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MT

MGMT（共4篇）

MGMT 篇1

烷化剂是一类重要的诱变剂及致癌物质,其分子中的一个或多个活性烷基(主要是甲基和乙基)可转移到DNA分子碱基上,形成烷基加合物。最易被烷化的是鸟嘌呤,鸟嘌呤O6位甲基化,形成6-氧-甲基鸟嘌呤(O6-methylguanine,O6-m G)。如果O6-m G在DNA复制前未被修复,甲基化的鸟嘌呤可与T配对,经两轮复制后,导致G:C→A:T突变,从而导致细胞突变和死亡。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是一种DNA修复蛋白,可以抵抗烷化剂(如环磷酰胺)造成的DNA损伤,是一种主要的修复DNA序列中的6-氧-甲基鸟嘌呤损伤的机制[1]。MGMT将甲基从O6-m G的O6位转移到自身半胱氨酸残基上,使DNA链上的鸟嘌呤复原,同时自身不可逆的失活,以此方式来实现修复。因此,MGMT在肿瘤的发生、诊断和治疗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1 MGMT概述

1.1 MGMT基因及蛋白的结构

人类MGMT蛋白是由MGMT基因编码,在细菌中则由ada和ogt基因编码。目前已知,人类MGMT基因(h MGMT)定位于染色体10q26,全长约170kb,含有5个外显子和4个内含子,缺乏TATA盒和CAAT盒。其中第一外显子是含有较多的GC对的启动子区,而2-5外显子为编码区,编码甲基受体的密码子位于第四外显子。MGMT的全长c DNA序列已被克隆,全长769 bp,含有一个621 bp的开放阅读框。

h MGMT为单肽结构,含207个氨基酸残基,相对分子量约22 k D,有13个保守氨基酸。在已知所有的MGMT中,活性位点的-Pro144-Cys145-His146-Arg147-Val148-序列100%保守,其中145位的半胱氨酸是最关键的氨基酸,它的-SH直接参与转甲基作用,与甲基结合后形成烷基半胱氨酸。His146、Arg147促进Cys145巯基离子的产生,有利于Cys145甲基结合,维持活力中心。虽对E.coli 6-氧-甲基嘌呤-DNA-甲基转移酶(Ada-c)的晶体结构已经弄清,但人们对h MGMT的三维结构尚不明了。

1.2 生物学功能

MGMT是一种普遍存在的DNA修复酶,可以保护染色体免受烷化剂的致突变作用、致癌作用和细胞毒作用的损伤。烷化剂能使DNA鸟嘌呤O6位发生烷基化。因为6-氧-甲基化鸟嘌呤(O6-m G)在复制过程中与T配对,导致DNA中G:C配对转换为A:T配对,并且6RG-DNA加合物可能与相对的胞嘧啶残基发生交联而封闭DNA复制,这是导致突变形成肿瘤的重要步骤。MGMT是唯一能将O6鸟嘌呤加合物从DNA上移除的蛋白,可在突变发生以前中和这种损伤作用[2]。MGMT将6RG的烷基转移到其活性部位的半胱氨酸残基上,使DNA恢复原貌[3]。因其活力部位的Cys145与底物上甲基结合后就失去了活力,发生不可逆失活,因此MGMT被称为一种自杀蛋白。h MGMT主要转移O6-m G上的甲基,对其他甲基化的碱基如O6-乙基嘌呤、O6-丁基嘌呤、O4-甲基胸腺嘧啶的转移活力及转移效率均较低[4]。在这整个过程中,MGMT不需要辅助因子和其它蛋白质的参与。细胞对于DNA鸟嘌呤O6位上烷化基团的修复能力取决于MGMT在细胞内的含量和合成的速率[5]。

1.3 基因的表达与调控

MGMT的表达在正常细胞中和在肿瘤细胞中都有很大差异。一部分原发性肿瘤细胞和20%的人在肿瘤细胞系缺乏MGMT的表达(Mex-)。糖皮质激素反应元件(GRE)和AP-1位点可能在激活MGMT基因中起作用[6]。在Mex-细胞系中没有MGMT基因的缺失和重排,其表达缺乏的分子机制式作用因子,这表明基因静止是因为顺式作用元件变型,其机制如启动子Cp G岛(Cp G island)甲基化和(或)染色质改变。启动子高甲基化能抑制基因转录[7],染色质重塑通过组蛋白乙酰化酶(HAT)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进行,SUZUKI等[8]研究发现结直肠癌细胞中启动子高甲基化的基因的转录静止是依靠甲基化与AC活性之间的协同作用,其中甲基化占主导地位;而启动子未甲基化的基因表达则受组蛋白的修饰酶(HAT和HDAC)调控。近来研究发现DNA甲基转移酶(DNMT)有可能直接抑制转录,或通过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及其它共抑制蛋白的相互作用来抑制转录,且都不依赖于其甲基化的活性。研究证明MGMT基因启动子高甲基化导致的基因静止与结肠癌、神经胶质瘤、非小细胞肺癌、淋巴瘤、头颈部癌、胃癌等的形成有关[9~11]。

MGMT在不同的组织细胞内分布不同,绝大部分存在于胞浆内,DNA损伤后胞核内的含量才会增加[12]。h MGMT在细胞浆内合成,在细胞核发挥作用,h MGMT如何转运到细胞核,以及如何滞留在细胞核内发挥作用,尚不清楚。关于MGMT表达调控的研究还发现MGMT增强子结合蛋白(MEBP)的胞浆滞留参与了Met细胞的转录缺陷。在MGMT基因的第一个外显子和内含子之间有一段59 bp的序列,可起增强子的作用,其核心序列是5'-CTGGGTCGC-3'(169~178)。与该增强子结合的反式因子是一个分子量约为45 k D的蛋白质,即MEBP。CHEN[13]用MGMTCAT报告基因转染Mer-和Mer+细胞系发现这种顺一反式的相互作用在所有细胞中均可上调CAT表达,进一步研究却发现在Mer-细胞胞核提取物中MEBP缺陷,胞浆提取物的检测结果是MEBP存在于所有Mer表型的胞浆中,推测可能由于转染过程中CAT载体要穿过胞浆,所以Mer-细胞也出现CAT表达上调的现象。以上事实说明,MEBP在胞浆的滞留可能是Mer-细胞MGMT基周转录沉默的原因之一,至于滞留的原因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 MGMT的异常与肿瘤

2.1 MGMT基因的多态性

MGMT基因多态性在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分布性质和特征不同,其主要表现为同义突变和错义突变,而且多表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IN-与野生型蛋白有着相似的酶学和生理生化特征。COHET等[9]发现Glyl60Arg突变对于MGMT修复甲基化DNA的活性影响很小,却能减少O6-BG所致的MGMT蛋白失活。IMAI等[10]发现,1/4的年轻癌症患者的生殖细胞MGMT基因外显子5区160位密码子由GGA→AGA.Gly转换为Arg。与对照组(28%)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他们估计有近15%的人存在这种多态性。RUSIN等[11]发现,MGMT 59 bp增强子区也存在基因多态性,1034 A→G、1099 C→T、79 G→T。DENG等[12]发现一种人类MGMT基因的错义多态性,发生在外显子5第143位密码子,ATC→GTC,Ile转换为Val(I143V)。还有报道认为MGMT的多态性与个体的肿瘤易感性有关,但目前尚无确切的证据。WANG等[13]分析了我国北方食管癌高发区70个食管癌组织标本的MCAt T的遗传多态性。结果发现7例组织标本的8个密码子发生突变,其中有6个产生氨基酸替换,这种替换可能改变酶的构象并削弱其活性,而这些突变在邻近的正常组织中并未发现,此外2个组织样本中MGMT缺失和MGMT蛋白表达阴性,而其相应的正常组织则呈阳性。结果提示,MGMT的突变和缺失可能是食管癌组织高突变率的原因之一。KAUR等[14]已发现MGMT143位异亮氨酸转变为缬氨酸,与肺癌的危险性增高有关。因此,MGMT基因多态性与各种肿瘤及其危险性的关联值得进一步研究。

2.2 MGMT基因异常甲基化

DNA甲基化一般是指S-腺苷甲硫氨酸中的甲基基团与基因组中胞嘧啶-鸟嘌呤二核苷(Cp G)中的胞嘧啶环第5碳原子以共价键结合,形成5-甲基胞嘧啶。催化这一反应的是DNA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DNMT)。在真核细胞基因组中,孤立的Cp G岛发生甲基化的频率非常高,大约为70%。Cp G岛的过度甲基化与基因沉默(gene silence)有关。现有报道显示,启动子过度的甲基化将影响其空间构型和其与转录因子的结合能力,从而导致基因表达下降。

细胞内MGMT基因极少发生突变、缺失、重排等改变,其表达在m RNA和蛋白质水平一致,即MGMT m RNA表达水平越高,细胞中MGMT蛋白就越多,表现出其活性就越强。MGMT基因在转录水平的精确调控机制尚不清楚,目前较一致的看法是细胞内MGMT蛋白缺乏的主要原因是MGMT基因其它一些肿瘤相关基因的启动子或5端内的高度甲基化是人类肿瘤的一个共同特点,并且常常导致基因转录终止和相关蛋白的丢失。有试验表明O6-m G可能是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形成的一个重要诱导因素,特别在MGMT不能及时修复这种损伤的时候,使致癌作用更加明显。在肝硬化组织中,其MGMT水平也明显低于正常的肝组织,提示MGMT减少可能是肝硬化向肝癌发生发展的一个危险信号。MATSUKURA等[15]研究60例HCC标本中的MGMT和h MLH1表达,发现其中7例缺少这两种蛋白,其p TNM分级明显高于另25例同时有这两种蛋白表达的病例,并且这7例的预后也较差。对胆囊癌、肝内胆管癌、胃癌及乳腺癌的检测,也显示MGMT的表达缺失和差预后有着密切联系[16]。SOEJIMA等[17]研究46例HCC标本,并详细检测其中的MGMT基因启动子区域的97个Cp G位点的甲基化情况,发现MGMT不表达的肿瘤组织,其甲基化的Cp G位点数目明显多于MGMT表达的肿瘤组织和正常组织。MGMT基因功能异常,如何导致其他基因突变,其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的探索。

2.3 p53对MGMT的影响

有许多文章报道p53参与MGMT的表达调节,但二者的相互关系目前存在较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野生型p53蛋白对MGMT活性起着正向调节的作用,NUTT等[18]分别测定含纯合子野生型p53、杂合子p53和p53剔除后的小鼠星型胶质细胞MGMT的活性来确定两者的关系,结果表明野生型星型胶质细胞MGMT的活性比p53剔除后的星型胶质细胞要高出5倍,这些表明野生型p53能增强星型胶质细胞MGMT的活性。REESE等[19]也认为在肿瘤发生中.MGMT的功能障碍与p53降低有协同作用。但也有些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反的关系,即MGMT活性的降低导致p53基因发生G:C→A:T突变。HENGSTLER等[20]对140例原发性卵巢癌MGMT的表达和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含有野生型p53的肿瘤细胞中MGMT蛋白活性低于含有突变型p53的细胞,MGMT蛋白活性随着突变型p53的增加而增加,并且MGMT含量低的肿瘤细胞中突变型p53也较少。在结肠癌和星形细胞瘤的研究中也证实MGMT基因突变时,对DNA损伤的修复能力低下,增加了p53基因的突变机会。ROL-HION等[21]在对脑胶质瘤的研究也表明MGMT在生型p53可以降低MGMT活性。p53对于MGMT活性不同调节作用的原因和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3 MGMT的实际应用

3.1 MGMT在肿瘤诊断中的应用

根据MGMT在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的不同,可为肿瘤的诊断提供新思路。如胃腺癌组织和肠上皮化生组织可检测到MGMT的表达,而正常胃上皮却没有,据此,MGMT检测可作为胃癌的辅助诊断手段。MGMT活性的变化是肺癌发生中的普遍事件,所以根据MGMT活性变化对肺癌进行早期诊断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为标志物来早期诊断肺癌。PALMISANO等[22]从已患肺鳞状细胞癌达3年但尚没有临床症状的病人痰液中发现p16和MGMT基因启动子100%异常甲基化,这为肺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了一种及时、有效、无创的方法。也有检测外周血、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I F)中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来诊断肺癌的报道[4]。MGMT等基因甲基化亦可作为在血清中探测肿瘤细胞的标志物,从而开辟了用这种新标志物探测肿瘤的血行转移情况的方法。MGMT基因甲基化与肺癌分化和预后的关系目前还不清楚。

3.2 MGMT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烷化剂化疗药的主要作用机制是在肿瘤细胞DNA鸟嘌呤O6位形成具有毒性的加合物,并进一步导致DNA交联,产生细胞毒性作用,导致肿瘤细胞死亡。MGMT可以修复烷化剂化疗药造成的这种DNA损伤,使肿瘤细胞产生耐药基因。因此,阻断MGMT的作用可明显增加这类化疗药疗效。目前研究较多的是O6-苯甲基鸟嘌呤(O6-benzylguanine-BG),它可作为O6-甲基鸟嘌呤和氯乙基鸟嘌呤的替代物,消耗MGMT,快速使MGMT失活,与烷化剂化疗药联用明显增强化疗效果。野生型p53能抑制肿瘤细胞MGMT表达及其活性,增加肿瘤细胞对烷化剂的敏感性,因而渴望其在肿瘤基因治疗中起到增强化疗疗效的作用。在肺癌治疗中,MGMT也有重要作用。Mer+型肿瘤细胞内存在特异性修复烷化剂损伤的MGMT蛋白使Mer+型肿瘤细胞具有针对烷化剂的耐药性。MATTERN等[23]用环磷酰胺治疗14株肺癌裸鼠移植模型,计算SGD(specific growth delay),结果显示环磷酰胺治疗SGD与移植瘤的了MGMT在肿瘤耐药性中的重要作用。而人类肺癌中Mer+占50%左右,致使人类肺癌对烷化剂类化疗药有相当大的耐药性。MGMT的基因状态也可能影响到食管癌患者对放化疗的治疗效果。HAMIL-TON[24]的研究发现对放化疗敏感的基因甲基化程度明显低于不敏感的患者,其中包括MGMT在内。有研究认为MGMT的功能状态影响着机体对烷基类化疗药的敏感性,MGMT的拮抗剂能明显逆转肿瘤对烷基类药的耐药性。

REESE等[25]研究证实O6-BG和一些烷化剂联合使用虽然可以增强疗效,但同时也增加了骨髓抑制。为了消除MGMT消耗导致的骨髓损伤,可通过MGMT基因转入骨髓造血干细胞来抑制烷化剂化疗药的副作用,提高病人对化疗药的耐受性。为了提高骨髓的耐药性,通过逆转录病毒转导有BG抵抗作用的MGMT变异体G156A(delta MGMT)进入骨髓造血干细胞可明显提高病人对化疗药的耐受性。4结语

MGMT是机体一种非常重要的修复蛋白,对于环境中烷化剂致DNA损伤所形成的加合物的修复是非常重要的途径,随着人们对肿瘤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MGMT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虽然对MGMT的基因结构、基因多态性有所了解,但对人h MGMT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还不甚清楚;对MGMT生物学作用机制研究的还不够深入。目前,以在基因调控方面认识的情况来看,有望明确MGMT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发现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而提高肿瘤的早期诊断率和治疗效果。如果能够调控MGMT基因,使之在正常细胞中正常表达、甚至高表达,而在肿瘤细胞中不表达或低表达,将在克服肿瘤耐药,提高化疗疗效方面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都将为人类最终攻克肿瘤提供了新思路。

MGMT 篇2

关键词：MGMT,galectin-3,结肠腺癌,分子标志物

结肠腺癌是消化道恶性肿瘤中最常见的类型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胃癌和食管癌,居世界第三位,近年来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临床分期、病理学分级等常用的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其生物学行为和预后,纤维结肠镜活检是确诊结肠腺癌的重要手段。尽管结肠腺癌治疗方法已经由传统的单纯手术治疗发展到今天的手术加术后放疗和化疗等综辅助治疗,但患者的生存期并没有明确的改善。因此近些年来研究结肠腺癌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寻找新的分子预后标志物。而现代肿瘤发生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MGMT和galectin-3与结肠腺癌的发生发展有关。

1 Galectin-3结构与功能及其在结肠腺癌中的研究现状

1.1 Galectin-3结构

Galectin-3作为一个31k D序列的β半乳糖蛋白,其是于细胞内和细胞外的凝集素,分子相对质量为31000,序列上共251个氨基酸残基,包含12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N端结构域形成3个不一样的结构域;富含Tyr、Gly、Pro依恋串联重复序列类胶原结构,基质金属蛋白酶作用的底物;分子结构C端的糖识别结构域(包含Bcl-2家族同源序列BH1中保守基序结构端NWGR)[1]。Galectin-3它分为3个独特的功能结构区:①一个C端的糖识别结构域;②一个由12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N端结构区,分子Ser6磷酸化位点调节控制细胞作用靶向;③富含Tyr、Gly、Pro串联重复序列的类胶原分子结构。

1.2 Galectin-3功能和机制

Galectin-3发挥细胞表面的糖蛋白,细胞表面分子和细胞外基质蛋白结构的功能,在基因剪切的前提下,调节细胞的增殖,黏附,侵袭和凋亡,大量的体外实验发现其与细胞生长及分化关联,从而导致肿瘤的发生和转移,且参与前体RNA剪接、血管生成和抑制细胞凋亡等作用[2,3,4]。Galectin-3导致肿瘤发生发展的作用机制可能包括以下方面:①在肿瘤免疫监视和肿瘤破坏进程中,参与肿瘤细胞的免疫耐受T细胞。其原理可能是肿瘤细胞通过抗原刺激和免疫调节因子的分子介导调节免疫细胞而改变免疫反应。肿瘤细胞分泌galectin-3蛋白促进了T细胞的凋亡,导致肿瘤组织逃逸免疫调节,进而促进肿瘤增殖。②在黏附和细胞转移中,介导肿瘤细胞黏附和转移,发生细胞之间、细胞与细胞外基质,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和聚集。Galectin-3参与配体结合发挥生物学效应影响各种肿瘤的进展,调节糖类分子参与特异性识别等进程。③参与肿瘤细胞抗凋亡,凋亡可由化疗药物及放射诱发,然而肿瘤细胞能通过某些机制抑制凋亡,对化疗药物及放射治疗产生耐受。Oka等[5]实验结构提示,肿瘤细胞内galectin-3蛋白可有效降低多种物质诱导细胞凋亡,是由分布于细胞外的galectin-3分子结构介导了细胞与细胞外基质黏附。Peng等[6]发现,galectin-3的高表达状态在体外和体内均可以促进肿瘤的生长,galectin-3可能以免疫调节因子的形式发挥作用,从而使T细胞免疫应答及肿瘤刺激因素受到抑制。

1.3 Galectin-3与结肠腺癌的关系

研究表明,组织细胞类型的不同中galectin-3的表达水平也不尽相同,在肝癌、胃癌等消化道恶性肿瘤组织中,galectin-3的表达明显降低[7,8]。然而更多文献提示,在结肠腺癌中,galectin-3强阳性促进恶性肿瘤的浸润及转移。结肠腺癌中,galectin-3蛋白与癌细胞分泌的结肠癌Mac2结合蛋白和黏蛋白相互影响用,促进了癌组织的浸润及转移。同时galetin-3表达强度与癌组织分化程度密切相关,随着肿瘤的进一步发展,其表达强度亦随之增强,有淋巴结转移的组织比无淋巴结转移的组织表现出更强的表达强度,其表达水平与远处转移、淋巴结转移以及临床分期有显著相关性,galectin-3的高表达与结肠腺癌组织的发生发展、高侵袭趋势、低分化进展等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可独立当作一个潜在的结肠腺癌发病与预后推测的重要指标[9,10,11]。

2 MGMT分子结构与功能及其在结肠腺癌中的研究现状

2.1 MGMT结构

DNA修复酶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O6-methygua-nine-DNA methytransferase,MGMT)稳定地存在于人体各种组织内,在不同个体、组织及细胞之间含量不一致,以肝细胞最高,肺及脑组织相对含量低。人体细胞内MGMT为单肽结构,基因结构点定位10q26,长度170 kb,有5个外显子,4个内含子,氨基酸残基207个,相对分子量23000,包含13个保守氨基酸序列。分子结构上的启动子富含GC碱基,顺式作用元件(GRE)包含2个糖皮质激素反应元件、AP-1元件、Cp G岛中的6个Spl位点[12]。其e DNA长度769 bp,各种蛋白质由207个氨基酸组成编码。MGMT序列具有相对稳定性,从细菌等低等生物到哺乳动物等高等生物均含有结构一致的“-异亮氨酸-脯氨酸-半胱氨酸-组氨酸-精氨酸-缬氨酸-”(IPCHRV)活性基因序列,145位半胱氨酸残基为其主要活性位点[13]。

2.2 MGMT功能和机制

MGMT作为一种DNA修复酶能够修复DNA烷化剂中诱导的损伤。同时,MGMT在DNA修复酶的广泛性在保护染色体的结构从烷化剂的致突变性和损伤的细胞毒性和致癌发挥作用,修复DNA结构至原有水平。MGMT在修复DNA损伤中有以下特点:这种蛋白质和酶不完全相同,半胱氨酸烷基受体可以被用来在鸟嘌呤O6相应区域的半胱氨酸残基转移。其受体蛋白分子构成S-烷基半胱氨酸,DNA分子烷基鸟嘌呤去烷基化完成复原。同时,酶的失活造成酶分子作用后不能再生,因此这种酶是一种自杀性蛋白。MGMT基因表达缺陷很少缺失的结果,引起突变和重排或基因的不稳定性,在环境烷化剂甲基胞嘧啶接受形成5-甲基胞嘧啶作用于MGMT基因启动区Cp G岛。因此Cp G岛的结构甲基化则是引起该基因表达缺失的分子机制。基因启动子异常甲基化与肿瘤转化密切相关,一般状态依赖的子甲基对维持在氨基酸甲基转移酶转化及其甲基转移酶的协同作用,于DNA分子交联形成前将烷化基团从O6-m G的O6位点转化至自身半胱氨酸残基,使DNA链上的鸟嘌呤因子损伤复原,同时MGMT结构在转甲基后彻底失去活性。MGMT蛋白是唯一一种能去清除这种由甲基化损伤的DNA修复酶[14,15],其可以使O6鸟嘌呤化合物从DNA分子序列上清除,抑制恶性肿瘤的发生。MGMT在保护细胞的突变不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烷基化合物的毒性和致癌性保持了抑癌基因的作用。如果在DNA复制前O6-甲基鸟嘌呤不被复原,可能导致G∶C→A∶T方向的畸变,这些分子突变发生在原癌基因或肿瘤抑制基因的分子结构中将导致癌变[16]。

2.3 MGMT与结肠腺癌的关系

Matsukura等[17]的研究结果表明,MGMT的表达水平在肝细胞性肝癌、胃癌、乳腺癌的总体生存率中扮演一个重要的预警指标。胃癌组织中MGMT蛋白表达强度与组织学分化程度,浸润和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在浸润性乳腺癌患者中,所有患者术后局部复发的MGMT表达阴性。然而,MGMT表达与结肠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楚。目前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结肠腺癌的MGMT启动子的甲基化状态的激活因素。有研究报道[18,19],结直肠癌中MGMT启动子区Cp G岛存在过度甲基化,导致MGMT表达的缺失不能修复基因损伤,因此引起肿瘤的发生,这是目前为止最广为接受的结肠腺癌发生机制之一。许多学者研究发现,在结肠腺癌MGMT蛋白的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正常结肠细胞,这可能是由于结肠腺癌组织DNA中存在大量的甲基化损伤,从而增加以修复MGMT甲基化的损害代偿,监测MGMT的表达有助于判断其预后[20,21]。Koviljka等[22]研究结果表明,由结直肠癌K-ras基因突变是由于结合甲基化MGMT和p16基因甲基化损伤,所以应为结肠腺癌发生的重要原因。

3 结语和展望

MGMT 篇3

MGMT为DNA损伤修复基因, 定位于人类染色体10q26, 全长170 kb, 由5个外显子, 4个内含子组成。 启动子富含GC碱基, 顺式作用元件有CpG岛中的6个Spl位点、2个糖皮质激素反应元件 (GRE) , AP-I元件等。 cDNA长约769 bp, 编码207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 MGMT序列具有相对稳定性, 从结肠杆菌到哺乳动物均含有结构一致的“-异亮氨酸-脯氨酸-半胱氨酸-组氨酸-精氨酸-缬氨酸-” (IPCHRV) 活性基序列, 活性位点在145位半胱氨酸残基上[4]。 本研究通过MethyLight方法, 一方面分析锯齿状病变中MGMT基因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状态和免疫组化中MGMT蛋白的表达情况, 在基因层面和蛋白层面对MGMT进行初步探究, 另一方面分析锯齿状病变中MGMT基因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状态和年龄相关因素情况, 在甲基化和年龄上对MGMT进行初步探究。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1.1.1标本收集北京军区总医院2007~2013年病理诊断为各类结直肠息肉和腺瘤切片4810例, 从中筛选出腺体具有锯齿状特征的息肉及腺瘤, 进行组织学诊断及分类。 由3名病理医师按WHO (2010) 消化系统肿瘤分类及文献标准[5,6,7,8,9]4~5轮回顾性阅片。 从中筛选出225例锯齿状病变 (96例HP、61例SSA/P和68例TSA) 作为实验组, 并以54例管状腺瘤 (tubular adenoma, TA) 、42例正常结直肠黏膜组织和69例CRC作为对照。

1.1.2主要试剂和仪器DNA提取试剂盒购自德国QIAGEN公司, 甲基化修饰试剂盒为美国ZYMO公司产品, 核酸蛋白质浓度测量仪B-500购自上海创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甲基化阳性/阴性对照为美国ZYMO公司产品, qPCR反应试剂ROX购自TaKaRa公司, Mix购自上海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GMT抗体购自中杉金桥公司 (1∶500稀释) , 内参基因 β-肌动蛋白 (β-actin) 引物和探针参照文献[10]设计, 甲基化引物和探针由上海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 Mx3000P定量PCR扩增仪为美国Stratagene公司产品。

1.2方法

1.2.1甲基化引物和探针设计MGMT基因序列参照GenBank (http://www.ncbi.nlm.nih.gov) , GenBank Ac- cession:NC_000010。 甲基化引物和探针由BeaconDesigner7.9软件设计, 设计标准:引物扩增片段大小在80~150 bp范围, 引物长度17~25 bp, GC含量在40%~70%, 两条引物的Tm值尽量接近。避免引物内部或之间形成3 bp以上的互补序列。探针长度20~30 bp, 探针的Tm值比引物高5~10℃, 探针内标或探针与引物之间避免形成3 bp以上的互补序列, 对其进行BLAST检查, 引物和探针符合要求, 并由上海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 见表1。

1.2.2 DNA提取采用QIAamp DNA FFPE Tissue Kit试剂盒提取组织DNA, 将含有DNA组织的蜡块连切5张10 μm的厚蜡膜,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步骤进行操作。 并测定其纯度和浓度备用。

1.2.3甲基化修饰采用EZ DNA Methylation-GoldTM Kit (D5005) 试剂盒,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步骤进行操作。 经此步后, DNA序列中未甲基化的胞嘧啶 (C) 转变为尿嘧啶 (U) 。

1.2.4 MethyLight PCR反应体系 (20 μL) :2×Taq PCR Master Mix 10 μL;修饰后的DNA模板2 μL;上、 下游引物各1 μL (10 pmol) ;探针FAM 0.4 μL (10 pmol) ; ROX 0.3 μL。 反应条件:94℃预变性5 min;94℃ 30 s, 56℃ 45 s, 72℃ 45 s, 共50个循环;72℃延伸5 min, 4℃冷却5 min。 每例标本设两个复孔, 经亚硫酸氢盐修饰的Human Methylated & Non-methylated DNA Set作为阳性、阴性对照, 水为空白对照。

1.2.5测序法验证扩增序列PCR扩增产物送北京金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测序, 由于扩增序列 (94 bp) 过小, 连接到质粒作为载体后, 用通用引物的方法测序, 结果如图1所示, 测序目的片段和Beacon De- signer 7.9软件设计序列吻合。

1.2.6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所有标本常规石蜡包埋, 4μm厚连续切片, 60℃温箱烘烤90 min。采用EnVision二步法, 实验过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高温高压抗原修复, DAB显色, 磷酸盐缓冲液 (PBS) 代替一抗为阴性对照, 已知阳性的结肠腺体组织为阳性对照。

1.2.7结果判断标准MethyLight结果判断标准[11]:同时扩增目的基因 (MGMT) 和内参基因 (β-actin) , 根据标准曲线得到两者的原始拷贝数, 计算标准甲基化指数 (normalized index of methylation, NIM) 其定义为:NIM=[ (MGMT sample/MGMT positive) β-actin sample/β-actin positive) ]×100, 其中MGMT sample指样本中甲基化MGMT基因的拷贝数, MGMT positive指阳性对照中甲基化MGMT基因的拷贝数, β-actin sample和β-actin positve与上述相同。NIM≥4为甲基化, NIM<4为非甲基化。免疫组化判断标准[12]:MGMT阳性定位于细胞核;标记指数计算方法:每张切片低倍镜下选择组织结构良好、比较清晰的5个阳性细胞最为密集的区域, 每个区域在高倍镜下, 计数100个细胞中的阳性细胞指数 (不包括间质细胞和其他非肿瘤细胞) , 计算阳性细胞数平均值的百分率。标记指数计分:Ⅰ级10%~25%为1分, Ⅱ级>25%~50%为2分, Ⅲ级>50%~75%为3分, Ⅳ级>75%~100%为4分。染色强度计分:Ⅰ级淡黄色为1分, Ⅱ级棕黄色为2分, Ⅲ级棕褐色为3分。每张切片两种评分之乘积为该切片最后的表达强度:0分为 (-) , 1~3分为 (+) , 4~6分为 (++) , ≥7分为 (+++) 。

1.3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甲基化结果运用χ2及Fisher确切概率法, 免疫组化结果使用多组有序秩和检验, 两组间比较运用Bonferroni检验, 甲基化和蛋白表达相关性及甲基化和年龄相关性运用Pearson相关法进行统计学处理,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临床资料特征

225例锯齿状病变中HP 96例、SSA/P 61例、TSA 68例, 分别占锯齿状病变的42.67% 、27.11% 和30.22%, 96例HP中, 男63例, 女33例, 男性多见, 年龄31~88岁, 平均 (56.052±12.448) 岁;61例SSA/P中, 男43例, 女18例, 男性多见, 年龄23~84岁, 平均 (56.665± 14.976) 岁;68例TSA中, 男46例, 女22例, 男性多见, 年龄30~85岁, 平均 (59.470±12.506) 岁。

2.2 MGMT基因标准曲线分析

将阳性对照按10的倍数稀释成1~1×10-67个浓度梯度制作标准曲线 (其拷贝数为103~109/mL) , 各浓度梯度反应均做复孔。 MethyLight的线性范围为104~ 108拷贝/mL, R2为0.942。

2.3 MGMT基因启动子CpG岛甲基化状态

MGMT基因启动子CpG岛甲基化阳性表达率在正常组、TA组、HP组、SSA/P组、TSA组和CRC组分别为0.00% (0/42) 、46.30% (25/54) 、26.04% (25/96) 、 60.66% (37/61) 、76.47% (52/68) 和68.12% (47/69) , 各组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χ2= 112.790, P = 0.000) 。 正常组与SSA/P、TSA、TA、CRC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HP组与SSA/P、TSA、CRC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其余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 见表2、图2 (见封三) 。

注:与正常组比较, ▲P < 0.05;与HP组比较, △P < 0.05;HP:增生性息肉;TA:管状腺瘤;SSA/P:广基 (无蒂) 锯齿状腺瘤/息肉;TSA:传统型锯齿状腺瘤;CRC:结直肠癌

2.4 MGMT蛋白阳性表达率

MGMT蛋白阳性表达率在正常组、TA组、HP组、 SSA/P组、TSA组和CRC组分别为100.00% (24/24) 、 80.00% (16/20) 、98.08% (51/52) 、78.05% (32/41) 、69.57% (16/23) 和70.83% (17/24) , 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χ2= 26.641, P = 0.000) 。 正常组与HP、SSA/P、TSA、 TA、CRC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HP组与SSA/P组、TSA组、TA组和CRC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其余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 见表3、图3。

2.5 MGMT基因甲基化与MGMT蛋白相关性分析

经统计学分析显示, TA、SSA/P、TSA、CRC三组中MGMT甲基化与MGMT蛋白表达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且相关性为负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r = -0.500、-0.361、-0.437、-0.412;HP中MGMT甲基化与MGMT蛋白表达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但相关性为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r = -0.220。 见表4。

2.6 MGMT基因甲基化与年龄相关性分析

经统计学分析显示, TA、HP、SSA/P、TSA四组中MGMT基因甲基化与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 MGMT基因甲基化与年龄相关性为正相关, 与TA、 HP、SSA/P、TSA相关系数分别为0.042、0.009、0.087、 0.138。 见表5。

注:与正常组比较, ▲P < 0.05;与HP组比较, △P < 0.05;HP:增生性息肉;TA:管状腺瘤;SSA/P:广基 (无蒂) 锯齿状腺瘤/息肉;TSA:传统型锯齿状腺瘤;CRC:结直肠癌

3讨论

CRC是最常见的恶性消化道肿瘤之一, 全球CRC每年新发病例数达123万, 死亡约为发病率的1/2。近年研究表明, CRC发病率目前仍呈持续增长态势, 其原因之一就是对结直肠锯齿状病变认识不足[2, 13]。2010年WHO消化系统肿瘤病理学和遗传学分类中对锯齿状病变的分类比以往更为详细[9], HP在锯齿状病变中最常见, 占所有病变的75%以上, 根据组织学上的微小差别分为微泡性增生性息肉 (microvesicular hyperplastic polyp, MVHP) 、富于杯状细胞的增生性息肉 (goblet-cell rich hyperplastic polyp, GCHP) 、寡黏液型增生性息肉 (mucin-poor type, MPHP) [14]。SSA/P占锯齿状病变的15%~25%, 根据细胞异型性分为伴/不伴有细胞异性增生型[14-16]。TSA不常见占锯齿状病变的1%左右, 特征为具有整体复杂结构域纤维状生长方式, 常显示细胞异型特点, 与TA及伴细胞异型的SSA不同[14, 17]。TSA一般与高MSI癌无关, 可能与低MSI有关[6]。近年来从分子遗传学角度对锯齿状病变进行研究发现, 结直肠锯齿状病变通路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多基因连续累积发生的过程, 在此演变过程中有众多CRC相关基因参与。锯齿状通路分为:①无蒂 (广基) 锯齿通路:以SSA/P和MVHP为代表, 癌变机制为BRAF突变, 引起错配修复基因h-MLH-1甲基化和高水平CpG岛甲基化现象, 导致腺体不同程度异型性增生直至癌变。②传统锯齿状通路:包括TSA和GCHP, 癌变机制为K-RAS基因突变, 引起DNA修复基因MGMT甲基化和低高水平CpG岛甲基化现象等。MGMT基因甲基化后, 引起一些基因沉默, 导致腺体异型性增加, 进一步发展为癌。锯齿状通路中有众多异常基因甲基化, 若能深入研究并加以利用, 不仅可以用于CRC的早期诊断、高危人群的监测、癌变风险评估等, 还可为CRC靶向治疗药物提供理论依据支持[1, 18]。

在本实验基因层面研究中发现正常黏膜组织、 TA、HP、SSA/P和TSA中均有MGMT基因启动子CpG岛甲基化, 实验组锯齿状病变HP、SSA/P和TSA甲基化率为26.04% (25/96) 、60.66% (37/61) 和76.47% (52/ 68) , 对照组正常黏膜组织、TA和CRC的甲基化率为0.00% (0/42) 、46.30% (25/54) 和68.12% (47/69) 。 Dhir等[18]在18例TA中检测到甲基化率为47.1%, 29例不伴异型性的SSA/P中检测到甲基化率为29.63%, 19例伴有异型性的SSA/P中检测到甲基化率为52.63%, 在9例HP中检测到甲基化率为14.29%, 本研究中对照组的TA和实验组的SSA/P的甲基化率与以上研究结果基本符合, 但实验组HP的甲基化率明显高于Dhir等[18]研究, 这可能与样本量、样本来源、引物在CpG岛的位置不同等因素引起系统误差有关。 本研究对照组与实验组组间比较过程中, 对照组正常黏膜组织与实验组SSA/P (P = 0.000) 和TSA (P = 0.000) 有显著性差异, 与实验组HP (P = 0.230) 差异性不显著; 对照组CRC与实验组HP (P = 0.000) , 与实验组SSA/P (P = 0.375) 和TSA (P = 0.275) 差异性不显著;对照组TA与实验组HP (P = 0.012) 和TSA (P = 0.001) 有显著性差异, 与实验组SSA/P (P = 0.123) 差异性不显著;实验组组组间比较过程中, HP和SSA/P (P = 0.000) , HP和TSA (P = 0.000) 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SSA/P和TSA (P = 0.053) 组间差异性不显著。 在本实验蛋白层面运用免疫组化方法研究中发现实验组HP、SSA/P和TSA蛋白表达阳性率为98.08% (51/52) 、78.05% (32/41) 和69.57% (16/23) , 对照组正常黏膜组织、TA和CRC中蛋白表达阳性率为100% (24/24) 、80.00% (16/20) 和70.83% (17/24) 。 与Sawyer等[19]对39例SA运用免疫组化方法发现MGMT阳性表达率为18% (7/39) 相比, 在本实验中, SSA/P蛋白阳性表达率[78.05% (32/41) ] 和TSA蛋白阳性表达率[69.57% (16/23) ] 明显高于Sawyer等[9]研究, 具体原因可能与甲基化引物设计、样本来源、样本量大小等因素有关。本研究对照组与实验组组间比较过程中, 对照组正常黏膜组织与实验组HP (P = 0.001) 、SSA/P (P = 0.000) 和TSA (P = 0.000) 有显著性差异;对照组CRC与实验组HP (P = 0.001) 有显著性差异, 但SSA/P (P = 0.515) 和TSA (P = 1.000) 差异性不显著;对照组TA与实验组HP (P = 0.029) 有显著性差异, 但与实验组SSA/P (P = 1.000) 和TSA (P = 0.434) 差异性均不显著;实验组与实验组组间比较过程中, HP和TSA (P = 0.001) , HP和SSA/P (P = 0.006) 中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但在SSA/P和TSA (P = 0.452) 中组间差异性均不显著。 在本实验MGMT基因甲基化与蛋白表达相关性研究中, 发现在实验组HP、SSA/P和TSA中分别呈弱相关 (P = 0.117, r = - 0.220) 、弱相关 (P = 0.020, r = -0.361) 及中等程度相关 (P = 0.037, r = -0.437) , 对照组正常黏膜组织、TA和CRC中, 正常黏膜组织运用Pearson法无法计算相关性, TA中呈中等程度相关 (P = 0.025, r = -0.500) , CRC中呈中等程度相关 (P = 0.046, r = -0.412) 。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 在实验组中HP、SSA/P和TSA基因甲基化和蛋白表达有显著性差异, 相关性分别为弱相关、弱相关和中等程度相关;在对照组中TA和CRC基因甲基化和蛋白表达有显著性差异, 相关性都为中等程度相关。通过基因层面和蛋白层面及两者相关性的探究, 推测在锯齿状病变通路中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有诱导MGMT蛋白表达下调, 在锯齿状通路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在年龄相关性甲基化研究方面, 在基因目的序列 (-107~-200) 这部分的位点上实验组HP (P = 0.931, r = 0.009) 、SSA/P (P = 0.763, r = 0.042) 和TSA (P = 0.263, r = 0.138) 及对照组TA (P = 0.763, r = 0.042) 中差异性均不显著 (P > 0.05) , 且相关性为弱正相关。

注:HP:增生性息肉;SSA/P:广基 (无蒂) 锯齿状腺瘤/息肉;TSA:传统型锯齿状腺瘤

注:HP:增生性息肉;SSA/P:广基 (无蒂) 锯齿状腺瘤/息肉;TSA:传统型锯齿状腺瘤;TA:管状腺瘤

MGMT 篇4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从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石河子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收集2007年1月～2009年12月未进行过化疗或放疗的维吾尔族宫颈活检新鲜组织标本55例(年龄分布为30～66岁)和手术切除的新鲜组织标本34例(年龄分布为33～63岁),所有取材均取得患者同意。

1.2 基因组DNA提取

1.2.1 新鲜子宫颈组织DNA的提取

用SK1252基因组DNA抽提试剂盒(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提取组织DNA。在提取DNA之前,所有组织被切成10微米厚的冰冻切片,每10张1管,以利于DNA的提取。

1.2.2 DNA的亚硫酸氢盐修饰

参照CpGenomeTM DNA Modification Kit S7820试剂盒(美国Chemicon公司)手册对DNA进行亚硫酸盐处理修饰并纯化,修饰后的DNA置-80℃保存。

1.2.3 甲基化特异性PCR

使用Bio-Rad梯度PCR仪进行扩增,Taq酶及Ta Ka Ra IATaq with GC Buffer购自大连宝生物公司。非甲基化正向引物序列为:5'-TTGTGTTTTGATGTTTGTAGGTTTTTGT-3';非甲基化反向引物序列为:5'-AACTCCACACTCTTC CAAAAACAAAACA-3',扩增片段为:93 bp。甲基化正向引物序列为:5'-TTTCGACGTTCGTAGGTTTTCG C-3';甲基化反向引物序列为:5'-GCACTCTTCCGA AAACGAAACG-3',扩增片段为:81 bp。反应体系25μL(ddH2O 1.5μL,2×PCR Buffer 12.5μL,25mmol/L Mg2+5.2μL,10μmol/L正向引物0.5μL,10μmol/L反向引物0.5μL,模板DNA 4μL,2.5mmol/L dNTP 0.5μL,5u/μL Taq酶0.3μL)。循环条件为:预变性95℃2 min;94℃30 s,56℃30 s,72℃30 s,共40个循环;最后延伸72℃10 min。为保证实验的准确性,所有结果均重复验证3次。最后使用3%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实验结果。

1.3 RNA提取方法

取冷冻保存的肿瘤组织、正常子宫颈组织切片管,室温放置溶解后,振荡,再放置15 min。用Trizol法提取RNA。

使用SuperScript II reverse transcriptase(Invitrogen,USA)试剂盒逆转录为c DNA。PCR反应在25μL的反应体系中进行,有100μM dNTPs,2 m M的Mg Cl2,10 pmol引物和0.5 u Taq polymerase(Takara Biotechnology,Japan)。PCR反应条件是预变性94℃2 min,94℃30 s,60℃30 s,72℃30 s,30个循环,最后72℃延伸5 min。GAPDH用作PCR扩增反应的内对照。

2 结果

2.1 甲基化特异性PCR结果

通过对55例新疆维吾尔族妇女子宫颈鳞癌组织和34例正常子宫颈组织甲基化特异性PCR法检测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分析,可见肿瘤组织有甲基化扩增带,而正常组织有非甲基化扩增带。见图1。

M:Marker;1、2:分别为正常子宫颈组织MSP扩增,可见非甲基化扩增带;3、5:分别为子宫颈鳞癌组织MSP扩增,可见甲基化扩增带;4、6、7:分别为子宫颈鳞癌组织MSP扩增,可见非甲基化扩增带。

由于子宫颈鳞癌组织中不可避免的混有少量正常细胞,非甲基化扩增一般都有或明或暗的条带,1和2孔分别为正常子宫颈组织甲基化扩增和非甲基化扩增,甲基化扩增未见条带;3和5孔分别为子宫颈鳞癌组织甲基化扩增和非甲基化扩增,甲基化扩增有条带;4、6和7孔分别为子宫颈鳞癌组织甲基化扩增和非甲基化扩增,甲基化扩增无条带。

2.2 甲基化特异性PCR结果统计

甲基化特异性PCR方法分析新疆维吾尔族妇女子宫颈鳞癌组织和子宫颈正常组织中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况,发现55例子宫颈鳞癌组织中有18例发生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正常子宫颈组织无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见附表。

使用SPSS 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检验。

维吾尔族子宫颈鳞癌组织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率32.7%(18/55)与维吾尔族正常子宫颈组织中的MGMT甲基化率0%(0/34)差异有显著性(P<0.005)。

2.3 RNA提取电泳图

本实验用用Trizol一步法抽提总RNA,操作简单,所抽提总RNA,完整性好,纯度高(OD260/OD280>1.90),不受蛋白质及DNA污染。见图2。

RNA产量较高,用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显示样品RNA有清晰的18S和28S条带,其比值约为2∶1,提示样品RNA没有明显降解,可直接用于RT-PCR及实验。

2.4 半定量RT-PCR结果

分别选取7例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子宫颈鳞癌组织和7例MGMT基因启动子非甲基化的正常子宫颈组织标本,提取RNA,用半定量RT-PCR实验分析MGMT基因表达。图3和4。

M:Maker(由下向上:100 bp;250 bp;500 bp;700 bp;1 000 bp;2000 bp);1～7:子宫颈鳞癌组织甲基化标本;8～14:正常子宫颈组织非甲基化标本

M:Maker(由下向上:100 bp;250 bp;500 bp;700 bp;1 000 bp;2 000 bp);1～7:子宫颈鳞癌组织甲基化标本;8～14:正常子宫颈组织非甲基化标本

与非甲基化子宫颈鳞癌组织及正常子宫颈组织相比,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子宫颈鳞癌组织其基因转录水平明显降低或缺失。

3 讨论

人类MGMT基因定位于染色体10q26,全长大约170 kb,由5个外显子以及4个内含子构成[5]。研究表明:在子宫颈鳞癌和高级别鳞状内皮损伤组织中MGMT基因启动子出现高甲基化;而低级别鳞状内皮损伤组织中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率低[6]。研究发现叶酸能影响一碳单位代谢并直接影响DNA甲基化。因此,叶酸摄入量减少和人类HPV病毒感染同子宫颈癌发生相关。研究发现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与子宫颈损伤的严重程度有关[7]。另外,MGMT基因启动子高甲基化与子宫颈癌进展有关。MGMT基因启动子高甲基化发生在子宫颈癌前病变和癌早期阶段的组织。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明显地同子宫颈癌的病理分级相关。因此,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能够作为判断子宫颈癌进展的生物标志物[8]。研究表明,子宫颈上皮内瘤样变的标本组织中存在MGMT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并且同子宫颈上皮内瘤样变复发有关[9]。在HPV介导的子宫颈癌细胞中,MGMT基因启动子存在高甲基化频率[10]。同时,MGMT基因在子宫颈癌组织中也存在启动子高甲基化,但启动子甲基化与临床症状不佳无关[11]。

目前关于子宫颈癌与MGMT基因甲基化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通过本文研究,发现维吾尔族子宫颈鳞癌的发生与MGMT基因的甲基化相关,甲基化率为32.7%,与其他文献报告相近。通过RT-PCR实验发现在维吾尔族子宫颈癌组织中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则m RNA基因表达水平降低。表明由于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而导致该基因表达沉默,并同维吾尔族子宫颈癌发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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