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共12篇)
五六十年代 篇1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 出身名门, 自小就展露写作才华。1939年, 张爱玲考入香港大学专攻文学, 日军占领香港后停学返沪, 接连写下的几篇小说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令她在文坛声名大噪。40年代末, 张爱玲为桑弧导演写下《不了情》 (1947) 、《太太万岁》 (1947) 、《金锁记》 (未拍成) , 以及参与执笔的《哀乐中年》 (1949) 等几个剧本, 电影上映后大受欢迎。1952年张爱玲再次赴港, 工作期间与宋淇、邝文美夫妇结为挚友。应宋淇之邀, 张爱玲于1955年加入香港国际影片发行公司 (“电懋”前身) , 担任该公司的剧本编审委员。同年秋季, 张爱玲赴美, 一抵达美国便着手为“电懋”创作剧本, “以此暂作糊口”。1955年至1963年, 张爱玲先后为“电懋”公司创作了十部电影剧本, 其中摄制完成且公映的影片有八部, 包括《情场如战场》 (1957, 岳枫执导) 、《人财两得》 (1958, 岳枫执导) 、《桃花运》 (1959, 岳枫执导) 、《六月新娘》 (1960, 唐煌执导) 、《南北一家亲》 (1962, 王天林执导) 、《小儿女》 (1963, 王天林执导) 、《一曲难忘》 (1964, 钟启文执导) 和《南北喜相逢》 (1964, 王天林执导) 。从以下的考证中可以发现, 这一时期, 作为职业编剧的张爱玲所进行的绝大部分电影创作, 与她对西方戏剧的改编及本土化工作是离不开的。
学者冯睎乾征得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的同意, 查阅了自1955年秋季张爱玲赴美后与宋淇先生的通信, 考证出张爱玲为香港“电懋”创作剧本的先后次序与写作历程, 从中我们得以看出张爱玲为“电懋”所编剧本大多受到好莱坞电影或西方舞台剧的影响。五、六十年代国际上文艺作品的版权意识还并不强烈, “影坛从欧美剧作掇取灵感的风气颇为通行”, “这也并非张爱玲独有的编剧方法, 当年有好些国、粤语片的编导, 用的都是类似的方法, 向西方的戏剧和电影取经。”
按照冯睎乾的考证, 1955年11月至1963年10月间, 张爱玲在宋淇先生的安排下, 为“电懋”写作并拍成的剧本有八个 (即前文所提) , 其中于1957年最早上映、由林黛主演的《情场如战场》并非张爱玲为“电懋”编写的第一个剧本。《情场如战场》的确是宋淇与张爱玲协定的工作计划中的首要项目, 但当时《情》片的参考材料尚未到手, 张爱玲便趁空档为“电懋”撰写了第一个剧本《人财两得》。《人财两得》改编自RogerMacDougall的剧本《To Dorothy, a Son》 (1951年出版) , 原著的情节与结构张爱玲只选取了二分之一, 其它都是自己再大加添改。张爱玲为该片取了五个备用片名, 分别是《双妻记》、《前妻与后妻》、《两妇之间》、《两妇之间难为夫》和《人财两得》, 她个人最中意《双妻记》这个名字, 但也觉得这个名字太像出版物。公司最终挑选了《人财两得》作为中文片名, 而英文片名则保留了张爱玲的喜好:《A Tale of Two Wives》。该片于1958年元旦上映。
或许是为了利用“林黛+张爱玲”的牌子造势, 打出一个“双响炮”, 重磅推出公司明星级的编剧与制作, 搭配五十年代香港国语片最耀眼的女明星, 香港“电懋”一直要等到张爱玲完成第二个剧本——即工作计划中第一个项目——《情场如战场》, 才将张爱玲编剧的影片于1957年5月公诸于世。早于此前半年, 即1956年11月号“电懋”公司的官方画报《国际电影》中, 就刊登了《情场如战场》的宣传专页。内文写道:“著名女作家张爱玲, 以写《传奇》、《倾城之恋》等小说名驰文坛……她的写作才能是多方面的, 所写的舞台及电影剧本, 另有她的独特风格。去年国际公司成立剧本编审委员会, 她被邀担任编审委员之一。”接着, “笔锋一转, 她却成了林黛出场的台阶”, 下文便介绍张爱玲如何欣赏林黛的演技, 一再叮嘱该戏无论如何要由林黛主演, 因为女主角的个性与外型都是以林黛为原型来创作的。然而将张爱玲过往的文学光芒与“林黛在彼时彼地的名气 (如今叫‘人气’) 来较量, 前者多少有点落难才女的况味, 她所拥有的只能算是虚名, 后者却是实实在在的‘前途无可限量’。而张爱玲的处境之所以使人感喟, 乃在于她越是被摆上神枱, 越似是明升暗降。”
《情场如战场》原名《情战》, 林黛在片中扮演一个喜欢收集追求者、玩弄爱情游戏的女孩。张爱玲曾在1983年的《惘然记》中透露《情场如战场》是根据Max Shulman创作的舞台剧《温柔的陷阱》 (The TenderTrap) 改编而成。然而两剧情节缺乏对应性, 这一直成为学界未解的悬案。直到冯睎乾、迈克等多位学者先后考证出, 《情场如战场》并非改编自《温柔的陷阱》, 其原素材多半来自于宋淇当时寄给张爱玲的、由TerenceRattigan所写的《法语无泪》 (French Without Tears) 。至于《温柔的陷阱》, 张爱玲的确于1957年根据该剧草拟过一份故事大纲, 宋淇收到大纲后, 回寄给张爱玲一个叫《温柔乡》的故事, 但张爱玲并未完成该剧本, 这个故事最终转移到易文手里, 由他编剧并导演成电影《温柔乡》, 于1960年上映。因此将《温柔的陷阱》当作《情场如战场》的出处, 实为张爱玲二十多年后的误记。此外, “李欧梵则从影片风格考察出《情场如战场》与好莱坞都市浪漫喜剧《愿嫁金龟婿》 (How to Marry aMillionaire, 1953) 、《绅士喜欢金发女郎》 (GentlemenPrefer Blondes, 1953) 在‘钓金龟婿’的讽刺情节设计上渊源颇深”。
1957年, 张爱玲写成了一个名为《负心汉》的剧本, 这个本子来自于她自己的原创, 其后公司将该剧改名为《桃花运》, 于1959年公映, 英文标题保留了张爱玲的原名《The Wayward Husband》, 而张爱玲最初也想给该剧本取名为《桃花运》。
1958年, 宋淇推荐张爱玲改编由Terence Rattigan所写的另一个舞台剧本《While the Sun Shines》, 该剧曾于1950年改编成电影于好莱坞公映。张爱玲接受这个建议, 写成《六月新娘》, 于1960年上映。从通信中可见张爱玲改编西剧并非生搬硬套, 而是反复地修改, 写到后半部分竟遇到许多困难, 导致宋淇发电报催促, 剧本最终赶完, 其结构与情节令张爱玲自己也非常满意。
1961年, 宋淇寄来《小儿女》的故事大纲, 而此时张爱玲正在写作英文小说《易经》。其后, 为了给丈夫赖雅 (Ferdinand Reyher) 支付医药费, 张爱玲决定回香港为“电懋”连写几个剧本。自1961年11月初起, 在香港逗留了五个月, 其间也访台为小说搜集资料, 先后完成《小儿女》、《红楼梦》 (上、下集) , 以及《南北一家亲》等剧本, 其中《南北一家亲》挂名秦羽原著, 而“她写〈红楼梦〉剧本很可能收不到钱, 不但几个月的心血付诸流水, 而且她欠宋氏的医疗、食宿费也无从偿还, 为此她与宋氏夫妇的友谊已濒临决裂关头。”
《红楼梦》一片由于被“邵氏”抢先开拍, “电懋”只好放弃, 又因张爱玲反复修改, 公司尚未拿到定稿, 制片计划胎死腹中, 于是没有理由领取稿费。同时, “电懋”这一期间管理混乱, 资金周转不灵, 就连宋淇也长期抱病请假, 1962年底更向陆运涛致信请辞, 最后《红楼梦》的剧本也下落不明。
1962年9月号的《娱乐画报》则对次月上映的《南北一家亲》有一段报道:“故事大纲由秦亦孚 (秦羽) 执笔, 编剧由名女作家张爱玲执笔。这是电懋当局早与张爱玲取得默契者, 但张爱玲侨居美国多年, 对香港现实环境有了生疏, 所以迟迟未能下笔。电懋当局俯候再三, 张爱玲决定来港编撰, 抵港之后, 张爱玲即深入各阶层实地观察, 搜集素材, 准备充份, 才开始动笔……”数十年后, 香港编剧林奕华读到这篇报道也不尽感叹张爱玲的生存境遇, “洋洋洒洒的背后, 其实藏有多少隐衷?”
张爱玲自1962年3月返回美国后, 长达一年没有与宋淇夫妇通信, 但是她继续为“电懋”编写剧本, 包括根据英国舞台剧《真假姑母》 (Charley’s Aunt) 改编的《南北喜相逢》 (初题为《香闺争霸战》) , 该剧本直到1963年5月才完工, 而同期根据好莱坞名片《魂断蓝桥》 (Waterloo Bridge, 1931) 改编的《一曲难忘》则早于《南北喜相逢》写成。1963年1月24日, 张爱玲恢复与宋淇书信往来, “却完全没有提及居港期间的一切不快”, 一直保持着朋友和工作伙伴的关系直至张爱玲的逝世。
1963年5月, 张爱玲给宋淇寄去根据Emily Bront的《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改编的《魂归离恨天》的故事大纲, 随后便编写剧本, “独立苦思”, 反复修改, 直到10月完成定稿, 还曾向宋淇提议用《永别了爱人》作片名, 说该名来源于二三十年代大陆翻译的西方小说, “尽管有点滥调, 但够‘醒目’。”可惜1964年6月20日陆运涛在台湾遭遇空难逝世, 该片的拍摄计划就被无限期搁置了。
起初张爱玲只打算写一两年剧本糊口, 没想到一写就是八年。评论界一直对张爱玲为“电懋”编剧时期的作品质量反应平平, 认为艺术价值不高, 既没有深度, 也缺乏新意, 甚至将其贬为“文丐” (hack) 。但根据冯睎乾查找第一手资料所再现的张爱玲为“电懋”公司进行剧本创作的过程, 本文认为张爱玲在剧本的选材、细节创作中都保持创作的自主, 并未为谋生计就抛开创作意识, 甘为一个平庸的写手。通过前文的分析, 我们也能看出张爱玲的剧本创作完美地移植了西方戏剧经典框架, 从内容到结构以及细节元素等各方面进行再创造, 其个人风格也并非荡然无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 我们总能体会到张爱玲的乱世情怀, 为人世的苍凉而“哀矜而勿喜”;但在张爱玲的电影里, 我们发现了她的另一面, “张爱玲另外一面是很喜剧化的”。此外我们也必须接受,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界, 借西方舞台剧或电影剧本加以改动, 洋为中用, 辅以中国的家庭伦理成分使之“本土化”, 是一个普遍的电影剧作模式, 但也绝谈不上光彩, 难得张爱玲在其文章里对此坦荡供认。张爱玲的才情曾深受夏衍赏识, 一度邀请她在新中国成立的上海电影剧本制作所担任编剧, 然而张爱玲一贯的“非政治”态度使她自知难以适应大陆的政治环境, 南来香港又远赴美国, 自愿放逐。从张爱玲为“电懋”创作剧本的八年历程里, 我们能看到她自我选择的坚毅和落难生活的艰辛。
五六十年代 篇2
6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夺取了中国革命伟大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了,从那以后,中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开启了中国历史崭新的纪元。
13亿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梦想。当今的中间,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新中国像一只腾飞的巨龙,展示在世人面前。
雷特五六十年代的彩色和黑白画面 篇3
但是至此以后,雷特绝大部分个性化的彩色摄影作品一直没有和公众分享。他在50和60年代因成功的时尚摄影而广为人知。自始至终,雷特依然漫步街头,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和巴黎,为他自己的乐趣拍摄照片。他制作了一部分黑白的街头摄影画面,而将大部分彩色作品藏之名山。直到90年代他才开始浏览这些彩色的非凡之作,并且开始印制。他对色彩独特的敏感以及所展现的都市密集的生活空间,使其成为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个性化作品。
在2007年,他的街头摄影才第一次在欧洲举办回顾展,恰好是在巴黎的亨利·卡蒂尔—布列松基金会。展览包括了一个层面的黑白作品,以及另一个层面的彩色作品。这些彩色作品尤其令人兴奋,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先前未曾露面的,精彩绝伦又让人出乎意料。而Steidl出版社也因此根据展览出版了一本回顾集,收录了100幅黑白和彩色作品。
当时84岁的他依旧活力四射,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开幕式。他的谦逊,不摆架子,对周遭事物的好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对新书的访谈,他这样说:
“我是从时尚摄影师起步的。也许你可以说我并不成功,但是我有足够的拍摄让我忙碌。我和《哈泼斯市场》以及其他杂志合作。我必须工作以便谋生。同时,我也拍摄自己的照片。我的生活中大量的东西被忽略了。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让我快乐。被忽略也是一种优惠。这样就让我有机会看到别人没有注意的东西,从而对不同的状态做出反应。我只是简单地看这个世界,并没有专门去干什么。”
在巴黎的记者招待会上,雷特披露说,他经常购买廉价的彩色胶卷,而且都是过期的。他很喜欢过期胶卷色彩变化所带来的惊讶。他同时也讲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关于罗伯特·弗兰克以及他的朋友丹尼·阿巴斯。“罗伯特在一天早餐后向我抱怨,说是想回瑞士了,因为在美国拍摄照片太无聊了。然而,他却外出并且拍摄了《美国人》。”他还说起他是如何拒绝了斯泰肯邀请他参加著名的“人类一家”大型展览:“就我看来这个展览在摄影方面缺少什么,更多的倒是我所吃不准的东西。”
艺术评论家罗贝塔·史密斯在2005年写道:“雷特作为摄影家比一般人自身没有太多过人之处。作为画家的敏感给了他更多的帮助,从而具有一种强调表面的、空间不确定的能力,从而找到了繁复之中的定位。但是他的作品中抽象的诱惑力并非依赖焦点的柔和,并非如同一些人那样坚持激活摄影的谋略,或者说关注完全独立的细节,比如阿隆·西斯金或者更早些的哈里·卡拉汉的方式。相反,雷特捕捉的是日常生活流逝的幻觉,以一种精确性甚至可以说是科学的系统方式,仿佛没有那么多诗意的共鸣,以及形象化的层面。”
五六十年代 篇4
一、留苏雕塑家群体构成
从相关文件看被选送的留学生需要符合的条件是:指定高校选拔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各高校自行确定选送的限于讲师、助教;具有本科毕业程度的各机关在职干部;体检合格, 身体健康;应届生30岁以下, 其他40岁以下;政审合格。专业课素描、创作通过, 口试合格, 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一年外语、政治, 经再次选拔, 文化部派遣成为留苏学生。但实际上能够留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其中政治审查尤为严格。因为留学生的选拔工作事关国家的未来, 在当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有关部门制订了一套几乎苛刻的选拔标准和工作程序, 以确保遴选出最可靠, 最优秀的未来建设者, 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够得上入党条件, 不一定够得上留苏条件。政治审查不仅要求对象思想进步, 道德品质优秀, 而且其家庭成员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在政治上必须清白, 在选拔进入留苏预备部前, 各个省市先行初审, 初审通过后再送高教部终审, 进入留苏预备部后, 校方还要组织专人进行外部调查。必须追查三代, 首先不能有海外关系, 其次不能是地主、资产阶级、富农出身。因此能够留苏的雕塑家都是经过层层选拔, 政治可靠, 专业里面的精英。留苏雕塑家自然情况如下表:
五、六十年代, 在中国派遣留苏学生的十几年时间里, 只派出了钱绍武、董祖诒、曹春生、王克庆、司徒兆光五位雕塑家留苏, 留苏时间集中在1953年至1966年。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经费比较少。邵大箴记得当年的教育部长杨秀峰在留苏预备部给他们做报告时曾说派往留苏大学生每人每年的费用, 相当于当时250位中国农民全年耕种的收获。二是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 派遣留学生名额缩减, 但国家还是保留了派遣留学生的机制。董祖诒介绍他1957年留学的时候, 那年全国准备留学的共3000人, 最后绝大部分都留在了国内清华、北大、同济等著名大学, 出去的人寥寥无几, 其中学艺术的一个班24人, 只派出去2人。1961年司徒兆光留苏的时候, 本来要选送4个学习雕塑的, 最后只选了他一个。三是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 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中国派遣留苏学生的工作随即告以中断。在留苏学习雕塑的学生中, 只有钱绍武、董祖诒圆满完成了6年的学习任务, 王克庆完成了三年的进修任务, 曹春生、司徒兆光因中苏关系破裂, 则提前回了国。
二、留苏雕塑家群体的学习情况
五位留苏雕塑家先后留学于列宾美术学院雕塑系, 学制6年。钱绍武、董祖诒师从凯尔金, 曹春生、司徒兆光、王克庆的导师是米哈依尔·康斯坦丁诺维奇·阿尼库申。两位导师的作品与教学风格体现了当时列宾美术学院雕塑教育一贯的价值取向, 推崇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 多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爱国主义题材, 具有乐观的、向上的生活态度, 与社会思潮和人民的审美紧密结合。留苏雕塑家们所学的苏联雕塑教学体系, 一些课程设置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如与法国雕塑教学相比增设的石膏挂布和人体着衣的课程, 完全是为创作服务, 为社会服务。在泥塑习作中, 他们把人体看作是认识事物的一个手段, 认为对人体的掌握程度决定着雕塑艺术语言的掌握程度, 所以他们不惜花大量的模特费雇用模特, 作长期的研究学习。在具体塑造人体时, 首先注重辩证唯物主义的全局观、整体观, 其次着重分析人体内在的骨骼运动, 肌肉的解剖结构, 在理解人体在运动中各部分活动规律的基础上, 达到离开模特也能塑造形象的程度。特别重视严格的基本功训练, 将素描、创作列为最基础的课程, 将课堂写生和摆设模特作为最基础的训练手段, 解剖课、素描课占很重要的地位。搞创作时要到社会上体验生活, 强调雕塑的教育意义。
三、留苏雕塑家群体的创作特色
由于中苏关系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留苏雕塑家的创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前, 他们留苏、回国从教, 属于艺术创作的萌芽期, 这期间的创作主要集中于毕业创作, 钱绍武的成名作《大路歌》, 董祖诒只留下照片的《参加十月革命的中国志愿兵》, 司徒兆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中国民兵》《越南民兵》等。王克庆留学期间及回国后创作的《俄罗斯老人像》《伊凡诺夫》《陕北农民》《上山》《阮文追烈士》等。第二个阶段是文革后, 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 他们不断辛勤耕耘, 迎来了创作高峰期。钱绍武创作了《杜甫像》《江丰头像》《李大钊纪念碑》《炎帝像》《李清照像》《黄胄像》《严济慈像》《石家庄烈士像》等。曹春生作品有《列宁》《周恩来》《陈毅》《蒲松龄》《谭嗣同》《琴》《回归·香港的春天》等。董祖诒代表作品有《蘑菇的传说》《唐山地震纪念碑》《高君宇、石评梅》纪念碑、《音乐》《南海观音》《松柏常青》《歌舞升平》《刘胡兰》《放哨》《荷花舞》《怒火》《反弹琵琶》等。司徒兆光的《读》《朱德纪念像》《吴作人》等。王克庆的《李白》《新四军骑马像》《朱自清纪念像》《白求恩在太行山》《尼罗河女儿》《撒哈拉之歌》《科技之光》《五卅惨案纪念碑》等。纵观留苏雕塑家群体的创作, 特征非常鲜明。首先在题材方面, 习作与创作截然分开, 习作以人体为主, 强调对人体的解剖结构与骨骼肌肉运动的准确再现, 创作从来不表现人体, 而以肖像、纪念碑为主, 重视表现革命题材, 重大历史题材及历史文化名人, 从审美上来说具有英雄主义气息, 功能上而言强调爱国主义和作品的教育意义。在艺术风格方面, 面貌比较单一, 主要以写实风格为主, 早期主要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与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结合。文革后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与民族化的影响, 留苏雕塑家们的艺术观稍有变化, 在具象写实的基础上, 钱绍武开始由西方向东方回归, 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气韵;司徒兆光进行材料的实验, 强调材料的美感;董祖诒的创作更接近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象征性较强;王克庆受非洲艺术影响比较大。从艺术的本质来看, 留苏雕塑家们的创作是为国家、民族和社会服务的, 集体主义是第一位的, 重视民族政治、文化的重建, 表现的几乎都是不同时代的英雄人物, 雕塑家个人的生命体验不参与创作, 不重视表现个人的命运、情感等。
四、留苏雕塑家群体在中国近现代雕塑史上的地位
留苏雕塑家在中国近现代雕塑史上具有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他们与苏联专家克林杜霍夫所办雕塑训练班的学员是承上启下的第二代雕塑家, 第一代留欧雕塑家刘开渠、曾竹韶、滑田友、王临乙等人的法国雕塑模式的继承者, 文革后的一代, 以恢复高考后各美术院校雕塑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为主体的第三代雕塑家教育的传授者。他们是新时期的雕塑中坚力量和领军人物, 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硕导、博导, 在雕塑系、雕塑艺术研究所、首都规划委员会、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委员会、中国城雕全国艺委会等相关部门担任执掌大权的领导, 对推荐新人、总结老一代艺术家的成就经验、雕塑系的建设与发展、雕塑理论的总结、雕塑人才的培养、城市雕塑的规划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许多作品和著作成为当代雕塑和学术成果中的经典, 为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树立了里程碑。他们与克林杜霍夫所办雕塑训练班的学员是苏联雕塑教育模式的接受者与传播者, 是苏联雕塑经验的重镇, 在教学与创作的基础上发展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雕塑体系, 提高了中国雕塑基础教学的水平, 中国近现代雕塑家接受了一种新的雕塑观察方法、分析方法, 补充和提高了写实技巧方面的素养, 造型能力和创作能力增强, 中国近现代雕塑教育逐渐走向了正规化。
摘要:由于国际政治、外交关系的制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第二次留学潮留苏的高峰期。留苏雕塑家群体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独特现象, 除了董祖诒是鲁迅美术学院派遣之外, 其他都由中央美术学院派出, 而大家毕业回国, 又齐聚于中央美术学院搞教学与创作。本文主要研究了留苏雕塑家群体的构成情况、学习情况、创作特色及其在中国近现代雕塑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留苏雕塑家,雕塑群体,近现代雕塑
参考文献
[1]一九五六年选拔留学预备研究生办法.中央美术学院, 1956年档案.
[2]邵大箴.难忘的岁月, 珍贵的记忆——我们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J].中国美术馆, 2013 (3) 11.
[3]刘艳萍.董祖诒、司徒兆光、曹春生、钱绍武访谈.
十年五年级作文300字 篇5
许多人的`眼中,十年只是短暂的一会儿,大家都说时间很宝贵,可谁又曾真正在乎过它呢?
从出生到现在十几年了,回想看来,一件刻苦铭心的事都没有,又何来重要,又何来光荣?
没登上过舞台,没去过美国,没吃过西餐,什么都没有……
上帝在选苹果时,像人一样,将那颗被虫蛀了的苹果抛出了九霄云外……
上帝什么都没有留给我,只告诉我时间、家人、健康很宝贵。
没华丽外表,但我只求朴质;没豪华家产,但我只求珍惜。就算没有一切,我也会白手起家,有骨气的活着。
一个十年走了,另一个十年又来了。一年,两年,三年……十年,当人生最后一个十年时,你才会察觉十年,一眨眼就过了,一支烟就过了,一顿饭就过了,看会儿电视就过了,逛一下街就过了……
朋友,时间不是永恒的,让我们握紧手,紧紧抓住它吧。
五六十年代 篇6
关键词:豫剧艺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47-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年戏改,豫剧艺术乘着东风,革故鼎新,承前启后,堪称豫剧史上最完美、最全面的传承与发展,创造了豫剧艺术较为辉煌、较为灿烂的时期,也将豫剧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
第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豫剧艺术的全面革新,尤其是豫剧电影《花木兰》在全国的放映,让豫剧艺术风靡影响了大半个中国,外省很多地方开始成立了专业的豫剧团,豫剧开始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地方戏剧种。
第二,由于党和政府对豫剧事业的高度重视,许许多多的旧戏班纷纷转身为党和政府领导下的职业剧团。最为著名的豫剧院团有:河南豫剧院一团、二团、三团,郑州市豫剧团,开封市豫剧团,洛阳市豫剧团,安阳市豫剧团,商丘地区豫剧团,陕西省西安市豫剧团等等。这些豫剧院团的成立,为豫剧艺术的传承建立了更多的基地。
第三,大批文化人的引进,推动了豫剧的革故鼎新,开创了豫剧编演现代戏的先河。樊粹庭先生、陈宪章先生本是民国时期的旧文人投身于河南梆子戏的革新之中。经过党和政府的改造与指引,又通过学习毛泽东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的思想境界得以升华,他们对豫剧艺术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为豫剧编创了大量的经典之作。比如,樊粹庭先生为西安市豫剧团创作了《席永平》《汉江女》《红珠女》等。在编剧方面,出现了王景中、赵籍身、杨兰春等一批豫剧作家,为了豫剧创作了大量的传世经典之作,如:《花木兰》《拷红》等。特别要提的就是杨兰春先生,以他为中心,开创了豫剧编演现代戏的先河,他是豫剧现代戏之父,豫剧现代戏的奠基人。王笑声、常警惕、许欣、刘凌等一批导演的进入,让豫剧在舞台上的呈现典雅细致化了。让豫剧艺术脱去了陈旧、粗俗、粗野,换来了雅致与精细,让观众赏心悦目。在作曲上,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豫剧音乐工作者,如:张生金、姜宏轩、鲁本修、赵再生、周律、王基笑、梁思晖、张北方、赵毅等。豫剧在民国时期,没有作曲,唱腔都是艺人口传而来。当豫剧作曲家出现之后,他们就开始帮助演员们设计唱腔、修改唱腔、创造唱腔。一批文化人成长为剧团的管理者和戏剧评论家,让豫剧走上了正规,接受了理论的指导与引领。著名戏剧评论家、活动家、豫剧六十余年的发展见证者荆桦先生。在几十年的豫剧工作中,荆桦先生积累了大量的剧团管理经验,书写了大量的宣传豫剧的文章和豫剧评论文章,为豫剧艺术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编剧、导演、作曲、音乐伴奏员、剧团管理者、评论家这些文化人的介入,促进了豫剧的成熟、完善、完备、完整,推动了豫剧艺术向全国的发展,都是新时期豫剧传承的功臣。
第四,排演了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推陈出新之作和新的作品。比如:陈素真先生的《梵王宫》《宇宙锋》《拾玉镯》,常香玉先生的《花木兰》《大祭桩》《断桥》《拷红》《梁山伯与祝英台》,马金凤先生的《穆桂英挂帅》《窦娥冤》《花打朝》,阎立品先生的《秦雪梅》《五凤岭》《蝴蝶杯》《刘胡兰》《刘巧儿》《柳荫记》《碧玉簪》《盘夫索夫》《西厢记》,崔兰田先生的《秦香莲》《卖苗郎》《桃花庵》《二度梅》,桑振君先生的《打金枝》《白莲花下凡》,李斯忠先生的《包青天》《下陈州》《司马貌告状》《探阴山》《跪韩铺》,高兴旺先生的《推磨》《喝面叶》《跑汴京》,王秀兰先生的《茶瓶计》,王敬先先生的《刘金定下南唐》《狮子楼》,以及宋桂玲的《抬花轿》,吴碧波的《白蛇传》,河南省豫剧院三团的《朝阳沟》《小二黑结婚》《李双双》。正是由于豫剧推出了这些优秀的经典作品,证明了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的戏改的成功,才让豫剧艺术开始走向了全国。
第五,表演艺术人才的辈出和优秀传承者的涌现。虽然说陈素真、常香玉、马金凤、阎立品、崔兰田、桑振君、唐喜成、高兴旺、李斯忠、王秀兰、李景萼、徐艳琴、张敬盟等在解放前已经唱红,成为令人瞩目的明星。但是,在民国时期,他们再红也不过是没有文化的旧艺人。在党和政府的爱护下、帮助下、引导下,他们开始学习文化知识,总结表演艺术,提高思想认识,终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陈素真、常香玉、马金凤、阎立品、崔兰田、桑振君、唐喜成、高兴旺、李斯忠正在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形成自己的流派艺术。王秀兰、王敬先、王素君被誉为“汴京三王”,宋桂玲、吴碧波、牛得草、关灵凤、单绍莲也都是继陈素真、常香玉之后的著名演员。这些豫剧大家、豫剧后起之秀,都跟上了时代与社会发展的步伐,引领了豫剧声腔与表演的新走向,当代豫剧人很需要认真学习、研究和传承。
第六,戏曲学校的成立,为豫剧艺术的传承储备着新生力量。在现代豫剧的发展史上,较为著名的教育家就是周海水先生,他培养出的“豫剧十八兰”至今在豫剧史上都深有影响。樊粹庭先生与常香玉、陈宪章夫妇也都分别以班办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表演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豫剧人才的培养,成立了河南省戏曲学校,其他地市也都成立了各自的戏校。比较著名的有:安阳戏校,商丘戏校、洛阳地区戏校、开封地区戏校、许昌戏校。这些戏校的教师都是著名的豫剧演员和音乐家、乐师,保证了教学质量,确保了豫剧艺术的最好传承。
五六十年代 篇7
三生万物, 中和谐畅;兴创杏坛, 旺气久长。
承巴蜀地脉之精华, 秉川西毓秀之灵光;枕东山而荟萃人文, 驭绵河以舒啸天下。融二重五十载企业文化精髓以发展, 拥旌城无数辈现代文明成果而茁壮。
二重落成, 三中立焉。发轫于上世纪之中叶, 草创于二重厂之肇始。前贤志士, 宵衣旰食, 辟基建校, 励精图治。良师垂范, 马帐授徒, 净化玄黄, 春风化雨, 嘉木竞芳;青青子衿, 程门立雪, 展翼穹苍。高考登科, 几度蟾宫折桂, 旌城无与伦比;学科竞赛, 多次魁星执柄, 巴蜀我与争锋。实至省级高中之示范, 名归巴蜀状元之摇篮。
大道其昌, 国祚兴旺;盛世兴教, 学校剥离。政府决策, 力振庠序。斥资亿元, 迁校城南;两校合并, 根本同源。岁在戊子, 喜得乔迁;增其旧制, 宏开新篇。教师修德养才, 融通古今, 兼蓄中西, 雕玉琢璞, 树蕙滋兰, 培育栋梁。学子采珠拾贝, 含英咀华, 吸雨呐汁, 茁壮成长。书山巧为径, 学海乐作舟;广取先生精义, 遍纳四海学理。喜我如今三中, 六艺和谐, 风正气顺, 功追前贤, 德昭后昆。
忆往昔, 名流鸿儒, 玉振金声, 成就一方文明之标志。看今朝, 群贤荟萃, 雏凤新竹, 开创巴蜀名校之特色。展未来, 校园美如画, 人物尽风流。玉兰修竹, 绿树繁花;黄钟古韵萦映晚照, 大吕清音沐浴朝晖;琅琅书声陪旭日东升, 悠悠凝思伴弯月遐飞。阳光校园, 学术圣殿;园林风度, 人才摇篮。师为人范, 丹心育人, 朱墨春秋, 德才双馨;兼良师之严谨, 具益友之真诚。堪赞堪叹, 且歌且颂。学为人杰, 青春朝气, 文光射斗, 宏辞华章, 匠意创新;自信自强, 追求卓越。喜看三中代有英才出, 再领风骚更攀援。可嘉可奖, 亦祝亦愿。
五六十年代 篇8
我亲身经历了我国电视广播发展的各个历程, 回忆当初, 仍然历历在目。
1949年新中国成立, 至1953年是国家经济恢复时期, 战争创伤给我们国家带来了重重困难, 百业待兴。当时中央广播事业的家底很薄弱, 中央广播事业局和电台位于北京市西单六部口一片平房内, 是国民党广播电台的旧址, 工作人员还不到200人。发射台位于市郊双桥, 国民党遗留下来的100千瓦中波发射机, 还只能用10千瓦工作, 其收听覆盖范围还超不出当今的河北省。
为了创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 1952年以梅益局长为首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从全国各大学、专科学校电信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中抽调200多名来广播局参加工作, 这些学生以后都成了事业建设的骨干。
创建人民广播事业的首要任务是筹建郊区的大功率发射台工程, 包括中波发射中心和短波发射中心, 以加强我中央广播电台对国内和对国外的广播实力。其次是筹建广播大楼, 以增强我国广播对内对外节目制作和播出实力。再一个是预见到我国不久的将来, 也必定要开办电视广播, 为此从中央和地方广播局挑选了10名技术人员, 派往国外学习电视技术, 为今后我国开办电视广播做好技术准备。
1953年底, 包括我在内的10人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研究院和工厂, 分别按电视中心、微波传输、发射机和发射天线四个专业进行学习, 1956年中完成学习任务回国。回国不久, 广播局决定要筹建我国第一个电视广播台。
如何建我国第一个电视广播台当时有两种方案, 一个方案是按照当时苏联老大哥主动提出的方案, 帮助我国设计、建台, 并提供全部设备;另一方案是由我国自行研制全套电视广播设备;前一方案肯定可少走弯路, 后一方案则要克服重重困难。但最后, 以梅益为首的中央广播局领导还是确定采用后一方案, 充分信任我国技术人员依靠我国自己力量来建设我国第一个电视广播台。
英明决策鼓舞了广大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积极性, 齐心协力、发挥智能, 誓为国家电视广播事业作贡献。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在设备研制和建台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种种想象不到的困难, 例如在制作摄像机中的偏转线圈时, 就进行了几十次的反复试验才逐步摸索到规律、取得成功;在电子元器件的选用方面, 由于当时电子工业发展刚起步, 电子元器件生产还较落后, 我们只能就地取材, 依据能拿到的器件性能来设计电路, 满足系统性能要求;调试设备只有几个简单的示波器, 我们发挥才智, 通过波形的分析来调试各设备的性能;没有专用的电视电影设备, 我们就采用了土法放映的办法;建台需新建电视楼房, 时间上不允许, 我们只能因陋就简, 选择了正在建设的广播大楼中的一角, 在不到一个月内, 按时完成土建改造工程, 满足了工程需要。经过日夜奋战,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1958年5月1日晚7时整, 我国第一次黑白电视广播按时试播, 历时2小时, 当天播出的节目有电视短剧《一口菜饼子》、芭蕾舞片段《四个小天鹅》和一个电影节目。当天播出尚称顺利, 取得了成功。尽管在台的内部显得十分紧张和忙乱, 但播出后台外观众反映节目精彩, 节目间衔接良好, 未发现有漏洞。
黑白电视广播开播之初, 北京的电视接收机总共只有50部, 大多还是1956年日本工业展览会遗留下来的, 再加上一部分国产机, 数量很少。为发挥电视广播的影响, 这些接收机都分发安装在北京市各个区的文化馆内, 接待周围群众免费收看, 每天观众约数千名。
1958年5月1日是试播, 受场地和设备的限制, 开始时每周只两天晚上播出电视, 以后逐步增加, 至1958年9月2日才正式开播, 广播次数也增加到每天晚上播出。
由于当时设备是初次试制, 缺乏长期考验, 再加上当时元器件的质量问题, 故设备稳定性较差, 每天晚上播出后, 第二天白天就要紧张进行测试检修, 几乎要忙碌一整天, 以保证当天晚上的安全播出。维护值班人员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高超的技术水平。
尽管这样, 但播出的质量是一流的。在一次播出过程中, 我陪同一位日本最早生产电视设备公司的经理来台观看, 在监视器上看到一幅正在拍摄的老人图像, 他对图像的高清晰和丰富的灰度层次十分钦佩, 十分惊讶。
回顾当初, 决定由我国自建电视是一个十分英明正确的决策, 以后的事实也证明,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 在广大技术人员和工人们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下, 完成了全套设备的研制并建成了我国首个电视台, 开始了电视广播。在这个过程中, 也推动了我国电视广播事业的发展, 并促进了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的成长。继北京电视播出后, 1958年10月1日, 上海等电视台相继建成开播, 1959年全国一些大的省市也相继建立了省、市电视台, 几年中全国建立了上百个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 这些设备都是由我国工厂生产提供的, 与此同时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电视台和生产厂家的技术骨干人才, 为发展我国日后的电视事业和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十年过去了, 再看今朝, 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进入到数字化时代, 取得了迅速发展, 具体表现在:
(1) 电台、电视台的数字化积极推进;
(2) 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取得重大进展, 正在大力推进网络整合、双向化改造, 以及网络综合业务运营支撑系统的建设;
(3) 地面数字电视国家标准已制订, 各地工程正在启动;
(4) 直播卫星成功发射、在轨运行, 将使我国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接近100%;
(5) 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 (CMMB) 在全国推开, 实现随时随地收听广播收看电视;
(6) “村村通”的“无线覆盖”工程取得良好效果, 真正解决了农民群众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
(7) 在科技体制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制订了一系列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 如:新一代直播卫星电视传输体制、地面数字电视传输国家标准、高效信源压缩编码和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技术体制等;
(8) 全国广电企业不断自主创新, 推出了多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为我国广播影视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五六十年代 篇9
记者:现在业界基本达成一个共识, 物联网已经成为下一步半导体市场的重要驱动力。我想基于PC平台的机遇, 拓展到物联网的话, 它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是什么?AMD的晶片堆栈技术 (Die Stacking) 是非常领先的, 如何在市场中保持这种竞争优势?
苏姿丰博士:我们看接下来五年在物联网技术方面的发展, 会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设备, 在PC的生态体系里, 基本是一个同质的生态体系。在物联网领域是一个异质化的生态体系, 有很多不同的设备,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有一个开放的生态体系, 开放的基础架构, 你可以自由的选择用ARM架构, 或者x86架构, GPU和CPU的产品, 低功耗、高性能, 同时这些设备之间也要互相能够去沟通, 能够去分享数据。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挑战所在, 同时也是机会所在。同时, 我们将会不断力推晶片堆栈技术, 从而能够为设备争取到更多的带宽。晶片堆栈技术对于AMD、对于整个业界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过去一段时间里, 终端用户经历了从PC端到移动终端, 再到现在云时代的变迁。整个过程中, AMD在创造价值方面有着什么样的愿景?
苏姿丰博士:AMD是半导体行业整个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 同时我们也是面向消费者的公司, 所以我们不仅需要看短期市场的发展, 还需要看接下来五到十年的长期发展趋势。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技术更好的应用到2020年将会出现的500亿个移动设备里, 我们在处理器技术、图形处理技术、以及整合的解决方案方面都有非常强的能力。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运算环境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苛刻, 正是这样不断提高的要求, 使得我们AMD的技术能力能够更好的去发挥。
记者:您刚刚上任的时候, 曾经表示说上任之后有三个重要的任务, 第一是打造伟大的产品, 第二是加深合作伙伴关系, 第三是简化运营。目前这三个目标的进展情况是怎样的?
苏姿丰博士:我担任这个CEO只有5个月的时间, 但对于目前为止取得的进展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满意。从产品角度讲, 我们从2015年开始已经在推一些新的产品, 或者在做一些准备。比如Carrizo, 这是2015年我们针对移动版推出的APU, 目前产品开发的非常顺利, 我们会在今年发布这款产品。
第二个讲到业界合作方面, 整个行业目前变化非常大, 我们不仅有一些现有的客户, 还有一些新的客户都在跟我们探索怎么去为未来开发一种合作模式。
记者:AMD在拥有x86架构的基础上创新地引入了ARM架构, 请您剖析一下AMD在x86和ARM双架构战略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思考是什么?
苏姿丰博士:我们采用双架构的策略主要是因为市场的容量, 看接下来五年这个市场规模的发展, 我们认为大概80%以上的市场占有都会集中在x86与ARM两个架构上, 也就是半导体微处理器这个领域。再结合AMD公司自身的专长, 我们在高性能运算处理, 以及在图形处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目前AMD是业界唯一一家能同时提供x86和ARM解决方案的公司, 所以对于很多市场, 比如服务器、嵌入式和消费市场, AMD公司都可以带给客户更多的价值。
记者:中国的半导体市场非常具有活力, 中国政府的投资非常大。请问AMD如何切入到这个市场, 如何配合市场利好的背景实现自己飞跃性的发展, 有没有一些具体措施?
苏姿丰博士:目前AMD在中国已有22年的历史, 最初以销售作为立足点, 随后发展设计, 在制造方面也有投入。目前政府政策非常明确, 对于整个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一个利好。从AMD的角度来说, 我们一直寻求与合作伙伴在技术和一些特定市场中有合作机会。
AMD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潘晓明亦表示:有两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一个关于网吧市场。中国政府新政策的制定, 降低了网吧申请执照的门槛, 鼓励把网吧变成一个新型的业态。AMD对政府政策紧密的跟随, 促成了与行业内合作伙伴的紧密合作, AMD从软件、硬件、驱动、体验中心等, 为市场提供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解决方案。AMD配合政府政策, 根据中国特有市场, 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芯’植中国共赢未来”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理念。
第二个例子, 正如苏姿丰博士所讲, AMD在中国已有22年的历史。AMD中国一直很重视与高校的合作。自2010年以来, AMD中国与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合作, 每年组织由科技发展中心颁发培训证书的AMD先进技术高校教师培训。连续五年举办面向全国高校学生的"AMD中国高校加速计算竞赛", 成功地推广了先进技术, 促成了APU技术与产品的市场应用, 并培养了一批具备异构计算编程技能的高校学生。同时, 还与中科院软件所合作翻译出版书籍等, 这都是在建立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
记者:AMD在游戏主机市场有非常突出的业绩, 前一段时间AMD提到了现代化片上系统 (Modern So C) , 这个系统有什么内涵?
苏姿丰博士:对于未来架构而言, 我们需要有异构计算作为依托, 把CPU、GPU, 还有其他方面的加速性能整合到一起, 包括视频处理, 网络或是数据运算方面, 把它们集成到片上系统。所以, 所谓现代化片上系统就是能够把所有跟运算处理有关的部分都整合利用起来。
记者:前段时间, AMD进入VR (虚拟现实) 领域, 发布了Liquid VR虚拟现实技术, AMD之后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VR软件开发有什么更深入的计划?
苏姿丰博士:在最近的游戏开发者大会上我们宣布了一项新的软件开发项目, 叫做Liquid VR。大家可能也知道, 虚拟现实目前在图形应用领域, 可能在技术方面是最难的, 要让虚拟现实效果显著, 需要很强大的图形运算能力。
在软件开发方面, AMD有一些给开发人员的套件工具包, 能够让他们更有效的利用GPU的一些功能。当然这只是我们做的第一步, 还有更多的创新会围绕虚拟现实技术展开。
记者:大家都知道三大游戏主机厂商任天堂、索尼、微软都采用了AMD的技术。大家也知道, 这个盒子并不像PC产品一样, 一年推出好几款。那么接下来AMD如何巩固扩展在游戏市场的战果?
苏姿丰博士:PC游戏已经成为一个高增长市场, 游戏主机以及其他设备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将游戏方面的的一些技术, 应用到不同的设备领域。从游戏主机一般的更新换代来说, 每代是5到7年的时间。所以一般5到7年之后, 我们就看到新一代产品的面世, 对于AMD来说这也是适用的。在专业显卡领域AMD硬件产品非常强, 我们也在加大优化硬件产品的软件开发投入方面得到认可, 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案例包括苹果在其工作站中采用了AMD的专业图形显卡。
其实中国的游戏市场是最丰富多彩的, 尤其是在线游戏在中国是非常独特的, AMD会进一步开展与众多的游戏厂商进行跨产业的合作。
AMD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潘晓明补充道:“另外AMD一直在部署着一个叫“永不妥协”的项目。我们给它发展成中国版“永不妥协”项目, 来满足中国市场不同的需求, 所以你看到DOTA2是我们合作的一款游戏, 我们现在还在积极寻找更新的游戏来合作, 以满足更多游戏伙伴的兴趣点。”
AMD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姿丰博士、AMD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潘晓明共同接受媒体专访。
AMD是半导体行业整个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 同时我们也是面向消费者的公司, 所以我们不仅需要看短期市场的发展, 还需要看接下来五到十年的长期发展趋势。———苏姿丰
目前政府政策非常明确, 对于整个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一个利好。从AMD的角度来说, 我们一直寻求与合作伙伴在技术和一些特定市场中有合作机会。———苏姿丰
五六十年代 篇10
1984年, 上城区教育局教研室与上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合署办公, 在全省率先提出并实施了教研、进修和科研三结合的师训模式。
为了促进骨干教师快速成长, 1994年上城区在全国率先实施了“跨世纪园丁工程”;
为了给教师提供更多更大的交流与展示的平台, 1997年实施并不断完善了以区教育学院、基层学校为主要阵地的“四级培训网络”;
为了突显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的主体性, 2000年率先进行了“专题化、菜单式、互动型”的“研训一体”的教师教育新模式的探索;
为了促进教师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开放, 2003年率先在师资培训工作中试行“教师教育券”, 将培训的选择权交给教师;
为了拓展继续教育的时间和空间, 积极开拓基于计算机及网络的师训新途径, 开展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师教育“研训一体”的实践研究;
为了给拔尖教师成长提供平台, 相继成立了“张化万浙派名师培养工作站”和“小学数学名师工作站”, 为拔尖教师量身定制培训方案, 采用研究生式培养方式引领教师自主成长。
上城教师教育的五十年, 是薪火相传、英才辈出的五十年, 是孜孜以求、创新学术的五十年。五十年来, 我们努力营造教师成长新环境, 构建教师教育新机制, 探索教师教育新模式, 形成了教师教育的新体系。
一、固本强基, 制度保障, 营造教师成长新环境
(一) 名师荟萃, 壮大教师专业成长的工作母机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 教师培训院校不仅应成为教师成长的“摇篮”, 更应该成为教师终身学习的“加油站”。因此, 上城区教育局一直重视教师培训机构的建设, 努力促进和帮助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成长。
20世纪80年代末, 区教师进修学校率先招聘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其他专业人才, 以此来提高区教师进修学校研究人员的理论研究水平。2007年, 为进一步优化上城区中小学教育教学研究队伍建设, 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 更好地发挥上城区教育学院“培训、研究、指导、评估”的职能, 努力打造新课程背景下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中间地带”, 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 推进上城区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面向全区公开竞聘了中小学教育教学研究人员。目前, 上城区教育学院共有43名教职员工, 所有教师全是本科以上学历, 博士1名, 硕士3名;教授1名, 副教授26名。16人参加了新课程改革的教材建设工作, 拥有7位知名的省特级教师。他们中有省功勋教师、全国曾宪梓中等师范学校教师奖一等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代小学数学》主编、特级教师张天孝, 浙江省特级教师协会副会长、《现代小学语文》主编张化万, 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特级教师朱乐平。
为了更好地与省内外高等院校和教育研究机构合作, 有效整合教育教学资源, 2007年, 上城区教师进修学校更名为“上城区教育学院”, 按分类设岗、整合职能、集中管理原则, 学院设“一办二站五部”———学院办公室, 张化万名师工作站、小学数学名师工作站, 学科研究部、师资培训部、教育科研部、信息资源部、教学评价部, 成为一所小实体、多功能、大服务的新型教师培训机构。
(二) 完善政策, 提供教师专业成长的制度保障
“九五”期间, 区教育局先后制定了《上城区跨世纪园丁工程实施意见》《上城区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实施细则》《关于加强上城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 明确规定了教师继续教育经费的筹集和使用办法, 明确了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考核办法。这些政策的制定为师资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十五”以来, 我区又出台了《上城区“十五”人才优质化工程意见》《上城区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人才工作的决定》《上城区特级教师评选管理暂行办法》等多个政策性文件, 进一步明确了区、校两级在教师培养中的主阵地作用, 加大了教育人才特别是骨干教师的培养力度, 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要求。同时, 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也加强投入, 不仅落实了人均2000元/年的师训专项经费, 还设立新课程培训专项经费100万、干训专项经费100万元。
同时, 我区还通过多层次的评比活动, 给教师的成长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结合教师成长的五个阶段, 我区分别设立了新苗奖、新秀奖、风华奖、能手奖、红烛奖等奖项。实施了五阶段获奖教师专业成长助力计划, 通过“导师团队指导”“继续教育绿色通道”“课题研究资助”“项目成果资助”“校本研修互助”等策略激励全区各阶段教师更好更快地成长。同时, 鼓励学校开展30%骨干教师的评选, 逐步形成不同层次的教师专业引领队伍。为推动顶尖教师脱颖而出, 对特别优秀的教师设立了“上城区特级教师”称号, 这既是对更多优秀教师的肯定, 同时也为推荐省特级教师储备候选人。在2007年, 上城区教育发展基金会还设立了“白杨”奖和“丰叶”资助项目, 每年拨出专项经费用于资助、鼓励教师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和参加脱产研修活动。
二、研训一体, 面向需求, 构建教师教育新机制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和杭州市教育局的部署, 结合自身实际, 我区构建了教研、科研、培训与信息相结合的师训运行机制, 并根据教师需求, 大胆引进市场运作机制, 提高教师教育的实效性。
(一) 构建三结合运行机制
20世纪80年代, 我区在全省率先提出并实施教研、进修和科研三结合的师训模式, 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相结合运作机制。
1. 教研与师训相结合, 以教研充实师训
加强教研与师训结合, 把日常的教研活动作为师资培训的一条重要途径, 有效地提高了教师的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课程教材教法研究班”就是我区最早将常见的教研与师训结合的一种重要形式, 也是近年来新课程培训中的一种有效形式。同时, 校本研修也是师训与教研相结合的重要形式。为了更好提高校本教研的质量, 在学科研究部的组织下, 我区连续多年开展教研组长培训, 并多次举办教研组长专题展示日等活动。以“先进教研组评比”“区校本教研示范学校评比”活动为载体, 推动校本教研制度的建设研究。仅2007年, 我区就有3所学校被评为省级校本教研示范学校。
2. 科研与师训相结合, 以科研提升师训
2003年, 我们就提出了“师训课题化”的要求, 通过课题研究的方式, 把受训对象纳入到课题组, 在研究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进一步提高师训工作的学术含量, 促进师训的深层次发展。据统计, 2007年以来, 我区国家级立项课题1项, 省级立项课题22项, 市级规划和课改专项课题12项。有1所学校获得了省级教科研先进集体, 2人获得了省级教科研先进个人, 8项课题成果和8篇论文分获省级一、二、三等奖。其中, 有44项课题成果分获市一、二、三等奖。教育科研成果的获奖过程, 也正是上城区一批又一批骨干教师的成长过程。
3. 资源与师训相结合, 以资源支持师训
为适应新时期师资培训的需要, 我区努力实现新课程师训的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结合网络教育的特点, 在师训中试行网络多点互动, 即借助网络让几个不同学校的受训者与教育者互动交流研讨, 在角色互换的情景中实现教学相长。我区积极开拓基于计算机及网络的师训新途径, 将网上研修作为传统研训方式的重要补充。以上城教师研修网为平台, 以特级教师、教研员、骨干教师为核心, 以实验学校为阵地, 积极开展网络环境下区域性教师学习共同体建设。通过网络, 实现知识的自我管理及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通过开设“网上论坛”“视频点播”“视频会议”等形式, 使教师们不出校门, 就可以方便地与同伴交流, 向专家“面对面”请教, 逐步建立教师自主学习、自我反思、互动共进的长效机制与有效模式, 促进教师专业持续发展。为了更好地配合新课程实验, 教育学院信息资源部积极尝试课程资源的建设与整合, 重点以认知学习理论为指导开发了一批围绕新课程标准的教学资源, 按照各学科知识的特点进行资源的分类和建设。目前, 信息资源部拥有各类教育视频节目3000多个, 容量达3TB;各类学科教学资源200GB;收集各种软件近200GB, 为教师的网络学习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源。“上城教师研修网”是上城区教育学院为全区教师的自主培训构建的一个优势资源共享共建的平台。
(二) 试行“教师教育券”
为促进教师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开放, 2003年上半年, 我们首先在师资培训工作中试行“教师教育券”。根据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学分要求, 区教育局按每位教师每学期18个学分的标准统一向基层学校发放“教师教育券”, 教师可以凭“教师教育券”自主选择教师培训机构, 师训机构凭收到的“教育券”向区教育局兑换相应经费。这种“按需确定培训内容、有偿参加培训活动、自主选择培训项目”的培训模式, 将师资培训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通过转换机制, 既满足了教师个性化的培训需求, 同时对教育学院的研究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促使培训者时刻关注培训对象的需求, 不断改善教师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和质量。
尽管“教师教育券”没有全面推广, 但面向教师需求、引入市场机制和采取分层培训等理念已在我区的教师教育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三、按需设计, 探索教师教育新模式
近年来, 我区注意研究师训规律, 大胆探索师训形式, 走出了符合上城区基础教育实际的师训之路。
(一) 倡导自主, 实践“专题化、菜单式、互动型”的全员教师培训方式
“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 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固有职能之外, 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意见交换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在各级各类培训中, 我们的培训者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为了突显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的主体性, 我区大胆探索“专题化、菜单式、互动型”的全员教师培训方式。区教育学院每学期初由师资培训部排定全学期教师培训的各种菜单, 让培训教师自主选择培训内容, 自己点菜单参加培训。无论是采用“短、平、快”的方式, 用一周或半个月时间进行的学科短期专题培训, 还是2年240课时的骨干教师的系统培训, 都坚持采用互动式的培训方式。这种互动型教学方式, 使学员在与伙伴、学员和专家的对话中提高自身素养, 引领教师自我反思, 提高专业水平。2002年至2008年底, 我区先后组织了为期2至3个月的小学数学、小学语文脱产培训班15期, 较好地实践了互动式的师资培训方式。
正是这些专题培训班的举办, “专题化、菜单式、互动型”这一新型的教师培训方式在全区乃至省内外得到了广泛推广。
(二) 关注个性, 探索“成长性、个性化、全景式”的骨干教师培训模式
在近年来开展的拔尖教师培养中, 我区更加重视个人综合素养的培养, 度身定制, 为他们的成长设计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2006年, 我区成立了张化万浙派名师培养工作站。工作站期望达成骨干教师四方面的改变, 即:教育教学方式的改变、工作方式的改变、思维方式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采取了借脑培训、借书培训、“杂交”培训和支教扶贫等多维创新的培养途径打造高质量名师。以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朱乐平领衔的小学数学名师工作站, 则通过“一个讲坛、一本刊物”, 为学员创设精神对话、沟通思想、交流心得的机会与平台。工作站创办的“大家讲坛”, 试图在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让大家面对面地交流, 开启思路, 扩大视野, 增添智慧, 学员交流的刊物取名为《生命与数学》, 积极倡导学术争鸣, 让每个学员收获“不迷信权威, 要独立思考;不感情用事, 要据理判断;不随波逐流, 要坚持真理”的品质。
(三) 多管齐下, 形成“多维度、众途径、全方位”的全员育人教育理想
在教师教育过程中, 我区重视树立全员育人的教育理念, 从多个维度、各种途径共同影响教师的成长。除了常规的教师培训外, 我们积极尝试以下一些新的途径。
1. 精神导师
无论是新教师班还是骨干教师班, 作为每项培训的必修内容, 我们都会邀请名师大家谈自己的成长历程、谈个人对教育理想的追求与认识, 与学员们进行“精神对话”。名师们不仅在教育教学方面对学员进行点拨, 还通过身体力行对学员进行价值观、事业观的指导, 学员们则通过与名师“面对面”近距离的接触, 感受名师们的教育激情与奉献精神, 感悟做人做事治学的真谛。
2. 对口支教
“扶贫支教”也是我区全员育人的一大措施。除了晋升职称要求之外, 鼓励骨干教师以志愿者身份与全区相对薄弱的学校结对, 发挥其辐射和指导的作用。同时, 每年我区会组织骨干教师去对口地区上课交流, 扶贫支教。对口支教的锻炼平台既能为我省、市的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做贡献, 同时也是锤炼教师师德, 培养意志品质, 磨炼教学技艺的一大途径。
3. 爱心体验
2008年, 我区在杨绫子学校设立了“残疾人爱心教育体验基地”。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 要求全体新教师必须有两天的特殊教育助教实践, 后备干部需有一次调研走访活动, 骨干教师应作为志愿者到基地开展爱心体验。而名校长培养对象必须有特殊学校实践经历, 通过走访调研、参加活动、听课评课、助教、支教、挂职等方式, 走进特殊教育, 了解特教教师的工作生活, 感受特教教师的教育激情, 学习“杨绫精神”, 关注生命, 进一步将强烈的生命意识自觉贯穿到日常的教育实践中去。
四、多维拓展, 形成教师教育新体系
一直以来, 我区十分重视与省内外高等院校和教育研究机构的合作, 提高本区域内教师的学历水平, 拓宽教师学术视野。2008年, 我区与浙江教育学院合作, 挂牌浙江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与教育管理分院, 设立了浙江省名师名校长工作总站小学语文名师培养工作站和小学数学名师培养工作站。另一方面, 通过研修网将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培训菜单公布给各基层学校, 组织我区骨干教师、教研员参加由高等院校组织的高水平的专业培训。
随着教师教育需求的日常化、个性化、校本化, 我区在基层学校建立多个培训基地的同时, 还将培训的平台向每一个基层学校延伸, 充分发挥校本培训的作用。通过《城市区校两级师训模式研究》的课题研究, 着力构建健全的培训网络。为充分利用我区名师、名校长的资源, 发挥校本培训先进校的示范作用, 凝聚发展力量, 实现学校在场培训的效率最大化, 为学校校本培训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我区还聘请了区内外优秀教师、知名专家、学者, 组成“校本培训支援团”, 在全区范围内建立3个教师教育校本培训援区。援区内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根据不同层次教师的实际教学需要, 及时提供指导、咨询和信息服务。培训网络的构建和完善, 走出了一条中心城区师训网络有效运作的新路。
在注重教育内涵发展的今天, 培训已成为教师的一种行走状态。如何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面教师的继续教育的需求?如何利用我区现有的名师、名校长的资源实现在场培训的效率最大化?我们一直在探寻新的培训机制与模式。我们的理想是为上城区每位教师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培训服务, 架起教师成长的“立交桥”。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们找到了“全员”和“优质”两个关键词, 实施了“三个一”计划。
(一) 一个计划助力30%
为扩大骨干教师的培养, 我们出台并启动了《上城区五阶段获奖教师专业成长助力计划》。针对教师的各个教龄段, 我们开展了“新苗奖”“新秀奖”“能手奖”“风华奖”“红烛奖”评比。此奖项由区内每所学校 (包括幼儿园) 的30%的骨干教师分享。结合五个奖项的评选, 制订并实施《上城区五阶段获奖教师专业成长助力计划》, 一方面打破了名校对奖项的垄断, 让所有学校的教师拥有同样的机会;另一方面让各阶段的骨干教师都有发展的目标, 并根据各阶段教师的特点和不同需求为他们的专业成长助力。我区为五阶段骨干教师设计的专业发展“专项培训助力”方案, 内容分公共模块、专修模块、自主模块三大部分。
(二) 一支团队引领70%
为发挥骨干教师的引领作用, 要求骨干教师或团队分别带徒, 为此我们开展了“上城区校本培训师”的培训工作。校本培训师这支队伍是校本研训的智囊团, 他们既是活动的组织者, 也是课程的开发者。我们依靠这支队伍的优化不断完善校本培训课程, 为一线教师的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粮。
(三) 一个平台覆盖100%
为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及交流, 2008年10月, 上城教育网络研修平台正式开通, 区内每位教师都有一个账号, 实现了网络研训的全覆盖。上城教育网络研修平台共分4个版块, 即“教研互动”“课题管理”“教育资源库”和“教师培训”。比如, “教师培训”版块实现了培训的网络化管理, 教师可随时看到区内举办的各项培训活动, 在网上进行报名, 并能获知个人的培训进度。借助这一平台, 上城区的任何一位教师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学习, 只要他需要;上城区的任何一位教师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学习, 只要他可以连接到网络研训平台;上城区的任何一位教师可以以任何方式进行学习, 只要他喜欢。
盛世皇朝五十年 篇11
虽然明朝在1368年由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但自1400年至1450年这50年左右的一个阶段,往往被视为明朝的一个“重建”期,对中国影响深远。这50年里,中国的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中国也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与世界产生了广泛的联系,文官势力最终超越武将成为管治阶层的领导,皇帝的角色逐渐由独裁者演变为抽象的皇权标志。
明代早期的这50年不仅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众多代表明朝最高艺术水准的作品也出自这一时期。大英博物馆举办的这场名为“明:皇朝盛世五十年(1400—1450年)”的特展就是围绕这一时期的珍贵中国文物来建构的。此次展览共展出280件展品,其中2/3的展品来自31家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另1/3的展品则来自大英博物馆。展品中包括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10家博物馆的108件文物,其中一级文物42件。这些展品不仅在视觉上引人关注,同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这场持续至2015年1月5日的大型特展,其目标之一就是挑战过去过分强调有关16世纪后西风东渐的中西交流史,把目光转移向亚洲各地之间长久以来复杂密切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中国社会文化曾经产生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中国与外界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并且拥有灿烂的多元文化。郑和率庞大船队远赴东南亚、中东和非洲,丰富的物质文化见证了中国与世界各地由日本京都至非洲索马里摩加迪沙的外交与贸易来往。此次展览将首次探讨明朝定都北京、建造紫禁城背后的重要社会文化变迁。而除了京城的宫廷以外,展览还将重点介绍山东、四川、湖北省,也就是中国东部、西南部和中部三个地区明代藩王墓出土的考古文物。展览以文化交流为主线,通过陶瓷、绘画、雕塑、金器和服饰等展品,从宫廷生活、军事艺术、和平艺术、宗教信仰和对外交往等方面,将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来说至为重要一页展现在观众眼前。
明永乐 黄釉盘
直径31.7厘米
虽然明代的黄釉瓷以弘治最负盛名,但中国历史上纯正黄釉瓷的烧制成功乃始自永乐一朝,此盘即为最好的明证。此盘底部无釉,不同于此后黄釉瓷盘底部满釉且写有款识的特征,值得注意。
明宣德 青花桃形鸟食罐
长11.5厘米 高4.5厘米
此鸟食罐做成两个桃子挖空的形状,再配以青花所绘枝叶,别具匠心。养鸟观赏在中国由来已久,鸟食罐的制作早在汉代便已出现,延续不断。到了明代宣德时期,景德镇烧制的青花鸟食罐种类极为丰富,有钵式、瓜式、横向竹节式、筒式、罐式、水盂式等,此后各代所烧制的鸟食罐多仿宣德款式。
明永乐 青花荔枝图抱月瓶
高25厘米 宽22厘米 厚12厘米
抱月瓶也称宝月瓶,因腹圆若满月而得名,是受西亚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器型,盛行于明永乐、宣德时期。此瓶颈部有一对如意耳,瓶腹两面都描绘有开花结果的荔枝枝条,底部为波浪纹饰。荔枝是吉祥的象征,代表喜得贵子的美好祝愿,在明代,中国南方地区的人们也饮用用荔枝酿制而成的酒,有意思的猜测是,这件抱月瓶有可能曾经盛放过荔枝酒。
明宣德 镂空金嵌宝石双龙追珠纹枕端
长18.3厘米 宽14.6厘米
此物为金枕头两端的嵌饰件。通体以金为材质,镂空兼浮雕二龙戏珠纹样,边沿及中心部位镶嵌各类宝石,富丽堂皇。按照明代对龙纹使用等级的严格规定,此器装饰五爪龙可表明这是宣德皇帝御用之物。
明 铜鎏金释迦牟尼像
明 琉璃釉脊瓦
高37厘米
此件脊瓦所塑形象半人半兽,头发散乱,眼神凶狠,凸嘴獠牙,尖趾兽足,加上裸露的臂膀、健硕的肌肉,如巨力神怪般给人以极强的震慑力。用这样的脊瓦装饰于大殿或佛塔建筑的屋檐,在人们心目中或许是为了起到镇灾辟邪的效用。
明 景德镇窑珐华坐墩
这种造型似鼓的器物是是中国古董家具凳具家族中最富有个性的坐具,又称“鼓墩”。又由于这些坐具在使用时往往上面覆盖绣帕一块,故也称“绣墩”。自元代开始,山西盛烧珐华器,影响深广,甚至自明代开始景德镇窑也多烧珐华风格器物,只是以瓷土为胎。这三件坐墩虽以珐华器风格装饰,却属出自景德镇窑的器物。
明永乐四年 龙泉窑道教人物神龛
高50.3厘米 宽25厘米 厚17.5厘米
这座壮观的神龛展现了三层新月形天界中的仙道人物。最上层的壁龛内是真武大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他是广受欢迎的武神。永乐皇帝朱棣和他的父皇朱元璋把他们在战争中所获得的成就甚至是权力的获得都归功于真武大帝的守护,因此这一时期的神龛布置真武被置于最高层。神龛背面有九个孔,还刻有“永乐丙戌造鄞吉日”铭文。
明代 真武大帝铜像
高133厘米
五六十年代 篇12
对于落后的甘肃教育来说,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而甘肃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60年来的发展史也表明, 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后的改革开放确实让甘肃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
甘肃省第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是清光绪十七年 (1891年) 兰州电报总局创办的“电报学堂”, 当时有学生10余人。学生主要学习电报业务, 毕业后则分配至省内各地新设的电报分局工作。
从1907年开始, 甘肃省先后设立了农林学堂和矿务学堂及织呢艺徒学堂。1920年, 甘肃省设有实业学校4所, 其中省立甲种实业学校2所, 县立乙种实业学校2所。1922年, 全省实业学校陆续变更为职业学校, 并新增设了一批高级和初级职业学校。至解放初, 全省共有各类职业学校10所。
解放后, 甘肃省人民政府全面接管了全省的职业学校。除了对原有职业技术学校进行调整改造外, 人民政府还创办了一批技工学校、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1951年, 为了适应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及解决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 甘肃省人民政府劳动局决定采取开办转业技术训练班、委托代培等方式, 来训练工厂企业所需的技术工人。1953年, 全省开始在原技术训练班的基础上创办技术工人学校。这一年, 原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迁至兰州十里店, 并改建为兰州石油技术工人学校, 成为全省第一所技工学校。到1956年, 全省共有技工学校12所, 在校学生5872人。而在此后的一年里, 全省新增中等技术学校5所, 在校学生人数也比1956增长将近一倍, 达到10201人。
1958年, 为了贯彻国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的方针, 甘肃省新建了一大批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同时, 还开办了303所农业中学和117所职业中学。至1960年, 全省共有中等技术学校108所, 技工学校44所, 农业、职业中学204所, 三类学校在校学生总计62634人。
甘肃省还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 对职业技术学校在全省的布局进行了调整。这改变了以往职业技术学校布点过少, 过于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的现状。
与此同时, 甘肃省成人教育在解放后的十年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甘肃省实施社会教育始于1912年, 当时以通俗教育和识字教育为主要内容。1913年, 在兰州成立了通俗宣讲事务所, 其主要任务是定期向民众宣传时事动态、禁烟戒毒、放足上学等内容。随后各县仿照省会的做法, 也设立了通俗讲演所或通俗演讲团。到1923年, 全省设有通俗讲演所88处, 通俗讲演团24个。1947年, 全省6岁以上居住人口有590.3万人, 其中文盲516.4万人, 占87.5%。1949年, 全省的文盲率降为84%。
解放后, 根据“有重点地开展群众的文化和政治教育”的方针, 全省逐步实施了工农业余教育。庆阳、兰州、酒泉、张掖等地首批开办了冬学和夜校, 在农民中开展识字教育。到1952年, 全省共有冬学点15300处, 职工业余学校73所, 市民业余学校78所, 干部文化补习学校2所, 参加各类文化学习的工农群众达到122万人。1953年到1954年, 在“以工人、干部教育为重点, 农民教育有意识地放慢一步”的方针指导下, 甘肃省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增至41所, 学员也从1952年的1435人增加到1954年的9620人。
1958年, 全省参加业余学习的人数达到249.9万人, 但由于受到“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 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证。1960年后, 由于受国民经济发展困难等因素的影响, 甘肃省工农业余教育基本停止。
二
“文革”期间, 甘肃省职业技术教育学校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包括农业中学、半工半读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在内的54所学校, 或停办, 或改作工厂, 或改为普通中学。1969年时, 全省中等技术学校仅余10所, 农业中学则连一所也没有留下。保留的10所全日制中等技术学校, 由于停止招生和停课, 实际上也处于停顿状态。这造成了全省中等教育结构的严重失调。据兰州市1976年统计, 全市高中阶段在校学生中, 中专、中技的在校学生人数仅占7%左右, 而普通高中的在校学生人数则高达92%以上。这不仅造成大批中学生升学、就业困难, 而且使得工农业生产中初、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
在成人教育方面, “文革”时, 全省各级业余教育管理机构被撤销, 工农业余教育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从统计数字来看, 1972年后全省参加扫盲的人数达到了100多万人, 但大多是在“政治夜校”开展“政治运动”, 而对文化的学习则流于形式。1972年后创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五·七红专学校”也时常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
三
1979年后, 全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0年, 全省恢复开办了3所农业中学。到1983年, 全省中等技术学校发展到47所, 技工学校增加到33所, 农业、职业中学达到74所, 并在普通中学附设职业班74个。到1986年, 全省设有79所中等技术学校, 在校学生25417人;农业、职业中学168所, 在校学生41816人;技工学校55所, 在校学生20990人, 再加上中等师范学校的在校学生数, 全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在校学生总计超过10万人, 占全省整个高中阶段在校学生人数的31.7%。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省成人教育开始恢复发展。1979年, 全省各地开始恢复建立工农教育机构, 恢复成人教育学校。1980年, 甘肃省教育局 (即今甘肃省教育厅) 召开专职干部会议, 制定了《甘肃省职工、农民脱盲标准和检查验收试行办法》。随着各级成人教育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各项管理制度的确立, 全省各级各类成人教育逐步得到了发展。
1979年后, 有关部门对“文革”中开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进行了整顿, 把其中条件好的改办成了职工大学。同时, 还创办了新的职工大学, 一些普通高等院校也恢复和新办了函授大学、夜大学。到1986年, 全省共有职工高等学校、干部管理学院19所, 其中国务院部委、国家直属企业主办的有9所, 省级部门、企业主办的有10所, 在校学生4748人, 共有教职工1477人, 其中专任教师697人, 并有1634名毕业生走上了工作岗位。
四
新世纪初期, 为全面贯彻国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实现甘肃教育跨世纪改革与发展的目标, 使教育更加有效地为甘肃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有关部门制定了《甘肃省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就中等职业教育而言, 提出了实施全省“职业中学建设工程”的发展目标及加快全省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步伐的要求。
1999年, 全省有各类职业学校177所, 教职工6371人, 专任教师4615人, 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29.08%, 在校学生达到了49866人。同时, 全省中等职业教育改革也有了较大进展。到1999年底, 全省64所普通中专施行了并轨, 其占全省中专总数的57%。这有力地促进了全省普通中专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到2007年,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经过各地教育部门和职教战线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 全省职业教育取得了进一步发展。截至2007年年底, 全省共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344所, 在校学生30.55万人;教职工21585人, 专任教师14386人。这一年, 有关部门还认定庄浪县职教中心、秦安县职教中心、玉门石油机械中专等3所学校为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从而使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达到45所, 同时还推荐甘肃理工中专等7所职业学校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1997年, 甘肃省高等职业教育开始起步。当年, 西北师大旅游管理 (烹饪) 三年制 (大专) 高职班招生35人;兰州师专实用电子技术三年制 (大专) 高职班招生40人。经过十年的发展, 到2007年, 全省高职 (专科) 学校达到21所, 在校学生12.26万人, 毕业学生3.10万人, 教职工9897人, 其中专任教师6559人。
进入新世纪后, 全省成人教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99年, 全省动员31.31万文盲、半文盲参加了扫盲学习, 脱盲25.6万人。成人高等院校在这一年招生16395人, 毕业1.27万人。成人中等学校招生1.70万人, 毕业1.17万人, 在校学生总计为4.46万人。到2007年, 全省成人小学 (包括小学班和扫盲班) 在校学生42.78万人, 毕业39.24万人;成人高等院校招生3.24万人, 毕业3.06万人, 在校学生8.74万人。
60年来, 甘肃教育事业虽然也经历过挫折, 但是,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广大教职工以不屈不挠的精神,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 在甘肃教育发展史上树立起了一座座丰碑。这一座座丰碑, 将激励后来者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甘肃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去, 甘肃教育事业也会因此而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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