比较罕见。然而就在去年，美国首次在农田中发现了未获批准的转基因小麦，令全球哗然，日本和韩国先后宣布暂停从美国进口小麦。
其实，孟山都和先正达两家公司早就开发出了多个转基因小麦品种，但因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抵触，至今没有公开大范围种植。
监管严密如美国，尚且挡不住转基因小麦商业化的脚步，国人对于主粮安全的担忧的确也不是空穴来风。
业内人士指出，明明白白的吃转基因食品并不可怕，公众更需戒备和警惕的是非法种植和基因污染。从美国的“星联玉米事件”、加拿大的“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到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基因污染”的威胁不容忽视。
专家指出，生物安全意识的匮乏，是中国发生基因污染的最大隐患。而最令人担心的基因污染是，某种本来没有被批准用于食品生产的转基因成分，在管理和控制不力的情况下，进入了人类的食物链。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份资料警告说，一些国外公司可能钻中国立法不完善、管理不统一的空子，将中国作为“转基因生物的试验场”。
在去年召开的第12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上，有专家提出，鉴于目前转基因作物入境与商业化种植底数不清的状况，国家应就此展开调查，并尽快制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有关转基因作物入境与商业化种植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应充分尊重民意，并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对盲目进口与推广转基因商业化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依法追究责任。
妖魔化 篇4
首先,“妖魔化”最初来自于“冷战”的政治年代,但却在当代艺术的“全球化”时代境遇中被延续下来——这是从“政治”到“艺术”的直接转切。
其次,“妖魔化”本源自“政治意识形态”,但却在当代全球艺术的“市场意识形态”(market ideology)中得以继续承传下去——这是从“政治”到“经济”再到“艺术”的间接转换。
再次,“妖魔化”原本是“由外而内”通过一种“变形镜”的所见所感,但而今,却遗憾地成为了当代本土艺术家们“由内而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认同——这是从“外来文化”到“内在文化”的涵化而给艺术带来的转变。
这便是当代中国艺术在国际上被“妖魔化”的三种基本的社会根源。
第一种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老外们”更喜欢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中国艺术,希望看到当代中国艺术展现出其“充满政治色彩”的一面,因为他们眼中的中国仍是一个“红色的中国”,特别展现为透过“文革”所见的中国。
一个例子就是发生在2006年的5月,在第三届大山子艺术节(DIAF2006)其间,笔者在“时态空间”做完《艺术终结了吗?艺术终结在哪?》的演讲之后,陪着同来的一位非艺术界的美国朋友游历早已商业化的798艺术区。当我问他有何感受时,这位朋友突然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何这里Mao (毛泽东)的形象这么多?我反问他,你对中国的了解究竟又有多少呢?他的回答是:在他心目中,中国仍是“红色的中国”。我继续追问他,难道你们不希望看到更为久远的中国古文化出现在当代艺术里面吗?他的回答是:也许。这种“泛政治化”的中国,才更投合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想象”。
这也许是大多数来自艺术圈外的“老外们”的观感,他们感兴趣的无非就是三类东西。一类我想称之为“民俗文化图像”,主要集中在有一定历史修养的人群那里,他们对于民国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化颇有兴趣,只有投合了他们的“文化想象”的艺术,才能激发出他们的兴趣。一类可以称之为“政治文化图像”,这就是上面举例所呈现出来的对“政治想象”的投合,“政治波普”的确也曾经兴盛一时。但也要看到,政治化的想象所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反向”的,当代东欧某些国家的艺术家完全逃离了政治,他们的艺术几乎生活在真空里面。还有一类,可以称之为“商业文化图像”,关注于商业社会的图景在中国当代文化当中是如何“变异”的,只有诉诸欧美人群对中国的这种“现代想象”的艺术,才被他们视为“有趣的艺术”。
第二种社会根源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在此,政治的要素便转化为潜在的了,关键在于国际“艺术圈”内的策展人、代理商和经营者的选择——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艺术?而这种需要,究其实质,又并非商人的需要,而最终取决于艺术品的买家们——究竟什么样的中国艺术才能“投其所好”?
这往往是艺术圈内部“老外们”的观感,这样做的后果,往往可能对本土艺术带来一种“误导”。去年10月底,国际美学学会第一副主席科提斯·卡特来访,他也是美国哈格蒂美术馆的馆长,我们同去宋庄美术馆看“两岸当代·对照阅读”展(这次展览不仅纵向回顾了当代大陆艺术家转向前后的艺术,而且横向比较了大陆与台湾的当代艺术)。当我们站在展线的末端,我问他从一位“艺术商人”的角度,你最喜欢哪个人的作品、哪幅作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指向了张晓刚的作品,指向了他的《血缘·大家庭》系列当中的一张。
毫无疑问,在卡特这位艺术界的资深人士看来,其中的许多艺术品在美国也都“见怪不怪”,而张晓刚的作品恰恰是“最中国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单眼皮、瓜子脸、中山装、全家福,这都投合了美国人对于中国“这类人”的想象。难怪艺术家本人也强调这种“类”的描绘,是要让“自己的文化判断,回到自身……这是一个找寻自己的过程”。可以比照的是,卡特本人策划的一位古巴艺术家Wifredo Lam(1902-1982)的画展正在美国巡回展出,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位(也有中国血统的)艺术家画册的时候,一眼望去,就觉得这是位“古巴的毕加索”。然而,再仔细琢磨,他尽管使用了立体主义的艺术语言,其“神韵”却不是欧洲式的,而总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南美风情和意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们包装了这位艺术家,因为,他既在美国人的“想象之内”,又适度超逾了他们的“想象之外”。
第三种社会根源,则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也是直接与艺术家的创作相关的。
在当代本土艺术家们的创造当中,始终隐含着两极的张力:一面是“我们要做什么”,另一面则是“他们要看什么”;一面是“自我”所要表现的,另一面则是“他者”所要看到的。这就要决定艺术创作究竟是“做给自己”的,还是“做给你看”的。随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大,而今“做给你看”要远远比“做给自己”重要得多。这样下去的危险,甚至会使得“本真”意义上的本土艺术被驱逐,而被欧美意义上的他者化的艺术所取代,“后殖民主义”正是这个意义上得以凸现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巴厘岛的土著艺术业已消失,就是由于,最早画家Batuan应人类学家的邀请而去描绘“民族志”的风情,从而使得其本土的艺术被最终取代了。的确,如果自身的艺术和文化传统不够强大,那么,当代艺术的原创性就有被泯灭的危险。
实际上,任何艺术只要脱离了本土的语境,就会面临在“他者”的文化当中被“非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与“再度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问题,前者将艺术背后的本土化的语境剔除干净,后者则将该艺术置于他者的文化当中来加以重新的解读和阐释。有趣的是,巴西当代艺评人Paulo Gómez就曾指出,20世纪的巴西艺术忽略了民族传统,而只是模仿欧美主流,但恰恰由于模仿得“不地道”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这种“不成功和误读式的模仿”使之被视为是具有某种“原创性”的。在安卡拉第17届国际美学大会上,观看许多土耳其艺术家的绘画和表现艺术的时候,笔者强烈感受到了一种“文化震撼”:使我感动的,就是“我愿意看到的”和“想要看到的”那部分,其余的却由于“文化区隔”而无法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解读,我想西方看中国也是如此。特别是一场“极度现实主义”的伊朗和伊拉克专场电影,在东方与西方观者那里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审美经验,这不能不说是由“文化异质性”所带来的。
在“自我呈现”与“诉诸他者”的钢丝上,做得比较地道的艺术家还是徐冰他们。去年10月24日,在美国纽约举办的“突破:中国之外的中国艺术”(Breakout:Chinese Art Outside China)研讨会上,徐冰回顾了从1994年开始的“英文方块字”的作品,承认最初他也想使用英文的素材进行创作(因为当时他也视英文为国际语言),但并不成功所以没有拿出来。而“英文方块字”成功的秘诀,恰恰在于它“是英文不是英文”,“像中文不是中文”,它在中英文之间做文章又颠覆了中英文的原有概念。这样,这个系列的作品既给了老外(特别是书法教室的作品)又给了中国人以特殊的艺术经验,因为,它是“表里不一”的,带着彻底中文的面具,内在却完全是英文的。他最新的用“9·11”废墟上的灰所做的艺术,也将“何处惹尘埃”的禅宗理念融入其中,再一次使得人们理解了中国的绘画与自然的关系与西方文明竟是如此的不同。但遗憾的是,毕竟他远离了本土已经太久,就像美国人喜欢通过文革透视中国一样,他也有类似的趋向,甚至将当下的中国现象都与文革联系起来,似乎我们只是生活在“后文革的时期”。他从文革看待现代艺术的观点——从正面来看,现代艺术就是一种文化革命——亦是十分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
对于当代中国本土艺术而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语境里面,如何确立它的“民族身份”?究竟是投合欧美的“文化镜像”之需,从而探索一种他们所要眺望的“西方的全球化”?还是从自身文化本源里面孳生,从而创作出一种我们所想要展现的“中国的全球化”?(见拙著《艺术终结之后》,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400页)而当下的艺术状态之一,就是在欧美不再给当代中国前卫艺术布置“命题作文”之后,本土艺术家却从被需状态里的跃跃欲试,转而变成了“自主命题”的无所适从了。关键就在于,中国的艺术并不是要仅仅迎合“他者”的,更要挺立起自身的民族话语和符号方式。
最后,还是回到标题所提的问题:谁在“妖魔”化?妖魔“化”了谁?
没有妖魔的取经路散文 篇5
路上没有了白骨精，没有了蛇妖，没有了蜘蛛精，那是不是缺少了一点味道呢？
在取真经的路上，如同我们在学习的过程，没有付出努力，又何来的成功？没有一点辛勤，又何来的希望？没有一点失败，又何来的.经验？
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就得负责任，我门就得扛着，就得有目标，有了目标我们才会努力拼搏，向目标奔去。
在 我们的成长经历中，有过泪水，有过笑容，有过悲伤，有过高兴。
不该妖魔化SNS 篇6
在宣扬反“网络庐舍”的声音中，有多数观点将矛头直指开心网、校内网等SNS网站，称是它们的虚拟游戏催生了“网络庐舍”。
那么，“网络庐舍”果真是SNS的错吗?
反对SNS的观点说，很多人沉迷虚拟游戏，将游戏任务变成自己的任务，因此有人失眠、食欲不振，精神状况越来越差，出现中度神经衰弱等症状：还有人干脆指出，SNS使人患上了“虚拟社交依赖症”——容易降低人们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进而形成新的心理封闭。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并不完全否认，但是，SNS终究只是一种社交新模式，它让网民利用网络在熟识者之间“偷偷菜”，“买卖”个好友，这些都是搞笑的游戏设计。只要现实中各项健康指标正常的人，怎么会仅仅因为一个SNS就自闭，就神经衰弱了呢?难道有了MSN、QQ，我们就丧失说话的能力了么?有了搜索引擎，我们就丧失了思考的动力了吗?
还需注意到，这里被“反庐舍”称为“罪魁”的虚拟游戏只是SNS的一种增值服务，是实现网站用户黏性的手段，也可以说SNS的虚拟游戏是供人们娱乐的“游戏”中的一种而已，而且它的副作用远远低于网游等其他网络娱乐方式。
只要网友能够正确认识游戏与工作、生活的区别，合理安排时间，任何游戏的“用户黏性”绝对不是蜘蛛网，我们也不是小飞虫，谁也粘不住我们，只要我们有自己的主观意识。
综上，SNS是“网络庐舍”的始作俑者说SNS被妖魔化了，这种“庐舍”现象的出现是部分网民自控能力降低的一种特写，而就像“反庐舍联盟”发起的真正意义是希望每个网民都自觉自律地、正确地、有效地利用互联网。
妖魔化 篇7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的第一部作品便是《鲁滨孙漂流记》, 这部传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鲁滨孙在出海时遇难, 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并在岛上坚持生活, 最终获救回到社会中的故事。
在当时启蒙运动与英国殖民扩张加剧的背景下, 一个名叫做亚历山大的苏格兰水手和船长发生了争吵, 水手被船长遗弃在大西洋中的一座名为菲南德的小岛上, 独自一人居住了4年, 最终水手被罗杰斯船长所救。笛福以这个真实的事件为原型, 结合自己多年的海上经历以及人生体验, 通过艺术夸张的叙事手法进行加工, 最终创作出了这部名为《鲁滨孙漂流记》的小说。
初看这部小说, 很多读者会认为它是一部纯粹的历险小说, 故事情节也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我们对小说中的深层思想进行挖掘, 并借助后殖民批评理论来分析, 就能够看到小说中所映射的殖民主义思想。小说主角鲁滨孙原是一名典型的中产阶级殖民主义者, 他定居于荒岛也代表了殖民着这座荒岛;他不仅对岛实现了完全控制, 同时也征服了自己的同伴。在这部小说中的很多地方都能够发现殖民主义的倾向。
2《鲁滨孙漂流记》中对非洲、美洲土著人的描写
从开始海上冒险开始, 鲁滨孙就常常提起对非洲与美洲土著人吃人的担心, 这其实体现出了一种对非白人的固定不变的思想。鲁滨孙和休瑞开船从北非逃向南方的过程中, 他这样说过:谁会认为我在往南走, 走到野蛮之地, 那些地方的黑人部落必然会划着独木舟来将我们干掉;而南方的海岸也是不能随便上的, 不然我们要么被野兽吃掉, 要么成为生番的佳肴。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在主人公鲁滨孙的心中, 土著人是连野兽都比不上的, 他们甚至比野兽更加可怕, 更加没有人性[1]。鲁滨孙流落荒岛之后对于美洲土著人的评价也比较类似:若是那块陆地属于西班牙的领地, 我们必然会发现船只来往, 若没有则证明这是西班牙与巴西中间的野蛮人地区, 这里的野蛮人常年以吃人肉为生, 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人。无论是在出发时还是流落荒岛之后, 主人公鲁滨孙对于非洲、美洲土著人吃人所流露出的恐惧情绪也深入了大部分读者的内心 (特别是欧洲读者) , 再结合欧洲国家一直以来对非欧洲人的想象和丑化, 人为的对非洲、美洲土著人进行妖魔化。在小说前半部分进行了如此之多的铺垫之后, 主人公鲁滨孙后来更是亲眼“目睹”了美洲野蛮人的吃人场面, 从此也让土著人吃人这一论点越来越“真实”。
在鲁滨孙流落荒岛的第18年, 他发现海岸上遍布着人的头盖骨、人脚以及身体其他部位的骨头, 自此他猜测这是美洲土著人“恶棍”围在一起吃人的地方。随后鲁滨孙一边谴责着这种非人性的残暴行为, 感叹人性的堕落, 一边又充满了感恩之情, 感谢上帝将他降生在欧洲, 在一个没有野蛮人的地方。5年之后, 鲁滨孙在荒岛的山顶上亲眼“目睹”了美洲土著吃人的全过程, 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我看到大概9个土著人围着一小堆篝火, 天气这么热他们肯定不是在烤火, 而是把他们的俘虏做成美味的人肉食物, 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死人还是活人。当土著人离开的一小时前, 他们还载歌载舞, 我通过望远镜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在手舞足蹈, 他们一个个都赤裸着身体, 但是我无法分辨出男女。当我来到山下, 我看到海滩上遍布血和骨头, 还有没有吃完的人肉, 这些可能都是他们宴会之后剩下的。
为了对土著人进行更加妖魔化的描写, 丹尼尔·笛福通过小说三番五次地编造鲁滨孙“目睹”野蛮人吃人的过程。从表面上来说, 笛福这样描写是为了创造一种紧张的氛围来吸引读者的注意, 而从本质上来说, 笛福是在进一步地告诉读者, 同类相食是非欧洲“他者”不可改变的兽姓, 也是维持美洲荒原自然秩序的丛林法律。这种描写方式在十八世纪的游记文学中非常常见。在丹尼尔·笛福生活的年代, 游记文学非常盛行, 这样的文学体裁是随着欧洲国家的对外殖民活动而兴起的。从十五世纪末开始, 随着现代航海技术的飞速发展, 欧洲国家开始了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扩张活动殖民。欧洲人兴奋而狂热地对海外土地以及其他财富进行掠夺, 他们将自己的船队开向了大洋深处的各个角落, 将欧洲文明也带到了越来越多的荒芜之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笛福写出了这样一部作品, 并且通过小说中主人公和“星期五”的谈话, 指认出“星期五”也和其他土著人一样参加过人体盛宴, 一次就吃了二十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3 对土著人妖魔化描写的深层思考
文明的对立便是野蛮, 荒岛上的非洲、美洲土著人便是小说中野蛮的象征, 他们身体裸露, 手持长矛, 无法沟通。小说中更偏向于描写野蛮人吃人的情节, 这些血腥场面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记录, 而是把土著人举行的祭祀活动夸张地描写为食人, 在殖民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中, 这样的歪曲是无法避免的。
3.1 对土著他者的野蛮化书写
纵观世界史的发展历程, 美洲文明在很多方面其实并不比欧洲文明落后, 英国著名作家佛雷泽在《金枝》中详细记录了古墨西哥的杀神仪式, 他认为古墨西哥人们的杀神仪式能够说明自己曾经认为的流行于阿里奇亚的以人祭祀活动, 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对这些土著人民传统的祭祀习俗的夸大[2]。古墨西哥民族的文明程度虽然比不上欧洲人, 但是也绝对不会低于古意大利一些民族的文化水平。按照佛雷泽的说法, 此后的世界文明应该是同步发展的, 弗里吉亚应该与欧洲相同, 在庄稼地上所进行的一些杀人祭祀习俗在公元前五世纪时便已经改变为假装杀人了。其实, 《鲁滨孙漂流记》中的“星期五”也曾经提到, 美洲土著人很早以前就摒弃了以活人祭祀的习俗, 他们并没有把从海难中救出的白人送到祭坛上, 而是给他们生活所需的食物, 让他们与土著人共同生活。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上, 古老的野蛮人以活人祭祀或者吃人, 目的是出于获得神力, 因此祭祀活动常常规定了时间与地点。在《鲁滨孙漂流记》中, 笛福虚构了美洲土著人的食人习俗, 并且把古代祭坛中的圣餐泛指为所有的人类, 把土著人定期进行的祭祀活动夸张地描写成吃人的癖好。比如说鲁滨孙为了纠正“星期五”吃人的习惯与欲望, 决定让他试试烤羊肉。而吃过烤羊肉的“星期五”兴奋地告诉鲁滨孙“烤羊肉好吃极了, 他再也不吃人肉了”。这里其实是作者在暗示读者, “星期五”这样说恰好证明了他过去一直都以吃人肉为生, 是对土著人妖魔化描写的直接体现。
3.2 反映出作者转嫁灾祸的深层文化心理
作家佛雷泽在《金枝》中提出, 欧洲文明中蕴含了一种“替罪人”的观念, 即是将所有的邪恶全都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 之后再将邪恶驱逐。这种观念当时遍布整个欧洲。在古罗马帝国, 每一年的3月14日都会驱逐一个穿着兽皮外衣的人, 让他在众人面前游行, 大家都称其为老马尔斯 (战神) , 用白色的棍子打他, 将他从街上一直打出城外。这样的驱邪习俗与斯拉夫的“送死神”仪式极为相似[3]。
在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中, 美洲土著人其实代表了白人的替罪人, 作者将人类分成了文明的欧洲人与野蛮的“他者”两个类型, 把人类文明中全部的丑陋和邪恶都集中于野蛮的土著人身上, 让欧洲白人成为“真正的文明人”。因此, 鲁滨孙第一次看到美洲土著人的食人场景时, 会认为自己降生在了欧洲文明社会非常幸运。
3.3 释放了来自野森林时代的文化记忆
在欧洲历史上, 中世纪的法兰克骑士就曾经以人肉为食, 和丹尼尔·笛福同时代的著名作家斯威夫特也曾经提出生养小孩来食用。这样的戏谑充满了反讽的意味, 但是也恰恰证明了在十八世纪, 似乎充满理性和文明的欧洲大地上依旧传承了某种野兽性的生命密码, 不但和其他各种文明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同时根据进化论的观点来讲, 也与自然界中其他动物的生命形式基本相同。也正是因为这样, 欧洲各个民族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纵容野性的狂欢节日, 在这个遍布欧洲各民族之间的狂欢节当天, 所有人都尽情地寻欢作乐, 大家都在发泄着自己黑暗的兽欲。我们可以从中看出, 人性中被长期压抑的力量得以爆发, 往往会堕落成为肉欲罪恶的狂欢纵饮[4]。
通过笛福对鲁滨孙心理的描写, 让欧洲人的野蛮行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欧洲人本性中的野蛮因素在美洲、非洲的土著人身上折射了出来。对土著人的妖魔化描写, 其本意是为了创造出“我们” (欧洲人) 和“他们” (土著人) 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缺少了其中的“他者”, 便无法突出欧洲白人的文明与人性, 也不能够合情合理的阐述出“白人神话”的话语, 就如同人为了看见自己需要一面镜子, 如果不存在镜子, 我们便将它创造出来。
4 结束语
殖民主义者的思维定势常常把文明和野蛮进行对立, 把非白人、非基督徒的文明当作是“他者”进行异化, 这是当时殖民主义者的殖民策略。他们更加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塑造出一个低劣的异族文化, 并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构建一整套宗主国/殖民地、白人/有色人种、基督徒/食人族的等级体系。在《鲁滨孙漂流记》这部小说中, 鲁滨孙是一个早期殖民者的代表, 他用一个殖民者的惯性思维成功地把荒岛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将自己变为一个殖民者;他对“星期五”的文化改造以及精神影响, 又对非洲以及美洲土著人的异化等, 都标志着笛福的殖民主义倾向。
摘要：自《鲁滨孙漂流记》从十八世纪诞生以来, 其主人公鲁滨孙就成了近代文学的宠儿, 很多学者都认为鲁滨孙属于处在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 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身, 他性格中的勇敢、坚强、乐观都是很好的体现;鲁滨孙具备探险者的智慧与永不放弃的精神, 同时也有努力探索和追求的精神。虽然近年来针对《鲁滨孙漂流记》这部小说的研究很多, 但很多学者站在后殖民视角对这部小说的评述也不够全面。在该文中, 笔者分析了小说中对非洲、美洲土著的妖魔化描写, 并从“他者异化”的观点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鲁滨孙漂流记,土著人,妖魔化描述,反思
参考文献
[1]张长撷.诌议《鲁滨孙漂流记》生命意识的渴求[J].芒种, 2014 (6) :28.
[2]王馨, 陈芙《.鲁滨孙漂流记》的艺术成就与现实意义[J].语文建设田15.
[3]野, 2, 闫01明4 (4) .解:读迪福和他的《鲁滨孙漂流记》[J].短篇小说, 2014 (5) :31.
妖魔化 篇8
用装置、行为的艺术方式呈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之后仍然盛行的方式之一。在海外活动的艺术家,如徐冰的汉字、长城拓片,蔡国强的焰火,谷文达的古文字,黄永砯的禅宗思维,这种方式使他们迅速成为国际知名艺术家。在国内,上世纪90年代以来顺着这一思路制造的艺术作品有展望的“假山石”、王南溟的“书法字球”、王天德的“水墨菜单”、王晋的“京剧服装”、黄岩的“人体山水”、刘建华的“旗袍人体”、陈文令的“中国风景”等。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以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文化为主要挪用对象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成为90年代初期到中后期的主要当代艺术倾向,波普化、图像化和政治化是其最主要的艺术特征。与此同时,兴起于北京东村并影响到全国的身体艺术,也开始以其极端的艺术行为,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另一有影响的当代艺术来自当时刚刚兴起不久的录像艺术。
从中国艺术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影响看,我们会发现当代艺术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同样是在当下创造的那些具有悠久传统的造型艺术门类,如写实形态和现代形态的油画、水墨与雕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在西方世界的走红以及今天在国际艺术市场上的火爆,已经在学术上引起了众多的争议。我也一直认为这一现象与西方的东方主义,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西方思想界、学术界早已存在的对中国的认识有关。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当代艺术在其文化和艺术价值取向上,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有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黄河清),有采用后殖民主义批评方法的现代主义立场(如王南溟),还有从审美经验和艺术趣味的立场出发以维护传统造型艺术在审美价值上的合法地位而反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笔者在1995年出版的《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一书中,也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中的西方主义给予过质疑和文化分析。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社会中的东方主义的相遇,是其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当代艺术中与西方学术中的东方主义相关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其起源和发展以及文化上的意义,都远比我们只把眼睛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现象要复杂得多。
事实上,中国艺术走向当代艺术这一步,有其自身的文化和社会逻辑,而许多对中国当代艺术持批评态度的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而使自己的观点陷入无厘头的境地之中。比如说,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以方力钧、张晓刚、岳敏君为代表的艺术家,创造了一批类型化且丑陋不堪的中国人形象,并且随着引起西方的艺术界和艺术市场关注而持续不断的升温之后,以各种方式丑化中国人的艺术现象也愈演愈烈。正是这一点,导致一些批评家把他们的艺术完全视为是对西方意识形态和妖魔化的中国想象的迎合。其实,我也认为他们建构的艺术形象,确实在客观上达到了这种效果。不过,在我看来,如果要批判他们的艺术,我们则要从批判20世纪早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鲁迅等人对国民性的批判开始,因为正是他们,通过借用西方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识,对中国低劣的人格,进行过深入的揭露和批判。鲁迅创造的阿Q形象,可谓是当时国民性批判的典型之作。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新一代启蒙知识分子高举五四新文化的大旗,同样是借用西方的思想资源,再一次对中国的国民性展开了无情的批判。方力钧、张晓刚、岳敏君等人在90年代创造的那些丑陋的中国人的形象,从文化逻辑上看,难道不是8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国民性批判在美术界的延续吗?
李晖时尚无需妖魔化 篇9
为什么说她独一无二，是因为中国大大小小的时尚类杂志简直不计其数，有多少本时尚杂志就有多少个时装总监，能让人记住名字的，却并没有多少。倘若抛开所在平台，能够继续被人记住，得到信任的，可以说寥寥无几。再只手空拳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就不能不被另眼相看了。
曾同时担任《时尚芭莎》、《芭莎男士》、《芭莎珠宝》三刊时装总监，却在风头正劲时，选择离开。李晖坦言遇到了瓶颈。那时李晖曾在一天之内拍过两个封面，一月之内拍过五个封面两组大片，工作效率之高，工作强度之大令人瞠目，在这样的高强度下，诞生的居然还有高品质。李晖曾拍过一个封面，葛优和舒淇，两个人分开拍，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画面是葛优捡起一个毛线球递给舒淇，虽是分开拍的，后期合成的时候效果却很好，那个封面后来还被电影《非诚勿扰》买下来作为戛纳电影节的宣传海报。还有一个李冰冰的封面，后来被赫斯特集团选为当年度全球最美的封面，印得大大的，挂在赫斯特办公大楼的墙面上。那其实已经是业界对于李晖最高的肯定。
所以就到了瓶颈期，李晖用了一个武林高手的例子来描述那段时光。就像一个人练习一门武功，已经练到了七成功力，可以说已经算是一个武林高手了，可以笑傲一下江湖了，但是你如果再想往上走，或者你想要保持这份功力，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耗费了你全部的精力，你没有精力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了。那时的李晖，就是一个已经练成了七成功的武林高手，（其实至少已经练到八成功了，她自己谦虚不好意思说），想要寻求个人更大的进步，在原地继续向上？还是拓展一下其他的领域，做一些自己从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李晖选择了后者。
离开时尚集团，李晖创办了《我们的街拍时刻》，作为国内首个明星参与的街拍互动平台，《我们的街拍时刻》已经从一个单纯为了“好玩”的非盈利项目，到现在很多国际一线品牌主动寻求合作，不得不说，实在是一种成功。
李晖不装，不会讨好，典型的北京姑娘。李晖说话很直，同为北京姑娘的我，跟她聊起来都会被她的直截了当雷得一愣一愣的。却是这样的直接和真实，让她结交了很多明星朋友，并且在离开时尚集团后仍能和国际一线的品牌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作为国内顶尖时尚造型推手，李晖现在常常接到电影或电视剧的造型指导的工作。我问她当你的意见和导演的意见相左时，你怎么办？
我以为她会说我会跟导演慢慢沟通我的思路，试图说服，或者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没想到她却毫不犹豫地说：“我会听从导演的意见。”她说她到了现在已经不会特别强势地说服别人，接触电影对她来说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给电影人物做造型并不是怎么穿好看就怎么穿，而是应该更充分地考虑这么穿是否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什么颜色在电影里面更好看，与这些要求相比，把人物打造的好看，简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她当然也不是一步到达这种通透和豁达的，做编辑的时候，她的意见也会常常和主编相左。最初的时候，当大家还没有看到你的时候，会有人给你定方向，比如拍一组大片，主编会给你一个特别具象的要求，让你按照她的要求去做，但是人与人之间对于具象的理解仍然是会有偏差的，很可能你完成了一个东西，再给主编看的时候，并不是她当初所期待你完成的那样，那样的过程就会让人很不舒服。
但正是那段时间，让李晖爆发出了最大的潜能。越是被否定，越是想要拼命证明自己。慢慢地，就会有人开始看到你，认可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李晖逐渐获得最大程度的创作空间与自由。
与明星之间的合作也是这样，最初的时候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跟他解释你想要拍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非常没有效率。慢慢地，当大家认可你以后，就会节约很多沟通成本，你想要怎么做他都比较能接受。
但是除了拍片，明星日常的穿着李晖并不建议过于夸张，比如有的明星来找李晖，可能就想要一个改头换面的造型，但有的时候改头换面未必是好事。还是要最大程度地让明星能够做他自己。
近两年很多国内的明星扎堆前往国际四大时装周看秀，这个行为本身和明星的造型在业内也都褒贬不一。李晖却心存善意地看待这件事，她觉得首先明星愿意去参加国际时装周，是出于对于时尚的兴趣，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到时装周之后，眼界确实开阔了，知道衣服原来也可以这么穿，慢慢学习，就会越来越提升自身的品味，这对于明星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尽管不建议改头换面，但是李晖给吴秀波做的造型还是相当改头换面。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反而觉得现在这个雅痞大叔的造型或许才是骨子里面的吴秀波。所以李晖也并不觉得这是自己的功劳，她说吴秀波自身的修养到那了，自己只是给他介绍了几个觉得适合他的品牌，而且吴秀波对自己也非常了解，他清楚什么样的东西是适合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