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廉银制度（精选7篇）
养廉银制度 篇1
一、雍正朝养廉银政策介绍
自明代朱元璋建国以来, 官员的薪俸水平是历朝最低的, 统治者希望用儒家传统道德来约束和规范官僚团队, 因而官员的正式薪金水平较低。清朝入关以后, 政治上全面继承明朝制度, 官员俸禄依然不高。官员为了养家糊口, 维持正常的行政支出, 以及更为主要的贪污享乐, 贪污之风愈加猖獗, 尤以康熙朝官场腐败无以复加。征收火耗成为当时官场一种不成文的灰色收入进入官员的腰包。火耗是地方私自征收的、正项钱粮之外的、成为官场潜规则同时会被地方私自留用的那一部分税银。
为了解决官员俸禄低微、地方公费缺乏、官吏队伍腐败和军费供给不足等支出问题, 雍正实行了耗羡归公并建立养廉银制度, 希望借此缓解国家财政危机, 改善吏治, 减轻人民负担, 澄清吏治。根据史实, 我们可以将清朝不完全财政体系下养廉银制度实施的效果归纳为四点:其一, “理足国帑”, “整理财政, 收入颇增”;其二, 打破以下养上的局面;其三, “吏治稍得澄清”;其四, “闾阎咸免扰累”, 具体情况论述如下。
(一) “理足国帑”
至康熙晚期, 各省亏空已积千万。雍正帝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为了汇追各省亏空钱粮, 理足国帑, 改变国家财政僵乏的不景气局面。提解耗羡入司库, 其中相当数量的银两是用来弥补亏空之钱粮, 改善国家的财政治理状况。自提耗羡行养廉后, “取之有定数, 用之有定款”, 且其中一部分用于补亏空, 历时不久, 这些省分历年亏空钱粮即已补完, 其他各省亏空数额也陆续补足, 这样, 中央财政状况也就迅速好转。至雍正中期, 库帑不仅亏空已经补足, 而且存银充裕, “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
户部库存康熙末年仅八百多万两, 雍正末年猛增到六千余万两。魏源在《圣武记》一书中指出, 到乾隆朝的库帑七倍于康熙朝;由于耗羡归公, 补足了亏空, 故各省实收田赋钱粮逐年增长, 国家整体财政收入也有大幅度提高, 并画出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国库年末结算趋势图。
“或曰, 然则康熙六十载之休养, 何以部帑止存八百余万, 不及乾隆七分之一耶?曰, 耗羡未归公, 一也;常例未捐输, 二也;捐监、捐封、捐级每年约三百万……自后英语之恶, 一以雍正十年为准。是皆雍正十余载清厘整饬之功, 故收效若是。”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 弥补了钱粮亏空, 开创了“国家财用充足”的良好前景, 为乾隆盛世打好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 打破“下养上”局面
养廉银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缓解不完全财政条件下地方政府有悖中央宗旨的私征摊派。实行耗羡归公时, 雍正不仅确立了“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 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的原则, 而且规定“直省正佐各官养廉俱由司库支领, 不得在属库自收自支”, 同时还规定地方每年必须向中央报销养廉银分配情况。这些措施体现了国家对官僚体制的控制权力, 打破了地方长期形成的“下养上”的局面, 增强了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
(三) “吏治稍得澄清”
吏治败坏是清朝前期潜在政治危机的表现。康熙帝晚年满足于“天下太平无事, 以不生事为贵, 兴一利即生一弊, 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 渐渐失去变革现实的锐气, 助长了各级官员贪污纳贿之风的蔓延。雍正帝登基以后, 为了整顿吏治, 一方面采取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另一方面推行养廉银制度, 软硬兼施, 宽严相济, 效果显著。官吏得朝廷养廉银之恩, 故贪污纳贿以补低律的借口不再成立, 所以大小官吏之间的各种馈送和陋规多被禁革, 其他贪赃侵蚀行为也有所收敛。雍正八年, 各省基本上实行了养廉银制度, 吏治澄清已经初见成效。
至雍正四年, 养廉银制度已在多数省份推行, 雍正帝下谕前者从宽, 后者从严。慑于雍正整顿吏治的威力, 一些地方官吏乘机清理亏空;也有一些地方官吏, 身受皇恩, 把积余下来的养廉银两存入库项, 作为公用之费。在推行养廉银制度初期, 贪污侵盗公款的大案有明显的减少, 吏治面貌大为改观。
综上所述, 推行养廉银制度, 促进了吏治的整肃, 为清朝统治政权的继续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证作用。
(四) “闾阎咸免扰累”
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以后, 各省的火耗率逐渐稳定甚至有所减轻, 各级官吏对民间的各项杂派、私征等也有收敛, 使民间在这项改革措施中得到了实惠。养廉银制度实行前, 由于各地耗羡属于私征, 征收比例往往很高, 一般为正赋的30-50%, 山东部分地区甚至高达80%。养廉银制度施行后, 在火耗只允许减轻不允许加重的情况下, 地方耗羡征收确有减轻。如山西, 原来“每正项一两竟加耗三四钱”, 此后“加二以外者, 尽行裁去, 止以加二为率, 通省耗银约计五十万两”, “较之昔日减大半”。
除百姓赋税负担减轻之外, 国家财政宽裕, 人民也会从中受益, 对受灾地区减免钱粮的标准有所放宽即为重要体现。客观上来说, 百姓在耗羡归公与养廉银政策施行之后, 负担确实有所减轻, 提高了人民进行生产的积极性, 为清王朝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基于效率养廉银模型的国家政策与官吏贪贿行为博弈
养廉银制度对于充裕国家财政和减轻人民负担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已经通过对清代财政和税收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养廉银制度的独创性和优越性的确对清朝初年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发挥了良好效应, 制度本身也盛行一时。然而, 随着清王朝统治时间的推移, 养廉银制度并未能遏制住各级官员的贪贿行为, 甚至还孳生了一批扰乱国家经济秩序的巨贪污吏, 丧失了其建立之初的效果。
养廉银制度由盛转衰的局面有其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而前人大多只从制度实施和外部条件的改变来给出养廉银制度未能遏制官吏贪贿行为的原因。笔者希望应用博弈理论中的重复博弈方法, 建立效率养廉银模型, 深层次探讨养廉银制度在制止官吏贪贿行为中扮演的角色和实施的条件, 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 以微观视角来分析国家政策与官吏贪贿行为和养廉银制度逐步衰落的制度原因。
(一) 分析框架概述
现代企业理论表明, 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之时, 需要与员工进行一定的互动和博弈, 通过付与员工工资并监督员工工作来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员工也会对企业制定的政策、支付的薪酬做出反应, 通过选择接收工作或拒绝雇佣、努力工作或消极怠工来应对企业的策略, 从而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随着多种理论方法的发展, 采用博弈论方法来探讨组织与个体行为的研究逐渐增多, 其中, 效率工资博弈模型的提出就是一个范例。
效率工资 (Efficiency Wage) 在经济学中是指企业支付给员工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得多的工资促使员工努力工作的这样一种激励与薪酬制度, 也就是指企业付给员工的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 这样的工资能够起到有效激励专业人员的作用, 可以提高生产率与企业经营绩效。对于企业来说, 如果能在保证企业效率、产量的同时降低效率工资, 那么必然会有利于更多利益的获得。
政府与官吏之间的行为博弈与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其实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政府相当于一家大型企业的最高管理部门, 通过制定一定的政策法规、支付官吏俸禄来使下属官员为国效力, 维持整部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与员工在工作中偷懒惰行相对应的官吏行为是, 官吏不思其职、利用职权贪污受贿, 而这种腐败行为发生概率的大小与国家政策、薪酬激励等一系列策略都有着密切关系, 养廉银制度自然是其中范例。
在此, 我们还需要明确腐败的定义和概念, “腐败是政府官员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 (IMF) 。本文讨论清代官员, 尤其是地方官员对百姓私征赋税的问题, 是基于官吏是理性人的假设来探讨其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低层腐败问题。
综上所述, 笔者将会建立“效率养廉银”模型, 通过重复博弈理论来讨论养廉银制度由盛转衰的深层次制度原因, 找出国家政策与官员贪贿行为的微观作用机制。
(二) 模型建立
对于选拔官吏治理国家的政府来说和谋求官职进行工作的个体, 假设其都是谋求自认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 我们可以简化其决策的过程, 首先考虑这样的阶段性博弈 (博弈树状图见图) :首先, 政府向有做官意向的个人开出这样的俸禄水平W (具体包含部分在后面进行分解) , 接下来由该人决定是否接受这个俸禄水平;如果拒绝该俸禄水平, 即代表该人放弃当官, 不受国家雇佣, 自己进行生产活动, 可以挣得的收入为W0 (W0
如果官吏努力工作, 则要付出辛苦劳动E而创造价值Y, 同时可以获得的总收益包括:即期收入 (正俸) L、未来预期收入P、养廉银H、因廉洁工作而得到的满足感M;政府在此种情况下收益为Y, 向官吏支付正俸L和养廉银H。如果官吏消极怠工、贪污受贿, 则付出辛苦劳动为0, 为国家创造的价值也为0, 但其同时还可以通过收受贿赂来增加自己的收益。假设官吏腐败可以得到的直接贿赂收入为B, 腐败有两种成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其中显性成本指腐败的直接投入I (包括上下疏通关系等) ;隐性成本由多种因素决定, 包括法律处置成本CL, 经济处罚程度CE, 精神或名誉损失CM, 因贪污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MB。若官员腐败, 则政府在一次雇佣的情况下还得支付正俸L和养廉银H, 却不能获得任何收益。
由此, 在政府与官员的一阶段博弈中, 我们可以列表表示出政府与官员不同决策中双方的收益各为多少:
在上述图形中, 政府有两种决策:雇佣或开除;官吏也有两种选择:清廉工作或贪污受贿。其中, U1为政府雇佣官吏, 而官吏廉洁奉公时官吏的收益;U2是政府雇佣官吏, 但官吏贪污受贿时官吏的收益。
对比U1和U2可以分析, 通常情况下官吏贪污所获得的收入B往往远大于其直接投入I, 且贪贿官员对于道德感代价的评估MB往往较小, 再加上不用付出辛苦劳动E,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U2会大于U1, 我们在以下的分析中不妨做出这样的假设。
在一期博弈中, 如果政府选择不雇佣官吏, 则其获得的收益只能为0, 而官吏也不会有额外的损失, 会得到自我雇佣的收入W0。由此, 对上述矩阵图形进行最优策略的分析, 从官吏的角度看, 如果政府选择雇佣官吏, 那么官吏选择贪贿行为是最有利的;如果政府选择开除官吏, 那么也就不存在官吏廉洁或贪污的差别, 其两种情况收益相同。从政府的角度看, 如果官吏选择清廉工作, 那么政府雇佣官吏最为有利;如果官吏选择贪污受贿, 则政府开除管理更为有利。这样的结果表明, 在一次性博弈中, 政府和官吏能达到的纳什均衡是 (开除, 贪污) , 无法形成政府雇佣廉洁官吏共同治理国家的良好局面。
然而, 现实中的博弈并非一次性的, 政府和管理之间往往会进行长时间的重复博弈, 那么决定双方决策的就不仅是一次性情况下的收益, 而是无限期收益折现值的加总。对于上述一阶段博弈如果进行无限重复就会有如下描述:在任意的t-1阶段, 如果产出水平是Y, 则政府会在t阶段开出正俸L和养廉银H, 否则会开除官吏;如果政府支付正俸L和养廉银H, 则官吏会廉洁工作, 当期内获得收益U1。这样, 可以设VE为无限重复博弈中官吏廉洁工作的收益现值, 设δ为贴现因子, 表示未来的以单位收益折现到今天的价值, δ越大表明未来与现在差异越小, δ越小表明个体更看重今天的收益。这样则有:
如果官吏选择贪污行为, 那么在下一阶段的博弈中, 官吏还有机会对是否贪污进行选择的概率为r (0
假设在无限重复博弈中, 官吏贪污受贿的收益现值为VS, 则有:
其中, U2表明在当期中, 官吏虽然受贿但政府已经支付给官吏的收益之和, 后一项表明在以后阶段内, 官吏可以通过选择清廉或贪污而能获得的收益的期望和, 其中官吏是否还能对贪污进行选择的概率r为关键变量, r的增大能体现出政府对于官员贪污的检查力度较低, 不易发现官员贪污行为, 造成了制度漏洞。通过上式可以解得:
因此, 从长期看, 要是官吏选择清廉的行为, 必须要有:VE>VS
也即:
将U1、U2、U3的表达式分别代入上式整理可以得到:
当政府支付给官员的养廉银数额H满足上式要求时, 长期中官吏会选择清廉为官, 放弃机会主义的贪污行为, 这样国家能获得较高的收益, 国家治理情况较好, 吏治清明, 社会综合环境达到较高水平, 这对社会整体 (包括国家、官吏和民众) 来说是合意的。观察上式, 除了第一项W0为个体自我雇佣时获得基本报酬之外, 其他项目 (假定官员的辛苦劳动E是给定的) 存在均对政府需要支付养廉银的高低起到了影响, 其中包括:即期收入 (正俸) L、未来预期收入P、因廉洁工作而得到的满足感M, 若官员贪污可以获得的直接贿赂收入为B、腐败的直接投入I、必须要承担的法律处置成本CL、经济处罚程度CE、精神或名誉损失CM、因贪污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MB, 还有两个重要指标为贴现因子δ, 以及官吏还有机会对是否贪污进行选择的概率为r。
对于政府管理来说, 探讨如何通过尽可能低的养廉银支付额来使官员清廉为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通过多方的政策方案或者制度建设来使不等式右边的数量降低, 那么政府就可以用较小的成本来实现对官员贪污行为的约束;反之, 如果政府管理措施不当或对官员的约束力较差, 使得不等式右边数值增加, 那么就会导致养廉银发放的失效, 这样也就可以从深层次的制度角度解释养廉银制度成功实行和最终没落的原因。
(三) 模型变量分析
对于上述模型中存在的变量进行逐一讨论如下:
1.W0、E
W0和E的增大会导致对的要求升高。随着官员放弃官职进行自我雇佣的收益增大, 个体保持廉洁奉公的机会成本增大, 政府需要支付更多的养廉银, 才可以使得官员接受官职, 并且廉洁奉公。随着官员在官职上需要投入的辛苦努力增大, 个体越倾向于放弃努力、清廉的工作, 更愿意冒风险从事贪污行为, 由此政府也需要支付更多的养廉银。
2.CL、CE、CM、L、P、M、MB
这六项主要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入手, 他们的减小会导致对的要求升高。其中, CL、CE减小说明, 官僚体制之中, 官吏贪污被发现之后需要支付的成本很低, 在法律成本、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上都相对较小。这两项反映出了社会制度建设的问题, 对贪污问题“执法不严”, 因为官官相护而导致的“处罚不严”降低了官员贪污所要承担的风险, 促使他们更多的去冒险贪贿。而对于L、P这两项, 他们的降低使得官吏的正当收入减小, 官吏对未来的预期较低, 也会增大他们对贪贿行为的偏好。最后三项CM、M、MB, 涉及官吏的心理因素, 特别关注是否廉洁工作给官员带来的道德满足感, 以及如果贪污受贿会带给他们的道德成本, 这三个因素主要受到社会风气和个体心理的影响。总而言之, 这些因素的减小会导致政府需要支付更多的养廉银才能使得官员不进行贪贿行为。
3.B-I
这一项涉及两个变量, 分别是贪污可得的直接收入B和需要支付的贪污直接成本I, 这两项之差增大会导致对H的要求升高。这说明, 贪污这个行为本身的净收益增大会对政府支发养廉银带来负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贪污成风, 贪污行为之间形成很全面的关系网络, 那么从事贪污行为, 进行上下沟通要支付的成本就会很小, 贪污行为形成食物链。同时, 如果获得大额的收益非常容易, 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耗羡, 大肆从百姓身上搜刮钱财, 附加苛捐杂税, 那么也会增加政府通过支发养廉银来实现吏治清廉的难度。
4.δ
贴现因子δ的减小会导致对H的要求升高 (δ的减小使得不等式右边两项分子增大分母减小, 故有此结论) 。反映的是官吏看待自身和国家未来价值的偏好, 体现官吏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当δ增大时, 表明官吏很关注自己现在所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 认为未来获得收益对于今天来说也很重要, 这是有个体责任感和对国家信任感的表现。反之, 当δ减小时, 表明官吏更看重今天所能获得的收益, 有着对于“及时行乐”的偏好, 这样的特点会导致官吏更愿意冒较大的风险来获取较高的当期收益, 故从事贪污受贿, 肆意剥削百姓就成了这类官员更为偏好的行为策略。这种情况下, 政府需要提供足够多的养廉银才能抑制官吏的贪污行为, 这对于国家整体效率的提高是不利的。
5.r
观察上式可以发现, r的大小对于H的影响不甚明显, 需要进行以下的数学方法处理, 设出与r有关的系数的函数如下:
求一阶导数得:
由此可知, f (r) 是r的增函数, 表明随着r的上升, 即官吏还有机会对是否贪污进行选择的概率上升, 政府监管官吏是否贪污的能力下降, 会导致对H的要求升高。这很好的反映了制度原因对养廉银发放额度的影响:当一国对于官吏有着严格有效的管理制度, 可以很好的监控官员是否从事了违规的行为之时, 官员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度的约束, 因此只需要支付较低的养廉银就能达到吏治清明的目标;相反, 如果国家官吏管理制度混乱, 上层政府无法有效的监督地方官员的行事情况, 那么下属官员将有更大的激励去违背规则, 进行贪污受贿和盘剥百姓的行为, 从而也就需要更多的养廉银才能使其放弃贪贿行为。
三、养廉银制度由盛转衰原因探究
养廉银制度从兴起到逐步衰落, 对官吏贪贿行为的约束程度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历史事实的演进从强变弱:雍正年间养廉银制度建立伊始, 有效地填补了国家财政的亏空, 澄清了吏治, 减轻了劳苦百姓的负担;乾隆年间进一步规范化了养廉银制度, 但其效用已有所减弱;到清朝末年, 养廉银制度逐步走向衰落, 面对官吏的贪污行为难以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这一发展演变过程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笔者希望根据上述建立的“效率养廉银”模型, 结合清朝历史实际, 从内因和外因的角度来揭示养廉银制度从成功实行到最终走向破产的深层次制度原因。
(一) 外部因素
养廉银制度的实施情况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制度之外的因素影响。外部因素对于养廉银制度实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在社会风气、制度建设、经济文化既定的情况下, 政府受到外部因素 (如天下太平、风调雨顺或战乱激增、政局动荡等因素) 的影响, 对养廉银发放金额进行一定的调整。实际发放的养廉银数额若足够高, 则可以补偿官吏保持清廉所需要放弃的机会成本, 养廉银制度则能成功实行;反之, 则其不能抑制官吏的贪贿行为。
在养廉银制度实施的早期, 清朝正处于“康乾盛世”, 是封建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繁盛社会。此时农业生产持续发展, 粮食产量大幅提高, 人丁繁多, 国家富庶。国库财政比较充裕, 支发养廉银时也不会多加苛刻, 官吏有足够高的激励保持清廉, 这就为养廉银制度的成功实施提供了保障。
清朝后期, 面临内忧外患频发以及皇室消费扩大等原因, 政府经常陷入困境, 为解决战争需款之急和满足皇室消费支出, 往往不得不靠扣发官员的俸禄和养廉银以解决一时的窘迫。实际情况是:“事繁倍昔津保, 百物翔贵, 旧有规费供给一概裁除, 实支廉项无多, 委难敷用。”
由此可以看出, 清朝初期由于经济发展良好, 养廉银支发宽裕, 足以激发官吏廉洁为官, 制度实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而清朝末期, 整个官吏制度从上到下, 文职武职养廉银因受到克扣而不敷办公的情况比比皆是, 本身以激励官员为官清廉的制度安排不能得到有效施行, 养廉银实际支付金额无法达到清廉行为的最低标准。这即是从外部角度分析了养廉银制度最初成功实施但后期因普遍未能有力的推行而受到破坏的状况。
(二) 内部因素
历史发展中的外部因素往往具有不可控的特点, 而一个制度的实施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更决定于人为可改变的内部因素上, 因此从体系内部因素的角度来探讨养廉银制度由盛转衰的原因, 即结合史实论述造成不等号右边数值增大的诸多影响因素, 从而揭示这些因素的改变对于养廉银制度从成功到破产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从政策实施的方式看, 雍正帝实行养廉银制度大刀阔斧, 明令禁止贪污行为, 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管制, 地方官也多摄于雍正的威严, 内心对于贪污而被抓的可能性有很高的估计值, 即r值较低, 这样便增加了养廉银制度成功实施的可能性。而清代后期, 君王施行政策的方式没有了雍正帝大刀阔斧的魄力, 在制度的推行上呈软弱之态, 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监管力度较差, 这使得官员在考虑是否进行贪贿行为的时候较少的考虑到贪污被抓的后果。除此之外, 在中国固有的皇权崇拜社会中, 处于最底层的大多数没有监督权, 各级官员只要打点好上级, 就可以保证升官, 只要老百姓不造反, 地方官员就是有再严重的私征滥派, 也可以不受惩办, 这样的官官相护在清朝后期腐败的官场氛围中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差、信息不对称、人民监督权和话语权的缺失, 使地方政府实际面临的r值很大, 即有很大的概率去不断从事贪污行为而不被惩治, 这增加了为维持官员清廉所需支付养廉银的数额。
再来看贴现因子δ对于官吏行为选择的影响。贴现因子的大小反映了官员对于未来收入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 若官员对于未来抱有较高的期望, 认为在未来获得收入可以为其自身带来比较高的效用, 那么贴现因子就会相对较高;反之, 若官员对于未来不抱期望, 担忧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影响其效用, 则贴现因子就会相对较低, 未来收入折现到今天的价值较低。这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官员对其自身发展与国家命运的认识, 当官员对国家的发展和命运持积极的态度, 认为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之时, 个体对于国家的信赖感和主人翁的意识就会促使官吏对于未来进行长远的规划和打算, 减少贪污受贿的行径, 维持较长时间段内的清廉守法。相反, 当官员对于国家的发展和命运持消极的态度, 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国家命运并无多大关系, 个体失去了对国家的信赖感和依存感的时候, 官员往往会更注重眼前利益, 抱有“及时行乐”的功利主义思想, 甘愿冒风险增加贪污行为, 这样就需要更高的养廉银支付才能激励官员清廉为官。这一分析的结果正好符合养廉银制度与清朝历史演变的过程。雍正初年, 养廉银制度建立伊始, 清朝正处在康乾盛世之中, 康熙王朝建立的较为繁盛的发展状况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心理预期, 人们对王朝的延续前途抱有很高的期望, 故δ值较高, 养廉银发放的额度不需要非常高就可以实现良好的“制贪”的效果。而在清朝后期, 国家经历内忧外患, 对外有外国列强侵入, 对内有多地农民起义军崛起, 这样导致国家军费开支激增, 国家政局动乱, 人民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预期很容易陷入较低的状态。此时, 官吏主观的δ值较低, 官吏更倾向于“今朝有酒今朝醉”, 当时通过贪污来获得高收益更利于提高官员的心理效用, 因此养廉银发放的额度需要非常高才能有效约束官吏的贪贿行为, 这增加了养廉银发放制度与当时清王朝财政支出能力之间的差额, 养廉银制度的实施效果与建立之初时的效果相比相差较多, 总的来说“养廉银难养廉”的状况与当时官吏对于朝代的不利预期有着很大的关系。
社会风气变化对于官吏道德感的影响, 也是增加养廉银制度实施难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朝初年, 康熙通过皇帝亲作表率, 宣传理学说教提高官员的道德素质, 涌现出以于成龙为代表的一批清官;雍正帝则加大反腐力度, 严惩贪官污吏绝不留情, 吏治相对较好。官场整体风气的相对清廉对于官吏们的行为产生道德约束, 使其更加关注自身清廉之名, 廉政工作带来的道德收益M和一旦被查处所需要承担的道德代价MB都会上升, 也就使得养廉银制度的实行更容易成功。然而到了清朝末年, 社会制度孳生的困境造成了腐败问题的泛滥, 官员面对制度不严、前途动荡、贪贿成风的状况, 难以做到清者自清, 更可能的情况是逐渐与污浊的官场同流合污, 在逐步剥削百姓以肥私囊的过程中, 廉政工作带来的道德收益M和一旦被查处所需要承担的道德代价MB都有所下降, 这就要求政府支付更多的养廉银才能抑制其贪污行为, 否则养廉银制度的实施难以起到初始的"养廉"效果。清朝中后期官场贪污成风的大环境, 为官员的道德沦丧提供了不良的诱因, 整个官场无异于一大贪污受贿场, 官员相互包庇, 视贪污行径为日常之事, 清廉行为带来的道德满足感难以超越贪贿行为的巨大收益, 对廉洁奉公概念的坚守日益沦丧。这种情况下, 贪贿行径无足轻重, 养廉制度不复养廉, 最终使制度走向衰落。
除了上述三点因素随着清朝历史变迁对养廉银制度的实施效果起到不同影响作用之外, 清王朝制度本身也存在固有的缺陷, 即使在养廉银制度较好发挥效用之时, 也埋下了诸多隐患, 最终促使养廉银制度走向了没落。
一是清王朝在对贪贿惩治措施方面很不严格, 官吏贪污所需要承担的成本, 如CL、CE、CM都较小, 这给贪官污吏留下了很大的可钻之隙, 也增加了养廉银制度失效的可能性。清朝对于官吏的管理主要采用"以罚代刑"的方式, 这包庇了官吏贪贿的劣迹, 降低了贪贿行为的法律成本CL;清朝对于官吏的贪污行为也没有道德上的约束, 没有建立良好的机制来公布贪污官员的行为, 起到警醒和约束的作用, 相反, 官吏以贪污受贿为稀松平常之事, 上下一气, 见怪不怪, 贪贿行为被惩治的道德成本CM也很小。
二是养廉银模型的实施在不同级别的官吏身上存在差别, 高级官员和地方小官在正规俸禄L、P和贪贿净收益B-I这两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别, 分别从不同方面增加了对养廉银额度的要求。通过前面对各级官吏俸禄的介绍可以发现, 政府小官的俸禄水平很低, 即L、P的值较小, 其收入往往难以满足对于日常所需和奉承上级官吏的“陋规”所需。但是这些基层小吏往往更加具有地方实权, 有更大的可能性压榨百姓, 因此需要更高的养廉银收入来抑制他们的贪贿行为, 否则他们会变本加厉地横行乡里, 鱼肉百姓, 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养廉银制度对于位高权重的官员来说, 其实施的效果主要受到官吏贪污所得净收益的大小。高官虽然拥有较高的正规收入L、P, 但是他们所能获得贪污净收入B-I远远高于此, 成为了主导其行为选择的因素。养廉银的发放对于平时没有机会或者较少有机会贪贿的官员来说的确增收不少, 但是对于有权征收“耗羡”或者有其他权利获得更高贿赂的当权者来说, 他们根本瞧不起政府发给的养廉银数额, 习惯收受贿赂、私留公款的当权者难以忍受“耗羡归公”给其收入带来的减少, 于是只能更加变本加厉的贪污受贿, 希望通过养廉银的支发来使其廉洁奉公难上加难, 这也增加了养廉银制度破产的可能性。
四、结论
通过上述的史实论述与模型推导,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养廉银制度解决了清王朝的不完全财政制度下国家财政空虚的弊端, 加强了中央与地方财政联系, 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 减轻了人民负担, 但由于多方面外部和内部的因素, 在清王朝历史经历和现有制度下, 养廉银政策本身难以有效约束官吏的贪贿行为, 该制度由最初的成功实行最终走向衰落。
本文的分析力图对养廉银制度的实施和弊端问题进行探讨, 但由于数据和资料所限, 所进行的研究还有待更多实证数据和历史材料的进一步验证。对养廉银制度的探讨对今天政府财政和官员管理的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是否可以通过“高薪养廉”的政策来激励当今官员廉洁奉公、应该设定怎样的制度条件来为“高薪养廉”提供基础等许多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清朝养廉银制度的案例中得到借鉴, 同时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探究, 得出对于国家财政管理、官员任命、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等多方面的建设性意见。
摘要：通过史实论述与从微观博弈角度建立“效率养廉银”模型得出结论:养廉银制度解决了清王朝的不完全财政制度下国家财政空虚的弊端, 加强了中央与地方财政联系, 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 减轻了人民负担, 但由于多方面外部和内部的因素, 在清王朝历史经历和现有制度下, 养廉银政策本身难以有效约束官吏的贪贿行为, 该制度由最初的成功实行最终走向衰落。对养廉银制度的探讨对今天政府财政和官员管理的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雍正朝,养廉银制度,经济思想分析,效率养廉银,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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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廉银制度 篇2
关键词：公务员，高薪，退休金，廉政保证金，激励机制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① 他一语道破了权力与职务犯罪的关系。权力的异化源于人性的不完善，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天性，决定了权力持有人总是难以排除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公务员作为政府的象征和代表，受国家的委托行使公共权力。为了保证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不滥用权力，保持廉洁性，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防止公务员****的方法和机制。除了建立严密的选拔、任用、监督、约束机制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种种措施如制定优厚的薪俸制度、养老金制度等来激励公务员忠于职守、勤政廉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经验，对于完善我国公务员的廉政激励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务员养廉措施例
（一）以俸养廉
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官吏制度就和几乎其他所有东西一样，你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①工资是公务员生活的主要来源，是满足公务员生活需要的必要保障。合理的薪酬制度对于吸引优秀人才，提高公务员素质，调动工作积极性，实现公务员队伍的优化与稳定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对于保持国家公务员的廉洁性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一些国家认为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待遇使他们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减少****动机，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廉洁从政，从而达到养廉的目的。有人把这种观点概括为“以俸养廉”或“高薪养廉”。高薪养廉制度目前主要是在一些经济实力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实施，他们以物质上的实力为后盾，制定出相应的制度和法律实行高薪养廉，使公职人员能够在优厚的薪酬、大量的福利、稳定的职业下，安心工作，不敢轻易涉贪而冒丧失职位和优厚报酬的危险。在现代世界各国和地区中，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并取得较大成绩的有加拿大、新加坡、瑞典、奥地利、香港等。这可以从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1998年世界主要国家竞争力报告》中的有关指标可以看出，该报告中第3.34指标，不适当行为（例如受贿或****）的指标如下（该指标越高，则表明该国家和地区****程度越低，反之亦然）：加拿大8.25，新加坡7.84，英国7.11，中国香港6.45，美国6.15，德国5.81，法国4.71.②
有资料表明，新加坡的廉洁度位居亚洲各国之首，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实行公务员高工薪制是维持政府高度廉洁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确保公务员有高收入，使政府机构能够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激励公务员廉政勤政。新加坡政府每年通过咨询机构调查私营企业工资水平，对公务员的工资和私营企业人员的工资进行调查比较，一旦公务员的工资低于私营企业人员时，即采取措施予以平衡。70年代至8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曾经连续四次给公务员加薪20％。1989年后新加坡公务员工资达到世界各国的最高数。1997年的资料显示，“政府官员在减薪2％－7％的情况下，平均年薪仍达到8.84万美元，而同期新加坡人均年收入仅为1.8万美元。”①公务员除了工资以外，还有全年奖金和一定津贴。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高薪养廉制度的积极推行者，据香港年报资料显示，80年代每年用于公务员薪俸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35％－39％，②并且逐年上升。香港政府用于支付公务员薪酬的开支1997－199840114百万港元、1998－199944092百万港元、1999－200046488百万港元、2000－200150497百万港元、2001－200251909百万港元。③香港公务员除了享有较高的薪俸，还可以获得各种津贴，如额外职务津贴、逾时工作津贴等等。
除新加坡、香港外，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给予公务员以较高的薪酬待遇。如美国《联邦工资比照法》规定，联邦公职人员的工资要和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相当；而英国法律规定一般公务员的实收工资不得少于最低生活费用的120%，且必须高于劳动者保障工资额。除工资外，这些国家的公务员享受的津贴、补贴收入也很可观，如英国公务员可以享受的各类津贴占其收入的25%；法国公务员的补贴工资要占本人基本工资的10%—30%；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则高达30－40%，①这是一般民间企业职工不能比的。
付给公务员较高的薪金，从表面上看增加了政府的开支，但是其创造的巨大效益是无法估量的。一方面高薪能吸引优秀的人才从事公共事务管理，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另一方面，高薪也能确保大多数公职人员不致因生活太清苦或有后顾之忧，而冒丧失公职的风险去谋取不义之财。
（二）其他保障制度
除了实行高额的薪金制度，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根据本国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的特点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使公职人员免除后顾之忧，安心工作，减少他们的****动机。
如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这是一项为新加坡受薪人员设立的养老储蓄基金。中央公积金实际上是一种强制储蓄，是薪金的一种演化形式，与薪金额直接成正比。政府设立专门的中央公积金局，对所有公积金实行统一管理、长期储蓄，并向存款人支付6％的年息。按照公积金制度的规定，雇员和雇主要按照雇员月薪的一定比例分别缴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作为该雇员的公积金，并按比例存入用于养老的特别帐户、保健储蓄帐户和用于多项支出的普通帐户三个帐户。公积金缴纳的比例随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而定。如1984年雇主和雇员双方的缴纳率各为雇员月薪的25％。1985年，由于经济不景气，为减轻雇主的成本负担，雇主的缴纳率降至10％，而雇员仍保持在25％。而1992年，雇员的缴纳率下降至22％，雇主则上升为18％。公积金的交纳还因年龄不同而有所区别，年纪较大的雇员公积金缴纳率相对较低。①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并不像我国的公积金那样只能用于购买住房，除了解决公务员、企业职工等在职人员购买住房问题外，中央公积金还可用于医疗保健、退休后生活保障、购买不动产、股票、政府公债、家属保障保险和家庭保障保险、支付本人或子女的大学教育费用等等。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为公务员提供了优厚而全面的福利保障。由于中央公积金免交个人所得税，而且利率高，所以存入年份越长，公积金的金额就越高。如果一个公务员廉洁奉公，其工作年限越长，该储蓄就越多，到退休时就有一笔相当可观的储蓄，这足以保证全家安居乐业。但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一律取消其全部的公积金。因此，公务员一般不敢冒失去公积金的危险而去违法贪污，尤其是任职时间已经很长的公务员更不敢轻易冒险。这对于促进政府公务员的廉洁起到了相当有效的作用。
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也各有一套适合本国实际的公务员养老保障制度。如美国公务员的退休金有基本退休金、社会保险和公务员自愿按个人工资比例（最高不超过10％）提供的养老储金三部分组成。美国规定，联邦政府职员退休后，其每月享受的退休金不得超过最高连续三年年薪平均数的80％。
日本公务员退休后可领取：一笔一次性的退职金（数额为本人退休前月薪乘工龄再除以2）、按年发的退休津贴（数额按工龄分别为本人月薪的100％－137.5%）、按月发给的养老金（工龄满20年以上才有资格领取，每月数额按工龄分别为本人退休前月薪的40％－80％）。将上述三笔数额相加折算为每月的退休金相当于本人在职时月薪的84％左右。
瑞典公务员退休后可领取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年满65岁退休，不论工龄均可领取基本养老金，数额相当于平均工资的1／3.如果提前在60－64岁退休，则按其提前的时间每月减发基本养老金0.5％；若推迟至70岁退休，则按其推迟时间每月加发0.6％。补充养老金按公务员的工龄长短计发，工龄满30年以上，养老金为退休者一生中最好的15年平均收入数的6％，工龄不满30年，每少一年扣减1／30.按此规定计算，瑞典一个工龄30年的公务员，年满65岁退休后，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相当于其原工资的93％。②
二、中国公务员工资、退休保障制度
建国以来，我国国家机关干部的工资曾经历过三次大的改革调整，分别是1958年、1985年和1993年。由最初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转到以级别定工资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到1993年8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后，昔日的国家干部变成了公务员，公务员的工资制度也随之改变。当前我国实行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是以职务和级别为主的职级工资制。主要是由基本工资、奖金和津贴组成。基本工资包括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个部分。其中，以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为主体。职务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职务高低、责任轻重和工作难易程度确定工资标准，每一职务档次设若干工资档次，工作人员按担任的职务确定相应的职务工资，并随职务及任职年限的变化而变化。级别工资则是按公务员的能力和资历分成15个级别确定工资标准。1993年工资制度改革后，所有公务员的基础工资都是90元，上至国家总理，下至普通科员，没有差别。而工龄工资目前的标准是每年1元，工龄每增加一年，工龄工资增加一元。除了基本工资以外，我国公务员还可享受一定的奖金和地区津贴、岗位津贴。此外，公务员还享有各种福利如探亲假、交通费补贴、年休假等等。
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我国公务员退休工资标准为：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按每个人的原标准全额计发，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之和工龄满35年的按88％、30－35年按82％、20－30年按75％、10－20％按60％、不满10年按40％计发。①此外，公务员退休后，还可继续享有一些按比例计发的地方津贴和补贴等等。
三、评析与思考
从上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及退休保障制度来看，尽管各个国家的工资结构和退休后享受的待遇有所不同，但是大部分国家都给予公务员以较高的工资和优厚的福利、退休待遇。这些国家通常以社会平均工资和物价变动为参考依据，以社会同类人员在私营企业的收入情况作比较来确定公务员的工资标准。通常公职人员的薪酬一般要与私营企业同类人员的薪酬持平甚至高于，当然这个高薪的“高”的尺度也是相对的，与社会中诸如商界、律师界这些精英部门相比，公务员的工资绝对值还是比不过的。而从各国公务员退休待遇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将退休金的标准定位于与公务员在职时相比较，既不能高出在职时的薪金标准，又不能过于低于在职时的薪金标准，通常西方公务员退休金标准核定在公务员在职薪金的65％至85％之间，有些则高达90％以上。如瑞典和北欧国家较高，一般都在85％至90％之间。大多数发达国家在65％至85％左右。少数国家由于实行多种退休金制度，表面上看虽然退休金所占比例不高，如日本占45％，德国约占40％，但加上退休保险费和其他补贴，日本可占到85％左右，德国可占到75％至80％左右。①而且各国普遍有退休金随物价上涨和定期提高的制度，以保证退休公务员生活水平不降低和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
这些国家和地区主张通过实行高工薪、高待遇制度，确保公职人员在职时生活丰衣足食，退休后老有所依，使公职人员安心工作，减少****动机，从而达到吸引优秀人才和保障公务员廉洁从政的目的。这种主张的深层次理论依据是，人都有避苦求乐的私本性，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天性，决定了权力持有人总是难以排除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当一个人拥有一定的公权力，假如运用这种权力可以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时，是难以抵御公权私用的诱惑的。高工薪、高待遇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提高公职人员的****成本。一个公职人员是否会贪污受贿取决于他贪污受贿的所得与贪污受贿付出的代价（指被发现后所遭受的处罚和损失）及风险因子（指是否被发现具有或然性）之间的关系。当贪污受贿的收益远远大于其风险代价时，任何道德或者法制的约束都难以遏制贪污受贿的发生，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就难以得到保障。如果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金待遇，则相应地提高了贪污受贿行为的代价，可以使大部分的公职人员安分守己，从而控制贪污受贿行为的发生。
从我国公务员工资、保障制度来看，我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公务员工资水平偏低。多年来，我国公务员实行的是低工薪制度，公务员的工资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以1999年为例，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显示，1999年全国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职工平均工资8978元，企业人均工资8346元，但是企业中的国有企业人均8543元，其它企业9829元。①这表明国家机关工资虽略高于国有企业，但明显低于私营、外资、个体等其他企业。由于工资待遇低而导致政府机关人才流失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据人事部一份名为《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流失问题不容忽视》的调研报告统计，从1998年到2002年，在人事部抽查的21个中央部委共流失本科学历以上公务员1039人，占同等学历公务员总数的8.8%.②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流失的主要去向是外企、待遇较高的国企或出国，人才流失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待遇偏低。长期以来，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和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基本不相上下，这种比价实际上是不合理的。一般来讲，公务员与企业平均工资之比应维持在1.5~2：1的水平，才算基本合理。我国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从1989年至2001年，我国公务员虽经历了五次加薪，但与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国内其他阶层相比，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仍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还达不到基本合理的水平。
总体来说，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仍处在偏低的水平。但是多年来，我国实行的是以“低薪制、高福利、多补助”为特点的公务员工资政策，虽然工资水平比较低，但公务员在职时可以享受的各类福利、和补助相对较多，如过去的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等，这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资的不足。然而，在逐步实行社保改革和取消福利分房等改革以后，一些福利待遇的取消使得公务员工资水平偏低的问题显得愈发突出。目前的改革使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都要由个人来承担，而公务员目前的工资收入水平无法应付这一系列支出。这将产生某些不利的后果：工资过低导致公务员得不到激励，直接影响工作效率；导致部分公职人员滥用公权以权谋私。
2、在职与退休后的待遇落差过大。根据规定，我国公务员在职时除了获得基本工资以外，还可享受各类奖金和津贴。而退休以后可以享受全额计发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和按比例计发的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部分津贴和补贴（其中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按照工作年限分别可以获得在职时的40％到88％），不能享受各类奖金和大部分的津贴、补助。而当前我国公务员工资水平较低，奖金和津贴作为工资的补充占了公务员在职总收入的很大比例，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奖金在公务员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国家法定的基本工资，而且在职时还能享受一些其他待遇如公务配车、公务消费等，这些使得公职人员的实际生活水准并不太低。而公务员退休以后对于这部分一般都不能享受。两相比较，公务员在职和退休所能享受的待遇落差就很大，往往是奖金比例越高，退休后的落差就越大。这也是社会上“59岁现象”（指一些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之前走上贪污受贿违法犯罪道路）产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对于这些人来说，在职时除了获得基本工资以外，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在职消费等待遇的总和使得自己的生活过得相对比较优越。而退休以后占据总收入很大比例的奖金、津贴及一些隐性收入的消失，使过惯了较为安逸生活的公职人员很难接受生活水平下降的现实，往往就产生失衡心里。因为货币工资偏低，仅仅靠基本工资收入，公职人员很难通过储蓄和为数不多的退休金，使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水准与在职时相差不大。这可以从一些被查处的****贪官的自白中印证这一点。如原江苏省扬州市副市长戎文凤因受贿罪被判刑后忏悔到：“自己长期在政府工作，节奏快，负荷重，很辛苦，而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报酬不成正比，分配不公。随着生活地位的提高需要钱，孩子大了需要钱，将来老了需要钱，而钱从哪里来？于是，不该伸手的伸手了，不该接受的接受了……”①戎文凤的自白道出了其产生犯罪动机的原因之一在于担心老了以后没钱。这从侧面说明了在职收入与退休收入之间的差距过大，会激发公职人员为防止退休以后的生活水准下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私利的****动机的产生。
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必须有合理的收入和良好的退休保障制度作支撑。高薪养廉对于吸引优秀人才、促进公职人员勤政廉政有着积极作用，但高薪养廉制度受制于一个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和机构的精简程度。就我国而言，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公务员队伍的素质等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还不具备实行向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高薪养廉制度的有利条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机构改革、人员的精简，提高公务员工薪和退休后的待遇保障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通过各种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完善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
一是要改革现有的公务员待遇结构。应逐步提高公务员货币工资的比例，提高基本工资的数额和比例，降低奖金比例，消减在职消费支出，把各种补贴纳入正式工资，实现实物福利货币化，这样就可以缓解退休前后收入反差太大的矛盾。
二是完善公务员退休养老和住房、医疗保障制度。应适当提高公务员的退休养老待遇，减少公务员退休后的生活水准与在职时的差距。
三是建立促进公务员勤政廉政的辅助措施。当前正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实行的廉政保证金制度，广受争议。反对者认为，每年区区数千元的“廉政保证金”难以保证公务员的廉洁；赞同者认为“廉政保证金”客观上增加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本”，对反****确有积极意义和作用。①笔者以为，廉政保证金制度的推行，实际上是公务员激励机制的一个创新，在当前公务员工资水平还偏低，尚不具备实行高薪养廉条件的状况下，根据财政实际状况，通过设立廉政保证金制度，来激励公务员勤政廉政。其作用体现在：一方面是作为公务员工资的补充，弥补公务员工资水平偏低的情况，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务员退休后的收入，起到激励公务员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大部分公务员而言，这笔额外的廉政保证金虽然不多，但相对工资偏低的状况，几十万元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对公务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因此，廉政保证金能增加公务员****的即期成本和未来风险，对公务员能够起到一定的约束和警戒作用。类似于廉政保证金的做法，其实在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早已实行，前文所列举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实际上就是发挥着激励、约束和警戒公务员的作用，而且可以说对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任何事物都有局限性，廉政保证制度是一个新生事物，其效用还有待于实践的证明。
养生与养廉 篇3
何谓“廉”？《广雅》如是说：“廉，清也。”《孟子》中曰：“廉，人之高行也。”养廉，顾名思义，即培养并保持廉洁的美德。《吕氏春秋·忠廉》说：“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与《庄子》的“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皆指廉是不贪不污及方正高洁。
人欲如江河，不废万古流，唯有善加导引，方能得水利，而不为水患。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一直到民国和新中国，都把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极受我国人民重视和褒扬。以廉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可令人公正端庄，不掩饰邪恶，不做坏事；临大利而不易其义，无私常乐，无论顺境逆境，自守节操，甘之如饴；与人相处，以礼相待，仁义节度，必然与人和谐共赢。国家端正吏治，从政者廉洁为民，百姓安居乐业，必然使国家兴盛。
养生者，特别强调行善积德，济人济事。儒、道、释三家：儒家修身之说，教人以孝悌忠信，安身立命，享受人生。道家养性之说，教人以虚心实腹，弱志强骨，寝不梦、觉不扰而终其天年。释家净心教人戒欲修行，定慧并重以求根绝烦恼病痛而生死超脱。庄子曰：一其性，养其志，合其德。古人的定性、养志、修德，就是强调生而为人，修德养生，孝养老小，从而心理坦然，正气上升，免疫力增强，裨于延年益寿，“春秋度百岁而动作不衰”。养生者，善“治未病”。同理，养廉之举，未雨绸缪，尚俭戒奢，明志致远，亦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古语云：善养生者，下养筋骨，中养形态，上养神智。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也说：“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养生之至，终究不能靠“寡欲”生存，而要在规矩导引上下工夫。人必须首先吃穿住行，然后才谈得到理想和信念，自己立定脚跟，方能达则兼济天下，“皆大欢喜”。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修养“外圆内方”的人格，方为做人之本，是人内心修养的仁义孝爱；圆为处世之道，是待人处事的礼貌和谐。既讲究原则，堂堂正正做人；又讲究技巧方略，和而不同处事，正是养廉之道。为此，要明得失、善舍弃，既慎独、亦慎始，善始善终，“内圣外王”。
养廉之“养”，不是指“保证”、“确保”，而是指“促进”、“有助于”，正如我们说“养病”，只是调养、休养，是治病的辅助手段，而不是治病本身。孟子曰：“路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俗话又说：“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水之鱼，亡于诱饵”。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太多的诱惑，让你眼花缭乱，钱、权、物、美、色、味，扰乱你的视觉、味觉、听觉，稍有不慎，即可滑向泥潭，不能自拔。一些党员干部，或是沉湎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或是看到别人富起来，心中不平，竞相攀比，远工农，傍大款，逐渐由小捞变成大贪，滑向犯罪的深渊。片面追求物质消费和财富聚积，岂非病态价值取向。如此教训，当引以为戒。
养廉者，与心理保健、精神健康、躯体保健密切相关。养生是顺其自然，循序渐进、慢火煲汤，功到自然成。其要在于“养”。“养”既是和风细雨之培植，亦需要间苗修枝之约束，并非一蹴而就。不以规矩，难成方圆，此正是养廉之症结。明代大家顾炎武曾说：“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养廉先治“官本位”，除建立严密的选拔、任用、监督、约束、惩治机制外，加以严明法制、正反面教育引导，多管齐下，守正笃实，久久为功，方能永葆廉洁本色。
养生之道，养廉之益，吾辈当深长思之。
责任编辑：邓雯雯
养廉银制度 篇4
高薪激励政策的思想源于Becker[2]的开创性论文,主要从执法者补偿的角度分析激励机制,提出高薪可以加大读职行为的机会成本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Becker之后,有不少学者尝试提出新的分析框架,阐述薪酬激励手段的有效性,尤其是后来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薪酬激励制度设计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Solow[3]、Shapiro[4]等最早提出“效率工资”概念,认为无论是对管理者还是对工人,工资激励是有效的,并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Alchian等[5]、Hart等[6]从委托———代理角度谈高薪水可提高管理者努力工作的程度,通过假设管理者努力可观测程度的不同和风险偏好的不同,给不同的管理者设定不同的薪水以达到提高绩效的目的。Andvig等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建立了贿赂均衡模型,通过构造官员对于现有腐败水平的反应函数,得出了不同程度腐败的多重均衡。Mookherjee等[8]通过建立对腐败行为的惩罚与执法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而得出对腐败的监管者的最优工资。
杨晓维[9]通过建立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的数理模型,分析了查处渎职的概率及约束费用与渎职的关系,对最优履职量做出定量说明,通过政府的收益———成本分析,寻求加强廉政建设,提高政府运行效率的体制改革途径。方晋[10]运用面板数据对腐败的决定因素进行了估计,得出相对工资和腐败没有出现理论所预期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公务员相对工资高的国家,腐败程度不见得低,因此得出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不能减少腐败的结论。张维迎[11]认为腐败增加与权力大小有密切关系,在任何政治制度下,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可监督性与权力的范围和大小成反比。当政府官员的权力过大时,要做到透明是很难的,高薪养廉有一定道理,但在政府官员权力过大的情况下并不适用。何媛媛[12]认为作为物质激励的显性激励机制仅仅能起到基本保障作用,但在的实际操作中以及通过多阶段动态模型博弈得出,显性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梁登峰[13]采用VNM效用函数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通过分析找到了一个满足高薪养廉目的的均衡点,但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发现均衡点有很大的局限性。胡仙芝[14]的研究发现廉洁、效率与公务员工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其廉洁水平变成了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尤其是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具体做法被认为是成功范例。
已有文献对高薪养廉的分析,主要是论证高薪要么可以“养廉”,要么不能“养廉”,并用数据对结论进行经验验证。而基于Hart和Holmstrom的模型,在研究监管者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委托———代理问题中发现,如果管理者的腐败和中小投资者利益随机负相关,高薪养廉政策在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一定的区间有效,而在另外的区间无效。从这一视角分析了上市公司监管中高薪养廉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为这一制度在上市公司监管中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层面的借鉴。
1 基本假设
设监管者投入一定的监管成本c用于发现管理者的受贿程度,这个成本主要来自用于发现管理者受贿的调查、取证等费用[15],以及发现其受贿的概率为p。在管理者受贿程度一定的情况下,由于投入的监管成本c越大,发现管理者受贿的概率p越高。因此,p = f( c) ,0≤p≤1,c与p正相关,即f'( c)> 0,且f″( c) ≤0。为研究方便且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惩罚受贿的管理者不需要监管者额外支付成本。
管理者受贿给管理者带来效用g与受贿程度b正相关,设g = g( b) ,g'( b) > 0,g″( b) < 0。若管理者被发现受贿,将受到δ的惩罚,同时带来φ = φ( δ)的负效用,φ'( δ) < 0,φ″( δ) > 0。设管理者具有关于工资w、受贿程度b和惩罚变量δ的伯努利效用函数u( w,b,δ) ,为研究方便并不失一般性,假设其具有线性可加性,即u( w,b,δ) = v( w) + g( b) - pφ( δ) ,其中,v = v( w) 是一定量的货币工资给管理者带来的效用水平。
当监管者的监管成本为0时,如果管理者受贿,被发现的概率为1。管理者的最优选择是不受贿,而监管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合同则比较简单。但现实中,监管成本却大于零,此时,如果管理者受贿,会以p的概率被发现。他们的选择就是监管者如何设定c进而p以最大化监管者的利益( 中小投资者利益和给管理者的工资支付之差) ,而管理者则选择一定的受贿程度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
本文将讨论合同的设计问题,在下面的讨论中,首先假设监管成本为0时的合约设计; 然后,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监管成本大于0时的合约设计。
2 监管成本为零时的最优合同
监管者在监管成本( 通过发现概率为传导中介) 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在最大化自己的福利函数时处于在监管成本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之间的权衡抉择。管理者则根据受贿水平的选择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要使管理者接受合同,提供的期望效用必须至少为其保留效用水平。因此,监管者的最优化问题为
假设监管成本为0,因为p = f( c) = f( 0) = 1,所以,c = f- 1( p) = f- 1( 1) = 0,问题转化为单纯的追求中小投资者利益与给管理者所发工资的最优化,( 1) 式可以简化为
上式等价于最小化监管者的补偿成本∫w( π)dπ,因此,问题进一步简化为
式( 3) 的约束等式在问题的最优解上总是成立的,否则,监管者是可以降低管理者的工资但是仍然使他接受合同。令约束的乘数为γ,对于每一水平的中小投资者利益π,式( 3) 解中管理者工资w( π)必须满足一阶条件:
如果管理者是严格风险规避的,则v'( w( π) )在w上严格递减。则最优的补偿计划w( π) 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监管者必须向管理者支付固定的工资。这恰好是风险分担的结果: 风险中立的监管者必须保证风险规避的管理者完全避免任何收入流不稳定带来的风险。此时,监管者提供固定工资w*,使管理者恰好获得其保留效用。如果假设
此时,管理者工资和中小投资者利益无关,只和自己的保留效用以及受贿水平、惩罚力度有关,即
如果管理者风险中立,如v( w) = w,对那么对于任何的补偿计划函数,式( 4) 对应的条件都可以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保险的需要,所以固定工资计划仅是许多选择的最优补偿计划中的一种。任何使管理者的期望工资等于- g( b) + φ( δ) 的补偿计划都可以得到满足,即对v( w) = w,任何满足w*= v- 1(- g( b) + φ( δ) ) 的工资水平,对于风险中立的管理者,补偿计划w( π) 是最优的。即如果监管者不想给监管者足够的工资水平,那么,他为了让管理者接受合同,就会对管理者的受贿给予较低的惩罚,目的是为了使其达到保留效用水平。这中情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似乎是政府故意为之[16]。
现在来考察的b的最优选择。监管者指定最优的受贿水平b∈{ bL,bH} ,使他的期望收益减去工资支付最大化:
式( 5) 第一项代表管理者选择受贿水平b时中小投资者利益,第二项代表由于管理者受贿状态而考虑给他的工资,bL和bH哪个是最优的,取决于bH相对于bL对监管者期望收益的减少和由此对管理正效用的货币成本的减少值的比较。如果bH对于监管者期望收益的减少少于由此给管理者减少的货币工资,则监管者愿意提供低工资,以使管理者自然也愿意接受,当然,他们依靠高受贿来弥补保留效用。
3 监管成本大于零时的最优合同
现实的情况是,监管者必须付出一定的监管成本才能发现管理者是否受贿,即监管成本大于零。此时,与监管成本正相关关系的发现概率p = f( c) ,并给管理者的受贿行为带来期望成本pφ( δ) 。此时的p不再无成本地等于1,相反,达到p = 1的发现概率,会付出相当大的监管成本c。针对管理者不同的风险偏好,最优合同设计会有不同。
设风险中立的管理者效用函数为v( w) = w,监管成本为零时的最优受贿水平必须满足
此时管理者获得期望效用。
现在考虑监管成本大于零时监管者的利益,监管者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合同,可以使管理者获得与监管成本为零情况下相同的报酬。因为,在监管成本不为零的时候,监管者不可能比监管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做得更好。所以,这个合同必须是监管者的最优合同。
假设监管者提出的补 偿计划采 取以下形式w( π) = π - α,α是常数。该式意味着管理者可以得到除α外的所有回报。如果管理者接受这个合同,那么管理者将选择合适的b来最大化他的期望效用:
比较式( 6) 和式( 7) ,发现b*最大化式( 7) 。因此,这个合同引致了监管成本为零时的受贿水平b*。
只要合同能给管理者带来至少的期望效用,管理者就愿意接受它。即只要
令α*为使( 8) 式中的等式成立的α。注意,如果补偿计划为w( π) = π - α*,那么监管者的收益正好为α*( 管理者获得π中除固定支付α*外的所有收益) 。重新整理( 8) 式,得
因此,在补偿计划w( π) = π - α*下,监管者和管理者都恰好获得与监管成本为0情况下相同的收益。如果g( b) - φ( δ) ≤0,则管理者选择不受贿,而在此补偿计划w( π) = π - α*下,也就是当监管者将π - α*利益给管理者时,管理者就会像经营自己的生意一样的去监管上市公司的行为,因为收受贿赂不会给管理者带来额外的收益。
当管理者对收入彩票严格风险规避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这里假设受贿被惩罚的概率与惩罚力度为外生变量,所以,在一定的惩罚程度下,低受贿水平反而与管理者面对的高风险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制定最优合同,再一次把合同设计问题分为2步考虑: 首先,在监管者要求管理者低受贿的情况下( 例如b = 0) ,制定最优的激励计划。其次,探讨监管者应如何促使低受贿水平的实现。
实施某一受贿水平的最优激励计划以最小化监管者期望工资支付时受到两个约束,与前面一样,管理者如果要接受合同,必须至少获得u珔的期望效用。当监管者的监管成本不为零时,监管者还面临第二个约束: 管理者面对激励计划,必须真的愿意选择他所希望的受贿水平。因此,实施受贿水平激励计划必须解决下面的最小化问题:
约束( 2) 就是激励约束: 它保证在激励计划w( π) 下,管理者的最优受贿水平b也是监管者希望的受贿水平监管者如何最优地实施两种可能的受贿水平b. 对两种情况进行考察。首先,假设监管者希望实施受贿水平bH。此时,监管者对管理者的最优支付为固定工资w*b= v- 1[- g( bH) + pφ( δ) ],这恰好和监管成本为零且合同规定受贿水平为bH时的工资支付相同。为说明这一点,注意管理者在此激励计划下将选择bH: 他的工资支付将不受受贿程度的影响,所以他将选择给他带来效用最高的受贿水平,在惩罚成本一定时,他将对比惩罚成本和受贿收益,并最终选择受贿水平bH,并恰好获得。因此,实施bH的合同成本与监管成本为零时的合同成本相同。但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当监管成本不为零时,监管者不可能比监管成本为零时做得更好,因为相对于式( 3) ,在式( 9) 中监管者还面临附加约束( 2) ,所以,这一定是式( 9) 的解。
其次,监管者希望引导bL,这也是现实中认为监管者应该引导的受贿水平,此时,式( 9) 的约束( 2) 可以写成:
令γ≥0,μ≥0,分别代表约束( 1) 和( 2L) 的乘数,那么在每一,w( π) 必须满足下面的库恩 - 塔克一阶条件:
可以证明,在具有b = bL问题的任何解中,γ和μ都是严格大于零。因此,当b = bL时,两个约束等式都是成立的。进一步,式( 10) 可以用来推断最优合同的形式特征。如果,固定工资支付w0使,则有:
这种关系是相当直观的,在似然比小于1时,即结果π在bL下比在bH下出现的概率更大时,为引导低的受贿水平bL,需要在最优合同中支付比w0更高的工资。类似的,对于更有可能在选择bH时出现的结果,将支付低于w0的补偿。
在最优的激励计划中,补偿在中小投资者利益上不必是单调递增的。从式( 10) 可以看出,要使补偿计划是单调递增的,似然比在π上必须是递减的; 也就是说,受贿水平bL下得到中小投资者利益π的可能性相对于bH下得到π的可能性必然随着π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一阶随机占优条件并不体现这一特征。如图1和图2所示,π在bL上的条件分布一阶随机占优于π在bH的条件分布,但是单调的似然比特征并不成立。因此,减少受贿水平可以使低水平的中小投资者利益向中等水平转换,但对很高的中小投资者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却没有影响。式件( 10) 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在中等中小投资者利益上,必须支付比很高中小投资者利益下更高的工资,因为对受贿水平的降低的敏感的正是中等中小投资者利益出现的可能性。
此例的最优补偿函数,如图3所示,要想引导一个低的受贿水平,在中小投资者利益π∈[π0,π1]时,高薪水是有效的。但是,当需要的中小投资者利益更高时,如,则这种激励计划无效。因此,当追求更高的中小投资者利益时,需要外生变量,例如增加发现概率p、或者增加惩罚力度等的变化来制约管理者的高受贿行为。
由于在管理者获得的补偿中引入了可变性,管理者获得工资支付的预期望值必须严格大于可观测情况下的固定工资
至于监管者应引导何种受贿水平,需要比较2种受贿水平下期望收益的增加值和实施两种受贿水平下的期望工资支付的差值,也就是说,在b = bL和b = bH下式( 9)的值的差异。
实施bH所需的工资支付、受贿水平与监管成本为零时的工资支付、受贿水平恰好相同,而在监管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实施bL所需的期望工资支付则严格大于监管成本为零时的支付。因此,大于零的监管成本提高了实施bL的成本,但不改变实施bH的成本,即,高监管成本能够导致无效率的高受贿水平的实施。如果bH是监管成本为零时的最优受贿水平,那么当监管成本大于零时,bH仍然是最优的受贿水平。此时,增加了的监管成本不会引起损失。与此相对照,如果bL是监管成本为零下的最优受贿水平,那么,下面两种情况之一可能发生: 最优方案是利用使管理者承担风险的激励计划实施bL; 或者,风险承担成本很高,因此所有者认为更好的办法是简单地实施bH。无论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高监管成本都使监管者遭受福利损失,而管理者则在每种情况下都获得期望效用。
针对风险偏好型的管理者,式( 10) 说明,随着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增加,等式左边递减,等式右边则递增。这可能导致两个结果,有唯一的工资支付,或者该最优化问题无解。而在随机负相关的假设下,唯一支付的解不存在。也就是说,针对风险偏好型的监管者,通过高薪养廉的制度制止其腐败,几乎是不可能的。
5 结 论
从模型的分析中发现,在监管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实施高受贿水平所需的工资支付与监管成为为零时的情况相同,而如果想让管理者实施较低的受贿水平所需的期望工资支付必须严格大于监管成本为零的情况下的支付,但即便是这样,在低水平以及高水平的中小投资利益区间,高工资对于引导低水平受贿依旧是无效的( 和低工资一样) 。因此,一方面,正的监管成本提高了实施低受贿水平的成本,但却不是在全部区间都有效。
这一事实的政策含义是,当监管成本不为零时,在中等水平的中小投资者利益区间,可以实施高薪水以避免高受贿水平,即,“高薪养廉”政策是有效的。但是,当目标是更高水平的中小投资者利益区间时,“高薪养廉”政策无效,此时,只有引进高惩罚,增加管理者高受贿的成本,进而达到抵制腐败的作用。
高薪能否养廉 篇5
在中国，高薪养廉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热门话题，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怀疑者亦有之。笔者开宗明义，亮明观点：有条件地赞成高薪养廉。理由有二：
其一，在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由于体制因素，中国官员的素质如何，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面貌所产生的影响，比之其他一些国家来得更广泛也更深刻。这一特点，就要求官员必须具备较高素质，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把一部分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员队伍中来。高薪可使官员的薪水与其所任职位、所担职责和对社会的贡献相适应，使官员不致过分羡慕商人、企业家等高收入者而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有利于保留和吸引优秀人才。
其二，高薪可为推行严格的吏治提供条件。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实行低薪而伴之以严格管理，往往会使人牢骚满腹，人心离散，乃至远走高飞。这显然不利于稳定官员队伍。人只有在优厚的待遇下才有可能忍受严格的管理和约束。这是常理。实行适宜的高薪制，严格的吏治才具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推展的空间。
笔者之所以只是有条件而不是无条件地赞成高薪养廉，是因为“高薪”说到底只是“养廉”的一个可能条件，而非必然因素。换言之，高薪并不能自然地、必然地带来廉洁。因为薪水再高也毕竟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有道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填”。
仅仅依靠较高的薪水并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财富更高的欲求，也不能阻止有些官员为捞取好处而以权谋私。
因此，在实行高薪的同时，务必建立对官员的有效监督和严格约束机制。只有将监督约束机制与高薪配套实行，再加上正面教育引导，多管齐下，方能真正形成廉洁政风，达到高薪养廉的预期目的。
国际上，凡是实行官员高薪制，政风又比较廉洁的国家，如新加坡和一些西方国家，其成功都不是单纯实行高薪的结果，而是在实行高薪的同时严格吏治使然。
其中，严格吏治是养廉的决定性因素。
高薪标准的制定，一方面要考虑为官员提供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使其不致心有旁婺，使其为珍惜这份较高且稳定的待遇而不愿铤而走险；
养廉明耻能增寿 篇6
他所说的“养廉”,即清心淡欲,有酒不饮尽,有肴不食尽,有财不用尽,有权不使尽;“明耻”是不礼貌不做,不道德不做,不正义不做,不明智不做;而“人定原来可胜天”,则是坚持锻炼,便可益寿延年。为此,他一生恪守自订的“五不五健”守则,即“不谋官,不图名,不贪利,不好色、不怕死”和“健饭、健步、健弈、健诗、健笔”。
谢老原名谢宣,浙江温州人。他6岁学棋,12岁便被誉为“棋坛神童”;1918年荣获上海象棋大赛冠军,1935年荣获中、英、美、德、奥五国“银龙杯”国际象棋第一名。抗战期间他寓居重庆,曾与周恩来总理对弈,并将棋局称之为“共纾国难”。他还只身周游6国,以弈棋募捐来宣传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遍布残局曰“制止内战”、“暴政必败”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以顽强的毅力创作了《象棋大全》、《象棋指要》以及《九十年舞象温谈》等,为中国象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谢老热爱象棋艺术,而象棋艺术也促成了他的高寿。从表面看,下棋时身体不动,似乎处于静止状态;实际上,由于紧张地用脑,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呼吸系统,都在积极地工作着。行家评论谢老的棋风时,说他“幽柔缜密,富于韧性,不乱不挠,不恕不张”,还以交流棋艺为宗旨,不计较输赢。这么一来,自然有益于他的身心健康。
在“健饭”方面,谢老从不忌口,不挑食,也绝不暴饮暴食。他喜欢早餐时吃些糯米食品,如豆粉团子、糯米糕之类。午餐时,他喜欢食海鲜、清蒸蛋羹、香菇素菜以及菠菜炖豆腐等等。有时还喝点红葡萄酒或杨梅酒,借以增进食欲,并利于血液循环,从而将营养送到大脑及全身。对于“食素养生”,他从不苟同,他认为只吃素会造成大脑营养不足。
谢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天一早先冲好一杯清茶,洗漱后,即饮茶。他说,这叫“汰汰(清洗)肠胃”。
实际上,“汰汰肠胃”的做法早已有之。汉代王充便说过:“欲得长生,肠中常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晋代葛洪也说过:“若要衍生,肠胃要清”。而元代朱丹溪甚至还以“倒仓术”保持肠胃的清洁。时至今时,西医也认为发生疾病和衰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肠胃中消化代谢所产生的废物毒素引起中毒的结果。西医认为:人体肠道所寄生的细菌,尤其是大肠杆菌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大量的毒素,如吲哚菌素,被吸收后会导致肌体慢慢中毒,从而促进衰老。若保持大便通畅,可使体内的废物和有害细菌及时排出,减少肌体中毒机会。临床经验也证明:大便能畅者,血中胆固醇、肌酸等有害物质会迅速消减,血液洁净,有利于疾病的康复。由此看来,谢老的这一招还蛮有科学道理。
谢老的“健步”,对他的身体健康同样十分有利。他每天晨曦微露便起床,先冲好一杯清茶,接着用冷水洗脸、擦头,继而喝茶,随后便慢跑于公园。一进公园,又先进行自编操锻炼,再在树丛旁做十来次深呼吸,然后用手掌按摩头部和脸部,点头和摇头;尔后,做摆腰、弯腰、翻腰、旋腰等各种姿势的腰部运动。待一切做完,则“伊伊呀呀”边吟边回家。
谢老历来认为:人老先老腿。为锻炼腿力,他经常步行外出。据他本人计算,他往常上下班各走14000多步;他从家到女儿家,约走32000多步。即使他年过颐期,不能再像往常那样安步当车,仍在第天早上起床后拄着拐杖在室内来回走动十几分钟。
谢老还一向乐于助人。过去,虽然他自己的生活也颇拮据,但总是尽力周济比自己更加困难的亲朋好友。有一次,一位棋友去看他,他见来客冻得直哆嗦,立即脱下身上惟一的毛衣给客人穿。他经常告诫子孙的是要他们多往大处想,想国家、想事业、想人民群众。他表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会感到前途光明,生活有意义、有乐趣,才会越活越年轻。显然,这正是他本人的自我写照和经验之谈。正是:
棋王岂止弈术高,
健身同样有诀窍。
养廉明耻人胜天,
皇帝戏与皇帝“反贪养廉”等 篇7
沙金(浙江·湖州)
现在，宣扬皇帝德政，高呼“吾皇万寿无疆”的电视连续剧多如牛毛。剧作家何以如此热衷于写皇帝戏?其原因恐怕一是我国封建社会存在两千多年，封建制度也确有一些治国方法可资借鉴。二是现在作家写历史剧可少冒政治风险，由于没有影射、讽今等指责，写皇帝比较自由，“戏说”之类更可随心臆造。三是历代皇帝开始登基时都比较清醒，后来才走上昏君之路，如清代嘉庆皇帝上台，也果断地清除了大贪官和珅。还写诗抨击朝政腐败，有“玉杯饮尽千家血，红烛烧残万户膏”之句。四是中国部分老百姓尚存希望有个好皇帝的天真之想，写皇帝的电视剧还有一定的收视率。五是利益驱使，只要能赚钱，媒体和出版单位都开绿灯。
现在有些人欣赏雍正反贪和养廉的政绩。雍正时代被称为“康雍盛世”，他上台后即严惩贪污。曾经杀掉一批贪官，但不解决问题。有一次，雍正派人去京西一带查访，查访人回来报告：从督抚藩臬至府县令宰、衙门皂吏，几乎没有不贪污的，简直是“有官皆贪，无吏不污”了。雍正一听愣了，他意识到，如果把这些贪官都杀了，那么还有谁敢来做官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高薪养廉”的办法，原来清代官吏俸禄较低，他给官员增加了一百倍的薪水。但结果还是“养而不廉”，不解决问题，养不出几个廉官。我们现在有的单位也搞起了“养廉基金”之类的玩艺，恐怕效果也不怎么样的。
皇帝的智商再高也不可能认识到贪污腐败是封建制度固有的顽疾。历史现象竟会重复，贪污腐败不仅在封建时代泛滥成灾，即使在下了大决心并采取了不少有力措施清除腐败的今天，犯罪势头也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问题恐怕是：一、我们的许多官员是任命的，不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二、民主制度还未健全，仅在村一级尝试直接选举；三、贪赃枉法行为的存在，使法律这张网密而有漏，正像西方一位学者所说，“小虫给粘住了，而飞鸟却一冲而过”；四、宁任有“政绩”的贪官，不任无作为的庸官；五、地方官员的权力太大。
看了许多宣扬皇帝德政的影视剧，我有以上的感受。
“优秀”也是靠不住的
李兴濂(辽宁·本溪)
林达有一本书叫《总统是靠不住的》。为什么总统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人在巨大的诱惑面前都是靠不住的，不论他品德多么高尚，能力有多大，“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所以，对总统的权力，要用有力的制度去限制他、监督他。
总统是靠不住的，“优秀”也是靠不住的。据新华社沈阳1月26日讯：近日，公安机关抓获21名涉嫌购买、介绍购买、销售、窝藏或使用盗车犯罪团伙赃车的公安民警。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犯罪团伙中有个叫“老五”的人，竟是立过三等功二次、二等功一次，荣获市政法系统人民满意政法干警、市优秀公，务员、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的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公安分局刑警张永军。仅他一人就收购、销售、窝藏赃车31辆，价值近160万元，从中获利24万元。
人们对于“优秀”总是怀有割舍不掉的情结，总是习惯地认为，“全国优秀”肯定就是“好的”、“棒的”。而且这个“优秀”多数还是经过领导举荐，群众评议，层层报批产生的。但我们就是没有想到，“优秀”的光环下也能干出犯罪的事来。其实，“优秀”也是人，与不优秀的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他们同样有自利性的倾向，一事当前，首先考虑的也可能是自身收益最大化。事实正是如此，在公安机关问张永军为什么犯罪时，他说，我心里不平衡，别人都升迁了，我还在干刑警，光有“优秀”这个称号有什么用!他没捞到官做，于是他就想自身收益最大化了。而“优秀”的光环，更易掩盖他犯罪的勾当。谁知他白天唾沫横飞地在台上讲演他的“优秀”事迹，晚上却以“老五”的代号购销赃车呢!我们怎么能够凭他白天装模作样的表演，就认定他就是货真价实的“优秀”呢?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张永军这个“道德楷模”的犯罪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优秀”也是靠不住的，只有将“优秀”的行为置于群众无处不在的监督眼光中，置于严密有力的制度管理下，才能使“优秀”真正保持优秀。
虚假身份引发的“评先”机制质疑
成子言(江苏·滨海)
报载河南濮阳市在市级“劳模”候选人公示时，发现有不少领导干部以虚假身份参加“劳模”评选。有的以“工人”、“农民”身份申报，有的隐瞒自己的领导职务，以“会计师”、“农艺师”、“经济师”等职称申报。台前县推荐上报的22个“劳模”名单中，属于县直单位的就有交通局长、邮政局长、国土资源局长、公路局长、审计局长、国税局长、农业局长、计生委主任、人民医院院长等10人。据调查，全市公示的300名“劳模”候选人中，有大约20％是以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等虚假身份参评的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有强烈的荣誉感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如何去争取荣誉。在我们的干部中，确实有一批德才兼备、深受群众爱戴的领导，他们用汗水和业绩赢得了荣誉，群众打心眼里拥护他们。但是，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功利思想膨胀，既要地位，又要待遇，荣誉当然也不放过。这些人把“先进”的荣誉看作是升官晋级的阶梯，因此，常常为此不择手段，希望能够瞒天过海。
尤其应当警惕的是，有不少贪官现在已经学会了包装自己，戴上一副“劳模”、“先进”的面具，既可取悦上级，又可感动群众，从而提高自己的威信，逃避监督。最近海南省就挖出了一起买官卖官的“窝案”。除两任省工商局长外，还有涉案的8个市县的工商局长。在调查中，办案人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10个贪官，个个都“集多种荣誉于一身”。如屯昌县原工商局长吴岩，1996年当了“海南省十佳公仆”，199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8年获人事部授予的“人民满意公务员”称号，2000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其他的几个也都各自拥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各种各样的“荣誉证书”，有的人还被推举为“廉政标兵”。许多较高层次的“荣誉”都是在他们犯罪期间得到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一边“当贪官”，一边“当先进”，一边“捞钱财”，一边“捞荣誉”。
看到腐败官员头上光环闪耀，人们有理由对“评先”的机制产生质疑，不能不对“评先”中的所谓“规范程序”、“认真考察”和“严格审查”打上问号，对“评先”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产生怀疑。令人质疑的“评先”机制不但使腐败官员有了保护色，而且将会使真正的先进典型失去群众的信任，其危害将是非常严重的。
机关作风：有一半人满意就不错
老石(北京)
新华网2月18日报道，南京市“万人评议机关”活动结果揭晓，根据群众评议，对该市市级机关作风建设的满意率和比较满意率达98％以上。这不算高的，不久前江苏省省级机关“万人评议”中，总体评价满意与基本满意的达99．3％呢。
数据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其有水分、掺假，真叫我羡慕死了南京百姓。但这个结果肯定与大多数人的感觉不一样，与我们耳闻目睹的现实不一样，与老百姓的常识常理不一样，所以网上跟贴一片讽刺挖苦之声，专家也讲“参考价值有限”。如果真像评议的那般好，难道高层下大力气抓机关作风改进是无的放矢?既然群众这么满意，还用得着下那么大气力去抓?
坦率地讲，目前机关同一种体制，同一种管理模式，存在问题基本一样，官僚主义、办事拖沓、以权谋私等等，都是由监督体制不健全所致。只要在基层、百姓中稍一了解，都能听到百姓的许多埋怨之声。
如果真实客观地评议机关作风，我想有一半人满意就不错。在不否认南京数据真实的前提下，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评议问卷的设计、发放、回收等环节不合理、不科学，导致数据失实——如人们不敢说真话、如在公务员内调查、如随机数据太少等。熟悉社会调查的人都知道，主持者只要稍微做点手脚，如实名调查，就会叫老百姓不敢说真话。谁敢说机关坏话，以后还想不想办事?所以我想，有关部门如果想得到真实的评议结果，起码应在评议方法方式上进行一系列变革，目前的评议也只能“仅供参考”。首先，评议主持者一定不能让“政府评政府”，而要由第三方进行客观测评，如人大或者民间调查机构，测评结果才具有公信力。政府无论多么希望做到客观公正，囿于体制与利益，也难有说服力、公信力。二是评议问卷设计一定要科学合理，不能“诱人上钩”，既不能把答卷者导向高“满意率”，也不能误导答卷者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三是随机性强，发放问卷要有代表性。在机关给公务员发放与在上访接待处给上访者发放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公务员保证“高满意率”，上访者基本没“满意的”，这就需要主持者随机发放一定要具科学性代表性。四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即保守答卷者的一切秘密。这是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常识。由于监督体制不健全，人们说真话，说得罪领导、机关的话，很容易受打击报复，所以普遍以说假话保护自己，就是有的省级干部也不说真话，去年中组部巡视组任克礼同志在人民日报谈过此问题。从一切最小的细节保护答案者秘密，如答卷者不署姓名、不由所属单位发放问卷、回收不邮寄到所属单位、保证不透露任何答卷资料等等。答卷者有安全感才会说真话，他如果对自身的安全性稍有怀疑，答题时肯定说谎或说套话。而说假话的评议除了“证明”机关作风好外，还有什么用?如果评议成了“评议秀”，这种评议还有什么意义?群众会相信这种评议吗?
联想的歧路
耿法(河南·郑州)
不是中国人太爱联想，而是有些特殊的日子不得不让国人产生联想，那历史的印痕实在太深了，几乎成了生活的胎记。譬如，甲午联想挨打，庚子联想赔款，戊戌联想变法，辛亥联想革命。甲申联想骄傲导致失败，而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则联想饥饿，样板戏又联想起“文革”……
当然也有某些时尚、超前的作家或文化精英们不屑作这种沉重的联想，他们喜欢联想的是肉体与性，什么题材的作品都绕不开这些，“存在就是身体”、“肉体是一种景观”；而且他们笔下那种用昂贵的香水、唇膏、眼影和时装精心包装打造的美女之花，只盛开在灯红酒绿的迪厅、酒吧、浴缸、夜总会包房等香艳场所，为有钱的豪客所消费。这也是一种属于消费主义时代的联想吧。
生活里有些事真是难料，这些低俗的联想触角现在竟然延伸到中小学生的语文读物中，将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作品肆无忌惮地加以颠覆。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何等清丽动人，熏陶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学子，而前段时间市面上热销的《Q版语文》却把它“改编”成了这样的“无厘头”文字：“在这满月的光里，荷塘里应该有MM在洗澡吧……我爱牛奶，也爱啤酒；爱同居，也爱独处。平日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一定要憋的屁，现在都可以不理……弯弯勾勾的荷塘上面，放眼寻找MM，可惜看到的都是叶子。”荷塘月色下非要联想到水中有洗澡的MM才够刺激，这才叫活色生香呢。《Q版语文》里，这种联想比比皆是，卖火柴的小女孩联想成了促销的时髦女郎，少年闰土联想成了“古惑仔”，司马光砸缸救出的是青蛙王子、流氓兔、西瓜太郎，而白雪公主也偏要让她“爱穿着高叉泳衣去打猎”……此种垃圾文字却还被堂而皇之吹嘘成什么“优秀教材”。笔者不由得联想(又是该死的“联想”!)起前两年被文坛上某些人叫好的《上海宝贝》一类格调低俗的出版物，尽管受到社会舆论的严肃批评，作者却成了受一些青少年仰慕的所谓“七十年代后”的名人，而一些“无厘头”搞笑的低俗文字更是在青少年中迅速流传，成为一些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的“文学”偶像。谁家没有上中小学的子女呵，热衷于编写和出版《Q版语文》的文化人，你们就心甘情愿地也希望自己的子女从小受这种文字垃圾的包围和污染吗?
文学界、出版界的低俗之风已非一日之寒，可是始终没有得到有力的抵制。如今这股风又刮到中小学校园和课室，说明这股风无孔不入。自然，这决非联想之过。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联想，有人偏好这种低俗不堪的联想，背后自有丰厚的金钱利润在引诱，你有什么办法!
避免“招商引污”要靠制度
鲁君(山东·济南)
青海省湟中县，有一个铬盐厂，对当地河水和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曾几次被查处，2004年5月被责令停产。但是，匪夷所思的是，此后不久污染严重的铬盐厂又以招商引资项目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落了脚，而引进这一项目的竟是该县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局局长。
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招商引资”成了一个见报率颇高的词汇，上至领导，下至一般干部，都在忙忙碌碌招商引资，有的地方还作为硬指标分到每个人，若完不成任务，奖金扣发，甚至影响提拔。因此，“招商引资”似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有些地方，不管什么项目，“扔到篮里便是菜”。这种急功近利的“招商引资”，名为“引资”，实为“引污”。虽然换来了一时的经济发展，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不是在造福，而是在造孽!
诚然，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是必要的，这对激活当地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切莫良莠不分，盲目引进。其实，现在引进的一些项目。在国外早已明令禁止，有些已停止生产了很多年。这种“饥不择食”的“招商引资”将会成为一种经济致命伤，所造成的“破坏力”不久就会显现出来。
阻断“招商引污”的路径，必须靠制度建设，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作保证，还会继续发生“引污”的现象。哪些项目能引进，哪些不能引进，引进了污染项目该怎样问责等，都必须明确。眼下的情景是，引进污染项目并没有受到严厉的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