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习

惯习（共8篇）

惯习 篇1

惯习又称习性, 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看, 其形成是环境作用的结果。“从习性学的观点来看, 动物的许多行为是不可以改变的, 可改变的只是某一部分。行为的所有方面 (包括可改变性) 都是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压力的结果, 都是现存物种与其环境之间形成的逐渐相互调节的表现。”[1] 不难看出, 动物的惯习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 倾向于自动化的习惯。“惯习是持久的、可置换的一些性情倾向系统, 是一些被建构的结构, 同时, 这些结构也起着建构性的作用, 即它们产生和组织着实践和表征。”[2] 这里的惯习是人的惯习, 是一个动态的建构性的结构, 不是静态的、固定的行为模式。我们可能会发现, 惯习与习惯虽有不同, 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阶段认识到的不同而已。惯习结构的静态化、固定化就是习惯, 当外界环境没有巨大变化, 没有新的因素引起惯习的不适, 惯习也就固定为习惯;反之, 当物种不再习惯环境的巨大变化, 习惯的静态结构的建构性就会启动, 习惯就回归到惯习的动态状况。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人的行动既不是客观主义的, 也不是主观主义的, 而是常规性与能动性的统一。”布迪厄对惯习的解释试图超越主客观的二元对立, 这为我们探索动物惯习与人的惯习之间的区别提供了新的视角。笔者以为, 人类的惯习是在与人交往的劳动中产生的, 与动物惯习有着本质的区别, 动物惯习就是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心理结构, 而人类的行为惯习不仅与客观环境有关, 还与主体间的交往有关, 它不仅是一个“主——客”结构, 更是一个“主——主”结构。因此, 教师教学惯习可以分为备课惯习与课堂交往惯习, 前者主要是“主——客”结构, 备课惯习更倾向静态的习惯, 后者主要是“主——主”结构, 课堂交往惯习面对更多的不确定而带来的惊异, 需要教师的教学灵感与机智, 它更倾向于惯习的变革。因此, 教师教学惯习呈现着一种奇妙的关系, 教学惯习在教学习惯与教学机智间摇摆, 在教学惯习的强化与变革之间滑动, 是一个真正的动态化的结构。本文试想从教学要素的角度来解剖这一动态化结构。

一、 教学惯习的形成:教学要素的结构化

既然惯习是结构化了的结构, 那么, 教学惯习就是对教学要素结构化的产物, 实际上是主体与客观环境如何作用的一种路径。例如, 买衣服, 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路径, 是到后街的小店还是到大百货商场, 都是以前去过的, 有很好的印象, 乘什么车, 沿途有什么风景, 都很熟悉。到商场几楼, 在哪些柜台挑选, 甚至头脑中都有了想象的服饰, 琳琅满目地挂在那里。即使去的是一个陌生的商场, 也会用与之类似的商场结构来处理。教师备课惯习也是一样, 要准备明天的课了, 先看教材, 再看教参, 确定教学重点、难点, 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设计问题情境, 上网下载资料, 做好课件, 万事大吉。长期以往, 教学要素就会组成结构化的结构, 形成教学惯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问题情境设计套路化

教师针对知识点的生成要设计相应的问题情境, 一般是改编教材情境, 高级一点的就运用身边的事情生成情境。例如, 讲财政的作用, 教材运用了国家建设地铁的情境, 教者可以把它换成南京地铁的建设情境, 这是情境地方化。教材是2006年的财政支出情况, 可以到网上找2007年的财政收支情况, 这是情境时效性。再如, 为了讲解劳动的意义, 可以将今年发生的重大事件集中起来, 展现劳动者的风采。如, 抗震救灾中的志愿者、解放军、医生、护士……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运动健儿, “神七”的航天员, 再到生活中的普通劳动者等等, 这是身边的事情生成法。

2.知识要素的个体化

教材中的知识是公共化的静态知识, 知识要素的主体化就是将公共知识转化为教师个人知识, 实质上是将教材叙述知识的呈现方式化为“教”的方式呈现。有经验教师的教学惯习对此游刃有余, 得心应手。例如, 讲授《经济生活》中劳动者维权的知识, 通过呈现农民工权益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境, 问学生:农民工该怎么办?学生很容易想到, 通过调解、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继续问, 有的农民工这样做了, 结果还是很难得到满意的结果,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学生七猜八猜, 最后公布答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再问, 签订劳动合同了, 有的农民工也没有享受到劳动权利, 这又是什么原因?答案:没有履行好劳动义务。这样就将教材中叙述劳动者维权的三个要点:履行劳动义务、签订劳动合同、依法通过具体途径, 变成了教学呈现方式, 学生印象深刻。

3.问题要素的梯度化

有经验教师对问题设计都有自己的一套策略, 懂得营造问题的氛围, 从学生生活实际设计问题, 从学生的角度来考虑将难度大的问题设计成有坡度的问题。例如, 讲财政具有“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的作用, 就可以通过呈现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情况设计有坡度的问题:上述财政支出属于哪种财政支出?哪些人群受益更多?对他们的生活与社会分配有何意义?还有哪些财政支出具有这样的意义?这样就可以把教材理论与学生原有的生活经验之间的巨大差异缩小了, 给学生一个思考的缓冲地带。

教学要素的结构化就是对教学要素的主体化、内在化, 教学惯习越强教学行为的自动化越强, 教学要素的主体化程度越高。“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 不断地随经验而改变, 教学经验不同可以看做是教师教学惯习的最大差异。”[2] 由此, 新手教师的教学惯习弱于有经验教师, 有经验教师面对陌生的情境具有很强的策略, 能把这种情境兼容到自己教学经验中, 使惯习更强大;相反, 新手教师一般没有什么教学经验, 面对陌生情境往往会惊慌失措, 用现有惯习很难化解。

二、教学惯习的强化:教学要素的阻断

无论是新手教师还是有经验教师绝大多数将成为教书匠, 而不是教育家, 这一事实表明, 教师教学惯习形成有自我强化的趋势。教学惯习的形成是教师对各教学要素主体化、个性化组合的结果, 教学机智与教学惯习的教学要素呈现具有不同的特点, 教学惯习把各种教学要素吸纳、粘滞和锁定, 使教学机智所需的教学要素被阻断。

1.教学惯习对教学要素的吸纳

惯习是一种建构性的结构, 教学要素的主体化过程实质上是教学惯习对各种教学要素进行结构化, 使之纳入已有教学惯习的结构中, 因此, 教学惯习的形成也是教学要素被吸纳的过程。“教学设计只是一个教师在头脑里的假想过程, 面对鲜活的教学情境, 随时都需要教师在现场敏锐地捕捉情境中的线索, 在瞬间做出反应。”[3] 教学惯习的结构化地吸纳效应使本应该能产生教学机智的教学要素被改变性质, 教学惯习就像一个强大的胃, 吸纳所有的教学要素, 经过咀嚼再喂给学生。教学情境本应是在课堂教学场域中, 教师学生遭遇到的现场的、不确定的问题, 需要师生做出及时的反应, 经过教学惯习结构化后的教学情境变成了具有同一教师印记的、同质的、确定的情境。本来是面对特殊的、特别的情境的惊异却演变为面对既定情境的既定问题。经过教学惯习结构化后的教学要素遵循目标——确定内容——制定步骤的线性过程, 而不是将教学内容作为一个知识主体进行先行的探究, 带着一种发现的惊喜来考虑学生的基础和兴趣。

2.教学惯习对教学要素的粘滞

教学要素的粘滞就是指教学要素缺失活力无法流动, 教学惯习吸纳的教学要素形成了具有教师个人风格的自循环体系。从情境设计到情境中的问题产生, 再到问题引导下的知识生成, 情境、问题、知识自成系统, 并具有教师个性化风格, 教师依靠教学惯习就能很好地应付一切课堂, 尽管不同班级情况有差异, 但均会被卷入教师强大的教学惯习下, 教学惯习的自循环系统让教师自我陶醉, 无需对课堂场域中的不确定因素去绞尽脑汁地应对。并不是有经验教师的课堂意外少, 而是教师对与惯习不相融的“意外”逐渐失去了敏感性。只有开放的教学体系才具有情境不确定因素的带动力和影响力, 才能够不断更新教学要素的内在活力, 对外具备对偶发事件的良好敏感性、适应性。然而, 教学惯习的封闭式自循环, 对不确定因素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必然减小, 使教学要素呈粘滞状态。

3.教学惯习对教学要素的锁定

教学惯习是教师长期从事教学实践的经验沉淀, 一般教师不情愿接受因改变惯习而造成的不适应, 更倾向于维护已形成的教学惯习, 由此带来了教学惯习的锁定现象。教学惯习的锁定实际上是对教学要素的锁定, 突出表现在教学要素的功能性锁定, 以及教学要素之间的关系路径的限定。如上所述, 情境的功能就是拖出问题, 问题的功能就是拖出知识, 通过问题探究, 让学生发现知识, 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不难看出, 本来异彩纷呈、充满活力的教学要素应是交互作用、呈现复杂关系的, 但在教学惯习下, 情境、问题都是为知识服务的, 知识成了情境设计、问题设计的出发点, 学生在知识面前仅仅是一个配角。

教学惯习对教学要素的吸纳、粘滞和锁定, 教学要素相互关联, 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形成了教学惯习自我强化的机制, 使教学惯习对教学资源有着天然的阻断。事实上, 教学惯习使教师在自我设定的教学程序中运作, 很少给学生展示课程资源的机会, 无论是课堂时间的支配还是学生提问的机会, 以及表达的权利都有教师的教学惯习所控制, 使得教学惯习对教学要素有较强的粘滞性, 不具备教学要素的竞争性、灵活性和流动性, 教学要素缺失更新的机会, 教学惯习无法得到调整、反思。如果一个教师35岁就达到了教学惯习的高原期, 那么他以后的教学几乎就不会有所发展, 已经丧失了对问题多元思考的能力了。多少中年教师为评高级因没有论文而犯愁, 多少学校因中年教师比不过刚毕业的本科生而不得不在45岁就让他们退居二线, 而这些本科生又将步他们的后尘。

三、教学惯习的变革:教学要素的返魅

任何现存的行为都是物种成功地适应其环境的表现, 在环境没有发生剧变的情况下, 几乎所有行为都不是学习来的。[1] 环境的稳定性与惯习的功能性阻止了教师对教学惯习的调整。毕竟很少有教师会有从农村中学到城市中学的机会, 而更多的高一历史、地理、政治、生物教师面临的是一堂课教7遍的窘困, 那么教师就没有对日益形成的教学惯习进行调整的机会吗?笔者认为, 动物只能是面对环境的生存, 而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下的生活, 因此, 人的行为惯习的变化机制与动物惯习的变化机制是不同的。动物的行为天生就被组织成各种适应的模式, 即固定行为模式, 而教师面对的环境是一个不断变化生成的学生的主观世界, 教师教学惯习不仅有备课惯习, 还有课堂交往惯习, 上述教学惯习对教学要素的结构化, 或吸纳、粘滞和锁定, 都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教学要素——学生。谁拥有课堂教学的新鲜资源?是学生。教师教学惯习的调整不是对教学要素的偶发具体的细微的调整, 而是需要对被教学惯习所阻断的教学要素重新流动起来, 需要对被教学惯习吸纳的教学要素发生变革, 这种变革的动力来源于未被教学惯习吸纳的唯一教学要素也是最重要的教学要素——学生。教师只有热爱学生、关心和了解学生, 让所有的教学要素回归到学生主体上, 让学生来聚合所有的教学要素, 这样, 被吸纳的教学要素才能重新在师生中流动,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情境由学生主导, 问题是学生的问题, 知识回归到学生的观点。

1.学生主导的情境

情境设计能否摆脱教师已形成的套路?改变教材、教师主导情境的惯习, 让学生主导情境。教师应针对某一教学专题让学生寻求有关这一专题的资料, 学生通过在纸上做记录、与他人讨论, 利用网络、图书、家长、专家等各种资源, 通过小组合作形式进行学习或解决问题, 这样, 学生就能与情境真正互动。情境设计着眼于个体参与实践活动的能力提高, 而不只是对知识加以记忆或运用。有学者认为, 学习的实质是学生参与资料收集、分析探讨、寻求帮助等环节的实践过程, 而不是仅仅获取结论性的知识;情境探究虽然也获得知识, 但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学生间的相互作用, 而不是个人建构;学习内容不只是关注认知能力, 而是关注实践能力和社会化等等。[4] 在学生主导的情境中, 教师会面对一个复杂的教学环境。情境探究群体如何生成?如何创造出适合学生合作学习的方式方法?如何深化情境寻求进一步学习的生长点?这些都需要教师的积极引导, 使情境与教学需求相吻合, 这样, 情境就不断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惯习, 迫使教师对学习情境改编和筛选以适应教学的具体情况。

2.学生的问题

梯度化问题中的“问题串”, 几乎都是教师、教科书编写者提出来的, 而很少是学生独立发现、主动提出的问题。只有学生真实的生存处境中的问题才具有应对社会变化和学生生活的敏感性, 才具有刺激性和挑战性。例如, 学习商品的含义时, 学生就提出“盗版光盘是不是商品?”这是一个面向学生现实生活、马克思也没有遇见过的新问题。学生能提出问题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学生提出“盗版光盘是不是商品?”时, 他已经知道并理解了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 在错综复杂的各种事物中抓住了“盗版光盘”的问题, 是因为他发现盗版光盘完全符合商品的上述条件, 理应是名副其实的商品, 可是, 这个结论并不符合日常的价值判断,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鼓起勇气亮出自己的问题。教师提问惯习的打破, 为教师教学机智的生成提供了条件, 智慧型教师会当场引导学生用所学知识对自身观点进行论证或者完善。不难得出, 盗版光盘确实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只不过不具有正品的价值, 盗版光盘价值量很小, 能谋取暴利, 侵害知识产权, 是非法商品, 是我们打击的对象。由此, 学生的原有观点得到了修正, 知识有效地融入学生的素养之中。

3.知识回归到学生的观点

用确定的知识来组织教学就是对所有学生发展的规范和同一化, 在教师问题的诱逼下能产生的知识也是干枯僵死的符号, 是不利于学生个性成长的。因为, 知识没有学生个体的见解, 知识生成是在教师一再诱导下, 学生照书读出来的, 学生知道自己表达不出来, 更多的时候, 为了节约课堂时间, 教师直接说出答案, 所以, 教师主导的情境中生成的绝对化的知识不能滋养生命, 只会压抑着学生的发展。在学生主导的情境下, 学生的生活经验得以展开, 学生会提出自己的困惑, 为了对自己观点的进一步阐述和说明, 学生会主动阅读教材, 寻求自己观点中蕴藏的道理和知识, 教师有意向性的诱导在这里显得多余和牵强。学生是生命个体的“独特存在物”, 每个学生的独特经历与经验、感受与体验构成了教育教学的宝贵资源, 不同的学生在同一教学情境中能找回昭示自己的教育意义。知识与学生主体相粘连就不再独立于学生的生命之外, 就会有知识的内在思维方法、人文精神以及在特定背景下的确切内涵, 就真正成为一个主题或谈资, 课堂成了产生分歧、形成共识和互动的平台, 教师要通过自己善于发现的眼睛和心灵去捕捉知识的惊异, 捕捉学生对知识意想不到的见解, 教学将充满情趣和探险, 并真正成为滋养生命、激扬活力的土壤, 对人的精神和智慧产生全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2]涂艳国, 王卫华.论教师的教学惯习对教学机智的影响[J].教育研究, 2008 (9) :53-57.

[3]钟启泉, 刘微.教学机智新论——兼论课堂教学的转型[J].教育研究, 2008 (9) :47-52.

[4]姚梅林.从认知到情境:学习范式的变革[J].教育研究, 2003 (2) :60-63.

惯习 篇2

[关键词]课程教学改革；教学行为：教学惯习

新课程改革是我国基础教育实现转型发展的一次全面探索，其成效显著，成果丰硕，影响深刻，意义深远。多年的实践探索，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影响新课程改革的实施不仅有来自社会、家庭等外在环境的压力，也有来自教育、学校、教师等内在因素的阻力，特别是教师教的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学生学的方式。虽然教师经过新课程的轮番培训后，也逐渐理解并认可新课程、新理念、新方式，但还没有真正改变机械、被动的教学实践活动。鉴于此，在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时，就需要着力推进教师教学惯习的改变。

一、教学惯习对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影响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形象地称惯习是“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王健教授认为：“教学惯习是指教师在长期的教学生活实践中，逐渐习得并内化而成的教学信念和行为倾向系统，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内在指南”。教学惯习是教师在教学中长期形成的特性，是内在的教学行为的驱动力。它具有内隐性、封闭性、稳固性、渐进性、不易变更性。这些特点影响着教师教学行为的变革，关乎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实施。

一是教师旧有的不符合新课程教学要求的教学惯习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行为。新课程实施以来，一线教师深受教育教学新理念的洗礼和教育教学方式的指引，一批具有先进理念的先进教师、优秀骨干正在成长，课堂教学面貌不断改进。同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基层一线教师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仍然没有产生本质的变化，其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在一些示范课、观摩课、展示课中形式化、表演性倾向非常明显，常态教学中“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的教学现象更是稀松平常。究其原因，还是教师已经形成的教学惯习不自觉地影响或阻碍着教学行为的变革。其实，从课程改革理想到课程改革实施，乃至深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令行过程，如果没有基层一线教师的认同和积极参与，任何改革都是徒然。因此，教师旧有的教学惯习深刻地影响着教师日常的教学行为，同时，教师的教学行为又能影响和促进旧有教学惯习的改造，教学惯习与教学行为形成了双向建构关系。

二是教师的教学行为直接影响着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新课程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旧教学方式的瓦解，特别是教师已经形成的教学惯习具有强大的延续力，使教师的教学行为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传统教学文化背景下的教学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实施。控制型教学行为影响着生成性教学改革，灌输型教学行为影响着自主性教学改革，包办型教学行为影响着探究性教学改革，操作型教学行为影响着反思性教学改革，注重结果型教学评价行为影响着注重过程的发展性教学评价改革，甄别型的考试行为影响着激励性的考试改革，传统教学手段型的教学行为影响着信息技术性的教学改革。凡此种种，教师旧有的不符合新课程要求的教学行为如不能及时改造或改变.必将成为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阻抗因素，使课程教学改革的路程变得漫长而又艰辛。

二、区域教师教学惯习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1.区域教师教学惯习现状

一是虽然强调用教材教，但是教教材的惯习仍然存在。传统的教材观认为教材就是教学的全部，教学的过程就是“教教材”的过程，写在教科书上的东西往往不容置疑。这种“圣经式”的教材观导致了教师对教材的绝对迷恋与依赖，使教学活动成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机械、单向、线性知识灌输的过程。而现代教材观认为，“教材无非就是例子”（叶圣陶语）。教师要用教材教，活教活用教材。从调查情况看，某市三年级与八年级语文学科“语文课上，老师引导我们联系自己的生活来理解课文”调查项中，“很少与从不”分别占20%、13%；三年级与八年级数学学科“把教材结论告诉我们，把大量时间用于做练习、巩固”调查项中，“总是”占29%、25%，普通高中有59.5%的学生选择半数以上的教师都是这样。

二是虽然强调学生为主体，但是一言堂、控制式惯习仍然突出。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倡导实施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课堂教学面貌显著改进，但从实际情况看，灌输式、控制式、包办式课堂在日常教学中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某市三年级与八年级的调查问卷“讲解课文时老师直接告诉我们课文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的调查项中，“总是与常常”分别占30%，22%。2011年《某省中学教学隋况问卷调查报告》指出：由于传统教学观念对教师思想的桎梏作用依然存在，再加之应试教育氛围的影响依然较为强烈，因此老师讲、学生听的单项灌输式教学仍然突出。在教师问卷中问及“一般说来，一节课45分钟中你的讲解时间大约是多少”时，选择30分钟以上的仍占到36.8%；在学生问卷中问及“教师上课时总是—个人在讲或自问自答的占多少”，有41.3%的学生选择“半数以上的教师”都是这样。

三是虽然强调多元评价，但是把分数作为单一评价标准的惯习仍然强势。课程改革实施以来，各地、各校积极探索评价方式改革，倡导发展性、过程性、多元性评价。但从实施情况看，受应试教育影响，分数至上的评价方式仍然是主导评价。通过对学生和教研员两个群体的调查，学生反映的情况：由年级统一组织的各学科的测验及考试的次数平均每月大约是9次以上的占2%，7～8次的占1.3%，5-6次的占3.9%，3～4次的占13.3%，1～2次的占79.5%；还有24.7%的学生认为“学校经常排名且公布出来”，而在教研员问卷中也有11.5%的人认为“学校排好名次后，把分数和名次一起公布”。高中阶段考试及对成绩的排名现象在课堂评价中仍倚重过高。

四是虽然强调现代媒体的辅助作用，但是一本教材一支粉笔的教学惯习仍然普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媒体与网络已经广泛运用于教育教学中，增强了教学直观性，提高了教学效率。“三通两平台”（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更促进了中小学教学改革。但从现实状况看，农村中小学特别是乡村学校（教学点），教师教学不愿用、不会用现代教育技术和网络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教师不愿运用现代媒体辅助教学，已经习惯于“一支粉笔、一本教材、一个教案”上课，有的教师仅在公开教学展示时使用，也有一部分教师不会运用现代技术手段。

五是虽然强调教学研究，但是教而不思的操作性教学惯习仍然常现。“教研并行，研为先”已经逐渐成为共识，课题引领、校本教研、实践反思开始成为教师研究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但在日常教学中，很多教师习惯于按照教学进度，完成教学任务的操作性教学，做好写教案、上课、批改作业的常规事务性工作，缺少研究的意识、视野和能力，一些教师往往把研究只理解为写论文、发表文章，为评职称而总结研究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导致教师不能及时总结教学得失，更不能把实践总结为经验，把经验升华为理论。

2.影响教师教学惯习的因素分析

影响教师教学惯习的个人因素。一是教师的专业成长评价。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自我实现的程度越高，自我成就感就越强，对自身的经验做法和教育教学行为认可度就越高，在工作中也就会自觉沿袭旧惯习。例如，在传统的教学及评价中，教师讲、学生听、注重练的教学方式，往往能使学生在考试中获得较高的分数，常常得到学校和家长的欣赏和认可，因而教师就会继续实践。二是教师的教学反思深度。教学反思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教师调整教育教学行为的前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进行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的反思，在反思内容上，可以进行理论反思、教材反思、教法反思、学法反思、行为反思。教师在反思中可以进行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进而调整教学内容、方法和行为等，反思程度越深，越有利于教学行为和教学惯习的改进和改造。三是教师自身对教学传统的理解和认可程度。教师自身对传统教学行为的理解和认同直接关系到教学行为的产生和重塑。比如，教师的老师用的是讲授与包办教学方式，师之师的言传身教使之理解、认同传统的讲授与包办教学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教师传承了其教学行为，并固化成教学惯习。四是教师资本。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知识资本、经验资本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行为方式。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主要是基于自身的教学经验，经验越丰富变革越难。

影响教师教学惯习的学校因素。一是学校的教学组织影响。教研组和备课组是学校教学活动的重要组织和基本单位，也是学校推进新课程改革的基层组织和基本力量。教研组、备课组对新课程理念、新课改措施的落实程度，直接关系到课程教学改革能否“落地生根”。同时，教研组、备课组的教学组织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学科教师的教学行为方式。教师在这个基本的教学组织中进行教学教研生活，彼此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形成一个特殊的教学环境，进而影响教师教学惯习的形成和改变。二是学校的教学领导影响。学校教学领导者的风格、性格和人格对教师有着强烈的“身教”作用，其实施的教学管理措施直接关系教师的教学行为。教学领导者在学校课程教学改革中具有示范引领作用，能使教师在教学改革的道路上形成同向效应。三是学校的教学文化影响。学校文化表现在校容、校貌、办学理念等多方面，以及对核心价值观和认同学校发展的解释。它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职工做什么、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进而形成这样做的行为方式。学校物质文化给教师的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制度文化直接影响教学行为方式，精神文化从价值观和办学思想层面引领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行为文化规约着师生的日常教学活动，学校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学校的校风、教风和学风上，最终体现在师生的发展上。

影响教师教学惯习的社会因素。一是社会对教师工作的评价。教师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实际上是社会的产物。私塾式、师徒型、分数化一直是社会所倡导的教学方式、教学关系和评价标准，这也自然形成了封闭性、讲授型、灌输式、唯分数的教学行为惯习。新课程改革倡导生活学习、开放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若社会评价不与时俱进，必将影响新的教学组织方式的推行。二是教育政策导向。好的教育政策、制度会促进教师加快形成符合要求的教学行为方式，不利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教育政策、制度会束缚教师教学行为的变革。特别是一些地方仍然把升学率作为教育“GDP”，加剧了学校和师生对分数的追求，固化了教师应试教育的行为惯习。三是家庭环境影响。家庭是影响教师行为惯习的“小环境、小气候”，教师行为方式的改变能得到学生家庭成员的理解、认可和支持，会更加坚定教师变革的信心和力量，而且这个力量是持久的。

三、区域推进教师教学惯习改变的策略措施

1.构建观念更新平台，引领教师教学惯习

没有思想的洗礼和观念的更新，也就没有教育教学行为的主动变革，新的教学惯习也就难以形成和稳定。在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新征程中，首要的就是观念更新，要积极搭建学习平台——反思型的教师观念更新平台，推动教师深度理解新课改理念，反思已经经历过的课改生活，总结经验得失，重塑教学行为，推动课程教学改革深入实施。

一是构建行政搭台、专家“唱戏”的引领平台。新课程改革以来，各地积极探索行政推动、专家引领、同伴互助、自我实践的课改实施路径，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导力量尤为突出，通过下发指导文件，开展师资培训，邀请专家讲学等多种途径推进区域课程改革，获得了不少宝贵经验。如江苏宿迁市在市级层面建立“西楚教育大讲堂”，定期邀请课程教育改革专家对全市中小学教学骨干“传道授业”，促进教学骨干更新观念、反思实践，认同并践行课改。

二是构建教研搭台、教师“唱戏”的展示平台。教研部门是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先行者和主力军，市、县区教研部门要充分发挥研究、指导和服务的职能，通过教研引领，促进教师教学观念的更新。如江苏宿迁市、县区教研室均以学科教研员为核心成员，建立学科教师发展共同体，积极开展学科教研活动，开展思想交锋，及时展示教师教改成果。

三是社会搭台，家长“唱戏”的交流平台。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既需要校长、教学骨干和教师更新观念，也需要社会和家长观念更新。如江苏宿迁市和市宣传、妇联等部门密切配合，办好“市民讲堂”和社区的家长学校，倾听家长家教经历，更新家长教育观念，使学校课程教学改革得到家长的理解支持，促进了教师深度推进教学行为方式的变革。

2.构建管理运行平台，规约教师教学惯习

多年来，教师们的教学惯习积习难改，不是不能改，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教育教学管理的制度、机制与政策，控制或引导着各种关系。左右着教师的教学惯习，这就要求在深化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区域应建立有利于教师教学惯习改造的制度——机制的管理运行平台。

一是建立和创新区域教学教研及管理与评价制度。宿迁市在深入实施新课改过程中，先后制订下发了《关于改变教学方式，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教师教学反思，提升教师教学研品质的意见》《宿迁市课堂教学改革评价方案》等制度性意见和要求，还积极完善有关制度要求。比如，在全市普通高中教学常规视导中增加了随机抽测教师学习理解新课标情况和解题能力项目，不仅激发了一线教师学习研究新课标的热情，也给教师积累知识与文化资本指明了方向；全市高级职称评定标准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上，与同行和学生的评价等级在良好以上。这些制度“平台”从目前看，虽带有一些强制性，但从长远来说，有利于引导教师教学方向，约束教师教学行为，促进其教学行为的改变。

二是建立和创新区域教学教研工作机制。针对县区教师整体素质差距大，教学教研活动开展不平衡的情况，充分发挥市级教研部门的统筹引领作用，建立市、县区、校教研联动机制。比如，宿迁市教研部门在高中学科教研活动中，建立每月由市学科教研员、县区学科教研员、学校骨干教师到高中学科基地学校共同开展集体备课机制（简称大集备），充分发挥教研员的专业引领作用，带动一批教师的专业成长，促进了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研活动的惯习养成。

三是建立和创新区域教师教学方式调研分析机制。为全面了解一线教师在课程教学改革中教学方式情况，便于更好地落实改进措施，宿迁市充分利用全省义务教育质量监测问卷情况，每两年开展一次教师教育教学行为方式调研分析和评价，引导教师推进教学方式转变。例如，2008年，八年级语文学科在教师阅读教学方式调查问卷中关于“老师引导我们联系自己的生活来理解课文”，13%的学生选择“从不”和“很少”，到2012年调查问卷，11%的学生选择“从不”和“很少”。根据四年来的调查问卷统计报告，召开分析评价会，总结教师教学方式的进步方面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师培训。

3.构建教学实践平台，干预教师教学惯习

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要在学校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重塑和变革。在促进教师教学行为方式转变实践中，要积极建设好“学校—基地”教学实践平台。

一是加强学校校本教研和校本培训平台的建设。学校要加强教研组和备课组建设，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定期开展校本教研活动，为教师搭建教研活动和专业成长的平台。同时，要结合校情，开展教师专业培训。可与大学或教研以及师资培训机构合作，在学校设立教师发展学校，持续培训和培养教师，促进其专业发展。

二是加强教师成长梯队平台的建设。学校要根据不同层次的教师确定不同层次教师的培养计划，搭建教师成长平台。如针对青年教师的“青蓝工程”平台，针对骨干教师的“栋梁工程”平台，针对名特优教师的“名师工作室”平台等。

惯习 篇3

在我国, 教育的特殊性之一是长期的伦理道德观影响和客观国情所在。目前我国教育中的师生关系虽然不再强调教育主客体, 即以谁为中心的问题, 但在实践中, 甚至在强调“人本主义”的大学阶段, 很多教师还在以自己为教学的主体, 很多情况下还会出现损害或牺牲大学生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学原理告诉我们, 教育过程中只有正确认识学生的合法权益, 才能实现现代教育的基本要求。

本文主要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为视角, 对高校中的师生关系进行重新认识, 同时借助法律制度来规范师生关系, 以期对高校教育带来一些建设性思考。

高校师生关系的现状

1. 功利型教学关系———应试教育的延续

师生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就是教与学的关系, 是师生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形成的联系, 离开任何一方, 这种关系就无法结成。同样的, 偏重任何一方都会带来不同的效果。传统的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教学关系在大学阶段普遍延续, 很自然形成了教师的话语霸权;对大多数学生来讲, 形成了以接受为主的学习方式和以通过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机制。这也牺牲了学生主动思考行为,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当然学生也自然地延续了被动接受和服从教师的固有行为。这样师生关系也自然演化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2. 传统“尊卑型”伦理道德关系

在我国, 师生关系毋庸置疑的遵从传统我国长久以来的社会道德规范以及伦理文化。中国传统的“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和“尊师重道”的训诫, 对师生关系作了最明确的尊卑划定。长久遵从的以“教师为教学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也规定了教师与学生的伦理关系也必然会使教师的知识权威而来的统治和学生的被统治关系顺理成章。虽然大学生在高校中更多体会到的是教师对他们的“平等对待”, 但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看来这只是教师的“屈尊策略”[1]

因为对教师来讲, 任何的强迫和惩罚显然对自我意识强烈的大学生都是不明智的, 只有隐秘的精神控制, 才更有可能达到统治的目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改革, 学生的自我意识不断提升, 高校中很多教师和学生形成对抗和冲突的案例说明, 教师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3.易遭误解的法律关系

高校教师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其实就是指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在双方教与学等其他过程中所产生和形成的各种权利与义务关系。

一方面, 基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教学过程中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一方面, 教师与学生之间首先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但教育过程中, 行政管理主体———教师只在教育过程中发挥行政管理作用, 离开这个前提, 教师的行政管理无效。而作为被管理者, 学生不是“被管教者”, 因此在违反教育法律法规时, 不用接受罚款的形式, 却必须接受纪律的处罚。但很多教师显然不管学生是否真正触犯相关教育管理规范, 就对学生进行包括金钱方面的处罚, 这非常值得我们警觉。

另一方面, 民事法律关系上, 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特殊性。虽然《宪法》规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 大学生更享有完全的的权力, 除此之外, 在教育过程中, 大学生还享有特殊的权利。学生有权要求教师在学业成绩和品行评价上获得公正的平等机会;学生对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有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法律却没有赋予教师对学生的行为向有关部门申诉或提起诉讼的权利。

因此, 我们一定既要注意双方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 又要注意双方所处法律地位的差异性;既讲民主平等, 又讲互尊互爱, 这样, 教师与学生才能构建真正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

“场域———惯习”理论对师生关系的诠释

1.场域含义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或一个构型。”[2]一个场域的网络或构型总是不同的位置由其在争夺各种权力和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场域总是各种力量进行角逐的地方。也就是说, 在场域中, 行动者总会争夺各种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不同形式资本 (主要为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 , 在教育场域中, 最主要的是文化资本的争夺, 因为教育者正是通过对知识的组织, 控制和评价等形式力图实现对受教育者的支配。

理论上, 每一种场域中对应一个权威, 场域实际正是一种权力格局下的关系类型。在这样的一个场域中, 核心的原则是由相应的权威类型来界定。但在这种核心原则下, 还会存在或渗入其他场域的核心原则, 并成为此中场域中的非正式运作原则。而一个场域中的斗争无疑是在某个权威的场域中, 通过正式的原则和非正式的原则共同运作之后获得平息或解决。

2. 场域与师生关系

学校场域是“场域的一个下属概念, 其中囊括多元的物质, 制度和文化结构, 还包含人与物、精神与制度以及学校与国家, 学校与教师, 教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等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3]而作为体现师生最基础和主要关系的教学场域更是次级的场域结构, 符合场域的原则, 往往会有和谐也有斗争的存在。

福柯认为, 知识就是权力。在教学场域中, 大学学生已经掌握一些知识, 但教师对知识的占领仍会居于优势地位。虽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渠道更加便利, 也更加对教师知识权威提出挑战, 但鉴于我们长久的“先教后学”的教学方式存在, 教师仍然由于掌控文化资本, 掌控组织知识的方式, 因此享有话语霸权, 享有权力, 在场域中同学生易形成对立的关系。

在学校中也存在学生与教师形成的伦理道德场域, 这个场域奉行学生以“服从“为主的伦理道德, 无疑是因为长久以来社会的习俗, 也同时因为教学场域的运作原则影响到了这个场域的原则, 使这两种场域的原则因为一致性, 都最终导向教师方面, 使教师在场域中加强了自身的权威, 而加强了教师与学生的对立。

同样, 虽然根据宪法规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国家为保护学生的权益, 也在法律中强调了学生的权力。教师和学生也根据高校中教师与学生的法律, 享有不同的权力。但学校法律场域中, 权力的一方———学生在很多情况下,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权益, 这是因为法律中制度化的权威与教学场域中教师权威以及伦理道德场域中教师权威相互纠缠并存, 但在权力的较量中, 最终因为教学场域的基础性、重要性, 使得教学场域的权威和运作原则最终发生主要效力, 并与其他原则同时运作, 易导致在学校中, 学生的法律权益被侵占或教师去侵犯学生的权益而不自知。当然还有惯习这个因素在起着作用。

3. 惯习及高校师生关系

惯习被布尔迪厄称为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 它简直是人身上的“第二天性”, 因为历史的养成, 因此人们对它毫不警醒。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一种持久的, 可转移的禀性系统。它在潜意识层次发挥作用。他说:“惯习这一方案将他们的特殊影响归结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它们在意识和语言之下, 内省研究或者意愿控制之上发挥作用。”[4]它还包括个人的知识, 和对世界的认识。对个人来说, 学习的每个阶段的惯习都是可变化的, 对不同时代的人惯习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对教师来讲, 个人的发展并不依靠个人的意愿而是受到学校场域中已有的传统和惯习的制约。因为在现代社会, 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体制既体现现代社会的工业精神, 又使学校场域的教学活动严密的按照预先的计划进行, 教师只能更多的在已有的岗位上进行惯常化的教学。而对学生而言, 长久规训的生活, 长期因为文化资本缺失而自然处于“被统治”地位和传统文化的熏陶, 每天由于老师的行为固化自己的反应, 由此形成了双方固有的, 习惯的, 自动化的模式, 很难改变。

综上所述,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出现权利不对等, 既是客观的存在又是我们所认识到的一个突出问题。但如果我们一切从清醒认识出发, 作为教师, 在学校场域中, 首先以人为本, 加强法律法制教育;在教学中, 注意从惯常思维中跳出来, 注意多研究新的对话式教学, 才可能引导学生建立新的积极的情景应对模式, 彼此形成新的惯习, 教育实践才能真正往前推动, 更能从真正意义上建立“和谐”的新式校园。

参考文献

[1][法]布尔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33-134.[1][法]布尔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33-134.

[2][法]布尔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90.[2][法]布尔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90.

[3]李旭, 我国学校场域中教育公平失真及影响因素[J].现代教育管理, 2010, 1.[3]李旭, 我国学校场域中教育公平失真及影响因素[J].现代教育管理, 2010, 1.

惯习 篇4

演员角色也更加丰富,角色行当有生、旦、净、丑四个基本类型,有花旦、青衣、老生等九个行当,各行当的声乐技巧、身段工架乃至化妆服饰等各种造型手段,也都形成了不同程式和规则。

据统计,南昌采茶戏流传下来的老戏共有121个,包括小戏54个、大戏67个。新中国成立后,上演创作、改编或修审过的古装戏和表现现代人民生活的时装戏,大小约有30余个。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各种多元化表演形式崛起而带来的挑战和竞争。曾今辉煌一时的采茶戏也由此转入了低谷期。南昌采茶戏逐渐面临与流行和新潮流争舞台的挑战和考验。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才断层脱节,即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南昌采茶戏从业人员的流失与断层现象日益严重,很多优秀的演员不满现状开始大面积转行,优秀的青年艺术人才对于传统的采唱戏缺乏认识和信心;二是演出团体深陷财政危机,即在演出市场低谷时期,剧团无法自主维持自身的运营,无法支付演员的工资,没有更多的财力改进剧团运营,无法引进更多更好的表演所需设备和服装,舞美陈旧,设备老化,没有原创等一系列问题深刻困扰着南昌采茶戏剧团的运营。最后是市场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审美水平的提高,观众市场难以继续扩大。

南昌采茶戏所遭遇的上述困境和问题,其实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也是曾出现。布迪厄是活跃在上世纪法国文艺批评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在研究欧洲戏剧的诸多社会性问题时,提出了———“场域”、“惯习”、“资本”等三个关联理论。“场域”,又名(field):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而“惯习”(habitus):具有社会性和可变性,是一个场域里大部分行动者在某个时期的主要情感体验和处事方式,具有习惯、习性的意思,但是却不是单纯反射性的习惯,而是一个透过长时间生活实践,累积下来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习性。布迪厄在其社会学研究中常常将场域和惯习分析联系起来分析问题。场域是具有惯习的场域,没有惯习的场域是不存在的;惯习是场域的惯习,脱离场域的惯习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惯习,每种惯习都是在特定的场域中成长和发挥作用的。根据布迪厄的观点理论,对于南昌采茶戏文化的当代传承问题,不能忽视时代对于艺术的需求, 也不能忽视社会政治等大背景对于艺术的影响,即南昌采茶戏的发展或研究,均不能脱离其所属的大语境环境。而另一方面,在聚焦与南昌采茶戏场域所相关的行动者———剧团、演员、观众等行动者的存在运行方式,才是对南昌采茶戏文化的传承发展发挥着核心作用的重要环节。

一、南昌采茶戏文化场域

1.剧团

南昌采茶戏的剧团是其赖以生存的重要载体,即如果没有了采茶剧团的繁荣发展,南昌采茶戏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与其他姊妹地方剧种一样,南昌采茶戏的传承发展更多的时候取决于是否有一些大师级别的采茶戏老艺人。在采茶戏传承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充分调动这些优秀的民间戏曲艺人的积极性,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通过发扬他们自身各自不同的优势,扬长避短博采众家之长,为采茶戏的传承发展寻找到新的出路和契机。特别是让这些多年来从事表演实践且有着丰富经验的老艺人们,参与到采茶戏的革新传承之中来,发挥他们集体的智慧与各家之长,一同为南昌采茶戏寻找新的出路。作为南昌采茶戏传承发展的主题,即布迪厄理论中所谓的主要“行动者”,其在这一过程中则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剧团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创新, 将剧团的发展放置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大胆地让剧团经受市场的洗礼;另一方面剧团也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社会资源优势去寻找积累更多的可利用的社会资本, 切实有效地将无形的文化艺术资产,能动地转换成文化商品,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

南昌采茶戏剧团早期主要有创始于道光年间的三长班,创始于同治年间荷湖周家三脚班,创始于光绪年间的合义堂,民国年间的贫民省剧社、井坊兄弟游戏班、南昌地方难民剧团等。1949年后, 传承南昌采茶文化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南昌市采茶剧团,于1956年由民营公助的“南昌地方剧团”改建而成,并于1968年12月抽调江西省采茶剧团、南昌市采茶剧团两团的艺术骨干重新组成南昌市采茶剧团,成为传承南昌采茶戏的中坚力量。另外,建国后南昌市周边县区也相继成立采茶剧团:1959年11月成立南昌县采茶剧团 ;1956年4月成立新建县采茶 剧团 ;1957年12月成立安 义县采茶 剧团 ;1956年成立进贤县采茶剧团,1960年3月成立南昌市童声采茶剧团.......

上述这些采茶戏剧团, 在各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虽几经沉浮,辉煌与挫折交替,但都积极地巩固着自身的文化资本提升态势,在不断地演出实践中传承着南昌采茶戏的传播与普及,为南昌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贡献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他们在传承的过程中,一方面紧抓自身文化资本的提升,另一方面不断努力巩固自己的场域文化空间;一方面积极努力地争取更多的社会认可和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将其转化为剧团运作发展的经济资本;正是在充满艰难与挑战的过程中,传承了南昌采茶戏,为江西地方戏剧戏曲市场争取到了可贵的一席之地。

2.演员

演员是戏剧舞台的主角,也是传统戏剧的主要行动者与传承者。演员水准的高低是直接关乎于表演实践和传承发展的核心要素。优秀的传统戏剧表演艺术家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表演者, 有时候更是一位重要的改革者、教育者、研究者等身兼数职的重要人物。纵观南昌采茶戏的历史脉络, 正是一代一代不同时期的优秀戏剧艺人,在他们呕心沥血的艰辛历程中,用汗水和心血滋养了南昌采茶戏的传承发展。正是他们每个人的艺术生涯构筑了传承至今的南昌采茶戏。目前可查解放前活跃于南昌地区的优秀艺人及其团体主要有:以刘启召(“梅生子”)、谢与旺(“猴子”)、傅朝果(“腊婆子”)、李志福(“福宝子”)等四位并列而成的三长班的“新建四子”;以及合义堂的吴方金,曾有“青衣泰斗、文武花旦”之称;熊印根善演文武老生,其技艺与戏德均受同行盛赞,誉为“南昌三根”之一。解放后南昌采茶戏步入鼎盛时期,曾多次为重大政治和外交活动做专场演出,主要演员还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9年8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省采茶剧团演出了大型传统戏《三女抢板》, 毛泽东看完演出后接见了剧中主要演员邓筱兰、陈飞云等人;1968年底,南昌采茶剧团、省采茶剧团合并为南昌市采茶剧团。受“文革”的冲击,剧团工作停滞,大多数演员下放,剧团主要演出《红灯记》等具有革命色彩的采茶戏。打倒“四人帮”后,南昌采茶剧团逐渐走上了辉煌的顶峰。1978年,南昌采茶剧团演出的《宝莲灯》卖座创历史记录,连续两百多场爆满。辉煌的采茶戏市场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邓筱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邓筱兰,生于1926年,1990年辞世。她幼年随戏班子游走江湖流落到南昌,10岁开始学习南昌采茶戏,12岁登台,15岁成为戏班的台柱子。1956年 ,成为南昌市及江西省采茶剧团团长。因为功底扎实,戏路宽,“茶味”浓香,行腔婉转华丽,刻画人物深刻细腻,曾为中共八届七、八中全会演出,受到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演出次数多了,毛主席和周恩来都亲切地喊她“表妹”(妹妹加之江西老表的昵称)。

当我们再次穿越历史,借鉴布迪厄理论重新审视这些曾今鲜活于舞台之上的诸位南昌采茶戏名家之时,会发现这些优秀的传统戏曲民间艺人就是南昌采茶戏文化场域中的代表人物,正是其无形传承历史的主角和行动者。他们在演艺自己艺术人生的同时,也为南昌采茶戏文化场域的构建添光加彩,拓展出更多丰富的地域特色文化符号,提升了采茶戏本场域文化资本的档次。

3.观众

观众是研究南昌采茶戏文化域场时,最容易忽视的受众群体,即相对于场域之中的行动者,观众则是戏曲文化场域之中,处于演员对立面的另一位参与者,同时更是又一位重要的行动者。观众是采茶戏艺人及其团体发展的重要支持者,两者相辅相成,观众作为场域之中的欣赏者,观众的审美态度、审美水准、审美取向等,都对该地区传统戏曲的发展给予了直接重要影响。从另一个视角看,传统戏曲团体其实本身就是传统文化演出市场中的文化生产者,他们为了满足更多不同层次和需求观众的要求,其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意,努力迎合观众的审美需求生产文化产品———传统剧目;在这个过程之中,观众的反应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观众的反应直接判断了艺人和剧团的文化产品是否畅销,是否为文化市场中消费主体———观众所接受。观众喜欢则艺人和剧团受欢迎,由此增加场域活动者收益,由此良性循环;反之,收益减少, 生存受到威胁, 最终被文化市场所抛弃。所以,要想深度改变南昌采茶戏低迷的局面,必须关注到场域之中的大众主体———即观众,因为这个行动群体才是南昌采茶戏发展的主体。只有争取到更多的观众群体,才是深度解决南昌采茶戏当下困境的好办法。

二、南昌采茶戏场域中南昌人的惯习

南昌采茶戏作为立足于南昌本土地域文化土壤,而发展传承的地方代表剧种,其无处不彰显着南昌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采茶戏的戏文行腔都是以南昌方言为基础的,剧中所折射出来的人文风情也都是南昌老百姓的真实再现,南昌人的审美惯习和思维方式、性格特征等均潜移默化地深入其中。这些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符号不仅使南昌采茶戏极具本土特色,有别于其他地方剧种,而且也充分展示了南昌人在自己的文化场域中的角色扮演和角色行驶,集中体现了南昌人千百年来所传承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

文化场域中的南昌特色文化符号与采茶戏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一方面采茶戏文化域场中的行动者———民间艺人, 其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同时在其漫长的艺术表演与创作过程中,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南昌观众所喜爱的艺术需求,由此在漫长的艺术变迁之中,这些文化符号也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南昌采茶戏的传承变迁里,成为了南昌采茶戏文化资本中的精髓部分。与南昌观众审美需求和文化关系相吻合的南昌采茶戏,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自我调整、自我变革,能动地与之越发吻合,一方面成为采茶戏文化在过去现在代代相传的客观保证,另一方面也成为南昌采茶戏不断自主吸收南昌地域特色文化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争取更多文化受众,抢占更多文化市场份额的观点之下,应该着眼于如何努力让南昌采茶戏的审美文化与南昌人的地域文化惯习特色更加吻合,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而且还应该开阔研究视野,不要仅仅局限于南昌本地区, 因为单一地区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应该放眼寻找并拓展具有一定文化近缘性的周边地区或其他地区,甚至上升到整个江西省及周边深受赣文化影响的其他区域。文化域场的拓展,能够为南昌采茶戏行驶者争取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观众,从而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认同、社会资本等多方面的收益,为南昌采茶戏的传承发展寻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通道。

三、南昌采茶戏的发展出路

南昌采茶戏今天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实与其他地方的传统戏曲剧种在发展中所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在审美日趋多元化的后现代审美时代里,传统戏曲越来越受到更为严酷的冲击和考验。针对这一现象,不同的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当前传统戏曲艺术的低迷归咎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多元化文化潮流对本土传统艺术的巨大冲击,即审美单一和讲究意境审美的传统戏曲和今天多感官、多视角、多文化等多元化后现代主义审美,已经无法相提并论了,因为它已经无法全方位的满足现代人快节奏和功利主义至上的审美习惯了。

从当下的现实情况来说,南昌采茶戏的发展困境几乎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了。作为今天南昌传统采茶戏的代表团体———南昌市采茶剧团,由于不能展开定期的剧目演出, 只能是迎合当下南昌观众的审美需要,主要以上演各种商业性歌舞表演为主,同时接受一些商业演出,以此来维持剧团的日常运作及团务开支。作为表演主体的演员的情况则更不容乐观,面临着大面积年龄老化、转行离职、业务水准下降等诸多客观问题,且日益恶化。如此,剧团自身与观众危机、以及演员问题等诸多问题,扑面而来,使得今天的南昌采茶戏的近况越发危机,如此下去,南昌采茶戏将面临失传的危机。

根据2006年6月8日出版的《中国文化报》上载有《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通知》指出:“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对于这个观点笔者认为, 利用博物馆等设施来强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时也看到了国家对于此类问题的关注与解决态度。但是,这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对于一些静态或固态的文化艺术,采用此类方式是非常有利的,而对于像南昌采茶戏这样的活态无形文化遗产来说,将其禁锢在博物馆之中,等于剥夺了传统戏剧剧种的生命力。这样的做法将使得南昌采茶戏丧失了自身的活性与表演的特性,将不再生动呈现,由此将更会被当下观众所遗忘。

为了南昌采茶戏更好的发展与传承,还是主张能够采用一种活态解决办法,来解决当下的诸多问题。还是应该尊重传统戏剧艺术本身的特性, 从场域和文化资本、社会传播等开阔式宏观视角解决问题。

1.增加南昌采茶戏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可以说南昌特色是南昌采茶戏的最大特色,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南昌特色文化审美惯习与南昌地域风土人情等更是南昌采茶戏立足的根本。所以,任何针对南昌采茶戏危机问题的解决办法,都不应该忽视这个根本要素。应该从社会宏观语境视野出发,针对南昌采茶戏中所折射出的本地文化场域相关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利益要素入手。当下南昌采茶戏所面对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其在文化资本转化为文化商品的环节上脱节而造成的,即其没能在现实的文化市场经济竞争中, 寻找到自己最佳的位置与运作模式,从而使得自己在文化市场竞争的博弈中败下阵来。

提升整合当前南昌采茶戏的文化资本,必须从南昌本土的地域特色文化入手。南昌采茶戏作为南昌地区的代表剧, 其存在并突出于众多传统戏曲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南昌特色, 如果忽视了这一根本,南昌采茶戏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 将会变得不伦不类,失去自我存在的价值。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将为创作带来意想不到的真实,比如:劳动人民在社会生产中,每天所使用南昌所特有的生产工具或道具,是可以经过艺术的升华而添加到艺术创作于表演之中;南昌老百姓所特有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生活惯习等, 甚至是南昌地区所特有的宗教信仰文化等,都是丰富南昌采茶戏创作的源泉,这些地域特色要素也是南昌采茶戏艺术创作的准则;作为采茶戏唱腔和戏文中最重要的南昌方言,更是戏曲意境和韵味的精华,南昌方言所特有的语调、措辞、惯习等特征,都是采茶戏行腔走韵时的重要元素。

2.利用南昌采茶戏的经济资本

南昌采茶戏要发展离不开足够的经济资本,这些资本来源有一部分是国家的财政支出,更多的需要南昌采茶戏场域的行动者利用南昌采茶戏艺术本身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去争取。可以利用南昌采茶戏传播南昌文化,也可以利用南昌采茶戏演出赚钱,把南昌采茶戏推向市场,利用南昌采茶戏丰富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换取支撑发展的经济资本。

要持续利用南昌采茶戏的经济资本就必须要有观众。目前来说,培养年轻观众对南昌采茶戏的长远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培养年轻观众,它的意义还在于培养他们的南昌文化认同感,这些年轻人长大后就是南昌采茶戏最好的传播者和代言人,他们可能把南昌采茶戏这种地方性的戏曲传播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南昌采茶戏, 这也是传承南昌采茶戏文化的一条路径。

3.保持场域跟文化惯习的合拍

南昌采茶戏文化场域和南昌人的惯习在社会转型的过程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保持南昌采茶戏文化场域跟南昌人文化惯习的合拍就是要求现在的南昌采茶戏必须要跟现代南昌人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感情接轨,展现出南昌人和南昌文化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让观众觉得台上演出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事,故事讲的就是自己熟悉的场景,这样观众就会被演出所吸引,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南昌采茶戏植根于南昌本土的文化环境,必然有南昌本土的文化符号和南昌人的文化惯习。南昌方言、信仰和风俗习惯是探讨南昌采茶戏与南昌地域文化之间的勾连,也是审视和考察南昌采茶戏文化与南昌人文化惯习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如果对南昌采茶戏的研究持续深入,就能体会和发现南昌本土文化对采茶戏文化影响的深远意义。对于南昌采茶戏文化与南昌人文化惯习之间的联系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极大地促进了南昌采茶戏文化场域与南昌人文化惯习之间的更加合拍。唯有保持这种文化上的合拍关系,南昌采茶戏才能在南昌人心目中保持持续长久的亲切感,南昌人才能从南昌采茶戏及其场域文化中看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摘要：南昌采茶戏是南昌地区特有的地方传统戏曲剧种,其表演形式多样且生动活泼,内容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为主,自其诞生以来深受南昌人民的喜爱。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审美时代里,南昌采茶戏走过辉煌,迎来了发展困境,当下的生存现状让人深深担忧。文章试图结合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即立足剧团、演员、观众等场域行动者,从布迪厄理论分析当前采茶戏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通过分析整理,试图摸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南昌采茶戏的全新传承方案。

惯习 篇5

关键词：场域,惯习,考兵,音乐变迁,社会变迁

傩文化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发展, 是以傩仪为核心, 以傩舞、傩戏、傩俗为主要内容, 是中国最古老、生命力最顽强、历史积淀最深厚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湛江麻章旧县傩舞“考兵”历经七百多年历史的洗礼, 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活化石, 生动地反映了傩文化传统。1993年, 旧县傩舞“考兵”被列为国家文化科研重点项目;2009年, 旧县傩舞“考兵”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旧县傩舞“考兵”每年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和三月廿五至廿七的年例1举行。至今, 村民们参与其习俗的热情较高, 学者们的关注不多, 笔者收集到的关于粤西傩舞的文章有9篇, 甚少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观点去关注。本文试图运用法国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关于“场域与惯习相互作用”的理论去分析当今湛江市麻章区湖光旧县村傩舞“考兵”的音乐和社会变迁。

一、场域、惯习相互作用的理论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认为:“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间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场域是一种空间概念, 是社会空间, 是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一起建构的场所;场域是一个弹性的、可以活动变化的空间。而“惯习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在个人意识中内化了的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总结果, 特别是特定社会的教育制度在个人意识中的内在化和象征化的结果。”以笔者理解而言, 惯习是一种风俗习惯, 是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环境和行为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习惯。惯习具有稳定性和可变性。“惯习本身就是对历史的反映, 是已经沉淀成历史文化的、长期反复的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式;惯习内在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群和个人的意识内部, 赋予各种社会行为以特定的意义但惯习对历史的重复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复制过程, 而是以独特的、创造性的方式再生、重建以及改造社会条件的一种主动性行为。”

场域和惯习之间是存在必然联系, 它们之间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而是通过“实践”重新“建构”的一种动态关系, 场域和惯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断调整着, 从而达到一致。

二、场域、惯习互动作用下的湛江旧县傩舞考兵的社会变迁

(一) 湛江麻章区湖光镇旧县村傩舞“考兵”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旧县村位于湛江市区西南方向15公里处, 旧县村现有人口6080人, 全为彭姓。今天的旧县村交通较为便利, 省道S737从村前穿过, 铁耙溪沿村东南方向流淌而过。

据《史书》记载:隋开皇十年 (公元590) 在此设铁杷县, 唐贞观二年 (公元628年) 省椹川、扇沙入铁杷县, 后又与扇沙并置。唐天宝二年 (公元743年) 省铁杷置遂溪县, 后并入海康县。宋绍兴十九年 (1149年) 复置遂溪县。绍兴十二年 (1150年) 县治迁今址。隋至宋, 旧县村先后作为铁杷县和遂溪县治所380余年, 又明洪武三年 (1370年) 把椹川巡检司迁往旧县, 直至清雍正十年 (1732年) 才迁往。旧县村始建距今已有1400多年。村里保留有完好的明清时期建筑70多座,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泰山府、彭氏宗祠和彭氏宗祠后的八座民居。其中泰山府, 即东岳庙, 始建与隋朝, 历代有修葺, 现构为清代建筑, 灰塑艺术精致, 内存明代木雕傩舞面具1套, 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

湛江麻章区湖光镇旧县村的傩舞“考兵”, 据说于南宋宝佑年间 (1253-1258年) 由彭姓始祖从陇西经镜方村 (今江西省吉水县) 传入。现今旧县村的姓氏全部姓彭, 该村较完整地保留有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傩舞“考兵”所用的面具。今天“考兵”主要流在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旧县村以及周围的东岭村、西岭村、下埠村、云脚村以及北塘村等地。

(二) 旧县傩舞“考兵”中场域对惯习的社会影响

傩舞“考兵”, 作为旧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文化符号, 是受到场域影响而产生的惯习的具体表现。首先, 旧县傩舞“考兵”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下 (即“场域”) , 而形成特定的旧县“考兵”表演和仪式程式 (即“惯习”) 。旧县村的全村民均姓彭, 且旧县村的傩舞“考兵”也是由彭氏从江西传入, 其历史延留的社会环境决定了“考兵”的面具、服饰、仪式动作、仪式程序、社会功能等可能同江西傩舞同流。同样地处湛江地区的傩舞有多种, 如, 吴川的“舞二真”、“舞六将”;雷州的“舞户”、“走清将”等。其面具、服饰、人物、舞蹈动作均有不同。联系湛江旧县的傩舞“考兵”来看, 湛江旧县特有的环境因素构成了村民活动的特殊场域空间, 从而根据场域又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独特的傩舞表现的方式。

广东的傩文化有着显著的地方特色。雷州半岛是热带雷电多发区域, 雷电时常伤害人畜, 由于对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不足, 村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 不得不借助外力来驱宅避祸, 乡民们选择敬祭雷神, 他们认为能够与民众生活紧密相连, 又能庇护一方人畜的神灵便是雷神。同时, 村民也敬奉对国计民生有奉献的先贤神袛。湛江麻章旧县的傩舞“考兵”敬奉的是康皇及其车、麦、李、刘、洪五部将, 他们是抵御外辱, 为国捐躯的忠勇将领。随着历史变迁, 大量的汉闽人迁居, 雷州半岛的红土地上不断融合外来民族, 从而更加强化了内部团结, 雷神便成为旧县包括整个湛江地区的最基本的民族标识, 是一个有号召力的、能凝聚民众的崇拜神灵。

其次, 旧县村傩舞“考兵”的社会变迁是伴随其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即场域) 而做出的变迁。“考兵”文化形成于特定的场域, 并随场域变化而改变。“惯习是在历史经验中沉淀下来的持久性系统, 即使产生惯习的历史环境消失了, 但惯习却仍然存在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考兵”中的康皇将军、其下属的五位部将以及土地公、土地婆均是在历史经验中沉淀下来并形成持久的人物;他们不会因为产生惯习的历史环境消失而马上消失。

随着今天科学技术进步和知识的更新, 大家逐渐意识到这种驱邪的不合理性。加之, 旧县村位于广东省西南, 濒临南海。其旅游资源丰富, 有全国唯一的玛珥湖——湖光岩风景区。旧县村政府期望利用旧县特有的文化历史底蕴和生态环境等条件, 打造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元素和生态韵味, 创造新农村田园般诗情画意和文明现代的生活。湖光岩风景区的开发, 促使旅游经济相对兴盛, 加之本地的特定风俗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更加吸引更多的参观者和经济投资者, 从而引起了社会环境的相对变迁。

由于受各种外在环境的影响, 旧县傩舞“考兵”肯定会发生变化。所以, 湛江旧县傩舞“考兵”的一种传统文化惯习, 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而继续存在着。由于旧县传统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生活方式到现代的转变, 傩舞“考兵”的功能也发生了变迁, 即从传统的敬神、娱神、祈求平安吉祥的心理慰藉过渡到敬神、娱神、娱人、创造经济效益的现实利益满足。

三、场域、惯习互动作用下的湛江旧县傩舞考兵的音乐变迁

(一) 旧县傩舞“考兵”仪式音乐内容的变迁

旧县傩舞“考兵”是一种典型的驱鬼除疫、遣灾纳福、以求国泰民安的傩祭活动。于明朝万历年间传下来的, 在每年正月十五或年例农历三月二十五到二十七日的时候盛大举行。形式古朴生动, 气氛热烈壮观。每一年都在康皇庙前广场表演, 从凌晨3点到晚上9点结束。傩祭的仪轨程式分3个阶段进行, 分别为请神——娱神——送神。表演者由8人表演, 分别是康皇及其五位部将车、麦、李、刘、洪将军、土地公和土地婆组成。他们面戴面具, 车将执斧头、麦将执关刀、李将执锏、刘将执链、洪将执旗, 在打击乐和唢呐伴奏下, 以奇特步态奔向各个角落跳跃舞打, 搜寻不详之物, 驱除疫鬼;土地公和土地婆手持“神棍”为村民祈福。其间还常常融入“穿令箭”和“滚刺床”两项当地民间绝技。

2008年2月13日和2014年2月14日, 笔者分别前往湛江麻章区湖光镇旧县村考察傩舞“考兵”。在考察后发现, 傩舞“考兵”的高潮是巡游全村。在巡游全村的时候, 村民随意跟随, 政府为了增添节日气氛, 加入了由学校组织的小学生仪仗队。仪仗队所使用的乐器有小军鼓、小号、大鼓等。相信在这些西洋乐器还没有传入中国之前, 旧县的傩舞“考兵”肯定是没有仪仗队的。仪仗队的加入也是为了顺应时代的需求。

由于旧县的自然环境, 特别是经济生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使得湛江旧县的傩舞“考兵”音乐文化的惯习随着场域发生变化了, 傩舞“考兵”的表演内容也适当的加入了当今音乐成分, 表演人员也增加了学生群体去参与, 由小学生表演的鼓号队增加了仪式的氛围和热闹的气氛。

(二) 旧县傩舞“考兵”表演动作的变迁

2008年2月13日 (正月十五) , 我和学生梁小平一起采访了旧县“考兵”的主要代表艺人彭耀宗。彭耀宗, 男, 1928年出生于旧县村, 职业是道士, 湛江市郊区湖光镇旧县村人, 是旧县村“考兵”的主要组织者和指导者。他从小在祠堂学习文化知识, 习得一手好毛笔字, 精通经文、教文、道文等各项道术。由于姓彭, 他的傩舞“考兵”是子承父业, 除了为全民消灾祈福, 办理各种红白喜事, 他不像其他傩舞表演者有其他职业。他也会帮助村里村政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由于“考兵”的传承有特定要求, 必须子承父业, 如果无子嗣则课将表演艺术传给同姓堂侄。彭耀宗将“考兵”传承给了自己的儿子。在今天“考兵”傩祭那天, 如果他没有空, 就是他儿子作为一位道公进行活动。同时, 彭耀宗老人告诉我们, 在进行“考兵”之前, 傩舞演员须先沐浴洁身, 到庙宇或祠堂中向神灵或面具叩拜焚香, 祈请神灵保护演出顺利。此后不准与妻子同房, 直到演出结束, 将面具封箱送至庙宇、祠堂收藏为止。这些特定的规定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 在长期的历史场域影响下, 形成的惯习。惯习也逐渐成为场域的一部分。

彭耀宗把演出视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具体体现, 看着它的宗教功能, 代代因袭传承、不敢走样。同时, 他也告诉我们他人生中的遭遇。文化大革命时期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 历史文化遭受了终断, 他被迫停止了这项工作。改革开放后, 随着人民对社会的认识和了解历史文化艺术振兴的必要性, 他又重新踏上了这条文化艺术的道路。他希望能在这条道路上发扬光大, 使这项傩文化能流传下去, 永世芬芳。今天旧县傩舞“考兵”的舞蹈风格古朴庄重, 舞姿勇猛刚劲, 表现出正直刚毅的英雄气概。表演较简单, 古老的表演动作我们没有办法考证。但据村中“考兵”传承人——彭耀宗老人讲, 原来的表演形式和舞蹈动作组合基本失传。现在表演动作只保留了具有浓郁的原始巫术色彩的“前弓步”、“碎步”以及“香火诀”等基本手势。

由于历史的原因, “考兵”文化遭受了终断。改革开放后, 随着人民对社会的认识、意识到历史文化艺术振兴的必要性, 傩舞“考兵”才又重新踏上了这条文化艺术的道路。旧县村傩舞“考兵”的变迁是伴随其不断变化的场域环境而做出的回应。场域环境引起惯习的变化, 使得旧县傩舞“考兵”的表演形式基本消失, 只保留了非常简单形式。

(三) 旧县傩舞“考兵”表演形式的变迁

湛江旧县傩舞“考兵”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一种“活态”的文化, 是人类不断更新和叠加的历史文化记忆。傩舞“考兵”与人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 其场域的变化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引起了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

旧县傩舞“考兵”的表演不再是纯粹为了祈祷驱灾辟邪神秘的色彩, 更多的仅仅是做完仪式, 或者是通过参与仪式可以获取部分报酬。在我们事先联系当地文化馆, 表明我们因为学术需要来考察旧县傩舞“考兵”时。当地文化馆馆长专门下乡叮嘱傩舞队员们, 要求他们在表演严肃认真对待, 不可以出错。在我们到来之前, 傩舞队专门进行了几天的训练, 目的是真正表演的时候不出错。原来, 在没有局外人参与的情况下, 他们大多数是为了尊重历史遗留的文化, 为了每年的表演而表演, 不会加入更多的精神寄托的成分。在表演的时候, 常常为了赶紧跳完而删减节目, 有时也会出现动作出错的情况。用当地人的语言表达:“有你们在的时候, 他们 (表演者) 会认真很多。希望你们常来。”

现在湛江旧县的生存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加之, 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等各种媒体的普及, 科学文化知识的渗透, 村民的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 村民们的文化、观念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使那种鬼魂祸害人畜, 祖先、神灵驱邪纳吉, 保佑子孙的思想失去了土壤, 其行为取向更加理性化和现实化。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傩舞“考兵”所具有的驱邪等原始功能了。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场域的变化引起了音乐文化以及表演形式等惯习发生了变迁。表演者不再以虔诚、崇敬、卑微的心态去认真对待了。

旧县傩舞“考兵”作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她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 如电影、电视、电台、记者、各类学者们的关注, 特别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人类学和历史人文学的专家们的关注。加之, 国家、各级政府、各级文化部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挖掘、研究与弘扬, 使湛江旧县傩舞“考兵”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也加强了其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当学者们来考察的时候, 政府更多的是以“次生态的文化表演”方式呈现的。常常为了更好的亮相舞台, 政府会事先组织、排练, 甚至是编排一些动作。目的是兼有传承、传播文化和开发文化资源、创造经济效益目的。表演傩舞“考兵”的村民们往往都是兼职表演, 他们大多在城里打工, 有时为了迎接重要的接待, 村民们会专程请假回村表演“考兵”, 表演完后继续去城里打工。通过“次生态的文化表演”, 旧县傩舞“考兵”作为当地的“文化形象代言人”, 在收获鲜花掌声的同时也创下了不菲的经济效益。

总而言之, 通过运用法国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皮埃尔尔·布迪厄的“场域”与“惯习”的理论去分析旧县村傩舞“考兵”的音乐和社会变迁。得出, 湛江麻章旧县傩舞“考兵”的变迁现象是场域与惯习是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的变迁。当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场域改变时, 会影响固定惯习的相应变化。同样, 历史上长期遗存的惯习会延迟各种环境场域的变迁。场域和惯习之间的一直不断调整着相互的关系, 从而达到最后的一致。

参考文献

[1]Wacquaint L·D·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J].Sociological Theory, 1989, 7.

[2]Bourdieu P·WacquantL·D·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92.

[3]曲六乙, 钱笰.东方傩文化概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4]朱伟钰.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与他的“惯习”概念[M].浙江学刊, 2005.

[5]单江秀.场域、惯习共同作用下的仪式空间[M].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9.

惯习 篇6

关键词：布迪厄,实践,惯习,场域,结构主义

作为继M.福柯之后法国又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学大师, 皮埃尔·布迪厄 (1930-2002) 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尊为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巨头。布迪厄的理论中融入了教育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的内容, 甚至还涉猎媒介、艺术等领域。可谓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 基于此, 许多人称他为“学术杂家”。他的思想和理论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

一、实践

(一) 实践概念的提出

布迪厄的学术思想从始至终都在为超越主客观的二元对立而努力, 他认为, 实践是联结两者之间鸿沟的纽带, 会使主观与客观达到一种协调。比如,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往往是通过“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世界, 这种方式貌似科学的、客观的。实际上, 它运用规范、价值标准等工具, 将人们的思维固定化, 而并不能真实客观的反应现实世界。这就好比同是去旅游, 当地人可以凭借对景点的熟悉来设计一条最优旅游路线;而外来游客则必须借助于地图, 看似有了标准化的可信赖的工具, 其实并不一定收获最美的风景。相反, 往往由于地图的约束而按部就班, 错过许多地图上无法标示的美景。

布迪厄既要逃离主观主义者建构的社会模式的枷锁, 又要防止落入各种客观规则所设下的圈套。在摆脱这种两难选择中, 他提出了“参与性的对象化”概念, 即“将自己与对象的关系原则带入对象中”。举个例子来说, 一位贵妇人和一个农村家庭妇女一起去购买貂皮大衣, 由于二者的身份地位不同, 购买力的不同, 即使是做一件相同的事 (购衣) , 二者的行动结果可能截然相反。贵妇人购得貂皮大衣, 而农村家庭妇女则空手而归。在这一社会行动中, 贵妇人和农村家庭妇女对于貂皮大衣的原则是不同的, 贵妇人有能力购买, 而农村家庭妇女没有能力购买, 当他们面对同一对象时自然产生不同的行动结果。这种对客体以及主体与客体关系原则的对象化就是所谓的“参与性的对象化”。实践正是通过这种对象化的途径得以实现。在对支配社会生活的“规则”等客观主义约束机制的批判中, 逐渐走向主观主义浓厚的“策略”, 从而水到渠成的引出实践这一主题。

(二) 实践的涵义和特征

对于什么是实践, 布迪厄并没有给出一个逻辑严密的定义, 也没有做出清楚详尽的阐释。他详细描述了实践的特征,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一是实践的紧迫性。任何实践都是以时间和空间为依托。在实践中, 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暂存性, 行动者要在有限的空间特别是时间里作出决定, 付诸行动, 得到结果, 这是一个紧迫的过程。行动者不仅要面对瞬间的现在, 还要面对已逝的过去和即将来临的将来, 在这一时间结构中, 行动的速度和方向及内在节奏等都构成了实践本身的意义。二是实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实践并不是有意识的,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的。人们以合理的方式行动着, 具有一种行动的逻辑。也就是说, 实践不是行动者理性计算深思熟虑的产物, 而是在某些内驱力的作用下自发产生的, 布迪厄称之为一种实践感, 抑或是一种游戏感。与戈夫曼将社会生活视为一种戏剧理论相似, 布迪厄将行动者的实践比喻为一种游戏。游戏活动中并非全然理性, 即兴表演就是人的无意识选择。三是实践的策略性。布迪厄认为, 人的实践虽然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但又不是纯粹偶然和随机的, 而是有着某种合规律性。行动者的实践是有目标的, 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 必须从“规则走向策略”, 策略是行动者实践的根源。

二、惯习

(一) 惯习概念的提出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与实践概念一样, 并不是纯粹的理论演绎, 是他在实地研究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的行为时产生的。他发现社会规章对于卡比尔人来说, 不是遥不可及而又带有强迫性的命令。相反, 这些规章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 被人们一贯的遵从和体验。布迪厄意识到此问题的复杂性, 无论是萨特的存在主义, 还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都不能说明这一问题, 为了弥补这一理论上的断裂, 布迪厄提出了惯习的概念。惯习为结构主义注入了新鲜血液, 从而进一步超越了传统的主客观二元对立, 使行为与结构走向一种新的联结。

(二) 惯习的涵义和特征

布迪厄认为, 惯习是一套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由此可以发现惯习的一个重要特征:持久性和可转移性。惯习一旦在人体内扎根, 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改变。但是惯习又可以从一个领域传递到另一个领域, 如农民工在大城市中获得的生产经验在农村的生产活动中也会产生作用。

惯习的历史性和生成性。我们知道惯习是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经验构成, 是人们对社会结构内化的产物。但是, 惯习并不是单纯的被决定, 他还是一种生成性结构。人们通过一系列的内化图示来感知、理解、体验现实世界, 不断地产生新的实践, 以创造性的方式重塑和改变着历史。这就比如参加游戏的人, 不仅需要遵守游戏规则, 又要在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有所创造。因此, 惯习一方面把客观的社会结构内在化, 建构成能被人们认识和感知的结构;另一方面, 行动者的能动性又产生新的社会结构。所以说, 惯习是“外在的内化和内在的外化的辩证关系”。

惯习的多样性。虽然惯习是在现实中运行着的历史,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惯习。不同的人由于身份地位的差距, 获得的惯习也不相同。但人们之间的惯习也并不是千差万别毫无规律可言, 而是地位相同的人获得了相似的惯习。比如在我国, 知识分子之间具有着相似的惯习, 他们与企业家、金融家的惯习又显然不同。然而知识分子之间的惯习也是因人而异的, 其中个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起了很大作用。虽然“习性具有席卷一切的解释力”, 但是惯习的多样性告诉我们, 社会结构力量对所有的个体并不能产生同等程度的影响。

三、场域

(一) 场域概念的提出

布迪厄认为, 场域是研究操作的起点, 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我们知道布迪厄是从人类学迈入社会学殿堂的, 他成功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阿尔及利亚原始部落, 从对这一群体单位的研究扩大到场域, 是因为在场域中群体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他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就是以场域为依托才得以展开的。

(二) 场域的涵义和特征

布迪厄认为,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场域”, 而高度分化的社会世界里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子场域”, 如经济场、政治场、科学场等, 社会“大场域”就是由“子场域”构成的。由此看出, 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是有着一定边界的领地, 也不能等同于领域。他认为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 是一串串的关系, 这些关系先于个人意识而存在。其次, 不同的场域有着不同的逻辑规则。行动者一旦进入某个场域, 就获得了这个场域所特有的规则、符号和代码, 人们形象的说这是他进入场域所必须交纳的入场费。如科学场重视真理, 经济场注重利益, 司法场注重公平正义等。在行动者刚涉足这个场域时, 这些真理、利益、公平正义等特殊逻辑已经无形中施加在他的身上。

场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自主性。社会空间中各种各样的场域都是社会分化的结果, 布迪厄将这种过程视为场域的自主化过程。一个高度自主化的场域, 不仅能把自己的逻辑和规则强加于场域中的成员身上, 而且还可以渗透到其他场域, 影响其内部结构。当然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 完全自主化的场域是不存在的。

此外, 场域还具有斗争性和变动性的特征。场域是一个充满斗争和争夺的空间, 不同位置的占据者依据其占有资本的不同而不断展开“博弈” (Game) 。资本的分配不均导致了竞争活动的不平等, 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愿以偿的实现自己的目标。场域的斗争性说明场域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空间, 场域内的竞争和冲突使个体占据的位置移动, 从而改变场域的结构和边界。

四、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实践、惯习和场域都是为理解阐释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工具。无论是他的资本概念, 还是场域和惯习概念, 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他的实践观基础之上的。

布迪厄认为实践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 (惯习×资本) +场域=实践。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可以直观的发现惯习、场域和实践的关系, 即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惯习为实践提供规则, 场域为实践提供场所, 资本则作为场域内斗争的武器。惯习和资本相互作用与场域一起为实践提供了可能。反之, 实践又产生新的原则作用于惯习, 形塑场域的结构, 并导致资本的转化或获得。所以它们之间是一个循环往复, 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参考文献

[1]布迪厄,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理论[M].李猛, 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惯习 篇7

一、“双重标准”问题概述

“双重标准”要而言之, 就是在报道本国事件或报道与自身利益不相关的事情时, 恪守新闻专业主义, 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客观、公正地把事情呈现给受众;而一旦事件关涉自身利益, 新闻报道的指针就会发生明显的倾斜, 建构的象征性现实中充满着强烈的倾向性, 客观报道原则蜕变成虚伪的摆设。这就是美国新闻报道中存在的“双重标准”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 两国在深度开展经济交往、技术沟通与文化交流的同时, 由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存在着不少的摩擦, 尤其在中国崛起之风日益强劲的今天, 这种矛盾变得越发紧张和赤裸化。新闻反映着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的状况, 透射着上层建筑的属性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 在经济冲突和制度矛盾的现实背景下, 受遏制中国前进发展极端思想的鼓动, 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社会性重大事件时一边倒地出现了“妖魔化”的现象, 背弃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规范和职业伦理, 这在很多涉华报道中都能得到直观显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石义彬教授曾对《纽约时报》关于新疆“7·5”事件发生后的7月5日—9月13日的61篇报道进行了样本统计分析, 发现《纽约时报》在具体分析事件起因时, 所有相关报道主要把这次事件归于中国政府政策失当、民族矛盾以及中国政府处理前期事件不当等, 没有一篇报道提及事件起因跟热比娅与分裂分子的蓄谋行动相关。在直观体现报道内容的新闻标题中, 该报主要使用了示威、骚乱 (骚动) , 自始至终未出现“暴力犯罪事件”字样, 这与新疆“7·5”事件的暴力犯罪事实严重不符, 是一种显在的扭曲和偏见。这种歪曲事实的报道行径在昆明“3·1”暴恐事件中再次被显露无遗。恐怖分子屠戮手无寸铁的和平民众, 本身就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 是反社会、反人类的野蛮暴力犯罪。但美国主流媒体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却拒绝把“3·1”事件称为恐怖袭击, 甚至有意在报道中将恐怖分子一词打上引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9·11”事件发生后不久, 美国媒体很快把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这种内外不一的报道标准显然违背了新闻传播的职业伦理, 是美国价值利益至上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媒体非常善于运用消息、评论、图片等多种体裁、形式报道事实, 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尤其是图片的大量使用成为西方媒体区别中国媒体新闻报道的显著特征, 图片变成与文字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更能反映本质目的的新闻文本。根据石义彬教授的样本统计结果, 《纽约时报》在7月5日至9月13日期间关涉新疆“7·5”事件的文字报道共计61篇, 图片49幅, 在一些时间段图片报道总数甚至超过了文字报道数量。就文字报道而言, 消息、通讯、评论、调查性报道、预测性报道以及服务性报道等在报上都可看到, 报道体裁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反常于中国媒体直陈观点以评论文本为主导的报道实践路径, 貌似客观、公正、全面, 而实质上只是借助巧妙的笔法将真正的观点态度隐秘地藏匿于事件的描述之中, 深层次上不可避免地裹挟着自身的倾向性, 客观呈现给公众的消息、图片事实上已蜕变成了烘托实质性目的的手段。

二、制度分析和惯习机制:重读美国媒体双重标准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并系统阐述了“范式”的概念。库恩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 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范式是对学者研究思路的抽象式概括, 它提供了观察、分析客观事物的视角、起点和途径。笔者以为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的“制度分析”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惯习机制”为我们研究和理性地认知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一) 制度分析:大众传媒戴着镣铐跳舞的必然性

20世纪60年代后期, 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等人, 针对当时美国社会非常严重的暴力犯罪问题, 在实证考察电视媒介传播的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建构了“文化指标”系统, 具体包括“制度分析”、“讯息系统分析”和“培养分析”。“制度分析”和“讯息系统分析”从理论上揭示了大众传播存在倾向性的必然性和实践路径;“培养分析”在前两者的研究基础上, 目的在于考察大众传播特定倾向性所造成的社会结果, 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在具体研究大众传播内容特定倾向性的产生原因时, 格伯纳指出了信息生产、传达和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压力和制约因素, 主要包括: (1) 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对传播制度和传媒活动的法律、政策的规定; (2) 媒介企业内的经营部门和外部银行资本、广告主等对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干预和影响; (3) 同业竞争和来自各种利益团体的压力; (4) 一般受众对信息传播过程的影响。正是由于受到了这些压力, 大众传媒在制作、报道信息时, 必然地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宣告了纯粹客观报道的破产。

格伯纳等人在讯息系统分析中发现, 美国的传播媒介在总体上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利益、观念和价值。今天美国新闻业几乎被五大广播公司垄断, 这些财团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媒介与政治权力接轨、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对内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现行秩序, 它们便极力追求自由、民主、平等, 恪守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报道尚且客观公正;而在对外传播中, 一旦事情关涉自身利益, 媒介往往扮演了政府宣传的旗手, 不惜丑化对方, 蛊惑视听。这表明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 当政者都不可能放任这个引导舆论的工具, 让其成为危害自身政权的隐患。因此, 在新闻报道领域绝不存在支撑完全客观、中立的土壤, 由语言、文字、画面、影像等象征符号组合而成的新闻素材都是根据一定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进行加工整理的产物。美国媒体新闻报道“第二标准”的存在印证了格伯纳“制度分析”理论的合法性以及新闻媒介受国家经济政治制约的必然性。

(二) 惯习机制:揭露性批评报道成媒介常态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阐释媒介场域理论时提出了“惯习”概念, 它被视为场域中关于行动者的理论。所谓“惯习”, 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的形成离不开场域的自主化。布迪厄认为场域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获得相对自主性, 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形成一套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逻辑规则。这些规则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 而具有比较固定的结构, 沉积于行动者的思维深处, 内化为处理问题的惯习。惯习是历时性兼具共时性的双重时间结构的持久禀性系统, 构成了人的社会实践行为的总根源。

由于社会分工呈现多元化, 每一种分工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因此不同的行业会产生不同的惯习。近代大众化报刊在同经济场域、权力场域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惯习”, 这些惯习是新闻事业本质逻辑和行为准则的体现, 框架着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报道实践, 又是新闻业内部运转和向前发展的推动力。因为地域的差异性, 美国新闻业在历史发展和演进的长期进程中, 衍生出了一整套完善的新闻职业性惯习和规范, 其中以揭露负面新闻为主的批评性报道无疑成为美国新闻界的重要指针。揭丑性报道在20世纪初历经“掏粪运动”后, 得到了极大发展, 现在已成为一种媒介常态。就是在美国国内, 依然出现了和存在着很多为媒体所揭发批判的报道或事件, 如尼克松水门事件、克林顿绯闻、监听风暴等, 政府无能、官员贪污腐化和性丑闻更成为经常被媒体披露的焦点。

中国媒体在定性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时, 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美国媒体对负面性以及冲突性新闻的极度关注, 这种做法截然相反于我国媒体重视正面报道、侧重宏大和谐场面的新闻路径。笔者建议, 在强烈谴责和抵制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中故意歪曲事实真相的卑劣行径时, 也要理性地看待美国媒体新闻报道背后的职业惯习和文化心理积淀, 降低敏感神经。前者是一种原则问题, 而后者或许是一种心态问题, 需要我们调整情绪, 从而更加有力地改进我国对外传播体制和提高中国国际形象。

摘要：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学者多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尤其是涉华报道的“双重标准”问题, 抽象而宽泛地进行政治归因, 且简单地混同外报报道自然事件与社会性事件的显著性差异。有鉴于此,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格伯纳“制度分析”和布迪厄“惯习机制”范式出发研究这一问题, 希望从本质的源头上廓清美国媒体涉华报道“双重标准”存在差异的必然性, 科学地认知外报内容生产模式的内在性机理。

关键词：美国媒体,涉华报道,双重标准,制度分析,惯习机制

参考文献

[1]吴世文, 石义彬.从英、美、澳三国主流大报对新疆“7·5事件”的报道看新闻偏见[J].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10.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第2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惯习 篇8

《老人与海》 (The Old and the Sea, 1952) 是20世纪美国文学巨匠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 的经典代表之作, 并于195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52年旅居香港的张爱玲率先翻译了《老人与海》, 成为该小说中译的第一人, 其译本由香港中一出版社推出面世, 时隔五年, 1957年我国著名老翻译家海观首次将该小说翻译到中国大陆, 开始了《老人与海》在大陆的译介之行。自此,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走进了华人读者的视野, 掀起了国内学界译介研究的热潮。此后, 近60年间, 《老人与海》在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受到的关注不断升温, 截至2013年, 《老人与海》的中译本有30多部, 其重译和再版的阵势蔚为壮观。据笔者CNKI文献检索统计 (至2013年12月) , 以《老人与海》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多达1000多篇, 博硕士论文49篇, 其中, 《老人与海》的翻译研究论文仅有46篇, 研究视角涉及文学译介、接受美学、解构主义、互文性、阐释学、女性主义、认知学等。然而, 基于翻译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还很少见, 以译者惯习为视角进行的《老人与海》翻译研究更是如此。鉴于此, 本文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这一重要概念, 以李文俊201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老人与海》中译本和张爱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的再版本为比较研究对象, 着重探寻译者惯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2 译者惯习

惯习、场域、资本是法国杰出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社会学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在布迪厄看来, 惯习是“定势系统” (system of dispositions) (Bourdieu, 1990:54) , 是“一套持续的且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 它把过去的经验综合起来, 每时每刻都作为知觉、欣赏、行为的母体发挥作用” (Boudieu, 1990:36-39) 。它具有“结构化”与“被结构化” (Thompson, 1991:12) 两大核心特点, 一方面, 具有结构化特点的惯习会影响人的思维、态度、行为等, 从而使具有一定惯习的人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思维习惯作出有规律可循的行为。另一方面, 被结构化的惯习是指惯习来自于早期的社会化经验, 因而一个人的行为必然会打上先前经验的烙印, “产生出与早期社会化的结构特征对应的洞察力、抱负以及实践” (Swartz, 1997:103) 。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社会学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借鉴到翻译研究之中。其中, 最早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的是加拿大学者丹尼尔·西米奥尼 (Daniel Simeoni) , 并撰写了论文“译者惯习的核心地位” (The Pivotal Status of Translator’s Habitus) , 探讨了翻译研究中译者惯习的重要意义, 认为“译者长期以来似乎对文化、社会经济条件存在一定的依赖性, 译者在后天环境中培养而成的第二本性是影响其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成为评价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尺度” (Simeoni, 1998:11) 。另一加拿大学者让·马克·古安维克 (Jean-Marc G o u a n v i c) 同样探讨了翻译研究中译者惯习问题, 在“翻译研究中结构的建构主义模型” (A Model of 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一文中具体分析了译者惯习的习得, 并运用具体案例讨论了译者惯习对翻译选材和翻译风格的影响, 由此, 古安维克认为译者惯习贯穿翻译行为的始终。

布迪厄社会学视阈下的翻译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 但也不乏积极的实践者。国内学者如李红满 (2007) 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翻译社会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综述,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翻译社会学的宏观发展脉络图;邢杰 (2007) 认为翻译行为并不仅仅受制于规范的干预, 译者惯习直接影响译者的理解、态度及翻译策略;香港学者王悦晨 (2011) 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关键词解读;王洪涛 (2011) 则分别论述了“社会翻译学”学科的名与实, 既从“名”的层面论证了该学科存在的合理性、有效性及科学性, 还从“实”的角度分析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以期促进该学科的建构。

3 从《老人与海》译本看译者惯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译者惯习不仅在宏观层面影响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对原作语言的翻译, 还对其翻译策略、措辞等微观方面产生影响。因此, 本文将从原作主题的解读、翻译策略的选择、性别意识的介入这三个方面对比分析译者惯习是如何影响李文俊与张爱玲《老人与海》的翻译。

3.1 原作主题的不同解读

《老人与海》讲述的是主人公圣地亚哥在茫茫的大海上, 凭借着超人的勇气和智慧苦战三天两夜战胜大马林鱼, 并杀死无数鲨鱼, 最后带着一条光秃秃的骨架返回港口。期间, 老人虽然左手抽筋, 并几次因筋疲力尽而险些眩晕过去, 但始终没有放弃奋力反击。这部短小却不渺小的杰作, 诠释了“人可以被毁灭, 却不可以被打败”的生存意义、生命尊严和崇高精神。本文将从两位译者为《老人与海》撰写的译后记和序言中窥探李、张对原作主题的不同解读。

李文俊是美国文学研究专家, 他用学者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部译作, 将翻译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不仅对原著的细节问题进行细致考究, 力图忠实于原作, 而且还为译著撰写序言或译后记, 介绍原作的创作背景、主要内容、思想内涵等, 帮助读者理解原文。李老在教育、职业生涯中培养而成的惯习不仅使他的译文质量很高, 他撰写的序言或译后记也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陶洁, 1992:29-30) 。李文俊在《老人与海》的译后记中既交代了翻译的缘由, 介绍了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学界评论, 还对原作主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解读。先生在译后记中是这样解读《老人与海》的:他认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力作《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一样, “具有同样的恢宏、庄严与力度, 足以震颤与净化进人的灵魂” (李文俊, 2012:131) 。此外, 李老将《老人与海》视为“一部写人的普遍命运的哲理性寓言:人生在世, 必定会遇到挫折与苦难, 经过奋斗, 总会不无收获, 得到愉悦、满足和友情, 但最终还必然得走向失败与死亡。不过总的来说, 在整体上, 人类还是在朝前蹒跚行进” (李文俊, 2012:133-134) , 肯定了《老人与海》对不屈不挠奋斗精神的讴歌, 因此, 李文俊的译本完全展现了永不言弃的乐观和坚持, 与原作赞扬英雄主义的主题相吻合。

作为身兼作家身份的张爱玲来说, 她在文学领域形成的惯习, 即她的文学创作观必然会对其翻译实践产生影响。张爱玲是悲观主义者, 国家的动荡、家庭的不幸、个人的坎坷遭遇都化成了一股浓浓的悲观情绪, 在她看来, “长的是磨难, 短的是人生” (张爱玲, 1992:32) , 因而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苍凉的, 给人一种无奈与惆怅之感, 其笔下的人物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 最后的结局都像《金锁记》中的姜长安, 终究无法摆脱命运的摆布, “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小说中人物“明知挣扎无益, 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 便舍弃了。……不经战斗的投降。” (迅雨、陈子善, 2004:13) 。这种悲观情绪使得冷眼旁观人生的张爱玲认为苍凉是一种美, 进而深深影响了她对《老人与海》主题的解读和理解。她在译者序言中写到:原作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 而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 同时她还担忧自己的译文能不能“传达出原著淡远的幽默与悲哀” (张爱玲, 2012:3-4) 。在张爱玲看来, 圣地亚哥和马林鱼无论怎么抗争都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 马林鱼被老人打败, 而回港途中却遭遇鲨鱼的袭击, 老人最终也失去了辛苦得来的胜利果实。“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愿望, 我总觉得无限惨伤” (张爱玲, 1992:268) 。张爱玲在原作中读到的是“生命的心酸”, 从而使她的译文呈现出绝望的无奈与辛酸, 其译文的基调是悲壮的、苍凉的。这是因为她的文学创作观与《老人与海》传达出的人生观大相径庭, 面对悲剧, 海明威通过老人的顽强抗争告诉读者, 生命的奋斗不息在于同命运百折不挠的抗争, 《老人与海》表达的就是不畏艰险、永不言败的奋斗观。而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苍凉的, 在那里人们看不到希望, 也无法摆脱命运的摆布, 张爱玲受其悲观主义文学观的影响着力阐释原作的苍凉之感, 弱化了原作的英雄主义气概。

3.2 翻译策略的不同选择

李、张二人在翻译《老人与海》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李译本偏向汉语表达, 以归化为主, 张译本则倾向异化, 其译文有时过分拘泥于原本的语言形式, 译文中欧化表达较多, 读起来有点生硬。在处理原作西班牙语上, 李选择保留并加脚注加以说明的方法, 张则直接将西班牙语译成中文。二者翻译策略的不同归因于他们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的译者惯习不同。

李文俊先生主张“归化”的翻译, 认为译文应该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水平和期待视野。同时, 译文要忠实于原作的“灵魂”, 即译者需通过翻译不温不火、恰如其分地将原作的意思传达出来。因此, 译者在翻译时要纵观考虑问题, 如“对全书的精神理解得是否准确, 译文所用的风格是否贴切, 作者的感情是炽烈的还是淡漠的, 态度是含蓄的还是外露的, 文字口语化的程度又如何” (李文俊, 2002:117) 。不仅如此,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译介的外国作品, 先生非常注重细节, 对于自己不明了的地方虚心向相关学者请教, 并通过加注解的方法将原文的文化信息传达出来, 力求保证译文的质量。而张爱玲倾向于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 这是因为她的翻译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社的赞助下进行的。1952年, 由于无法适应新中国的政治环境, 张爱玲离开上海, 来到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赴港后迫于生计, 张爱玲开始在美新社从事翻译工作, 开始了其职业翻译生涯, 而美新社是美国政府向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政治机构, “译介的作品都明显表现出了美国社会、文化的主流价值观” (王晓莺, 2005:26) , 其目的是借助美国文学的翻译“向中文读者传达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理念, 以实现其文化渗透” (ibid) , 因此, 张爱玲需借助异化翻译以达到文化移入与输出的目的。现举以下几例加以分析。

原文:“Come on, ”the old man said aloud.“Make another turn.Just smell them.Aren’t they lovely?Eat them good now and then there is the tuna.Hard and cold and lovely.Don’t be shy, fish.Eat them.” (Hemingway, 2012:34-35)

李译:“来呀, ”老人大声说道。“扭转身子再游回来。你闻闻香味呀。不是挺香的吗?现在把它们全都吃下去, 吃完还有那条金枪鱼呢。肉头瓷实、阴凉阴凉的, 好吃得很呢。胆子大一点嘛, 鱼儿。把它们全都吃了吧。” (37)

张译:“来来, ”老人自言自语。“再兜一个圈子。你闻闻看。这沙丁鱼可爱不可爱?好好地吃他们吧, 不时还可以吃吃那条鲔鱼。硬硬的, 冷的, 可爱的。鱼, 别怕难为情。吃吧。” (26)

该句是老人对刚上钩的马林鱼说的话, 希望大鱼能好好享受鱼饵, 这样鱼钩就可以把大鱼牢牢钩住。对于“Hard and cold and lovely”三个并列的形容词, 李文俊译为“肉头瓷实、阴凉阴凉的, 好吃得很呢”三个简短精炼的句子, 符合汉语流水句的表达习惯, 译文清晰流畅, 倾向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张爱玲的译文仍然以三个并列的形容词呈现, “硬硬的, 冷的, 可爱的”, 其译文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 倾向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对原文的结构、语序和用词亦步亦趋, 这种欧化表达使译文读来不免生硬。

原文:They were very tiny but he knew they were nourishing and they tasted good. (86)

李译:虾小得很, 不过他知道他们还是能滋补人的, 再说味道也还不错。 (96)

张译:它们非常小, 但是老人知道它们富于营养, 而且它们味道好。 (61)

上世纪30年代, 有“中国研究汉语欧化现象第一人”之称的王力先生列举出7种在汉语里新兴的句法, 分别为定冠词的使用、动词修饰语、被动语态、并列结构、插入语、从句的使用、代词的重复使用, 并认为它们是在以英语为主的欧洲语言的影响下产生。上例中张爱玲将一句话中出现的三个代词“they”全部翻译成“它们”, 是典型的代词的反复使用, 造成了欧式句式的重复。而李文俊采取了增补的翻译方法, 增加了主语内容“虾”, 将代词翻译成名词, 且后面用否定表肯定, “也还不错”来形容味道, 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突显出张爱玲的译文有些过分拘泥于原文。

除上述外, 李、张二人翻译策略的不同还表现在对原作中西班牙语的翻译, 张爱玲倾向将文章中的西班牙语直接翻译成中文, 而李文俊在多数时候做了保留并在脚注中添加说明。作为老人的母语, 西班牙语在小说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它们表达了英语词汇所不能传达的意义。一则, 它们能够体现老渔夫特有的情感与心理活动;二则, 彰显了故事的地方色彩与生动性, 使作品焕然一新。那么, 对于这些西班牙语词汇该如何翻译是译者需要斟酌的问题之一。

原文:“Galanos.”He said aloud. (94)

李译:“Galanos, ”他大声说道。 (106)

张译:“加朗诺, ”他大声说。 (67)

“Galano”是古巴渔民对一种鲨鱼的称谓。张直接音译而没有任何脚注或者解释性翻译, 使读者不禁困惑“加朗诺”到底指什么, 而李文俊对“Galanos”一词进行了加注, 使读者明白在西班牙语中Galanos原意为“杂色斑驳的”, 在文中用来称呼短鼻鲨, 因其色彩斑驳, 也可译为“花皮鲨”。张爱玲将西班牙语直接翻译成汉语, 失掉了原著中的西班牙风味, 同时, 原作中通过使用西班牙语词汇传达出的浓厚的地方色彩和老人特有的情感也成了空白, 这是此种策略的弊端之一。而李文俊采取保留外加脚注的方法处理西班牙语的翻译, 这样做一方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信息, 另一方面帮助读者更好地体会老人的心理活动。

3.3 性别意识的介入

随着翻译研究的转向和发展, 翻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语言转换, 而是一种创造性改写活动。在改写过程中, 译者的个人惯习, 如审美取向、文化态度、性别身份等个人倾向是影响译者翻译的重要因素。其中, 译者性别身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不容忽视。这是因为“译者在解读、翻译原文时, 其性别意识会介入其中” (王璟, 2011:102) , 当译者的性别意识与原文相符时, 译者会借助翻译“维持并促进 (原文) 性别建构” (西蒙, 2001:310) , 反之, 译者则会对原作性别进行消解和重构。通过比较分析李、张二人的译本, 笔者发现译者性别对翻译实践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女性译者选词的女性化, 第二, 男女译者对渔夫生活了解的差异性。

译者张爱玲是以关注女性而享誉华人世界的女作家, 在她的作品中无不充斥着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 试图通过描写女性的生存状况表达其女性主义思想:强调女性独立, 追求两性平等。张爱玲强烈的女性性别意识与《老人与海》描写的男性世界相冲突, 因而在翻译以诠释“硬汉精神”著称的《老人与海》这个具有男性话语色彩的文本时, 张爱玲必然会发挥其译者主体性, 对原作进行性别重构, 消解了原文的男性中心主义, 使她的译文具有了女性主义色彩。与之相比李文俊如陶洁先生所评价的那样, 是一个“执着的老实人”, 在翻译的道路上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李文俊先生执着的精神与《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如出一辙, 因而李老也更能把握原作的硬汉精神。对比两个译本, 我们可以看到, 张爱玲的译文穿插着女性特有的词汇或句式, 有的出现在老人与小男孩的对话中, 有的则用于描述老人的动作, 使得硬汉老人披上了一层柔情的外衣。现举几例。

原文:“I must give him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belly meat then.He is very thoughtful for us.” (14)

李译:“那么除肚腩肉外我还得再加上些别的东西。他真是挺关心我们的。” (14)

张译:“那我除了肚肉一定还要多给他一点。他对我们非常体贴。” (12)

该句是孩子从露台饭店给老人带回来饭时, 老人为表示对马丁老板的感激之情说的话。对“thoughtful”一词, 男译者李文俊将它翻译成中性词“关心”, 而女译者张爱玲把它译为很具女性色彩的“体贴”, 这里张爱玲不自觉地把自身的女性意识融进了译文。

张爱玲的女性性别意识不仅在老人与孩子的对话中有所体现, 其女性印记还见诸于老人捕鱼时的动作描写中。

原文:The old man held the line delicately, and softly, with his left hand, unleashed it from the stick.Now he could let it run through his fingers without the fish feeling any tension. (34)

李译:老人轻轻地托住钩索, 同时又用左手轻轻地把它从竿子上解下来。现在他可以让钩索在手指间滑动而不致让鱼儿察觉出有任何张力了。 (36)

张译:老人细致地握着钓丝, 然后轻柔地用左手把它从杆上解下来。现在他可以让钓丝从他手指里滑过去, 而那鱼不会觉得紧张。 (25)

这一段出现在老人确认了马林鱼已经上钩, 为了不使马林鱼感到拉拽的力量, 老人“delicately”and“softly”解下杆子上的钩丝。在这里, 男译者李文俊先生将“delicately”和“softly”两词都翻译成中性化的“轻轻地”, 重在展现老人动作的小心翼翼。但女译者张爱玲在选词上使用了带有女性意味的“细致地”、“轻柔地”, 两个颇具女性色彩的形容词连用, 在无形中使硬汉老人女性化, 这是张爱玲女性主义意识使然的结果, 在张爱玲译本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诸如此类的例子。

原文:Each bait hung head down with the shank of the hook inside the bait fish, tied and sewed solid and all the projecting part of the hook, the curve and the point, was covered with fresh sardines. (24-25)

李译:每一个鱼饵都是鱼头朝下, 钩把藏在饵鱼的肚子里, 外面缝得密密实实, 鱼钩所有的突出部位, 钩弯钩尖, 全让新鲜的沙丁鱼裹上。 (25)

张译:每一个饵都是头朝下, 钩子上直的一部分戳在作饵的鱼里, 缚了起来, 缝得牢牢的;钩子突出的一部分——弯曲的部分, 和尖子——完全覆盖了新鲜的沙汀鱼。 (19)

这段是对老渔夫钓鱼技术的描述。李文俊从小在海边长大, 熟悉渔民生活, 加之其丰富的生活阅历 (翻译《老人与海》时已80高龄) , 在翻译钓鱼活动时, 比较地道。而张爱玲深受女性性别身份的影响, 本身“对海毫无好感” (张爱玲, 2012:3) , 对渔夫生活也缺乏相应的了解, 因而在翻译这段时, 给人一种硬生生的感觉, 甚至还出现了错误翻译。“all the projecting part of the hook, the curve and the point”是指鱼钩的突出部位, 钩弯和钩尖, 而张爱玲翻译成“钩子突出的一部分——弯曲的部分, 和尖子——”属误译。

4 结语

由于生活经历、教育背景、职业生涯、性别等因素的差异性, 李文俊与张爱玲形成了不同的译者惯习, 从而为读者呈现出风格迥异的译本。李文俊将翻译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翻译之余, 对原著进行细致考究, 在翻译《老人与海》时不仅注重细节, 采取保留并加脚注的方法处理西班牙语词汇, 而且还撰写了长篇译后记对原作主题进行了深刻到位的解读。此外, 他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培养而成的翻译惯习, 促使他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使译文读起来顺畅, 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张爱玲是作家型译者, 受其悲观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张爱玲着力阐释原作的苍凉之感, 淡化了原作的英雄主义气概。此外, 张爱玲还是一位女性主义译者, 在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个具有男性话语色彩的文本时, 张爱玲对原作进行了性别重构, 消解了原文的男性中心主义, 使她的译文具有了女性主义色彩。总之, 由于译者惯习不同, 两位译者的译作风格迥异。

摘要：自1952年张爱玲首次将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翻译到华人世界以来, 该小说现已有三十几个中译本, 其中李文俊与张爱玲译本颇具个性特点。本文以李、张译本为研究对象, 借鉴布迪厄的社会学核心概念惯习, 对译者惯习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研究。笔者认为, 由于受家庭、教育、职业、性别等因素的影响, 两位译者形成了不同惯习, 因而呈现出风格迥异的译本。